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多列士自传：人民的儿子 第三章 争取团结 从一九二九年起，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其范围之广与后果之大，远超过去一切周期性危机。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全世界的生产（不包括苏联）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全世界的商业降低了百分之六十。 人们毁掉小麦和家畜，棉花苗与葡萄秧被从地上拔掉，咖啡也倒进海里……可是另一面呢，全世界的贫困却不断增加，印度和中国为饥荒所笼罩；官方统计也承认有三千万人失业。 各方面都高筑起了关税壁垒，商品的流通由迟滞、稀少以至于停顿。各强国互相争夺弱国的市场。全世界大乱的危机不断增加。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战争中的战败国特别感受到这一威胁。德国的工业产品竟降到一八九七年的水平。失业人数的增加率非常之大。农业危机也非常严重。希特勒主义便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发展。 一九三〇年德国的选举，工人的选票数和过去差不多；只是一部分社会党的选票却转移到共产党；资产阶级中派政党可以说已经瓦解，但是希特勒党徒却获得了六百万选票。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脱离了官方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但他们并不投向分散的工人阶级而倾向用假民主制度欺骗他们的法西斯主义了。 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德国共产党努力想和社会党组成一个共同战线，但没有成功。 除共产党以外，所有一切自以为是反对建立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团体都一致认定国社党不久要瓦解的。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选举的时候，纳粹失掉了两百万张选票。于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就认为希特勒“一定要消灭”。例如勃鲁姆便在《人民报》上这样写道： “从此以后国社党取得政权的道路不通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已战胜了希特勒。”
可是两个月以后，即一九一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就把希特勒召去执政。从这些事实中，我们获得了三个教训： 一、魏玛共和国曾经保护了资本主义。窒息了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它以“民主”的名义，推毁了真正拥护民主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先锋队； 二、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所施行的“牺牲”和妨害自由的政策，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加以拥护；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借口下，他们替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 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袖们在抛弃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以后，也就孤立了无产阶级并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 我们法国工人阶级的斗士，对于这些沉痛的教训是应当紧记勿忘的！明天，难道我们不会遭遇同样情形的危险吗？我们不要再侈谈什么法国的个人主义了！不要再侈谈具有独立精神和善于怀疑的法国民族的优越性了！不要再说德国群众是习惯盲目纪律、消极服从和已经军国主义化那些话了！第二帝国时代，布朗基主义，“道德秩序”距我们还并不远呢……如果我们的无产阶级不击败敌人的阴谋诡计，如果他们再犯德国工人所犯的错误，如果他们让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莱比锡的诉讼案中所坚决谴责过的那类挑衅行为和罪行在法国长久存在，那么我们的国家也会遭遇到法西斯独裁的悲剧，法西斯分子将屠杀工人，消灭自由，把法国交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法国的经济也进入了危机。长久以来，法国是有着一些有利机会的：第一是国内有广大的市场。其次是法郎价格的稳定，造成了出口的有利条件。但这个相对繁荣的小孤岛，终被日益上升的危机所袭击，轮着它自己也得沉陷下去了。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五年，法国的生产缩减了三分之一。失业范围扩大，国民收入普遍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下列数字就能说明一切。（单位十亿法郎）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四年 工资 一一五·六 九三 证券收入 二八·三 二二·八 农业收入 四四·八 一七 工商业收入 二九 一五 总计 二一七·七 一四七·八 危机使资本集中的现象格外加速。