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英国革命的由来
一、对西班牙的斗争
在占去十六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英西斗争中，双方一律采取攻势，虽则两国若能用其他方法达到目的，都极愿避免一场公开战争。英国，就是说，受政府援助的英国商人阶级，决定要冲破西班牙在西方所建立的殖民地垄断。这种野心为其他北欧海权国所共有，尤其是荷兰。在这时期，英人与荷人的命运联在一处，不可分离，而在总的斗争中，尼德兰的起义也有决定作用。因为当时在欧洲以外似乎可望经商而获利的一切地域都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之手，所以只有牺牲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国和荷兰的商业才能发展。并且英国和荷兰都是小国，都没有向大陆发展的希望，又都有繁荣而奋发的商人阶级，所以对于两国，这种殖民地的扩张是民族发展上一个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西班牙要使它那世界帝国的计划达到成功，就非控制英国不可，而菲力普与玛丽的结婚似乎一时使西班牙有控制英国的希望。不料玛丽死去，这些计划落空，于是在起初的时候，菲力普希望再与伊丽莎白结婚，以挽回损失。只要伊丽莎白敢于如此做，她使菲力普相信此事为可能，但她和她的谋臣都十分精明，不重蹈玛丽的覆辙。菲力普一见他的联姻计划已归失败，他就开始很迟慢很犹疑地试用别种方法，先用外交，继用阴谋，终至开战。
教皇是西班牙的亲密同盟。罗马教会已在特兰托会议（1546-1563）重新组织了它的力量，创立了有高度训练和纪律的突击队耶稣会，完成了镇压异教的工具异端法庭，正稳步向反宗教改革前进，而且似乎大有成功的希望，这种反改革要在全欧扑灭异端而恢复教皇的至尊无上的权力。异教徒既然也是最坚决反对西班牙势力的人，那末，教皇与西班牙王的利益大半是一致的，虽则同盟中有时在支付战费和分派战利品上发生争吵，双方还能很密切地合作。因此，这场斗争也有宗教性质，是新教和反宗教改革之间的斗争。
每国都有的少数派问题使这场斗争复杂起来。英国有大批天主教徒，人们总以为他们可能起来暴动。西班牙要应付它属下尼德兰新教徒那种无穷尽的、素未平定的起事。法国更加不幸，它那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胡格诺派的激烈内战又因王朝的斗争而加剧，因此，在本时期，法国始终是欧洲政治上一个不重要的因素，欧洲的均势全被推翻。西班牙不但控制着南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尼德兰，而且握有一个绝大的殖民帝国，如果有个肤浅的观察者看1570年的欧洲，他就可能看不到有能与西班牙对抗的国家。
但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有一个说不出名色的舰队；设总部于多佛尔，在这里受到英国当局非正式的援助，其中一部分是荷兰人，一部分是英国人，还夹杂着少数胡格诺派，他们控制多佛尔海峡，四出劫掠西班牙和法国的船只。又有些劫掠者从德文和康沃尔和胡格诺派的堡垒拉罗舍尔出发，夺取西班牙的商船，甚至威胁西印度群岛。在理论上，英国仍与西班牙和平相处，可是英国政府曾分得海上私掠者所夺得的战利品，甚至有时把王家舰队的船舰借纷他们。最后到了1572年，菲力普要求把海峡舰队逐出英国港口时，这舰队竟得到时间集合其全副力量，突然攻打荷兰的城市布里尔而获得辉煌的胜利。布里尔的攻取就是荷兰沿海人民普遍起义的信号，就是西班牙人以为几年前已告结束的战争再起于尼德兰的信号。在这次战争中，只要荷兰的市民和农民能保持一条海路洞开以使海外的贸易和援助达到他们那里，欧洲最优良的将军和最精锐的队伍也不能压倒他们的抵抗。
同时，玛丽·斯图亚特既于1568年不受欢迎地来到英国，伊丽莎白和她的朝臣正面对着她来到后所造成的局势。天主教徒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几乎立刻在北方起来造反，为的是救出玛丽，使她与诺福克公爵结婚，并且拥立她为英王。这个武装暴动一部分是自发的，一部分是枢密院故意挑起的。暴动军和一支强大的王军一接触，即刻瓦解。由于这次暴动很容易平定，可见自仅仅三十年前表面上与它相似的求恩巡礼运动以来，北方半封建贵族的势力如何显著地衰落了。
十八年来，玛丽总是一系列阴谋的中心，而一切阴谋都包括着暗杀伊丽莎白。正如英国政府帮助私掠者抢劫西班牙的船只和城市，西班牙使臣和大批派来劝英国复奉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也助长这些阴谋。伊丽莎白遭到她在位时所常有的境遇，即每一可能的做法都饶有危险性。她和她的首相塞西尔都以为，虽则英国显然早晚不免与西班牙发生冲突，但当时还不能对西班牙公开挑战。玛丽生存一天，各种阴谋就存在一天，而其中之一可能成功。伊丽莎白一遭暗杀，内战几乎必至发作，菲力普必会得到他所等待的机会。反之，只要玛丽和伊丽莎白都生存在世，就未必发生战争。菲力普并不急于为了立玛丽为女王而开战，因为她在血统上是半个法国人，在见解上还不止是半个法国人，如果她统治英国，就会为法国谋利益而不为西班牙谋利益。而且只要还存在用暗杀手段除去伊丽莎白的可能性，菲力普宁愿等候。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双方都在寻觅机会。菲力普援救反抗英国的爱尔兰人。德累克、霍金斯和其他海上私掠者的军事冒险更加大胆。耶稣会士在信天主教的贵族和绅士中煽动暴动的，因而被追捕绞杀。1577年，德累克出发航行世界一周，载着无数战利品回英国。1580年，一支西班牙军登陆于爱尔兰，在斯麦威克被俘获屠杀。伊丽莎白派兵并送钱给荷兰人，刚够保持义军活动之用，而不至于把她牵累到无法抽身的地步。
1584年，伊丽莎白须应付一个新难局。尼德兰义军首领奥伦治君威廉遭到暗杀，荷兰人派使者来请求荷兰与英国合并。允诺呢，就要发生公开的战争。拒绝呢，荷兰必至投降西班牙，因而英国要陷于无一同盟的地位。伊丽莎白照例尽量拖延，不作一个明确的答复。她最后一决定拒绝，就加3派出她的宠臣累斯特伯爵率一支比以前强大的“志愿军”到荷兰，以保证继续作战。同年秋天，德累克也率领一个二十五只船的舰队去侵掠西印度群岛。
