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世纪的结束

一、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纪
 二、议会与兰开斯特王朝
 三、百年战争第二期
 四、玫瑰战争
　

一、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纪

　　十五世纪是一个具有强烈对比的时代，史家对于这时代所表示的互不相同互相矛盾的见解就是这些对比的反映。有些人以为这是个普遍衰落的时代，是城市为墟和政治混乱的时代。又有些人指出，自1399至1450年，人民大众确乎日益繁荣，商业和工业发达，议会制度也有发展。为了正确理解这个时代，我们的解答是，两种见解都对，可是都不全面，封建关系和封建生产方式是在衰落，但资产阶级关系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却正在迅速发展。
　　封建制度的衰落不但影响诸侯和农业，它也影响城市和行会组织。黑死病和百年战争所招致的重税使自治城市受了重大的打击。当时的记载尽是诉说城市雕零，房屋残破，街道失修，港湾淤塞，人口减少。就算这些记载有几分夸张，我们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1433年，议会在通过十分之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时，准许减去四千镑，“作为荒凉芜废的或残破的或陷于太贫的或负担本税过多的各穷困城、市和镇的豁免部分”，而这种豁免是常有的。这种衰落有个重大的例外，即伦敦和少数象布里斯托尔那样的大港仍有不断的进展。最有利的对外贸易部门日益集中于所谓“投机商36人”组织之手，他们能排挤竞争者，能把贸易引到自己所控制的少数地点。特别是伦敦的发达，成为较小贸易中心衰落的原因之一。
　　海盗的劫掠也因不断的战争而显然更加频繁，海盗攻陷和焚毁南安普敦和桑威奇那样重要城市的事已屡见不鲜。在城市中，行会更加闭关自守，学徒制不再是手艺人发展过程中一个正规的阶段，而被少数上流人用为把持行会的手段。亨利四世在位时，除每年有二十先令的自由业主外，任何人使子弟作学徒，都是非法的。
　　自治城市中赋税负担很重，行会限制很严，结果是工业被迫出城，迁往乡村和郊区。特别是当时成长迅速的织呢工业发展在城外和行会组织以外。关于这事，中世纪一个主要的技术革新，即应用水力于漂织品（这是使织品清洁和加厚的必要方法），有重大的作用。十四世纪将终时，这方法普遍应用，人们始在河谷较上游能得到较大水力的新中心建立漂场。大概这也是一种避免手工业者反对新法的手段。织工渐渐被吸引到有漂场开工的地区。于是因为这一切理由，当许多旧城市都在衰落的时候，新生产中心在乡村中生长出来，有些到后来变为城市。当工业得到新自由时，这些生产中心就产生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或半资本主义生产。到了现在，中古对于高利贷的限制显然已经过时，被一般人置之度外。
　　乡间的对比一样显著。贵族们渐失去中古初期使他们有存在理由的社会功用，却在英法战争中获得逞强行暴的积习。他们一方面演变成近代的地主，另一方面演变成匪帮的头目，各自从失业的兵丁和一些不能适应变局的小绅士之中吸收他们的武装党徒，这些党徒视做工为降低身份，以威胁较弱的邻人为职业。从前，贵族有他们自己的法庭。现在，他们用自己的武装党徒来威吓和反抗地方法庭。大贵族包庇自己的党徒，使他们免受审判，这种所谓“干涉词讼”的行径成为长久的祸害。从议会到最下级的法庭，无人不怕匪帮的威胁，他们公开恫吓，使人不敢宣告不利于他们主人的判决。当一个讼案使两个这种贵族发生冲突的时候，诉讼手续常以对阵交战为结局。
　　这种政治上匪帮风气的根本原因就是作为经济单位的大地产的没落。农产物跌价，地租也相应降低，于是贵族不能剥削佃户以恢复自己的地位。战时的掠夺和战时承办事业的利润一时替他们解决了一部分间题，但百年战争一完，许多大贵族增加收入的方法只余完全作贼一途。结果是利用地产为基础来成立新的私人军队；以大地产的经济衰落为背景，我们才能对于玫瑰战争有透彻的了解。
