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八、处在东西方之间的俄国
在列宁的生命活动的最后八十天，他仍然能够形成和表达他的思想中，最为突出和引人注目的部分涉及到他对每个人的判断。但是这些判断从某种意义来说只是表面现象的。在列宁看来，这些判断总是同他的国家面临的一般问题分不开的。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涉及到世界政治形势。对这种形势的分析是正确评价所有其它问题必不可少的前提。舍此就不能理解历史各方面的发展，那末领导人对未来也就无所希望和无所担忧了。但是现在的世界形势发展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所期望的方式大不相同。在西欧没有发生革命。唯一接近爆发革命的德国，却又被同盟国击垮了。另方面，战胜的各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稳定，并且看来处于这样—种情况：这些国家能使它们的无产阶级获得足够的利益，使得西方的革命暂时退居后位。列宁认识到俄国在欧洲现正处于孤立的地位，于是开始在别处寻求支持，这样他就信心倍增地转向东方。 在亚洲，他看到了一个巨大潜在势力发展过程的开始。受到征服德国的同一势力压迫的亚洲群众，正步入资本主义时期。但与此同时，他们正进入一个具有反帝的民族主义性质的革命动乱的时期。从长远看来，列宁正是在这个方向预见到俄国孤立状况的终结，和全世界革命势力复兴的希望：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129]
尽管这个最终结局在今天还不肯定，但从现代历史动向的趋势看米这就相当精确了。列宁基于对现实的充分掌握，因而也就预见到革命过程的末来发展将采取更加特殊的形式，在过分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将比在俄国现成的形式更加令人激动的形式。正是在这个关键，列宁对俄国革命的特征提出疑问。对此他所作的解释是俄国所处的资本主义文化与亚细亚东方这个世界的地位，在这个时候东方问题研究的著作占居优势。关于斯大林主义现象的一种解释有时也每每归之于一种东方的遗风：这种解释颇具有列宁主义的观点，这里不妨让我们引证《论我国革命》中的一段话，这篇论文是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论点而写的。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批判是说它们没有考虑到，“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个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30]列宁把这看作困难和弱点的来源。在他死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特征导致俄国进入这样一种体制，有些评论家称之为一种“亚细业生产方式”。但与此同时，从战略观点看来，它几乎又成为一种优点：俄国的西部过分虚弱不足以激起西方的革命，但是它的亚洲方面却有较好的机会可以成为东方亿万人的一个加速器和样板。列宁承认在这个方面行将取得最终胜利，但是他知道这将是在遥远的未来。政治家的问题在于发现某种手段，使俄国能够在有朝一日这些支持到来的时候加以运用。列宁并没有向他的同胞隐瞒——必须记住，他的声明是在报纸上公布的——，他们在取得胜利以前还有着很长一段路。俄国是否能够继续从西方和日本之间的冲突获得好处呢，在国内战争的时期它曾受益于这种冲突。列宁对此不想作出肯定的答复。对于整个历史经验教训他没有急于作出乐观的推断，他却小心谨慎地避不作出预测，因为这在不久的将来马上就会见出分晓。 人们可以注意到，列于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符合于他的继承人在“一国的社会主义”口号下的态度。恰恰相反，列宁称之为“坚持”(“Продолжать”)的问题，即坚持下去直到获得支持，与此同时，那就是并不能立即建成社会主义而是先建立一个过渡社会。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宣称：“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31]这篇文章的要意，这里面包括有他急于要在他生前留给人民的遗产的要旨，就是说人们的目的应该比较适当、比较现实和不要好高骛远，他们必须警惕落入夸大狂。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尚未能驱散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在其最忠诚的拥护者当中所产生的沉闷积郁。要说无产阶级政权就不能管理它所创建的事业，这看来如果不是说怪诞不经的话至少也是有些荒谬。尽管列宁主要关心的是保证革命在实践中的生存，但他也受到这种积郁情绪的影响，而他总是不断地尽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使这个革命合法化。由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够比任何别人都更加精确地对历史发展的过程作出预测，因而他们便急于作出判断：在实际发生的一切当中，什么是不符合某些现成概念的。 不错，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一般通行的解释说法有许多难以吻合的地方，在俄国革命的反对者看来，它简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历史行动的舞台上被击败和受到谴责的孟什维克，主要是由于列宁的政治天才，现在正处于一种只是从理论方面伺机反扑的地位。在缺乏适当的基础结构条件下夺取政权、差不多是没有无产阶级而由一个无产阶级在其中占居少数的党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经过一场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重新接纳资本主义，把无限权力授予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器——所有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都明显地既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违反常识。现在列宁舍弃了文明的西方，而在东方的前资本主义群众中找到了他的希望。列宁躺在他的病榻上在研究这些批判材料。为一个理论家的答复比起政治家的行动在这里可谓同样符合正统精神：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
