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多列士自传：人民的儿子 第二章 学习 在我服兵役期内，每当我得到休假，就下矿井做工。 矿内的监工为安全起见，总把我放在那些“马卡”们中间一起工作；“马卡”即黄色工人的别称，他们在矿工代表和互助基金委员会代表的选举会上，专搞反对工会候选人的工作。 在我兵役期满、从军队回来的时候，就无人再雇用我了。于是我不得不做各种手艺；我在建筑工厂中当过小工，后来又当油漆匠，这是我哥路易做过的手艺，他在一九四二年被德国人枪毙。 我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矿工的统一工会中广为活动。这时我和加伯列·贝里建立了联系，他当时在我们那极著名的《前卫》周刊里，开始了他光荣灿烂的共产党新闻记者的生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在一次罢工中，哈佛尔港有四个工人被杀。统一总工会这时就号召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我们矿区的矿工虽然获得消息太迟了一点，但在第二天他们仍响应了这个号召。我变成了我们加尔文区的宣传员。我在每天下班后的晚上，骑着自行车从一个集会又跑到一个集会地去工作。 在一九二三年有两次矿工罢工：一次发生在二月，一次在十一月。我赞成第一次罢工而反对第二次罢工。 第一次二月十五日的罢工，是发生在法国出兵占领鲁尔的时候。那时德国正暂时停止交付应该给法国的煤炭，萨尔的矿工也正在罢工，情况对我们是有利的。 经过几天的斗争以后，就获得了工资的增加，矿工统一工会全国理事会便下令复工，我们是走向了胜利之途。 至于十一月的罢工，很多地方在罢工以前已增加了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二月里能够团结的那些属于总工会的矿工和一些无组织的矿工，就不肯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运动即告失败。 作为一名青年斗士，我在这两次的经验中，获得了一个实际的教训。于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小矿山召开的矿工统一工会代表大会的会议上，我发言说： “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实际……对一个革命者来说，首先应当从实际中、从真相中去观察事实……我认为在一定情况下，应采取一定的决策，但情况一经变迁，我们就应当采取与以前有所不同的决策。成功的条件一显得不够，就应当退却，反之，如果我们认为掌握时机加紧运动便有成功的希望，我们就应当立即进行斗争。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受某种公式或某种决议的拘束，我们不能在这一点上使我们的运动受到拖累。”[1]
我提出列宁多次发挥过的这个思想：就是我们不应该落在工人阶级的后面，而应当永远站在他们的前面；但只是站在他们前面一步。我的祖父始终是社会党党员，但对我的工会工作是赞成的。他对共产党也表示敬重；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攻击共产党的话他总是这样叫起来。 “我不准你们说共产党的坏话！” 一九二一年我们的“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曾这样号召：“到群众中去！组织统一战线！”加莱海峡的共产党战斗员们就不懂得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认为这是在改良主义领袖们面前的投降，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叛变。我在阿维侬工会代表大会上，就为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一九二二年十月的巴黎代表大会上，加莱海峡投给统一战线的反对者一百四十六张信任票，而投给拥护统一战线分子的却只有四十票。我这时就是这一次代表大会中的占少数的统一战线派的代表之一。 可数月之后，整个工会却都同意了我们的观点：从此，它就站到无产阶级统一的旗帜下，承认共产国际的原则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武装占领了鲁尔。共产党就起来反对彭加勒的这种暴力政策，该政策是给希特勒的报复性宣传增添材料。“德国工人是你们的弟兄，同他们实行兄弟般的友爱罢！”共产党的这一宣言曾散发到占领军里面。宣言很快发生了效果。在居士堡，在多尔曼，法国军队都唱着国际歌，走在每次革命游行行列的前头；在埃森城，他们拒绝向占据市政府的失业工人们开火。 这时政府的压迫是很厉害的。党和统一总工会的领袖如加香、孟莫修、瑟马和其他若干人，都以“阴谋”罪名而被监禁。在桑泰监狱中，贝里曾实行绝食。在梅因斯军事法庭，竟判三十七个青年士兵一百三十三年监禁！ 就在此时，党书记福罗萨脱离了我们的队伍。但同时我们的党却获得了一个光辉的党员：《火线》的作者、退役军人协会[2]创始人之一巴比塞加入了共产党。 在这一面受压迫一面斗争的时期，在暴风骤雨压在党头上的时候，我被派去领导加莱海峡的党组织，最初作副书记，随后在一九二三年中就作了书记。我从此成了党的经常工作者，一个“职业革命家”。 在里昂的代表大会上（一九二四），我被举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四年十月，我被任为诺尔地区党的书记：这一地区一共包括三个省：诺尔省，加莱海峡省，索姆省。我也始终还是全国矿工统一工会事务局的一员。 * * *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了。 我们感到极大的悲痛。国际无产阶级及其战士突然自己觉得成了孤儿。