　　《帕斯顿信札》把严格商业精神和匪帮政治混为一谈，把上述情况描写得生动逼真。我们见到养羊致富的人们竟对邻人实行武装侵掠，并且用尽法律家所知道的手段来骗取邻人的地产。这时代最特殊的一个要点，使它与封建全盛时代迥乎不同的，就是统治阶级为了不受法律的制裁，大规模曲解法律而不是公然地置法律于不顾。新贵族既丧失其社会的功用，就发展出一种虽肤浅而却荒谬的文雅风度，一种假封建行动的繁文褥节的伪装，掩饰其实际衰落的真相。衣眼和盔甲日益浮华，贵族争相以铺张壮丽炫耀于朝中，用金银造成器皿和饰物。仪仗章徽、比武、增修武士典章，都在它们与战事失去一切关系的时候登峰造极。这种奢侈根本上是金钱逐渐代替土地而为主要财产形式的结果。贵族虽固守他们的土地并且与从前一样热心于增加地产，但在有关金钱的事上，他们若与大商人相比，却不过是儿童一般。由于这时代人们的奢侈，许多大商人就能用高利贷在财政上支配贵族，有些大商人竟能加入贵族之列。例如德·拉·波尔氏原是赫尔的商人。
　　商人和贵族的文化远高于他们的祖先。格洛斯特公爵亨夫雷的藏书室是当时最大的图书室之一，甚至在玫瑰战争中以残忍著名的伍斯特伯爵也以他的文化修养和学问同样著名。这种新的文化阶层遍起于欧洲，替发明印刷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前的文化阶层即教士在制造书籍上是自足的，誊写手稿是修道院生活的主要业务之一。十五世纪的俗世读者不但人数多得多，而且是过于忙碌无暇自己抄书的人们，而以抄书为业的人又太慢太少，赶不上不断增加的需求。
　　英国卡克斯顿出的第一批书主要都是适合这种新读者需要的消闲读物。他的头一本书是《特罗史》（Histories of Troye）；《哲学家语录》（The Dictes and Sayings of the Philosophers,1477年出版，是在英国印的第一本书），马洛雷的《阿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和乔叟的诗集都属于此类。在下一代，资产阶级始以印刷机为武器，当新教改革期间，大批宗教和政治的论战书刊源源出版，在远为广大的范围内传播改革家们的思想，若不是用印刷机，用其他方法是做不到的。
　　十五世纪的骚乱和内江似乎范围非常有限。贵族及其党羽自相火并，同时国内其余的人，甚至在玫瑰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不大受到妨害。陶顿之战以后，审判长福特斯居在流亡中写作，以到处不安全和困苦的法国与英国相比说，“在英国，一个寄居在别人家里的人，没有不得到主人的热爱和许可的。”他既是个流亡人，或许谈到他被迫离开的地方时，不免夸大它的幸福，但在当时历史上显得那样庞大的战争只是很少数职业战士的事，却是显然的。
　　由于大地产的衰落，兴起了一大批殷实繁荣的自耕农。其中有些人经营小规模的农业，但大部分都是殷实的自由农民——我们现在可称之为“富农”阶级——他们的开支较少，又没有社会身份可保持，所以能在“上等人”失败之处得到良好的生活。这些新式佃户能与地主斤斤计较，用减租的办法把农产物的跌价转嫁到地主身上。他们可能是佣工的大雇主，而小自耕农变成自由农民或——远为常见地——变成佣工的进程显然业已开始。但是在这时候，自由持有农或佃户身份的自耕农所占的比例，可能大于英国史上的任何时期。
　　雇工既得到粮食跌价的利益，又享受相当高的工资。按劳工法规，工资定为每日三或四辨士，实际支付的工资可能更高，不过这样的职业是否能常常得到，则无法断言。一个全年雇用的男工除膳宿外可得二十先令八辨士，一个女工可得十四先令。
　　雇工和自耕农始以纺织为家庭工业，这时代所以能成为他们空前绝后的繁荣时代，大概家庭工业至少有与农业状况相等的作用。
