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天，1919年5月1日，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了[1]。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未像五四运动后那样迅速扩大，而且“研究专号”中的文章在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方面，也是相当有限的。那些即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团体中成员的出类拔萃之辈，除李大钊外，没有一个人是“研究专号”的撰稿者。而那些撰稿人，除李大钊外，也没有一个后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鼓吹者。那些文章一般说来都缺少独到见解，只是从学术的角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而且有几篇文章显然是对马克思持批判的态度。其中一篇依照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另一篇则重复伯恩施坦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的非议。 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是阐述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主要概念。那些理论观点是他从一些马克思著作的日译本中概括出来的，这些著作是《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资本论》的最后一部分。在1919年秋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发表之前，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是中国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严肃、最系统的论述。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大都不加自己的评论，那些论述所显示的正是他对其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印象，也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哪些部分感兴趣，对哪些部分不愿意接受。李大钊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问题，将在本书第六章中进一步论述。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份令人诧异的文章，该文对马克思主义似乎不是全心全意地赞同。李大钊看出马克思主义将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的正宗。但在阐述这一正宗时，却进一步提出了几点与之相悖的、值得注意的观点。 总的来说，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行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是倾向于接受的。这些观点预示着一个更为迅速的革命变革。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论的学说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这种理论似乎在鼓励消极性，或者意味着革命的政治变革必须以一个长时期的经济发展为先决条件。相反，李大钊立刻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一理论一旦离开经济先决条件的限制，则着重强调自觉的政治行动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李大钊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概括了阶级斗争的现象，这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内在冲突。进而言之，阶级斗争的理论也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要达到自我发展和完善这一普遍趋势的必然反映。因此，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对于中国的知识界并不陌生，因为这一概念总体上来说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并可以在斯宾塞的著作中找到。对于进化论和斯宾塞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早已熟悉了。李大钊还意识到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论述有某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如马克思否认阶级的行为能够决定生产力的运动，但又宣称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还断言社会阶级的行动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李大钊明显地欣赏后—种说法，信奉阶级斗争本身在历史的发展中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他在解释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性吋，经常把它比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原理各个组成部分的一条“金线”。 李大钊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原则论述，完全同意资本集中的“法则”。这一法则宣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然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的寡头集团手中，从而导致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不可避免地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惊心动魄的最后搏斗。关于资本主义的“自然和必然”的发展趋势，是为其自身播下毁灭的种子这样一种信念，在当时非常富有感染力。 李大钊并不是完全倾向于历史唯物论的，他只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对历史发展的一般解释来理解。但他对于历史是不可抗拒地向着光辉的前程发展的论点很感兴趣，尤其是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部因素，即政治、思想及宗教现象，都不过是经济基础及其运动的反映的定律；以及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解释十分重视。李大钊在论述这些问题时，既赞同也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他以一种片面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其中一点上不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观点，即宣称：上层建筑的诸因素对经济基础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而这一结论正是李大钊明显地不愿意接受的。另—方面，李大钊又保护马克思主义不受到那种老生常谈式的批评，那些批评说：在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矛盾，因为全部历史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所以自觉的阶级斗争就变得毫无意义。李大钊解释说：这一明显的矛盾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张“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李大钊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仍“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但他把这些矛盾归结为在创立一种新学说时不可避免的“夸张过大”，这些“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指马克思——译者）那莫大的功绩”[2]。 谈到自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见解时，李大钊明确指出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他列举了欧洲历史中的某些例子，如诺曼底人入侵英国的结果是维持住了大地产制。李大钊特别反复论证了政治力量和“自觉的群体活动……可以改变经济现象的趋势”，由于没有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区分开来，所以李大钊不能肯定自己的观点是否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一致，因此在援引马克思的观点以支持他的政治能动性立场的同时，他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历史唯物论还需要进行修正。李大钊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发展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也是后来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感到特别烦恼的问题。 尽管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是含糊的，但由此可以清楚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降低道德与精神在历史上的作用感到非常不快。