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八章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卡尔·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表现，民族主义一种暂时的、非自然的现象。将人划分为对立的民族国家不仅使他们相互之间被人为的民族界线所分隔，而且也使人与自己的人的本质相异化（因为民族忠诚会使人将自己的力量归结为一种他从不认定为自己的创造物的实体——民族）。简言之，马克思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作是人类崇拜和服从自己制造的偶像的方式。 尽管马克思在理论和革命战略方面对民族国家制度和民族主义感情作了许多的让步，但他仍然确信，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造成的“世界主义”的力量正在迅速破坏民族主义的基础和民族国家自身。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满怀信心地写道：“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1] 不仅现代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在努力实现统一，“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克服异化的所有形式（包括民族主义），重新恢复“人的本质”。马克思的名言“工人没有祖国”并不意味着否定工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感情，但它却更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的任务不仅是解放一个阶级、一个民族，而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宗旨既带有鲜明的国际性，又必将在国际范围内进行。 马克思这一学说的现代命运带有矛盾的特色，这种矛盾表现为马克思深刻的国际主义理论的第一位中国支持者李大钊是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他甚至生活在有浓厚民族主义气氛的环境中，并且以直率的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倾向著称。可恰恰在他宣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着手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之际，他表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有共同点。 如果把民族主义说成是促使李大钊信仰共产主义的唯一因素，那是荒谬的。因为五四运动时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而他们后来大都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民族主义是促使李大钊响应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因素，尽管他的响应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中间不具代表性。显而易见的是，民族主义给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其他的奠基者以巨大的推动。像陈独秀，他或许比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更接近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但他最初响应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出于基本的民族主义原因。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曾宣布自己是“世界主义者”，但他后来对卡尔·马克思的世界主义学说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直到他被由山东问题和五四运动激发的民族主义感情所感染，才发现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情况。 由于民族主义原因，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国际主义思想；出于民族主义目的，运用这一思想，这仅仅反映了在中国的环境中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如果对比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创立者——李大钊和陈独秀在1919年到1920年间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就会发现深一层的矛盾。那几年里，李大钊是热诚的民族主义者，但他拒绝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宣布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同一时期的陈独秀，当他第一次表露了早就潜藏在心中的民族主义的激情时，他在《新青年》杂志的知识分子同仁中最倾向于国际主义。尽管不久前李一再表明他比陈更具有民族主义热情，而陈比李更多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们在1919年到1920年的态度说明，在陈1919年以前的世界观中，并非完全没有民族主义冲动，而李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可以根据新的经历和观念加以修正。当以后李大钊的极端民族主义重新表露时，他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新信仰相互交融，对民族主义作了修正。新的信仰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民族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它所要达到的目标。这种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也许有些不伦不类，然而它却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政治形式。 国际主义者阶段1918年，当李大钊宣布支持十月革命时，他直接面临着一个任务：要把最初驱使他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冲动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统一起来，因为后者当时正是布尔什维克理论的主要原理。在列宁夺取政权之后的最初岁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尚未提出，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期望，几乎占据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的思想。列宁坚持认为，世界革命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也是俄国革命成功的必要保证。就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世界革命的希望达到高峰时，李大钊宣布他信仰布尔什维主义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无须强调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原则与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的矛盾。