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三章 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马克思提出的“最先进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采取的10项措施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的最早中译文。《共产党宣言》这章的译者是朱执信（1884—1920），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流亡日本的孙逸仙革命团体的成员。朱执信于1905年末写了题为《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的两篇系列文章，他在第一篇文章中附上了马克思提出的10项措施。该文于1906年刊登在流亡日本的同盟会喉舌《民报》上。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简要生平。第二篇文章则介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著名竞争对手费迪南·拉萨尔。 还在朱执信的文章出现以前，一些反对满清的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至少已经知道了马克思的名字，梁启超是第一位介绍马克思的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他于1902年写的一篇关于英国社会思想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文章中，用尖锐批评的口吻简单地提到马克思。大约在此时，在日本的激进的中国学生和流亡者开始阅读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1903年，两部倾向马克思主义、记述欧洲社会主义历史和思想的日本通俗读物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然而，直到1905年俄国革命后，社会主义才对中国革命政党产生广泛的影响。流亡日本的孙逸仙的追随者，为俄国革命的榜样所激励，他们把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和反对满清王朝的斗争加以对比，欣喜地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对俄国革命者感到亲切。就是在这种对社会主义理论普遍感兴趣的刺激下，朱执信写了关于马克思的文章。 从1905年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段时间，在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所研究的许多社会主义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似乎最不引人注目。那些年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政党中有强大的影响。一般地说，中国革命政党都同情社会主义，但没有一个革命党人显出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朱执信不久后发表的文章中，也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他后来成为国民党左翼，没有再写文章提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小团体中，有些人继续以喜悦的心情关注俄国革命运动，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恐怖行动所吸引，而不是关心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者专心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他们感兴趣的是能迅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想，而不是那些马克思主义教条。 然而，那些年，在中国激进刊物对俄国恐怖活动的赞扬声中，也不时显出关心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迹象。1908年，《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恩格斯为该书写的英文版序言的中文译本，发表在《天义报》上，这是中国学生在日本出版的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报纸。同年，《天义报》刊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的译文。1912年，上海的《新世界》杂志刊登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译文，这是到1919年为止，中国国内能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唯一著作。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在日本的中国人和懂西方文字的中国人能在更大范围内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 无论是朱执信和其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译者，还是他们的读者，都没有被这些思想所打动，去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也没有耐心、严肃地研究它。这并不证明中国知识分子不够激进。那些年，声明赞同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极端手段的人并不少见，有些人毫不动摇地为之鼓吹，甚至在有机会时付诸实践，进行政治恐怖活动。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兴趣的原因不难说明，通常的解释是：十月革命以前，列宁主义阶段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依据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充分发展。缺少这些条件，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对政治行动的指导意义。对向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仅仅是西方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中的一个——实际上，他并不比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甚至圣西门、乔治·亨利更令人关注。因此，虽然马克思在本世纪初就被中国知识分子所知道，但他的思想没有引起共鸣。 1911年辛亥革命后，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似乎普遍衰落。许多长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同盟会成员，例如汪精卫（1883—1944），失去了对无政府主义的信心，倾心于国民党的实际政治事务。1915年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新青年》杂志的诞生，新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出现了。