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新君主政治与资产阶级
一、织呢工业
就在十五世纪的政局混乱期间，英国从一个出产羊毛的国家明确地过渡到一个织造呢料的国家。 织呢工业所雇用的工人虽远较农业为少，它却在英国经济生活上却成为有决定性的特色，这个特色使英国经济生活迥异于多数数其他欧洲国家，并且决定了英国经济生活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在中世纪，举例说，英国比法国更富于乡村的性质。英国的城市较小，从来没有赢得那样充分的自治权，从来没有对封建领主或农民大众发生那样激烈的对抗。但英国农村较为发达，它的农民阶级.较为自由，所受剥削较轻。就是由于这种发展的平衡，由于工业生产具有相对薄弱的城市生产特性，因而其封建性也相对微弱，所以技术一旦达到一定水平时，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纺织工业才那样容易和迅速地发展起来。
这种纺织工业最初发展于英格兰西南部和东盎格利亚，即在诺里季的周围和斯托尔河流域的城市和村庄，这里至今仍有垂直式的高大教堂和殷富呢绒商的多窗住宅，替那特有的可是久已消逝的繁荣作证。东盎格利亚与佛兰德隔着狭窄的海面直接相对，两地始终有特别的关系。英格兰他部都发展了大规模的羊毛输出业，只有东盎格利亚输出很少。它反而运输小麦去供养根特和布鲁日的工业人口，1436年前后写的一首诗咏到那地方说：
佛兰德生长的一切粮食和种子，
不够他们一个月的饮食。
佛兰德人有什么，不管高兴与懊恼，
除了一点茜草和呢料？
把我们的羊毛织成衣料，
这是他们的生计，
不靠这个，就不能安稳地生活，
他们必需和我们联合，否则就去挨饿。
东盎格利亚的农业属于混合性质，以养羊为耕作业的一部分，而不象羊毛输出区那样在大牧场上养羊。他们的羊毛品质低劣，在1454年所编四十四种商标的羊毛表中，萨福克的羊毛列在最末，每袋价五十二先令，而最好的赫勒福德羊毛则每袋价二百六十先令。诺福克的羊毛甚至被认为不配列名表上。这种羊毛的品质不受国外欢迎，因而自很早以来就在本国织成粗呢。大概因为这种羊毛不是为输出而生产的，也不是大宗出产的，所以这里不如别处那样努力于改良羊种。
就地理而言，东盎格利亚是佛兰德工匠愿意定居的地方，并且如上文所述，在诺曼征服以后，这种迁移立即开始。新来者渐渐把他们的优良技术教给本地人，到了十五世纪初期，所织呢绒比以前花样繁多，品质也大有改进。今天很不著名的村庄如克尔西和握斯台德等地名在当时都被作为呢绒的名称，这种呢绒驰名全国，甚至开始在欧洲市场上与佛兰德产品相竞争。
最初，输出的呢绒主要是半制成品，要到佛兰德以后再剪绒和染色，因此利润大半都落在佛兰德人之手。他们的谚语说，他们用一个格罗特［格罗特（Groat）是价值四辨士的银币——译者注］买英国人一张狐皮，然后按一个基尔德尔［基尔德尔（Guelder）是价值一先令八辨士的银币——译者注］把狐尾卖给英国人，这话在从前出口货以生羊毛为限的时候是确实的，在这时候也几乎同样确实。起初经营这项商业的是汉撒诸镇，它们已被中心市场的商人排出羊毛出口业，但还能取得这个新部门的控制权。正如十四世纪的中心市场商人能反抗和击败意大利人，所以十五世纪名为“冒险商人协会”的英国团体也能夺得汉撒诸镇手中的呢绒输出业。1407年，他们设商馆于安特卫普，尽管佛兰德织呢城市和仍以加来为总店的老中心市场商人敌视他们，他们仍能繁荣起来。
他们所占优势之一是能随意不断地取得生羊毛，而他们购买羊毛的价钱又可以低于须纳重税的佛兰德人所付的价钱。1434年佛兰德禁止英国呢绒入口，英国也禁止羊毛出口，这个报复手段使对方蒙受了远较重大的损害。到1496年，当亨利七世在位时，双方结成名为“大通商”的条约，恢复了正常的贸易关系，自此以后，佛兰德的工业就不断衰落。在都铎时期，西班牙人侵入尼德兰，继之以激烈的战争，于是佛兰德的工业衰落到极点，迫使又一批技工移居英国。争取独立成功的荷兰是尼德兰工业化较差的部分，在十六世纪时，成为英国商业的敌手而不是英国工业的敌手。
羊毛出口减少同时呢绒出口增加的数字，就是这种两面发展的证据。1354年，据估计出口呢绒不到五千匹，到1509年就达八万匹，到1547年竟达十二万匹。另一方面，当爱德华三世在位时，羊毛出口税平均六万八千镑左右，到1448年，降到一万二千镑。呢绒出口业的发展并不是没有间断的。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初期，出口激增，以后战争和政局不安造成出口市场的萎缩，甚且造成一些绝对的衰落，直到十五世纪末叶，进展才告恢复。这个中衰时期是呢绒出口业增加限制和垄断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占主宰地位的商人集团力求在仍然开放的市场上取得较高利润以补救萎缩的市场。
最重要的是，呢绒工业几乎自始就是按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一旦为了出口市场而实行大规模呢绒生产，独立的小织工势必落在唯一有财力有知识能从这市场渔利的商人控制之下。羊毛生产者也从来即习惯于整批出卖一季剪取的羊毛。这种工业分工精细，从羊毛到呢绒之间过程繁多，要把它在行会基础上组织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诺里季的行会似曾一再企图控制周围村庄的织工，但是没有成功。
以后称为呢绒商的羊毛资本家，起初是卖给织工毛线和从织工方面买回呢绒的人。不久以后，呢绒商控制了每一个生产过程。他们收买生羊毛，把它发给大半是在自己茅屋中工作的妇孺纺工，再收集毛线，然后把毛线交给织工、染匠、漂洗匠和剪绒工，以一定的计件工资支付每一项手续，而不在每一阶段卖出和买进。1465年的一道法令陈述了整个过程的详情，并且诉说织工假报重量的骗术。这个法令另有可注意处，即它是头一个实物工资取缔法，规定支付工资须用“正当合法的货币”，而不得用“针、腰带和其他无用的物品”。利润率一般说是高的，资本积累是迅速的。当这种工业由东盎格利亚传播到萨默塞特、约克郡西区、西里丁和英国其他地方的时候，呢绒商始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核心，他们比老城市守旧的行会人员富于进取心，顾虑较少，较乐于试探新的投资路线。布里斯托尔、赫尔，尤其是伦敦，都成为远大商业活动的中心，它们的大商人始在财富和势力上与贵族并驾齐驱。
当呢绒商开始聚大批工匠于一室，在这里进行整个工业过程的时候，集中就达到一个较高阶段。诺里季织工托玛·德隆尼（1543-1600）所作小说里对于这种办法有生动的描写，在十六世纪初期，这是相当流行的办法，引起织工方面的普遍反对。1555年一个旨在限制这办法的法规在序言里叙述它的几种弊端。
“鉴于国内织工不但以往屡次控诉而且在本届议会也控诉说：富裕的呢绒商用种种方法压迫他们，有些人在家里装置和保持几架织机，用短工和不熟练的人照管它们，使大批织工及其妻室和家属生计衰落；有些人把织机垄断在他们手里，归他们所有，按不公道的租钱出租，以至贫苦工匠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更不能维持其妻室、家属和子,女的生活，又有些人对于织造工作和技巧给以远较往日为少的工资和酬劳……”这法规进而限制一个呢绒商可以留在家里的织机架数，纺织工业从家庭工业阶段里发展出来的情形似已受到限制。大概从这种集中得来的超额利润还不足以把家庭织工逼得不能生存，同时所用的机械也还不是贵得使呢绒商能够取得垄断性的控制权［参看本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作者注］。