卡特尔化的工业集团垄断了价格，攫取了丰厚的利润。 反之，中间阶级则日益贫困。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小商人减少了十万。危机逼得小资产阶级陷在一个无保障无前途的生活里，于是他们对他们在社会方面的独立和在政治方面的独立，也渐渐失掉了幻想。受创最重的无产阶级，这时正进行一种为保障生活条件的斗争。这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一样：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当那些盘剥和垄断一切利益的资产者的数目减少的时候，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剥削便会增多；但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愈加有纪律，愈加团结，愈加有组织了。”[1]
富有者想从工人身上打主意来解决危机。他们要求降低工资，用关税保护政策抵制外国贷，他们要求一种真正的国内的资本垄断，希望有一万万居民的“法兰西帝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他们希望获得一种他们相信可以达到这种目的的政治形式。这种形式即法西斯主义。像在意大利和德国一样，特权阶级努力想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堕落分子中吸收他们的群众。 长久以来，反动派已经组织成自己的集团。法西斯主义想尽量利用斯达威斯基事件，即某些国会议员参与了的一件财政上的贪污案。放弃了一向装腔作势的假面具。一下子把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露出来了。一九三四年年二月六日，法西斯暴徒们集合起来进攻波旁宫。这些魔鬼附身的暴徒边走边喊着：“打倒窃贼！”市政府多巴兹一派，竟站在他们的前列。 这时武装暴徒的集团也出现了——其中有什么“火十字团”、“国王的小民”、“青年爱国团”、“法兰西派”等——他们的残暴，他们的堕落行为倒激起了工人们团结的意志。十五年来我们都建议团结，但都没有这时的团结意志这样坚强。法西斯分子们发了疯，他们号召杀人，他们对工人发出厌恨的声音，形容工人是下流人或者“脏家伙”。他们从事污蔑性的宣传，反对共和国一切制度，反对国内一切高尚的、纯洁的东西，这一切使得人民的团结更坚固了，更使他们下决心要叫法国免于法西斯主义的耻辱和恐怖。 法西斯暴力的打盘，使急进社会党失掉了政权，并促成了一个有贝当与赖伐尔参加的政府。 “右派的运动成功了！”一张反动派的报纸竟这样狂欢地哄了起来。 但他们的这一胜利，究竟是否胜利，却是很可怀疑的。二月六日事件的后果，恰恰与反动派的目的完全相反。借着法西斯匪徒燃起的火焰，一些东西产生出来了。这并不是贝当或拉罗克的独裁，而是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而是人民阵线。 巴黎的劳动者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突然一下英勇地站起来了。就在二月六日那一天，已经有二万五于工人抵抗了那些暴徒。这第一次的行动，就许给了人们若干希望。共产党的主张是正确的：法西斯独裁决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工人的统一阵线，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会更坚强起来。有着充分国际经验的法国无产阶级，将会忠实于他们光荣的传统。显示出他们的确不愧为巴黎公社战士的继承人。 共产党号召巴黎的无产阶级起来反击。二月九日，巴黎有五万工人和警察打起来，直打了五个钟头，从共和广场打到东车站，高呼的口号是：“拥护苏维埃，打倒法西斯主义！”很多的社会党工人都放弃了别人叫他们守着的岗位，来同他们的共产党兄弟们联合在一起。战斗伸展到平民住宅区的时候，民众也起来支持游行示威者。 为了阻拦法西斯主义者的去路，六个工人牺牲了。光荣属于这六位无产阶级的英雄。在这一前哨战中，工人阶级表现出他们是懂得作战的。把人民的儿子击倒在巴黎街上的那些枪声在群众中引起一个深切的反响。随着死者之后出现了千千万万新战士。不会的，法西斯主义是不会得胜的！它是否失败全看无产阶级的团结行动如何。如果无产阶级和那些自由与福利同样受威胁的中层阶级团结得好，法西斯主义就必将彻底失败。 共产党发起了战斗。他们的这一发起，造成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总罢工的成功和人民力量的重新团结。 四百五十万人放下了工作。文森斯广场的示威大会，表示了人民力量的觉醒，无产阶级的反攻，在力量方面，将远远超过法西斯同盟突然的攻击。这次示威大会。向扼杀自由的人们指出，力量、勇敢和团结都在工人阶级这一面。劳动的法国，善良人民的法国，起来反对法西斯、反对贫困和反对战争了。在共产党的鼓动之下，法国的工人，把和法西斯主义做有效斗争的方法，指给全世界的工人，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要建立一条广大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在一九三四年的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日，苏联共产党举行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同志英明地、有远见地说： “不仅要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看作是工人阶级力量软弱的表现，看作是替法西斯主义当清道夫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结果。同时还须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力量软弱的表现，它表明资产阶级已不能用国会制的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所以不得不反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它表明资资产阶级已不能用和平对外政策来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所以不得不采用战争的政策。”[2]