对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问题不再是有意义的争论。随着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青年知识分子关心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文化，而不是反对西方现存秩序的革命政治运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广泛的反社会主义倾向，相反，西方化的知识分子赞扬同时代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却极少赞扬它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人们普遍赞同把社会主义当作最终目标，但仅仅是讨论而已。十月革命前，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颇具代表性。1915年，陈把社会主义、人权学说和进化论看作现代西方文明三种最先进的思想。他写道，现代社会主义，作为达到社会和经济平等的运动，发源于法国，通过马克思和拉萨尔，在德国发展起来（他没有区分马克思和拉萨尔）。他希望，社会主义能促进政府和有产阶级推行社会改良，以调和资本与劳动。1917年，一位《新青年》的读者写信说，他相信社会主义代表现代最先进的思想，质问这份通常提倡先进理论的杂志，为什么很少有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陈扼要地回答道：“社会主义理想甚髙，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十月革命前，尽管李大钊对社会主义表现过短暂的热情，但就社会主义对中国的意义来说他不比陈独秀了解得更多。在1913年去日本之前，据说他倾向江亢虎（生于1883年）的温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一个建立于1911年末，短命的、微不足道的团体。李也表示赞成孙逸仙的民生主义。不管这是否通过赞成孙而表示他对社会主义的最初同情，显而易见的是，李没有超出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家主张的传统原则——关心国计民生。在日本，李更多接触到社会主义，如圣西门的著作，特别是乌托邦式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李就读的早稻田大学有相当多的追随者。 李大钊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始于留学日本期间，尽管最初对它的了解程度很不够。高一涵（1885—1968），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曾写道，当他于1916年初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李大钊时（李争取高加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李正忙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据高介绍，李终日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着日本著名的马克思著作宣传家、翻译家河上肇的著作。尽管高一涵对李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做了激动人心的描写，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未能征服李大钊。李无疑读过河上肇的书，可能他此时正攻读政治经济学课程。到1918年底以前，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没有发现马克思影响的迹象，甚至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他显然没有被马克思的学说所打动以致进一步研究它。他在日本度过的最后一年中，所关心的是为自己即将从事的政治活动寻找哲学根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大可能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鼓励。 1918年以前，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没有显著影响。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布尔什维克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产生了内在的影响。欧洲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政治行动之前，就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长期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信徒与这些人不同，他们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之前，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这表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意义的理解，几乎全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之外。许多人发现，不拘泥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论，会使这一理论更容易修正和翻新以适应中国的需要。 虽然一般地说，在中国，人们的革命倾向发生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但这一事实并不否认未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以不同的方式对俄国十月革命作出反应。这种不同不仅反映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世界观和个性的差异，也反映出整个知识界面临的现实分歧——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态度。因此，在讨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之前，需要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知识界的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二月革命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几个月，北京已取代上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1916年12月，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蔡元培（1876—1940）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着手改造学校。蔡元培任用教授时宣布：“他们的学识是主要的事情……他们在校外的言行纯属个人私亊，学校不对其言行提出要求，也不对这些言行负责。”