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还在为资本主义辩护。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荒谬性,对现存制度的批判通常是在向唱诗班布道,因为意识形态冲突不再是捍卫资本主义者和反对资本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而是在希望和顺从之间的冲突。作为反资本主义者,我们今天的任务与其说是让其他人相信资本主义具有破坏性,不如说是为了强化人们对于用一种截然不同且更好的方式来组织我们共同生活的实际可能性的信念。
与大多数知识分子由于虚荣心作祟而赞同这一信念相反,强化这种信念通常不是一个具有正确观点、论据和分析的议题。更确切地说,这是因为拥有能够与他人一起行动并做出改变的具体经验的结果。如果说20世纪初成千上万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触手可及的真正可能,那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最终成功地设法使其论点变得足够清晰,而是因为工人运动在其全盛时期创建了政治组织,这些组织能够通过集体行动给人们带来切实改善其生活质量的生活经验。如果没有对集体行动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的自信心相伴,美好的乌托邦就毫无意义,而这样的信心是无法通过有效的论据来唤起的:政治共同体是关于另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信念的必然基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信念不重要。关于美好社会的信念本身永远不会创造历史性的变化,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在适当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中,信念可以起到方位点的作用,帮助我们决定如何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讨论一个自由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有意义的。而反资本主义者忽视它已太过久长。
幸运的是,有迹象表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后资本主义社会应当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些议题的讨论正在激增:“去增长共产主义”、“半球社会主义”、“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后稀缺社会”、“抢救共产主义(salvage communism)”和“世界公社”。去年,M.E.奥布莱恩(M.E. O’Brien)和埃曼·阿卜杜勒哈迪(Eman Abdelhadi)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纽约市的愿景宣言——《人人有份:纽约公社口述史,2052-2072》(Everything for Everyone: An Oral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Commune, 2052-2072),其他作者包括亚伦·贝纳纳夫(Aaron Benanav)、贾斯珀·伯恩斯(Jasper Bernes)和科迪莉亚·贝尔顿(Cordelia Belton),目前都正在撰写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并有望很快出版,这势必会对当前有关我们的共产主义未来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讨论做出重要贡献。
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一直将利润置于自然之上,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只剩下共产主义作家埃斯基尔·哈尔伯格(Eskil Halberg)所说的一个需要修缮的星球。我们需要抢救集体(The Salvage Collective)在其2021年的宣言《工人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Worker)中所称的抢救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公社资源的很大一部分需要致力于生态恢复。我们的共同资源的民主化将使我们能够规范自然资源的使用,从而确保人类后代以及与我们共享地球的其他生物的生存条件。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的理念与资本主义以及20世纪的威权的国家社会主义都截然不同。那么,我们为什么坚持将之称为“共产主义”呢,这个词与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联系已如此密切?原因一样,我们不应该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放弃“民主政体”(democracy)的概念。有些词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我们不该把共产主义的概念拱手让与典型的资产阶级历史虚假化,我们应该坚持延续这一长期、不间断的传统,明确反对威权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传统已经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为建立一个自由社会而奋斗了逾一个半世纪。
那么,在共产主义中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首先,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自由的、无阶级的和多元的。共产主义将给予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共产主义的意思是这些:更民主的决策、更少的工作时间、更好的住房、更美味的食物和一个稳定的生物圈,以及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提供的事物——经济安全。在资本主义中,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裁员、通货膨胀或者一场把你彻底击垮的经济危机;在共产主义中,将不会有人需要害怕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途径被切断。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生活将会是自由、安全和美好的——对所有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