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十章 民族革命 1921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李大钊认为中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未发生重大问题”。[1]因此他承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迅速到来。然而，李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关注的正是这一“未发生的重大问题”。从1919年末到1923年初，他的大部分政治活动用于组织中国城市工人阶级。促使李进行这些活动的并非他自己对中国现实的理解，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第三国际向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第一次所谓“建议”。这一建议在党的一大上被正式接受。在那次大会上，六、七十位青年知识分子[2]被告知，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军队”[3]。大会决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4] 作为北方党的领导人，李大钊执行这一指示的努力受到一个事实的限制：中国北部在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里是工业最薄弱的地区。然而他的努力并非徒劳无功。李的学生追随者响应他“到受苦人中间去”的号召，于1919年建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在此基础上，李和邓中夏、张国焘在长辛店建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学校，出版了工人杂志《劳动音》。不久，铁路工人组织了工会，成为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和北京、天津建立的其他小型工人组织一样，这个工会的活动始终直接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李大钊的影响，这一组织是在党的一大之后，在共产党人领导下，为团结分散和弱小的工会这一特定目标而建立的。 然而，即使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李大钊的政治活动也并不限于尽力唤醒无产阶级。当时，第三国际对于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很感兴趣；并且断定，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愿意同共产党人合作。1921年，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去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途中在北京停留，与李大钊商谈建立一个“阶级联盟”。他认为可争取军阀吴佩孚，吴把持着大部分北方地区并时常控制北京政府，1920年后，他与敌手进行的战争从未间断。作为对苏俄支持其反对其他军阀的回报，吴允许共产党在其控制的地区活动。由于李大钊与他在北洋政法学校的同学、时任北方军阀政治顾问的白坚武的私人友谊，他在谈判建立松散的联盟过程中充当了主角，并在维持联盟的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然而李未发表对第三国际这一特殊战略的看法，他可能认为，这样做非常有利于他此刻正从事的组织工人的工作。京汉铁路工会的创立成功可能是与吴佩孚达成协议的重要标志。 不过，这一成功是短命的。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三天后，吴佩孚的军队进行干涉，残暴地镇压了罢工，导致了著名的“二七事件”。据说有44名工人被杀，上百名工人负伤，还有一些人被捕或被迫从吴佩孚军队控制的地区逃走。这场政治镇压之后，北京地区的许多共产党员被捕，一些人被害。北方共产党的基础实际上被迅速地、无可挽回地摧毁了。通过这痛苦的第一课，共产党人懂得了第三国际主张的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危险性，尤其是当资产阶级全副武装而共产党人手无寸铁的时候。 “二七事件”标志着李大钊一段特别痛苦的经历。因为他不仅非常熟悉许多被害者，而且令他感到内疚的是，自己对他们的死负有责任。因为他在与吴佩孚建立的导致不幸后果的联盟中处于领导地位。李还认为白坚武在镇压罢工中的作用是对他们两人友谊的背叛，他愤怒地给白写信，断绝了和他的一切关系。 随后数月中，李大钊一直为自己因私人友谊模糊了政治观点而感到痛心。1924年“二七罢工”第一个周年纪念日时，李在广州的一次讲话中，激动地表示自己对事件负有责任。他把死难工人比做辛亥革命前被清朝政府杀害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高呼，这两批烈士的血“同埋下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5]。 京汉铁路工会的失败不仅使北方无产阶级运动失去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使李大钊抱有的由城市无产阶级进行中国革命的微弱希望破灭了。然而，还在“二七”之前，欧洲和莫斯科发生的相关事件大概已经使李的注意力从组织中国无产阶级转向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革命策略。随着列宁的欧洲革命希望的落空，特别是共产党人在德国三月革命中企图夺权失败以后，亚洲在莫斯科的战略计划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为亚洲共产党人制定新的更加具体的政策，是苏俄稳定其国际地位、实现与西方外交关系正常化努力的一部分。外交利益高于世界革命利益是莫斯科的一条原则。亚洲业已存在的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和弱小而又正在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来说，对苏俄外交更有帮助。因此，依靠他们是更合乎逻辑的。据此，在1922年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被告知，中国革命仍处在民主革命阶段。不久莫斯科进一步断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由于列宁的健康状况和他对苏维埃国家事务的影响的减弱，使他在共产国际制定有关中国的特殊政策时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但是，这些政策仍然直接遵循了独特的列宁主义革命战略。在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中，唯有列宁试图分析和估价亚洲民族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但他对亚洲的兴趣不是基于对该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情。亚洲一切现实和潜在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被认为可能对欧洲特別是西欧的革命形势发生影响。列宁确信，世界革命的决定性战斗将在那里爆发。正是这一点，使列宁在观察世界革命时，把注意力转向“落后的亚洲”，而不是考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冢。在观察亚洲时，列宁首先关心的不是东方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而是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生存的威胁。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许证明亚洲在世界革命中能够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但是，导致列宁提出这一理论的问题早已使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艰苦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像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毁灭先进工业国家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西方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应方式不符合马克思的预言？