　　这样，十五世纪的混乱和繁荣同样是实情，并且起于同一原因，即封建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自耕农业所以有暂时的发达，只因在资本积累还不足以发展出完全资本主义农业的时候，庄园组织就衰落了。这种积累一旦达到必要的水平，如下一世纪那样，自耕农势必灭亡。随着羊毛工业的扩充以及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增加，这种积累正在迅速进行，甚至在十五世纪告终以前，已开始发生作用。
　　同样，当时的无政府状态也源于封建制度的衰落和从封建制度发展出来的政权形式的衰落。资产阶级虽然日益众多和富裕，他们的力量却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强大的官僚君主政治的基础，并且当时的大贵族，就各个人而论，有少数比往日英国任一封建诸侯都强大，地方政府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他们相对抗。内战因此发生，结果是这些贵族的势力被摧毁，他们在欲取得国家机器控制权而不得的时候陷于灭亡。这个斗争使王室和资产阶级都相对地和绝对地比以前强大，并且准备结成一个对双方都很有利的同盟。

二、议会与兰开斯特王朝

　　在1381年起义之后若干年间，谙议会，就是说，以冈特的约翰为中心的贵族统治集团，借理查的名义执政。但农民起义已证明冈特普遍不得民心，与他争权的贵族又从事阴谋，因而冈特的威信遭到削弱。一个反对党不久就在国王左右开始集合起来，反抗冈特的统治权。这种结合大部分属于私人性质，由国王的拥护者和不得分享爵禄的人所组成。反对党包括一批象牛津伯爵那样的少壮贵族和一批象赫尔商人迈克尔·德·拉·波尔家那样的新封贵族。伦敦商人中间也有重大的分裂。呢绒商，即与羊毛和服装贸易有关的人们，拥护冈特的约翰，而经营食物的商人则拥护国王。这种分裂的界限大概与一事相关联，即王党反对继续对法作战，而羊毛商人则当然对这个战争最感兴趣。
　　两党多年斗争的极峰是1386年对王家大臣(Chancellor）萨福克伯爵的弹幼案。弹劫是一种新诉讼程序，由下议院作原告，由上议院作裁判宫。这程序发展出来，主要作为攻击国王臣仆以限制王权的方法，并且是争取大臣对议会负责的原始方法。继萨福克弹勒案以后，按诸侯与王室冲突时一向沿用的方式，成立了一个监督委员会，名为“听政院”。这个组织与以前所尝试的不同，它与议会有密切的关系，它在行动上直接向议会负责。
　　短时期内，听政院能掌握政权，但在1389年，理查实行了一次政变，自揽政权。此后时期是英国史上一段最暖昧的时期，一方面因为各党派的动机全然不明，又一方面因为私斗和变节造成复杂的交互错综现象。但在法国和其他国家，这是国王专制政体日盛的时期，我们可以确信，理查也在实行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即建立独裁政权的计划。
　　政变以后的头几年，理查刻意抚慰下议院，下议院也相当和睦地与他合作。这时期关系重大，因为这时下议院初次变成一个不依赖大贵族的政治力量。国王与下议院的这种联盟不难理解。国王已违反大多数贵族的意志而夺得政权，不堪再失去小绅士的拥护。并且当时的政府没有不靠伦敦大多数商人的财政后盾而能存在的，理查竟能替他的朋友取得伦敦市的管理权。
　　小地主的地位也不稳固。他们受两面的威胁，一方面是农民和劳工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大贵族权势日增，强暴日甚，有吞并他们的趋势。在这种基础上，国王和下议院双方成立了一个勉强的同1,：盟，其中每一方都知道对方倚赖他们的程度并且决定充分利用这种情势。