对“少年中国”必然再生的信念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世界观的核心。除去对西方思想家的特殊兴趣外，他对外部世界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他把中国的困境归于“诛夷”的入侵，认为中国的新生将伴随着物质发展过度成熟的西方国家的衰落。从中他得到了安慰。 直到1918年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他的眼界才超出对中华民族现实状况和未来繁荣的关注。他号召以融合东西方文化为基础，建立新的、统一的世界文明。他大概受到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的影响，以致在文章中提到俄罗斯是唯一能调和东西方文化的角色。但文章主要还是受到民族主义动因的激励，这种动因曾使他提出保卫中国传统、反对全盘西方化的主张。他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号召，是对陈独秀及其他新派知识分子的回应，他们坚持认为传统文化毫无价值。李大钊则与之相佐：中国传统不仅具有有价值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将为建立世界文明做出主要的、无比宝贵的贡献。 尽管李大钊构思的世界统一是令人振奋的，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处于困境的中国，他要使中国摆脱困境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他承认实现世界大同至少是艰辛漫长的过程，连他的一般行动纲领，也不是出自对东西方文明最终融合的笼统构想。 虽然东西方文化未来融合的思想没能有效地影响李大钊对中国现状强烈的民族主义关注，但十月革命产生的国际主义吸引力却立即改变了他对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的看法。布尔什维克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面对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危机提供了新的解释，也提供了全面的政治行动纲领，从中可以找到各种各样能立即付诸实践的行动方案。同时，它还提供了这些行动所朝向的世界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及对这一目标有历史保证且它的实现迫在眉睫的信念。 最初，李大钊曾把中国的灾难归于“欧洲之弹烟血雨”；现在，他把国际资本主义看作是罪魁。以前，他曾孤立地关注中国的命运；现在，他把中国的未来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以前，他的目标是融合东西方文化而达到世界大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到遥远的未来；现在，他把布尔什维克革命视为正在席卷世界的主要潮流。在1918年，对李大钊来说，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已成为世界面临的现实。正是这一点，对他的所有思想形成了制约。 在为布尔什维克纲领所吸引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没有人比李大钊对世界革命抱有更大的希望。甚至当最初的革命激情开始冷却下来时，他仍然坚信，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千禧世界很快将到来。1919年12月，他写道：“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挖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2] 李大钊对世界革命的爆发充满信心，这犹如一股巨浪迅速淹没了他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在关于十月革命意义的最初评论中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目标的特殊重要性。1918年6月他表示，俄罗斯革命比1789年法兰西革命更有意义，因为俄罗斯革命具有国际主义内涵，而法兰西革命则始终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他写道，而法兰西爱国的精神维持法兰西人心，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唤起全国的自觉。法国革命根于“爱国的精神”，而俄国革命倾于“人道的精神”。[3]然而，在其明显的国际主义立场背后，仍然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因为在李大钊首先把十月革命解释为东西方文明大融合的开端时，他就坚信中国将在其中发挥特殊的作用。然而，不久他放弃了调和两种互相冲突的文明的作法。1918年11月，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写道，俄罗斯革命不再是融合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步，而是“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4]。 此时，李大钊已经明显地注意到他过去著作中的排外情绪和民族主义与他现在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在1919年至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他一直极力表现出自己是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不再提中国的再生，而是讲“人类全体的历史”和“人类伟大的使命”。他的目标已不是简单地再造中国，而是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1919年1月，他对当代世界政治本质的见解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新目标：“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5] 李大钊在爱国主义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1915年和陈独秀的短暂争论中，他认为爱国心不是达到知识分子的“自觉心”的障碍，相反是它所需要的前提。以后他的著作始终坚持这一观点。然而，当出卖中国利益的凡尔赛和会召开之后几个月内，民族义愤和爱国激情的浪潮席卷全国。这时，李大钊却努力劝告中国知识分子避开爱国激情，不要过分冲动。“五四”运动之后数周，他写道，反对《凡尔赛协定》，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6]。1919年11月，他明确指出：“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7] 以后，他精心阐述了对“五四”运动的这一看法：“中华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也不能承认。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我们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可爱的道理，我们觉得为爱国去杀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强盗的行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为。