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九、政府机构的改革
在反对党和国家机器的一切不良倾向当中，列宁所找到的唯一出发点就是：改组共产党人上层结构，首先是改组党的领导。正是要先从最上层带头改变，从而为社会的其余部分树立榜样。在当时连各个大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情况都糟得很，因而列宁毫不吝惜给以严厉批评。然而更糟糕的是，他也对他自己所辖的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表示不安。这就说明为什么在一九二二年全年里，他花费了他所能支配的相当大部分时间来改组他的助手即副主席的工作，通过他们来改组整个中央政府的工作。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在人民委员会之下竟设立了一百二十个委员会之多，按照他的意思，只要有十六个委员会就完全足以承担同样的任务了。 另一方面，在他经过一个时期的病休之后重返工作的时候，列宁发现他不在的期间，党政两部机器无法协调地工作，它们的工作要不是彼此重复就是停滞不前。国家高级公务人员，即便是人民委员本身也都在推卸责任，他们或者是躲到一百二十个委员会后面去，或者是把每一个问题，不论其大小和重要程度，哪怕是极普通的日常问题，也都提交政治局批示。 列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提出的，那就是要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增加到一百名。列宁指望用这种办法来缓和敌对各派领袖之间的冲突，挽回中央委员会已经衰败的威信，并赋以一项新的任务：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改造整个国家机器。[139] 列宁没有说明为什么需要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但显而易见的是，只要看看这个委员会的其它二十名委员，政治局的七名委员，就能看出他们拥有多么大的权势。在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这七个人就是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大、加米涅夫、托姆斯基和李可夫。[140]列宁的改组计划的第二种形式就是，他建议除了扩大中央委员会之外，再建立一个包括七十五到一百名委员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新的大机构，其特殊任务就是负责改造国家机关。对于这些新委员人选的原来意思是要从工人当中遴选，但是这个想法终于被放弃了，因为他们所要承担的任务过于繁杂，不是单靠工厂工人所能应付得了的。 中央委员会和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将联合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它将是包括—百五十至二百名成员的一个大型会议，将事实上成为每六年召开一次党的会议。此外，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将参加政治局的工作，具有执行和监督的职能。这样就能保证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正常活动，检查一切文件，等等，而不顾个人情面，哪怕他是总书记本人。 这样一来，中央委员会不仅会得到加强，而且还会赋以更广泛的职责。剩下来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从何取得训练这样—个有效的人民公仆班子的专门知识和方法呢？列宁又回到他自己亲自建立的一个机构，但是后来却使他深为失望的工农检查院，这个机构的俄文字母简称是“Pкн”。它的职能是监督政府机关和其他行政部门的工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到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期间他充任这个部的人民委员——，这个机构变成了一个臃肿不堪、高度官僚主义化的单位，拥有大约一万二千名职员，其中只有很少数是工人。这些官僚很快地就接管了这个本来专为反对官僚主义而建立的机关。 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初就开始抨击工农检查院。在当时列宁还是袒护这个人民委员部的，因而也就是直接袒护它的首长。但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把它描述为蠢才的避风港、毫无希望的机关：它“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这些带刺的话是指向斯大林的——通过对他所负责的人民委员部点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二月十日就已写成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文，迟至三月四日才能在《真理报》上发表的缘故。[141] 这一团乌七八糟的局面必须尽快加以清理；该人民委员部应该通过对行政管理和工作方法作科学的审查保留三四百名最优秀的专家班子，这些人员应从工农检查院原来的成员或从别处征集。通过这种办法他们才能够在中央委员会的新成员当中起着示范作用。此外，为了加强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新的工农检查院应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以便能利用“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真正好的东西”来建立一种模范的人民委员部。工农检查院的专家们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政治威望方面都享有特别优先的地位，因为他们将和国家最高政权部分地结合起来。 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时又将起着某种科学院或研究所的作用，它将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以部分的时间用于研究行政管理和机关工作合理化。这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院，依靠它的五百名专家和监察委员会成员，将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最有效率的机关，将成为一个把组织和监察工作统一起来的超级人民委员部，其任务在于要把正确的工作方法推广到各级行政机关里去。 要学习管理方法和指导行政机器也能这样做，要能赢得农民的信任并把“联盟”遭到破坏的可能性的危险降至最低限度，要防止党内发生“意外”分裂的危险，要协助国家更加自由灵活地处理国际舞台上的事务。列宁说，“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工农检查院的崇高任务。