在这种自由气氛中，北大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避难所。1917年，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一年以后，1918年2月，李大钊由陈独秀推荐担任学校图书馆主任，兼任经济学教授，继而又任历史学教授。这期间，其他的《新青年》同人也进入北大。 1917年，当激进的知识分子集结于北大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4个年头。战争结果猛烈地动摇了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领袖的思想基础。这场战争不仅使列宁得以在俄国夺取政权，而且打破了中国知识分于关于理性的、稳定的、民主的西方是科学进步造福于人类的圣地的梦想，经历了战争残杀和战争余波之后，对西方的幻想已所剩无几。当协约国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轻率地默许日本对北部中国的野心时，许多愤怒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反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 还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凡尔赛会议戏剧性地使中国知识分子转向注意俄国之前，有一位新派知识分子已经为探索革命而放眼世界。当1917年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君主时，李大钊把它看做中国发生类似革命的先兆。1917年3月，他说： “今以俄人庄严璀烂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1]
李大钊并不是唯一对二月革命发生兴趣的人。中国其他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一致欢迎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和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然而，李大钊希望俄国革命将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造，其他人则更关心这件事对欧战结果的意义。1917年初，中国参战问题已成为激烈的政治争端和知识分子文章中辩论的课题。2月，北京政府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为宣战作准备。8月正式宣战。和《新青年》杂志有联系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赞成中国政府参战的政策，他们把战争看作英法进步民主力量反对德国军事君主制度的斗争。他们设想，人道主义压倒军国主义，民主压倒专制的胜利，将给中国政治带来有益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坚信协约国为世界正义事业而战的想法加速了他们对西方最后的幻灭。 但在1917年，对于陈独秀这样赞同中国对德宣战的人来说，俄国革命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影响战争进程。因此，他的《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一文，很少说到二月革命和中国觉醒。该文的基调是促使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陈独秀宣称，中国完全需要对德宣战，因为德国一年前曾支持袁世凯。对于二月革命，他说：“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指俄国临时政府）未必与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单独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亲徳旧政府之反对者，而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吾料世界民主国将群起而助之，以与德意志战，且与一切无道之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战。”[2] 李大钊的文章和陈独秀的文章不同，李没有提到协约国事业的结局。事实上，他认为协约国的胜利并非是民主的胜利，它只有利于拥护官僚政府的人们。李大钊对战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由他的“辩证的”哲学所决定。这种哲学坚持历史是各个国家盛衰兴亡必然的、无穷尽的循环过程。这种历史观相信，旧中国内部的再造力量，将为新中国的复兴作好准备。这种历史观使李大钊确信，西方先进国家在衰落，未来属于新的正在摆脱苦难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目前还未发现通向世界历史舞台中心的道路。因此，他于一年前即1916年写道：“欧土名邦，若意大利，若法兰西，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若荷兰，若比利时，若丹马（麦），若瑞典，若那（挪）威，乃至若英吉利，罔不有积尘之历史。以重累其国家若民族之生命，回溯往祀，是等国族，固皆尝有其青春之期，以其畅盛之生命，展其特殊之天才。而今已矣，声华渐落，驱壳空存，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矣。”[3] 除了著名的俄罗斯外，衰落国家的名单几乎包括了1916年站在协约国方面的所有主要国家，徳国和奥匈却在名单之外。事实上，李大钊预言，由于德国是世界舞台上新兴的国家，它将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尽管李大钊在1916年对德国的同情是短暂的（至少亲德感情没有再流露于他的文章中）， 但这证明，他不像陈独秀和《新青年》同人那样同情协约国的事业。 十月革命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战争的不同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看法上。陈独秀坚信协约国为民主和人道主义而进行正义的斗争。他全心全意地欢迎二月革命，不仅因为这是一次民主革命（这一点使他关于战争性质的看法更有道理），而且因为俄国临时政府继续保持军队以反对同盟国。但当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后单独与德国媾和，从而对协约国造成严重威胁时，陈独秀几乎对俄国革命丧失了热情。最初他肯定不能接受列宁关于战争是掠夺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说法。因为他是如此相信民主的西方。 由于李大钊不具备陈独秀那样的战争观和对西方的信心，他更能够领悟1917年俄国两次革命对中国的意义。他对二月革命的反应已经预示了他对十月革命的反应。这种反应既表现在把俄国革命作为中国革命行将到来的信号，也表现在他使用的描述方法上。李大钊早就持有这种历史观：每个世纪都只发生一次波及世界的革命浪潮。所以，他把二月革命看做20世纪反官僚政治的巨大浪潮必然波及全世界的第一次证明：“前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君主政治’、‘贵族政治’而革命；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于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4]他在写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宣传革命合理的《暴力与政治》一文中说：现代世界的民主潮流“如百川东注，莫能障遏”[5]。