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战争的斗争。局势是很明显的。一方面全世界的危机更严重化了，使资本主义国家彼此间不能不进行殊死的搏斗；另一方面，在对内政策上，是奴役工人阶级恢复恐怖统治，以求巩固未来的军事战线的后方。 统治集团抛弃了民主，实行暴力政策，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就是：保卫民主，领导小资产阶级为保卫他们受威胁的自由而斗争，号召无产阶级不仅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还要维护受了大资本家的打击和窒息的中层阶级的利益。我们保护了共和国，也就是保护了工人阶级，而且为它们的前途做了准备。 从一九三四年年初起，我们就常着重指出：组织一条包括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即包括无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广泛统一阵线，是绝对必要的。但社会党的领袖们却一再提出反对和阻碍。他们这样说：“由两党合流成一个统一机构，是比维持着两党的形式而专在行动上统一要好得多的。那么，我们先来作机构上的统一吧！”我们回答他们说，准备两党合流的最好的办法恰恰是先有行动上的统一。 工人们是拥护我们的。 社会党一部分的领导人企图把无产阶级团结的大问题，缩小为占卜者彼此之间意见分歧那样的无聊程度。他们提议用一个“互不侵犯”公约来结束谈判。他们把统一行动只看作是一种可以使我们对他们的党停止批评的方法。我们曾经向他们解释过，统一行动的目的并不是医治自尊心所受的创伤。而是进行共同的斗争。我们不要一个“互不侵犯”公约，而提议要一个统一斗争的公约。 在国内共同的斗争已经开始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在文森斯广场中由几万示威者喊出来的“统一行动！”的呼声，现在在内地各处又响起来了。凡是拉罗克上校在想召集军队打内战的地方，都有这一呼声。 为了实现团结，我们已决定同意作必要的牺牲。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伊弗里的全国会议上，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团结。 可是社会党的领袖们说。“不要向我们的党员建成什么共同行动，单向我们这些人建议就够了。”我们的回答是：“好，就这样办，我们再和你们谈一次吧。”他们又说：“停止批评我们吧！”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批评的是那些不认真尊重统一行动的人。” 有人谴责我们，说我们不诚实，说我们要“拔家禽之毛”——这是一们目前已投入社会党的从前的共产党领导人，在一九二二年我们的巴黎代表大会上用过的俏皮话。可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坚决，否定了这些恶意的说法。 我们热烈而且坚决地要求团结。 “从二月九日以来，经过若干次搏斗和斗争，我们有十七个死难烈士流了他们的血，但这些斗争和战斗都还只是一个开始。在‘我们’和‘法西斯主义’所进行的速度竞赛中，资产阶级总想跑得更快一点。如果我们不能‘为统一战线而跑得快一点，更快一点，永远快一点的话’，法西斯主义便会把工人阶级打倒的。无论如何。我们必不愿意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发生的。
当敌人已经到了大门的时候，有一种人还想讨论，还想坐待时机，还想争辩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这叫我们联想起拜占庭的那些神学家，敌人巳经到了大门，他们还在讨论天使的性别问题。‘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们要行动！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们要求统一行动！”[3] 在塞纳省，社会党联合会和共产党的区委员会已达成一个协定。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唐布尔大街彭瓦莱饭店的一个大厅中，共产党和社会党签订了一个统一行动的公约。 该公约对于我们共产党人说来，是一个神圣的义务。社会党人是我们的弟兄。他们的成功一如我们的成功一样使我们感到愉快。社会党的极大多数工人，对我们的友谊确是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但等到同他们的领袖们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加倍地努力。 对我们说来，公约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开始。我们已建立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联盟，使它能推广到各中间阶层，以便确定法西斯主义的失败。 