他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有着很深的道德根源的，他批评马克思主义把道德观念的作用推迟到革命后的未来，也就是当“人类真正历史”取代了阶级斗争的“史前史”的时候，并指出：“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3]在这一点上，他直率地申明“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4]。他主张人类精神的改造和经济组织的改造应当同时进行。在谈到某些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马克思主义与康德的道德观学说融为一体时，李大钊满怀希望地宣称：人们将会看到，重新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将作为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趋势而出现。. 李大钊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动摇的基础上表示“极大的遗憾”。虽然这个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的反应是持批评的态度。最后，他将马克思主义与所有学说一样，看作是一个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在工业革命的时代，经济势力兴起，其影响压倒了宗教政治的势力，“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5]。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到的都是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在这一长篇文章的两部分中，没有一处可以看到列宁主义的特殊影响。鉴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概念，已包括了列宁主义的内容，所以从这篇文章看不出李大钊是否了解列宁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突出贡献。李大钊也没有提到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即列宁关于革命的前夜的概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正是由于列宁的这些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一种适用于那些资本主义制度尚不发展国家情况的革命学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对列宁的那些伟大的理论观点不感兴趣。在李大钊自是表述马克思“正宗”正在“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而发展的文章里，却没有出现列宁主义理论影响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这样一种说法，即：李大钊之所以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为普遍的革命行动所激励，为广泛的革命预言，特别是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奥妙所激励。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与对十月革命的反应有很大差别，他沉浸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并把这一胜利看作是即将来临的人类解放的信号。他不愿意将这一预言放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用严格的经济的和历史的法则去检验。虽然李大钊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投身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但他仍保留了这样一种权利：自己来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哪些因素是可以接受的，哪些因素是应当修改或扬弃的。 如果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分析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宗教启示般的教条，那么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著作中有许多论述是赞成这种观点的：纯理论的阐述应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变化，不断地作变革和修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概念中，确实已包含着理论应在革命的实践中加以改进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应把李大钊1919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抵制。不久，许多批评就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或至少变得不那么鲜明了。然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提出了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应当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并预示到马克思和列宁经典理论中的某些根本区别。这种预示，不仅是李大钊的思想，而且也出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毛泽东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 五四事件1919年春，李大钊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鼓吹者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促进者，实际上是完全孤立的。除了少数学生追随者外，在中国的知识界中，还没有人对李大钊关于十月革命预示着随之而来的整个世界文明的重新建立这一充满激情的预见有所反应。正如他在1919年3月所写的那样：“实在讲起来，现在我们国内最新的议论，不晓得跟过激主义还差几个千里呢？”[6]甚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没有任何兴趣，对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只是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态度不明朗的评论。 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风暴，使这种局势戏剧般地改变了。在凡尔赛和会上，协约国决定将原来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划归日本，这一轻率的决定，激怒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那难忘的一天里，北京5000多名大学生举行了抗议示威。在示威达到高潮时，学生们袭击了北京政府中几位臭名昭著、勾结日本的内阁成员的住宅。这一暴力行动导致了与警察的冲突，一些人被逮捕。于是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并且迅速地发展到全国的各大城市。虽然这个运动开始仅局限于反对日本侵略行为和中国政府的卖国行径，但不久以后，整个中国就被淹没在民族主义者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浪潮之中。许多教授和产业工人、商业界人士一样，也加入到学生们的行列中。整个5月和6月，发生了一连串数不清的示威、暴动、罢工和罢市，以及大规模的拘捕。曾经在如此长时期内似乎处于休眠状态的中国社会，随着政治和文化的骚动，突然沸腾起来了。 关于山东问题的《凡尔赛和约》，是对中国民族自决原则的公然侵犯。不仅如此，鉴于日本对中国有着日益扩张的野心，这种野心早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在不断地向中国要求其“特殊”地位时，就已充分暴露出来了。因而，《凡尔赛和约》无疑对中国形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和约》在倾向西方民主的中国知识分了中激起了愤怒，促使其中许多人投身到革命的政治运动中去。 当协约国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在中国传开以后，李大钊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们一样，表述了吃惊和失望的心情，“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7]但这种震惊和失望也许在李大钊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要小些，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中国新知识界中对西方的那种信任。《凡尔赛和约》对中国利益的出卖，对于他与其说是幻想的破灭，倒不如说是进一步证实了他长期以来对西方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怀疑和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早在1914年他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所有的外国人都是“褊塞阴狠者”，中国的问题“不可与客卿谋”。[8]在以后的那些年中，也没有任何迹象看出他改变了自己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观点。这一观点一方面表现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事业的敌视，—方面表现为他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和响应。