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脱逃 审理我的案件拖延得很慢。审判员很年轻，显然是刚刚从法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并不急于要定案。 “你的真姓叫什么？”他问。 “马拉卡诺夫。” “但从所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你的真姓。” “我没有别的姓。” “你所说的村庄，根本是没有的。” “你找找看，也许会找得到的。” 审判员走了。 过了几天，我接到从外而寄来的一张字条：“去找亲属，可以叫亲属来辨认。”并没有具名。我心里明白，我们的党组织里有人和审判员联系，想设法把我保出去。去找亲属来辨认的可能性吸引着我，我决定试试看。 我开始和同志们商议。决定利用审瓦斯托波里港的工人米舒斯京的亲属关系，因为在犯人中有一个和他同乡并且是很亲密的同志。米舒斯京已有几年不在家乡。他的亲属不知道他的生死存亡。 据说，我和他很相像，所以如果把我的相片寄去，那亲属就会把我当作他来承认的。我的同志们给我详细写了一封问候所有亲属和热人的信。我把这封信抄好寄出，就开始等待回信。 时间过得很慢。审判员又来审问我，他比第一次更执拗了。 “怎么样，你想好了吗？” “我什么也没有想。你的上司原是委託你想的，你得想一想。” “应该把你关在囚犯连里做四年苦工。” “那有什么办法，由于你们的好意，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民都被关在监狱里受苦。” 审判员想了一下，对我说： “你最好还是把亲属说出来……” “他们对我很不好，不会承认我的……” 审判员抑制着微笑，说： “但你不妨试试看。” 这一次审问完结了。从审判员的举动里，我确信外而经过他向我伸出了一条不可见的线索。 不久，接到了“亲属”的来信，两老详细写着，他们得到信是多么高兴，但又很悲伤，因为他们的儿子被关在牢里。这封信很使我激动，好像它真是从我的双亲那里寄来似的。这一夜我没有睡，自由和新的工作的远景不觉使我兴奋到早晨。必须记熟我所有的“亲属”的成员。同志们寄给我一张亲属名单并写上了村庄的详细情形。过了不少时间，我才把一切记熟。 于是我向监狱长申请，想见一见审判员。过了三天他来了。 “你好。你有什么新闻告诉我？” “想把我的姓告诉你。” “真的吗？你说吧。” “我的姓是米舒斯京。名叫伊凡。” 审判员从纸夹里抽出一张记录表。我详细地回答他关于我的家谱的问话。审判员很满意地写好了记录并给我签字。他不再说什应，就走了。我并不特别相信有被释放的可能性，所以并不激动。 春天过完了，到了六月。 克里米亚的夏夜多么美妙呀！黑黝黝的天空，无底地深远，大自然是宁静的，学静得那么壮严、伟大，使你倾听着它，等待着什么神奇的东西。 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站在牢房窗子旁边的桌上，经过窗槛凝视着黑黝黝的天空。淡青色的星星一闪一闪地闪烁着。周围非常寂静，只有远处哨兵们的互相呼应：“注——注——意——意！”打破了寂静。 突然间有人低声地悲伤地唱了起来： 秋天的夜晚，黑得像叛逆的行为，黑得像暴君的良心。 在这个黑漆的夜晚从迷雾中升起了阴惨惨的监狱的幻象。周围哨兵懒洋洋地踱着步；在夜的寂静中像呻吟一样，不断地发出绵长的，讨厌的： “注——注——意——意！” 传来了看守的沙哑的声音： “喂，你这傢伙！够啦！又在那边唱起来！” 歌声突然停止了。 秋夜的诱惑给破坏了。我在硬板板的架床土躺下了。 过了一个月。我又被审判员叫去。 “你的相片亲属已经承认了，但必须还得说明几个问题。你上一次没有指出你有一个叔叔。