我们只承认中华的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当新的苏维埃领导人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在中国的特权时，他认为，不应当出于爱国感情而赞美他们：“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8]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是李大钊在20年代初经常写作的主题，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似乎增强了他对爱国主义价值的清醒认识。在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劳动专号上，李大钊指出：“到1914年，大战勃发，劳工阶级解放的信念，一时遭到了爱国主义马蹄的蹂躏；各国社会党，多有为爱国的狂潮所卷而效忠于资本家政府之前的。”[9] 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伴中宣传他的国际主义新信念。少年中国学会是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堡垒。李是这个1918年由归国留学生组成的有影响的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并有着和这个组织相同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他曾以著名的文章《青春》证明自己完全赞同少年中国学会的观点。然而在1919年9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他劝告同伴抛弃“少年中国”思想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树立国际友谊的更伟大的目标： “我们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中国’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作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10]
当李大钊1920年着手组织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时，他不像五年前和陈独秀争论时那样，把爱国心说成是知识分子自觉心的前提了。李大钊新的国际主义信念与他对中国传统的严厉批评联系在一起，这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他曾经抨击专制主义的和不适应现代生活条件的儒家传统，但他仍然尽可能多地利用过去的遗产。例如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写的《新的！旧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中，他竭力把传统中国的价值与现代经济因素和西方观念融合起来。但透过世界革命的新棱镜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他现在看到了一种不同的传统中国的写照。1919年初，他得出结论：“百千万亿年”的中国生活“毫无意义，毫无趣味，毫无祝贺的价值”。他宣布，新纪元已经到来，旧的生活将被彻底扫除。[11] 李大钊关于中国历史的新见解典型地体现在对“以夷制夷”的中国传统外交政策的评论上。他认为“以夷制夷”不仅反映了古老中国的“弱点和惰性”，也反映了它的“狡诈和卑鄙”[12]。他批评中国全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13] 在李大钊1919年到1920年的文章中，还可以见到许多这样的对传统中国的讽刺性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批评并不是从严格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习惯必须被打破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已成为民族进步的桎梏，不利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生存。他还强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以前的道德导致人与真正的自我相分离。他谴责儒家哲学“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4]。传统的文官考试制度“蹂躏人格”[15]。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变为商品关系”、“人们彼此相隔绝”的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批判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号召建立新的普遍的道德标准。他指出，无论中国的家族主义道德还是西方的国家主义道德，都是断不能存在于“世界经济时代的”[16]。这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彻底否定，与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完全相左，同他所采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胜利的期待是一致的。 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至1920年，李大钊的著作如此突出地宣传国际主义是因为他坚信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将带来全世界的革命变革。但是，当1920年以后世界革命的前景变得暗淡时，他的著作中反映的国际主义旋律开始减弱。不过，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生涯初期，他对国际联合与统一的渴望不亚于任何真正盼望世界革命的人。 正像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最初认识并不是来自列宁，而是受到富于想象力的托洛茨基的影响，他的国际主义和对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特殊追求也深深地打上了托洛茨基思想的烙印。本书曾指出，1918年末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托洛茨基1915年的著作《大战与国际》的启迪，他读过该书名为“Bolsheviki and World Peace”（《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的英译本。李大钊被书中的结论深深地吸引住了：“可知托洛茨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17] 托洛茨基在同一本书中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民族主义国家的衰落，无产阶级的任务不再是保卫过时的民族国家，而是创造欧洲联邦，作为世界共和国的基础。伊萨克·多伊彻指出，“欧洲联邦”的提议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志”[18]，这反映了托洛茨基对行将到来的革命的国际性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事实上，在革命之前，这个口号就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过争论。1915年，列宁批评托洛茨基使用这一口号，因为它意味着俄国革命不过是同时发生的西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认为，革命有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争论主要反映了他们的性格和强调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战略上的分歧。