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十一章 农民革命 尽管李大钊或许是最早主张同国民党结盟的共产党人，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也正是他率先放弃了这项主张。可以说，放弃国共合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李大钊在政治上的失算。其原因在于，他所规定的国民革命的目标已经远超出了国共合作所能承担的限度。但是李大钊放弃国共合作的直接原因恐怕源于中国北方特殊的政治形势。 19世纪20年代，反动的北洋军阀集团控制着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和北京。在这里，不仅共产党的活动处于隐蔽状态，就连国民党也难于发展，尤其是那些倾向于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员，更禁止他们的活动。在北方的国民党组织中，右派占据着绝对优势。国共合作的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一经批准实施，就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坚决反对。因此，北方与南方不同，北方的共产党只能和少数国民党左派结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而在南方，国共两党既贏得民众的支持，又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毫无疑问，北京共产党组织自身力量的薄弱，是由于国共合作政策在北方贯彻不利所造成的。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使得中国共产党北方支部的工作陷入严重的混乱。自此，党组织的活动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党不仅失去了其组织基础——无产阶级，而且党组织本身也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局面，即使是零星的活动，也随时会遭到镇压。因此，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镇压，李大钊在迁徙中渡过了他一生最后四年的大部分时光。 1924年1月，李大钊在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从广东回到北京，北洋军阀政府便发布了逮捕他的命令。为此，李大钊被迫离开北京，到距北京150华里、地处河北东北部的昌黎五峰山避难。在那里，他在大女儿星华的陪伴下，在一座寺庙中住了三个星期。据说，在此期间，李大钊花了一部分时间，写了一些具有中国传统儒家风格的诗。回到北京以后，他的情况仍然异常危险。1923年6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假扮成商人，乘火车和大车，取道蒙古进入苏联边境。他在苏联逗留了约六个月。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赞美苏联社会生活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上海的《国民周报》上发表。 1924年12月，李大钊再次返回北京。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是年10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得到苏联给予的军事援助，发动了“北京政变”，废黜总统曹锟，建立了政治上较温和的段琪瑞政府。基于冯玉祥“国民军”的出现，在1925年，北京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复苏。但是，尽管反共的气氛暂时有所缓和，共产党的活动仍受到周围环境的严格限制。与南方和中部地区相比较，在北方地区，还很少有产业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迹象。而在上海，1925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事件，由于英国警察枪杀20名示威学生，直接导致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武装反抗。而且，从1925年底至1926年初，国共合作在南方达到了全盛时期，无论其本身的力量，还是发展的趋势都向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相反，在北方，国共合作正受到来自于强烈反共的“西山会议”派的严重破坏。当时，“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正试图控制北方的国民党组织。 1925年，李大钊的活动也反映了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薄弱。尽管在他的著作中，他曾经为国民革命规定了更为激进的目标，他在北京继续培养数量极少的党的追随者，还派党员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却很少忙于具体的革命事务。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关心着国民党的党务，对于孙中山为使中国重新统一，通过召集国民大会而做的种种努力非常感兴趣。他试图进一步保持共产党与在北京建立的任何国民党左派团体之间的工作联系。同时，他还充当了冯玉祥与加拉罕之间的中间人，协调二者的关系，后者是苏联驻北京政府的使节。 李大钊的激进理论主张与其未能持续很久的温和实践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1925年1月孙逸仙使团赴京的失败，3月孙又在北京病逝，1925年下半年，冯玉祥的势力倒退，倒向北洋军阀。这样，北京的共产党人又一次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在冯玉祥国民军的暗中支持下，段琪瑞政府确定了反对国共两党的政治目标，共产党的活动再次列入政府的镇压之列。此外，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病逝以后更加紧进行活动，巩固他们在北京的国民党组织中的支配地位。1925年底，国民党右派公开要求结束同共产党人的合作。据国民党的记载，1925年底，国民党右派在北京举行会议，解除了李大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因此，1925年11月，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称，“几个月来在北方国民党中反动的空气非常浓厚”[1]。 由于统一战线被削弱，使得共产党失去了任何真正的同盟者。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面对着处于完全敌对的军阀政府的镇压，到1925年底，北京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党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仅限于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和肄业生中进行活动。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限于孤立，又一次成为主要的危险，这正是李大钊在1919年初所最为担心的事情。像在1919年所做的那样，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李大钊把目光转向农村，注视农民的反抗斗争，力图将知识分子的斗争和农民的斗争联系起来。 《土地与农民》1925年12月30日至1926年2月3日，李大钊在北京党组织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发表了题为《土地与农民》的长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试图把农民革命的力量看做是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群众基础。