他叫什么名字？” “嗳——嗳！这个叔叔为什么以前不死掉呢！鬼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心里想。不过，这总得要回答一些的。 “是有一个叔叔，但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见过他，所以差不多不知道他，似乎是叫他亚歷克山大叔叔的.....” “安德莱，”审判员低声自言自语地说。 他冷静地翻阅着文件。我站在那里，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学生似地、导待着审判员用怎样恶毒的方式来表明我的失效。 谁知他却出于意外地宣布： “对你个人的身份可以算确定了。还要经过一种手续，就可以把控告你流浪的罪行取消，你将被转到政治的审查。” “还有一种什么手续？”我问。 “依法我们应该把你交给你的亲属去辨认。因此要把你送到故乡去。你对我有什么申请吗？” “没有。” 审判员走了。我被带回了单人牢房，第二天又把我叫到看守长那儿去。 “喂，流浪人，给你除下缭铐。”他说。 镣铐给取下了。当我走起来时，忽然感到不方便：脚上的肌肉，已习惯于提举沉重的缭铐，动作跟以前的力量一样，所以当我一开步走，脚就像要飞腾似的。我不觉狂喜：“没有镣铐了呀！”他们并从我身上脱下了囚衣，把我那藏在贮藏室里发霉的衣服发了给我。我感觉到自己差不多已恢復了自由。 监狱长提议要把我移到“政治犯牢房”里去，但我请求在离开之前，还是让我留在单人牢房里。我不愿跟青年们分开。现在我有可能跟他们自由地来往。看守不会来妨害我了。 从外面给我送来到哈尔科夫的接头地点和三个卢布。 到九月底，我和一批普通囚犯一起被押送到土拉监狱里去，因为“我的”村庄是在土拉省内的。在公文上写着：“应当查明身份”。“他要逃跑”这种附语却已没有了。这使我的处境大为改善。 在费奥陀西亚监狱的院子里我们碰到了一群看守。开始了“点收”。大家把衣服脱得精光，所有的衣缝都给他们摸索过。看守长问： “你上哪儿？” “为了查明身份，回老家去。” “你为什么被捕？” “公民证丢了。在搜查时被捕的。” “库奇柯，领去！” 我开始穿衣服，但马上被打了一个耳光，倒在地上。 就这样走......到牢房里去穿！” 我抓住自己的破斓衣服。再也按捺不住，回头望望看守长，就脱口说出： “野兽！” 又把我打在地上。看守们用皮靴踢我。但是我咬紧牙齿，默默地躺着，并不移动。 “拖他！”看守长喊起来。 他们抓住我的手，把我沿楼梯拖了上去，塞进了流刑犯的牢房。跟着扔进了我的衣服。我站起来，穿好衣服，拿冷水洗着血淋淋的脸。腰上有几处青紫斑，在太阳穴上的伤口淌着血。 “你活着，就是说还给你‘打得很客气的’”。囚犯们迎接我说。 “真的，‘打得很客气’，还站得住。” 自从第一次“接收”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来触动过我。他们对于流刑犯是很少注意的。 时间过得又缓满又无聊。监狱里有一种残酷的制度紧压着囚犯。过了两星期，他们叫我“带着行李”出来，转交给别一个囚犯的押送队。这一队是由三十个人组成的。大半都是被送去做苦工的，有一些人不但在脚上，而且在手上也都带着镣铐。他们把我们安置在车厢里并宣布说，不得到哨兵的许可，谁也不能从板凳上站起来：只可以坐着或躺着。 第三天，我们到了土拉。我和另外两个囚犯从车厢里被提出去交给当地的押送队。我们被关在一座很巨大的古老的监狱里。流刑犯的牢房很大，有着水门汀的地板。什么床也没有。大家就睡在水门汀上。我的情形特别糟：可以垫在下面的东西什么也没有。虱子是那么多，简直可以看见它们在地上爬来爬去。 在政治犯牢房里关着四个人：两个是被警察局判处流放的，第三个也像我一样，被押回故乡去。 