这就是我为工农检查院计划把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和‘普通的’人民委员部合并起来的原因。”[142]这些就是列宁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的结束语。 向来被称为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毫无疑问他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社会现象，他是在用阶级观点来对待国际问题，所以他在处理政府问题上更加象一位严格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首长。他并没有采用社会分析的方法于政府本身，而只是满足于单纯用组织方法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从一九二三年初苏维埃政权的形势看来，结果正是这样的：全部政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实际上只是一切行动听从布尔什维克的指示。这个未曾预料的事实使掌握政权者大为不安，这是我们当代最突出特征之一的最早的表现：那就是政治因素第一，政府对经济和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列宁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的其它学派更加适合于解释这个真理，因为它的唯意志论想要强调政治意识以及从上面把政治意识灌输到社会势力中去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列宁的杰出人物统治沦，只不过是在具体条件下的运用，在这里杰出人物是政权的推动力量。他的问题也就是在这种方法下怎样发挥杰出人物的力量，使其能够在对全国进行社会改造的过程中起创导作用。但是在这方面列宁的思想有其一定的弱点，他没有看出那种不久就成为这个政权上层如此盛行的那种趋势的危险。 确实，在一九二一年年终时的那种基本情况下，列宁主要关怀的是怎样保持那个付出无限代价才取得的政权，而不会是去关怀怎样组织防止滥用权力和反对过分专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到了一九二二年他本来可以发现问题的，但是他“差不多完全”忽视了它，正如同在民族问题上那样，这是后来他自己承认的。列宁在被病魔缠身而失去自由的时候，他也被他自己的政府机器缚住手脚，他终于碰到了困难，也许是碰到了短期之内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保证这个专政在政治和精神上的健康。对于有效参与专政职能的社会势力竟无法依靠，因为首先它们的文化水平太低，需要受教育。特别是工人，“他们很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建立……他们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知识和文化。”[143]至于农民，他们应该自己防卫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强烈反对任何具有不论多么遥远的资产阶级民主气味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从进一步的想法中得到好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求助于民主措施的努力就必然马上会导致布尔什维克从政权中被驱逐山来。于是他又回到了他的要有—个杰出人物的思想，回到他的有关人的气质的思想，要一直等到全国能够获得适当的文化水来为止。 可见，如果说这整个结构是建筑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建筑在高级干部的质量上，而不是建筑在工人阶级的政权和意识上，那么不管这种态度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多么不相称和多么离奇，但它还是完全符合于列宁当时所面临的形势的。后来其他一些国家也面临了类似的结构问题，并且试图找同样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列宁的“遗嘱”所提出的政府干部政策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但是应该对政权现实的其他方面，对官僚制作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在所有实行高度集中化和国家占支配地位的体制下的发展中国家里，官僚主义更是—个主要问题。 列宁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者，但他所作的分析不够深入。他承认对这种现象还不够充分了解：这是一个“……以前无法研究的问题。”[144]作为—个规律，列宁总是想把这说成是从旧制度带来的继承物。这种解释虽然部分正确，但却很不够。此外，说官僚制如此牢牢地变成苏维埃社会的一部分以及如此深深浸入苏维埃制度，是由于它的组织成分和它的工作方法，但过去的一些成分不久就丧失其全部重要性了。所以必须从别的地方寻求解答。 由于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固有的各种因素容易结合，促进了行政公务人员数目的日益增多和他们对国家生活的掌握日益增强，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是沿着计划和集中路线发展其经济，则它真正需要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另外的行政人员。但这意味着——列宁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官僚政治将变成政权的真正社会基础，并没有一个不具备任何社会基础的“纯粹”的政权。一个政体除了镇压机器本身之外必须要有某种其他社会基础。苏维埃政体所处的那种悬空的“空白”很快就被填补起来了，即使布尔什维克没有看到这—点，或者不愿看到它。因此，对于斯大林统治时期可以这样来解说，那就是用官僚制取代这个政体的原来社会基础即工人阶级、一部分贫农和某些知识分子阶层。 斯大林也象列宁那样是一个权术专家，但他却缺乏列宁的机智和精神境界以及“党的欧洲干部”的那种魄力，他深愿把所有列宁的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或社会主义性质的订正方案纳入他自己的计划里，他也知道有许多东西将会形同空谈，而正如他所承认的，现实将占上风。因此，所有在列宁如此重视的一些计划——扩大中央委员会、建立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监委会与工农检查院的结合——都可以接受并付诸实施，但由于它们不会象原来设想的那样认真奋力地被执行，所以也不过只是用来作为战胜列宁所要反对的一些倾向而已。 如果说列宁的政体终于要以他所厌恶的官僚制为基础，那只是由于一个新的政体要把它的发展计划强加于一个落后国家的结果，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社会势力或者很脆弱、不积极，或者是敌对的。