在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生涯的早期阶段，他把中国农民的解放看做是中国的解放，号召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如今大约7年已经过去了，在这7年间，他很少评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这也许是因为，在他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理论体系中，农民的作用、倾向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压倒优势的国家，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在李大钊看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反抗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依靠农民，农民在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点，马克思、列宁都没有估计到。此外，李大钊一直存在着厌恶城市的情绪和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影响到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的认识。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李大钊对中国农民寄予厚望，对乡村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 然而，在1920年至1925年期间，关于农民问题，他并没有做过多的明确的评论。为数有限的几篇文章也没有背离正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1921年，李大钊在追溯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后曾经写到：“实际上，没有农民参加革命运动。俄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农民。农民不满意他们的境况，但他们除了土地的改革，种植的改良，稍微留心以外，旁的事全不管。他们有时候也不恨皇帝，可是有反对大地主资本家的……俄国改造社会的使命，就在少数的智识阶级肩上负着。”[2] 1923年1月，李大钊在分析农民为何对待社会革命持犹豫的态度时指出：“农民渐富，他们都不愿牺牲他们偶得的富裕。”[3] 当然，以上这些论述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李大钊对待农民问题所持的态度，他是否仅仅是在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革命能力始终抱有的怀疑。在这里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上面两段论述中，李大钊都没有涉及中国的农民。第一段，他讲的是俄国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在第二段中，作为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注释，他只是一般地提到了农民。应该说，直到1925年底，李大钊可能从没有对中国农民的革命潜力产生过任何怀疑。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他又重新详尽阐述了他早在1919年就形成的富有民粹主义精神的观点。 与李大钊后来在1926年对农民革命发出的激进号召相比较，《土地与农民》则显得相对温和一些。这篇文章用了很大的篇幅对周朝以来的“均田制”做了历史的考察，并且对现代的土地占有状况以及农民的生活做了详尽的分析。如同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他特別注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强调，这场农民起义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新时代的开端。他还认为现代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不仅是由于农民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而且也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直接后果。孙中山的共和政权曾积极贯彻“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但没有成功。因此，农民起义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现代中国广大的工农阶级革命力量”。现代农民革命运动则必须在“耕地农有”的口号下进行。[4] 在写《土地与农民》时，李大钊仍然认为，在巩固广东国民政府、完成民族革命大业的过程中，农民革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第一位的。他预言道：“如果能够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在一起的话，那么，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为期不远了。”然而，这些迹象表明，他对农运的看法已经开始超出统一战线所规定的限度，背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革命能力的估价。一年以后，1927年2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李大钊明确地指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农民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国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5] 如果必须有农民的参加，国民革命才会成功，那么，应该如何组织农民？农民革命怎样进行呢？首先，李大钊认为，乡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6]农民革命没有农民自己的组织不行：“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7] 尽管共产党员要到农民运动中去开展工作，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但李大钊的视线主要集中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的农民自发组织的农民协会。他指出，在北方诸省，农民本能地意识到，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军阀土匪扰乱活动”，“组织农民自卫军是非常必要的”。[8]河北、热河、山东、河南等地相继发生了反抗奉系军阀统治的“民团运动”。奉系军阀崩溃以后，“各处的民团运动一时呈出极盛的现象。”除了农民自卫军这些新式组织以外，像哥老会、红枪会这样的组织实为中国传统农民自卫组织的复兴。[9] 既然广大农民能够自发地组织自己的武装，举行武装起义；那么，共产党员在农民革命中怎样发挥他们的作用呢？李大钊认为：“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需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10] 到192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内，对农民的革命潜力发生兴趣的，已经不止李大钊一个人了。1925年初，前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他的故乡湖南组织了农民协会。