战争既然日益成为确定的事，保全玛丽·斯图亚特生命的理由也就日益薄弱。在伊丽莎白的枢密院里，有个华尔辛安代表新教的极端派，主张以英国为首把欧洲所有新教势力联合起来，对西班牙公开作战，他着手布置陷阱，要使玛丽在一个杀害伊丽莎白的阴谋中成为同谋。华尔辛安照例派一个侦探参加阴谋者的活动，他们与玛丽的来往信件都从他的手里经过。到了1586年9月，他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证据。阴谋尚未成熟，就被破获，于是在1587年2月，玛丽被斩首。
玛丽把她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传给菲力普，菲力普现在饶有理由从事于一场独享其利的战争。然而，作战的政治条件却不如玛丽仍然在世时那样有利于菲力普，因为，虽然大批温和的天主教徒都会愿意为了使玛丽登王位而作战，可是只有在耶稣会影响下的少数人才会为了菲力普而作战。开战的另一理由是西班牙仍然不能平定尼德兰。原来的计划是以平定尼德兰为攻英国的序幕，可是现在显然可见，只要尼德兰还得到英国的援助，就没有征服尼德兰的一日。
1587年菲力普为了征服英国，把整个夏季用在集合和装配一支大舰队——无敌舰队。出征计划是：西斑牙驻尼德兰军队的统帅巴马公爵先在敦刻尔克集合陆军，然后无敌舰队上溯英吉利海峡到敦刻尔克，运陆军渡过多佛尔海峡，在太晤士河口登陆。假定不会有重大的抵抗，这是个很好的计划。可是因为德累克来袭，破坏了加的斯的大批船只和军用品，因为舰队统帅身死，又因为舰队装配恶劣，须在科伦纳入港重新装配，所以无敌舰队的航行受了耽搁，但在1588年7月底，它已达到英国海面。
人们常以为英国击破无敌舰队一事有点神奇，其实，如果无敌舰队竟能成功，那才真是奇事。自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的败仗直到十六世纪初期，海战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船舰首先被看做运兵船，其目的永为钩住和攻占敌人的船只。当时西班牙的兵士是世界上最精良的，所以西班牙人仍为这种海战观念所支配。但在无敌舰队以前的三十年间，英国人和荷兰人已发展出一个全新的战术。他们视船舰为浮动炮台，其目的是追过敌船，从远处用炮火打破它们。他们建造较小较快而能冒风行驶的船只，他们又把炮装在舷窗而不只装在甲板上。在炮火的强度和准度上，他们的军舰都比较优良。西班牙的楼船既满载陆军，单是它们的庞大就使它们成为集中炮火的较好目标，而对于这种集中炮火，它们却无力作有效的还击。在它们被迫作战的条件之下，它们在人数和吨位上的优势实在毫无意义。至于英国在技术上的优势，我们只有把它看做前三十年发生的工业惊人发展的结果，才能完全了解。
在持续约两星期的追击战以后，英人把无敌舰队挤到英吉利海峡上游，用火船烧得它窜出加来港，逼它驶过敦刻尔克，使它出海峡而入北海。只是由于英国舰队的弹药不足，才减轻了加于敌人的损害。无敌舰队一旦到了北海，它便不能回头沿海峡逆风下驶，而被迫绕行苏格兰和爱尔兰，在这些地方的沿海一带，许多船舰遭到破灭。在整个战斗中，英国的损失不过是一百人阵亡而已。
1588年以后，攻势转入英人之手，他们继续侵掠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沿海城市，攻击敌人的船舶。于是发生了两种互相争持的战略理论。第一种主张搜索敌人的战斗舰队而加以毁灭，第二种主张掠夺敌人的殖民地，截断敌人的贸易路线；占优势的主要是第二种理论。这种为十七和十八世纪所遵行的作战方法，在一系列战争中奠定了不列颠帝国的基础，至于这些战争的负担，则多半落在大陆上英国的同盟者身上。1589年，英国人占领和劫掠科伦纳，但对里斯本的攻势却失败了。1590年、1591年和1595年，英国迭派舰队侵掠西印度群岛，1596年，又侵掠加的斯，予以极大的损害。同时，西班牙人开始采用新造船术和新海战术，于是两国的斗争发展成长期的零星战斗，没有一国能得到决定的胜利。
英国对西班牙的战争不但是个民族战争，而且是一个阶级反对其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的斗争，在战争较早阶段中尤其如此。进行战争的主要是英国的商人们及其在绅士中的同盟者，战争的目标一方面是反对欧洲反动势力和封建势力的中心西班牙，一方面是反对它们在英国的同盟者，即贵族中的夭主教徒。最可惊的是，十六世纪英国许多海员都有既深沉而又真挚的宗教信仰。他们的新教是一个武装起来的阶级的宗教。福克斯的《殉道者传》（出版于1563年，是当时最流行的书）使人牢记玛丽迫害新教徒的事，资产阶级就取材于这种记忆以及耶稣会士的活动和异端法庭的暴行，构成一幅天主教的写真，把它当作万恶的源泉，当作他们誓必与之拚命搏斗的敌人。宗教的狂热增强了商业的兴趣，使他们不但与这个敌人战斗，而且真心痛恨它，而就在对西班牙的战斗中，他们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到1588年止，英国资产阶级一直为生存而斗争，从这以后，他们就为政权而斗争。因此，击败无敌舰队一事不但是外交上的转折点，也是英国国内历史上的转折点。商人用自己的船舰和自己的金钱取得胜利，并且几乎不管王室和枢密院的冷淡和渎职而取得胜利，因为当战争较有革命性的时候，王室和枢密院就不如以前热心了。这个胜利转变了一百年来阶级关系的性质。资产阶级觉得自己有了力量，而一有了这种自觉，他们与君主制度的长期联盟就开始解体。君主制度也许还需要他们的支持，但他们不再需要君主制度的保护。甚至在伊丽莎白去世以前，议会已表现出空前的独立性。
所以，要了解英国对西班牙的战争，最好把它当作英国革命的第一幕。第一，因为这个战争打败了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并且在宗教改革已经成功之地把宗教改革的胜利巩固起来。第二，因为英国国内击败菲力普的阶级正是以后领导反对党以抗查理王的阶级。内战初起时，整个海军和每一重要海港都站在议会方面，这是彰明较著的事实。就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他们受到锻炼和动员，并且发展出一种自觉为特殊人民即“上帝选民”的意识，这种意识使他们的清教主义成为极有力量的政治信条。
二、特许公司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期，海盗业和真正商业之间画不出一条很清楚的界限。商人总是准备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或在敌人已建立垄断之处争取购货权而作战，海上私掠者也总是准备在本业衰落时小试经商。在这条曲折界线所通过的模糊领域中，生存着和滋生着霍金斯一类的人，霍金斯开创了以西非洲的黑奴供给美洲的大贸易。，西印度群岛的土人偏不愿在他们的征服者西班牙人的矿阱和种植园中工作，在三四十年间，他们就被消灭了。移民们极感劳工的缺乏，以至不顾本国政府的禁令，甘愿向任何人购买工人。1562年，霍金斯载运第一批奴隶来到圣多明各，于是在西班牙移民和英国商人之间开始建立了一种活跃的、饶有利润的联系，他们互相勾结，以规避政府的战舰和海关人员。奴隶贸易规模仍然不大，到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到了十七世纪的二十年代才能确立它在奴隶贸易上的地位。——作者注］黑奴劳动开始成为甘蔗园和烟草园大发其财的基础时，它的规模才大起来，但以奴隶供给西属美洲殖民地之权永远是英国商人最想达到的目标之一。一时英国商人认为对那些殖民地的贸易比独立经营殖民地还重要些。