他们都认为革命将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而俄国革命的成功将刺激欧洲其它地方发生革命。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托洛茨基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比列宁更乐观，他设想西欧将更为迅速地响应俄国革命，而列宁则不是这样考虑的。 当李大钊在1918年无意中了解到“欧洲联邦”的观点时，他很可能完全不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但是，他立即被托洛茨基有争议的设想所吸引，并且毫不怀疑把它看作是可以接受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将它引申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方案。如果将来可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欧洲联邦”，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同样的亚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联邦？联邦制的概念之所以吸引人，似乎是因为它能被容纳到布尔什维克理论当中。在1919年2月《新潮》杂志一篇题为《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的文章中，李大钊提出各种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来证明联邦主义组织形式的普遍性。以这些观点为依据，他提倡建立三个大陆联邦：一个在欧洲，另一个在亚洲，第三个在美洲。以这三个联邦为基础，“合欧亚美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合世界人类组成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19]他认为，受压迫的亚洲国家需要以实现每个民族的自决权作为第一步，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民族自决不是结果，而只是实现超国家组织和最终建立世界联邦的前奏。 李大钊用“新亚细亚主义”来表达他关于亚洲联邦的建议，以便和日本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相区别。他断言这二者的目标和方式都是相反的。“大亚细亚主义”不过是通过实行门罗主义的亚洲翻版来统治亚洲。这“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20]另一方面，新亚细亚主义是亚洲人民的自由联盟，是建立“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的基础。[21] 李大钊断然否认新亚细亚主义的概念含有任何种族界限。它严格地以地区为界限，而不是以种族为界限。他写道：“我们画出亚细亚来，不是要分什么黄白人种的界限，只是提出我们所居的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改造的区域。”[22]他着力指出，旅居亚洲的欧洲和美洲的居民，如远东的俄罗斯人，也包括在未来的亚洲联邦内。[23] 他还认为，亚洲联盟所以特别需要，是因为对亚洲人民的最直接威胁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亚洲人：“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倡的，……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不除，亚细亚境内他洲人对亚人的强权绝没有撤退的希望。……我们只有希望亚人大家起来，扫除大亚细亚主义，破坏大亚细亚主义，这个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24] 李大钊机敏地反驳了那种认为新亚细亚主义将使亚洲同非亚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分离的批评。他指出，“新亚细亚主义”仅仅意味着“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25]。亚洲联盟不是把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相分离，它是“适应世界的组织创造世界联合一部分的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乃是顺应世界主义的。压迫亚人的亚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亚人，我们也是反对的。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没有我们的仇敌。”[26] 毫无疑问，新亚细亚主义的概念中包含着民族主义动机，因为在李大钊看来，在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亚洲与工业先进的西方国家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当然，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确应用来看，这个观点不完全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然而，李大钊建立亚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要求，并没有超出托洛茨基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要求。他除了要使亚洲在世界革命中占有平等的地位之外，没有要求更多的东西。在他所期望的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新亚细亚主义似乎与他当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完全一致。 阶级、民族和人种就在李大钊的著作中国际主义主题十分突出的时期，他开始发展中华民族是个“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如前所述，他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在1920年1月。他断言，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整个中华民族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中国完全有资格参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 这一理论的高度的民族主义联想是相当明显的。隐含着一种假说，即在中国的外部敌人面前，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消失。如果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无产阶级”的话，那么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就是同义语，中国的民族主义利益和民族主义目的将因它们对世界革命的贡献而得到肯定。进一步说，这个理论表明中国将在国际无产阶级斗争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如果整个中华民族已经无产阶级化了，那么，中国大概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革命。后者可能会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但是，它们在世界上仍然属于帝国主义侵略国家。