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多列士自传：人民的儿子 第四章 人民阵线 在议会选举的前几天，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夜，我在巴黎电台的播音器面前发表了演说。共产党能够使用国家的广播电台，这还是第一次。 各阶层的法国人都在听我讲话。我们的敌人虽然集中火力对付我们，但丝毫没有损害了我们，而只是激起了大家对于我们的好奇心。人们都想知道，在魏勒巴奈会议三个月后就拥有十万党员的我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有些什么愿望。 中央委员会授权给我号召全体法国人民和好团结。我们应当以“人类最纯洁最崇高理想的拥护者”的真面目出现在全体法国人民的面前。 我首先对资产阶级专政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人民的精神与物质的绝境，作了一个概括的描述。工厂关闭、失业、工人贫困、农业低落、生育减少、童年夭亡、道德堕落、文化衰微。这一切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悲惨。可是另外有一种更好的社会组织，如果建立了这种组织，就可以叫法国的全体人民在他们肥沃的土地上，在慷慨的自然界给予的或热爱劳动的人民所创造的富庶中快活地过日子。 共产党人愿意保证祖国的昌盛、尊严、伟大以及光明的前途。共产党人愿意把祖国从废墟中、从奴役中拯救出来。法国人民会以上百年的斗争为代价来反对压迫者反动派的力量，争取了并保持了他们的自由；共产党便是这样人民的真正子孙。 “从中世纪地方解放、农民暴动到大革命时代，随后到一八三〇及一八四八年民众的起义，以及巴黎公社，这同样地是由于法国人民受到了所要求的社会正义和所渴望的自由激发、鼓动的缘故。”[1]
共产党人这样宣称： “罗马、柏林、或任何其他的外国首都，甚至于我们并不讳言深切依恋的莫斯科，都不是决定法国人民命运的地方！决定我们命运的地方是巴黎！”[2]
我随后简略地介绍了我们的行动纲领，就是：解除一切为外国法西斯主义服务的捣乱的集团的武装并解散其组织；团结一切和平力量来击退战争，减轻不幸者的苦痛。向大资产者征收赋税以保护法郎的价值。我并作了以下的结论： “天主教徒、工人、职员、手工业者、农民们，我们虽然并非教徒，但我们要向你们伸手，因为你们是我们的弟兄，你们和我们一样，被同样的焦虑压迫着。国民志愿兵，加人‘火十字团’的退伍军人，我们向你们伸手，因为你们是法国人民的儿子，你们和我们一样，受着混乱与贪污腐化的祸害，你们和我们一样，希望我们国家免于破产和灾祸。
各方面对我们都表示了热烈的赞许。我收到上千封信，其中有一封是布尔达涅地方的一位“火十字团”团员寄给我的，他是达姆路的一个老战士。他在信里写道：我们是伟大的共产党，有着忠诚而贫穷的干部。可是他们的名字从来没有同那些丑行混在一起过。贪污腐化事件也不能沾染着他们，我们是人类最纯洁最高尚理想的拥护者。”[3] “如果共产党是真正属于法国人的，如果它尊重一切信仰，如果它是抱了现实和建设的观点来行动，如果它能使劳动得到真正应有的地位，如果它能使法国在光荣与伟大的环境得到它应得的地位，那么，再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彼此隔离了。”
许多天主教徒都听了我们的号召。虽然有一些宗派分子、职业的反教会派还不免要加以嘲笑，但在许多地方，我们已经同他们，同传教士们在“失业者团结互助委员会”中合作了。我们说，与其争论天堂的有无问题不如先团结起来争取地上的幸福。信仰与情感上的互相尊重是可以助成那可能而且必要的团结的。逼得法国的天主教徒都投到科布伦茨那些卖国贼的白旗下面去，这是一件毫无道理的事。我曾经对天主教的工人们说过： “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工人，受着同样的剥削和不公平的待遇。你们的剥削者也是我们的剥削者。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没有任何东西叫我们彼此离开，一切都可使我们互相靠拢。在哲学上我们是唯物论者，我们不信任何宗教。你们是天主教徒，你们要去做弥撒。你们不必要求我们成为天主教徒，我们也不要求你们成为无神论者。但为了我们人民与国家的福利，让我们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吧。”