利率高涨，当时欧洲大半地方的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都多少有些增加，这种局面在十五世纪后半造成一个严重的通货危机。金银货币的需要也相应增大，因为当信用仍在幼稚的时候，这种货币是唯一良好的交易媒介。欧洲本身不能应付这种需要。少量黄金时时来到欧洲，但输出的、消耗于货币磨损的或因打造金器金饰而不能流通的黄金量却多于输入的黄金。1450年前后流通于欧洲的黄金可能比在罗马时代为少。并且银矿虽经开采，尤其在德意志的已经开采，采得的数量仍不足以应付大大增加的需要。
贵金属的真正缺乏，尤其是国际贸易最便利的媒介——黄金——的真正缺乏，开始成为商业继续增长的障碍。欧洲国家无一不设法防止金块。的输出，英国当爱德华四世在位时竟规定输出金块为大罪，但毫无成效。正是黄金的缺乏和觅取新来源的欲望，普遍推动了地理新发现的运动，到了十六世纪，地理新发现就开辟出供欧洲人开拓的绝大的新地域。
哥伦布写道，“黄金是宝贝，有黄金的人就有他在尘世上所需要的一切，也就有力量把灵魂救出涤罪所而使之重享天国的幸福”，他深知他的目标属于何种性质。他的航行是一种信号，发动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影响最深远的第一次寻求黄金运动。
二、地理上的发现
1492年，即博斯沃思之战以后七年，哥伦布到达西印度群岛。又过六年，伐斯哥·达·伽玛在绕过好望角以后，下碇于卡利卡特。这两件事是一长串变化和尝试的顶点，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因此而改观，欧洲与美洲的关系也因此而创立。在中世纪，欧亚贸易沿着几条路线进行。最东的经过特拉布松、上溯顿河和伏尔加河而入波罗的海，以汉撒诸镇为其北端。第二路线经过波斯湾、巴格达和阿勒颇，由此经海路到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和热那亚。第三路线上溯红海，转陆路到尼罗河，有意大利的船舶在尼罗河口亚历山大港等候装货。这些路线有一个共同之点，它们运货在水路需要转船，在陆路需要用马或骆驼驮运，多半要走得很远。航海纯属沿岸航行性质，而在亚洲部分，由阿拉伯的水手和船舶来担任。一切货物都经过沿途许多商人之手，每一商人取得一份厚利。
陆路运输费用高昂，除体积最小的货物外，载运任何货品都无利可图。所以由欧洲人看来，东方成为“豪华”世界，一个出产丝绸、香料和宝石的地方，一个富得难以置信的黄金国。并且这种贸易多半是单方的贸易，因为欧洲没有体积很小的货物输出，于是不得不用金银支付货价，欧洲已感不足的金银块因此更加减少。政治家反对东方贸易，认为用金银换取奢侈品的事是不道德的，但是意大利和汉撒同盟的商人，他们由地中海航线继续上溯莱茵河并通过俄罗斯而收到货物，却觉得这种贸易非常有利。每一路线都是一座城市或一个集团所留心保护的专利品，它们排斥一切竞争者，如果必要，用武力来排斥。
在十五世纪期间，有蒙古人入侵，蹂躏俄罗斯的大部，又有土耳其人把阿拉伯人逐出小亚细亚，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于是这些商路受到他们的威胁。埃及路线虽然没有切断，却也遭到威胁。陆路并没有弄得不能通行，但危险大得多，运费增高，利润减少。再者，具有强固政府的民族国家成长起来，它们分享不到旧商路的利益，急欲开发它们自己的商路，以便打破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垄断贸易。这种国家有从驱逐摩尔人的战斗中缔造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有从对英战争中缔造的法兰西，稍后又有因保卫东欧以抗土耳其人而兴起的哈布斯堡帝国。新商路一概都是国家而非私人企业开辟的，并且在当时或许也别无他法来开辟商路。
最后，在造船和航海的技术上，十五世纪大有进步。中世纪典型的商船是中央竖起一根桅竿的盆形船只。这种船绝不能逆风而行，在暴风中几乎无法控制。总之，在1400年以前，英国所造船只很少是在一百吨以上的。在这以后，进步就迅速了。1439年政府运兵用的船只表中列着十一只由二百吨到三百六十吨的船。另一个在1451年编造的运船表中，包括二十三只自二百吨到四百吨的船只。不久以后，布里斯托尔的著名商人威廉·坎宁共有船二千八百五十三吨，内有一只重九百吨。
耐航性也有与之相应的进步。西班牙和葡萄牙发展出轻快帆船以供大西洋沿岸贸易之用。这加3 种船较长较窄，船头甲板高耸，竖着三、四根桅竿。罗盘自十二世纪以来即已为人所知，现在经过改进，成为普遍的用具，观象仪也用来计算纬度，绘地图者始以多少有点准确的资料代替神话中的城市和龙蛇。在技术上，现在终于能够离开海岸而从事横渡大洋的航行了。
葡萄牙人是首先作这种尝试的，他们的海员在政府控制之下，开始有系统地探测非洲沿海一带。1434年，他们达到博哲多海岬，1446年达到冈比亚，1484年达到刚果。当伐斯哥·达·伽玛自印度回到里斯本时，载来货物的价值据说六十倍于他的航行费用，其结果是把旧局势打得粉碎。甚至在所能想象到的最顺利的情况下，那些运费高昂而又有许多商人经营过路货物的旧商路，也绝不能与这个航线相竞争。于是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势力毁灭了，欧洲的整个重心移向大西洋沿岸。
好望角路线是一条为葡萄牙所垄断的路线。它的敌手须寻觅别的路线，所以西班牙引路向西，在期望得一通印度的捷径之处，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新大陆证明富于金银，富到任何人所不能梦想的地步。从墨西哥、从智利、从波托西，船队载来源源不绝的金银条块，甚至在遭到海盗劫掠和船只破坏而受重大损失以后，仍使那些装配和保险载这财宝船的德意志、意大利和佛兰德金融家——福格尔和格利马尔第——获得莫大的利润。
实际说来，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开发新领土或吸收新领土所出产的财富。西班牙政府企图把贵金属留在本国，但贵金属仍不可抗拒地泛滥全欧，使物价飞涨，促进西班牙敌国的商业。其中法国、荷兰和英国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敌国。
当时英国海员还无力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根深蒂固的地方与他们相较量，所以不得不寻觅自己的航路。1497年，一个受英国雇用的热那亚航海家约翰·卡波特从布里斯托尔开船，发现纽芬兰，并且航行北美一部分的沿岸。人们渐渐了解到，欧洲与东方之间有一大块陆地相隔，而因为这条荒凉海岸没有西班牙人得自南方那种易得的财富可望，所以人们集中努力于寻觅一条绕行的路线——作为英国航海家一百年中目标的西北路线。这种企图是失败了，但有副产物，即在哈得孙湾地区设立了皮货贸易站，在纽芬兰设立了渔场。英国人既不能在这方面觅得航路，就转而注意东北方，于是在1553年，一帮伦敦商人以资金六千镑组织一个最初的合股公司，派理查·张塞勒和休·威楼贝绕行挪威以北的海道。威楼贝陷在冰中而死，但张塞勒达到阿尔汉格尔，与莫斯科建立了正式贸易关系。组成了一个俄罗斯公司，1557年，一位俄国大使来到伦敦。其他重要的新商场是冰岛和波罗的海区域，在这里，衰弱的汉撒同盟各城市被迫与英国分享他们年深日久的垄断权。