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事件的前几个月，李大钊的文章就已响应苏俄领导人关于亚洲人民站起来，反对“欧洲帝国主义掠夺者”的号召。1919年1月，李大钊写道，只有“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才能废除“秘密外交”、“常备兵”这类“鬼祟的事情”，在维持国际秩序的招牌下，帝国主义列强却“总是戴着一幅鬼脸，你猜我忌的阴谋怎么吞并、虐待那些小的民族。虽然也曾组织过什么平和会议，什么仲裁裁判，但在那里边，仍旧去规定些杀人灭国的事情。”[9]一个月后，李大钊已开始预见到在他称之为“欧洲瓜分土地会议”上对中国利益的出卖，他警告说：“如果欧、美人不说理，想拿我东方的民族作牺牲，我们再联合起抗拒他们不迟。如果那排斥亚细亚人的问题，还是没有正当的解决，还是不与平等的待遇，那真是亚细亚人的共同问题，应该合我们亚细亚人的全力来解决。为争公理起了战争，也在所不惜呢！”[10] 凡尔赛和会的结果，为李大钊关于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观点作了最后的论证。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宣传这一观点，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抓住时机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看法： “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两句话里包藏。而从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点、惰性、狡诈、卑鄙，都从这两句话里暴露出来。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时，也不过一时受些苦痛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做梦，希望他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11]
五四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意义在于，中国恢复了李大钊曾为其失落而倍感痛惜的“独立的生机”。从1919年到1920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他 们在感情和文化上抛弃了对西方的依赖，重新唤醒了中国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能力。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这一运动标志着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何等深远；恰恰相反，它正是这一影响将要迅速消亡的开端。的确，《新青年》所传播的西方自由和民主化思想培育了新一代青年学生，正如周策纵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在许多方面是1915至1919年西方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所做努力的实际体现。然而，五四运动并不简单地只是前一代知识分子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结果。因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已抛弃了他们的先生们最基本的和始终不渝的信仰。在1915年至1919年间，“新青年”派的知识分子自称为自由国际主义者，他们大都不关心外国帝国主义的问题。而五四时期的学生们却首先是革命民族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使中国免受帝国主义威胁的保护者。大多数“新青年”派的成员因专心致力于变革中国文化和道德的问题，放弃了政治上的参与。而生活在充满着政治行动主义精神的环境中的新一代青年学生，则要求立刻采取行动，以解决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并希望有一个能够解决社会总危机的根本的办法。虽然这些学生活动家和教育过他们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反传统主义者，但年轻的学生们不愿意耐心等待漫长的吋间，以便重新教育中国人民和树立一种崭新的文化。尤其当他们面前的敌人——中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已构成严重的威胁时，当运动取得早期的成功时，青年们就更加不能等待了。年轻的一代仍旧热烈地信仰着民主和科学，他们仍指望西方提供文化知识上的引导。但是他们不再把西方看得那样光明，也不再对西方的思想意识那样感兴趣了。对于五四时期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曾经向中国传播民主和科学观念的那个自由、进步的西方形象，已经被永远地淹没在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浪潮中了。他们胸中燃烧着“拯救民族”的烈焰，因而感到越来越难以接受西方的双重身份——既是先生，又是压迫者。与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再崇拜西方的力量、财富和文化，西方的出卖倒是给他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此，那些在五四事件后变得非常著名的西方思想和意识，都是谴责西方现存制度的学说。 在本世纪初的20年里，达尔文、穆勒、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的那种传统的、不带政治色彩的理论曾经普遍地、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如今这些思想都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淹没了。圣西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罗素和柯尔的行会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都是新一代学生们抱着极大的热情去探讨和研究的思想和学说。虽然这些新的、以社会主义为共同目的的理论无论在设想上，还是在为实现这些设想所采取的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但它们的流行本身，已说明了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上一代人的思想中已含蓄地表露过，而今则明显地、正式地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接受。正如罗素1920年在中国周游演讲时提到的：在青年人中间，一种获取西方知识的热烈愿望和眼前西方罪恶的现实交织在一起。他们希望获得科学的知识而不是机械的常识，希望实现工业化而不是资本主义。作为个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正如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大多是中文教师一样。 对社会主义的渴望不单纯是在文化方面，它更多地反映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深刻的民族仇恨。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最高级的、尚未实现的西方民主方式，同时也是反对西方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现存关系的一种方式。社会主义的信仰肯定了新一代西方文化的遗产，同时也与构成了当时文化和政治倾向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潮流相一致。社会主义的学说使年轻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既能抵制旧中国传统势力，也能反对当前西方统治的办法。 五四运动创造了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政治行动的推动力为主导的新的文化环境，从这个新的环境中，产生了中国现代史上两股主要的政治力量——新生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这两者之间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一场长期的流血战争，但在1919年，双方的领导人却站在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上。 在五四运动前期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人能像李大钊那样预见并引导了后来的文化和政治趋向。洋溢在李大钊著作中的民族主义热情、深刻的反帝情绪和他世界观中所包含的政治能动性成分，把他同“新青年”派的其他成员鲜明地区分开来。加上他于1918年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已成为革命思想的先驱者，这个革命思想体系证明了刚刚开始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极端重要性。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几个月的文章中，提出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既要成为反帝战士，又应是政治活动家的要求。1918年，他第一次鼓励他的学生们组织开展政治讨论的团体，并始终提倡这种团体要付诸行动。此外，他热切地号召青年们“到农村去”，解放中国的农民。李大钊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可称之为他努力使学生们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并且向他们灌输社会责任感的最典型的作品。此文刊载在1919年3月中旬北京《晨报》上。文中，李大钊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向学生们发出号召：“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到社会中去，“那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12] 五四事件的前夜，李大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一节”May Day杂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号召在庆祝日这一天采取“直接行动”。