列宁不在了！ 但是，革命仍在继续进行，一个人数多到不可胜计，而且未来是属于他们的阶级已接受了列宁的教训。列宁虽然死了，但列宁主义没有死而且在获取胜利。 我和我们同时代的其他战士一样，得自列宁的益处是无限多的。他的思想虽然那样深刻，但永远是为人民所能了解的。我常有机会叫一些同志诵读他的《国家与革命》和《“左派”幼稚病》给其他同志们听。听的同志总是十分感动，而欢呼着：“多么美！多么清楚！” 列宁的著作是那么丰富，以至每一个斗士都可以在他的著作中不断地得到对于政治问题的新的思考题材和新的启发。 如果人们不研究列宁主义，怎样能够克服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所遭遇的一切困难和阻碍呢？列宁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理论。 列宁这个名字首先就代表为和平的斗争。在帝国主义战争正酣的时期，他就摆脱了感情的兽欲发泄和沙文主义的残暴，始终为和平而斗争；不过他的方法并不是用和平的羔羊的呼声，也不是对于恶行采取不抵抗政策，尤其不说“受奴役总比死亡好”那类的话，而是号召群众采取革命的行动。夺取政权。 列宁这个名字就代表对于我们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现象的天才分析——生产的极端集中化，垄断代替自由竞争，金融资本和垄断统治世界，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资本主义托拉斯分割全世界的市场，几个大的强国重分整个地球上的土地。列宁发视了资本主义末期，即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由此他得出结论。第一，帝国主义国家为根据新的势力对比来重分世界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其次，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是可能的。 列宁这个名字就是不断的号召，号召革命，号召建立革命观点，以撕破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面具，打垮机会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他在各种极端复杂而困难的现象中，对每一形势作了具体的分析；指示出应该抓住那一“中心环节么。才能在改造社会的道路上前进。 列宁这个名字就代表革命无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这就是与农民大众和殖民地人民的联盟。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想用恐怖手段去压服农民，列宁主义与之相反，它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并争取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的革命。 列宁这个名字就代表党，在伟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革命的党，以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领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的先进的党。这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是列宁一手建立起来的。他始终，并且首先要保持和保护它的统一。 最后，列宁这个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若干年间的那种历史条件下，就代表为无产阶级“国际”革命党而斗争；为第三国际的斗争；为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来教育党员及一切工人，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全部狭隘性的斗争。 列宁也不仅仅限于为保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那些曲解者和修正派，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斯大林说过、“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3]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带来了新的实质的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的学说更丰富，更向前发展，这正是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斯大林的功劳。斯大林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经验普遍化，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情况的各个方面。斯大林创造了在单单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九二五年二月，我第一次到了苏联。那里，已实现了马克思所预言过的革命。我兴奋地走进这个按照劳动人民的意愿，由劳动人民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来的世界。我赞美这个正在建设的世界，赞美那些平地发展起来的城市，赞美那些不是为堕落、自私的资本寡头的利益，而是为大众服务的工厂机器的转动。