最初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原是为了政治目的而设置的，意在建立对西班牙的战斗基地和探测金银矿藏。殖民地的人多半是冒险成性的穷绅士，渴望暴富，但又不能耕地或作任何持久的努力。他们只要与英国有一时期断绝联系，就常常会饿死。1585年和1587年在弗吉尼亚设立的殖民地都完全失败。第一个能长存的是1607年建立在詹姆斯敦的一个殖民地，此后两种新式殖民地大批成立，并且迅速发展。第一种在新英格兰，成群的清教农人和工匠为斯图亚特时代的宗教变乱所逼而迁居海外，把他们在本国时所特有的勤俭品质带到殖民地来。在南部的弗吉尼亚，资本较多的移民成立了栽种烟草的大种植园，所用的工人是订有合同的劳工，一部分是英国的罪犯，一部分是英国的失业者，而远较众多的工人则来自爱尔兰的农民，他们被逐出土地，由新来的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补其缺。在十七世纪初期，英人占领了百慕大群岛和巴巴多斯岛，并在这两地种植甘蔗，其种植工人也是由同一来源得来。1660年以后，这一切殖民地和以后建立的其他殖民地都开始用黑奴代替订有合同的白种工人。
但英国第一个重要殖民地还是爱尔兰，他们在这里学得统治属地人民的一切伎俩。尤其在部落组织保持最久的阿尔斯特，英国人完全征服此地之后，接着就大规模没收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商人和地主。本地的农人或被逐出，或成为劳工，代替他们的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移民，不久以后，这批移民的景况也不比他们所代替的爱尔兰人的景况为好。整个伦敦德里地方为一个伦敦商人集团所接收，分成十二份，由十二个大公司各得一份。然而事实证明了，用这种手段不难毁灭爱尔兰，却难使英国致富，而一般说来，十七世纪的殖民地都是小规模的。当时没有容许大规模投机的剩余资本和人口，而因为商业有远高于此的利益可图，所有剩余资本都有为商业所吸收的趋势。
因此，在都铎末期和斯图亚特初期，最重大的经济发展是一些特许公司的产生和巩固，每一公司从事于经营一个特定地区的商业。这种公司并不新奇。十五世纪时，伦敦就组成冒险商人协会，向北欧输出呢绒，并且在这时期始终做这生意，随着政局的转变把总行从安特卫普移到汉堡或埃姆登。1598年，汉撒商人退出伦敦，停闭了他们的贸易场所斯蒂尔雅德，于是伦敦冒险商人协会与汉撒商人的长期斗争告一结束。但在十六世纪将终之时，特许公司始在各方面勃兴。伊斯特兰公司（1579年）经商于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东方公司成立于1581年，1588年又成立一个经营奴隶贸易的非洲公司。
这些公司很少例外地都是伦敦的公司，它们不但要应付外国敌手的竞争，而且要应付英国其他港埠商人的竞争。例如，纽卡斯尔的商人力争中古时给予他们商人行会的优先权，与伦敦冒险商人协会作长期的斗争，并且获得一部分的成功，又有布里斯托尔和西部港埠的商人激烈反对伦敦垄断西班牙和法兰西贸易的企图，于是到了1604年，政府宣告一切英国人都有经营这种贸易之权。虽则伦敦永不能消灭“外埠”的竞争，但毫无疑问，特许公司既拥有特权和保护其成员的力量，它们的组成必有助于把国外贸易集中在一个中心，因而有助于增高伦敦大商人的政治势力。
东方公司是最重要的特许公司之一。随着西班牙制海权的衰落，非洲巴巴里沿岸各海盗国的船只似乎更加大肆劫掠，在查理一世初即位时，甚至出现于英国沿海，所以往君士坦丁堡和东地中海的个体商人冒有巨大的危险。威尼斯人和一个早在1535年即已开业于东地中海的法国公司也实行有组织的抵抗。东地中海是十字军时代以后法国的主要活动范围之一，英法两国的殖民地争夺战就在这里开端，一百年后才在加拿大和印度达到远为广大的规模。东方公司有远胜于私商之处，即它能每年派出一个足以抵抗一切攻击的强大舰队。1601年，公司改组，从此以后，英国与土耳其的正规商业关系才真正开始。这公司输出呢绒和输入丝织品、药品和其他东方产物，直到1753年，总保持一种实际上的垄断权。
这些公司没有东印度公司那样长的寿命，也没有达到东印度公司那样大的规模，东印度公司是英领印度的真正开创者。它自始就是一个新式公司，较适于大规模的贸易，较为灵活地运用它的资本。象“冒险商人协会”那种团体绝不是近代所谓公司。它却是在某一地区同业商人为了互相帮助和互相保护而组织的协会。在协会以内，每一商人用自己的资本营业，有利自己享，有损失自己受。实际上，这种协会在商业方面，有点相当于工业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所特有的单纯劳工协会。东印度公司是头一个重要的股份公司，公司每一成员以一些资本投在联合营业里共同使用，然后按比例分得公共利润的一份。起初，所收股份只供一次航行之用，一次航行以后，公司把全部收入分配出去，然后再募集另一次航行的新股份。不久以后，公司就把一次航行的股份留作另一次航行之用，形成一种永久性的资本。这样一来，这种公司显然优于旧式的公司，它容许继续不断的发展，使大规模企业成为可能。这种公司能够等待对其营业变得有利的时机，而这是私商所不能做到的。
荷兰人早已跟随葡萄牙人来到东方的香料群岛，由于船只较优，经商方法较有效率，所以他们不久就把葡萄牙人逐出东印度群岛，逼使他们局限于印度本部。到十六世纪之末，荷兰已代葡萄牙而为香料输入者。要了解当时香料尤其胡椒对欧洲有如何重大的关系，我们只须回想，在大半个冬季，全体人民须以咸肉为经常食品。芜菁和栽培牧草很少应用，由于缺乏饲草，每到秋季必须把一切不作传种用的牲畜杀掉，做成咸肉。食盐又贵又少，并且英国用盐是由海外输入的，所以盐腌常常做得欠佳，以至须多加调味品，才能使肉食可口。因此，香料卖价昂贵，而象荷兰人所建立的那种垄断对于他们自己极有利益，却使顾客和竞争者极为烦恼。