李大钊认为革命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观点是他描写俄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种观点也深深铭刻在他的北大学生追随者心中。 与近年来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解释相反，俄国十月革命并没有像惊雷一样唤醒中国知识界。直到凡尔赛会议和五四运动之前，除李大钊外，几乎没有中国人发现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国家有任何意义。即使李大钊，中国第一位宣布忠实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重要的知识分子，也直到1918年夏季才公开表达他的观点，那是在列宁掌权七个月之后。 反应迟缓不能归咎于对俄国消息的闭塞。二月革命之后几周，李大钊和陈独秀秀对事件作了介绍。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三天，中国报纸已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此后，苏俄情况经常出现在中国报纸上，引起中国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密切关注。 最初，国民党人对十月革命的兴趣甚于那些最终成为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1918年1月，上海国民党人的喉舌《民国日报》的一篇社论表迖了对布尔什维克目标的赞同。很快，孙逸仙给列宁发去贺电。虽然《新青年》同人保持沉默，但有一点是无须怀疑的，许多新派知识分子在愿意公开发表评论之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所吸引。他们不能不感到中俄两国政治和社会的相似，不能不对布尔什维克迅速改造经济落后国家的许诺毫无印象，不能不对消灭阶级和官僚、所有人平等地享受最先进的文明成果的灿烂远景无动于衷，与这些吸引人的因素相反的是另一些考虑。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情协约国，更强烈地感到中国需要输入西方文化以作为社会改造和政治行动的前提。由于这些自相矛盾的心理，直到1919年事件的高潮（指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对十月革命不是毫无表示，就是见解含糊不清；许多新派知识分子既不赞扬也不批评布尔什维克。在这同时，他们仍满怀对民主和科学的信仰，等着看战争带来的结果。 虽然李大钊不像他的知识分子同伴那样怀着对战争的希望和对中国文化缺陷的偏见，但是也有一些顾虑使他没有立即奔向布尔什维克的旗帜。那就是他曾怀疑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住政权。从欧洲发来中国的报导描述了革命爆发后的可怕景象和极度夸大的政治经济混乱。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被造成严重威胁的内战所推翻，欧洲列强的外部干涉也将把它摧毁。因此，即使为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所吸引的人，也担心革命流产而未表示赞成。 由于中国知识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西方先进国家的依赖，因而他们对十月革命的反应更为冷淡。同盟会时代那些老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在精神上接近俄国革命运动。新的知识分子与之不同，对俄国很少表现出兴趣（除俄罗斯文学外）。从民主和科学已经获得胜利的法国、英国、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转向落后的、农业的俄罗斯，以便得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指导，这是在紧要关头重新定向，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即使李大钊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热情不像他的同事那样高，他仍然主要从先进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汲取知识的力量。除托尔斯泰之外，他几乎没有受过俄国思想家的影响。 结果是，起源于彼得格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中国人听起来十分陌生。在1917年，人们不知道怎样用中文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词句。中国毕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几乎不能提供理解和响应列宁主义纲领的基础。在革命之初，难以理解的俄国事件及其思想所引起的反应，与其说是赞成或指责，不如说是好奇。 也许由于这些原因，直到1918年夏，李大钊才愿意表达对十月革命的看法。然而，当他作《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表达这一看法时，已经毫无疑问地建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信仰。他认为十月革命“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6]。他经过比较认为，法国革命代表19世纪历史发展的趋势，俄国革命在20世纪扮演同样的角色。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不断重复着这种比较。 李大钊认为，虽然这两次革命反映两个时代的历史趋势，俄国革命代表更高的发展阶段。法国革命基本上“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国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789年革命的推动力是“法兰西爱国的精神”；1917年革命的基础是“俄罗斯人道精神”。“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7]因此，“国家主义”的法国革命没有影响到中国，国际主义的俄国革命则具有普遍意义。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中国能进入世界历史的舞台，跟上世界进步的强大潮流。 李大钊强调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第一次表明他开始否定自己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然而，他的这篇文章中仍有许多民族主义的痕迹。他赞扬十月革命是“重建第三种伟大文明”的伟大的第一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将在这次重建中发挥主要和基本的作用。1918年，十月革命对李大钊的最初吸引力在于，只有俄罗斯精神能够融合东西方文明，因为它位于欧亚之间，受到两种文明的影响。“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人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8]。