法西斯主义摧毁一切自由，它也摧毁信仰自由。它对于信仰，即使是宗教信仰，也视为其控制不住的一个领域，所以要仇视。面临着希特勒主义所恢复的宗教迫害。我们认为应该保卫的各种民主自由中间也应有信仰自由这一项。几天以后，伊弗里的本堂神甫便来要求同我谈话，谈谈我号召同教徒团结的意义。我在伊弗里的市政府中接见了他。此后便有一个青年教士在我们党在尼斯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他接受了共产党伸出的手，赞成把一切有善良意志的人们都团结起来。 共产党于向天主教徒号召的同时，也转向“火十字团”团员和国民志愿兵。 法西斯的宣传以成见最深和本能最低劣的分子为号召对象。同时他们也在那些抱有最高尚情感和最崇高倾向的人们——例如抱有民族感情和光荣纯洁的理想的人们——中间打主意。 真有一般真心为国家福利打算的人被法西斯党徒网罗了去。这些法国人都是老实忠厚的人，他们没有看清楚法西斯的头子是被资本收买了的人，这般人本是贪污腐化的负责人，可是在他们的演说里，他们却装腔作势攻击贪污腐化。 那些反对有权有势的资本家的可怜职员，他们难道会知道钢铁大王德·温台尔就是“火十字团”运动的基金提供人之一吗？ 一面是拿秘密津贴的法西斯头子，一面是因为相信还可以建设一个真正的法国而加入“火十字团”的诚实的法国人，这两种人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应当向这些诚实的法国人指出，别人鼓动他们所要反对的共产党工人，正是和他们抱着同样见解的人。 法西斯主义如果胜利，那就会引起劳动阶级政治经济上的崩溃，就会迫使雇佣劳动者接受不能免于饥饿的工资，就会使商人破产，使农民贫困和丧失土地。为了打倒法西斯主义，共产党号召一切法国人团结起来。 在初选的时候，人民阵线的各党派便已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共产党从一九三二年的七十九万票一跃而升到一百五十万票。初选中，共产党已获得了九个议席。社会党维持了他们原有的地位，约获得了一百九十万票。 在我所代表的塞纳区的伊弗里，共产党获得了一万九千票——在这种“单选制度”的选举中，这是一个候选人所得选票的最高数字。 我们总政策的正确性就是这种成功的原因。再则是伊弗里和威特里的选民，奸久以来就看见共产党人是如何工作的。他们可以认识到乔治·马拉纳的治事才能，他们可能比较了我们当选市长的人的工作和邻市那些反动派官吏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伊弗里有三千人失业，占人口的百分之六。我们的市议会为他们组织了一个人民食堂，供给他们一顿有肉有菜的饭食，大人只收五十生丁的餐费。小孩只收二十五生丁。每天早上，在伊弗里的街上，人们可以看见有若干车子，载有最上等的牛奶，免费送给各失业者家中两岁以下的兄童。可以容纳一千二百户的四个光线充足的廉价住宅区，也由我们建起来了。 儿童是我们最美好的希望。我们为最小的孩子建了一个儿童花园，他们在里面可以得到快乐和健康。我们的“人民儿童休假会”在里昂附近马特地方，弄到了十八公顷的地，送到那里度假的孩子每年达九百人。孩子们在那里小松树下，宽广的沙滩上游玩。在短促的假期中，有时我也到那里去看看。我喜欢和他们一起玩，并且想到因为我们的努力，这些孩子比他们的父亲们幸福得多了。 我们威特里的市政府曾在巴比聪地方，枫丹白露森林的边沿，设立了一种绝无仅有的事业。我们从最穷苦的工人家庭中选出来三十五个身体不健康的小孩，把他们送到那里去生活三个月或六个月。他们在室外有活力的日光下打闹着玩，不像住在市郊无产阶级居住区那些使他们衰弱的陋室一样了。 伊弗里和威特里以及典企党所主持的其他几十个市政府如犹太城、孟托伊、阿尔福城、波比尼、阿尔尚德伊、魏勒巴奈等城的例子都摆在面前。人类苦痛的负责人还对我们施以攻击。说我们利用人民贫困来投机；我们这些工作，难道说还不足以驳倒这些无理谰言吗？当然，人类的全部尊严和个人创造力无限制的发展，是必须在结束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之后才能得到的。但是，在今天说来，因为我们不是宿命论者，因为我们相信马克思说的人类自己可以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话，所以我们就自己担当起来这种任务，要创造出一些更壮健、更优良、更能自卫、更有健康的思想和身体的人。 共产党当政的伊弗里市区，在它拥有善意和正确认识的战士领导下，严格细心地管理地方财政，使劳动人民得到了很多物质利益。我们在这区的范围内，曾经试行实施我们的“使富人出钱”的公式。它曾在工商业区建立了一种累进税，因此它的财政资源，大部分他来自伊弗里的大企业。共产党人并不满足于这个临时补救办法。他们是要实行的…… * * * 从初选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起，《人道报》就用大字揭载了“一切为人民阵线”的标语。我们声明，为了彻底使反动派失败，就要使我们共产党投我们的盟友急进党和社会党的票，一票也不短少！为了使人民阵线各团体当作一种严格的纪律，我们在一个共同号召书上签了名。 我们的党让出了一百四十个候选人给社会党，约一百个给激进党，约三十个给社会主义者联盟。人民阵线于是获得了一个辉煌的胜利。 在人民大团结之下，各集团于众议院的六百一十席内共占有三百七十五席。