最后终于把我从土拉监狱中提出来，转交县警察局长。在三个警备队员押解下，我从土拉坐着运货马车被押送到鲍高罗箕茨基县去。在那边把我併在五个囚犯的一队里，由五个警备队员押解着又继续前进，沿着没有树林的田野前进，夜里宿在乡拘留所里。过了两天，傍晚，我们走近了一处丛生着密林的很深的山峡。大家全都疲倦得够受了。护送者把步枪挂在肩上，懒洋洋地在马鞍上摇晃。 我仔细打量一下山峡，决定再不能等待比这里更好的机会了，我准备逃跑。 正当我们走到和山峡并排时，我就闯过了护送警，突然逃开了山峡，钻进了树林里去。正像我所预料一样，警备队员惊慌失措起来。等到他们从肩上取下步枪，开始发射时，我早已跑得很远了。我很快找到了一个填满叶子的小凹地，就躲在里面。 沿着山峡的边缘响着马蹄声。警备队员们沿着密林的边缘疾驰过去，开了几枪。他们商量了一下，就又出发前进了。我躺在坑洼里，直到天开始黑下来，再听不见马蹄声响和任何可疑的喧哗声时，才从里面爬出来，走到森林中的旷地上，舒适地躺在干燥和暖的地上。我很想睡，但坚决地跳了起来，沿着林边走去，离开了山峡。夜是黑洞洞的。 我一直走着。走到哪儿去——不知道。 走了一整夜。经过了很多的小树林，幽谷，山峡，远远地绕过村子走着。听到了火车头的叫声。 交会站上闪烁着暗淡的灯光。我很高兴，就加快了脚步。在交会站上停着一列军用列车。 “朋友，上哪儿去？”我向那打开着门的暖房车问。 “到土拉。可是你要上哪儿去？” “也是上土拉。可以顺便搭我吗？” “你给我一瓶酒钱，就搭你。” 我爬上了暖房车，抽出自己最宝贵的三个卢布，交给了那个兵士。他给了我找头。在车厢的一端站立着几只发出鼻声、咀嚼着干草的马匹。 我钻到那边去，就躺在那有香味的干草上。兵士们在喝着烧酒，谈着话，马在敲击着蹄铁。不久我就睡得很熟了。 到了土拉，我给唤醒了。我决定沿着土拉的街道走去，希望恰巧会碰见自家人中的任何人。结果却是碰不到；我回到车站上去。这里没有公民证是很危险的。我走到扬旗外面，坐在枕木上开始考虑着，要向哪方面走。上哈尔科夫去吗？ 但是他们警告过我，那边的接头地点是可疑的。浪费时间那倒还好，最坏的是可能遭到不测。应该望北方走，那边就不会有人知道我的。但那边却要过着跟党没有关系的生活......应该尝试一下。开始自己工作，在那边，也许可以建立起关系的。“走吧，彼特鲁哈，上北方走吧！”我决定了，就望着莫斯科前进。 大清早就迈开大阔步走着，开过一列顺路的列车。“唉，你们这些幸丽的人呀！”我羡慕着乘客。 我就这样走着，黑夜躺在干草垛下，或者在闪着星星的天幕下面过夜。 我的戈比快用完了，我拉紧了腰带。有一天，在交会站上停着一列货车。一个鞑靼人向外挂着两腿，坐在其中的一辆车里。 “朋友，给我顺便搭到莫斯科去吧。” “可以搭你。爬上来，躲到袋子后面去。” 我爬进了车厢。一筐筐的苹果和一袋袋烘干的樱桃装满了半个车厢。鞑靼人原来是水果铺里的伙友。他路上感到很寂寞，所以他很愿意让我搭到莫斯科去。 “坐在那边吃苹果吧。等到车子一开，就坐到这儿来。别让乘务员知道。” 当列车开动时，我们就坐在门口，和睦地谈着话。当列车开近了车站，我就又躲了进去。鞑靼人津津有味地讲着，在克里米亚有怎样的花园，怎样的葡萄......“至于葡萄酒——那真是天国的天父也喝不到这种酒的呀！” “这种酒你喝得很多吗？” “啊，不！那是老板喝的。” 夜幕降落到地上来了。列车慢慢地开过了一个很大的村庄。晚霞的余辉渐渐在西方消失了。鞑靼人抽着烟。下等纸烟的火光忽亮忽减。车输在轨道衔接处有拍节地格沙格沙地轧响。我们默默地坐着。突然在很近的地方发出了青年人的清朗的歌唱：