这些问题，爱德华·伯恩施坦曾提出过，现在列宁再次提出，他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列宁对此的解释，简单来讲，是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通过剥削殖民地廉价劳动力和掠夺原材料，以及在其控制和影响的地区占有市场以吸收剩余产品和资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效地建立了控制内部爆发革命的安全阀。况且，殖民掠夺的另一个后果是，腐蚀了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造成了“工人贵族”阶层，从而部分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生气，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生命。 从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存条件的解释出发，列宁提出了世界革命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的链条可能在其最薄弱的一环，即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打破。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切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经济动脉，从而引起先进工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假如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在世界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也许是不可缺少的作用（如果不是决定作用的话），那就产生了这种革命属何种性质的问题。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去领导这种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十分清楚的。他指出，亚洲落后国家的革命（他把落后俄国的革命与此相对照），将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将努力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团结各阶级。然而1917年以后，亚洲将要爆发的革命运动的性质就由于下面的问题变得复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是否适用于亚洲国家？如果适用，需要哪些国际和国内条件？列宁把根据十月革命经验发展而来的理论公式应用于亚洲，特别是异想天开地提出“工农民主专政”，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 “民主专政”的理论来自列宁的这样一种认识：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无法承担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即推翻沙皇和铲除封建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根据列宁的公式，无产阶级将和农民结成联盟，承担起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实现民主革命。这看起来似乎以灵活的方式加速了历史进程。然而，当面对由谁掌握民主专政的政权、政权的社会目标是什么、以“民主”方式进行合作的两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否能结成联盟这些基本问题时，这个公式就显得含混不清了。抑或整个革命过程将由优秀的“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民主专政”的目标仅仅是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还是将超出这一范围过渡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当1917年政权事实上被无产阶级单独掌握，更准确地说被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觉悟的代表的党掌握时，这些问题至少在实践上解决了。“民主”阶段“迅速转入”社会主义阶段。列宁把它叫做“民主专政”，而托洛茨基称之为继续革命，除术语不同外，一切分歧都解决了。但是，尽管实践解决了含混不清的问题，这些问题仍存在于列宁的理论公式之中；而且列宁的公式和十月革命的榜样都将被亚洲的共产主义革命战略家所效法。 然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十分清楚地指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主要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当他于1920年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时，显得不那么坦率。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他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观点，成为后来中国共产主义战略的正式理论基础。这些观点由于可以因不同目的而做不同解释而出名。在一个场合，列宁宣称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放运动；而在另一场合，他则强调必须立即建立苏维埃。他否认处于前资本主义关系统治之下的国家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性；同时也否认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典型的模棱两可的公式是这段叙述：“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6] 因此，列宁否认亚洲革命可以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实行“共产主义政策”的希望。如果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谁来领导？是由于农民经济占优势而将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还是很快转入社会主义改造？那里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真正领导和组织农民实行共产主义政策，还是仅仅对可能由非共产主义力量所领导的农民给予“实际上的支持”？对这些关键问题，列宁的公式没有留下答案。 也许可以解释为，论述中的矛盾是有意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亚洲共产党人的革命期待而作出的一种让步，但论述中的主导思想是显而易见的。1920年，列宁的目光还停留在预期将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西欧，所有关于亚洲国家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意见和预言，至少以在一些先进工业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这使人想起列宁的观点：如果西方无产阶级不接过俄罗斯点燃的革命火炬，苏维埃国家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 大概可以说，1922年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与1920年列宁对亚洲的论述基本一致，因此它又成为许多亚洲共产党的策略。列宁通过西方国家发生革命的希望来判断亚洲革命的前景，当1921年欧洲时局极少显示出这种希望时，他合乎逻辑地否认亚洲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理论和苏维埃国家的眼前利益自然促使他求助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公式。 然而，不管这一公式多么符合苏联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理论却与中国共产党人展望的革命前景背道而驰。在中国党领导人中间，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不同认识已经开始显露，尽管他们被不明确的理论公式搞得糊里糊涂，并且不得不对互相矛盾的政策作出明确的表态。陈独秀倾向于使用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术语。李大钊则依靠全民族的革命力量。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个革命力量将与世界革命力量团结一致。