虽然李大钊承认中国很少有人被直接行动的精神所感动，但他预言：“明年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13] 李大钊满腔热情地鼓励学生们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因而在五四事件后，学生们都把他看作自己的领袖。第一次示威行动后的当天夜晚，学生领袖们就来到早被称之为“红楼”的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向他汇报当天所发生的事件。在以后的两个月里，红楼成了学生们制定其行动计划的会议地点之一。与此同时，李大钊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将五四运动扩大到其它城市中去。在响应这一号召的人当中，有李大钊的学生、后来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者的邓中夏。邓中夏出发去上海，并参加了6月初在那里开始的工人阶级大罢工。 政治上自觉的中国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极大增强一样，是五四时期的两大进步之一。1919年，虽然城市工人阶级相对来说人数很少，不足200万。但由于世界大战的进行，中断了外国商品的进口，刺激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奇迹般地增加了。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察觉到了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及其他一些人，在1918年就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1919年2月，李大钊写了一篇关于《劳动教育问题》的文章，刊登在北京《晨报》上，他在文章中指出：资本家剥夺工人用于“社会精神上修养”所必须的休息时间，甚至比对工人进行经济上的剥削更为可耻。1919年3月，在关于河北省煤矿工人生活状况的报道中，李大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矿工的生活条件连矿上拉车的骡马都不如。在同一个月中，李大钊鼓励学生团体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的工人区从事教育和宣传活动。但直到1919年6月，当上海的工人举行罢工以支持学生运动时，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中国城市无产阶级的政治潜力。到五四时期，随着这种认识的不断深化，终于得出了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结论。 后来，李大钊在评论五四运动的意义时，将五四称为“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14]的一天，“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15]。五四带来了新的希望、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它使人们有希望看到一个新生的、完全置身于现代世界变革中的中国。它与李大钊所预见的世界革命发展前景完全吻合。在这个革命发展的浪潮中，中国将与苏俄一样，起着突出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由于组织起来的学生和工人在1919年年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中，证明了他们具有影响事态发展进程的能力，因而使政治行动主义的精神受到了激励，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旨。 充满政治色彩和反帝情绪的环境，促使陈独秀及其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事实上，1918年12月，当陈独秀与李大钊共同主编《每周评论》的时候，就已经放弃自己不参加政治活动的立场了。《每周评论》为陈独秀、李大钊提供了一个不受《新青年》编委会审查限制的、评论当时政治事件的论坛。在1919年初的几个月里，陈独秀的文章采取了越来越激烈的语调。但直到五四学生示威运动之后，他才愿意亲身参加政治运动。五四事件后，他深深地投入到学生的政治运动中。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闹市散发传单时被捕。他被控印刷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材料，被监禁了83天。李大钊感到自己对陈独秀的被关押负有个人的责任，因为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编，曾批准刊登他的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答复胡适时说：“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16]当陈独秀在9月获释出狱时，李大钊作诗欢迎他的归来：
陈独秀为避免再次被捕，辞去教授的职务，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不到一年，他在上海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走后，李大钊成为北京激进的知识分子们公认的领袖。 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李大钊是在五四事件之前而不是其后宣布自己赞成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五四运动与他的信仰的转变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仍证实了这一运动与他的新信念之间的联系。在1919年年中一系列令人振奋的事件的冲击下，他打消了对死水一潭的中国社会观状的焦虑，这种焦虑曾深深地困扰着他。他重新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感情。与此同时，那些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不同看法，也被新的政治运动的浪潮所淹没。 由于五四运动呈现出越来越激进的色彩，“新青年”派开始解体了。由胡适在1919年夏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宣告了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在这场争论中，李大钊作为胡适的主要对立面，完全投身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运动中。 问题与主义1919年夏，约翰·杜威教授在中国讲学，当时恰逢他的得意门生胡适大肆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时。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日益传播，胡适明显地表示不满。他主张知识分子的精力应当放到研究具体的实际的社会问题之上，这是一项艰苦的任务。而不应把精力用于不断地“空谈好听的主义”。在7月20日的《毎周评论》上，胡适提出：所有的学说，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的社会需要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其它的时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那些引进外国理论却又不了解产生这种理论的背景情况的人，忽视了这一原则。主义更为危险，因为它们很容易被那些无原则的政客利用，以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尤其危险的是使用诸如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它们可以被解释成许多不同的意思。虽然胡适一再表示，他并不想打击对理论与主义的研究，但他的主要观点很清楚：那些鼓吹一个包罗万象的最根本解决的学说，不但于解决社会问题无益，而且实际上还会妨碍寻找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指出，胡适的文章是对自己信仰的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在昌黎五峰山（距李大钊河北老家不远的偏僻山区，在北京当局政治镇压期间，李大钊曾撤到那里居住）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反驳胡适道：问题和主义不能分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18]。人们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呢？李大钊指出，首先必须将一种自觉的观念灌输到他们当中去，使他们能将自己的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联成一体。正是在这里，主义起到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它给了人民“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这样社会问题才能被理解和解决。因此，胡适这个实用主义者，才真正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19]。 只有在“纯理论的讨论是无效的”这一点上，李大钊和胡适才趋于一致。但从这个表面一致的地方，两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胡适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应使自己脱离政治领域，才可能冷静地研究“实际问题”。而李大钊的态度则充满了对政治行动的渴望：我“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20]。 