这样，李大钊通过阐述新亚细亚主义而为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提供了平等地位，又根据中华民族是个“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提高到优于西方国家的地位，因为革命不再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的中华民族是被压迫民族的先锋。 最初，这些民族主义的内涵并不显著。只要李大钊还抱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希望，中华民族特殊的“无产阶级”地位就只能是暂时的，因为所有民族分歧都将很快在全球性的伟大革命中消除。直到这种对世界革命的使徒般的希望被无情的欧洲现实和中国政治所粉碎，“无产阶级民族”理论的沙文主义内容才开始亮相。第三国际发起的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为这种亮相提供了舞台。 1924年1月，李大钊被选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而使1922年夏开始的创建两党统一战线的事业达到圆满成功。统一战线产生于第三国际在亚洲和中东推进民族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政策——这一政策是中欧、西欧革命失败的直接产物。李大钊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和他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留到后面讨论。这里只需要指出，在统一战线组织中，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信奉过的国际主义已经让位给新的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由于国共合作政策强调中国各民主力量有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它很适合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义愤，有时甚至是沙文主义情绪。李大钊带头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倾向，但他绝不是孤立的。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指出的，这时，毛泽东原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民族主义的复活首先表现在，1922年后的著作中不再有他早期关于爱国主义与中国革命原则和目标相矛盾的观点。他不再怀疑爱国主义感情的价值，也不再继续攻击中国的传统，这种攻击在1919年至1921年其信奉国际主义期间一直没有间断过。他开始对中国历史传统做新的民族主义的评价。在写于1924年的《史学要论》中，李大钊号召中国历史学家发展“民族经历论”，进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他写道：“我想一个民族的特性，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民族特性，即是使各民族各有其特殊经历的最有力的原动力。”[27] 1924年5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作《人种问题》[28]的讲演时，他重现的民族主义倾向达到顶点。这篇讲演力图对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给予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却恰恰重现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排外主义倾向。讲演开始时，李以温和的语调、学者的风度讨论和解释“国民”、“民族”、“种族”等问题。然而，学者风度很快就代之以反西方的激烈言辞。他大声疾呼，民族冲突在处处増长，民族冲突背后有深刻的种族分歧和种族偏见。谁要对把种族争端变为世界政治问题负责？责任完全在于“欧洲人的世界观”。对于欧洲人来说，“除了基督教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说”[29]。根据欧洲人的世界观，一切有色人种注定永远处于劣等地位。 不言而喻，李大钊不难发现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这当然是人们早就指出的例子，外国人控制通商口岸，中国人在自己的城市中被迫屈辱地忍受傲慢的外国特权者的支配。此外，也不缺少欧洲种族主义者的著作。李大钊在讲演中提到的这些著作有：戈宾诺的有名论著《人种不平等论》和帕特南·威尔的《毛色之争》。他指出，后者预言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灭绝战是不可避免的。从“欧洲人的世界观”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不仅改变为民族斗争，而且成为种族斗争：白种人自己认为，“白人在世界上居于引导文化的先驱，视异色人种为低下阶级而自居于高上的地位，因此人种在世界上也成为阶级的问题，于是世界上就形成了相对的阶级。……这斗争或许为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战争而与‘阶级斗争’并行呢！我们于俄国革命的事实可引为例证。俄国革命虽然有白色人种，然而参加有被压迫阶级的有色人种，其目标则同是反抗压迫阶级的白种人。可见低下阶级的有色人种与高上阶级的白色人种之‘阶级斗争’已粗具雏形，其进展则方兴未艾。”[30] 讲演接近结束时，李大钊提出了比较克制的阶级斗争观点，他号召中国人与“世界人民”一起努力，进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一参加“国际主义”革命的呼吁，也充斥着现代中国沙文主义的口号。中国将以“民族复活”的精神加入世界革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而且，中国要加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充分施展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31] 李大钊提出了阶级斗争转变为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冲突这一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应当注意，1924年5月的讲演是他公开和明确地讨论阶级斗争是种族冲突问题的最好机会。那一次，他是向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非共产主义的学生团体讲话，此时，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前途似乎十分光明。毫无疑问，种族问题是激发中国青年反帝圣战热情的有效武器。这些青年已经痛苦地感受到西方广泛存在着种族主义态度。尽管李大钊肯定是利用种族仇恨达到现实的政治目标，然而，如果他自己不抱有这种仇恨，很难想象他会采用如此尖刻的话语。此外，李大钊在《人种问题》的讲演中得出的结论似乎是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如果阶级斗争可以解释为民族冲突，当然也可以把它看作种族冲突。大多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民族是“白种”人，他们的牺牲品，如同李大钊所说，是黄色人种和黑色人种，这一点对于各种各样非西方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最明显不过的。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暗示着无产阶级种族的观点。 