但在这一点上，李大钊、陈独秀及其追随者都是一致的，即中国将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在1921年讨论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时，这两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父都明确否认需要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甚至两人都未提到实现工业化之前可能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只是在直接和迅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上有所不同。这一希望在1922年第三国际粗暴干涉下破灭了。 那年秋天，苏联关于亚洲革命性质的新意见直接传达给中国党的领导人。在杭州举行的特别会议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告诉党的中央委员，中国仍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国民党是这场革命的核心。不仅共产党要同孙逸仙的革命力量合作，共产党人也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行民族革命，摧毁封建势力、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从统一战线这一目标出发，按照几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把国民党看作一个社会阶级的政治代表，而视为各个阶级的同盟。这一政策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被正式接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建者，被十月革命传来的福音所鼓舞，满怀对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从事政治活动。过去的两年中，他们一直确信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改造。无须怀疑，当他们听到革命还仅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革命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其它党来领导；他们还要以个人身份加入这个党时，多数人会多么失望。根据陈独秀1929年的声明，1922年秋天那次会议的所有参加者，包括李大钊，都反对第三国际的新政策。陈独秀说，直到马林搬出第三国际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才同意与国民党合作。[7]一份写于1926年、反映官方意图的党史对此说得很含糊：“这个决定是一致通过的，而且在党的队伍中，除个别同志外，这个问题没有引起特别的疑虑。”[8] 毫无疑问，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有责任忠实地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但他最初对统一战线抱有极大的顾虑。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怀着同样顾虑。然而除了陈1929年的声明外，没有证据表明李大钊和其他人一样反对新政策。他作为一个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已经把中华民族同世界无产阶级视为一体，倾向于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团结。1922年初秋，李大钊成为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而为用一年多时间才建立的统一战线树立了一个不寻常的典范。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赢得了应得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主要倡导者的声望。 根据早期的正式记载，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2年底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的一派包括张国焘、何孟雄、罗章龙和朱务善，他们都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受李大钊影响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他们认为党的主要力量应用于继续组织城市无产阶级，民主和民族运动要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因此共产党员不需要加入国民党。以邓中夏为首的温和派认为，中国内部条件不适于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迫切需要进行“民族革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合作最有利于革命成功。据温和派说，他们经常得到李大钊和第三国际的支持。然而，激进派的朱务善认为李大钊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据朱说，李不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而是调和于二者之间。 尽管李大钊可能调和于他的同事之间（他的个性和策略使人相信这一点），他仍然很早就站在第三国际主张的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立场上。他在使统一战线发挥作用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最后成功地争取到北京大多数共产党员同他站在一起。1923年初，是李大钊派邓中夏去上海同孙逸仙讨论改组国民党和正式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当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改组国民党并和共产党人结盟时，是李大钊向他们保证共产党不会在国民党内部建党，并将忠实于国民党的原则。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是被孙逸仙选进大会5人主席团的唯一共产党人，他还是参加由24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位共产党员之一。 李大钊的思想和个性使他适合于充当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发言人。尽管他已宣布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但他仍然有理由被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视为忠实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声望因传闻他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加入同盟会一事而增高。即使李实际上未曾加入同盟会，但他很早就和非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他信奉布尔什维主义之后，仍然通过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保持着同他们的联系。事实上，正是那个学会的成员张继，于1922年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在统一战线中同样重要的作用是他品性温和，能与他人建立个人关系联络感情，因而成为“每个人的朋友”。与通常被看做态度粗暴、性情急躁的同事陈独秀不同，李大钊极力避免由政治分歧导致反目为仇。例如，李保持着和胡适的良好关系，尽管1919年他同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问题上曾经交过锋，并且随后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921年，胡适力图把《新靑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回北京，因为在上海陈独秀已把《新青年》变为共产主义的喉舌。李支持胡的徒然无效的努力，以防在最早的一批《新青年》同仁中发生最后的分裂。他的这种近乎天生的“统一战线”作风，在1920年和1922年一再表现出来，那时他和胡适及其他自由主义者共同声明，号召建立政治自由和民主政府。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分歧，1930年胡适在他的一本选集上题词纪念李大钊，以示不忘他们之间牢固的个人友谊。 