在伊弗里会议上，我尽量消除一切可以使激进社会党以及他们真正抱共和主义的领袖离开我们的误会。我们认为必须顾及到新的形势。我们肯定地说明共产党保卫民主自由的愿望。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说过“共和形式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政府的最好形式”。 十五个月以前，我在国会中曾经作过一个声明，现在我又重新申述：“我们共产党人是爱我们的国家的。”我们爱法兰西，它是革命的老策源地。自由和人道全义的故乡。我们常常这样说，问题并不是选择共产主义还是选择法西斯主义，而是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选择民主制度。 这一声明在全国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反响。不久，反动派就改变他们的攻击目标了。过去，人们都责备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在伊弗里会议以后，人们可以遇见这样一个可笑的现象，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居然找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保卫者”，这些“保卫者”竟攻击我们，说我们忘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训！ 我们保卫民主自由，但也同样热烈地希望民主自由的范围扩大。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对于人民的完全民主，它只是实行圣儒士特说的那句话：“扼杀向由的人，不能给他们自由。”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在巴黎布里耶大厅，随后十月二十四日在南特，在急进社会党举行代表大会的前夜，我提议我们要在“争取面包、自由与和平的人民阵线”中团结起来，第一次提出了引导法国人民到成功之路的公式。 我这样声明： “有人说，我们现在只有在‘民族团结政策’与‘苏维埃政权’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这是不对的。现在还需要一种重建民主制度而加以改造的人民政治。”
反动派也很了解人民阵线足以粉碎法西斯主义的进攻，足以在我们的国家内重开社会政治进步的新纪元。因此他们也威胁急进党，正如从前企图威胁社会党一样。昨天还侮辱过急进党的那些人，现在来教训该党了。他们严重地向他们解释说，要和共产党成立协议是不可能的。反动派利用这种威胁与谄谀的手段，企图拉住急进党而引起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 我们用尽了一切方法来使这种分裂分子的手段归于无效。我们绝不干预人民阵线中其他团体的内部问题，我们把这件事提出来当作一个规则来遵守。共产党就是这样对共和派进行团结的。 人民阵线在几次地方选举中获得成功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那种伟大的场面之下，金融寡头及其代理人还不自认失败。他们说：“人民阵线可以因为反对某些东西而成立起来，但当它要实行另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就不能维持它的团结了。一说到要建立一个共同纲领时，就一定要解体的。” 要制订一个社会党、急进党和共产党的共同纲领，显然是有许多困难的。如果每一个党都坚持列入自己的特别纲领，那么困难就可能变得无法克服。 共产党有它的从改造整个社会着眼的纲领。但它也并不忽视政治经济性质的眼前较直接的迫切要求。以这些当前的迫切要求为基础，各党派的妥协是可能的。要团结就需要大家相互让步。社会党的领袖们，特别是保罗·福尔，装作发现了我们是“怯懦者”，是“机会主义者”。关于起草一个行动纲领的事。我们主张该纲领应当是各种确切责任的总和，而不是一种专门诱惑选民的“诺言集”。 那些在讨论一般公式的时候表示最大胆的人，一到具体地说到肯定的要求时，便显出十分畏缩了。那些曾经责备我们太稳健的人们，一到要起草共同纲领而我们要求不折不扣实行那些要求的时候，又责备我们太坚决了。 共同纲领上要求普遍大赦，解除法西斯的武装，解散所有法西斯的组织，废除罪大恶极的出版法，实施和尊重一切人的工会组织权。共同纲领还要求军事工业国有化，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实行国际合作，扩大国际条约完全公开的制度。共同纲领还号召大家为和平而斗争。 在经济方面，共同纲领要求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设置国民失业救济基金，缩减每周工作时间，设置年老工人养老金，重订农产品价格，审查军火贸易，照民主方式改良税制。 以上是人民阵线共同纲领的几大要点。虽然一九三六年五月的选举获得了胜利，但共同纲领的一大部分还是成为死的条文。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克服社会党和急进党的敌对行为，他们始终反对在工厂与农村中选举人民阵线委员会。其次是我们没有能够使人们重视由基层推出代表举行“人民阵线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一主张。如果有了全国代表大会所推出来的一个全国委员会，就可以监督共同纲领的执行。因此，虽然由于我们发起成立了人民阵线，人民阵线在许多情况下虽然也有些积极表现，但只不过是一个上层谅解罢了。 * * * 我们一方面努力扩大人民阵线，同时巩固工人的团结。我们却从来没有松懈过使工人阶级完全团结在一个唯一的政党中的工作。唯一的政党的基本原则是必须确定的。 