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与人性（1998）
〔附录〕
高兹论工作与人的自由解放
工作是而且一直是人类的主要活动，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失业大潮卷上重来之时，它才再次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左翼人士普遍认为大幅度的失业是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然而战争需要调动所有的经济力量，为了保证全员就业政策的实施与推行，几个主要的工业财团在二战中应运而生。战后，人们在工作属于人的基本需求与权利这点上达成了政治共识。联合国1948年《人权宣言》第23章第1节对此做了如下陈述：“人人都有工作的权利，有自由选择在何种工作条件下从事何种职业的权利以及享受失业保障的权利。”
但是近年来，这种主张频频受到右翼人士（他们一贯持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甚至左翼人士的质疑。安德列·高兹就是左翼阵线中最负盛名的一位批评家。在他的一系列充满生机与思想启发的著作中，安德列．高兹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作观提出了挑战并引发了新一轮的论战（Gorz 1982,1983,1985）。他在后来的《对经济理性的批判》（1989）一书中将其论点生发开来，并在几个重要的方面进行了修正。
—、未来的工作
在关于未来工业社会工作状况的论战中，高兹的基本主张已成为主流论调的一种，因此他的观点可谓众人皆知，即便是那些从未拜读过他作品的人也对此略知一二。高兹认为，新技术的引进正把我们导向这样一种境况，那就是人人享有全职工作的目标已不再可能，也没有必要了。“社会生产不再需要每个人都投入到全职工作中去。原有的工作伦理也不再切实可行”（Gorz 1989:220）。
新技术有着巨大的潜力，可以大幅度地减少工作时间；但是现在的政策依然以提供全职工作为目标，没有让它发挥出应有的效果。相反，这些政策正逐渐使社会两极分化——一方面，专业人士拥有稳定的工作，享受着高薪的待遇；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却从事着卑微的、不稳定的兼职工作，或是处于失业状态，因而无法真正有效地参与社会活动。因此，有必要对工作在人生中的地位进行根本反思。
个人要想获取全面的发展，就必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高兹将“工作”一词解释为具体的就业或职业，并认为“工作的目的是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他认为工作只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工作已不再让人感到满足，它也不再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活动：它是非人性化的，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因此必须减少这样的工作，增加“自由的时间”即“生活的时间”，以使人们能投入到经济范围之外的种种富有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之中。高兹在以前的著作中着重强调了“自主性活动”的重要性。他指出：自主性活动并不主要是为了满足某些需要，活动的意义在于活动本身，就像社区的自由自愿活动、人的兴趣爱好或者艺术活动等。
高兹在《告别工人阶级》和《通向乐园》两书中为上述观点做了积极的辩护。事实上，在他近期的作品中我们也不难找到这些观点的影子（Gorz 1989:partⅠ）。然而，高兹现在的观点似乎已与先前的相去甚远，甚至有一系列的冲突。其中最大的转变就是对人生职业的看法。在高兹的早期作品中，职业被描述为一种完全消极的现象；由于可以“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人们似乎应该为失业而感到开心，尤其在没有什么收入方面的严重损失的情况下。高兹在他的《通向乐园》中还提出生活保障金的想法。
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不管有没有保障性收入的存在，失业都很不受欢迎。高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他甚至赞成人人都应该享有基本的“工作权利”。他认为，在公共领域中拥有一份有偿工作是个体成为经济公民和社会成员的基础。“正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相应的报偿，我们才真正成为公共领域的一员，被社会所承认并获得一个社会性的身份。”（Gorz 1989:13）现在，高兹甚至坚决反对发放生活基本保障金，把保障金当作主要的“失业津贴＂（同上书：第238页），也就是所谓的“边缘工资与外围工资”（同上书：第205页）。
与此同时，高兹的政治倾向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在以前的著作中，高兹主要关注的是那些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失业者、妇女等——高兹在《告别工人阶级》中将他们称为“无工作、无阶级的人群”。这些人饱受工作伦理的压迫，因而必将成为后工业时代新兴的革命者。这种说法很普遍，但是认为最受压迫的人最富有革命性是一种谬见。高兹已完全放弃对这些人所寄予的厚望，因为他们无法完成他所期待的革命任务（同上书：第92页）。他现在主要寄希望于工人阶级自觉的运动（同上书：第98页）。
高兹认为经济领域的工作与非经济领域的其他工作存在显著的差别。这种区别至今依然存在。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高兹对此二者的认识是泾渭分明的；但是重新审视职业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以后，高兹的见解似乎有了方向性的转变。他对有偿工作与其他创造性活动的关系有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两种活动都很有价值并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种崭新的观点无法再简单地用过去的术语“专制”与“自制”、“必然”与“自由”等来表示。这些反义词常见于高兹先前的作品中，尤其是在阐述他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时。显然，随着观点的转变，也需要新的词汇。