李大钊不仅明确地表示他要投身的“实际的方面”，就是参加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并且继续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应当应用于中国的实际，“用它作工具，去驱除那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21]。李大钊进一步说明，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能在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过程中加以改进的学说。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22] 然而李胡之争的焦点，既不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哲学问题，也不是对主义信仰的价值问题，胡适本人就信仰过多种主义，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实验主义。争论的中心是一个实践性很强，也很迫切的问题，即中国的问题究竟应该通过政治革命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缓慢的、改良的和非政治的社会改革来解决。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言论中，胡适尤其激烈地反对任何提倡“根本解决”的学说，他声称：这些学说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23]在另一篇文章中，胡适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24] 与其相反，李大钊再次重申他的观点，即：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是达到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的先决条件。他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25] 无论是胡适所关心的对个别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是李大钊宣传的“根本解决”，这两种对立的方法都不能离开它们所要面对的中国的特定的环境。胡适根据美国哲学和社会学的传统思想提出自己的观点，但美国的传统出自一个稳定、进步、能现实地将自己的问题作为“各个分散的社会调节的技术问题”来研究的社会。约翰·杜威的哲学和社会学无需将社会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因为可以乐观地设想，在美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个社会整体是可以照顾自己的。假设改革发生在现存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杜威的观点基本上是保守的。但杜威的思想毕竟是一个可以产生保守主义的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具有现成的社会结构，有与社会进步方向一致的、能够解决自身的社会问题的功能。 如将杜威的纲领用于中国，那它就既不是保守的，也不是激进的，而是毫不相干的了。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着一个社会、文化和大规模的政治分裂的危机。中国人民大众极端贫困、缺少文化，加上缺乏哪怕是最起码的可靠的政权基础，从而否定了杜威纲领中预先假定的前提，即基本的社会统一性。由于内部全面的危机和来自外部的侵略威胁，当胡适与李大钊争论“问题与主义”之时，中华民族的存亡已经成为迫切的问题。主张研究具体的问题，提倡缓进的社会改良，就是设想已经存在或将要出现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问题可以研究，改良也可进行。但这种设想，无论从当时的局势或是今后的发展上看都是不现实的。从整个中国的危机来看，杜威的纲领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回音仍在中国知识界中回荡的吋候，杜威纲领的失败已经是必然的了。虽然胡适提议将杜威的哲学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但到1920年，他和他的自由主义同伴们却没有去研究社会问题，而是转向了更深奥的问题，如考古学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历史的研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校勘工作。正如周策纵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1920年，“多研究些问题”的建议提出后不久，几乎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参加社会调查和劳工运动，反倒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伙伴开始到工人和农民当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 胡适的纲领注定要失败，但并不能否定他及其他自由主义者们的真诚和良好的愿望。虽然胡适由于其性格和哲学的引导，使他站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政治运动的对立面，但他毕竟为自己祖国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忧心忡忡。他没有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任何有效的贡献，正好说明他犯了自己曾认为他的激进派的同伴们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引进外国理论，却没有对产生这些理论的社会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反对参加政治运动、强调研究基本问题的同时，胡适仍旧坚持那些曾支配过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思想倾向。他继续坚持这种倾向是由于不信任民族主义，拒绝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也由于他专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变革，并且喜欢以渐进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变革。由于五四运动越来越猛烈，由于民族主义、政治行动主义和急于寻找使中国摆脱困境的方法的情绪已在文化环境中占了统治地位，胡适显得更加喜欢听到已经成为过去那个时代的声音。 隐藏在“问题与主义”争论背后的，是两种势不两立的行为准则。这两种准则被马克斯·韦伯称为“根本目的伦理”和“责任伦理”。信仰“根本目的伦理”的人，遵循抽象的个人道德标准，是一种良心伦理观。在这种伦理观念中，个人要限制自己的自由，以理解社会现实，而且只能用与自己的道德标准一致的方法，去改变社会的现状。在他们看来，首要的责任，不是行动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而是必须维护自己动机的纯洁性。但是在一个视道德而言，大部分问题都是模棱两可的世界里，这种伦理观，不过是耶稣教义中的道德，是脱离尘世的圣人的道德。相反，每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都要奉行“责任伦理”，他不仅要对自己良心的要求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他还必须对那些不道德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手段负责，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好的目的而不得不采用的手段。他们必须认识到：不论他们自己处在如何自相矛盾的情况之下，他们都必须担负起这种责任。 对“根本目的伦理”和“责任伦理”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学者生涯和政治生涯的选择。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行动纲领的态度，存在着接受和反対两种因素。这种既接受又反对的特殊心理背景，是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这种难以理解的矛盾，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它曾经出现在儒家文化的为国家服务的理想之中。尽管儒家的伦理原则认为，国家应建立在统治者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行为标准的基础上，但它又要求学者作为一个官员，参加到使用暴力的政治组织当中去。这两种伦理观还非常尖锐地表现为官员和道士的矛盾，即：是献身于公共事务，还是致力于陶冶身心，寻求知识。如同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那样，甚至儒家传统本身，也存在着参政和脱离政治生活的矛盾。 我们已经知道，注重为民众服务的儒家精神对早期李大钊的知识分子生涯有一定的影响，1915年李大钊在与陈独秀就“自觉心”问题的争论中，又强调了参与政治的迫切性。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在选择政治生涯的这一决定时，他就已经准备牺牲掉自己的许多信仰和原则，以获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最终胜利的信仰。从俄国革命当中，他发现了使世界新生的力量，同时他也深深地理解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所负的个人责任。 而胡适却宁愿遵循“根本目的伦理”，他愿意作为一个纯学者，致力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在这些纯学术问题上，他可以成为一个科学的考察者和无党派的导师，他不愿使自己染指于肮脏的和不相干的政治事务。但结果正相反，胡适和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未能脱离实际的政治纷争。在现代中国的革命风暴中，政治信仰的压力非常强烈，不允许有纯学者的生活存在。胡适事实上追随了国民党，而许多其他自由主义分子转向了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迫加入了共产主义的行列）。