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前 言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大量左翼专政政体，这类国家的唯一先驱就是苏联，它现在正在庆祝其五十周年纪念。对于那些不厌其烦地想要彻底了解这五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及其对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变迁所产生影响的新国家来说，毫无疑问这五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是很有教益的。因此，苏联在一九二九——一九三Ｏ年期间所创办的“农工联合企业”的失败，预示着人民中国的人民公社的失败。而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0年试图开展他的农业城计划时，他是同一种浮夸狂的牺牲者。可是，除了少数苏联著作者之外，主要是讲英语国家的专家们指出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多么单纯地富于经济和社会教训，而他们却很少从这些认识获得教益。关于苏联历史上许多其他时期和其他方面，或多或少模糊不清，只有少数学者的专著中偶而涉及。看来苏联统治阶层的杰出人物也并不象是很了解本国的历史——除去那些曾经亲身参与其事的少数人以外——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来说，出于某种特殊原因，总想把它们的历史当作一种国家机密。这些领袖们似乎相信，有关过去层出不穷的失败悲剧的知识对于那些担负建设未来职责者说来，是一种消极的因素。然而实际上对历史一无所知比起把历史事实公诸于世并加以分析来说，肯定会更加不利于向前看的态度。但是，既然历史只有经过官方允许才能予以公布，那么它当然就会仍然模糊不清，因为看来科学信条被国家垄断所沾污了。 对列宁和他在最后一年的思想的这种研究，当然并不是什么完全新鲜事。从二十年代托洛茨基所披露的材料，以及由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布列宁的“遗嘱”而引起的反响，关于这个主题我们已经领会了许多东西。但是，最近苏联公布的材料，使我们能够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弄清楚列宁卧病期间党内最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分析列宁的“遗嘱”，也就是他最后时期的政治思想，并进而对其作出一番新的解释。 在我们引用的文件资料来源中，有三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最新版的《列宁全集》即俄文第五版，不仅比以前各版更加全备，并且附有大量重要的注释，第二，列宁的私人秘书之一的福齐耶娃的回忆录；第三，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期间的“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于一九六三年第一次由一个苏联历史杂志予以公布。[1]这些笔记不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格式而论，都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一本包括四栏格式的笔记本，载明日期、秘书姓名、列宁所作指示以及对这些指示的执行情况，最后一栏还包括有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办公室和人民委员会当天发生的事件的记载。这个记录上逐日记载了列宁所作的约会、他的通信，甚至还有他最轻微的动作和姿态。这个报导说明了列宁的工作方法，但开始它并没有提供什么特殊惊人的揭示。可是，不久就越来越清楚了，列宁的工作进度越来越慢下来，他再也不经常来到他的办公室，而只是宁可把—位秘书召到他的私寓进行口授。他的健康状况不断垮下来，他的医生让他尽少工作并多在乡间休息，不要出席人民委员会或者政治局的一些会议。1922年12月13日在和捷尔任斯基作了—次重要会唔之后，列宁的病又曾两度严重发作，因而终于不得不听从他的医生的嘱咐放下工作，卧床休息。在这个关头，“日志”开始变得十分精彩。当列宁把秘书叫来以便作出指示和口授时，他们细心谨慎地观察他，把他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动作都记录在“日志”上。列宁被限制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寓所的一间小屋子的卧床上，他的右手和右腿瘫痪了，所以几乎同外界完全隔离开来，不过问一切政治活动。医生们对这一点的嘱咐是很严格的，由于政治局的决定更加强了对医嘱的执行。 可是不管“日志”的记载多么零散片段，还是可以说明列宁虽然瘫痪了，并且毫无疑问确知自己的末日为期不远，不仅在同肉体的衰亡作斗争，而且．还在同他的党内领导作斗争。他竭力试图对国家的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制订出一套行动计划，并力图劝说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接受这个计划。这个并不是根据政治局成员们的要求所作的计划包括有对政府工作方法、在人事方面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目的任务方面的重大变革。政治局的多数人对此不感兴趣。 依靠少数几位妇女——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她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尼奇娜和三、四位秘书，主要是福齐耶娃和沃洛迪切娃，列宁坚持不懈地要弄到他所需要的档案材料。他告诉一些有影响的成员，向他们建议采取特殊行动方式；他在寻求同盟者，并向各方领袖吐露他的意见，如果有必要的话就用间接办法转弯抹角来进行；他草拟下—次党代表大会的长篇报告和准备发布的文件，因为他终于从医生和政治局方面获得允许，继续自己的某些活动。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是在秘密进行的。依靠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的帮助，列宁可以说在进行一场密谋，以保证他终身事业的未来成就。