　　不久，由于理查太浪费王室的地产和无情地镇压反对派，发展出一个反对理查的暗潮。他把冈特的约翰的儿子亨利·博林布罗克逐出境外，并且在冈特死后没收他的财产，这使得甚至仍属友好或中立的贵族也惊惶起来。商人因政府非法课税和不能平定海盗而变得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况下，理查采取了一个永无适当解释的步骤。他操纵选举以使议会满布他的党羽，并且为了万全之计，召集议会在施鲁斯伯里开会以避免伦敦可能发生的暴动，又用一支威尔士弓手威吓议会。他从这个议会取得终身课税的决议，并且劝议会把它的权力移交一个由国王个人支配的委员会。一年之久，他的权力似乎无限，但它除了威尔士的弓手外，无可倚赖，1399年亨利·博林布罗克登陆，要求他那被没收的财产时，理查竟无人援助。这是第二次的先武装夺取政权而后由议会把国王废掉的事。这次议会比在爱德华二世时更进一步。那次是爱德华的儿子毫无问题地继承王位，这次是议会拥立一个依世袭次第不该继位、仅赖战胜和议会决议而得其位的人为新国王。
　　因此，新王亨利四世不得不施行安抚绅士和城市中等阶级的政策，当他在位期间，议会达到它在中世纪的全盛时期。如果要取得下院的拥护，就非设法终止大贵族的无政府状态不可。但亨利四世得登王位，大部分由于他们的拥护，他们期望得到更大的纵容以为报。结果，1403年，在比亨利近些的爱德华三世后裔诺森伯兰伯爵和边区伯爵摩提默领导之下，北方和西方跋息的边区贵族全体叛变，反抗国王。他们得到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的援助，因为威尔士人已由欧文·格伦道尔领导起事，享了三十年上下的独立。只因这些同盟者互相猜忌，以至在军事上犯了错误，亨利四世才能在施鲁斯伯里一战击破他们。
　　此后的统治期中，他施展外交才干，得以避免一些使他不能应付的严重反抗。他把兰开斯特公国的土地并入王室的土地，这样一来，他便能避免过分的金钱要求，即避免必然遭到拒绝的要求。当他在位期间，造成各种租税都由议会指定特殊用途的习惯。王室地产供维持国王家室之用，对进口货征收的吨税和磅税用于大有改进的海军和海岸防务。羊毛关税用于加来的防务，而其他税收则用于一般的国防。
　　当选为议会议员，现在始成为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负担，各郡始力求把选举控制权保持在绅士手里。新兴的自由农民始积极参加郡法庭的选举，于是在1429年，议会通过一个限制选举权的法案。它非常坦白地述说它的目的。它声明，因为选举“近来已由很多和过多的人来参加……其中大多数人资产微薄，他们之中，每个人都自以为具有（即选举所要求的）最尊贵的骑士与乡绅所具有的投票权的身价，实际他们却没有”，后来，参加选举之权应限于那些“除一切负担外至少每年值四十先令的自由地产所有者”。年有四十先令的自由业主继续独占郡选举权，直到1832年的选举法改革法案为止。城市中的选举权不是统一的，每城按其当地习惯办理选举。继1429年法案之后又有1445年的法案，要求选入议会者为绅士门第出身的人。
　　早在这时以前，选举就已经受暗中的操纵，议会里就已经满布私党，但到这时，选举人数减少了，十五世纪的无政府状态更甚了，于是操纵议会成为常事。大贵族们带着成群的从人来到威斯敏斯特，于是议会堕落，仅为一时的统治集团遂行其愿望的工具。只有群众基础能使人抵抗这种压力，而下议院却自己剥夺了自己的群众基础。这种转变的特色就是以被夺公权令代替往日的弹勒办法。支配议会的集团以一个褫夺公权令而不必用任何方式的审讯，就能依法律条款使其敌人受判决和定罪。在玫瑰战争期间，战局每转变一次，接着就有一次对战败者的整批杀戮。在这些斗争中，议会变成废物，几乎尽失其实用上的重要性。然而它竟被保持和操纵，并且被用作工具，这就反映了它已取得的地位。全欧洲这类的机关都在衰落，因为没有足能维持它的生命的强大中等阶级。在英国，中等阶级——绅士和商人——强大，是足为双方所重视的同盟。就是议会表示从顺这一事实，也说明它的权力不可削减，于是在十五世纪末叶，这种权力如果有变动可言，在理论上实大于以往任何时期。结果，资产阶级把议会留作一种手边的武器，准备在他们的力量足以应用它的时候加以应用。

三、百年战争第二期

　　1415年亨利五世重新发动百年战争，这次没有往日使它爆发的鲜明的经济动机可见。在这事上，如十五世纪所常有的，我们只感到一种拙劣的模仿，感到一个垂死阶级仅因往日试用过一种政策而盲目沿用这种政策。这仿佛有一种内在的强制力把王室和贵族逼上一个道路，这是一个必陷他们于死地的道路，也是在找不到更有现实希望的途径时的一种无法避免的道路。这是社会快要大转变的时期所特有的情形，可与我们今天见到的把反动势力驱向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那种同样盲目和自杀的冲动相比拟。