“我们没有厂主也建设起了这一切，并且我们没有厂主也使它动起来了！”男女工人们充满了自信的神气这样申明。靠着他们的牺牲和刻苦的代价，他们已努力把被资本主义掠夺和破坏了的土地，变成人人可以居住的地方。 我在后来另外一次旅行中，曾参观过顿涅茨的媒矿。我看到那些矿工从一九二七年起，已经只作六小时的工作了。他们己使用着精良的工具。他们已能享受真正的社会保险和丰富的退休津贴了。我不但看见了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当了自己命运的主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人，我也看见了由革命解放出来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也在这劳动的共和国中，人人都获得了适当的位置。大家都不用再为明天忧愁。他们能工作，能生产；有闲暇的时间，可以在休息所休息；孩子可以交给公家抚养，到了衰老时，可以幸福而平静地生活，就和享受一个美好天气的夜晚一样。 我参观过许多规模很大的学校，富丽堂皇的实验室，拥有近代化工具设备的实习工厂。我也曾眼见莫斯科苏维埃的选举：每天晚上有成群的人到宪法广场去把各工厂的代表名单是交给苏维埃。无产阶级国家中最有地位的人跑来向工人们致敬，向他们祝贺。 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眼见的都是真正民主主义的景象和人民大众掌握政权的景象。这使我想起我们的那些形式上的民主，在那种形式民主下，所谓自由，对无产阶级来说常常就只是有饿死的自由。当时我曾幻想，倘若法国的无产阶级不再浪费你们的力量去支持和维护寡头政治的财富，而自己取得了政权，他们也会创造出一种何等光辉灿烂的生活！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旅行的时候，就获得了稀有的幸运，见斯大林同志并听他讲话。他的发言是那么单纯同时也那么深刻，给了我，同时也给了参加国际执委会的各工人干部一种强烈的印象。在我们离开莫斯科的前夜，斯大林同志接见了我们的代表团，他含着微笑的亲热态度，使我们在他身旁起就一点也不感到拘束。谈话经历了两个多钟头。我们生怕太浪费了他的时间，但斯大林同志却明确地长时间回答了我们许多问题。并且还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斯大林同志当天所表达的一个思想，至今还刻在我的记忆中。“一个政党的真正势力，是从它能够组织和领导的行动上来衡量的。” 在告别的时候，瑟马想以我们全体的名义向这位伟大的同志表示谢意。斯大林简单地回答：“为什么要谢呢？我们是弟兄。我只不过是尽我共产党员的责任罢了。” * * * 当苏联从内战及外国干涉战争所造成的广大废墟上复兴起来的时候，当它从一九二八年十月开始进入了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法国方面干了些什么呢？ 一九一九年选举出的所谓“有光明远景”的议会却给我们留下一篇败家的账，四年内，公债数字从二千五百亿法郎增至三千八百亿法郎。为弥补其浪费，“国民集团”只知发行公债、加税，死抱住一个公式：“德国将会付款的！”但那些发战争财的人变成发和平财的人了；他们在被破坏的地方重建事业中发了财，他们盗窃了美国贷款，他们同政府中的公务人员勾结起来做种种有利的投标；千方百计寻求其无耻的非法利益。 为了对抗在“国民集团”招牌下集结的多数派国会议员，社会党和激进社会党即以“左翼联盟”之名结为同盟。这时共产党也向劳动大众号召“工农大团结”。 在里昂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共产党纲领，主张成立城乡劳动者的统一战线以建立一个工农政府。共产党始终注意反对“左翼联盟”所抱的幻想。 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选举中当选而执政的“左翼联盟”，始终不想实行其纲领，该纲领的缺点我们共产党早已指责了。感觉到威胁的寡头政治集团施行了强大的压力。大银行家加强了进攻，促使法郎贬值，并把一个个内阁依次推翻。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竟把彭加勒弄上台。“金墙银壁”战胜了”左翼联盟”的议会。 一九二五年，摩洛哥战争爆发。共产党首先指出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根源。同时更指出大的实业公司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巴黎银行与荷兰银行，在这次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到了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已变成极少数‘先进’国家，用殖民政策压迫，用财政资本扼制地球上极大多数居民的世界体系”[4]。 殖民者为了掠夺永远不断提高的超额利润，他们便出来建筑铁路、码头，成立许多工商业的机构。其结果，在殖民地国家内，便涌现出无产阶级，民族意识便有了觉醒，足族解放运动便有了进步。 民族解放运动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地位。实际上该运动就是和帝国主义国家本土的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军，为反对共同的资本主义剥削者而斗争。法国的工人阶级给予摩洛哥人民的支持是符合正义与博爱的要求的，是符合我们本国努动者自己的利益的。我们常常记着马克思的话。“压迫其他民族的人，是不能自由的。” 反对摩洛哥战争的运动，是由中央一个行动委员会所领导的。当时我被举为该委员会的主席，因此我就离开诺尔到了巴黎。 