第一个经好望角航线达到东印度群岛的英国海员，是1592年的詹姆斯·兰开斯特爵士。1600年，荷兰人利用他们的垄断成立了一个胡椒联营组织，一下把价格从每磅三先令抬到六先令和八先令。本年底东印度公司的设立就是对荷兰人这种举动的直接答复，到1601年，兰开斯特爵士又率领五只船的舰队重访东印度群岛，载着丰富的香料回来，给公司赚了巨额的利润。不久，事实证明了，荷兰人在群岛上过于根深蒂固，新公司不能在那里取得永久的立足点。因为荷兰十二只船的舰队常驻东印度群岛，贸易成为危险的事，于是在持续约二十年的海上斗争以后，荷兰人竟能消灭英国人设在摩鹿加群岛之安波那岛上的一个贸易场所。这次在远东斗争的一个结果就是，荷兰开始代替西班牙而为英国在海上的首要竞敌。东印度公司被荷兰人逐出群岛之后，发现在印度的葡萄牙人的抵抗不那么可怕。1612年，舰长托玛·贝斯特率大舰四艘访苏拉特，击败一支想要拦路的葡萄牙舰队。从此以后，东印度公司不太困难地从莫卧儿王朝获得许可，在苏拉特设立永久性的货栈或贸易场所。1614年，英人又在一次海战里得到胜利，因而英国在印度海洋上的优势归于确定。1620年，他们在马德拉斯设贸易场所，1633年，又在加尔各答附近的胡格利设贸易场所。以后查理二世与葡萄牙的布拉干萨的加德璘结婚，接受孟买岛为嫁妆的一部分。1680年，这个岛被租给东印度公司，给他们一个巨大而易守的贸易根据地。到了十八世纪，这公司才成为印度的重要政治势力，但在这以前，它久已建立了广大而非常有利的贸易联系。它的活动不以印度为限，而且伸张到波斯甚至日本，自1613年至1623年，在日本设有贸易场所。
伊丽莎白与都铎王家的一切君主一样，也深知商业的重要，当商人们不想反抗王权之时，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为要事。詹姆斯一世来自工业不发达和对外贸易不重要的苏格兰，又正当伦敦商人得到经济上的成功因而开始自觉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之时，他那先谨慎而终于亲西班牙的政策不久就使他失掉商人们的欢心。詹姆斯有时表示这样一种看法：欧洲一切君主应该联合对付“叛变”的危险，他不愿见西班牙的王权受挫折以增加英国商业的繁荣。
1604年，对西班牙的战争以签订和约而结束，和约受到批评，因为它没有明确保证英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权。这和约虽则不合人意，但更好的条款大概也不能获得了，如果采取另一办法即继续那长期不分胜负的战争，就会浪费金钱，并且不能产生什么结果。塞西尔死后，与西班牙和平相处转到了实际与西班牙联盟的政策，这使商人和一般新教徒非常愤怒，并且是得不偿失的。政府听任海军衰弱下去，把旧舰搁起而又不造新舰。商人们诉说，海盗甚至在英吉利海峡里攻击他们。1616年，瓦尔特·罗莱爵士，即力主对西班牙开战那一派的领袖，得到允许，率一远征队往南美洲去寻求黄金。他无功而回，在西班牙大使要求之下，竟被斩首，商人们以为他的活动是很自然的，值得嘉许的。因而对这事很抱不平。由于外交政策的这种改变，国内的情势也完全转变。在伊丽莎白时代，直到火药阴谋事件失败（1605）为止，天主教徒一向是积极反对王室的，并且往往是用叛逆手段反对王室的。1605年以后，有一个短期的迫害，主要对象是天主教徒的极端派即耶稣会士。但英国既对西班牙发展了友好关系，以后查理一世又与法国公主亨利埃达·玛丽亚结婚，天主教徒就暂享一时的宽容，甚至暂享一时朝廷的宠爱。从此以后，他们成为王室最忠实最积极的拥护者，成为斯图亚特王室唯一始终可靠的一大批臣民。
与此相当，来自都铎王朝的主要拥护者阶级的清教徒，则被迫反对这个政权，他们以为这政权扎4 力使英国恢复天主教，这并不完全正确，可是这政权日益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却是实情。因此，他们认为反对王室就是爱国主义，君主政治就是普遍被认为与外敌勾结的一批人的政治。由于他们的对外政策，斯图亚特王朝放弃了王室势力的主要来源，即它与国内在历史上最进步阶级的联盟。
三、王室与议会
伊丽莎白逝世以前六年，议会对于给予专利权的办法加以攻击，于是妨害了王室与议会间长期有效的合作。所争执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专利权是给予个人或公司的独家制造或售卖某种货品——例如纸张或肥皂——之权。有时为了报酬或奖励发明而给予专利权，但较为常见的是出卖专利权以筹措额外的进款，或当朝臣或官员有理由向王室要钱时，用作报酬他们的省钱办法。例如，埃塞克斯伯爵享有十年的甜葡萄酒专卖权，1600年期满伊丽莎白不再批准这专卖继续有效，这是次年年初他疯狂造反的最大原因。在这个技术进步又大又快的时候，整个资产阶级都切望应用新方法而获利。专利的结果就是阻止他们用新方法获利，保证朝臣和食客集团取得最高的利益，并且最终必至妨碍全部工业发展。一种陈腐的政治制度正要扼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反专利的斗争就是争取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斗争的一部分。
维护这些专利权的理由，是王室有制定管理商业条例之权。攻击这些专利权，本质上是肯定了一个对资产阶级极关重要的新原则，即他们可以自由买卖、获取最大利益而不受干涉的原则。这个要求完全不合中古关于全国和地方商业组织的整个观念。这个问题是1597年提出的，政府答应加以审查。但政府无所作为，于是在1601年又来一次更激烈的攻击。政府即刻看出，让步是明智的办法，于是在伊丽莎白时代告终时，王室与议会的友好关系表面看来并未动摇。
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位的时候，整个空气似乎有意外急骤的变化。这种变化实质上反映起了变化的阶级关系，（参看本章第五节。——作者注］但变化的激烈程度一部分可以归于个人的原因。第一，詹姆斯一世是个半苏格兰、半法兰西的外国人，生长在一个各敌对党派激烈交争的国家，惯在它们中间用他所谓“君术”的重重诡计自保其位。苏格兰没有英国那样的议会，而只有一种民主机关，即苏格兰教会，詹姆斯一世就习于把它看做王权的主要敌人。
第二，他是在卖弄神学的空气中培养起来的，很喜欢提出关于他的地位的理论，明确地提出君权神授的理论，而对于这一点，都铎王朝在不遭到公然反抗时却只以默认为满足。而且甚至当都铎王朝也或须让步的时候，他却用最拙笨最孟浪的方式提出这些要求。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詹姆斯一世从一个很穷的国家来到一个稍为富足的国家，于是认为他的新国有无限的财源。其实英国的财源绝非如此，因为国家财政在性质上仍属中古式的，日益不能适应复杂的国家组织。伊丽莎白时代的岁入不过四十万镑，她只是靠极端节俭和利用上层阶级为无薪给的文官，才能做到收支相抵。十六世纪的时候，物价仍在上涨，于是詹姆斯感到，甚至在和平时期，四十五万镑左右的岁入也不敷用。这个数目里大概有三十万镑来自王室的地产和经过认可的关税。其余的数目则须从商人和地主方面劝募出来，这就是议会拨给的款项。与这两个阶级的财富相比，课税是很轻的，但只因他们财富日增，所以除非能换得政权的大大提高，他们日益不愿通过加税。一般人不了解物价上涨所造成的局势，于是把斯图亚特王朝的不能平衡预算完全归咎于两个次要原因——他们的奢侈和不善理财。