更巧妙的是，列宁接着又从多少出人意外的来源里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ot puis……on voit》”。[132]事实上，苏联，然后还有中国和古巴，业已证明有可能首先夺取政权然后达到别国的水平。虽然如此，但“On s'engageet puis on voit”这句格言并不是不可以另作别的解释的。列宁的世界观和他对社会现实的理解都是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的，他相信必须依据对某些势力的力量估计来采取行动，对这些人说来任何冒险主义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因而这也就是说，尽管如此，但对于夺取政权的时间和夺取政权的方式，是不能按照历史社会学理论分析来严格估计的。革命行动也象所有各种政治活动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艺术，在这里面现实主义和某种冒险意味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一个革命是完全符合于它以前的行之有效理论的。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对未来革命者的指示——虽然看来有些类似号召进行冒险——，首先是强调他们要能够摒弃过时的教条，不管这些教条在过去多么有效。从这个意义来讲，那也意味着提出警告，反对有人把列宁自己的理论当作教条。“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所有这些在列宁并不是很轻易就弄清楚的，如果他感到他的政体的生存稳如泰山的话，那他就不会有这种古怪的需要来为他的胜利辩解了。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革命可能随时给打垮，而列宁不知道这样一来历史将怎样来评断它。 在苏维埃国家所面临的各种危险当中不仅限于国际问题。新政权需要应付越来越复杂的环境。因而它决定了究竟应该根据需要尽可能持久地执行什么样的计划和什么样的国内改革。 列宁肯定是关怀官僚主义这个肿瘤的，但是按照他的意见，最严重的威胁还不是在这方面。他相信，工农之间的分裂将意味着革命的终结。革命后俄国社会的分析一般是以存在有两个主要阶级为依据，现在由于施行新经济政策，又结合了一个资产阶级。未来的前景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昏暗。让它有一个可能的同盟者，那末就会增加农民开小差的机会。未来的前景，“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阶级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133]当前政权的存在所依靠的同盟是一个靠不住的同盟——列宁也并不隐瞒这个事实。确实，在这个时候革命中所产生的小农和最小农对苏维埃制度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光靠这种信任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较为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134]要依靠农民的支持而他们还是太落后了，尤其是因为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削弱了国家经济。 这样一种社会基础危及到国家和党的稳定性——而党的稳定性本来已经受到领导人之间闹分裂的可能的威胁。在这里列宁又感到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为他的这种观点辩护，即他认为在历史发展中个人相互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著作中把这种重要性大大低估了。在这里再一次证明列宁是正确的。 列宁要面临双重的危险：一方面是工农的联盟，另一方面是党内可能发生的分裂。前者要求一定的长期措施，而后者要求立即改组政府机器的上层集团。在这个情况下，列宁的计划一定可以认作是紧急措施，即使其中有许多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显示后果的。此外，这两套补救办法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因为政府机器的这种可能付出极高代价的有效性将能赢得农民的支持。一定要把农民争取过来，但是不能用直接的共产主义宣传。列宁向党提出警告要反对这样一种承诺： “决不能把这一句话了解为似乎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对于共产主义，这样作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危险的。”[135]
列宁所想的是要有一个具有主动积极性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城市的工人组织把它们的那种都市中的苏维埃影响散布到乡村，当然，——因为列宁了解他的世界——如果这些活动完全足出于自愿的，并且不至于象党的机器的其他部门那样变成官僚主义机体的话。列宁的整套农民计划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口号，即“文化革命”。这个概念现在在一个自命为列宁主义的国家里是如此流行，而在列宁本人看来只能具有一种热情的现实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意义。列宁曾痛斥所有那些侈谈“无产阶级文化”而实际上却让群众生活在一种“半亚细亚愚昧无知状况”中的人。要是能试图获得某些文化，或者即使是比较平凡的文化，例如学着读和写，那也就好得多了。在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之前，有必要先要达到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36]虽然这个计划被称作一种“革命”，它却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实现。这是一个长期计划：“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在这种意义上看来，这正是全俄罗斯所需要的。“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别的聪明办法”。这是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所说的。 这个任务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关怀的对象。充当人民教师的人必须使其具有新的威信和一定的物质优惠(在当时这就意味着面包的优先分配)。列宁计划的这一方面是他的全部大设想中较富于乌托邦色彩的，事实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乡村教师的地位仍旧是较差的。 列宁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计划，即他的“合作计划”显然是和“文化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它才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但是这仍旧是一项长期计划。 