在中国政治环境中，自由主义者多半为相互敌对的政党所利用，他们却不能够影响那些政党。结果，他们既失去了保持由“根本目的伦理”决定的、诚实的个人标准的可能性，也先去了对勉强接受的政治角色负责的可能性。 8月17日，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不久，这一期刊就被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查禁了。这一争论由胡适在上海的《太平洋》月刊上继续进行。以胡适的反对者、记者蓝公武为代表的进步党（其支持者当时大多是行会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认为，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年底。而这时李大钊已经不再注意或至少是收起了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表示的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异议，他已彻底投身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政治行动中。 早在1919年8月，李大钊第一次就“问题与主义”回答胡适时，这一变化就已经十分明显了。在五四运动激动人心的形势鼓舞下，在已被释放出来的行动主义的冲动中，面对胡适对自己信仰的挑战，李大钊不再为自己的哲学见解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分歧争辩不休了。在回答胡适反对“最根本的解决”的观点时，他对于历史唯物论的论述，没有谈到他在两个月前还坚持的观点。现在他认为物质上的改革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变革。“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26] 可以肯定地说，李大钊这时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自觉的、以阶级斗争形式出现的群众运动，经济革命是不会实现的。这只是朴素的马克思主义。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李大钊更加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在1919年12月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宣称：所有的道德体系都不过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抨击儒家教义为历代统治阶级的工具，并试图将现代中国所有文化的变化，都解释为中国经济变革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新的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27]。到1920年底，他已通过清楚地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剔除了极端决定论的观点。在一篇题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的文章中，李大钊试图通过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作用，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力的主题中，为他信仰的人的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力量找到一席之地。也正是在这时，李大钊在某种程度上，思想和马克思达成了一致。 陈独秀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的信仰，确立得比较晚，也比较突然，但总的来说并不亚于李大钊。1919年间，陈独秀事实上一直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问题保持缄默。的确，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不仅批评了胡适，也批评了陈独秀，认为他对十月革命甚至连讨论讨论也不愿意。李大钊的批评并不都是公正的，因为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专栏和《新青年》中曾几次评论过苏维埃革命，只不过非常简略，并且也没有表示赞成。在1919年4月的一次评论中，陈独秀写道：“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8] 1919年12月，陈独秀简略地解释了“布尔什维主义”一词的来源，并反驳指责布尔什维克威胁着世界和平的观点。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支持约翰·杜威关于在小的自治团体基础上建立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渐进主义纲领。1919年底，陈独秀还满怀希望地相信中国可以把英国和美国作为她效仿的模式。 然而，几个月之内，陈独秀的观点完全脱离了杜威的渐进变革论，并注重于研究“劳工问题”。他所形容的西方形象，再也不是进步的、民主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无情地剝削工人阶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宣称：“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9]而杜威的纲领，正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那样，将需要“数年平凡的脚踏实地的工作”，知识分子应当“去扮演一个荫蔽在幕后的谦虚的角色，不要抱有取得轰动一时的直接结果的希望”。五四时代的激情和行动主义的热烈情绪，使陈独秀脱离了渐进改良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巴黎和会的打击，使他对西方的信仰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因此，1920年中期，陈独秀坚定地站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营之中。1920年11月，陈独秀在回答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国家、政治、法律”问题提出的批评时，果断地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行动纲领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民主”这个曾经占据他心目最中心位置的概念，也变得不过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30] 陈独秀转向布尔什维主义，差不多比李大钊晚了两年，他对十月革命没有他年轻的同事所怀有的那种炽烈的热情。在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没有出现任何李大钊著作中出现过的疑问和非正统的观点。他笼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像他过去接受民主和科学—样。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和大多数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一样，取代了民主的思想。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思想上的信仰，也要求政治上的行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在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行动主义的因素已上升到这一学说的首要地位。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反对西方的运动中，逐渐克服了对参加政治活动的抵触情绪。到1920年中期，他对于担任政治组织者和革命领导者角色的热情，丝毫不逊于李大钊了。 早期共产主义组织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已经奠定了。长期以来，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被一个神秘、复杂的网所笼罩，而中国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却几乎不曾揭开它。由于共产主义的神明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很少有人注意毛泽东未直接参加的那一段党的历史。因为在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党的正式成立会议之前，他在中国共产主义活动中，仅仅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工作的开始，首先应当归于第三国际对中国事务的干预。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动身来北京。在他到达之前，党成立的基础已经打好了。五四运动后，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增加了，左翼学生组织已有许多。1919年，许多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活跃在一些政治性的组织当中，如工读互助团、新民学会和觉悟社，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勤工俭学组织。一些学生组织，如平民教育讲演团，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到1919年末，上海地区的学生团体也组织起来了，其目的是联合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 中国北方最早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可以追溯到1919年春，即李大钊的几个学生（由邓中夏和张国焘率领）开始在北京的工人区进行宣传鼓动和教育活动的时候。他们在北京郊区的铁路枢纽长辛店建立了一个讲习所，长辛店后来发展成为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中心。1919年李大钊和他的学生追随者还在天津开始组织码头工人的斗争。根据苏联的资料记载，两位年轻的苏俄共产党员，由于西伯利亚内战，偶然到了中国北方。他们在维经斯基来华的前一年，曾协助李大钊组织过工人工作。其中一人叫莫勒，他记录了自己和另一个叫鲍尔曼的苏共党员，1919年至1920年间在北京和天津的活动。 “鲍尔曼甚至在我到达之前，就已经和北京、天津高等院校里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鲍尔曼称李大钊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1919年9月与鲍尔曼会面时，这些关系依然保持着。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又一个的团体到我们的公寓来。