在一九二五年整个夏季，举行了许多次工人代表大会，特别是在巴黎、里尔、里昂、马赛、波尔多、斯特拉斯堡、贝歇。在这些代表大会中，我以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号召大家团结。总罢工的原则通过了。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大罢工爆发；罢工的目的是反对摩洛哥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反对格优税法，要求普遍增加工资。参加这次罢工的有九十万人。从大战以来，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这是第一次。在巴黎一带，发生一连串暴行。工人萨巴蒂耶在彼多遇害。 反对摩洛哥战争在我们是依据了法国的激进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最老的传统精神之一。以儒勒·盖德和拉法格为首的法国工人党，远在一八八五年，已经反对过儒勒－斐利对越南东京的远征了。饶勒斯早就说过“摩洛哥的蜂窝”，他指出“摩洛哥的冲突事件，是在一定时间内从某种金融黑幕中制造出来的”。他谴责对殖民地的劫掠战争。一九〇七年九月七日，他对巴黎的无产阶级传达他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报告时，这样大声疾呼： “在我向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有许多海盗，许多以劫掠为目的的记者，许多大胆的银行家，许多卑鄙无耻的资本家。梦想在摩洛哥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有利可图的远征。但是当这一大批资本主义上层分子潮水般很快很轻松地到达摩洛哥海岸的时候，就有成千成万的人不愿意法国的黄金与鲜血为那些无益的罪恶的冒险事业而洗掉，就是在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尚未加入社会主义的农民民主阶级中也有这样的人。只不过这些和平的意志姑分散的、零星的、漂浮的罢了……”[5]
一九二五年，以勃鲁姆和福尔为首的社会党领袖们已经“忘了”盖德和饶勒斯的教训。他们很高兴支持殖民地的掠夺战争；至于我们共产党则为和平而斗争。于是迫害便加在我们斗士们身上：二百七十四个斗士共被判一百二十年监禁。我也被控并判处十四个月监禁。* * * 一九二六年六月，我们共产党在里尔代表大会上，对狭隘思想和宗派主义曾进行了斗争。从一九二五年七月起我担任了政治局的委员并任中央委员会的组织书记，这时我就申言共产党员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最好的法兰西人： “目前成为祖国权益最好的保卫者的，便是共产党人，便是这些国际主义者，只有共产党人才不愿意把我们多少代人的劳动成果转让给英美的银行家。当共产党员站在这样一个立场，当他们不和社会党的领袖们取一致行动，而说：‘我们不愿意付英美银行家的钱’的时候，很显然，那不是为取悦于他们本国的银行家，而是为着决心尽早地同样从本国银行家的专制中解放出来。”[6]
我一面指出法国无产阶级——经心保卫民族财富者，——在这方面的行动，同时认为共产党是法国人民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而向它表示敬意。我说： “现在，如果有人能解实际声称说他继承了法国工人斗争的传统，继承了昂赞的矿工、福尔米亚被枪杀的人、敦刻尔克的码头工人、阿芒杰的牺牲者的传统……那只有共产党的斗士！”[7]
一九二七年，在大多数国家里，干涉派的势力加强了，反苏战争的危险已大大地增长了。在苏联与中国东北的边界上，在太平洋沿岸，事件不断发生。每天传来图谋破坏中东路、中东路苏籍职员被捕、边界被侵犯、前哨冲突、渔场发生意外事件的消息……日本的军阀是在寻找战争，但他们在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之前，尤其在苏联日益强大的兵力之前，迟疑徘徊不敢冒进。 那时英国已与苏联断绝了商业关系。法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参谋部正在推动反苏的战争，福煦元帅向英国《公正报》发表了一次明目张胆的谈话，结论认为干涉是必须的。巴黎的反动报纸加强了反苏宣传，它们借苏联大使的一篇演说，竟要求把他撤回，而且竟达到了目的。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们一个党要对付其他若干的党，我们进行了为和平、为维护苏联的斗争。 “左翼联盟”这时为大资本所扼杀了。彭加勒自以为得到了信任，竟实行金融资本的政策，他减少了工资，增加了工作时间，加强了对殖民地的剥削，向失业者施行恐怖手段，维持他所谓的“街头秩序”。 共产党争取团结工人阶级和变穷了的中产阶级，以便采取反对大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 党内有少数分子不了解因一般形势的变化而成为必需的“阶级对阶级”的策略。他们这一派的头子多里约，在某一个时期，用嚣张的态度造成若干人对他的幻想，但他的冒险和机会主义的倾向，很快就在大众眼前暴露出来了。和机会主义者相反，巴黎地区的极左派又采取了一种冒险政策，他们过高估计了党的实际力量及其吸引力。那些决议只是一些官僚主义的和机械论的决议，不可能实行，实际上也没有实行。他们的示威游行，简直是一个空架子，被警察一赶就散了。他们强迫党员作“示范罢工”，为一点细小的事就开除党籍，疑心谁有改良主义就重重地加以斥责等等。这种胡闹政策是会把党弄成一个脱离群众的小宗派的。 恶劣情况还不止于此，有几个党的旧时领导人物，这种无益的冒险政策的最初负责人，竟加入了托洛茨基的阵营。