争取本国对于有利地区和路线的垄断权并且打破敌国的垄断权，这种斗争是十六世纪海上政策的主要特点。这种情况反映于当时最占势力的学说，即所谓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想把尽可能多的金银聚集在自己国内。为了这个目的，航海条例企图使贸易限于英国船只，以便保持强大的海军。政府给粮食出口商奖金，因为他们以为出口粮食可以鼓励农业，换来金银，本国工业则以关税为保护。这就是英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直到产业革命时所主张的学说。只要商业资本占有优势，人们自然以金钱为财富和国家繁荣的尺度。到了十八世纪末工业资本兴起的时候，人们始认为金钱是商品中的一种，始以一国各种各类商品的生产量来衡量一国的财富。
在十六世纪，英国主要的出口货是呢绒，而按重商主义学说，探险事业的两个主要目的就是取得金银和寻觅英国呢绒的新市场。哈克路特写道：“因为我们的主要愿望是替我国天然物产——呢绒——寻觅广大的销路，在我所读所见的一切地方中，我以为最适合这种目的的就是日本群岛及其近邻鞋鞋人之地。”如果说他写这话时让想象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那末，本世纪的出口贸易确是大有增加，而不能作呢绒市场的地区也多少被英国商人利用了。
十六世纪初期，在1550年以前，半制成的呢绒输出不断增加。在1550年以后，主要由于尼德兰发生乱事，商业大大萧条，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刺激使人去寻觅呢绒新市场。欧洲边远的地方，以及非洲、亚洲和美洲一概被认为可能的市场。但旧市场既已衰落，新市场又生长得很迟缓，有资可投的人们不得不在新工业上冒险尝试。结果，在十六世纪下半，一种可称为小产业革命的现象开始见于英国。除对于新出口货的要求外，又加上本国需求日增所造成的刺激，和在英国制造许多以前进口的货物的趋势。
这时，除以前有的小规模呢绒加工、制皂、酿酒、造船和制玻璃等大有进步外，又兴起了一连串的新工业。新工业包括按照工厂规模生产的火药、纸张、硝石和食糖等物品。或者更重要的是，工业规模扩大，新技术程序也采用了，而这些工业多需要很复杂的水力机械。其中许多工业如酿酒、制皂和制盐也都需要大量的煤或焦炭。
这些制造工业发展的结果是煤矿业激增，在这方面，英国为全欧之冠。现在有了水力发动的抽水机和改良的通风法，始可能有深矿采掘。这一切就是说，过去凿一口煤井不过在地内掘开一个洞穴，现在却成为需要巨大资本的复杂工作。并且随着煤产量的激增，某些工业开始集中于产煤区，造船业因供给由矿坑运煤到伦敦和其他中心需要船队而大大地发展起来了。
由于1540-1640年第一次产业革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英国才能在1760年以后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居于前列。新工业的成功使英国，尤其在对西班牙战争结束以后，成为世界贸易上的大国。新工业赚来的财富加强中等阶级的力量，以供将来十七世纪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之用。
为了追求金银，英国不免与西班牙长期作战，这事要在以后叙述。金银来到英国，一方面是残酷贸易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掳掠西班牙和葡萄牙船队所致。对于永远抱怨缺乏充分资本的新资本家，金银还来得不够迅速。但得来的金银已足以造成新问题，即商人和工业家大发其财，而人民大众却大吃其苦。十六世纪英国经济生活的特点，除呢绒贸易的增长、新工厂工业的建立和地理上的发现外，我们还要加上一个与它们同等重要的，而在人民生活上甚至有更直接影响的第四特点。这就是农业革命，其结果是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和现代无产阶级的萌芽。
三、土地革命
观察任何历史时期的时候，如果太坚决地注目于将来，或太固执地注目于过去，同样会使我们陷于错误。在十六世纪那种显系过渡的时期，当封建特征与资本主义特征错综拥挤在一起形成一个既非封建又非资本主义的整个世界时，尤其如此。以上两节所叙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而是一些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的发展，即商品在生产和销售上的自由市场的创立。最关重要的自由市场无过于土地和劳力的自由市场，而当时在英国，农业仍占绝大的优势，所以两者互为因果。
封建农业大部分是集体农业，其基础为互助耕作和共耕公田，二者都是远古部落时期的遗物。这种集体农业不能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农业，我们已提到十五世纪的自耕农业是由庄园瓦解而来的过渡形式。农民阶级必先个体化了，分裂成为孤立而无保障的单位，而后才能再合成一群参加资本主义生产的工资劳动者。都铎时代圈地运动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圈地并不是新现象。自黑死病时期以来，这事就一直在进行，并且十六世纪上半的圈地速度是否大于十四世纪中叶，尚属疑间。圈地并没有实行于全国一切部分，并且任何部分也没有把土地完全圈起。许多土地直到十八世纪末年仍行公田制。然而都铎时期的圈地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土地由公地到圈地、由耕地到牧地的量变继续进行到这时，就取得普遍强夺农民土地的质变性质。这个转变恰发生在人口增加到五百万左右之时，五百万人口可认为是土地在固有的生产方式之下所能赡养的最高额。在这种情形之下，往日也许几乎无人注意的规模的圈地，势必掀起广大的社会变化。再者，这些转变也与物价开始高涨同时，其原因是贵金属流入欧洲，以至到了本世纪末年，利润倍增而工资却几乎减半。都铎后期的“繁荣”实际上是财富由劳动阶级转到少数商人和农业资本家阶级之手的绝大转移。物价高涨又促使人赶快圈地，因为现在土地的价值突飞猛进。地租和工资远落在物价之后，以至农业家要不发财，也儿乎不可能。
莫尔在他的《乌托邦》里曾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详细地描写圈地的结果说：
“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那儿的贵族豪绅，乃至主教圣人之流……不让任何人在庄园上耕种，把整片地化做牧场，房屋城镇都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做羊圈……佃农从地上被逐出，他们的财产被用诡计或压制的方式剥夺掉。有时他们受尽折磨，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业。那些不幸的人们想尽办法，只有离乡背井了，其中有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着婴儿的父母，以及人口多养活少的一家大小……等到他们在流浪生活中把卖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他们就只有盗窃，受纹刑的处分，否则就是挨家沿户讨饭了。此外他们还有什么可行的呢？” ［① 莫尔：《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37 页。一译者注；②据霍林舍德的史书（Hollingshed’s Chronicler）所述，亨利八世在位时有七千二百个喊盗被绞死。【七千二百人应为七万二千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 卷，第804 页注( 221a）。——校订者注】］