在此之前，另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彭湃已经在广东进行了组织农民运动的尝试。到李大钊写《土地与农民》的时候，广东的农民运动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1922年，在共产国际做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估计以后，迫切需要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研究。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到1926年，由于整个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农民暴动，农民运动走向高涨，农民问题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它已经成为共产党战略、策略的重要组织部分，并且在党内引起争论。尽管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不否认农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着某些作用，但是，对于如何估价这种作用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陈独秀与瞿秋白论农民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公开化主要涉及到瞿秋白和陈独秀关于革命领导权的分歧。这一分歧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李大钊在世时，陈独秀和瞿秋白关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在党内占（尽管不是完全的）统治地位，并且反映在党的政策上。 如前所述，与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有着显著的不同，陈独秀是带着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他最痛恨的莫过于被传统牢牢束缚的农民身上所表现的愚昧和落后。虽然他对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寄予同情，但他却无法理解，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最落后的这部分社会力量竟能在社会改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在1919年李大钊发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倡议时，他不屑一顾。1920年，陈独秀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像很多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现代西方文明中最先进的思想文化。他认为，在政治上，落后的乡村必然要依附于先进的城市，城市无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将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主宰力量。 1923年7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最新指示，从战略上要求中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绝不能忽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陈独秀勉强地承认，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革命“不能忽略农民的力量”。同时他警告，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大多数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在乡村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绝非易事。[11]几个月以后，陈独秀又对农民的革命力量表示怀疑。他在评价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中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与农民的力量相比较，资产阶级的力量更集中。”他承认，这种革命必须要贏得农民的支持才能形成群众运动，但是，对这种可能性他并不乐观：“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他还认为，“农民的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假如与他们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要他们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无地的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心理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于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12] 陈独秀对于农民的革命作用所做的悲观估计在逻辑上同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做的分析大体上是一致的。1923年，他在接受国共合作政策的同时，也接受了如下观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场革命的胜利者将是民族资产阶级。农民仅仅是作为城市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追随者参加革命，农民运动的要求只能被限定在改善农民现有的经济条件的范围之内。陈独秀还预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将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将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乡村中的发展和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因此，随着城市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开始，乡村中社会革命的条件将逐渐成熟。在革命进程的最后阶段，农民革命将再次成为城市政治发展的附产品。诚然，“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需要获得农民的同情与支持”，但为了有效地进行革命斗争，由强大的无产阶级作为主要力量是必不可少的。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依然根据这些相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他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构想当中，无论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农民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相当模糊不清的。 从瞿秋白在1927年对陈独秀忽视农民的革命潜力所做的激烈谴责来看，我们惊讶地发现，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与陈独秀出于同一理论体系。1923年，瞿秋白在一篇同立宪派章士钊就土地问题论战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关系在性质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中国正在迅速地转变成为“商业资本主义国家”。