积累了错误和失败的他们，却拿他们自己的过错去责备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这时必须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面要反对机会主义。另一面又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我必须尽我的全力来从事这个斗争。 * * * 一九二七年六月，我第三次被法院传讯：罪名照例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煽动军人抗命”。这样我就被判六个月监禁，还要交一笔罚款。 不久以后，我就被召到阿拉省，在第三工兵团服了二十五天的后备兵役，当架桥兵。 回到巴黎的第二天，我就参加在拉斐德街一百二十号中央党部召开的会议。从党部出来，我遭到一些警探们的袭击。经过一个极短时间的斗争，我终于逃脱，只有我的衣领和我的衬衣上的一块布留在一名警察手里。 几天以后，同样的险事又发生了一次，这一次是在拉斐德街一百〇六号巴黎地方委员会。警察来逮捕我，同志们不让他们进来，要求他们出示搜捕证。当警察头目取拘票时，我乘机易服逃脱。 我开始过一种流浪的生活，一直过了两年，吃和睡都在同志们的家里，并需时时变换住处。 我为了不被人逮捕，为了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断然摆脱了那些“合法”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习惯，这类习俗在当时党的领导人物方面都是很流行的。有一些同志，对入狱不但毫无抵抗，甚至还有人主动跑进监狱，或者约定时间等着要来逮捕他们的警察。 虽然我被迫过着长期游荡的生活，却没有妨碍我完成我的战斗工作，也没有妨碍我参加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各种会议以及党内各种集会，在一九二八年竞选期间，我甚至能在费佛－里尔的一个大的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说。 一九二八年的选举，党方面尽力采取“阶级对阶级”的策略，因此我们获得一百〇七万票，比一九二四年多二十万票。但共产党议员的议席反从二十六席降为十四席。这是因为县区的选举，允许其它政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缘故；而划分小选区的办法，也不利于工人集中的情况。因此社会党获一百六十万票，竟取得一百个议席。 政府方面，因为我们揭发了其反苏的侵略政策，就企图阻挠我们勇敢的努力，控告和逮捕日渐增多。为使工人运动没有领袖，许多工人斗士被投入监狱。 正如其他所有困难时期一样，叛党脱党之事又层出不穷。 敌人从外部打击我们。但党内也有了敌人。有一些党的叛徒竟叛离了党。巴黎七个市参议员中有六个躲到塞列和加舍里后面去了。另外的人，如多里约之流，则尽量地伪装以便更容易搞卖党勾当。所谓巴尔伯－塞罗尔的秘密集团，就在这时成立起来，利用干部们被通缉、监禁因而分散了的机会，夺取党的领导，并实行背叛破坏等分裂政策。后来多里约、巴尔伯、塞罗尔这般人，以希特勒的卑劣的代理人姿态出现，成为法奸，这难道不值得特别指出来吗？ 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央委员会在阿舍尔开会，会址在共产党市委大厦。警察把这座房子包围起来。我跑去藏在预先布置好的“夹板”内；可是，早已得到详细情报的警察，竟一直奔向我藏身的地方。 同样的被人出卖的情形，后来还发生了很多次。在我被捕后一个月，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反对战争威胁的示威游行的前几天，党的中央委员在圣乔治新城几乎一下子全都被捕。 他们起初把我关在桑泰监狱的政治犯拘留所里。 因为我曾被查理城的轻罪法庭第二次判过罪，于是我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就被押解到南锡，那里的上诉法院又给我加了八个月徒刑。我被两个公安检察人员押着坐火车，直至查理第三监狱。 在一切羁押手续办妥以后，意外就开始了。那“蠢才”粗暴命令我脱衣服。我不胜惊愕，就瞪眼望着他。 “叫你脱衣服！”他粗暴地又说了一句。 “我不脱，并且我禁止您这样‘你’呀‘你’地称呼我。”我镇静地回答。 他脸变得通红，就狂喊起来，又设法威胁我。但全都没用。 “请您脱衣服，否则我要动武了！” 他不再称呼“你”而用“您”了，而且不久，他一面嘟囔一面骂着，终于败退了。 关我的牢房，是一间黑暗、肮脏、空气极差的房间，夏季天热时垃圾桶的臭气就充满屋子。我得在这所监狱中住一年。 我要求面见看守长。我吵得那样厉害，终于获得了满足。 我坚决地向他说明；我必须获得政治犯的待遇，必要时我要采取绝食的办法。殴打、威胁，对我都无效。我必须使之尊重政治犯的权利。 我果然达到了目的。我同其他七个政治犯得到了差不多和在桑泰监狱内其他被拘禁的同志们一样的生活待遇。我们白天都在一起，晚上才各人回各人的牢房。 不过。要让这些狱吏尊重我们，那是一场不断的斗争。比方说，狱吏们总是不先敲门就开我们的门。我要求他们敲门，他们终于这样作了。 我们先是在普通犯人的接待室接见亲友。我们只能隔着铁栏同访问者说话，而且面前还要站一个狱吏。经我们再三请求后，我们获得了一间特别的接待室。 有一天，我穿过大厅打算回我的牢房。有一个穿便服的人招呼我。 “喂，那位……” 我连头也没回。 他向狱吏打听了我的名字，就喊道。 “多列士！人家在叫你呢！……” 我毫不理会它，进了我的监房。我刚把门关上，那人粗暴地跑了进来。我用极为平静也极为坚决的态度向他说： “先生，请你立刻出去……” “你不知道你在对谁说话吧？我是检察官！” “我呢，我是一个共产党工人，一个政治犯，此地我同一个检察官是没什么交道可打的。请你出去！” 他不再说话，出去了。 像这种讨厌的事还有一些，其中最大的一件是同一位律师发生的。因为他突然走进我们的接待室也不道歉，也不脱帽。我除了口头先给了他一个“法兰西礼节！”