圈地所造成的无地者和无产者大军，又因另外两群人加入而数目大增，一群在本时期初期加入，一群在将近中期时加入。玫瑰战争以后，亨利七世着手解散大贵族所雇用的家兵队，这是预防内乱续起的必要政策。他所以能在这事上达到成功，一部分因为贵族们为长期战争所削弱，不能作有效的抵抗，一部分也是因为国家既已不那末纷乱，贵族既转向和平地经营其田产，他们自己也认为这些家兵队是多余之物，是应该尽早消除的一笔浪费。这些被遣散的家兵形成失业者中名声最恶劣的一部分。他们多半是骄傲的、徽惰的、摆空架子的恶汉，在田产被夺的农人尽可能设法寻找新工作的场合，这种恶汉自然变成盗匪。正是由于这些人，使为对付乞丐而制定的野蛮法律，有了借口。
1536和1539年解散寺院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于是第三批失业者又潮涌而来。僧侣本身大半得有恩捧，但人数远较众多的寺院仆役却没有那末幸运。寺院的解散与圈地运动的关系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所谓寺院不圈起它们田产上的土地，是不确的。据现有的材料证明，在这方面，僧侣和俗人地主并无分别。实际上寺院土地大部分已由地方绅士承租或经理，僧侣只是纯粹领受地租的寄生虫。但在寺院解散以后，其土地大部分落在一种新式地主之手，他们已积累大量资本、廉价收买这些地产而想尽量加以剥削。教堂土地的新主人是带头人，给较为保守的邻人一个他们所愿仿效的榜样。
因为这一切原因，十六世纪上半的英国面对着大群失业者无工可做的问题。过了相当时间，他们或他们的儿女为新兴的呢绒工业或城市商业所吸收，但这是个缓慢过程，政府无法使它加速。他们试用两种补救法，一种是制定法规阻止圈地，一种是制定残酷的刑律对付受圈地之害者。两者无一证明有效，这些法律的三令五申就表明它们的失败。早在1489年，就有一个法规禁止毁坏那些至少带有二十英亩土地的房屋。另外的法规企图规定耕地与牧地的比例，或企图限制一个农人可以饲养的羊数。一切所以都被置之不理或规避，实因有最好的理由，即负责执行这些法律的人们，治安法官，就是享圈地利益的实际地主。总之，新兴的资本主义在有意或无意中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繁荣的农民阶层——培根所谓“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是“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8页］
为达到这个目的，那一串对付失业者的刑律，虽或无补于失业，却较为有效。1536年，法令规定，“强壮的游民”应处刖刑，犯这罪三次的应．处死刑。1547年，任何人拒绝工作，就判归告发人为奴。主人要用鞭子和锁链逼他工作，如果他想逃走，就要把他追获带回，烙上火印。1572年，十四岁以上的无执照乞丐，除非有人愿意雇用，要遭到鞭打和烙印。再次犯罪的，除非有人要雇用，应处死刑。第三次犯罪的应以犯重罪论，处死无赦。
到本世纪末发生了一个变化。城市的工业已吸收了失业者的大部分，而这些城市的发达使面包、肉类和其他食物的需要增加。结果农业耕种较为人所注意，圈地养羊的事不如以前急迫。但我们要注意，这个运动不仅是耕地变成牧地而后再变成耕地。这运动是从农夫的小规模耕种到大规模牧羊业，而后回到大规模的耕种，即回到资本主义的耕种。
在本世纪最后几十年，熟练的农业劳动者甚至感到缺乏，这是圈地运动逼人离开农场而往城里去找工作的结果。1563年，“工匠法令”规定，一切身强体壮而无他业的男人女人，必要时即须到田里工作。同时，治安法官应当每年集会，“按该年的丰歉”，规定工资最高额。有时人们声称，这法令无意压低工资，可是它的实际作用却是把规定最高工资额并惩罚一切支付或领受超额工资者之权，置于雇主阶级代表们之手。
几年以后，在1572年，通过了第一个征收强迫救贫税的条例。每一教区须对其贫民负责，任何须由救贫税负担的人可以被遣回原籍。1601年较为著名的救贫法不过调整已有的惯例，其中包有许多办法，使贫民就“现存的亚麻、竺麻、羊毛、毛线、铁及其他必需材料”来制造用品，并且使贫民的儿童为学徒。从这个条例，发展出救贫税、贫民院和教区安置等整个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存留到为产业革命所摧毁之时。
就十六世纪晚期社会立法的性质看来，可见间题已经转变，原始资本积累的时期，强取和掠夺土地的时期已成过去。资产阶级现已取得坚固基础，取得充分资本，只要对所造成的无产阶级实行合法而和平的剥削，就足以保证持续的和自动的积累。然而他们的胜利却不是未经拚命的斗争就" 4 赢得的，在结束本节之时，我们必须略述十六世纪的农民起义。第一次而且在外表上最足以使人误解的，就是1536年的求恩巡礼。在形式上，这是北方天主教徒的反动运动，为首的是仍属半封建的北方贵族，目的是反对宗教改革，反对解散寺院。但虽然首领是贵族，队伍却大半来自田产被夺和受到威胁的农民阶级，这起义的民众性就表明人民的深怀不满。政府没有常备军可与起义党相对抗，却只因两事而得救。一件事是南方和东方拥护政府，这或者是他们不忘昔日陶顿之战所致。另一件事是起义党非常幼稚，他们与政府进行长期的谈判，在谈判期间，他们的部队渐渐消失，而敌方的队伍却集合起来，终至他们与对方众寡悬殊，旋即溃散。在此后的恐怖时期中，起义首领和部下一同受害，在亨利八世在位的余年，英国处在暴力和密探间谍的严密组织的威吓控制之下。
幼小的爱德华六世在位时，谘议会内部意见分歧，政府的控制力削弱，于是发生了几次起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文和康沃尔的暴动及诺福克的暴动，两者都发生在1549年。前者与求恩巡礼相似，在形式上也是个天主教运动，但较富于群众性，因为这时上等阶级己吞噬教会土地太多，不愿恢复夭主教。西部仍激烈反对宗教改革，并且在康沃尔，人民仍讲一种克尔特方言，新的英文祈祷书特别不受欢迎，因为它与其所代替的拉丁文弥撒书一样难懂，却不及弥撒书那样耳熟。在埃克塞特市外一场苦战之后，这个起义为德意志佣兵所平。
诺福克起义在性质上与以上的迥不相同，并且是1381年暴动之后最重大的英国农民战争。诺福克大概是英国新教徒最多的一郡，这次起义完全为反对圈地而起。英格兰东部有很发达的家庭工业，那里的农民仍然相当富裕，他们已世世握有土地，对于任何夺取土地的企图都急起抵抗。我们有清楚的材料证明，在1549年以前，暴动就酝酿已久，当它因一件琐事而爆发时，便异常迅速地蔓延起来。
阿特尔博罗地方一个名为格林的地主在他所圈的土地周围竖起篱笆，在6月20日夜间，有一群人拆毁他的篱笆。翌日，格林劝他们拆毁一个与他有宿仇的邻人凯特的篱笆。凯特在他的地界上与众人相会，自认错误，表示愧悔，自愿领导一场反对整个圈地制度的起义。
他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鲜明的。他是个地主，是诺福克一个世家子弟，在起义期间，看来他始终致力于温和政策，致力于降低起义的阶级性。仿佛他与本阶级的人有私斗，希望利用起义来进行。然而，他却是个擅长组织的人，不久以后，就聚集了两万兵进攻英国第二大城诺里季。这样一个部队就等于全郡都已动员起来。拿这个数目来与以后政府估计诺福克能在战时出兵的数目相比较，就可证明此说之不谬。1557年，政府估计该项人数为二千六百七十名。1560年，政府估计该项人数为九千名，这是估计的最高数字。这是一种乐观的猜测，是写在纸上的人而不是武装备战的人。