詹姆斯一世的首次议会树立了以后流行四十年的风气。他所要求的款项只有一部分得到通过，下议院却费了很多时间去讨论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政策。詹姆斯一世命令他们把国事托付唯一有权了解国事的国王和枢密院。他声明说：“因为辩论上帝所做的任何事等于侮慢神圣，所以臣民辩论国王以他最高的权力所做的任何事也等于煽动叛变。我不愿人们辩论我的权力。”议会的答复是断言它有权“自由讨论一切真正有关臣民及其权利或地位的事务”于是在1611年，议会被解散。
自1611至1621年，只召集了一次议会，即1614年的“无用议会”。这次议会立即开始批评政府的政策，所以它还没有办理任何事务，就被解散。在这期间，詹姆斯一世试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平衡他的预算，其中包括强制借贷、新关税和卖官蔫爵。只要能维持和平，这些税源刚够防止危机之用。1612年，塞西尔（伊丽莎白的首相塞西尔之子）死了以后，詹姆斯一世始日益受到西班牙的影响，西班牙使臣贡多玛有些年是政府幕后真正掌权的人。1620年，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造成了新困难。莱茵的帕拉丁选侯是主要新教君主之一，又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已接受波希米亚的王位，而波希米亚的人民则正在反抗神圣罗马皇帝。不久，这位选侯就被逐出波希米亚和他自己的帕拉丁，于是向他的岳父求救。詹姆斯一世渴想救他，清教城市伦敦也急欲开战。然而，詹姆斯为了使他的女婿恢复领土，宁愿与西班牙交涉，他提议使他的儿子查理与西班牙王室联姻并且宽容英国的天主教徒，作为神圣罗马皇帝的军队撤出莱茵兰的条件。
只有以武力为后盾，这种交涉才能成功，于是在1621年，詹姆斯一世被迫召集议会。他要筹措经费五十万镑。议会通过了十五万镑左右，要求对西班牙开战，并且用贪污的罪名弹劫大法官弗兰西斯·培根。下届集会的时候，詹姆斯一世要筹措九十万镑，议会只通过了七万镑，同时下议院公然攻击与西班牙联姻的提议。1622年1月，议会被解散。
这时完全控制枢密院的是白金汉公爵乔治。维里尔兹，他所以能掌政权，只因为他非常自负，并且私人方面为詹姆斯一世所宠爱。他完全不了解欧洲的政治，不晓得西班牙人在行诈并且没有真正让步的意思。他访间马德里以后，才晓得这事，这时他就不顾海军完全腐败以及没有陆军、也无法建立陆军的事实，激烈地转向战争政策。下议院也同样缺乏知识，1624年，一个新议会集会，热烈赞成战争，通过了筹措三十万镑的巨款——差不多等于所要求的半数。
继起的战争完全失败，于是白金汉迅速失去他那骤然得来的暂时声望。不幸的军队从城市贫民或农村失业者中招募而来，未经训练，就被派到海外去遭屠戮或死于热病。腐朽的、装备不全的船舰屡次不能再立前一世代那种海战的功劳。不久，由于纯粹的无能，白金汉又把英国卷入另一场更无意义的对法战争。1628年他被一个革职军官刺死的时候，伦敦人民象庆祝胜利一样在街市上庆祝他的死亡（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即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录入者注］。英国在拉罗舍尔遭到最后失败以后，查理就尽可能迅速而不声张地与西班牙、法国和神圣罗马皇帝媾和。
同时，在1625年詹姆斯一世死了以后，王室与议会继续斗争。1625年6月，新君查理一世的第一届议会集会，除非褫夺白金汉的政权，议会不肯通过他们一年前所要求进行的战争的战费。中古诸侯所组成的反对派有时强制罢免他们所不喜欢的大臣，但这种尝试已一百多年不做了，而由下议院提出这种要求，却是前所未有的。议会在8月间被解散，但查理一世仍然需要金钱，不得不在次年2月召集一次新议会。
尽管政府努力在议会里安置私人，新议会还是与旧议会一样顽强，并且立刻开始作弹劫白金汉的准备。过了儿个月，这议会也被解散。政府举办强迫借债，象正规补助费似的经常征收，以代替那没有经议会通过的赋税。拒绝缴款的人都被监禁或强迫从军。战事仍在进行，没有训练、没有纪律的队伍散驻在全国各地。他们常常得不到饷金，并且为节约起见被派住在私人家里，户主们本不愿意，又见管理军队的军事法庭常常不理那关于劫案和暴行的控诉，于是很怕兵士。
强迫借债没有成功，在1628年，查理一世不得不召集第三次议会。这次议会开会时，抱着比前几次更不妥协的心情，对它所想提出的政治要求有更为明确的观念。当时有一个人记述这次的议会说，下议院足能收买三个上议院而有余，这话大概是对的。在十五世纪，下议院甘愿服从上议院的领导，但现在，由于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些阶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他们取得领导的身份。这时的上议院，几乎不是个独立存在的势力，而只是有时倒向国王、有时倒向下议院的中间团体。
在一位康沃尔乡绅约翰·伊里奥爵士领导之下，下议院立刻把他们的要求陈述出来，成为一个名为“权利请愿书”的文件。这个请愿书完全不谈理论，而只列举了四点。其中两点，兵士的寄宿和军法的弊端，主要是关于目前的重要问题。其余的则范围较广。请愿书要求，被捕的人“没有任何可以向法律负责的罪名”就被关在狱里的惯例应当废除；又要求，“以后没有经过议会法令的公认，不得强迫任何人筹办或交纳任何赠与、贷款、乐捐、赋税或类似的负担。”
请愿书中所伸诉的，大多数是王室作了许多世代而没有问题的事。重要之点就在，正当王室主张有无限权力做这些事的时候，它们却被列举出来，加以禁止。请愿书即使在形式上不是对国王想建立实际专制的理论根据的一个答复，在事实上却是如此。
下议院运用外交手段，为了缓和权利请愿书这付苦药，答应通过五种巨额补助费——约三十五万镑。在作了照例的讨价还价之后，查理一世认可了请愿书，但是当议会进而要求罢免白金汉时，他就命令议会闭会。下届议会以前，白金汉被刺身死。1629年1月，议会复会，遵循权利请愿书的规定，把以前总是授予国王终身的征收吨税和磅税的权利仅给他一年。以前按公认的、习惯的和相沿的税率而抽收的间接税，通常被认为王室的寻常收入的一部分。这个新行动的意义是：议会对于权利请愿书的解释，比查理一世所预料的远较严格，于是他愤愤拒绝这种会使议会完全控制财政的要求。他拒绝接受上述征收港税一年的决议，仍然照旧例征收税款。在群情激昂的末次会议中，议长被强按在坐椅上面，下议院通过了三个决定，声明任何人若想输入天主教，若建议征收议会所没有认可的赋税，或者“自愿地交纳”任何这种赋税，他就是国家的敌人，也是英国自由的敌人。
