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阿萨·勃里格斯《马克思在伦敦》（1982）
6 布卢姆斯伯里区
从第恩街出发，卡尔只须走短短一段路就可以到达他的工作地点——位于布卢姆斯伯里区的不列颠博物馆。他可以从第恩街走到索荷广场，再从那里走到牛津街，这条街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虽然那时候伦敦还没有现代化的百货商店，卡尔还是可以在沿途看到在19世纪40年代期间一些买卖兴隆的大商店安装的大玻璃橱窗。今天，在牛津街上19世纪早期的住房已廖廖无几，像现在这样延伸出来的一小段现代化的托登楠大院路一定会使他惊讶不已。但是，当时的噪音会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是由成千上万的铁轮马车和货车发出来的嘈杂声。到夏天，空气中含有一股浓烈的马粪味，而在雨天大滩的类堆便从通道上被冲刷干净。如果在今天，马克思会走过一个现代化的路标——基督教青年会大楼，沿着大罗素街进入不列颠博物馆。
如果伦敦有哪一部分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区”的话，那就是布卢姆斯伯里，尽管卡莱尔有一次曾挖苦说：“有那么几个低能的人到不列颠博物馆去读书”。到20世纪，这个地区才跟“布卢姆斯伯里集团”这个名称联系在一起。这个集团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后主要是到20世纪30年代，它又跟伦敦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大楼联系在一起。然而，马克思当时所知道的布卢姆斯伯里，则是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的创造物，它是从贝德福庄园发展起来的。
今日的不列颠博物馆
布卢姆斯伯里的发展开始于1660年，即王朝复辟时期，当时布卢姆斯伯里广场已经铺建起来，房屋开始沿着广场以西一条僻静的村巷修建。这条僻巷就是人们后来所熟悉的大罗素街，从那里著名建筑师雷恩可以望到一片空旷的草地，纵目所及，可以看到海格特。大罗素街上的建筑物之一便是蒙塔古纪念馆，它从1759年开始改成博物馆，同时还开始收藏英国历代国王的藏书。不列颠博物馆本身是根据国会1753年颁布的法案建立的。蒙塔古纪念馆在当时已经给学者们提供了阅览室，然而，由于原来属于国王乔治三世的大量藏书收归博物馆所有，次年又收集了大批的私人藏画，于是监管委员会便开始计划修建一所新楼——一项历34年之久才完成的庞大工程。
自1842年版权法通过以来，凡在英国出版的每一种书报、杂志和小册子，都要送一份给不列颠博物馆（现在则送给不列颠图书馆）保存。现在不列颠图书馆每年要增加新书3万种，而在架上的图书已经超过700万卷。远在19世纪30年代，给大学生开辟读书的空间的要求就已经日益迫切。当时来了一位有魄力的图书保管员，意大利的流亡革命者安东尼奧·帕尼奇（1797—1879）。帕尼奇曾经逃离意大利的莫丹那别墅（用他的话来说那地方是“美丽的背后隐藏着一团糟糕”），而马克思则终于搬到肯提希镇的同名地点——莫丹那别墅去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吧。
帕尼奇画了一张他所需要的阅览室的图样，给当时负责博物馆建筑的设计师罗勃特·斯默克看。
结果，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实用的阅览室之一就这样出现了。这个大园顶的阅览室，也许是不列颠博物馆最负盛名的部分，它在1890年左右每年就接待了90万名来访者。新图书馆是在1857年揭幕的，当时马克思已经离开第恩街，到郊区去了。据记录，在揭幕那天，在一张张桌子上摆设了备有香槟酒的早餐席。
一两年以后，一位名叫伊波利特·泰恩的法国作家写下了他的印象：“这个图书馆有60万种藏书，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它是园形的，有个园屋顶，这种设计是为了使任何一位读者都不会离中心服务台太远和坐在反光的座位上。在周围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参考书、字典、传记以及经典著作，所有这些书都编排得齐整有条，读者能够就地翻阅。此外，在每张桌子上都有一张小地图或是图表，指明这些书的编排顺序和位置。每张桌子都是隔开的。你的眼皮底下除了木头桌子以外什么都看不见，这样你就不会受到邻座的目光的干扰。椅子都是皮面的，桌面也包了一层皮革；所有的东西都很整洁。每张桌子都配备两支笔，一支是羽毛笔，另一支是钢笔。还有一个用来放书的小案头板，这对于翻阅第二本书或抄书都很方便。要借书的话，只须把书名填在一份单子上，然后把单子送交中心柜台，一个图书管理员就会把书送到你的桌子跟前，而且会很快送来；我曾经试了一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甚至连稀罕的书也是如此。你要对所借的书本负责，直到你还书后把借书单拿回来为止。还有一个专门为妇女开辟的地方，真是考虑得非常周到。”今天，除了那个“专为妇女开辟的地方”已经没有之外，以上的叙述大部分还能适用。
卡莱尔、萨克雷、狄更斯、马志尼、拉斯金等人都在这个大阅览室里坐过，当然还有马克思，他是他们当中最勤奋的读者之一。继马克思之后还有数以百计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格莱斯顿、肖伯纳、克鲁泡特金、甘地等。在1868年的某一天，诗人斯文贝恩曾因受不了这种密封的环境而昏倒过去。后来，另一位诗人——W.B.叶茨，尽管在不列颠博物馆消磨了不少时光，也感到自己跟一些身强力壮的人比较起来是何等的脆弱，因为他记得自己“由于害怕拿起那一本本厚厚的目录索引而不得不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推迟查阅一些必要的参考书”。有一次有人看见肖伯纳在同时阅读《资本论》和华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的乐曲总谱。阅览室的唯一的自然光线透自园屋顶的玻璃，因此当天黑的时候——这在冬季一般是下午4点左右，在雾天甚至更早*——，在那里看书几乎是不可能的。1880年安装了电灯，然而就连这样有时还看不清楚。