7月22日，诺里季陷落，不久以后，北安普敦侯爵所率领的一千二百人被击溃。政府准备了一支一万二千人的大军，由以后称为诺森伯兰公爵的沃里克伯爵统率，他是个良将，但在统治英国的恶棍中，或许是最大的一个。经过两天的战斗，沃里克靡下的德意志骑兵击破农民军，凯特和他的兄弟骑马跑出战场，遗弃他的部下，让他们自谋生路。义军残部集合起来，在车辆构成的工事后，坚决抵抗，以至取得沃里克亲自做出的安全保证，而后放下武器。
凯特弟兄与另外几百人一样，都被追获绞死。诺福克绅士本来见这次起义的公开阶级性质而心惊胆战，现在哗然要求大规模的屠杀，甚至沃里克的残酷也不能满足他们。据叙述这次起义的记载说，沃里克不得不提醒他们，使他们知道起义军是他们一切财富的来源，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你们要做农夫去耙自己的田地吗？"
这次起义虽被镇压，却有些显著的结果。它有助于制止圈地运动，有助于使东盎格利亚得到农民占优势的特色，这种特色长存于此地，使之成为议会的堡垒，成为内战期间新模范军最进步的部队的堡垒。它的直接结果是造成摄政大臣萨默塞特政府的颠覆。萨默塞特本是个贵族政客，他露出愿与起义党商谈而不加以镇压的意思，贵族们又疑心他想要制止圈地运动。代替他的是沃里克，但四年以后，他也因为曾在诺福克逞凶而遭到惨重的失败。1553年，爱德华六世死，沃里克宣告简·葛雷郡主为女王以代爱德华的姊姊玛丽。玛丽避难于诺福克，这里的人痛恨沃里克，以至英国新教徒最多的一郡群起拥护一位天主教女王，抵抗这自命为宗教改革战士的沃里克。
四、都铎王朝的君主政治
新君主政治的开创者亨利七世［参看第五章第四节最后一段——作者注］是个十足的代表人物。他用武力取得英国，用节俭、狡诈、权术和诡计等卑鄙的伎俩巩固他的统治。他是个善战的武人，却因为战争费钱而厌恶它、避免它。他是个善于经营的事业家，管理和利用他的国家，与新资本主义地主管理和利用他们的田产一样精确而周到。他活活体现了奋力向前的资产阶级所有一切的美德和恶习，这阶级在都铎王朝保护之下欣欣向荣，而这阶级的支持也使都铎王朝巩固起来。
亨利七世即位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他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他的继位权有欠强固并且受到公开的非议，玫瑰战争整个时期所特有的普遍骚乱依然如故。但他也有相对的有利之处。王室与贵族的强弱关系已大有改变，王室占了优势，不仅因为许多贵族在战争中身死家灭，有许多爵位转入未成年人之手，而且因为战败者的土地大规模被没收，于是王室的地产和收入有绝大的增加。最重要的是，亨利七世得到商人、呢绒商、城市工匠的支持，即一切珍视安全而最怕内战再起的人们的支持。我们切须注意，不但城市中等阶级，而且我们可开始称为农村资产阶级的人们也支持他。有了这种支持，亨利七世就能稳步前进去消灭一切可能的反抗，奠定绵延一百年的专制政体的基础。都铎王朝基于一种事实，即十六世纪的资产阶级——城中商人和乡间较进步的小绅士——其力量足以使任何允许他们有发财余地的政府久握政权，但还不足以象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那样要求直接的政权。
亨利七世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个是削减旧贵族的独立的军事力量。第二个是积累可以使他独立的钱财。他在后一企图上达到如何的成功，有一事为证，即他在位二十四年，只须召集七次议会，而在最后十三年间只召集两次。他反对贵族的第一步就是发布禁养家兵的法律。这法律的后盾是王家所垄断的大炮，在十五世纪后期，这种兵器已大有改进，已能攻下几乎任何中古的堡垒。他发展王庭的司法权，成立后来所谓的“星室法庭”，这法庭有权用简便手续处理势力强大足以抗拒地方法庭的犯罪者。威尔士王庭和北方王庭直接将此种法庭移到国内纠纷最多的地方，他们都以惩治贵族为主要用途，普遍受人欢迎，由于它们的影响，那些在前几十年无政府状态之下几乎崩溃的地方普通司法机构始渐渐恢复起来。
除削弱旧贵族外，亨利七世又开始提拔中产阶级的上层人物，把他们封为直接依靠王室的新贵族。象塞西尔氏、卡文迪什氏、罗素氏、培根氏和西摩氏等都是都铎王朝新封的贵族。一个名叫达德利的律师为推行亨利财政政策者之一，就是上述屠杀诺福克起义者的诺森伯兰公爵的父亲。亨利七世最贪求的是金钱，他要达德利和大主教兼财政大臣摩顿为他聚敛金钱。所用的方法极为繁多。他们敦促议会为亨利所无意打的仗通过各种课税，处犯法贵族以重额罚金，恢复旧法律，用强借和勒捐使商人为换取王家的保护付出高昂代价。借着这些手段以及极端节省，亨利七世在死后留下二百万镑左右的金钱——这笔巨款等于当时至少十五年的常规收入。
只有在一项用途上，亨利七世准备稍为放手用钱，这就是造船。如培根所说，他“喜爱财富，不忍使商业凋零。”出卖航海条例的豁免权虽是个容易取得的财源，他却不常实行，他对于发展英国海运业的重视由此可见。津贴造船业的政策始行于亨利七世，经都铎时代始终不停，发展成为定额的津贴，即所有一百吨以上的新船都受每吨五先令的津贴。
就是这位身体赢瘦、面貌清癯的精明人，而绝非他那些堂堂的后嗣们，把都铎王朝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当全欧普遍加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之时，使英国与各国取得一致。法兰西、西班牙和较为散漫的以哈布斯堡家为中心的南德意志各国集团，都在取得稍类近代的形式。随着它们的勃兴，那与封建政治有别的欧洲政治就可以说是开始了。这些新国家不以保持其内部安定、制止封建贵族的分裂势力为要务，却开始互相争夺欧洲的霸权。而中世纪时，英国在欧洲处于稍为疏远的地位，有时从外面发动攻势，现在却在较密切的意义下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也被卷入欧洲政治斗争的纠纷中。
十六世纪初叶充满了混乱的战争，但这基本上是法国与西班牙间的搏斗，所争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等肥饶领土的控制权。在财富和人口上，英国远不如这两国的任何一个，于是逐渐发展出保持均势的政策，自此以后均势政策就成为英国政客的固定传统。这政策的基础是创造和维持两个大致相等的集团，先援助此方而后援助彼方，永远不让任何一方确信英国继续援助为可恃，以防止欧洲任何强国成为强大无敌的国家。
第一个玩弄这种把戏而且玩得最灵巧的一个，就是红衣主教渥尔塞，即亨利八世在位时前半期的首相。自1509年亨利即位以后，英国通常援助西班牙而与法国作战。这些战争没有什么卓著的结局，但有一个间接结果，即1513年苏格兰人在佛洛顿所遭的惨败。在1525年帕维亚一战使西班牙成为意大利的主人以后，欧洲的局势变了。西班牙现在与哈布斯堡家合并起来，完全支配欧洲，那末，显而易见，当时他们已不需要英国，英国也将分不到战利品。所以握尔塞和亨利开始倾向法国，突然在国内促成一个政治局势，这种局势决定了英国宗教改革的路线和性质。
然而在追溯宗教改革的路线以前，先须略述都铎王朝统治机构的性质。
都铎王朝虽赖资产阶级为其主要的支持者，却不大利用议会。有时为了通过课税案，或为了特殊目的——如认可对罗马断绝关系——而需要议会时，议会就召集起来。但它们显不出独立性，引不起兴趣，而会议与会议的间隔时间长也没有人反对。宪法的形式仍被适当地遵守着，因为都铎王朝没有什么惧怕议会之处，所以议会在理论上的权力甚至还有所增加。1589年，托玛·史密斯爵士写道：