二、经济理性与非经济理性
高兹在他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对经济理性与非经济理性两个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原有的二元对立依然存在，不过现在却表现为经济理性与非经济理性之间的差异。经济理性是指为市场生产所需商品的理性。这种理性制约着人类的工作，即有偿的工作或职业。这样的工作仅仅是达到交换与谋生目的的手段，它不能直接满足人的需要，也没有自身的目的可言。
这样的工作已成为工业社会的主导，它通常被认为是——不管是明显还是不明显——唯一有意义的工作形式。然而，高兹一再强调说，这种工作只在现时代占据主导的地位。经济领域之外存在着、并还一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生产活动。
高兹在过去的著作中谈到了“自主的创造性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在他现在的非经济类著作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高兹所说的“自主活动”并不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诸种需求，它们不属于＂必然领域”，它们是自由的也是自愿的。因此，是否应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工作还值得商榷；否则，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就不复存在，工作实质上也就成为人类所有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同义词。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高兹着重谈论的是他所谓的”为自己服务的工作”，即为了直接满足个体自身与家庭需求的工作。这是早期社会形态中最为常见的工作形式。即便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工作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不仅是在人工耕作依然盛行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最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在家务与孩子的看护等方面，都是如此。这些工作并不涉及交换商品的生产，因而不受经济理性的制约，高兹认为，它们受制于人际关系、相互间关心与协作的不同原则。
高兹还专门对人的价值和这种工作的重要性做了如下的论述：
为自己服务的工作对人类的创造与公私领域的区分都很重要。而公私领域的区分必须以创造为基础。设想如果私人领域的所有工作被各种对外服务所代替，你就不会再有“在家”的感觉了……我们必须从事为自己服务的工作以实现对我们自身以及各种目标设置的把握。实际上，这种目标的设置就是我们自己的延伸，它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自我，让我们在可感知的私人领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Gorz 1989:158）
事实上，私人领域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随着资本主义和商品生产的大发展，原来很多的家务工作已被专业化，转变为有偿的对外服务。这种趋势还在继续。那些市场以外所剩无几的创造性生产活动领域正逐渐消逝，而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则愈加受控于经济理性与市场的逻辑。
传统的工作形式有其内在的种种限制，高兹认为，它们受“满足”原则的制约。当个人为自己而工作时，他／她只是生产出个人所需的产品就足够了。相反，市场的经济理性却没有这种内在限制原则，它只是单纯地追求最大限度的产出，它的目的就是无限制的增长（Gorz 1989:120ff.）。新权利智襄团的成员一直在警醒我们：现在，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已无一例外地受到经济理性的影响。然而，高兹指出，并不只是自由市场权利的支持者对此发展趋势拍手称赞，迄今为止，大多数经济方面的哲学思想（包括传统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将市场的扩张看作一种社会的进步。
高兹认为这种趋势必须得到抑制，市场必须得到规范和限制。但是应该如何着手进行呢？这正是高兹的评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在他的评论中，高兹大量引用了韦伯学派的社会学术语，尤其是哈贝马斯的思想；然而也可以说，高兹的理论构想与19世纪一批著作家对于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公正而不失浪漫色彩的评论有关。这批作家包括卡莱尔（Carlyle）、罗斯金（Ruskin）和莫里斯（Morris）等（Wiener 1985;Jay and Jay 1986）。但是，高兹的思想与哈贝马斯的更为接近。高兹并不全盘否定经济理性化的进程，也不主张退回到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高兹认为，应该对经济领域实施限制，以保证个人关系与个体自由的空间。其评论的目的就在于提出具体的操作原则。
在高兹看来，这些领域之间有着十分明晰的界限，其中只有市场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有效的组织形式；而市场的经济理性是生产基本物质资料的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事实上，市场组织是现代社会所需物质生产水平所必需的。