我们的党本来只有十席，现在获得了七十二席[4]。巴黎和巴黎郊区就选了我们三十三个众议员；塞纳－瓦斯选了我们九个。 在诺尔省我们也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在马赛，由于该市的人民厌恨贪污腐化，也响应了廉洁的共产党的号召，给了我们两个代表的位置。在瓦尔和阿尔卑斯海滨区，我们的敌人们认为那里生活十分优裕，共产党不可能在其中生长，但是共产党在那里却获得了四个代表席位。 几天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国会议员小组举行了一个会议，地点便是伊弗里市政府大礼堂。两年前，一九三四年六月，也正在这个厅里，我们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拟订了引我们走向这次胜利的政治纲领。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对于这一次选举的意义做了这样的分析： “面临着使他们焦虑的希特勒的威胁，法国人民表示了他们对和平的热烈愿望。
法国人民是和民主制度千丝万缕地联系着的，并且是酷爱独立自主的人民；这一次选举是法国人民对于二月六日的捣乱分子的一个庄严的回响，同时也表示了对法西斯独裁的憎恶。法国人民愿意消灭那反对民主自由的法西斯威胁。 法国人民愿意从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保证人人有工作，叫富有者出钱。 法国人民愿意改变现状。” 但是，法西斯主义虽然在选举中遭受打击，却并未解除武装。他们暗地里已开始准备报复。《人民之友报》——这本来是大革命时代马拉主持过的报纸的美名，现在被这般人窃取来玷污了——竟肯定说反动派不会投降的，说他们不会在人民的裁判之前屈服。那报纸竟这样写道：“我们的远景是艰苦的，流血的战斗。” 五月六日，我们在互助大厅举行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我同杜克洛解释了党的立场。我们认为共产党目前参加政府，还是不相宜的，它会被人民的敌人利用，会供给他们作狂妄宣传的一种借口，会削弱人民阵线的力量。共产党只要求共同事业的成功，只希望共同纲领能够实行。 我们声明：“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平与民主的力量，我们支持一切为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而作的努力。我们保证在议会中、在全国范围内全力支持政府来实行最近一次选举所提出的政策。 “我们深信工人阶级会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但目前，问题还不在此，问题是如何适应人民的愿望。 群众已使人民阵线获得了胜利。群众将监督它实行它的纲领。” 五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我们的声明；不久以后、社会党召开全国委员会，我们在会上又重作了这个声明。我们愿以一种“完满无缺的支持”来保证未来政府的稳固。 当勃鲁姆内阁出席国会的时候，杜克洛重新保证我们密切而忠诚的合作。政府是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的，因为它的权力来自人民。这种克服困难的最高保证，是由于有效地倚靠了有组织的、内部有联系的、而且发展了他们的行动的群众。 人民阵线在选举方面的胜利，使一切觉悟到自己力量的工人展开了一个强大的运动。到处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如：调整工资，增加工资，工会权利，车间代表，集体合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给薪假期。 工资低微，厂主专断，工人失业，工会权利被蹂躏，集体合同几乎完全没有，落后的社会立法，各种负担，各种捐税，这一切都使得法国工人的生活陷于极端困苦。一九三四年，有人统计法国有五百五十万雇佣劳动者全年的收入都没有超过一万八千法郎的。这五百五十万工人中，还有三分之二每年的收入不到九千六百法郎，其余的还只有二十至三十二法郎一天的。 还不到两周，罢工便以一种突飞猛进的姿态发展到了全国。斗争也取得了新的形式：罢工在企业内部发展，而且有惊人的纪律和秩序。 罢工期间，在工人所占据的各工厂的门上、屋前、高烟囱和木架的项上，竖立起花团锦簇的红旗和三色旗。这些旗帜的交织协和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意外事件。没有一个挑衅者能够溜进工厂。人们手也不挨机器和生产品，要动，也只是为维持它们的清洁和保护它们。这样的觉悟和这样光明磊落的自尊态度，男女老幼工人，穿蓝工人服和带硬领的被剥削者，粗工和技术工人，他们这种团结，这样冷静，这一切使人发生一种工人运动已达成熟并具有镇静力量的印象。