的教训外，同时又用书信告诉了律师公会会长。警长在调查此事以后，也派了这位地道的国家主义派律师的错。 在拘押期间，我们组织了一个教育我们被拘禁的肯年同志们的学校。 除了大家在一起工作，一起谈话外，我仍然有闲暇的时间来完成我的政治学习。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工人干部的时间几乎整个被实际工作占去，有时他还需要牺牲几小时的睡眠。但在监狱的平静生活中，我们可以集中思想来研究大的问题。拿着笔读书、沉思和写作。 在查理第三监狱，我重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导师们的思想是多么丰富多么有力！他们关于资本集中、工人大众的贫穷化、社会的发展等等所谈的，一切在实践中都得到了证明。 我读到《共产党宣言》那些光辉的篇章时，简直无法停止，一八四八年出版的东西，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它的新鲜和光彩。一九二四年在伯居尼地方，我曾叫一些无产阶级青年读这本书，他们都成了优秀的斗士，而我也差不多把这部书完全能够背诵了。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一书中马克思所作的分析，使我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法国的真像。有一句话特别使我注意，那就是谈到在法国最需要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及中间阶级联盟那句话。 “……无产阶级革命，就得到了合唱，而如果没有这合唱，那么，在一切农民国度中无产阶级的革命独唱，就会变成哀歌。”[8]
《法兰西阶级斗争》，特别是《法兰西内战（一八七一）》这两本著作，大大地巩固了我对法国无产阶级的信心。今天的巴黎工人不正是那些“翻天覆地”的巴黎公社战士的后裔吗？历史证明了马克思这种判断： “工人的巴黎与他们的公社将永远被尊为新社会光荣的先驱。它的遇难者，将永远被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中。它的刽子手，已被历史钉上了耻辱牌，任何他们牧师的祈祷都不能把他们取下来。”[9]
现在的革命重新拾起并继承了一八七一年英勇的先锋所开创的事业。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已建起一个胜利的公社了！马克思一个最主要的思想已深深印入我的脑中：革命和反革命的不断斗争，正是辩证的运动；革命使反革命愈来愈穷凶极恶，日益大胆冒险，但同时反革命也促使革命日益进步，迫使他们组织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后来，我更体会到这个深刻的正确见解，那就是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月法西斯开始侵略的时候；当时，劳动大众就组织起来，进行日益强大的抵抗，甚至还转入反攻。 恩格斯使我坚信：没有一个有效的行动，不是依赖于实际的。他批评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时（一八七四年），曾这样写道： “把自己的迫切希望建立在理论的论证上，这是多么幼稚的天真！”
在列宁的著作中，我找到了关于当代现象的极动人的解释；这些解释对于我们的国家特别有价值： “在一般的商品生产和私有财产制的环境中，资本家垄断组织的‘经营’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统治……表明金融寡头骇人听闻统治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美国、法国或德国，都出现了一些虽然是资产阶级阶级观点。但毕竟还是把金融寡头制作了一种近于真情的叙述，并对金融寡头制作了——当然是市侩的——批评。”[10]
为了消灭敌人，无产阶级该使用什么策略呢？列宁答道：团结。 “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最大的武器就是团结。”
还在一九〇二年，列宁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就这样写道： “只有自己毫无把握的人，才会害怕即令是同不可靠的分子实行暂时的联盟……但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使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可能把工人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敌对情形揭示给工人阶级看。”[11]
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我研究了他的伟大作品《列宁主义问题》，使我深受感动。我们今天的主要问题难道不是根据列宁与斯大林的教训来组成“一个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吗？ “这个党要很勇敢，足以引导无产者去争取政权；这个党要很有经验，足以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很机敏，足以绕过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途中的暗礁。”[12]