瞿秋白坚定地表示，“依历史的逻辑”，中国“正由宗法式的农业国向商业工业国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是被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所制约的消极力量。“中国不但早已非农业国，而且政治运动之中已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混流并进的现象。”[13]他指出，如果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会从农业方面开始，那将是不可思议的。瞿秋白和陈独秀都把城市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看作是社会革命中仅有的两支社会力量。 1925年—1926年，各地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定都使用了更为激进的术语。然而，正像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始终服从于斯大林的错误理论，斯大林最关心的是维护同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那些表面上似乎激进的政策完全被他们在国民党的权威下订立的契约所限制。斯大林公开发布命令，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而且这个党在农民运动中至少占有名义上的优势。这意味着共产国际代表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必须注意防止农民采取过于激进的行动促进农民革命、破坏统一战线。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第三次中央全会，着重解决日益髙涨的农民暴动所引起的问题。会议认为：“各地的农民运动都存在着越轨行为，口号和行动都是极端左倾的。”据此，中央委员会开始着手控制各地的农民运动，减弱它的革命性和独立性，并且以“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孤立农民”为托词，号召组成有半自耕农、雇农、农业工人、佃农以及小地主参加的、反对“反动的大地主”的统一战线。同时，要求“那些尚未积极从事压迫农民的活动的大地主”完全保持中立。显然这是贯彻一种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它表明：“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的组织，便免不了因权力关系而时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如地主民团驻防军……等）。”[14]要禁止建立农民武装，因为“素无组织训练的农民，在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15]，其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还认为，像红枪会那样的传统的农民秘密结社组织的活动值得警惕：“因其组织散漫与迷信，故不耐战斗，且富破坏性而少建设性。……红枪会的指挥权，常常落在土豪手中，变成土豪利用的工具。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又常常成为土豪最得力的基本群众。”[16]尽管中共中央勉强地承认北方的红枪会运动是“民族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但经过慎重研究所做出的决议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红枪会与其说是农民运动的宝贵资源，还不如说是农民运动的危险所在。出于现实的需要，或许可以暂时利用红枪会，但中央经常告诫在农民运动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要注意控制和改造红枪会，尤其是改造它的反动性，“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17]。 当然，现实的群众运动缺少激进色彩，总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感到棘手。尽管党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用激进的政治术语所修饰，但7月中央全会限制和禁止农民革命自发倾向的意图仍旧是十分清楚的。决议中有些内容的确给在农民运动中从事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决议指出：“对农民要求，当设法知道，设法提出，有时客观环境不能提出时，亦当详为解释，并慰勉他不要丧气，切忌简单的将其压下。”[18]后来，1927年3月，几位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在向国际的报告中公开透露了党的农民政策的基本内容：“镇压乡村斗争与阻止一般的农民运动这个旧路线，仍旧当令。……对于农民运动的恐惧，存在于党内，而且至今还存在着。”[19] 目前，没有材料证明，在1926年至1927年初，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瞿秋白，他们曾对限制农民运动的官方政策表示过任何真正的非议。事实上，陈独秀从未完全接受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他不同意共产国际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共产国际担心，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将会无形中破坏国共合作。与此相反，陈独秀恰恰是根据他的正统马克思观点来贬低农民革命作用的，他极力维护城市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政党的一致性和纯洁性。尽管如此，即使有不同的看法，陈独秀还是完全服从共产国际关于限制农民革命的政策。 陈独秀与瞿秋白关于农民问题产生分歧大概要追溯到1927年。当时，瞿秋白想尽可能利用农民问题攻击陈独秀的领导权。如果瞿秋白想这样来证明他对国际路线的忠诚的话，那么，他却没有能证实他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以及对农民的态度与陈独秀相比究竟存在多大的分歧。即使他在1927年对陈独秀进行攻击时所做的所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貌似激进的建议在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付诸实施，这些建议所带有的激进色彩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尽管客观情况证明这些政策越来越难以实施，但瞿秋白仍然坚持他的意见。1929年，当城市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已经处于低潮时，瞿秋白写了一篇关于农民问题的长篇论文[20]，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坚持农民革命必须接受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他认为，为了保证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城市的工人组织要同农民组织结成“兄弟”关系。同时，他委婉地批评了毛泽东，指出，党内存在的忽视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倾向是十分有害的。 总之，与陈独秀相比，瞿秋白或多或少承认农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从属地位。他们都把城市无产阶级看做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和领导者。