这情况初起时曾压倒了那些大厂主阶级。 但后来他们就进行了剧烈的反扑，他们展开了一种大张旗鼓的宣传，说罢工者犯了“侵犯所有权”的罪行——其目的是为了引起中产阶级的恐惧。 我们共产党人曾经屡次解释，说我们并不是一切“所有权”的敌人。我们在一封给急进党代表大会的信上声明过，我们“尊重劳动和节约所积成的私有财产”。我们唯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财产，是允许少数人剥削千百万人的劳动，垄断国家财富的那种特权。 剥夺农民土地，剥夺商人店铺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摧毁无力抵抗大托拉斯的中小工业的也不是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的战火，并不是共产主义点燃的。推毁了老百姓的财产从而据为己有的是资本主义。贱价收买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再以压迫和强制的工具加在他们头上的也是资本主义。战争、经济危机、失业、中产阶级的破产与崩溃，都不是我们干的事。这一切都由于大生产手段变为私有财产的结果；这种私有制固然曾经一时推动过经济生活，促使进步，但现在已成为经济生活和进步的障碍了。如果我们想建筑一个合理的经济基础，大生产手段的所有权是唯一应当社会化的。 在六月七日到十四日那一周内，罢工运动到了最高峰。令人惊惶的消息散布乡间，引起人们的不安。虽然六月七日工人阶级的代表和厂主方面的代表在马蒂农签了协定。多数的雇主仍然拒绝和他们的工人缔结集体合同。好多次，警察出头干涉。一些可疑分子，托洛茨基分子，还有“火十字团”分子，他们都混入了工人运动，希望这样一来会把工人运动变质为一个有损于工人阶级利益的冒险行动。 我们的党全力支持罢工，党的干部为此事竭尽了所有力量。所有属于共产党的市政府和团体，都起来帮助领导庞大的劳动者队伍的工会。 这种行动上的团结，召唤我们担负起新的责任。那时节，人民阵线是有破裂的危险的。可虑的是无产阶级会不会与人民队伍割断关系？ 一八四八年六月及一八七一年五月的悲惨经验的回忆又回到我们的脑里。 一八四八年二月，由于巴黎无产阶级和小中资产阶级的联合，把七月王朝推翻了。但是过了不久反动派就把农民和小商人鼓动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六月里，资产阶级借了“秩序”的名义，压平了无产阶级。当资产阶级一经把道路扫清，它便向共和国的一切成果进攻。于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仑便在民主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巴黎公社也一样不与法国农民阶级联合而自己孤立起来。优秀的斗士，竟被那所谓“农民”军屠杀了，这些农民军是受人的煽动起来反对大城市中的“共他人之产者”的。可是，巴黎公社曾向农民说过“公社的胜利，是农民唯一的希望”，这话是十分有理的，但农民们还不懂得这一道理。马克思曾经预感到这一危险，所以曾警告巴黎工人严防过早的行动。自然，当起义一经发动以后，马克思是自始就全心全意同巴黎公社这些“翻天覆地”的英雄们站在一起的。他对他们用血写成的史诗，有无上的敬意。他在给古格曼的信上写道： “这些巴黎人有何等的机动能力，何等的历史的创造力，何等的牺牲能力呵！”[5]
这次，被屠杀的有三万法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巴黎工人，经过反动派这次打击，民主力量又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让同样的情况再产生出来。我们记起了列宁的教训：要多多忍耐。在一九二〇年他写信给巴黎工人，这样说： “时时在法国造成许多痛苦的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夸张。”
六月十一日，在狂热的首都，我们召集了党员，举行了一个报告大会。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了如下的宣告： “好好领导一个争取权利的运动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应当知道如何结束这个运动。目前的问题还不是如何取得政权，而是争取如何满足一些经济性质的要求。同时在意识上和组织上提高群众的运动。罢工的目的一经满足，就应当懂得如何结束。甚至即使所有要求并没有达到完全接受的程度。只要基本要求已被接受，我们也应当懂得如何同意妥协。我们必须懂得如何准备将来……我们不应该让人民阵线的团结受到一种损害。我们不应该让地人把工人阶级孤立起来。”