因此，如果俄国担负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中国也将为完成这一使命作出独特的贡献。通过俄国的媒介，中国将在保持自己民族个性的同时，跟上世界进步的潮流。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中国将接受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而又保持自己国家独立的地位。李大钊满怀信心地宣布：“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立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9] 更重要的是应当注意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最初反应的发展，因为这对于理解中国革命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十分重要。李大钊相信落后确有好处——俄国和中国这样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孕育着进歩和青春的种子——而物质丰富的西方将走向衰退和腐朽。他对俄国历史表迖了下面的观点：“由文明史观之，一国文明，有其畅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欧洲之国，若法若英，其文明均已臻于熟烂之期，越此而上之进步，已无此实力足以赴之。德之文明，今方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势力……过此以往，则当入盛极而衰之运矣。俄罗斯虽与之数国者同为位于欧陆之国家，而以与上述之各国相较，则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其迟约有三世纪之久。溯诸历史，其原因乃在蒙古铁骑之西侵，俄国受其蹂躏者三百余载，其渐即长育之文明，遂而中斩于斯时，因复反于蛮僿之境而毫无进步。职是之故，欧洲文艺复兴期前后之思想，独不与俄国以影响，俄国对于欧洲文明之关系遂全成孤立之势。正惟其孤立也，所以较欧洲各国之文明之进步为迟；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存向上发展之余力。”[10] 既然李大钊相信俄国因落后而“尚存发展之余力”，他一定会感到中国的发展余力更大，因为中国更加落后！所以，我们遇到了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怪论：俄国特殊的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思想和心理的土壤。那就是：落后的社会和经济，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轻蔑地称为僵死的具有“东方”特征的俄国思想和文化。 俄国革命能够改造落后社会的许诺，不久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持有辩证发展和再造的观点，这种许诺更迅速而强烈地吸引了他。对再造的青春的中国的理想，迅速而有力地打破了他的沉默，使他不像以前那样对俄国革命静观默想。这次革命也符合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世界观。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忽然成为现代文明的前哨，大胆地向西方挑战，这件事不仅激发起他的民族主义感情，也使他更加坚信万物都走向自己反面的辩证法思想，落后的俄国的新生不过是更为激动人心的中国的再造的前兆。 李大钊关于俄国（还有中国）的落后预示着它可以跃入文明前列的想法，类似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比西方发达社会的工人阶级更能进行不间断的革命，由于不发达地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产阶级尽管人数有限，仍能掌握住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控制权，并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样，随之又能刺激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于1906年宣布了与马克思相反的著名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将比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地夺取政权。 李大钊和托洛茨基所持观点的前提不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内，以分析物质生活条件为依据；李大钊以精神力量的运动和“发展之余力”的积累为依据。托洛茨基坚持革命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努力为基础（尽管无产阶级自身还不够发展）；而李大钊并不关注社会各阶级的作用。托洛茨基与李大钊不同，他设想，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要保持下去，归根结底要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涨。尽管存在着这些区别，他们仍得出了明显相同的结论。他们都发现了落后地区政治和社会迅速进步的原因；都指出了经济落后地区在全世界革命中起的创造性作用。至少，从非严格的意义上说，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有点像托洛茨基主义者。同时，他又是“毛主义”的前驱。他坚信中国的落后对它未来发展的内容和速度都十分有利，旧中国所有的弊病都将通过“再造”而转向它的反面。李大钊已经预报了同时代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主题。 毫无疑问，《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发表，证明了在1918年中期，李大钊已成为十月革命的热烈拥护者。但并不证明他已经严肃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他当时认为，历史的和革命的力量，导致精神领域和人们心理上的变化。他解释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区别是因为“时代精神的不同”。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记录也。”[11]可见，他仍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物质前提。这不仅表明他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肤浅的；也表明十月革命对他的吸引远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上。到1918年夏为止，李大钊甚至于还未了解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相反，他为布尔什维主义所吸引，是因为他感到革命带来了“自由和人道主义的胜利”，以及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伟大开端。 然而不久，李大钊认识到，接受十月革命，就意味着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正确的。