议会于是被解散，不再开会达十一年之久。伊里奥和其他领袖都被监禁起来，到1632年，伊里奥死在狱里。甚至在他死后，国王仍然对他怀恨，他的儿子请求领尸安葬的时候，所得的答复是：“约翰·伊里奥爵士死在哪个教区，就让他埋在哪个教区的礼拜堂吧。”
议会解散以后，英国急速结束对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于是查理和他的谋臣着手筹集足供必要费用的款项。按照下议院所通过的最后决定，伦敦商人起初拒缴未经议会认可的关税。这种抵抗不能无限期维持下去，所以伦敦商业几乎停顿了六个月以后，抵抗就渐归消灭。当时枢密院所用的一切财政策略，最欠明智的大概就是重提从前王室林地的土地权。这种土地的大半已有许多世代握在私人手中，但占有者现在被迫缴纳沉重的罚款，他们的所有权才被承认。这种土地多掌握在最强大的贵族之手，查理一世得罪了他们，结果除了天主教徒、王朝中的官僚集团和少数高教会派教士外，一时没有支持他的。
另外筹款的办法是出卖专利权，是增加关税（跟着商业的扩张，关税总是在提高的），最后是征收造船费。海港有供应海军船只的义务，早已经人公认。现在，海战的发展已使大多数的寻常商船不适于这项用途，于是要求一笔大宗的款项以代替实际的船只。1634年，政府从沿海城市征收造船费，确乎用来修理海军船舰，所以一向无人反对。以后两年，这种征收也推行到内地，于是显而易见，政府想要把造船费当作每年收入二十万镑的经常课税。这就能使政府永不倚赖议会，而1636年汉普敦所以拒缴造船费，就是因为这些原故。以后对汉普敦的审判，作为反抗的焦点看，是重要的，但汉普敦的榜样并没有引起广泛的仿效，以后政府仍每年征收这种课税。
在这个专制时期，除了个人的抗议外，没有对政府的公开反抗。整个期间，全国连二次暴动也没有。封建条件使武装反抗成为中古的通用手段，而今这些条件已成过去。贵族们不再有替自己服务的武装队伍。从前的农民已分化为许多阶级——自由农、佃农和雇工——各有不同的利益。其中大多数对于政治斗争没有直接的关系，而随着圈地运动的趋于和缓，引起凯特起义的那种农村动乱也减少了（最后一次严重的农民起义发生在1607年的中部各郡。——作者注］。商人和地主绅士是反抗王室的领袖，他们个人是软弱的，需要集中在议会和一个政党里，才能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直到现在，这种政党还不存在，但业已有了一个政党的核心，这个核心被迫秘密工作，成为秘密组织，准备在国王不得不召集新议会的时候，尽量利用那个时机。重新发动斗争的力量须来自外面，来自苏格兰，在苏格兰，仍有远较众多的中古条件继续存在着，因而起义成功的必要条件依然存在（这是个明显的例子，表明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如何创造一些导向革命的条件。——作者注］。1637年年底在苏格兰爆发的争执属于宗教性质，它是劳德和英国国教徒企图改造苏格兰教会的结果。要明白这个争执，我们必须略知清教主义的性质以及它与十七世纪的政治斗争的关系。
四、清教徒
詹姆斯一世即位的时候，“清教派”这个名词还没有很精确的意义，而是泛用于多种事物和人们的名词。首先，这是国教会内部的一种倾向。大多数清教徒仍在国教会之内，他们在神学观点上与国教会没有重大的差异，要他们留在会内，只需在教仪和教规方面作小小的改革就行。其中有一部分左派，他们人数远较稀少，愿意模仿苏格兰教会，以苏格兰长老会的国教会代替英国的国教会。最后，还有一些趋于极端的小宗派，他们是宗教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听任每一群教徒自由解决自己的事，这就是以后教友会、公理会和浸礼会的前身。
大致说来，清教主义与其说是神学上的异议，不如说是对于道德和行为的一种特殊态度，关于教规和世俗政治的一种不同的思想。清教徒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是他与上帝和社会的关系的自然结果。他是上帝选民的一个，即是特受神恩者的一个。他的一切活动都有神恩围绕着，以至从最大到最小的事件无一不可归在考验或引导、慈悲或报应之列。他们这一班人与遭天谴的世俗人的分别，就在他们的笃信先定论。清教徒既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就觉得自己必然胜利，而他们的敌人就是上帝的敌人。对于任何人，无论是国王或教士，只要是敢压迫或奴役他们的，他们都觉得应该用上帝所给的任何武器实行反抗，而上帝有时给他们真正奇怪的武器。这一切用十七世纪的圣经语言所说的话都真正说明了，他们自觉负有作为一个历史上进步阶级来从事革命斗争的使命。
这种性格一旦——这是常见的事——与大量财富相结合，或一旦普及于象伦敦市民或东盎格利亚纺织业城市的工匠那样有组织的大团体，这种性格就确乎不可轻视。1660年复辟以后，巴特勒为了供得胜的骑士党取笑而恶意描绘的清教徒形象，至少在这点上是逼真的，就是说：
“把信仰建筑在
长矛和枪炮的神圣经文上”
的清教徒拥有一种战斗性的宗教。在这点上，巴特勒与密尔顿并不矛盾，密尔顿的那“真正的战斗用不着避俗出世的美德。长矛和枪炮的神圣经文上”
这里也许值得说说，清教徒通常（当然也有极少数古怪的人）不用鼻音说话，也不剪去头发。可是他总是身穿颜色晦暗、式样朴素的衣服，并且藐视世俗的虚荣。有一段描写克伦威尔首次在长期议会演说时的话，把一位殷实的乡间清教徒活现在我们眼前。
菲力普·沃里克爵士写道：“一天早晨，我穿着讲究衣服走进议院，看见一位穿得很平常的人（我不认识他）在演说；他穿的是一套朴素的呢服，似乎是乡下手艺不好的裁缝做的，他的衬衣也是朴素的，并且不很干净；他的小领带比领子大不了多少，我记得上面有一两点血斑，他的身材是高大的，他的佩刀紧挎在腰上，他的面孔虚肿而带红色，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他的雄辩充满着热情……然而，在我有生之日，还看见这位先生（他得到了一个好裁缝，而且与上流社会人士交往增多）表现出伟大庄严的风度和优雅的仪表。”