　　这种冲动通常可用似属有理的政治议论来辩护，而在1415年，亨利五世要重新征服法国，也有很多充分的政治理由。亨利五世在本国的地位仍欠稳固，出征法国显然是最好的办法，既可以抚慰大贵族，又可以给他们找事做。对大贵族来说，这样一个战争就是肆行劫掠的机会，而在他们心目中，往日理查的和平政策是他的大罪之一。对法国王位的要求，虽然没有根据，却可以即刻加强英王亨利的地位，使人不再注意他自己统治之下的缺陷。
　　同时，英国有相当大的社会骚动，终至酿成1414年的约翰·奥尔卡塞尔爵士所领导的罗拉德派起义。
　　要想征服法国，非有法国内部的同盟不成，当时勃良第公爵已与奥尔良公爵发生内战，这就给英国准备了同盟。奥尔良派控制着低能的国王查理六世。1415年夏季，亨利既已与勃良第派结成同盟，就率兵登陆于诺曼底。
　　正如这次战争是死板地抄袭一种旧政策，其头一个战役的战略也盲从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战役的作法。侵略军围攻塞纳河口的阿夫勒，士卒半数死于疾病，但仍占领该地。然后亨利悍然不顾地深入内地，结果在阿金库尔地方为一支六倍于他的军队所困。在这里，法国人也重蹈昔日的复辙，遭到比克雷西更重的败仗。亨利兵力太弱，不能乘胜进攻，于是回到英国。
　　两年以后，他开始一个较有系统的侵略活动，目的在以蚕食的方式平定诺曼底。他的办法是有步骤地先夺取一个地方然后再夺取另一地方，每得一新地，就巩固防务和抚慰居民，以使它成为进一步进攻的基地。
　　亨利五世应用这种专务实际的战略，加以他的勃良第同盟得到所向无敌的胜利，结果在1420年特鲁瓦条约中，亨利五世对于法国王位的要求获得承认，查理六世死后，他就可以继位。在1422年亨利五世身死的时候，半个法国都在他直接控制之下。他的弟弟贝德福公爵按同样方针继续作战，到了1428年，法国人已在死守其最后一座重要堡垒奥尔良。
　　就在这个时刻，法国出现了奇人贞德，使中古史上一个最晦暗的方面稍见明朗。仅仅她的身世的轮廓即已深堪注意。她原是洛林地方的农家少女，恳求法国当局在企图解救奥尔良的军队（一支甚至不再相信胜利之可能的军队）里，给她个有权的位置。她的来到，挫折了英国人的锐气，激励了法国的士气，以至不久就解了奥尔良之围。继多次另外的胜利以后，到了1430年，法国皇太子，查理六世的儿子在兰斯加冕，成为法兰西王。以后不到一年，在一些很可能因遭法国军事当局故意14"破坏而无功的战事以后，贞德被擒，英国人把她当作一个妖巫烧死在鲁昂的市场上。
　　法国当局的容纳贞德似乎是朝中阴谋的结果，但还不能说明她何以能非常感动法英两国军队里的普通士兵。她的作用是一种触发力量，把迄今潜伏的能力解放出来，使以前只是贵族之事的对英战争取得群众性和全国性。对于这种全国性的抵抗，英国的职业军队与在杜·古斯克兰时代的无异，也是无能为力。
　　贞德所解放的力量究系何种性质，我们不能确定，但所有一切证据都指明它与妖魔崇拜有关。在中世时期，这种崇拜始终存在着，作为被剥削阶级的一种秘密宗教。这种崇拜的社会史业已失传，因为它基本上是文盲的宗教，它受到凶暴的迫害，被迫存在于地下。它一部分是基督教以前的自然崇拜的残余，一部分是对于基督教的直接否定。人们觉得教会和国家联合反对他们，于是转而求安慰于基督教神话里的旧敌人——魔鬼。法国史家米息勒说，“中古农民若不寄希望于魔鬼，就会爆炸了。”
　　这种崇拜最盛行于农民最贫穷最不幸的地方——例如在法兰西和德意志很盛行，在苏格兰也比在较为繁荣的英格兰盛行。有关此事的只言片语指明，这种崇拜常与政局不稳和谋反相关联。它的组织是地方会（即社坛）和区会，有为多数会员所不知的人做坛主和区主，酷肖一个非法政党的组织。
　　贞德或任何对她的行动负责的人们所发动的反英力量，就是这种力量。她的出面含有一种意义，即惨遭虐待的法国农民阶级已认识了逐出英国人是趋向减轻他们苦难的第一步。法国当局何以在她已尽其用的时候切望赶快把她铲除，他们何以不设法把她从英国人手中救出来，她何以与吉尔·德·拉伊和阿朗松公爵（以后证明两人都与这种崇拜有关）密切结交，都可以用她与这种崇拜的关系来说明。