这样，我不断地把我所阅读的一切拿来与法国的现状联系。我便获得了双重的教训和对双重必然性的信念，即：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和农民及中产阶级的联盟。而为了要好好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因为想由原文来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所斗我决计研究我已经有一些基本知识的德文。我热心地尽力学习，在几个月之后，我就能阅读《反杜林论》而没有多大的闲难了。我对于替人类产生了丢勒和戈登堡，麦辛和黑格尔，歌德和席勒，贝多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国人民，始终抱有一种敬爱之情。 希特勒政权固然残暴，纳粹恐怖固然已在全欧洲猖獗，但也不能叫我混统地去谴责整个德国人民。因为我们是不能把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刽子手混为一谈的。 在德国的诗人中，我比较喜欢的是歌德和海涅。我们在瓦尔米战胜普鲁士人的事，歌德不是就予以歌颂吗？对于一个革命者说来，他的作品是不无教育意义的。 “亲爱的朋友，全部的理论都是灰色的；
歌德在《浮士德》里的这两句诗，指出了生活是在理论之上的。这也就令我想起列宁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生活中美丽的树，才显得葱绿。” 我也很喜欢歌德下的判断： “实践是一切的开始。”
海涅是马克思的朋友，他的确是一个革命诗人。他在他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中表示了它对剥削者的厌恨。我最爱他的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故事》。海涅本身就是智慧、就是火焰。他为逃避普鲁士反动派来到巴黎，他赞颂法国工人；在他看来，法国工人好像铸造新时代的希克洛柏神[13]中一样。罗曼·罗兰的作品也越过我的监狱铁栏而达到我的手里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成了我的伴侣。《梯尔·爱朗斯比格的奇遇》使我在寂寞中得到一些愉快，因为我在书中很感动地感到我所喜爱的弗朗德勒的空气，以及它对自由的爱好，对一切压迫者的仇恨，它坚定的愉快，它的幽默和它的乐观。 我也读过法朗士的小说。他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在他的晚年，也转而倾向胜利的俄罗斯的革命了。他看清了我们的所谓“民主”国中实际掌权政权的人是哪些人。在他的《企鹅岛》中，讽刺地指出： “法国自脱离了帝王的权势以后，在三次宣布了自由以后，却屈服于金融集团：现在是它们支配国家的财富，用金钱收买来的报纸统治着舆论。”
法朗士还写过还样一句话：“人们以为是为祖国牺牲，实际上是为工业家而死。”我的监禁期满了。但要出狱我还得付一笔罚款。当时巴尔伯－塞罗尔一级的人，为实行其倒霉政策起见，曾决心听任妨碍他们计划的人留在监狱里；因此，他们不肯为我付罚款。我深信这派的领导者们是错误的，我不遵守他们的规定；我自己付了罚款的一部分，我被释放了。党和共产国际都认为我这样作是对的。 于是我自由了。我充满了热忱，读书加强了我的智能，法国无产阶级的当前问题和急待解决的一切任务都已经过我长期的深思，于是，我又站在我斗争的岗位上了。不久，一九三〇年七月，中央委员会就把党的总书记的任务交给了我。 在我被监禁期间，外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党是削弱了，在混乱期间，巴尔伯－塞罗尔一派人，就把各方面领导权柄抓在手里。他们处心积虑脱离列宁主义道路。党员数目也因此降低。上级方面种种武断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被动服从，窒息了自由讨论，使人心存疑惧，对不赞成的也噤口无言，说话的嘴缝上了，没有活泼的批评，只有一种军营的气氛——这般人就是那样歪曲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这真是党的一幅讽刺画！党于是变成没有力量，毫无生气，固步自封；它再也不是工人阶级觉悟行动的先锋队了。 他们这一派人完全表示轻视日常现实生活，他们忘了这一主要的真理，即政治是可能的生活的艺术，他们不断以空洞的词句代替具体的分析；因此，使工人的活动失掉了力量而归于无结果。对于群众的细小要求，他们简直用脚把它踢开。它们说：“为牛排饭而斗争的时代过去了！”他们轻视工会工作，他们看不起社会主义的工人最小的罢工事件，他们也要把它们“政治化”。 当我在狱中期间有人参观了这一痛心事件。在尚比尼的查比厅中，工人们互相致打起来；社会党和共产党对打起来！这时期正是多里约鼓动兄弟阋墙的时期。 一切都得重新来过。 首先，应当支持工人们最小的要求。指出其要求的重要性，要求党支持他们的斗争。 巴尔伯－塞罗尔一派人，完全不关心社会保险。中央委员会根据我的建议，才决议要为使用业主的钱来办真正社会保险而斗争。 凡有关工人的任何一件事，我们都不应当忽视。正如马克思和列宁所希望的一样，共产党应当代表无产阶级中脑筋最清楚、最觉悟的分子，这就是我们今后的行动路线。 我们最优秀的斗士应当劲力于工会的工作。 我们应当两方面都同样坚决行动起来。一方面尊重民主集中原则；一方面反对闭塞和窒息思想，“党中不准有傀儡：希望所有的嘴巴都打开来！”[14] 于是党中的巴尔伯－塞罗尔派的假面具被揭破了。他们也只好离开了。这时我们才可以自由地走上复兴的道路。 这时期，党最关心的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如何团结无产阶级的问题。在都尔的代表大会上，有一小部分，不肯服从大多数的意见，引起了工人阶级间的分裂，共产党是永远不能忍受这种分裂的。我们毫不迟延地来消灭这种分裂，使工人们在共同战线上重新团结起来。 开始时，我们的努力是远不能算什么成功的。但我们永不灰心。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证明了我们做的是正确的。 