由于这些性格上和政治上的特点，特别是由于他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担负领导责任，李大钊始终被人描绘成中国共产党内的温和的渐进主义者。然而，如果根椐拥护或反对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来把这一时期的共产党人划分成“温和派”或“激进派”的话，那是极大的误解。因为绝大多数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人，像李大钊和毛泽东，事实证明他们都是最激进的共产党人。鉴于第三国际的要求，所有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同意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怎样全心全意地支持统一战线，而在于他们如何解释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目的。 李大钊之所以赞成统一战线，与其说是由于他服从第三国际的纪律，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独特的思想倾向。自相矛盾的一点是，促使李大钊发现民族革命的主张和合作政策具有极大吸引力的真正思想倾向，最终从根本上离开了共产国际战略赖以建立的前提。那么，李怎样看待统一战线的目的和他所积极促进的民族革命的性质呢？ 答案只有到李对中国城市无产阶线的革命地位的评价中去寻找。尽管直到1923年2月李的主要政治精力用于直接组织中国北方的无产阶级，但他没有像早期的陈独秀那样相信在中国能够进行严格意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他在《劳动问题》一文中感人地表达了对在压榨中生活的中国工人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激烈谴责，却没有指出这意味着中国城市无产阶级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些文章显露出强烈的反城市偏见——这一主题早先出现在1919年他的“民粹主义”的文章中，现在不同的文章中再次出现。文章与其说是论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还不如说是把健康的农民生活与有害的工业生活相对照。在1919年讨论提高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时，他认为传统农业的优点是把学习和耕作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实现马克思所谓“真正人的生活”的范例。1922年他指出，农村生活的优点是“时时与自然相接”，并把它与工业生活的缺陷相比较。一年后他又说，工厂工人仅仅活到四五十岁，而“田家的白发老农夫，是常在每一村子里能找到的”[9]。当李大钊观察未成熟的中国无产阶级时，他注意到资本主义工业的弊端，但没有看到它也造成了历史的进步。 李大钊根据一种相当古怪的论点来清楚地表明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缺乏信心。这一论点出现在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章中。该文写于1922年2月，“二七罢工”之前一年，当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无产阶级更加集中，并“找得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时，李认为：“中国的劳动者，情形就不相同，他们既没有集合的地点，更找不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10]如果中国工人“找不到”资本主义剥削者，那么如何解释剥削呢？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却提供了答案：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中国工人的悲惨遭遇。李又回到他早些时候的主题，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摧毁了中国民族工业，把中国工人置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压榨之下，其程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遭受的更为深重。同样，外国帝国主义迫使成百万中国人背井离乡，去海外寻找工作，在那里他们又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压榨之下。他认为，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工人尽管未遭受本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却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有共同目标，能够建立牢不可破的同盟。 尽管李大钊表现出对中国城市无产阶级的关注，他的观点却意味着在更广的范围内寻找革命力量。如果主要敌人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国际资本主义，中国革命力量将不限于无产阶级而包括社会各阶级，因为除买办和军阀外，所有中国人都处于帝国主义奴役之下。这个观点（出现在第三国际向1922年7月党的二大首次提出统一战线的建议之前）与他关于中华民族是个“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相同。无疑，李大钊十分重视组织中国无产阶级的工作。但他倾向于把整个无产阶级化的民族都看作革命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靠作为民族一部分的一个阶级。事实上，这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与李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及中华民族和世界革命的关系的理解有关。 如果说这些思想倾向使第三国际的目标对李更有吸引力，这不意味着，在和国民党结成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目标上，他的解释是莫斯科的翻版。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主要是因世界革命的前景暗淡，为了在悲观的形势下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一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中国革命处在资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当革命进入更高阶段时，共产党人必将放弃统一线战，引导历史向既定的方向发展。以后斯大林赤裸裸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国民党将被“利用到底，……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扔掉”[11]。 对于李大钊来说，民族革命不单是社会和政治进步过程中的独立阶段，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也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他把二者看做是中国革命独特性质的合乎逻辑的表现，将这场革命视为整个中华民族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群众起义。中国革命是以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为开端的连续过程，它将逐渐地、不可避免地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汇合。正如他1922年11月所写的：“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个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是象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躇踌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12] 为了证明中国革命有着与世界革命相联系的传统，李大钊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令人不解地把历史上的秘密团体天地会当作马克思的第一国际的分支。天地会1865年后吸收了许多被打散的太平天国余部。