　　贞德死后，法国人继续得胜，其原因不仅在于她所解放出来的热情，也在于其他因素。英国人与勃良第派发生争执，结果两个交战的党派联合对付侵略军，这大概是英军战败的主要原因。法国人也在战术上作了一个重要革新——炮火不仅用在攻城而且用在战斗。在1453年夏提荣一战，英国传统的战术用来攻打一个用当时那种粗陋大炮保卫着的有备阵地时，就暴露了它的能力有限。但是夏提荣之战以前，英国人久已在这次战争上实际失败了。1435年，英国唯一真有才略的统帅和政治家贝德福公爵身死，本国发生内争，已使英军在法国更加困难。
　　亨利六世即位时是个婴儿，以后也是个呆子，那些以他的名义摄政的贵族们行为腐化，措置失当，以至使军队无粮无援。夏提荣之战以后，英人终于放弃战争，仅保有加来一地。

四、玫瑰战争

　　英法战争结束后不过两年，年深日久的无政府状态和贵族的暴横竟爆发为公开的内战。玫瑰战争自1455年至1485年历时三十年，给这时期作了个血腥的结束，完成了贵族统治阶级的自找。英军在法国失败，因而最好战的贵族回到本国，他们比以前更加不满，渴望弥补他们的损失，他们所雇用的队伍又不适于任何和平事业。在这种情形之下，内战势必普遍爆发。
　　然而在形式上，这个战争是一场王朝的战争，即爱德华三世那些有争位权的子孙间的战争。专就此点而言，这是爱德华三世所创行的一种政策的结果，他希望加强他的家族势力，于是使他的子女与最强大贵族的后嗣结婚。这样一来，巨量土地和财富便集中于少数都与王室有瓜葛、都抱政治野心的人之手。到头来这种政策不但不能加强王室，而且把反对党集中起来，使它的危险性倍增。
　　亨利六世在位的初期充满了这些集团用阴谋、暗杀和严刑峻法所实行的不断斗争。1445年，以萨福克伯爵为首的集团控制了国王，而对王位有最近要求权的约克公爵理查·摩提默则为反对党的领袖。在这个漫长时期，王室的大臣腐败达于极点。1433年，王家地产的收入减到每年九千镑左右，这只是流入统治集团私囊的款项的零数。因此，政府经费比以前更要由纳税人负担。
　　甚至在百年战争告终以前，这种失政所激起的不满已见于杰克·凯德所倡导的肯特起义。这次起义具有双重性质。它一部分是约克公爵的一种试探手段，为的是测验人民的心情和政府的力量。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玫瑰战争的第一幕。但它也是中等阶级、商人以及乡绅和自由农民反对大贵族失政的真正人民起义。这次起义与1381年的运动迥不相同。农奴制度现在差不多消灭了，而在肯特则久已消灭。起义者在“肯特平民诉苦请愿书”中所陈述的各项要求全属政治性质，凯德的军队里不但有农民和劳工，而且有许多乡绅和富人，比起前次起义，它的组织远较广泛和复杂。
　　起义者所列举的主要苦情是：谘议会里有“品质低劣的人”、对法战争措置失当（因肯特位于直接交通线上，常在战时繁荣起来，所以对此事特别感到触痛）和操纵选举。起义者要求延请约克公爵和他的同党入谘议会，罢免和惩治萨福克的党羽。
　　1450年初，约克派占多数的一个议会已开会弹劫萨福克，把他放逐。在他往加来去的途中，水手在船上把他捉住斩首，弃尸于多佛尔的海滩。这个凶杀案是起事的信号，于是在6月1日，五万来自肯特各部的军队进趋布拉克希斯，以便向洛议会提出要求。
　　政府不听他们的陈诉，一支王军开到格林威治去攻他们。他们秩序井然地退到塞文欧克斯周围的森林地带。于是政府起了恐慌。政府军渐渐溃散，伦敦城内又有许多人拥护起义军，所以到了7月2日，凯德的党徒进入伦敦。一个最失民心的大臣塞伊勋爵和肯特郡守克劳摩都被擒获处决。起义者维持良好的秩序，没有劫掠，但这种约束不久就造成一个实际问题。要供养这样大的一支军152队，非有大批款项不可，于是凯德提议向伦敦富商征收军晌。富商素与一般人一样怨恨政府，因而向来拥护起义者，但到了现在，他们开始怀疑这支人民军此后的举动。