“英国至上而绝对的权力在议会……议会废止旧法律，制定新法律，对于过去和未来的事发布使人遵守的命令，改变私人的权利和财产，承认私生子为合法嗣子［玛丽和伊而莎白都曾被议会宣布为不合法，然后再宣布为合法——作者注］，规定宗教形式……给君主要传讯的人判罪或免罪。总而言之，昔日罗马人民无论在‘百人团民会’( centuriatus comitiis）或‘特里布斯民会’( tributis）里可以做的事情，英国议会也可以做，议会代表并且握有全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
都铎王朝的议会可以说是养精蓄锐，以供英国革命大斗争之用。伦敦公民最能有力地行使资产阶级的直接政权，所以都铎王朝各位君主永远留意奉承和抚慰伦敦的公民。伦敦是个巨大而搔乱的城市，一个从来没有大批常备军的政府，永远要顾到这股力量。政府的日常工作由王家顾问来担任。议会一发展出来，封建的谘议会就落在背后，而且在亨利七世时代以后，不再召集。办事的谘议会仍在，有时是国王所选顾问的小团体，有时是较大诸侯的集会。在十五世纪，贵族主张自己有被召权而不承认王室有随意任命这些顾间之权，但亨利七世建立了他那自择顾问之权。他从大群政府官吏中选拔顾问而排斥大多数贵族，使人不能捉摸浩议会的真正组织成分。在亨利八世时代，先是渥尔塞而后克伦威尔都多少专享国王的信任，但在1540年，枢密院正式设立，由政府各首长官员组成，稍类现代的内阁，所不同者，枢密院不对议会而对国王负责，然而国王并不一定征求或采纳它的意见。
枢密院发展出一系列的专门委员会，有些固定在威斯敏斯特，有些在国内各处巡回。这些机关参与每一行政琐事，以至枢密院及其分支机关不但形成一个初步的内阁，而且本身就含有官僚政治的初步成分。
治安法官是与枢密院接近的属员，他们的工作受枢密院精细的指导和监督。这些多半取自小地主阶级的法官，至少自爱德华三世以来即已存在，而今贵族势力削弱，不能在政治上作反对王室的行动，治安法官的势力就增长起来。这种法官所以得势，是因为他们代表一个正在发展的阶级，又因为他们有枢密院全心全意的支持。他们曾被称为“都铎王朝的杂役女佣”，他们那时的职权远比他们今日所行使的广大。除了举行开庭外，他们还要规定工资，征收救贫税，执行救贫法，修理大路和调整工商业。枢密院的指示源源不绝地涌向他们，于是他们实际成为政府机器的执行部，一个无薪给的文官界，具有虽未明定但是绝大的权力和职责。治安法官既负有这些责任，乡绅在地方上的政治势力就无限增加，他们获得经验，不久就晓得用来遂其私图。
依现代的标准看来，都铎政府是个所费无多的政府。除了驻防海外和苏格兰边境的一些军队外，没有真正常备军，而有薪给的官吏也只占少数。但依中古的标准看来，这政府却是花费巨大，它的支出不久就超过自中世纪以来绝少改变的旧财源。亨利八世即位时，有他父亲留下来的大批存款，但不久就把它花光用光。他那著名的奢侈不仅是他个人的缺点，也有其政治的动机。当时欧洲的君主都想引诱贵族到朝中来，把他们变成朝臣，以便削弱他们作政敌的力量。为了这个目的，浪费是必要的，于是国王和贵族互相争奇斗艳，日甚一日。封建的贵族曾以武装扈从的多寡示其身份的高低，现在他们子孙的身份则依其服饰和宅邸的款式而定。这种政策在政治上是妥当的，可是所费甚大，而亨利则常流于把政治上的需要发展为癖好，似乎以浪费资财为至乐。加以他被均势政策牵入的战争，也显然是用费浩繁而无利可得的战争。最后，在本世纪期间，由于金银自美洲流入，物价开始高涨，而收入却没有与之相应的增加。
不久，亨利八世就遭到一个财政危机。他不能减少支出，所以不得不寻觅新的收入来源。他的第一个来源是夺取僧院土地（1536-1539），但他把这些土地当作收入而不当作资本，几年以内，就卖去一大部分。他最后也是最不幸的手段就是今日美其名日通货膨胀而当时叫做贬低币值的办法。每次贬低币值，政府必获得某些眼前的利益，但继之而来的却是物价高涨，使局势更劣于前，使再行贬低币值成为必要。1527年，十一又十二分之一英两的白银加上十二分之十一英两的贱金属，可以铸成三十七个先令。到1551年，三英两白银加上九英两贱金属，就造成七十二个先令。这就是说，在二十多年的时候，钱币的价值减到原来的七分之一。商业陷于混乱，物价暴涨，实际工资低落。新钱币成为笑柄。甚至1549年拉提摩尔在国王和枢密院面前讲道时，也情不自禁地公然嘲笑这种钱币说：
“我们现在有一种小巧玲珑的先令，诚然很玲珑的先令。我只有一枚，昨天我把它几乎当作一个旧格罗特存起来，我相信有人要它们。至于白银的成色，我看不出……”
到了本世纪中叶，贬低币值已造成劫掠人民大众的效果，使商人阶级和地主阶级日益感到不便。伊丽莎白政府初步措施之一就是在1560年收回一切这种钱币，略按其白银价值用新币来偿付，在这种交易上，政府实在获得利益。结果不是平抑物价而是把物价稳定在现有的高度水平。这种稳定发生在圈地运动和夺取教产时期之末，它表示着在为了加紧开发世界市场而对西班牙展开武装斗争的时期开始时，英国资产阶级在巩固其地位上所达到的一个一定的阶段。五、英国的宗教改革
中古教皇制度是个中央集权的国际组织，竟能建成一个获利很丰的神恩垄断事业。我们已知，甚至在封建时期，这种垄断也常引起各国国王和君主的愤恨。随着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发生，这种垄断势必酿成普遍而公开的冲突，因为打破教皇垄断是创造君主专制政体的一个必要步骤。同时，教会既堕落而又豪富，不免成为国王和地主易得而可艳羡的猎物。因此，新教改革本质上是个借宗教为掩饰的政治运动，是欧洲富豪阶级为争取政权而作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须知这里所谓“富豪阶级”包括新的资本主义地主在内——作者注］。①
反抗教皇垄断的情绪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不一定总是公开的冲突。最大的强国法兰西和西班牙从没有与教皇决裂，因为他们希望能控制和利用它以遂其私图。例如，当教皇居于阿维尼翁之时，法兰西王就是这样。在十六世纪，法国与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斗争大部分是夺取教皇支配权的斗争。它们最衰弱的时候也有力量勒索教皇赃物的一大部分。例如，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和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都因为准许在他们境内出卖免罪券而收得巨款。同样，哈布斯堡王家需要教皇的支援，以维持他们在许多诸侯混合而成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霸权。较为贫苦和落后的国家，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以及北德意志那些小王国和公国，才被迫公开反叛，而在其中大多数的国家里，宗教改革都有广大的民众性，都取得民主的形式。
说到富强，英国处于两极端之间。渥尔塞和亨利八世起初以为他们能与法国和西班牙争取支配教皇之权，直到迷梦觉醒以后，他们才采取使英国脱离教皇管制的初步办法。在英国，宗教改革最初并不是个民众运动，而在某几方面，确遭到人民大多数的反对。这个宗教改革可以分为三方面，它们不一定互相关联，也不全合于各阶级的意思。第一是对罗马断绝关系，连带着停付教皇的大批赋税，第二是没收教会在英国本土的财产，第三是所谓新教的一套神学教条的胜利。