他断言：“这一个天地会与第一国际发生关系的事实，可以证明太平革命是含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可以证明中国革命自始有与世界无产阶级提携的需要与倾向。”[13]他还认为，这种倾向进一步表现在孙逸仙领导的革命中。孙逸仙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开创了一个把中国的民族运动与世界革命联成一体的阶段。“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山先生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的信念愈益坚确，使中山先生把中国国民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结起来的努力愈益猛烈。换句话说，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直到中山先生晚年的奋斗，才真正确定了他那接近世界革命潮流的倾向，而完全汇合一起，就是依了中山先生的指导，才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以达于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14] 大概是出于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现实政治考虑这一动机，李大钊放弃了在理论上证明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的努力。如果不这样认识，那么就从逻辑上离开了李1922年以前的世界观的基础。他把人民当做有着基本共同利益的单一实体的民粹主义倾向，与他把中华民族看做无产阶级民族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他关于民族革命的解释的主要作用在于，既满足了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又满足了他的革命激情。 李大钊不愿意把民族革命简单地解释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肯定地表示，中国的反帝运动将成为确定整个世界革命斗争结局的决定性力量。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李大钊利用了似乎完全没有把握的材料——马克思的著作。从1850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论中国的文章中，李找到了能证实他关于中国革命特殊性质和在世界范围内作用的观点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作用的描述，与他著名的论印度的著作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在论印度的著作（指《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马克思把传统的印度描绘成一个萧条的、半野蛮的、停滞不前的、与世隔绝的社会，它有着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这种社会结构适于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寄生的原始专制国家的基础，并永远表现为半文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入侵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不管英帝国主义抱着怎样自私自利的动机，毕竟扮演了推动历史前进的角色，它瓦解了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带来了真正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也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基础，按照自身的资产阶级形象在那里创造出一个世界。但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的主要之点，既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也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这些文章表达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思想。《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分析了太平天国起义对欧洲政治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谈到黑格尔的“两极相联”时，马克思作了惊人的发挥：“‘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了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15] 马克思认为中国事变影响欧洲政治形势的根据是，太平天国起义将减少对华贸易，这将加剧刚刚开始的全欧洲的经济危机。他写道：“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接着设想将会有这样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16]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除了指出东方的“火星”将在西方引起燎原大火之外，强烈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文章很少提到在论印度的文章中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客观“进步作用”，而主要从法律和道德的观点分析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关系。文章抨击英国的“海盗式的敌对行动”和他们从事的“极端不义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17]此外，一篇由恩格斯所写，但得到马克思赞同并由马克思署名的文章指出，中国可能进行“全民战争”反对英国入侵者，太平天国起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18] 论中国的文章产生于特殊的情况下，当时马克思愤怒地讨伐帕默斯顿[19]的外交政策，说他扮演了沙皇扩张主义角色。但这些文章确实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为欧洲革命寻找刺激物的倾向——当1870年他对俄国可能爆发革命感兴趣时，这种倾向再次出现。这些文章也预示着马克思对整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看法的重要改变。在1869年的《爱尔兰问题》[20]一文中，他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正式的根本性的修改：“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21]马克思第二次提到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进步作用。1881年他写道：“譬如说东印度，……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22] 李大钊是第一个认识和利用马克思著作中反帝国主义观点的中国人。他曾在美洲社会主义刊物上读过马克思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再版本，并立即着手把它译成中文，于1926年初刊登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刊物《政治生活》上。尽管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点并不完整，论中国的文章只限于理论上的意义，但对于李大钊来说，他关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的观点得到了权威性的支持。李在介绍他的译文时写道：“我们现在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23]然而，李绕过了马克思所说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而非社会主义的这一事实，紧紧抓住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会给欧洲革命提供刺激作用的观点。