列宁并没有预见到这种现象，因为他的社会分析只是以三个社会阶级——即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为基础的，而没有考虑到在一个主要经济成分业已国有化的国家里，国家机器也是一个明显的社会成分。一位大历史学家曾指责列宁不懂得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或者说在一个正在日益走向现代化的社会里，行政机器所起的作用。[145]这个谴责就下一意义来说是公正的，那就是列宁把官僚主义机器同沙皇时代类型的官僚制混淆起来了。但是他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他偏重于用行政方法来反对工人中间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在一九二三年，他的改组计划显示出他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次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谴责它。列宁继续把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来分析。但是在党的组织成分中工人只占居少数，甚至是起不了领导作用的少数，而这却使列宁人为不安。党的组成或多或少反映国家的社会各派势力的状况。在党的中心也正如在整个政权当中一样，总的趋向就是官僚主义化——这在以后就会逐渐增加其“单一”的性质。特别是在行政职能占优势的地方以及在这部机器的金字塔结构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这正是从一个政党转变成一个国家机器的过程。斯大林掌握了这种趋向，但他并不是象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控制它，而是接受它，把自己的政权置于这个基础上并加以发展。 列宁在他的晚年对所有这些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因为他的所有计划的意图明显地或者含蓄地是针对着这些趋势的，这些趋势出现在他的政体中并将在他死后获得胜利。他想要在他有生之日证明，他能够大大改变任何事物，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要克服在他的分析和论证中的某些弱点。他所说的这些现象在他的“遗嘱”中对他说来还不很清楚。 例如，我们看到他所建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工农检查院将要独立于政府机构最上层的其它组织之外。在理论上这是由它直接同党代表大会联系起来加以保证的，而且事实上它只对那个大会负责。但是对代表大会及其作用却只字未提。这是一个重要的空白。这可能是由于，直到当时为止，代表大会一直享有十分重要和崇高威信的地位。但是事与列宁的愿违，代表大会的权威自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宣布取缔派别以来而显见降低。这项禁令到了书记处手里就变成了一种重要的武器，它把一切不同意见都扣上派别活动的帽子，从而有效地压制了一切认真的讨论和批评。此外，由于书记处实际上有权任命党内所有负责人的职位，因而代表大会便陷入无能的地位。不久以后，就连代表大会本身的代表成员也完全听任书记处的摆布。 在这些情况下，真正制订政策所必需的自由再也看不到了。修改政策路线和更换负责人的这种机构遭到破坏，列宁对此只字未提。另外一个严重的漏洞就是未来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工农检查院的成员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组织局任命的。于是这个改革的整个命运更要看这种挑选的标准和精神如何。可是，列宁无意识地认为似乎他仍将留在那里，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认识到政治局的一位成员即总书记握有的权力是别人所不及的，而他要想使监察者既能监督总书记的活动，也能监督政治局的活动。但是如果总书记仍旧保留他的特权——列宁并没有明确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而只是要求更换负责人——那末实际上要由他来挑选他自己的监察者。而这正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 另外一个不同的但却具有高度重要性的漏洞，就是列宁的整个计划，目的是要保持党内团结和避免分裂。但是他对派别活动的现象却只字未提，而这就变成了一种永久的借口，用以压制批评。在斯大林的时代，，中央监察委员会尽管显然是按照列宁的愿望组成的，但却几乎把压制批评当作它唯一的本能。很可能列宁再也不认为派别活动会象喀琅施塔特叛变时期那么危险了，因而愿意取消第十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秘密条款。这种推论肯定是符合“遗嘱”的整个要旨的，正如著者将在本书最末结论的—章里所说的那样。 [139] 列宁在所著《怎么改组工农检查院》（以及《关于<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材料》，载于《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449—450页）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讲座了这些想法。 [140] 另外还有四位副手；布哈林、古比雪夫、加里宁和莫洛托夫。 [141] 按照多伊彻的：《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第88—90页的说法，政治局多数成员反对发表此文；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独印一份载有这篇有争议的文章的《真理报》送给列宁看。但托洛茨基坚决主张应该正式刊登出来，他的建议在加米涅夫或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下终于得以执行。 [14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55页。 [14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442页，关于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著作初稿说，工人代表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基本力量。刊载在《真理报》上的这篇文章所说的就打了折扣。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则对于工人应该在新的机构中占多数的思想便完会摒弃了。 [144]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56页。 [145] E.H.卡尔：《一国的社会主义》，第二卷，第2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