到1924年，李大钊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压倒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由于李大钊的极端民族主义与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深刻矛盾，他没有仅仅成为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民族主义者。他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中吸取的有益成份，使他的民族主义目标更坚定，并体现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在1924年复活了，但没有采取原来的形式。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成份和政治策略相调和，成为极易引起争论的革命混合物。 李大钊像过去一样坚定地献身于社会主义目标。如同他一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他的民族主义倾向一样，他也极力利用民族主义思想为共产主义目标服务。如果说在《人种问题》的讲演之后，他早期赞成的国际主义原则几乎消失了，他进行世界革命的许诺却保留下来，尽管他做了十分清楚的解释：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锋。李早期对布尔什维克的热情受益于托洛茨基，但他却是托洛茨基早就警告马克思主义者要去反对的“促使人们把自己的民族国家看做是注定要把人类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民族革命救世主”[32]的倾向。这种倾向近来更多地体现毛泽东身上。毛也象李一样，献身于中国民族主义和世界革命，而且论证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种族冲突的一致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就李大钊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来说，他没有彻底放弃阶级斗争概念。把一般黄种人、黑种人特别是中国人看作是无产阶级民族，从中必将合乎逻辑地得出否认中国内部阶级斗争存在的结论。然而，李大钊总是在将要迈出决定性一步时停住了。大概没有其他任何标准能够比这种决定命运的选择更能区分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界限了。当1920年初李大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时，他已开始组织中国北方少数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建立党的组织。直到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被血腥镇压，他的主要精力始终用于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甚至1923年之后，他谴责中国资本主义也不比谴责外国资本主义为少。他对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民族中的军阀、官僚、地主的攻击也更甚于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攻击。1926年，他表明自己是中国农民反抗本国阶级压迫的热心倡导者。如果他真的相信中华民族已变成“无产阶级民族”，这却并不妨碍他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促进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如果他确实认为阶级斗争在种族之间进行，在他看来并不矛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白种的阶级压迫者”更可恶。在李的阶级斗争性质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在欧洲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总是与保守派和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大多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托洛茨基经常使用这一观点批评斯大林的政策。托洛茨基指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为那些旨在限制革命任务、降低斗争规模、加强民族保守局限性的倾向辩护和找依据，把它们神圣化，对此没有也不能有任何怀疑。”[33] 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联系可能会被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证实。事实上，第二国际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都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大量依据。然而，它没有被中国的经验所证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不是与温和的、保守的政治倾向有关，而是与最激进的和唯意志论的倾向相联系。李大钊，同样还有毛泽东，他们的民族主义冲动并没有“降低斗争规模”，反而助长了革命斗争情绪，民族主义没有使共产主义在中国更得人心，但却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活力，增强了它的领导人的使命感，这在其它地方是不可想象的。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倾向使李大钊及其追随者能够更迅速更充分地找到中国革命成功的真正机会。民族主义提供了通过统一战线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并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和农民起义争取革命的胜利。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1页。 [2] 《李大钊文集》（下），第111页。 [3] 《李大钊文集》（上），第573页。 [4] 《李大钊文集》（下），第599页。 [5] 《李大钊文集》（上），第608页。 [6] 《李大钊文集》（下），第1页。 [7] 《李大钊文集》（下），第101页。 [8] 《李大钊文集》（下），第214页。 [9] 《李大钊文集》（下），第219页。 [10] 《李大钊文集》（下），第45页。 [11] 《李大钊文集》（上），第606页。 [12] 《李大钊文集》（下），第2页。 [13] 《李大钊文集》（上），第619页。 [14] 《李大钊文集》（下），第178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第120页。 [16] 《李大钊文集》（下），第152页。 [17] 《李大钊文集》（上），第602页。 [18] 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11页。 [19] 《李大钊文集》（上），第626页。 [20] 《李大钊文集》（上），第610页。 [21] 《李大钊文集》（上），第611页。 [22] 《李大钊文集》（下），第213页。 [23] 《李大钊文集》（下），第108页。 [24] 《李大钊文集》（下），第110页。 [25] 《李大钊文集》（下），第213页。 [26] 《李大钊文集》（下），第111页。 [27] 《李大钊文集》（下），第735页。 [28] 《李大钊文集》（下），第766页。 [29] 《李大钊文集》（下），第769页。 [30] 《李大钊文集》（下），第769页。 [31] 《李大钊文集》（下），第772页。 [32] 转引自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33]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