他在结束译文介绍时再次强调：“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这种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的，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止，总是如此；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一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而日益强烈……因为对于压迫的还答，只有反抗；对于他们镇压我们的‘秩序’的酬应，只有我们反抗他们的骚乱，这便是革命。依‘礼尚往来’的礼让，这个骚乱，亦必然的要输运到欧洲去，输运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去。帝国主义者倘如横来干涉中国民众的运动，马克思说的好，这个干涉，只能使中国的革命运动日趋于凶猛，只能致列强在中国的商业日趋于停滞。屈指一算，现在距马克思作这论文的时候，已经七十三年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扩大，欧洲的危机，一天一天的逼近。最近两年间，中、英两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的势子；在全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竞赛中，有首屈一指的进步。现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普遍全国的今日同时，英国工人号召了一个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未有的大罢工，……这是不是英国资产阶级以其用军舰装来的‘秩序’，由中国换去的骚动？这是不是中国革命的火星已经进入欧洲产业制度积载过重的地雷上，将要产生一个大爆发？那逼在眉睫的革命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24] 这种认为中国革命的刺激和推动将决定欧洲革命未来的思想表明，自从李大钊最初宣布忠实于布尔什维克事业那天起，他的基本革命观念没有什么改变。1918年，他指出中国将对于他所确信的正在横扫世界的革命作出卓越的、不可缺少的贡献。现在他以同样的方式肯定中国民族革命的作用。在促进民族运动与支持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李大钊仍然认为，中国将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特殊的、创造性的作用。 李大钊用“民族革命”而不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表述中国革命，而这两个概念在这一时期中国其他的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交替出现，这是意味深长的。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民族革命的性质丝毫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多次采用“民族革命”作为表述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同义词，以证明亚洲各国可能产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在1920年写道：“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25] 李大钊不愿意把中国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他从未真正相信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条件之下有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可能性。如果民族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它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呢？至少是在1924年，李曾断言：“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26]然而从他关于中华民族是个“无产阶级民族”的观点来看，这个表述的含义是模糊的。他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并非是由于无产阶级和作为无产阶级觉悟化身的共产党的实际作用的结果。事实上，他曾经把太平天国起义归于无产阶级性质的运动，尽管他完全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这场起义是农民运动。在描述中国革命的过程时，他的兴趣并不在参加革命运动的实际阶级成份，而是更多地注意运动的趋向和主观目标。“民族革命”属于“无产阶级”性质，是因为他确信革命目标和发展趋向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 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民族革命观点，却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陈最初曾激烈地反对过第三国际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建议，一方面是因为他要服从第三国际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1923年“二七”罢工之后无产阶级运动的前景暗淡。面对国外第三国际的压力和国内形势对共产主义运动范围的严格限制，陈接受了统一战线政策，把它作为唯一可行的选择。 但是，正是在这一政策上，陈独秀接受了中国革命进程的宿命论观点，并且求助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公式。他宣称，现代革命只有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前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采取了独特的民族形式，但它决不是与客观经济发展相分离的政治阶段，它将满足于本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他强调，工业发展将推动中国资产阶级实行民主革命，革命不是产生于主观愿望，而是产生于客观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对中国来说，还处在遥远的将来，它是单独的政治发展阶段，是准备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力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从这一新观点出发，陈不再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东西，他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而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27]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陈独秀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最终接受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以进行民族革命的方案。但是，他的接受是有条件的，他坚持国共合作采取统一战线的形式，统一战线由两个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利益的独立政党组成。他自己从未承认国民党是个超阶级的政治统一体，而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其中。他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该同资产阶级合作进行民族革命，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弱小，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也因为这两个阶级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共产党应该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直至无产阶级成长壮大到能够独立地进行革命的那一天。但是在1923年，对陈独秀来说，那一天的出现还很遥远：“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28]。同时，他对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性质不抱幻想。他宣称：“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29] 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民族革命概念迥然不同的解释，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两种极端对立的倾向。