听众唱起《国际歌》表示赞成我这一结论。这种政治上的稳健明智获得了它的成果。好些集体合同签订了；胜利的工人，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撤离了工厂。 人民阵线不是革命，也不是庸俗的选举活动，它提供了在共和制度下政治进步的可能性。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只要求在现在情况下可能做到的一些事，这样办也是为了使要求的人数能增多，使我们所要求的事有把可能得到，但我们的要求是坚决有力的要求。儒勒·盖德不是也提起过“对于公共真正有益的措施就是在现实情况下可以办到的措施”吗？ 当我们提出“不是样样都可以办到”的话时，我们的意思是预防一切夸张的幻想，因为跟随着它来的便是觉醒时的悲哀。对于那些想把月亮摘下来的人，我们只简单地要求他们帮助我们实行共同纲领。我们一向所努力的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永远说合理的话，但永远不忘要打击法西斯主义，为了最广泛的团结，一定要这样做。 党这种明确的态度，赢得了人们加倍的信任。因此党员的增加，每天平均有一千五百人。现在中产阶级能够看出我们宣传团结的斗士和那二月六日放火烧公共汽车的内战制造者中间的区别了。有人向老派的急进党人进言，说我们在准备扰乱社会秩序，这些急进党们便对这般人回答说他们已学会如何区别“保卫自由的共产党人和仇视自由的法西斯党徒了”。 * * * 六月，我们发起举行鲁日·德·李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6]。仪式是在沙西勒罗瓦地方伯莱耶厅举行，就在我所选区内，也正是这位队长兼音乐家度过晚年的地方。 我指出： “《马赛曲》是法国人民在最圣洁的荣誉中大放光辉时的精华；是法国人民对自由对世界和平深切爱慕的表示。”
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党确实保存了共和国最优良的传统，它表现出它是配称一七九二年雅各宾党的继承人的。把群众组织起来反抗法西斯。反抗近代的特权阶级和专制暴君，以保卫统一的、不可分的共和国，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党和过去的伟大的祖国服务者不是一样的吗？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那天，德·李尔的《自由之歌》和《国际歌》在一起，成为一百万男女从巴士底狱到国民广场列队游行时的进行曲。 第三共和国的历史特点是：卑劣的反动派阴险顽固地努力保持他们指挥国家军队的地位。德莱福斯事件，不过是资产阶级各派间互相争夺军队管制权的一段插曲。反动派利用了布朗瑞将军，几乎颠覆了共和国。 共产党认为军队应当保证国家的安全，国家现在已受到法西斯的威胁。为了粉碎法国民主的敌人的外来打击，军队绝不应当作敌人在国内同盟者的俘获品。饶勒斯说得好，共和国的军队应当是“与国家合为一体的”。军队应当和人民联系在一起，参加人民伟大的组织。这样，只有这样，它才是不可被战胜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的早晨，巴黎人民向在香榭丽舍大街，列队游行的军队高呼致敬。他们高呼：“共和国的军队万岁！人民的军队万岁！”我们看见士兵的眼中发出了快乐的光芒，因为过去他们常常是反动头子们虐待的对象。还有那些共和国出军官们，过去也一直被乱党所轻视所厌恶的，这次脸上也显出快活的样子。 有些人又故意讥笑我们的“新爱国主义”。这些正是那些一向利用外国势力的人，他们为了保存他们的特权，不惜把祖国移交给希特勒，而就在同时，几万共产党员，却为祖国光荣地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对国家的热爱，是爱慕它的光荣传统，这种热爱是意在使它恢复当日执火炬者的地位。我们对国家的爱，就是对人民的爱，我们愿意人民自由而幸福。我们爱的是法国人的法国，而不是那些由于自私、贪婪和卑劣本性，早就被摒弃于民族社会之外的人的法国。 小百姓的爱国主义，也就是曾被国王舍弃、被教堂烧死的那个法国农村妇女贞德的爱国主义，像一条光芒的长线，穿过我们全部的历史。 同情农奴悲惨命运的拉布吕耶曾经写道： “在专制君主下，没有祖国可言。”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民主党人争取到了祖国的。所谓“鞋匠缝工之流”，喊着“国家万岁！”的口号，赢得了瓦尔米战役的胜利，他们是为革命的爱国主义的劲风所激动的。有一个年轻的选民在一九三六年选举以从后写信给我说：“我投了共产党的票，因为我爱法国。” * * * 一九三六年六月的胜利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获得了更大的安全保障，使他们因为新近获得了闲暇时间而可能享受家庭的乐趣，使他们提高了自尊的情感和无产阶级的觉悟。 