在这方面，他们的认识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也反映了在毛泽东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者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尽管李大钊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但他没有出席在1926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全会，也没有就党对农民运动的决议发表评论。当时，北京的政治状况异常险恶，他正隐居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内，躲避北京政府的追捕。从1925年底起，共产党与段琪瑞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1926年1月，冯玉祥宣布下野，国民军一军暗中支持段琪瑞，从而导致共产党与北京政府发生了公开的冲突。1926年3月17日，共产党与左翼国民党人组织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拒绝执行在义和团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拆除国民军在大沽的炮台。而段琪瑞政府已经准备接受帝国主义国家就此发出的最后通牒，他们派军警驱散请愿队伍，致使数十人受伤。第二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天安门组织群众示威，以抗议政府的罪恶行径。当示威者（大部分是学生）行进到执政府时，遭到了军警的野蛮镇压，造成40多人死亡。李大钊以个人名义参加了示威，头部受了轻伤，好容易才摆脱了军警的追捕。 这次政治事件后来被人们称之为“3·18惨案”。惨案发生以后，段琪瑞政府通缉逮捕包括李大钊在内的示威组织者。这样，很多北京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相继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然而李大钊却留在北京，在苏联大使馆避难。在他牺牲前的最后几个月，他和他的夫人及孩子们一直住在大使馆内的一所房子里。据说，他在那里仍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领导北京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活动。 1926年的“3·18示威”是北方地区国共统一战线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行动。此后，国民党左派在北方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了，而共产党的组织也陷于混乱。在这场灾难以后出现的唯一有希望的迹象是，农民革命的战斗性有所増长。在中国南部和中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1925年，在北方各省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南方，农民协会团结领导着农民革命的力量，这些农民协会最初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它们深受共产党的影响。在北方各省，共产党员参加农民运动，1925年，李大钊曾经派出大批干部到乡村去工作。但是，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带有更多的自发性，原因在于，其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农民传统的秘密结社，而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 到1925年底，李大钊已经把注意力转向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3·18”以后，他将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农民暴动。1926年夏，在他发表的最后一篇题为《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的政治论文中，表达了这种愿望。在这篇文章中，他公开阐明了对中国革命应当遵循的发展进程的看法。与六个月前写的《土地与农民》相比较，文章透露出更为激进的情感。在那篇文章中，他一直十分关心广东国民政府如何发挥农民运动的作用。而在这篇文章中，他完全被农民革命的自发力量所吸引。最初，他曾经号召在北方建立类似南方和中部各省已经建立的农民协会，而现在，他的目光则完全集中于通过北方各省现存的农民团体——武装的农民秘密结社来发动农民的武装起义。 李大钊在1926年所写的文章充满着对农民的信任，他相信，农民自己有能力实现革命的目标。他指出，乡村是革命的策源地。“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21]李大钊毫不隐瞒他对武器的热情，他预言：“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这一个事实，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同时亦可以认作乡村中少有产者起来反抗兵匪一个表征。”[22]他坚信，只有把农民武装起来，才能消灭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最终结束中国的政治分裂：“河南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国民二军的军阀势力，陕西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刘镇华的军阀势力。”[23]农民革命武装胜利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的分裂和武装的农民组织被军阀利用。“同一农民，守着他的阶级，则可以战胜一切军阀。”[24] 李大钊认为，要实现农民的团结，用阶级的力量吸引那些正在为军阀服务、尚在军阀营垒中的农民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召唤必然会引起共鸣，因为“农民的乡土观念颇含有其阶级觉悟的质素，农民不忘其乡土，便是没有忘了他的阶级，即在军队中的农民似乎亦还没有完全与其阶级断绝关系。”所以，农民运动“不但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打败军阀的军队，并且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召还军阀营垒中的农民，使之回到他们的乡井，保卫他们的闾里，这样子不但可以增加农村的壮丁，并且可以崩溃军阀的势力，根本的破坏军阀的营垒。”[25] 李大钊认为，农民运动的力量并不完全限于夺取反对军阀的武装斗争的胜利。农民自己还有能力掌握和管理社会机关，武装的农民结社可以成为新的政治权力机关的核心。他说：“山东汶上、宁阳的红枪会据城七月，所住的地方都是庙宇学校公共机关，所吃的东西都是自己携带的大饼馒头，丝毫不扰及人民。洛阳的红枪会，当冯毓东为警备司令时，在城内清街查匪，在城外保护行旅，均是红枪会负责，并且红枪会所驻的地方格外安静。”[26] 假如农民自发地具备这样可靠的革命能动作用，那么在农民运动中党的作用表现在哪里呢？城市的政治斗争的发展同农民革命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反复强调，农民革命是农民自己的运动，中国农民绝不能向外界乞求“救世主”；他们必须懂得，“自己起来革命可以救”。李大钊认为，引导农民进行革命的口号应该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27] 但是，即使农民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他们也还是需要共产党员帮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这个真理。共产党员要使农民认识到他们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抵制和消除农民传统的对“真主”充满幻想的消极情绪。 