好几年之内，社会党对我们的激情，都一直如聋子般听不见。要不然就是用沉默或嘲笑来回答我们。社会党总书记保罗·福尔，有一天竟这样写道： “如果以为对他们的回信会超过五个字母，这对于我们社会党的工人就是一种侮辱。”[15]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亨利·巴比塞和罗曼·罗兰发出了一个动人的宣言，要求召开一个伟大的反战的国际代表大会。他们向一切有良心的人们，向所有的工人的、政治的、职工会的、文化的各团结组织，发出这一号召。社会党领袖们组织一种运动来反对这一代表大会；他们诬赖该国际反战组织的发起人藏有别种阴谋，如果社会党干部参加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或其他若干委员会的工作便要受开除党籍的处分。我们呢，适得其反，对于凡能加速团结的一切机会。我们都尽力掌握不放松它。 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我在比利耶大厅中发表了一篇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我以党的名义庄严地作出下列公开声明： “无产阶级要求团结。无产阶级需要团结。共产党正用尽一切力量为团结而斗争。共产党对所有无产者都伸出一只友爱的手，为的是我们大家能够在一道克服并解除工人阶级团结道路上的每一重障碍。”
“……我们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游行、罢工或任何一种抗议行动——以便进行我们团结的任务和集合太众的工作，使属于各种派别、各种组织的工人都来进行共同的斗争。” “我们的斗争始为重建一个统一的总工会 “重建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 “重建一个唯一的工会和一个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 * * 我记起。在这一时期，我曾拜访过巴比塞一次。夏天他光住在桑里附近的“西尔维别墅”中的。“西尔维”是尼瓦尔作品中的女主人翁的名字，这位作者曾经出了令人难忘的笔法描写过”法兰西岛“这一含诗意的地方的[16]。这时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已在德国露出半面了。而大战的可怕疮痍仅仅才恢复的世界，法西斯主义却想以新的灾祸来威胁它了。我同巴比塞谈的是如何团结工人有效地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的一些方法。 我也同德国同志不断地接触，努力帮助他们进行艰苦的斗争。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巴黎的无产阶级热烈欢迎了台尔曼。我们一起在比利耶大厅发表了演说。在一九一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我曾在弗里德里希墓地里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墓前发言，纪念他们惨遭暗杀的十四周年纪念。在我们举行这样仪式以后不几天，希特勒就取得了政权；他一上台，就干了许多罪行。一九三三年一月柏林的空气，我将永远不会忘掉。在我居留德国的短短期间，我对于行将出演的悲剧和未来的惨景，已经有相当的预感了。从国会纵火到”死亡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许多地方全部人口的歼灭，我都已预感到了。 [1] 见小矿山矿工统一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多列士演说。——原注 [2] 退役军人协会，由亨利·巴比塞、雷蒙·勒非布尔、瓦扬－古久里和乔治·布鲁耶尔创立。——原注 [3]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二十一页。——译者 [4]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第一卷，第九二三－九二四页。——译者 [5] 见《饶勒斯与和平》（工人运动文萃）。社会书刊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一六页。——原注 [6] 《法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十四页。——原注 [7] 同上。第四十四－四十五页。——原注 [8] 马克思：《拿破仑第二政变记》，上海新华书店版，第一五一页。——译者 [9]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八七一）》，解放社版，第一三六页。——译者 [10]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第一卷，第九五六、九五七页。——译者 [11] 列宁：《怎么办？》，《列宁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第一卷，第一八九、一九〇页。——译者 [12]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一〇三页。——译者 [13] 按希腊神话，希克洛柏为独眼巨神，系为尤比特铸造神奇的铁器者。——译者 [14] 这两句话是一九三一年多列士在《人道报》上发表的文章的标题。——原注 [15] 见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报》。——原注 [16] 按法兰西岛即包括巴黎周围若干区域的旧时称呼。——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