* 维多利亚中期伦敦的雾是臭名远扬的，关于这一点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一书的令人难忘的开头几页就已指出。——作者
马克思在1850年6月取得他的阅览证后——这无论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不容易的——，便开始孜孜不倦地读书，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经济学家》的许多过时期刊读了，接着又读了其他的刊物和小册子。他一生中对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史所作的了解，要超过这个学科的大多数教授。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当马克思的健康已经恶化并被疮疥折磨时，他花了许多时间阅读医学书籍，声称他在治疗疮疥方面比任何大夫都懂得多。他给自己开了一些烈性药，其中就有杂酚油、鸦片、砒霜等，并且定时敷用了相当长一个时期。
阅览室中马克思的著名座位
马克思就是在旧阅览室里从事如下作品创作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最后这篇作品，李卜克内西认为它的文字犹如“标枪和利箭，具有火烙和刺杀的风格”。但是马克思对于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不那么满意，他抱怨说：“不断地给报纸写的废话使我烦恼”，“它占用大量的时间，分散我的精力，而且到头来毫无意义”。
在新阅览室里——据传说他的座位是07号——，卡尔从事一项很吸引人的但又势必特别花费精力的研究项目——他的《大纲》。这个作品不仅在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表，而且确实连列宁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发表过。当然，他还在那里创作了他的所有研究项目中最著名的一个——《资本论》，它的第一卷在1867年用德文发表。《大纲》虽然广泛地探讨了许多经济学和哲学的问题，然而它是直接地受1857年财政危机的影响的，这次危机打断了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相对繁荣。《大纲》表现了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富有洞察力。《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部杰出的书，是作为一种学说体系的缔造者的马克思的杰作。马克思抱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去了解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整个历史时期的结构和动态。
卡尔·马克思于1874年3月16日在阅览室登记本上的签字
这是一部巨著，它从分析经济理论开始并进而考察了历史。然而读者很快就会懂得这些经济理论和历史贯彻始终地跟马克思的“为独立的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论据”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在该书创作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他自己所积累的批判性知识，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利用了“迄今没有人用过的官方材料”。当然，这些官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的用意不是为了摧毁资本主义，而是想通过控制它的某些社会后果的办法去巩固它。
《资本论》的以后几卷是在他逝世后才发表的。第二卷发表于1885年，第三卷发表于1894年，也就是在第一卷发表了20多年以后。这两卷是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稿编纂的。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则在恩格斯逝世后由考茨基编的。第一卷的英文版初版大约经过20年才问世，比俄译本要晚得多，虽然卡尔曾经希望立即“在英国找个出版商”，以改善他的“悲惨的物质条件”。这本书获得许多好评，发表在《雅典神殿》上的一篇书评把马克思说成是“工人阶级的预言家”。
《资本论》译成俄文以后，马克思在俄国的追随者们唯恐沙皇的书报检查官会查禁这本书。然而他们大可不必担心，那些检查官们读了这本书，感到非常难懂，于是他们认为只有为数极少的俄国人会去读它，而且在人们了解该书內容以后，读的人就会更少。
至少有一个英国人，即社会主义运动领袖亨·迈·海德门，曾从法文读过这本书；他告诉马克思他“在细读这本书后得到的教益要比他读过的任何一本书要多”。他的一位社会主义者伙伴为了读这本书，竟一本正经地学起法文来。
不列颠博物馆地图
如何走法：
不列颠博物馆，大罗素街，WC1。地铁：乘北行线和中心线，到托登楠大院路车站下车；公共汽车：乘1、7、8、14、19、22、24、25、29、38、55、73、134、176路均能到达。
开放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10时至下午5时。
星期日：下午2时30分至6时。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圣诞节前夕、圣诞节、节礼日、元旦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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