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在单人牢房中 我在监狱里迎接着一九○八年的新年。在俄国第一次革命遭到镇压之后，反动势力的进攻加强了。成千的革命工人和农民被枪决和绞杀。布尔什维克特别遭受到残酷的迫害。沙皇的侦探搜索着这时秘密住在芬兰的列宁。他们想迫害革命的领袖。列宁在一九○七年冒着生命的危险才迁居到国外去。可是过了三个月，斯大林同志就在巴库被补并被判处流刑。 布尔什维克进入了地下工作，着手改造自己的队伍，并确定了战略的任务，指示在新的条件下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提出了在反动派获得胜利的最艰苦情况及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增涨下改订革命工作方法的实际任务。 为列宁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满怀信心地沿着革命的道路、沿着组织、培养广大工农群众的道路，回前迈进，走上新的革命。 ※ ※ ※ 我带着脚镣手铐，被关在刻赤监狱一间单人牢房中，里面竟较西姆费罗波尔的地下室更阴暗。牢房的地板上浇着柏油，墙壁上一人高的地方都被涂成黑色，拱形的天花板，在天花板下面——一个有着粗铁槛的小窗，门是向外开的，里面包着铁皮，一张钉死在墙上的铁吊床，一张木桌，一只方凳以及一只经常放在角落里的牢房用的粪桶——这就是我的新居的全部“陈设”。走廊上的看守把自己的小桌子和方凳搬近了我的单人牢房。监狱的卫兵恶狠狠地叱骂着那些企图在我牢房的“小圆窗”上窥探的囚犯们。 在我隔壁关着几个青年人，一个牢房里关着三个人。他们是怎样的人，为什么被捕，我很久打听不出来。我问看守，他回答说：“未决的囚犯”。 看来，在单人牢房里，我还得住很长的时间。因此我抱着安详冷静的态度对待我的日常生活，深思熟虑着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 我被关进牢里的第二天，检察长来巡视了。他用漫不经心的眼光看了看单人牢房，就喃喃地说； “有没有什么要求？”这一公式曾使很多人发生迷惑，以为检察长是认真关心要求的，我却磨也不回答。 在点名之前，我的牢房里进来一个看守，他把方凳摆在桌上，就爬到上面开始用沉重的鎚子敲着铁槛。 “你这是做什么？”我问。 “为了秩序，看看是不是完好。” 点名以后，看守在整个走廊上叫嚷着： “祷告啦！” 牢房肃静下来。很高的故意装出来的嗓子突破了寂静，于是监狱里的人就用不调协的声音唱起“我们的天父”来。人们直着身体慢慢地唱着；有人发出了一种戏虐的奇怪的颤音，在唱“我们的天父”时响起了完全不是祷告的调子。 我躺在铁床上听毒。看守打开了“小圆窗”，瞧了瞧我，但什么也不说。祷告完了。看守走近一个刑事犯的牢房，严厉地说： “疯子，你又怪声怪气唱起来啦！想坐禁闭室吗？” “我看到你就要作呕。”“疯子”不服气地回答说。 牢房里开始哈哈大笑起来。看守轻蔑地啐了一口就走开了。 刑事犯好奇地问我： “你为什么坐牢？” “因为流浪。”我回答。 “大概，是政治问题。”他们不相信。 在监狱里，每个新来的人的出现都会引起一些兴奋。当监狱里的人还没有知道新来的居民的一切奥妙之前，对于他的关心总不会消失的。 他们对我的关心提高了。我是带镣铐的，被隔离的——就是说，我是被当作一种特别的犯人看待的．有些囚犯想通过“小圆窗”和我说话，可是他们这种企图却被看守阻止了。 监狱长对于职务不特别勤勉。在监狱管理人里面最活跃最勤勉的是看守长。他是一个很狡猾的骗子，他善于把整个经济方面的事务抓在自己的手里，并且不受拘束地支配着它。在我们的走廊里有两个走廊看守。他们轮流值班。两个都是老年人，曾在俄国各种不同的监狱里服务很久。 其中一个名叫阿鲁嘉那，已经七十五岁。他不怕监狱长。政治犯们很知道阿鲁嘉那的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他。 第二个看守是乌克兰人——是个肥胖、胆小、而又恶毒的人。人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汤团。他不能容忍这个绰号。 汤团跟全监狱的居民经常发生争吵。政治犯们挖苦他说： “汤团，你干吗一辈子都獃在监狱里？” 汤团不作声。 “这是因为他的家庭很幸福。他有一个那样好的老婆，所以他还是在监狱里好......” “你不要讲，坏傢伙，闭嘴！” 老婆——这就是汤团的“隐痛”。他有酒癖，他老婆因为这个缘故就跟他过不去。当他喝得醉醺醺回家去时，她就要打他。政治犯们知道这种情形，所以嘲笑他。汤团在这种场合就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方凳上，不管政治犯们怎样哀求和詈骂，不管怎样请求他放他们上厕所去，他也不肯帮助。 在监狱里过着懒惰生活的看守们，渐渐发胖了。 春天到了。监狱院子里的树木呈现出一片嫩绿，金合欢开始开花了。五月就要到来。