在许多方面，克伦威尔是最高等清教乡绅的典型。他是亨利八世的大臣克伦威尔的后裔，属于由教会土地致富的家族，可是他在本乡杭廷登却以保障贫苦同乡的权利而获得美名。后来，由于出卖被逐王党土地的丑闻发生，长期议会的许多议员，包括议长伦索尔，都被牵连在内，但有儿个人甚至在仇敌的心目中也没有营私舞弊的嫌疑，克伦威尔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有趣的，我们要记着，上述的演说是给共和派利尔本辩护的演说，而利尔本以后是他最坚决的仇敌之一。
詹姆斯一世初即位时，国教会里几百个清教教士向他呈递了一封请愿书，请求在教仪某些细节——如穿法衣和行洗礼时用十字符等——的取舍上给与小小的自由，又请求奖励宣教、严守礼拜日典礼而不举行圣徒纪念日。1604年，为了讨论这个请愿书，在汉普顿宫举行一个会议，由詹姆斯一世亲自主持。在这里，詹姆斯一世反对清教主义的理由才显露出来，他的理由不是神学的（詹姆斯一世本人是个加尔文派教徒），而是政治的。他把这个问题概括为：“苏格兰长老会与君主政治之不相适合，犹如上帝与魔鬼之不相适合”, “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他在应付苏格兰教会上，得到苦痛的经验，因而欢迎一种由上面管理而附属于国家的教会。苏格兰教会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地由一系列的代表团体组织起来，成为牧师和教友代表所组成的大会，确乎是清教主义固有的民主精神的合理的体现，而詹姆斯一世以为这种教会与国王专制政治不两立，也是对的。
他的下一步骤是从事于清洗教会，于是三百名不肯遵奉国教的教士被免职。结果，教会失去了求真理而不贪什一税的少数派牧师的大部，而落在钻营地位者和以劳德为中心的少数人之手，也就是又孤立可是又很有势力的高教派热心家集团之手，教会因此削弱。某种分裂自属难免，但詹姆斯和他的谋臣所划界限太偏于右，以至五十年间，英国国教在人民中间的感召力大受损失，而王室也丧失了许多人的支持，否则这些人到发生真正战争之时，也许本会援助王室的。
劳德是个诚实的可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人，在22 。天主教非常不得民心的时候，他企图用暴力把教会弄成许多人认为与天主教相似的模样。他以“高等法庭”（即一种教会里的“星室法庭”）为后盾，对出版业和教士厉行苛刻的检查。教士对于道德和行为的管制权已随着宗教改革而作废，现在又恢复起来。他禁用教区礼拜堂为集会和办事的场所，强人实行严格一致的仪式。自1628 到1640年，有两万左右的清教徒认为英国注定要恢复天主教，于是为逃避起见，移居到新英格兰。另一些人被迫结成私行礼拜的秘密团体，这些团体成为政治不满的中心。还有些人表面上服从国教，以等候较好时期的到来。
到了1637年，劳德显然觉得英国的局势已经很有把握，开始转移注意于苏格兰。如果詹姆斯一世还在人世，他会知道，要想在苏格兰创立一个与英国国教会相同的机构，是既无益而又危险的，但查理一世却与当时的一般英国人无异，对于苏格兰和苏格兰的事物丝毫不知。他们根据英国祈祷书编了一种新祈祷书，送到苏格兰去，可是每次试用，都遭到狂暴的抵抗。有一种真实的恐惧传播到边界以南，以为英王欲收回教会土地——先在苏格兰实行，然后也许在英国实行。不久，保卫宗教的国民誓约（National convenant）签订了，把这种抵抗提高到全国起事的程度，于是在1638年春，查理面临着用兵收复苏格兰的必要。他的财政状况使他完全不能招募一支足用的军队。他那唯一有才略的大臣托玛·温特沃思爵士，即日后的斯特拉福伯爵，只能提议召集议会。以前十一年间，斯特拉福大半不在英格兰，他充任爱尔兰总督，在那里小规模地实行查理想在英格兰实行的专制政体。由于残酷镇压与奖励工商业并用，他解决了财政问题，并且募集了一支善战的军队。现在他回到英格兰，决定把他的制度也用在这里。
1640年4月间，短期议会开会，只开了两星期。它不从事支持拨款，却在皮姆领导之下，开始草拟一封反对苏格兰战争的请愿书，于是立刻被解散。一支杂牌军队集合起来，向北进发，只见苏格兰人已占据全部诺森伯兰，并且远较强大，不可进攻。又有许多曾在三十年战争中作志愿兵、打过仗的老兵加强苏格兰的队伍，所以查理一世也觉得，他那一半缺乏训练、一半势将哗变的军队若进攻苏格兰人，必遭不幸。于是双方缔结停战协定，查理承认尊重苏格兰一切政治上和宗教上的自由，并缴纳大宗赔款，以使苏格兰军自诺森伯兰撤退。赔款缴纳以前，苏格兰人仍驻在纽卡斯尔。查理一世在伦敦城的存款又告枯竭，于是他狼狈得无以复加。如果不召集议会来通过各种可用作担保的赋税，他就不能再行借款。王室最后一次反富人阶级而施政的重大尝试完结了。政府又复发出召集议会的文书，当时的空气极为紧张，斯特拉福正筹划逮捕下议院的领袖人物和调兵来驻伦敦，而某些议会领袖则忙于同苏格兰人秘密谈判。
1640年11月，长期议会开会，这就是国王与下议院在高于以前的水平上重起斗争的信号。时局迅速趋于武装冲突，议会虽然是按正当合法的形式召集的，可是不久以后，实际成为一种革命法庭。两年间，敌对的双方对峙着，等待不可避免的破裂，并且彼此运用计策以迫使对方陷于错误。英国革命可谓开始于1640年11月斯特拉福的弹劫案。这件事是欧洲史上一个有决定性的事，酿成这件事的情节已略述于本节和前节，现在应当扼要地叙述各有关问题的性质。
五、英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都铎王朝的专制政体是一种最特殊的专制政体，即得到赞同的专制政体。都铎君主从来没有一支常备军，没有一个警察队，他们仅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官僚机构。他们所控制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眼前最迫切的需要。所以他们的统治必须以各阶级势力的暂时平衡为基础，由于这种平衡，他们得到强大而进步的各阶级的一致支持，尤其是商人和有决定性的一部分地主绅士的一致支持。充治安法官的乡绅们甘愿做文官的工作。富豪们能使政府渡过最紧急的财政危机。特别是伊丽莎白政府与开始经营银行业的伦敦金匠有友好亲密的关系。
就其性质看来，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其起因是十六世纪时，在摧毁军事封建制度的残余上君主政治有一个积极的历史任务。只要它能继续执行这个任务，能平定乱事和建立巩固的政府，中等阶级和进步的绅士就没有提出政权问题的必要；他们能在旧制度的结构里繁荣起来。都铎王朝与这些阶级相联合，结果摧毁了教会和贵族的独立势力，创造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提。