用列宁自己的话说，这个“密谋”的中心包括一项秘密组成的特别使团调查格鲁吉亚的某些事件，因为有党内的几位领导人物牵连在内。“日志”对这个事件的记载使我们能够详细地把它串连起来，这些细节揭示出或者得以判定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三位领袖之间的个人和政治关系的实况。这些记录也使我们得以了解象列宁那样的重病患者所作出的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努力；它们也能帮忙我们感觉到列宁的存在、他的各种感受的锐敏、他的个性的坚强和他那笑容的可掬。 但是，在这里我们却感到有些事是传记仲裁记事所难以表达的。有些历史学家们往往提到由于一种“理智的危机”，因而列宁可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在尝试着手策划—场“苦迭打”式的宫廷政变，进行一场维护他自己的事业成果的变革，那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悲剧。因为他认为他可能看到自己关于解放群众的理想将在眼前毁于—旦，他感到自己业已丧失对事件的全部控制力，这是由于在他的肉体生命中的一件意外和难以挽回的政治现实不幸地偶合在一起。在本书的相应比方我们将有机会重新探讨这些假设。 在列宁患病期间苏联政权所处的情况和列宁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里所面临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仍然是有教益的。因而我们将要碰到一些超出—本传记范围的争论问题。列宁试图使他曾经致力建立的政权具有一个适当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制订出既能适合于这个结构也能适应革命的最终目的的一套管理方法，其结果就是新经济政策。他试图搞出一种新的模式，对于专政机器富有生机和效率的模式。他的所作所为提出了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专政领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问题。在苏维埃类型政体和在发展一个落后国家所建立的专政的最初阶段，这三个基本问题总是互相依存的。 列宁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为推动经济所必需的两种势力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也就是各种自发势力即农民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商人，与国有的集中化和或多或少计划化的部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而后者是作为一种总方向的整体经济所必需的，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这就是“市场”和“计划”两难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尽管农民小私有者和资本主义类型的中等阶级业已消失了，但在苏联领袖们的头脑中这还是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发现这两种概念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只要它们能够以和谐的方式同时加以调剂的话，它们还是能互为补充的。 第二个问题即关于专政国家的职能问题，将需要我们予以更多的重视。在起初的时候，建立专政的目的是完成发展国家的使命，并建立更大程度的社会正义，而这正是革命所要争取的原则。但是专政国家却由于其本身的规律和利益而总是会变成一种僵化的机体；它也可能变成有背于其原来宗旨的歪曲物，它也可能溢出其创建者的控制范围，而至少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使得群众的期望归于破灭。这个工具本身就会变成目的。本来旨在促进自由而建立起来的强制体系可能会变成一部镇压的机器，而不是成为在国家机器之外提供权力份额日益强大的社会力量。每一个试图以有效的方式执行往往为群众不乐于接受的艰巨任务的国家，这就必然会产生出一个享有特权的干部整体，他们享有一定的优惠以及物质和政治的特权。如果这些特权不受社会和经济现实的严格限制，那么不久它们就会变成极为危险并有碍于发展。 权力和优惠总是有使人们堕落腐化的危险的。从革命中产生的国家的领导人和行政者，尽管他们往往是勇敢有识、富于理想和献身革命事业的杰出人物，但他们总不免更加重视谋取他们的特权，而不是重视公正对待这些特权的职能，尤其是如果他们处于大批新的行政者当中——这些人既没有创始人那样的水平也没有那样的价值观念——被孤立起来的时候，就更加如此。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堕落和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呢？这是不容易回答的。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杰出人物的道德水平和政治觉悟程度，以及某些制度上的保证才是积极的因素。在这些条件下最好是重新提及列宁对共产党人提出的戒律，要他们保持“有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并且总是准备“从头开始”（见本书扉页内题词——译者)；他们必须永不丧失其批评精神，如果有必要的时候，还必须志愿重新再建所有的或者大部分他们原来所追求的目标。 对于这些问题在今天的含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之后，我们在下面分析“列宁的最后斗争”的篇幅中只是想尽可能客观地提供进行这样探讨所必需的材料。 [1]《历史问题》杂志，一九六三年，第2期。《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1958—1965年版)，第四十五卷，第455—486页也重刊了这个“日志”（中文版载于《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杜，第三辑，第140—1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