对罗马绝交是几乎普遍受人欢迎的。我们已见，教皇的需索甚至为大部教士所憎恶，当1531年亨利八世宣告自己为教会元首时，除僧侣外，无人反对。另方面，没收寺院土地却是王室和地主阶级的事，绝不那样得民心，甚至酿成暴动，其中最重大的就是求恩巡礼运动。神学上的改革则是中等阶级和下等阶级的事，他们曾保存威克利夫的教义，现在欢迎路德的教义。新教是激起人民大众运动的一套思想，英国宗教改革既是由上面发动的，起初的进展自属缓慢。大多数人民在信仰上仍是天主教徒，直到夭主教因与敌国西班牙有瓜葛而失其政治信用的时候，他们才改变信仰。
1526年前后，亨利八世急欲与他的来自阿拉贡的王后卡德璘离婚，或者严格说来，急欲使教皇宣布他的婚姻无效，因为卡德磷从前是亨利八世之兄阿瑟的妻室。这个离婚有两个极好的政治理由。第一，卡德璘是西班牙的公主，在十六世纪时，王家通婚是巩固两国同盟的公认办法。在亨利八世想要与法国联盟的时刻，这个与西班牙的婚姻关系很不方便。第二，卡德璘没有生一个男嗣，而到了现在，似乎也没有这种希望。
亨利八世向教皇克利门特七世请给离婚书，在寻常状况下，教皇必照准无疑。但在1527年，罗马刚遭到德意志和西班牙军队的攻占劫掠，克利门特实际上是卡德璘的侄儿查理五世手中的俘虏。他只要敢支吾就支吾下去，希望找到一个和解办法。但是对于亨利八世，这是个试验，试验他逼勒教皇的力量。当他发觉这事不能做到时，他就决计与罗马断绝关系。对于渥尔塞的外交本领，这也是个试验，他一失败，就被革职，并且幸而及时身死，免受处决。亨利八世转向一个较为粗鲁的谋臣，此人在着手执行其所拟定的剥夺寺院财产计划时，可以不致过于犹豫。这就是托玛·克伦威尔，一个典型的“新”人物，他生长在何处，无人清楚知道，他用当时最可疑的方法发家致富。
自1529至1536年的七年间，宗教改革的议会一直开会，没有异议地通过一串法令，这些法令割断英国教会与罗马的关系，把它置于国家管制之下。向教皇上诉被禁止了。缴纳首年教士官僚和“彼得辨士”等也被禁止了。国王成为教会的元首，有任命其长官和决定其教义的权力。专就英国而言，教会现今不再是国际组织的一部分而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它的盛衰与王室的盛衰结合起来。这种改革产生一个矛盾的结果，即从此以后，教会首要人员在国务上所占的地位不但不比以前尊显，反而不如以前。在渥尔塞以前，俗人作主要大臣的极少。在渥尔塞以后，教士没有一个任王室高等官职的。教会在中世纪时本是个独立的势力，有些方面与国家平等，自此以后，就居于附属地位，严格囿于它自己的有限范围之内。
1536年，对寺院的直接进攻开始了。一个调查团已奉派出去搜集或罗织足够的丑闻，以为没收院产的道德根据。议会里的地主们收到他们的报告，欢呼“不要它们！”就凭着这种报告，封闭了三百七十六个较小的寺院。1539年，剩下的寺院也步其后尘。解散寺院的原因及其几个结果已见上文。僧侣孤立太甚，不能抵抗，他们往日与教区教士相敌对，因而连教会人员的大量援助也得不到。
政府利用没收来的产业创办了少数学校，又用一小部分来补助六个新主教区。其余的都为王室所夺去，卖给贵族、朝臣、商人和投机者集团。他们又把大部分转卖给小地主和农业资本家，以至造成一个巨大的势力雄厚的阶级，一个有最好的理由来保持宗教改革决定的阶级。政府这样分散寺院土地的办法在经济上是个失算，但在政治上却是个妙着，它绝对可靠地保证了宗教改革当时所达到的成绩的永久性。
迄今为止，改革只是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亨利八世仍旧自命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终身如此，他的宗教信仰并不因为他与教皇有政治争执而改变。至于寺院，它们是为了道德和真正宗教的利益而解散的。这种见解终至不能维持，特别因为教皇和天主教国家绝不赞同。克伦威尔有见及此，努力敦促亨利八世，使他走向完全新教和与北德意志路德教各国联盟。英国向这方面进行了几年，但亨利八世见这种政策将使英国脱离欧洲一切大国而孤立，感到恐慌。克伦威尔与渥尔塞无异，也把他能决定亨利八世政策的能力估计太高，于是在1540年，克伦威尔被控叛逆，遭到斩首。亨利八世恢复旧日的均势策略，并且发现查理五世现在很愿受异教徒的支持以杭其法国敌人。
国内也有与之相当的反应。六条教规法规定，否认天主教主要教义的得处死刑。拉提摩尔和其他著名的新教徒都被革职。当他在位的余年，亨利不偏不倚，既处决否认“化体说”的新教徒，也处决否认他是教会元首的天主教徒。很少例外，主教和教士都应当时的要求，立誓服从国王，留居原职。旧的礼拜形式依然不变，仅间或有个改革派的传教师宣讲新的教义而已。
有一件新事物，传布虽然迟缓，可是产生了很大的效果。这就是一种英译圣经的出版。圣经一旦成为公众所有物而不是一本除教士之外大家都不认识的文字的书，神秘事物的钥匙就操在一切能读书的人之手。新教徒把圣经作为他们的课本，把研究圣经作为业务的中心。对于十六世纪的人们，尤其对于十七世纪的人们，这是一本真正的革命手册，使神甫们的神恩垄断权永远失其依据。
在传播新教上一个更强大更直接的力量就是数以千计的教会土地执有者。他们深知，只有使新教广被于大众，才能保证他们对于这些土地的占有权。他们又深知，新教的发达可以使他们取得那仍然留在教会手中的不少财富。特别在伦敦和东部各郡，上等阶级对于“彻底神圣的宗教改革”，成为虽非无私却是热烈的拥护者，吸引他们许许多多的佃户、学徒和工人步其后尘。
这就是1547年亨利八世死时的情况。对罗马绝交已告完成。没收教会财产已一部分见于实行。教义的革命尚未开始。在全国人口中，新教徒确乎仍占少数，但这少数人的声势和影响却与其人数不成比例，他们的愿望恰恰合乎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
六、反宗教改革和伊丽莎白的妥协措施
亨利八世死时，留下一个摄政会以他幼子爱德华六世的名义管理国事。摄政会的分子显然都是“新”贵族，它那十六个成员的爵号无一是早于本世纪之初取得的。它的主脑人物是国王的舅父爱德华·西摩，即以后的萨默塞特公爵，它最积极的分子差不多全是热烈的宗教改革家，一些从剥夺教会上大获其利并且希望更多获利的人们。
在他们统治之下，新教的极端派迅速得势。1549年，发布了一本新析祷书，与今日所用的大同小异。它的主要价值是措辞极为含混，使一切党派的人们都能按自己的意思加以解释。亨利时代得免充公的礼拜堂和其他宗教团体的产业，现在都为王室所没收，迅即转入摄政会及其拥护者之手。各行会专用在宗教事业上的捐赠也有一大部分遭同样的命运。只有伦敦各行会得免，因为它们势力太大，使来攻者必遭危险，而在全国各地，对于已在衰落的行会组织来说，这次没收却是个致命的打击。在禁止偶像崇拜和迷信的借口之下，教区的教堂也遭到普遍的掠夺。
在这次掠夺中，教堂的贵重器皿、装饰品和法衣被取去，许多不能搬动的雕刻和彩画玻璃都被破坏，甚至屋顶的铅皮也常被剥去。一切节制与礼貌的假面具都被丢在脑后，以至连新教徒布塞也在1550年写道：
“因为亵渎上帝的人们还把持和掠夺教区，往往是一个、四个、六个或更多的教区，据说不少的人把两三个牧师职授予他们的管家或猎夫，可是以自己保留一大部分的教会收入为条件；他们把职位授予牧师时，不授予他们所知最称职的人，而授予他们能用最低工钱雇来的人。”