五四运动前夕，马克思主义更加迅速地传播。1919年2月，李大钊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不久，他把这个副刊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具。除了李大钊的文章外，《晨报》副刊还在1919年5月9日至6月1日连载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1912年上海《新世界》半月刊发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片断以来，第一次刊登的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1919年，恽代英（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翻译和出版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到1920年4月，一部由陈望道翻译的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了。而第一部列宁的著作是在1919年末翻译出版的。在学习和讨论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过程中，我与中国学生逐渐熟悉了。并经常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分析孙中山的著作，还告诉他们工人阶级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起的领导作用。 我很快就使学生们懂得，他们必须与天津的纺织和码头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要着手组织当时还没有的工会，这些也是鲍尔曼与李大钊讨论的话题之一。 1921年1月初，在我们离开中国之前，一个由4名学生组成的小组已经与码头工人建立了联系，并已开始从事组织工会的实际工作。” 李大钊在1918年末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1919年12月，被基础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所代替。不久以后，它宣布已拥有110名会员，其中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他们由李大钊领导，曾在北大图书馆举行过会议。但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行会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不久就分裂成了各个不同的团体。马克思主义者于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重新组成了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据该组织的成员之一，北京大学学生朱务善回忆，李大钊就像学生辩论会中的专职顾问，在开会时，他通常都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般不直接答复学生们向他提出的问题。虽然许多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研究会的成员，但它的会员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家。并且还曾在一次研究会的会议上，就中国是否真正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虽然李大钊和他的学生追随者们，还没有起到一个列宁式的政党组织的作用，但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中国共产党将要采取的一个行动，即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阶级。这样，当维经斯基到达北京时，他已经站在一块孕育着共产主义组织的肥沃的土地之上了。 与维经斯基同来的还有他的翻译杨明斋，他是在十月革命移民到西伯利亚的山东人，并在那里加入了俄国共产党，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国教授将维经斯基介绍给李大钊。维经斯基到达北京的准确日期始终未能查清。但根据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报告，他到达北京的时间是1920年3月，与李大钊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一个月。李大钊和维经斯基在他图书馆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表示接受第三国际使者的建议，但建议维经斯基首先与陈独秀取得联系。于是维经斯基去上海，他在那里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随后，陈独秀在5月份组织了由7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后来，陈独秀又邀请李大钊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沪，制定组织全国性政党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决定陈独秀在南方负责各省组织共产党。李大钊则在中国北方各省实现这一任务，从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提法广泛地传播开来。1920年夏至初秋期间，采用各种名称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杭州等地建立起来了。同年末，陈独秀应广东新军阀陈炯明的邀请出任该省教育委员会主席时，又在广州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 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在某种程度上，还不是列宁主义式的、由有献身精神和纪律严明的革命者组成的组织。在这些早期的成员中，有很大数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马列主义者”，如后来成为国民党右翼领导人、蒋介石主要理论家的戴季陶。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8名成员中，就有6人据说是无政府主义者。 然而在几个月之内，无政府主义者（和戴季陶）便离开了组织，取而代之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更富于献身精神的学生。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一个学生党，当这些小组成立时，除了40岁的陈独秀和31岁的李大钊外，组织成员大都是20岁出头的大学生。在北京，李大钊吸收了一大批他最欣赏的学生，其中包括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和刘仁静（后来中国托派的领导人）。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记载，毛泽东自1920年2月第二次去北京后[32]，就回到湖南从事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并与李大钊有着密切的接触。周恩来1920年初在天津觉悟社和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中，也与李大钊有过来往，这是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前不久。在法国，周恩来加入了由蔡和森在巴黎中国留学生中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 李大钊之所以能吸引许多重要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主要是因为李大钊与他们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是他在五四运动前后，与学生活动家们建立起来的。对他的学生们来说，李大钊不仅仅是一位导师、一位文化的引导者和政治预言家，而且是一位能在他们的个人问题上给以指导，在他们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以帮助的前辈。当年的一位北大教授、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高一涵曾回忆过李大钊与学生们的关系，以及他个人品德的一些真实的事例。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发起成立了一个援助经济拮据的学生的组织，他本人也经常将自己的钱借给或送给急需的学生。这种慷慨大度明显地引起了家庭的不和。这种情况严重时，李大钊夫人只好直接找到校长蔡元培，抱怨没有足够的钱维持家计。此后，蔡元培只发给李大钊一部分工资，而将其余大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五四时期建立起来的、亲密的师生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而这个运动是由两位核心的教授领导的，是他们从自己的学生中吸取了追随者。当然，这些新的共产主义小组马上着手开展工作，努力改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结构。在上海，陈独秀开始在码头工人中组织工会，1920年秋出版了一份工人的刊物《劳动界》。