这种社会的进步引起了文化的发展。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和带薪休假制。这样使他们的体育后动和集体旅行有了便利。俱乐部、联谊社、学校也都增加了起来。 但是反动派却努力破坏人民阵线的行动。他们反对增加工资，继续进行解雇，继续刺激罢工。他们向政府讹作恫吓，以财政困难为由，使法国人民所期待的改革，虽不完全被放弃，但迟迟不能实现。 自然，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政府也还做了很多的事。如取消对于公务员、公共机关劳动者和退伍军人有损害的不公平的法令，如放宽贷款标准以帮助小商人；如成立小麦收购机构，使得麦价稳定，比方在一九三六到三七年小麦价格稳定在平均每公斤一百四十六法郎，一九三七到三八则为每公斤一百八十法郎，而赖伐尔时代则只是七十甚至六十法郎。但我们的党那时说：“这还不够。” 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还等待调整债务与税收，减低房租，重订商业基金的库券。农民还要求解决农村债务问题，建立土地所有权问题，租佃的法规问题，农业灾荒保险基金问题，出售农产品集体合同问题等。 农民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也要求享受家庭补助费的权利。他们与工人一起，要求人民阵线允诺过的给与那些曾经创造过国家财富也替那些剥削者增加过财产的人们以年老退休养老金。 在巴黎，在圣德田，在全国各地，在各种动人的群众示威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指出老人们困境，我们要求特权阶级略略削减自己的余财，使老人们得到必需品。完全同意总工会的意见，党做了如下声明：“给年老的抚恤，给年轻的工作！” 一些大工程的重要计划，总工会和建筑工会都没有能力实行。这样的计划是符合工人利益的，因为他们可以重获一个职业；也可以使得农民满意，因为他们需要道路、水、电。 一九三六年九月，勃鲁姆政府不顾我们的反对，也不管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保证，便实行第一次的法郎贬值。工人们在六月里所争得的一大部分利益，在这次贬值下都丧失了。这一个“喘息”停止了工人阶级的前进却大大有利于资本家的反攻。一九三七年六月又来了一次贬值，于是去年强迫厂主们增加工资的好处，现在是完全被消灭了。 我们拿人民阵线的共同纲领和它的公式——“应当叫富有者出钱”，来反对勃鲁姆的财政政策。 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些共同考虑过的办法吧： “实行税制的民主改革，减轻赋税负担，以复兴经济；实行巨富出钱的税则以开辟国家的资源（对巨额收入累进其税率；重新规定遗产税，对独占企业利润征收所得税，但须防止影响消费品的价格）。
好久以来，共产党就主张一种税收上的民主改革。共产党要求大量豁免基层税，而对巨额收入征收累进的附加税。它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源上约束巨大的收入。共产党不赞成增加间接税，因为那是增加消费者的负担，特别是穷苦人民的负担。共产党主张征收一般所得税并对资本家的大公司企业所获的利润征收附加税。实行纳税证制度，以消除关于流通证券的一切欺诈舞弊。 以最严厉的手段控制资本输出，并禁止资本逃避；必要时，可以没收藏在国外的资财，或没收这类财产在法国国内的相等价值。” 如果这样的措施还不能平衡预算的话，共产党更主张对大资产征收特别税。 实行共产党的计划，是可以保证国家的财政健全的；该计划可以使政府得到必需的款项来实行社会改革，来完成改造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近代化的一切巨大工程。 [1] 多列士：《为了一个自由、强盛、幸福的法国》，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在巴黎电台的演讲，第八页。——原注 [2] 同上，第九－十页。——原注 [3] 同上，第十五－十六页。——原注 [4] 在大战前，共产党议员一共是七十四人，因为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格勒尼代替了共产党叛徒多里约而获得圣德尼地方的议席。又一九三九年四月在蒙吕松地区，由于社会党议员多尔马作了参议员的缘故。就由一个共产党人代替了他的议席。——原注 [5]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生活书店版，第一四七页。——译者 [6] 鲁日·德·李尔系大革命时代《马赛曲》的作者。——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