　　7月5日，他们突然夺据伦敦桥，截断凯德及其军队由驻所苏斯握克到伦敦的道路。次日，双方为夺桥打了一天的仗，但起义军终被击退。7月6日，起义者正因这次挫败而丧气的时候，政府的使者来了，提议无条件地赦免一切人，并且允许考虑他们的要求。他们散去，只有凯德及其少数从人仍不放下武器。凯德遭到追捕和杀害，在搜索全肯特的审判过程中——即所谓“人头收割”——中，许多最积极的起义者都被处决。
　　这次起义暴露了政府的软弱，于是在1455年，玫瑰战争开始，约克公爵在圣奥尔本斯击败王党。继起的战争不是封建性质，就是说，作战的不是要想扩张领地和脱离中央政权而独立的诸侯，而是为争取国家机器控制权而战的敌对贵族集团。这次战争所以那样凶猛，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封建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俘掳敌人来勒索赎金，只有太穷不能出钱的敌人才遭屠杀。玫瑰战争是个歼灭性战争，每次胜利以后必继之以一场杀戮和没收战败者的土地归于王室。因此，这些战争虽则对于全国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对于参加战事的却极为有害。作战的人数通常很少，以至当时的经济生活未受骚扰，并且一般说来，人民大众似乎不关心战事的结局。
　　这个战争在形式上是各敌对贵族匪帮间的搏斗，但在这斗争的下面却存在着一个虽不明显可是真实的争端。拥护兰开斯特派的是苏格兰和威尔士边境上那些好乱的贵族，即英国最落后的封建残余分子。约克派的支援多半得自进步的南方，得自东盎格利亚和伦敦，即使这种支援不常是很积极的。所以约克派的最后胜利就是经济上最前进地区的胜利，为下一世纪以资产阶级为后盾的都铎王政打下基础。
　　这次战争唯一的一次大战役，即在许多小的混战中最为突出的陶顿之战也指明了这个事实。兰开斯特派带着大队北军向南进发，沿途抢劫。他们进到圣奥尔本斯，但伦敦关闭城门，准备坚守。约克公爵理查已于1460年被杀，现在他的儿子爱德华自格洛斯特率兵急进，入伦敦城。兰开斯特派退走，1461年3月29日，在陶顿遇到一场暴风雪，为追兵所擒获。他们的失败既是约克派对兰开斯特派的胜利，也是南方对北方以战争为能事的军人们的胜利，于是玫瑰战争的第一阶段告终。陶顿一战以后即刻登位的爱德华四世，预示了都铎专制主义的许多特点。他与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其他商业大城市的商人保持友好亲密的关系。约克派自始就觉得汉撤诸镇的援助价值极大，因为这种援助使他们取得制海权，使他们能在海岸上任何地点登陆。同时，爱德华四世既不顾兰开斯特家从议会得来的权利而贯彻了他的王位要求，所以他几乎完全置议会于度外，他与后来的亨利七世一样，也宁愿向拥护他的商人直接谈判来筹款。爱德华四世不但与商人保持亲密关系，而且亲自从事大规模的商业。由于没收他那些敌人的财产，他的财富多于英国以往的任何国王，他又打造了整队的船舶，向海外运输羊毛、锡和呢绒，远至地中海。在计划新的和无理的课税法上，他也是都铎王朝各君主的前驱。
　　爱德华四世又尽可能削减大贵族的势力，封了一批直接依赖他的新贵族以与旧贵族相抗衡。但他不能大有作为以平息内乱的无政府状态。他那抑制贵族——包括曾经拥护他的贵族——的企图酿成沃里克伯爵所倡导的危险的叛变。这个叛变为他所平，但他在1483年身死以后，他弟弟理查手下的旧贵族不难逐出他所留为幼子摄政的新人。理查先杀了爱德华四世的几个儿子，然后自为国王，但是他也不免与助他得权的贵族相搏斗。这种斗争使本时期一切国王陷于矛盾，直到贵族世家几乎一概灭绝的时候，这个矛盾才得到解决。当亨利·都铎提出一个牵强的王位要求，在米耳福德港登陆的时候，当时常见的叛变和离弃又复发展出来，于是理查几乎无人拥护。1485年8月22日，双方都只有少数人交战于博斯沃思，这一战结束了玫瑰战争，也连带着结束了英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亨利七世所创的新君主政体是一种全新的政体，以各阶级力量的新关系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