我考虑着，我们在监狱里怎样来纪念五一节。“五一”早晨，刚开始一般的点名，我就唱着： 残酷的旋风吹打着我们...... 隔壁单人牢房里的人也跟着唱了起来。看守长惊慌失措地从这个单人牢房冲向另一个单人牢房。 “不许唱！静下来！要给监狱长听到的呀！……喂？你这只蠢牛！你瞧什么！” 汤团给看守长吆喝得害怕了，也张惶失措起来，但毫无办法。自由的歌曲在监狱里到处响着。这是那被兇恶的敌人所包围、带着镣铐、被关在监狱里具有不屈力量的青年们的绝妙的示威运动。 监狱长喘着跑来。打开了我的单人牢房。 “马拉卡诺夫，你嚷什么？你骚扰监狱！起来！官长在你面前，你怎么竟敢躺着？” 我不去理睬激怒的监狱长，还是继续唱着。监狱长无可如何地摊开两手，跑出了单人牢房，就向隔壁的牢房乱窜。 “不要响！全都把你们关到禁闭室里去！快叫看守来！” 看守们跑来了。在牢房里开始了喧闹。但歌声还是和以前一样有力地响着。我也唱着，一边倾听，是不是殴打已经开始，我准备打破门窗。 一间牢房给看守们制服了：两个犯人彼拖到禁闭室里去了。我们还是继续唱着。点狱长向着汤团叫嚷： “你是个蠢东西，并不是看守！是谁最先唱的？” 惊惶失措的汤团只是喘着气。 “谁先唱，我问你？” “是第一号牢房开始的，官长。” 一群看守闯进了我的牢房。 “起来！”监狱长嚷着。 我还是继续躺在那里唱着。 “拖他！” 看守们向我猛扑。我从吊床上跳下来闪开了两个看守。有好几次他们企图袭击我，但都给我摔了开去。最后汤团猛扑在我的脚上。我跌倒了，给他们绑住两手，被拖到禁闭室里去。在禁闭室里已关满了人。他们决定将我关到另一间里。看守长跑到办公室丢拿钥匙，把我放在院子当中的地上。 我继续唱着。 又拖来了两个。看守长拿来了钥匙，于是就把我们一起都关在一间又小又脏的小屋里。我们大家重又齐声合唱着。在禁闭室旁边的牢房里传出了几个和我们合唱的女人的声音。 我们三人在禁闭室里关了三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我和青年同志们就搞得很熟了。 我们猜不透，为什么我们这样快就被放出来。以后才知道，因为监狱长把囚犯关在一起，破坏了隔离审查的制度，受到了检察长的谴责。吓怕了的监狱长就命令带我们回自己原来的牢房。 一群被关在“政治犯牢房”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支持我们的“五一”，从他们那里不曾传出一首革命的歌曲。我们的示威运动在他们中间引起了激怒。监狱长指明说“有理智的人”都要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样。 有一天，我早晨醒来，忽然发现在我的桌上有一小束野花。我又奇怪又高兴。这束花，显然是不久前从窗子里抛进牢房来的。我知道，女囚犯们在早晨被领到我们的院子里来散步。“大概是她们抛进来的”，我心里想。解开了花束，我发现其中有一张小条子：“彼特尔，‘青年近卫军’向你致敬，而花束却是我送给你的。我们看见你的“五一”示威运动，我们全都称颂你。找们也唱了，当你们在禁闭室里唱的时候。谢拉菲玛上。” 这是我在刻赤濬呢船队上工作时、参加青年人的组识‘青年近卫军’的两个女学生的妹妹。 不久，在一九○八年八月，一个很大的危险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克里米亚暗探局局长——宪兵上校被人打死了。开枪射击宪兵的兇手伤了腿，但还是给他逃走了。克里米亚暗探局不知为什么把设害上校的事情怀疑到我的身上来。在刻赤监狱里来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这委员会并不对我进行任何审问，就很仔细地检查我的身体。我膝盖下面腿上的两个斑痕引起了委员会的注意。 “毫无疑问，这是受过伤的，不过，显然是很长久了。”检查我的委负会医生说。 关于这次调查的原因委员会却什么也没有通知我。只有一个委员，好像在无意之中问我： “你姓什么？” “马拉卡诺夫，”我回答。 此外就没有再问什么，委员会就走了。 “请告诉我，这是些什么人，他们对我有什么事情？”我问监狱长。 “这是一些鉴定人。他们猜想是你打死宪兵上校的。指令明天就要把你送到塞瓦斯托波里去。他们在你的腿上发现了伤痕。” 我沉思起来。很明显，我腿上的伤痕是从哪儿来的，我如果不给他们满意的说明，那他们一定会把我吊起来的，特别是当我现在处在“流浪”的情况下面。 第二天，监狱长对我宜布，我就要跟最近一批囚犯一起被送到塞瓦斯托波里去。有一种思想忽然在我的头脑里一闪。我就转身对监狱长： “请告诉我，宪兵上校是什么时候被打死的？” 监狱长想了想，回答说： “这，我看，是在二月......” “在二月？那我在这时候却已经关在你的牢里了。” “得检查一下......” 监狱长就到办公室去，过几分钟就来叫我。 “真的，是在二月打死的，而你在这时候却已关在我的牢里。” 我于是就不再出发到塞瓦斯托波里去，我的危险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