爱德华时代的宗教改革是实行掠夺的少数人所为，人民大众愠怒地注视着。新教与这样显然腐化的政府相结合，使许多在他种情形下或为新教所吸引的人望而却步。只有摄政大臣萨默塞特能稍免于摄政会所受的鄙视。他是个奇人，自己渴欲取得教会的财产，常常堕落到进行可耻的阴谋的地步，对于他的仇敌十分残忍，可是他似乎真愿补救圈地所造成的困苦，也似乎乐于为这个目的而担真正的风险。他派遣一个调查团去考察对于圈地禁令的规避行为，因而失掉贵族的欢心，到了1548年，他根据调查团调查的结果提出三个议案，都为议会所否决。1549年镇压诺福克起义时，萨默塞特犹疑不决，因而贵族对他的信用丧失无余，他的主要政敌达德利（即以后的诺森伯兰公爵）就策划了一个政变。达德利依靠人民厌恶宗教改革家过激行动的心情，小心地把他的企图假装作恢复天主教的运动。他留在幕后，而用南安普敦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其他天主教贵族为工具。当萨默塞特已被推翻的时候，诺森伯兰却否认与这些受人利用的工具的关系，而与新教的极端派联合起来。他与这派人计划夺取各主教区保存未动的收入。诺森伯兰本人决定要取得达勒姆主教区的巨量财富，在以后几年，他的注意力多用在一系列以此为目标的繁复阴谋上。空谈理论的新教徒，如谈论“基督那位最忠勇的战士沃里克伯爵”的胡波，很愿见贵族吞没主教的收入，以换取强使英国信奉加尔文教的援助。
这一切方案的成功都有赖于国王的生存，但爱德华六世命在旦夕，这件事不久大家都知道了。至亲应继位的是阿拉贡的卡德璘的女儿玛丽，她是个天主教徒并且是诺森伯兰的死敌。如果她继位，诺森伯兰就完了，因此，他准备一个新政变。他使他的儿子与亨利七世的孙女简·葛雷郡主结婚，强迫摄政会宣布她为合法的继位人。1553年7月爱德华六世死去，诺森伯兰在伦敦宣告简·葛雷为女王。玛丽到诺福克去避难，获得全国的拥护，因为大多数人民或仇视诺森伯兰，或仇视宗教改革，或对于两者一概仇视。诺森伯兰的手下人不肯作战，于是他被捕送到伦敦处决。
当时一位作家写道，“他一来到萧尔第支，全体人民就痛骂他，把他叫做叛国者和邪教徒，并且不管对他们说什么，他们总不住口。”这段话表明，甚至伦敦人在当时也不全奉新教。对于诺森伯兰，新教从来不过是个掩饰他的贪心的假面具，他的最后行动是奴颜婢膝地抛弃新教。他的经历有其重要性，因为新教徒的卑鄙方面和一个阶级的贪得无厌都由他集其大成。可是如果我们仅看诺森伯兰的贪欲而忘掉拉提摩尔的勇敢和真诚，我们就不能了解新教。这位自由农民的儿子成为主教，以鄙视妥协而热爱社会正义的态度，把莫尔的急进主义输入新教改革，对于无名的织工和农民，即组成新教徒那真有革命性的一翼的人们，拉提摩尔永远是他们真诚的喉舌。
虽则诺森伯兰的谋反一触即破，玛丽却仍是地主阶级手中的人质。她能恢复弥撒，能烧杀奉异教的织工们，但不能强迫一个乡绅吐出一英亩的教会土地。除此以外，她的地位是稳固的，她最初使宗教改革回到亨利八世死时状况的行动，也一般是得民心的。这样的妥协不能永久不变，总之，玛丽既有真正宗教信仰而又完全缺乏政治见识，在都铎家各君主中是特出的。她在位的余年中错误百出，把英国任何恢复天主教的一点机会都断送了。
第一个错误是宣布她想与西班牙王菲力普结婚。在当时欧洲的局势下，这就等于使英国处在完全附属的地位。不顾强烈的反对，其中包括一次不很困难就平定了的叛变，这项婚姻竟在1554年举行了。这事特别不洽舆情，因为它违反了当时在英国外交上一个刚成为虽未规定可是长久不变的原则，即商业上最危险的敌人也应该是政治上的主要敌人。这个原则曾依次应用到西班牙、荷兰和法兰西，以后几百年间，无一政府能置之度外而不遭惨祸。
次一步骤是与罗马弃嫌修好，其方式为议会发出一个请求恕罪的“请愿书”和容纳一位教廷使臣入英国。旧日烧杀异教徒的法律复活了，处决最显要的新教教会人员的计划也拟定了。不顾较重实际的西班牙人的劝告，迫害随即开始，而由于这种迫害的漫无标的，结果很是不幸：被害者先是一群首要的教士，拉提摩尔、胡波、佛拉尔，最末是大主教克蓝摩，然后就都是不知名的人，主要是工匠和小农。被烧杀的共约三百人，显然是任意挑选的，但可能大半是加尔文派和再浸礼派。其中六分之五是伦敦人、东盎格利亚人和肯特人。
上等阶级中的非教会人士没有一个被害，因为只要他们的财产不动，毫无例外，他们一律准备信奉任何宗教。然而迫害却引起他们的惊惶，使他们疑虑玛丽和她那些谋臣的次一行动。十六世纪的人没有一个反对不太过分的迫害，但玛丽最后四年间大规模的烧杀，却一般认为太过分，这使人相信异端法庭就要输入英国，而异端法庭在佛兰德的作用已是人民所十分熟悉的。
1557年，由于与西班牙的联合，发生了对法国的战争，已在英人手中三百年的加来竟在此战中失陷。从前使加来成为要地的羊毛市场今己缩小，但加来的失陷却惹人痛恨，尤其惹得商人阶级痛恨，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总是激烈反对与西班牙联盟的。只因人们知道玛丽将死，才没有发生暴动，因为暴动可能造成西班牙军入侵英国。
英国宗教改革运动所特有的宗教妥协不得不归伊丽莎白政府来办理。伊丽莎白本人没有特别的宗教兴趣，她所关心的只是达到一个最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决定。教皇的权力重被废除，而代之以稍微变相的国王至上制，即教会隶属于国王的制度。同时，英国教会保存天主教的组织形式，即各主教管理教会和繁复的教阶制度，而避免新教那些较严格较民主的形式。在组织和教义上，英国教会都还是“天主教的”，就是说，保持统一的教会传统，然而也是有所“改革”的，换言之，它摆脱了中世纪时潜入教会的一些腐败习惯和教条。它尽可能把教义规定得模糊不清，例如，在1549年，它仔细规定教会的仪式，使它们能有两个相反的解释。
“依法建立的英国教会”，其形式来自当时的”。政治需要。许多人认为这是个临时的安排，热烈赞成它的人很少。但政府在其他方面都得民心，厌恶这种教会以至为了要毁灭它而准备起兵反抗政府的人就更少。在伊丽莎白的决定中，新教所取的形式最适合于都铎王朝所创立的君主政体和地方行政制度。乡村牧师成为乡绅的密切同盟，并且几乎与治安法官同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苏格兰宗教改革采取了不同的路线。在这里，教会比在英国更腐败，更没有信用，反对教会的运动也较为广泛。这运动获得胜利之日，正是它能与爱国心相结合扩因而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些特色之时。在英国，宗教改革使教会隶属于国家，而在苏格兰，有时国家似将完全隶属于教会。加尔文曾在日内瓦暂时树立了有德者的独裁制，苏格兰新教就受有日内瓦的影响。苏格兰教会在组织上始终是民主的，实际上，苏格兰的民主思想只确立在教会范围以内。
亨利八世时，由于佛洛顿一战以后英国还与苏格兰进行非正规的战争，宗教改革不能在苏格兰大有进展，因为它处处被认为与敌方英国的利益一致。1542年，苏格兰王詹姆斯五世逝世，他的女儿玛丽生下来仅一星期，萨默塞特想使英王爱德华六世娶玛丽，以结束两国的争执。为了促进商谈，萨默塞特率兵入苏格兰，在品基打了一个胜仗，放火烧了爱丁堡。这样一来，英国与苏格兰的联姻就不可想象了，于是玛丽被匆匆带到法国，在那里与法国王太子结婚。
从这时起，局势开始变化。女王的母亲吉兹的玛丽凭借一支法国军队的援助统治苏格兰。苏格兰被视为法国的一省，于是新教徒渐采取爱国者立场，同时天主教徒则被迫拥护法国占领者。英国新教如何有利于贵族阶级，许多贵族都有机会观察过，于是他们都加入宗教改革派。1559年，公开的战争爆发了，次年，苏格兰借英国海陆军之助，把法国人驱逐出去，定新教为国教。
1561年，玛丽·斯图亚特回到苏格兰，她是个十九岁的寡妇，又是个天主教徒，而所统治的现在是个狂热加尔文派的国家。她那些不幸事件叙述得已够频繁，本书不必重述。她来到苏格兰八年之后，被废黝，勉强逃到英国，求伊丽莎白保护。伊丽莎白极不欢迎她到英国，因为她不但是英国王位的继承者，而且天主教徒既一概以为伊丽莎白不是合法的继承者，所以许多人认为玛丽是当然的君主。于是伊丽莎白把她关在一座城堡里，然后按照她的惯技，把断然行动尽量向后拖延。从这时起，玛丽的历史不属于苏格兰史，而属于正开始的英国和西班牙的斗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