陈独秀承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是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悲观估计；而李大钊接受统一战线，则源于他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中国正处在行将到来的、普遍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至于接受民族革命的政策，陈承认资本主义可能有一个延长发展的阶段；而李则认为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力量，无论其阶级构成如何，天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陈以刚刚树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信赖，取代了对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直接革命能力的信任；而李的信念与其说建立在承认社会力量的客观作用上，不如说他更相信人们的革命意志。陈倾向于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支持他关于中国革命长期性的新观点；而李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动论证明中国民族革命的激进性质。在李大钊看来，中国革命具有可称之为“永久性”的特点；中国革命是个连续进行的过程，它必然达到社会主义。他相信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有着密切的、甚至是本质上的联系。这样来解释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革命的唯意志论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便有了共同的根据。 如果说，陈独秀对中国革命进程的看法从列宁主义滑向孟什维主义；那么，李大钊则更远地走向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尽管列宁主义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可能性，但它却很难容忍忽视革命运动的实际阶级构成，模糊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的革命概念。更重要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列宁主义设想，革命愈发展，它的社会基础愈狭窄，革命方向愈来愈由无产阶级或它的政治代表所掌握。但李大钊认为，中国民族革命将按照相反的形式进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将扩大，参加反帝运动的社会成份将增多，运动将更加接近社会主义，与国际革命力量更加团结一致。这里，分歧的中心在于，列宁依靠有组织的、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政党来领导和指挥这一阶段的革命运动；李则更多地指望中华民族固有的无产阶级意识。 在李大钊对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解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绝不是一种基本的策略。很明显，迫切需要一个组织能够把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团结到一起，以反抗帝国主义及其雇佣的中国军阀。但李大钊对于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没有固定的看法。他真诚地赞美孙逸仙，但并非不批评国民党。1923年，他指责国民党过多地反映其发起者海外华侨和最早的广州成员的思想主张，对群众运动的真正意义缺乏认识，还不具备民族主义政党的特点。然而，尽管存在上述缺点，国民党仍最有希望成为进行民族革命的组织工具。还很弱小的共产党显然不能完成这一巨大的任务，也没有实际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有影响的其它反帝组织。因此，李大钊号召把国民党改造成为“普遍全国”的组织，能够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只要他对国民党能成为这样的组织还抱希望，他就仍然是合作政策的热情支持者。 注释： [1] 《李大钊文集》（下），第454页。 [2] 原文如此。——译者注 [3]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 [4]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 [5] 《李大钊文集》（下），第708页。 [6]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30页。 [7] 参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8] 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中共党史资料》第81辑，2002年3月，第194页。原中译文为本书译者从英文直译，现由录入者改为当前译文。迈斯纳原引文为所谓《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葛萨廖夫著）的英译文。该文中译文最初以《中国共产党简史》之名现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见该书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册，第780页），后因翻译质量拙劣，1953年《党史资料》刊载了新的、由英译文转译的中译本。迈斯纳所使用的英译本是以1953年版中译文为底本，参照其他英译本校订的译本。由于1953年中译本颇多删改，故迈斯纳此处所引文字不见于该中译本。后经石川祯浩考证，此文即为纳乌莫夫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见《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3—747页）。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该文流传、翻译过程复杂，此处《中共党史资料》的译文与迈斯纳的引文在文字上有一定出入。——录入者注 [9] 《李大钊文集》（下），第685页。 [10] 《李大钊文集》（下），第546页。 [11]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第69页。迈斯纳原文是转引伊罗生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9章中的引文，该引文与斯大林原文略有差异，现以斯大林原文为准。——录入者注 [12] 《李大钊文集》（下），第577页。 [13] 《李大钊文集》（下），第882页。 [14] 《李大钊文集》（下），第883页。 [15]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90、692—693页。 [16]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95页。 [17]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704页。 [18]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10页。 [19] 帕默斯顿，1784—1865，曾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20] 英文原文也是如此，不知是否是这封信英文版的题目。——录入者注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398页。 [22]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448页。 [23] 《李大钊文集》（下），第855页。 [24] 《李大钊文集》（下），第864—865页。 [25]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30页。 [26] 《李大钊文集》（下），第708页。 [27]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3、635页。 [28]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7页。 [29]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