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并且应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一种社会经济框架，是农民能够在其中活动的—种制度，农民能够懂得它并且它能符合农民本身的利益。在他去世之前，列宁才承认这个思想应该成为漫长的过渡时期的指导原则，“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137]。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思想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苏维埃政体的社会主义目的。列宁总是认为合作制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方式，因此人们不禁要问，新经济政策的资本主义倾向是否不至于增强农民合作运动的所谓资产阶级性质呢？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来了一个教义上的—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现在相信合作制是引导农民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结构的正确方法。他坚信合作制行将取代他迫不得已而放弃的、在实践中失败的国家资本主义所留下的空白地位。因为国家和主要生产资料现在都掌握在工人手里，合作社主要再也不会是它过去所有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商人的机构了。它将成为一种社会主义机构并将和社会主义齐步前进。这种合作制将能使每个农民运用他们所习惯的方法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正确的道路看来已经找到了：“实在说，我们需要作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作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它特别聪明的办法。”他的意思就是，只有经过长时期必要的实现初步目标之后才能达成社会主义。列宁运用他的合作策略的新观点对社会主义重新作了概括的说明：“……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中译者按：这里以译作“合作社社员”较妥）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38]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时间发挥这种思想，虽然他的思想路数是十分清楚的。唯一比较稍显混乱的段落是在这样的地方，即他试图解释在什么意义上一个合作社（他并没有说明究竟是哪一种合作社——是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还是生产合作社）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而正由于社会主义合作社是一种国营企业，关于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是没有怀疑的。学说上的这个改变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又带来同样多的问题。例如，列宁并不谈论生产合作社，因为他认为生产合作社主要是商业性的。俄国农民和商人，“……现在是按亚洲方式作买卖，但是为了善于作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作买卖。”合作制能够使农民变成“文明商人”。列宁说，在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俄国才能够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这样看来，那末是否就可以这么说，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文明商人”的体制呢？这显然并不是列宁的意思。因为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言词是遥远未来的事，他并不急于要运用它们作为当前的动员力量和宣传价值，而不注意到科学上的准确性，因为它们毕竟只是归于中期的政治策略的反映。同一篇论文也提供了理解他对待这些概念比较简便的方式的关键。他在替自己摒弃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辩护时，反对某些共产党人的看法，他们显示山比他更加关怀学说的纯洁性，并且总是不断地批判滥用这个名词，列宁说：“他们没有注意到实践目的对我总是很重要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在这几篇文章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任务，因为他认为这就能使国家接近其最终目的。既然他现在相信合作制是国家所绝对需要的，所以他深愿使其有条件能够赢得党内上层集团的重视。他解释说，每—种社会秩序都是受到某个特殊阶级的支持才形成；向合作制提供资本和其他各种利益将是有益的支持。这就是他所建议的行动计划，但是他的继承人在这方面却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追随他。 [129]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53—454页。《参看本书附录九。》 [130]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32页。 [13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54页。——中译者 [13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33、434、435页。拿破仑的这句话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 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13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0页。 [134]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51页。 [135]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20页。 [136]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1页。 [137]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23页。 [138]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