此外，共产党员还必须纠正农民运动中存在的其他“缺陷”。首先是农民的盲目排外主义，要将他们的排外主义转变为革命的民族主义。李大钊认为，盲目的排外情绪在红枪会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从根本上说，这种情绪是“农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感觉着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些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些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我们应该给他们以正确的解释，使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剥削中国农民的行动和工具上去。”这种认识将消除农民的“狭隘种族观念”，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知道“全世界革命的工农民众，都是他们的朋友”。[28] 共产党员必须防止和纠正的另一种缺陷就是乡村中的迷信和对现代武器的鄙视。当然，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农民自己解决。他们从自己的痛楚经历中已经认识到竹竿、木棍、大刀、孔子的牌位以及关帝的偶像敌不过洋枪、大炮。此外，李大钊注意到，那些加入过军阀部队的农民知道如何使用现代的新式武器，他们回到家乡，把新式武器介绍给乡亲们。 李大钊警告说，在农民运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最大障碍就是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它们“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因此，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农民灌输阶级意识：“我们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知道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的而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为的使他们消免相互间的冲突，我们应该使他们有集中的组织。”[29] 李大钊的农民革命理论带有典型的民粹主义特色，一方面，他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另一方面，他又确信群众运动必须由革命的知识分子去发动和领导。他始终主张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自身解放，但他也同样认为，共产党员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将农民运动纳入正确的轨道。他把农民的乡土观念视为其阶级觉悟的雏型。但只有依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才能克服乡土观念，使之转变成为真正的阶级觉悟。再有，一方面李大钊对自发的农民暴动和现存的传统农民组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他又号召创造新的“集中的组织”，以保证农民革命取得成功。不论李大钊怎样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也不管他如何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深入农村、帮助农民不断改善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独立进行的斗争，他不过是在暗示，由于知识分子具有非凡的组织能力，以及对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的深刻理解，他们实际上将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者，决定着农民运动的发展方向。 李大钊在关于红枪会的文章中着重分析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在农民运动中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他写道：“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你们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然后这―种澎澎渤渤的农民大运动，才不至于走到错路上去，才不至蹈袭以前失败的复辙，才不至于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以诱出其自己的营垒而归于消灭，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同志们，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他们正在那里渴待着你们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30] 尽管自发的农民运动“澎澎渤渤”，农民还是要接受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引导才能摆脱“水深火热的沟洫”。但是，如果共产党员领导农民运动，他们必须立足于乡村，而不是城市。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在那里扎根，参加农民组织，更新革命的手段。确切地讲，李大钊关于红枪会的文章以及《土地与农民》这两篇文章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在于，他在文章中完全避开了农民革命是附属于城市政治斗争发展的任何建议，没有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共产国际看来，农民革命仅仅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农民运动应该由国民党领导，或者至少是实现国民党的意图）。他也没有在文章中提到城市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甚至于都没有表示到乡村去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代表。 李大钊对城市革命的轻视进一步反映在他拒绝像第三国际和中共的出版物所做的那样，运用城市的阶级划分方法来分析农村的不同社会阶层。他把农村中的社会阶层仅仅划分为富农、中农、小自耕农、佃农以及农业工人。需要指出，即使是毛泽东，也是以城市的社会阶级划分标准为依据区分农民阶层的。1926年3月，毛泽东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他把自耕农划为小资产阶级，将半耕农、佃农、贫农视为半无产阶级。李大钊不同意这种阶级划分模式，根本反对把农民简单地视为城市各阶级的变体和附属物。 李大钊在城市革命与农村革命之间的联系这个关键问题上背离了列宁关于农民的革命作用的观点。在列宁主义者的革命战略中，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始终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观点经常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必然引起争论）。但是，列宁始终坚持农民参加革命的两个条件。