这时，他才在1918年11月那篇有影响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宣布——几乎是用一种新发现的口吻——布尔什维主义是“德国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继承者。这个世界性的伟大斗争不再被看作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的冲突；它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布尔什维主义的目标不再是调和东西方文明，它是“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2] 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李大钊嘲笑中国的参战——没有一个中国士兵打仗，没有将军调兵。他嘲笑中国人为协约国的胜利而庆祝，也嘲笑那些在中国的协约国军人。甚至认为他们庆祝胜利毫无意义，因为西方列强政权不久也要和德国军国主义同归消亡。真正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和平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3]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反应受到这种思想的感染，即认为世界将经历巨大的改造。布尔什维主义正成为伟大的、不可抗拒的、横扫全世界的伟大浪潮：“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14]李大钊采用他喜爱的比喻方式写道，俄国革命是即将到来的大改造的信号，好像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15]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反应，不能完全理解为受新思想的影响。他是被非常的革命行动所鼓舞，被他期望中的太平盛世的即将实现所打动。他过去没有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热烈鼓吹者，则是受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教条的影响。 他在1918年8、9月间的文章中已不大关心太平盛世，而是关心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不认为革命专门反对压迫者，而把革命看作伟大的、普遍的、改变世界秩序的力量。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工人阶级的特征只是附带地提到。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布尔什维主义精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16]。在1918年的李大钊看来，革命仅仅是真正的价值和创造力量的源泉。 卡尔·曼海姆写道：“超越现实是认识千年福音说的信徒的特征的唯一真实的、也许是唯一直接的办法……一个真正的信徒，他的内心具有强烈的爆发力量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愿望，因而总是要打破现实。”这是认识李大钊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向往的最好方法。信徒们置身于伟大的革命之中，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特征则是抱负宏大。对于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李大钊来说，这种反应也早有苗头。李大钊对于再造中国的信心和对现代革命的兴奋感，来自爱默生所说的时代观念。这种热情和信心预示着他将以欣喜若狂的态度对待十月革命。 李大钊心中充满了对无比壮阔的世界革命浪潮的憧憬。最初，他倾心于托洛茨基的著作甚于列宁，这并不奇怪。托洛茨基是世界大革命的鼓吹者。他对俄国革命惊人的描述，犹如点燃燎原烈火的火星，很容易引起李大钊的共鸣。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列宁提得不多。托洛茨基的著作《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写于1915年）对此作了长篇论述。李大钊引用过托洛茨基的一段话：“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的势力。”[17]李极力赞扬托洛茨基的“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索”，赞扬托洛茨基“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18] 李大钊坚信“俄罗斯式的革命”是世界舞台上壮丽的一幕，对于欧洲迫在眼前的革命，他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自信。不仅在德国和奥匈，而且在荷兰、瑞典和西班牙他都看到了行将到来的革命迹象。那么中国呢？令人向往的横扫世界的革命浪潮和祖国现实的对比，使他难以接受。军阀在中国政治中的专横同过去一样无情，农民从20年前举行过义和团起义后，在政治上十分消沉，从下层看不到革命意向。即使先进的、有政治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在欢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胜利，而不是庆祝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李大钊在一次庆祝战争结束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他十分担忧中国的困境。他认为，世界将进行巨大的、历史性的改造，它将成为劳工的世界。在那里，只有做工的人有吃饭的权利。他发问道，在这样的世界里，“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李大钊讲话的最后向听众建议：“诸位呀！快去作工呵！”[19] [1] 《李大钊文集》（上），第364页。 [2]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97页。 [3] 《李大钊文集》（上），第199页。 [4] 《李大钊文集》（上），第364页。 [5] 《李大钊文集》（上），第517页。 [6] 《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 [7] 《李大钊文集》（上），第573页。 [8] 《李大钊文集》（上），第576页。 [9] 《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 [10] 《李大钊文集》（上），第573—574页。 [11] 《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 [12] 《李大钊文集》（上），第600、699页。 [13] 《李大钊文集》（上），第598—599页。 [14] 《李大钊文集》（上），第602—603页。 [15] 《李大钊文集》（上），第603页。 [16] 《李大钊文集》（上），第603页。 [17] 《李大钊文集》（上），第602页。 [18] 《李大钊文集》（上），第602页。 [19] 《李大钊文集》（上），第5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