但君主政体本身完全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它本身包含着过多的封建残余，因而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一旦达到某种程度，君主政治的客观性质就会突然地完全转变，于是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障碍，成为团结反动势力以进行决定性的斗争的中心。关于这一点，在十七世纪头几十年，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对王室态度的改变，是极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显而易见，资产阶级在进展中不再能与王室联合而只能反抗王室。十七世纪的人们当然没有把这种情形看得这样简单明了，但是无数似乎各不相干的窘境使他们不得不感觉这种必要，这种必要驱使他们采取各种决定，而这些决定的总合就构成整个阶级向前进展。
1600年左右，造成都铎时代平衡状态的条件归于消失，历史提供了或者似乎提供了两个任凭选择的路线，而最后走的一条路线却不是当时观察家认为最可能走的。适用于上一世纪的国家机器现在日益不足以应付繁复的国民生活。问题是，谁来创造和管理所需要的那种新国家机器呢？全欧洲的封建制度都在让位于官僚主义的专制政体，其中最完善的例子是法国。在法国，封建贵族的独立势力被破坏，可是没有其他的阶级起而代之，而不断的战争则使国王拥有强大的常备军。斯图亚特君主完全认识到这种海外趋势，有意识地决定模仿法国国王的榜样。议会即使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危险，却也决定加以防范。而英国局势的某些特点大大对他们有利。
第一，英国并非那样不断地被卷入对外战争，英国的战争以海战较多，所以英国永远不能创立一支常备陆军，而没有常备陆军，真正的专制政体就不能存在。第二，都铎王朝的君主政体实际建立在双方需要互助的真正联盟上，因此，那在中古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创造的议会形式被保持和修正了，并且王室的收入大半仍属于封建性质，在数量上不敷使用。中等阶级几乎愿替都铎王朝做任何事，只是不愿缴纳重税。起初，议会的功用是限制封建君主在理论上绝对的随意处置臣民财产之权，到了相当时候，议会就成为个人享有私有财产的绝对权的保护者。
当十六世纪资产阶级日渐成长的时候，私有财产神圣的信念也就强大起来。只有直接攻击这种信念，斯图亚特王朝才能创立彻底专制所需要的国家机器，而任何这种攻击不得不直接酿成一场决定性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整个冲突的核心，这也就是斯图亚特王朝和议会所以在课税间题上永远互相争吵的原因。王室要求征收它认为国政所需要的赋税之权。下议院要求仅仅缴纳他们认为国政所需要的赋税之权。这基本上是个争取直接政权的要求，因为实际说来，他们所准备给王室的经费只够按他们所要的方式办理行政，如果王室加以拒绝，就准备完全不给。
当汉普敦因拒缴造船捐而受审时，法官冯奇明白地说出国王的理由：“剥夺国王卫国力量的议会法案是无效的。它们是无效的议会法案，因为它们束缚国王，使他不得支配他的臣民，不得支配臣民的身体和财产，我还要说，不得支配臣民的金钱，所有议会法案都是一样。”国王的神圣权利恰恰反对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而且终于在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上碰得粉碎。
斯图亚特王朝在斗争中有明显的目标和充分发展的理论观点，而资产阶级则大半听本能的指导。透彻的理论如果发生，也只发生在斗争的过程中，而在最初的时候，资产阶级仅止于泛泛肯定臣民的自由和想象一种超于王权的基本法律，一，种一被忽略就不能不破坏宪法的基本法律。在1640年，没有人预见或能够预见那种由1660年和1688年的妥协终于出现的议会君主政治。
他们也不晓得，长期议会废除星室法庭、高等法庭和其他特权法庭的时候，就是完成了一次小小的革命。原意不过是破坏国王所借以施行虐政的机关，可是结果却是割断了旧国家机构的大动脉。以往王室、枢密院、特权法庭和治安法官组成一个活的链锁。现在中央机关和所属机关之间的链锁既被消灭，枢密院和治安法官就永不能恢复它们旧日的重要性。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必须创造出来，这个国家机构的中心不是对国王负责的枢密院，而是对议会里的资产阶级负责的，并且具有新的和较能变通的财政系统和地方行政的内阁。
再者，在1640年，长期议会的议员没有儿个人是共和派，或梦想在限制王室的权力之外，进一步有所作为。当时存在的共和派所想望实现的大概不是一种民主共和国，而是一种以荷兰为模范的财阀共和国，因为荷兰的商业繁荣使它在商人阶级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为理想的国家。内战结束时出现的激进主义还隐藏在无名而遭迫害的宗派中，它们在宗教上都是德意志再浸礼派的后身，都是受有神灵启示而等待天国到来的梦想家。
象皮姆、万恩、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一流切于实际的人们，则止于保卫其现世所有物，而在起初的时候，止于每次仅向前看一步。在这里，他们那深刻的宗教信心是重要的，因为有了这种信心，他们才自信他们的事业是替天行道的事业，才有勇气采取每一眼前的步骤。在他们自己的愿望中，他们看到战神的手确实在领导他们，如同领导以色列人走过旷野一样。也许主要因为缺乏理论和明确的目标，所以十七世纪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才常常采取宗教的形式。
不管一切反对的论调，有一点是我们无论如何坚持也不为过的：这次内战确是个阶级斗争，确是革命的和进步的。如果王党得到胜利，英国的发展就会受到永久的束缚，没有真内容的封建形式就会僵化为君主暴政，社会和政治上一种较落后的组织就会长存下去。我们不必把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理想化，因为他们具有各时期资产阶级所共有的大多数缺点；但是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是当时历史上进步的阶级，所以他们在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时，就不能不为一切英国人和整个人类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