一方而由于社会民主党所实行的背叛政策。在许多国家内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失败，特别是在德国导致了纳粹独裁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有了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则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式的民主。如果没有一个经过自由同意而大家遵守的严格纪律，要建立唯一的党毕竟是不可能设想的。 如果先行制定一个统一的宪章，也许可能获得较迅速的进步。但社会党的领袖们永远不愿意在基层组织里共同进行讨论。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把我们在“统一工作委员会”内的一切辩论予以公开。 * * * 长久以来工资劳动者中思想最进步的一部分，都加入了工会组织。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保障团体的利益以防雇主的损害，以共同行动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这都是工会的目的，因此工会就可以把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团结在他的队伍中，不论他们有何种政见，或何种信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天，以杜茂蓝为首的社会党领袖们，便在各工会中散布了分裂的种子。那时便有两个总工会互相争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许多统一的、联合的、自主的工会和许多斗士们在努力消除这种分裂现象，共产党对于他们的努力是竭力支持的。他们努力的结果达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协定，以后就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土鲁斯联合代表大会的决议，并重新建立了一个唯一的总工会，它成立不久就有了五百万会员。 * * *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魏勒巴奈举行。这次会议，对于后来在议会选举中人民阵线获得的胜利，做了准备。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市选举和塞纳省的区选举显出民主力量的增长。在我们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已能预计到一九三六年四月选举时的极大胜利。 我向来自各省的代表指出：国家的无穷财富是操纵在寡头资本家的手中，因此法国，本是世界是最富有最美丽的国家之一，现在却并不繁荣而趋于没落，并不团结而四分五裂，并不强大而变得衰弱。 在整个十九世纪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封建阶级，金融的封建阶级；这个新的封建阶级比起旧的土地封建阶级来，人数虽少，但更强大，资本家剥夺了手工业者的资财；强大的资本家又吞蚀了弱小的资本家。资本的集中使许多企业归于倒闭，而使剩下的企业势力更加强大。大规模的工厂，雇用了广大的劳动群众。 法国人民历代劳动所生产的财富，被少数的寄生虫攫为己有，这些寄生虫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剥削大众。法国人民于是遭到了失业、束缚与贫困。 这些法兰西的主宰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今天的法国，有五万家股份公司，此外再加上几百家私人银行和几千家至今还保存私人合伙形式的工业机构。
我们反对二百家族的斗争，是关系到整个法国的前途的。为了保证这一前途，我们应当团结法兰西民族来反对剥削我们的金融寡头。生殖率降低这个使人忧虑的现象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的……但站在中央司令台上的有多少人呢？金融和冶金工业方面各有三十家。煤矿和其他矿业有二十家，电力公司三十家，保险公司二十家，化学工业十几家，自来水及煤气供应公司十几家，此外使是铁路与海运公司。一共是二百家大公司，他们互相勾结，互相沟通，他们在这些公司之上，通过股份、厂主和巨商的联合而成为金融寡头。 这二百家享有特权的公司的董事会的首脑，转来转去总是那二百个最大的股东。他们就是‘控制法国经济政治的二百家族’的头面人物。 这些金融上、工业上的大亨，同时也是拥有众多支行的四家大信托银行的董事，这四大银行即：里昂信托银行、大众信托银行、工商业信托银行、票据贴现银行。同时，法兰西国家银行的董事席位，有一半是由他们充当的：如代表钢铁委员会的德·温台尔，代表圣戈班化学工业的德·伏居埃，代表库尔曼工厂的杜斯曼，代表化学工业的普朗和迪纳兰东，代表造纸业的达布莱。法兰西银行其他的董事，除了财政部的三个公务员外、都是些大银行家；他们占据这些董事席位都是父传子子传孙的，或者是传给自己的女婿或他们的公司里的合伙人，如洛希尔、赫丁格、马莱、米拉波、德·纽夫里兹，新近又有代表拉查尔兄弟银行的大卫·威尔。 从拿破仑成立法兰西银行那天起直到现在一共一百三十五年，马莱一家总有人在董事会里充当代表，而没有中断过。赫丁格一家则是从一八〇三年起便在董事会里。 一百三十年来法国经过三次革命，五次改变政治制度。经过这许多复杂的变化，这许多大变动、大混乱，只有这些金融势力的大老板们屹然不动、在各种制度的更迭中，代表着资本的统治。 法兰西银行的十二个董事，他们本身又是九十五家公司的董事，在这些公司里，他们几个人占了一百五十个席位。