首先，无论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在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迅速地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农民都将是依附于城市资产阶级或城市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其次，特别是当迅速实现重要的革命转变的时机成熟时，农民革命和由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觉悟”统率的一般革命步骤是必要的，它将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主要社会基础。 上述两个条件在李大钊的农民革命理论中都没有被提及。李将农民运动视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这支革命力量将不受城市政治形势的左右。他并不重视城市无产阶级的作用，尽管他曾经提到农民革命需要共产党员的领导，但他却没有把共产党员看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像在1919年那样，1926年，李大钊将农民暴动的力量视为全部中国革命运动的源泉，把农民的解放看成中国的解放。 李大钊的农民革命理论不仅背离了列宁主义理论，而且也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基本政策。中共中央认为，农民的秘密结社，特别是红枪会，“基本上是反动的”。然而李大钊却把它们的存在看做是农民革命力量的一种纯粹自发的表现。当李大钊号召加强农民的武装斗争时，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则试图限制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他们害怕农民革命的迅猛发展会破坏同国民党的不稳定的合作。 既然李大钊一直热情地拥护国共合作，那么为什么他表面上又不关心国共合作的发展呢？部分原因是，他对国民革命前途的理解与国共合作的目的将限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一致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方的国共合作陷于崩溃。然而，李大钊逐渐对统一战线的发展缺乏兴趣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国民革命的理想。他对国民革命的解释是，整个中华民族，由于她在国际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地位，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有着内在的联系。当统一战线出现破裂、农民开始举行暴动的时候，在农民身上发现革命潜力和潜在的无产阶级觉悟并不困难。李大钊准确地将这种精神完全民族化。如同他所指出的那样，农民不仅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在他们身上也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如果李大钊号召中国农民同本国压迫者进行阶级斗争，那么，与他所宣传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被国际资本主义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多少有些不一致。毕竟阶级斗争是全民族中大多数人民反抗少数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者。 1926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带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和民族主义倾向，并且最终付诸实践。由于中国在经济上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又由于中国无产阶级非常弱小，无力承担革命的重任，也由于实践已经证明，与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不是独立的革命机关。要有效地克服这些弱点，必须依靠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应该利用农民的革命力量，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同世界革命力量结成统一战线。 但是，李大钊革命的唯意志论也有其不足，他竭力赞美农民的革命潜力和民族主义。大多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厌恶建立在乡村的中国的民族特点和传统，而这些东西对李大钊却颇具吸引力。李同意托洛茨基的革命唯意志论，而不同意他的国际主义。托洛茨基曾经写道，中国农民无力进行政治活动，“由于它的全部历史和它的存在条件，是所有阶级中最缺乏国际性的。农民正是所谓民族特点的主要源泉。”[31]托洛茨基所认为的农民身上的缺陷，在李大钊看来正好是农民的主要优点。像陈独秀那样具有较多国际主义和西方倾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用西方人的想象力塑造中国社会各阶级，他们认为，有必要使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同国际无产阶级一致起来。而李大钊则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在他们身上不仅有巨大的革命力量，而且体现着中国的民族传统和伟大的生命力。 注释： [1] 中共北方区委：《我们最近在北方国民党工作中应取的态度》，《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区委时期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2] 《李大钊文集》（下），第460—461页。 [3] 《李大钊文集》（下），第611页。 [4] 《李大钊文集》（下），第824、831页。 [5] 《李大钊文集》（下），第824页。 [6] 《李大钊文集》（下），第833页。 [7] 《李大钊文集》（下），第833页。 [8] 《李大钊文集》（下），第834页。 [9] 《李大钊文集》（下），第834页。 [10] 《李大钊文集》（下），第834页。 [11] 陈独秀：《中国的农民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12页。 [12]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7页。 [13] 瞿秋白：《现代中国的国会制度与军阀》，《前锋》，创刊号至第3号合订本，第21—22页。 [14] 《农民运动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4页。 [15] 《农民运动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4—305页。 [16] 《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9、310页。 [17] 《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8页。 [18] 《农民运动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19] 那桑诺夫、福金、阿尔勃雷希脱：《上海来信》，转引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王凡西译。 [20] 瞿秋白：《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布尔塞维克》第3卷4、5期合刊。 [21] 《李大钊文集》（下），第871页。 [22] 《李大钊文集》（下），第875页。 [23] 《李大钊文集》（下），第872页。 [24] 《李大钊文集》（下），第873页。 [25] 《李大钊文集》（下），第873页。 [26] 《李大钊文集》（下），第872页。 [27] 《李大钊文集》（下），第874页。 [28] 《李大钊文集》（下），第873页。 [29] 《李大钊文集》（下），第875页。 [30] 《李大钊文集》（下），第876—877页。 [31]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