三、家务工作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理性化进程已产生反生产和破坏性影响。为支持这个观点，高兹列举了以下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家务工作：家务活与孩子的看护。这些活动在过去近一百年间已逐渐被理性化。原来由妇女在家中完成的许多事情现已被公共领域的家政服务所代替。“为自己服务的工作”被商业化了，变成了有偿的服务。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也投身到公共领域的有偿就业之中。
事实上，高兹对家务上作理性化发展的态度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正如他所承认的，这种发展大大促进了妇女的自由解放。然而仍有很多家务工作得在家里做，大多数由妇女操持，并且常常由全职的妇女完成。高兹指出，两性共同分担家务工作是一种解决的办法，但要更注意公平性。但有不少人认为家务工作的进一步理性化与社会化是必需的；这一发展过程并没有完成。
高兹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家务工作不能也不应该被进一步理性化。他坚持认为，这种工作与有偿职业的工具性活动不同。它是一种“没有价格、没有交换价值……没有‘实用性’的工作；尽管会付出许多艰辛，但工作最终会收获满意”（Gorz 1989:136）。因此，家务工作不应该被看作是强加于我们的工作或杂务。相反，它应该被看成是“我们自身的一种需要，它让我们在私人领域中获得更多的自我归属感，从而更好地把握自身”（同上书：第157页）。
然而，这种观点肯定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大多数不得不从事家务工作的妇女反对这种乐观的看法：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0%的家庭主妇讨厌做家务活（Oakley 1982:173）。其次，高兹的论点太笼统，他并没有指出家务工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经济理性化[1]。而高兹则回应说家务工作的进一步理性化会导致私人领域的完全消失。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还不太可能。诚然，极少的一部分有钱人可以雇佣人做家务，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等等；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繁杂的家务工作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是不可能避免的。然而，减少这种负担就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享受更有意义的家庭生活。但认为家务工作是，或者应该是一种“爱的工作”，则是一种误导。
四、护理职业
高兹谈到的第二个领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这一领域涉及护理或帮助方面的工作，例如医生和教师的工作，还有护士、社工（社会工作者）、治疗师等“护理职业＂。高兹认为，对这些工人而言，
挣钱应该不是工作的目的，而是他们发挥专长的一种手段。当然挣钱谋生不在我们讨论之列。……而且要把工作做好的话，他们必须得有强烈的“职业意识”，那就是具有无条件地帮助他人的欲望。（Gorz 1989:144）
换言之，这样的工作是无法被经济理性化的，就像家务活和孩子的看护一样，它受着另外一种理性的支配，那就是人类关怀与爱的理性。这两种理性是相互对立、水火不相容的。“在家庭成员和集体成员之间不存在商品关系，否则集体就会被瓦解而至消亡；而爱、关怀和同情也绝对无法用金钱买卖，除非它们是假的”（Gorz 1989:140-1）。因此，高兹认为这些与人的关爱有关的活动最好由志愿者从事，而且与此相关的职业也应该逐渐走向非职业化：“我们必须重新反思所有这些活动，它们需要我们将全部的身心投入其中，以推进自发的义务服务的发展”（同上书：第145页）。
对市场的道德谴责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共鸣，但这些谴责却值得仔细的推敲，因为我们无法将可以经济理性化和不可以经济理性化的活动完全区分开来。高兹认为，医生、教师、护理者的工作有赖于关怀与爱的付出，而这种关怀与爱是没法职业化的，所以这种工作最好由志愿者从事，在家庭或社区范围内展开。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他的观点无疑将人际关系和社区关系理想化了。而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关系是反复不定的：有时温馨，充满了人情味，就像高兹所描述的那样；有时脆弱，冷漠，充满敌意，让人痛苦。众所周知，教育与护理需要友谊和亲情的支持，但如果仅仅依靠友谊和亲情，它们就会变得杂乱无序。把教育与护理这些活动变成有偿的专业服务，就能使它们标准化、规范化。这样一来可以使医疗服务教育和其他福利得到保证并加以普及，制定最低限度的标准并强制执行。
这些活动的完成，完全依赖于个人的自愿奉献，是不可能实现的。因那是传统的方式，是前资本主义的方式，但事实证明它已完全不能满足发达工业社会的需求。所以，这种个人的义务活动已逐渐在教育、医疗及其他福利领域中被取而代之。然而，纯粹的自由市场运作也已证明，同样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要想提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统一标准，就必须由政府出面组织实施。因此，政府主办的福利事业在各发达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这并非由于政治方面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义务服务和自由市场都无法满足社会的根本需要。
在高兹看来，福利社会试图挽救由经济理性化所带来的“社会凝聚力的瓦”。然而，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因为“福利社会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社会的创造者”（Gorz 1989:132）。高兹所言或许不假，但他却忽视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政府有能力为公众提供满意的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福利，而家庭和社区却无法办到。