这九十五州公司是： 三十一家私营银行 八家保险公司 九家铁路公司 九家航运企业公司 七家冶金公司 六家电力公司 八家矿业公司 十二家化学工业公司 六家其他各种公司 全部资本主义在这里发挥到尽头了。当这些董事们聚齐开会的时候、他们的触角便伸展到了全国，经济活动上的一丝一毫事件都不能逃脱他们控制和他们的目光，他们是法国的真正主宰。他们有权批准或拒绝法国政府的预算，有权批准或拒绝其他银行或企业的贷款。他们有权接受或拒绝政府的债券；他们操纵币制；维持法郎或是操纵法郎的行市，使它要高就高，要低就低。他们开会讨论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照顾他们所代表的资本家的企业，私营银行和金融寡头的利益。 这就是足以推翻政府，叫政府遵从他们的意见行事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颠覆政府，破坏选举。这种力量能以为资本家服务的政府强加于法国人民。”[4] “工人和农民，并不是怕生下一些美丽、聪明和强壮的孩子，而是怕为世间生产一群可怜的动物：和他们的父亲们一样，将过着长期贫困的生活；而且或者有一天，为保护其主人的保险柜在二十岁就牺牲了。”[5]
共产党曾声明反对货币紧缩政策和货币贬值政策。要求让有钱的人拿出钱来，提议对于大资产征收一种特别累进税。从五十万法郎征百分之三起到五千万法郎以上征百分之二十止。我们提出了马克思下面这段话： “累进税不仅是在现有的大小生产关系中一种可以实现的资产阶级措施；并且也是使资产阶级社会的中间阶层归附于‘荣誉的’共和国、缩减公债、并使资产阶级反共和分子的大多数归于失败的唯一手段。”[6]
在我的报告中，我正式声明我们共产党人，亦即国际主义者，对于法国过去的伟大事业，对于我们一八四八年的祖先，对于一八四八年二月及六月的斗士们，对于巴黎公社的英雄们，是有资格引以自豪的。对于创造过国家的光荣与富强的农民、无产阶级和优秀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同样地致以感谢的敬意。 对于那些使国家的遗产遭受损害，陷国家于衰落的人，共产党人是要加以揭发和打击的。我们是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革命思想的真正继承人，是狄德罗、赫尔维修斯、费尔巴哈等的哲学唯物论的真正继承人。这些站在人类的最前列作过战斗的人，我们现在正是继续他们的行列。至于日趋没落的资产阶级，他们只喜欢那些使人想起旧制度下的无聊文人的雕虫小技。 我们为反对这些寄生虫，反对叛徒而主张法国民族的团结。我们从科布伦茨[7]的逃亡者的承担人和后裔手中夺回来我们的马赛曲。马赛曲是在一七九二年革命的法国的肺腑中产生的歌声，是在反帝王反封建主的雅各宾党人和吉伦特党人的法国的肺腑中产生的歌声。马赛曲是法国人民的革命意志，法国人民的热忱和英雄气概的热烈表现，马赛曲本身就代表着革命！ 最后，我考查了党的内部问题以后，看出我们的党是浸透在斗争中了，但还不够，还不够好。应该让它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一个群众所有的党。在新党员如潮般地加入的情况下，干部问题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 “选择干部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些什么条件呢？
我用一个口号来结束我的报告：该口号是如此足以表示法国人民衷心的志愿，以致所有党派都愿把它当作自己的口号。该口号是：“自由、强大、幸福的法国万岁！”但在各政党中只有我们的党才能使该口号成为活的现实。因此我们又加了一句：第一，对工人阶级的事业有着高度的服务忠诚，对党忠实，这种忠实在战争中、监狱中和一切考验中得到证明。 第二，与群众有最密切的联系。不是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者而是群众的领导，十分了解群众，也为群众所了解。 第三，有主动精神和责任心，有迅速决定方针的能力，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能自己作出决定，怕负责就不能作领导；不会发挥主动精神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第四，在对阶级敌人斗争中，在对一切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无情斗争中，在坚次执行党的正式机构所采取的一切决议中，有纪律性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8] “共产党愿意这样做并将这样做！”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十二章，社会月刊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〇五页。——原注 [2]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五七二页。——译者 [3] 多列士：《统一行动足以战胜法西斯主义》（一九三四年六月），第五〇、五六页。——原注 [4] 多列士：《一个发挥法国的伟大性的政策》，第二六－二八页。——原注 [5] 多列士：《一个发挥法国的伟大性的政策》，第四十页。——原注 [6] 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社会月刊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第五八页。——原注 [7] 按科布伦茨是东普鲁士的城市，一七九二年法国逃往国外的反动派在此组织同盟军。——译者 [8] 多列士：《一个发挥法国的伟大性的政策》，第一百页。——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