在北京，李大钊也创办了一份类似的刊物《劳动音》，并成功地将铁路工人组织在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周围。1920年5月1日，李大钊领导长辛店工人进行了“五一”示威活动，并帮助他们组织了最初称为“工人俱乐部”的工会。 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还进行了第三国际要求其成员应做的其他工作。1920年秋季和9月份，一个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了[33]。《新青年》自1920年7月发行特刊始，成为党的机关刊物。11月，一个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共产党》在上海创刊了。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参加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后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辰被后人所纪念。陈独秀当时在广州，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会议的是周佛海（后来是汪精卫的追随者，并成为上海汉奸政府的成员之一）。李大钊派张国焘代表北京的小组。就这样，代表全国57名党员的12名代表，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里开幕，却闭幕于浙江省一个湖中的游船上。会议通过了列宁式的建党纲领和党的纪律，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虽然有了列宁主义的门面，但这个党在其早期，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不是一个统一体。李大钊领导的北方组织，虽然不是直接对峙，但实际上对上海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循着“南陈北李”的原则，一直到1927年。 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春以后，明显地扩大了。但相对来说，只有少数人真正参加了她的早期活动。这反映了中国特定环境下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与十月革命后，在西欧国家老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共产党不同，总的来说，中国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除了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作为扩大党的所需要的干部基础。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及其俄国顾问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因为这不仅妨碍了吸收新生力量，还会因此导致俄国人所抱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学说十分幼稚的理解。但在最近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中，却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阶段的空缺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认为因此便可以使中国免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恶劣影响。 缺少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是优点还是缺点，虽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得益于中国对商业的传统的敌对情绪和几乎是天生的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赞同（马克思非常喜欢引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受到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的崇拜，并不包括这种民主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也没有1900年后，沙皇俄国出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宣传民主的自由政治运动。俄国的这种制度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所以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竞争。那些反映中国特定环境的因素，则使从西方民主信仰到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比在其它情况下要容易得多。 李大钊和陈独秀正式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真正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李大钊和陈独秀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表示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保留态度。1919年春，李大钊在支持十月革命后，他对马克思学说中有关经济决论的说法还存有异议，因为这个观点与他的能动性的主要倾向是冲突的。1920年前，陈独秀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只适用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五四运动带来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暂时淹没了这些疑问。但随着共产主义政治运动的开始，它们又重新出现了。现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到中国的实际环境中去检验了。 可能会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的问题应由它所指导的政治运动的成败来断定，但对从事发起这一运动的实际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在他们全心全意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有效地用于政治斗争之前，这个理论不仅必须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提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而且还应当成为激励有意义的政治活动的方式。这个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所依赖的先决条件，也是对所有介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的人们，在科学和感情上的要求。而最终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还有待于实际政治运动发展的进程及其成败。 [1]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新青年》第6卷第5号）标的出版时间是5月，但据考证，实际出版时间应为1919年9月。——译者注 [2] 《李大钊文集》（下），第64页。 [3] 《李大钊文集》（下），第68页。 [4] 《李大钊文集》（下），第68页。 [5] 《李大钊文集》（下），第68—69页。 [6] 《李大钊文集》（上），第657页。 [7] 《李大钊文集》（下），第1页。 [8] 《李大钊文集》（上），第110页。 [9] 《李大钊文集》（上），第608页。 [10] 《李大钊文集》（上），第610页。 [11] 《李大钊文集》（下），第2—3页。 [12] 《李大钊文集》（上），第663、666、667页。 [13] 《李大钊文集》（上），第681页。 [14] 《李大钊文集》（下），第464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第656页。 [16] 《李大钊文集》（下），第36页。 [17] 《李大钊文集》（下），第924—925页。 [18] 《李大钊文集》（下），第32页。 [19] 《李大钊文集》（下），第32页。 [20] 《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21] 《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22] 《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23]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期，1919年7月20日。 [24]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25] 《李大钊文集》（下），第37页。 [26] 《李大钊文集》（下），第37页。 [27] 《李大钊文集》（下），第184页。 [28] 陈独秀：《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月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 [29] 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30] 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67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7页。 [32]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是1919年12月，翌年4月离京。——译者注 [33] 上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时间分別为1920年8月和11月。——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