无疑，正如高兹所言，在教育、医疗与其他福利领域中，有偿工作的功利性特征与工作的本质意义存在着紧张与冲突。这一点，各领域的工作者应该很熟悉。这些冲突常常会影响工作中所涉及的种种关系，但是关怀与爱依然存在，只是随着服务活动的职业化，这种关爱也在变化——它失去了纯粹个人化的特征，变得一般化了。作为一名医生、教师或社工，你不可能只是为自己的亲友服务，你必须面对工作所及的所有人。这种不再狭隘的关怀是职业化发展的结果，它与高兹所看重的个人的、家庭的感情不同。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人们可能会自觉自愿地照顾他人，而非出于自己的职业要求，其他形式的工作也一样；但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人们先前“自发的”协作精神和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却是不对的。事实上，这种所谓的“自发的”关爱与协作精神是我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而职业化的发展正是通往理想之境的必由之路。
此外，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主张用义务服务取代专职工作的想法不仅是错误的，还十分危险。因为撒切尔夫人的追随者就曾提出同样的主张并试图摧毁福利社会。高兹否认有此意图，只是我们实在很难对他的哲学思想做出另外的解释。
五、经济理性的工作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高兹二元论的另外一极——可以实现经济理性的工作领域，即物质生产领域。高兹认为这些工作与护理性质的工作属于完全对立的两个极端；这些工作不需要个人感情的投入，工作只是为了达到谋生目的的手段。这种观点同样应受到质疑。
现在尽管高兹的主张正大行其道，但他的观点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个人感情的投入几乎是所有工作包括最程序化的工作所必需的。重要的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投入到工作中并从中获得相应的满足，以及如何确定投入的程度，即使是在最枯燥乏味的职业中（Terkel 1977）。这并不仅仅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当今颇有影响力的管理学派也认为：人们可以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而且当他们投入其中的时候，才能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因此应该尽量使工作变得更充实（《在美国工作》1973）。无疑，工作中的紧张冲突常常会使这些美好的计划落空，但不可以因此而混淆工作的根本意义。认为为了钱而工作必然是纯粹功利的、必然会异化，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简言之，要分清哪些工作可以经济理性化而哪些不行是不可能的。像高兹所提议的那样，给市场设置种种限制以保证私人领域的完整，也是无法办到的。高兹宣称自己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他赞成波兰伊（Polanyi）对社会主义所做的界定，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从属于社会”（Gorz 1989:130）。诚然，这样的观点对当今左翼人士的影响很大，但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实际上，这种限制公共经济领域以维护个人私人领域的做法是个人自由主义的特征。高兹的观点是保守的，甚至是落后的，因为他的目的是要限制经济的发展，或者要与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
然而，全盘否定高兹的观点也是不足取的，因为它无疑反映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工作从公共领域中的异化与现代生活的特征类似。现在有不少的人感到工作乏味，没有意义。他们绝望地认为无法从公共领域中找到任何的满足，因而寄希望于向私人领域（即家庭领域）的回归。然而，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世界观，它无法为我们提供真正的答案。
的确，家有时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温馨的港湾，让我们暂时远离那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但它无法完全弥补或取缔公共领域所带来的冷漠和异化。而我们本质上是社会的人，如果放弃建设美好社会的愿望，就无异于放弃我们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活动领域，以及其中潜在的满足。
社会主义反对放弃公共的活动领域，它不主张限制经济，也不反对发展经济。相反，它主张有节制地组织和发展经济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它不赞成高兹等人的没落的浪漫主义论调。它并不像高兹那样，认为工作与其他活动，在公共领域必然会造成异化，也不认为经济与个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是永恒不变的。它认为这些划分都是历史的、变化的，而且是向前发展的。
[1] 高兹的确对此进行了经济学论证，但具有严重缺陷。“在资本主义的英雄时代，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时代”，他说，家务工作合理化的目的就是要减少花在家务上的劳动时间，“以便在工业和集体企业中，劳动生产力更高”（Gorz 1989:154）。今天的目的已不再是提高生产力，而是利用个人的劳动来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因为没有显然的原因，高兹在这里只是忽视了家务工作进一步社会化和机械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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