接着传来一片合拍的和唱。他们拖长嗓子，照着乡下的唱法唱着变奏曲。勇敢的歌曲里含有哀伤的气息，非常感动人。我久久受了歌唱的感染，直到快要天亮才矇眬地睡去。 鞑靼人唤醒了我。 “朋友，起来。莫斯科快到了。” 在最后的交会站上我爬下车，就又步行前进。不久我就到了莫斯科。把剩下的钱向小贩买了两个烧饼。马上吃了一个，把另一个放进了口袋。 上哪儿去呢？我站在红门那儿，向旁边环视，看见了警察，就向尼古拉也夫车站走去。进车站的道路都给木棚栏圈围着。我端详了好久，在什么地方可跳过去，才不会给警卫队看见。最后终于给我平安地跳了过去，走到扬旗外面，就望着彼得堡方面前进。我吃了第二个烧饼，大踏步地走着，愈来愈把自己的腰带拉紧了。 到傍晚，开始受不住了。我走向着道岔人的小房。在桌旁坐着一个女人，围着几个小孩子。全都在吃着面包和喝着清凉饮料。从各方面看来是一些很贫苦的人。我不敢去讨面包，话梗塞在喉咙里。 女人看看我，就平静地说： “大概，你是要面包吧？” “是的，婶婶，我从早晨起就什么也没有吃过.....” “唉，现在来的人可真多呀！全都是走着走着。生活很困难，不是吗？” “不是很困难，却是转不过气来，婶婶。” 女人从搁板上拿下了大圆面包，切下一小块。 “你说，转不过气来吗？”她沉思地说。“这倒没有想到。哪，拿去吃一点接接力吧。” 她的面包是很咸的。 “请原谅，再不能多给了。你瞧，我要扶养多少人口哪。” 我向她道谢一下，就走到石阶上，开始贪馋地吃着很咸的面包。随后走到井旁去，喝着冷水。稍为休息一下，就又继续前进。下着濛濛细雨。夜里我就宿在干草垛下面。 我有时沿着枕木，有时沿着小路，就这样一天天地走着，夜里宿在干草垛下，每天到看道岔的人那儿去讨乞一次面包。有一天，我找不到干草垛，在雨下又非常潮湿，就去问看道岔的人，哪儿可以过夜。看道岔的给我指点了经过密林的小道。小路是通到村子里去的。树林喧闹着，在我身上淋满了冰冷的水滴。过了半点钟，我跑到了村子。狗恶狠狠地迎着我狂吠。四面一片黑暗，农民的小屋里闪烁着灯光。从边上一家小屋里跑出了一位农民。 “农民伯伯，让我过一夜吧！” “到乡公所里去，那边会给你地方过夜的。” “乡公所在哪儿啊？” “朝街上一直走，在教堂后面就是乡公所。” 我当然不会到乡公所去的。我发现在一边有一个仓屋，就跑了进去。原来这仓屋是空的。泥地上既光秃又寒冷。我看看周围，离仓屋不远，看见有一个干草垛，我就钻在它下面，总算暖和起来，睡着了。 早晨从睡梦中听到——有人在干草旁边乱翻。我从垛里出头来，看见一个农民正用草叉在拆毁草垛。 “农民伯伯，你怎么啦！有人睡着，你却用草叉叉呀叉的——可要给你刺伤啦。” 农民突然退到一边去。 “你是谁？” “谁.....你不看见——是一个人。” “你可就是昨晚那个借宿的人？” “唔，就是我。” “你为什么不上乡公所去？” “狗不放我去。” “你这傢伙！就这样在湿洒洒地方躺着？” “不，像在煖炉上一样。” “喂，爬出来，走开去，再不走，还会给你烧掉干草。” “不是很湿的吗？” 我恨农民，又恨潮湿的天气。 “滚开！滚开！”农民忿怒地大喝着。 我抖掉身上的干草，就沿着小路向铁路跑去。 我就这样步行着，而在有些地方，却搭上货车或坐在客车的踏脚上到达了磊宾斯克。在这儿决定无论如何要和工人们设法获得联系。我走近了铁路工厂，坐下来等待着。工人们从工厂里跑出来，又跑了进去，但我不敢去跟他们里面任何一个人谈话。最后跳出了一个小学生。我把他叫到身边来。 “给我从大伙里去叫一个什么人来。” 小孩子看看我，想了想就问我； “大概，你要叫阿列克赛来吧？” “是的，就是他，请你去叫一下。” 我不安地望着便门。不久小孩子跑了出来，在他后面跟着一个穿青色工作外衣的工人。小孩子向我指了指，而自己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工人走近了我。 “你叫我吗？”他问。 “是的。我需要你帮助一下。” “但为什么你恰就叫我呢？难道你知道我吗？” “不，我请求小孩子，要他叫一个什么人来，而他就来叫你了。” “你要我帮助什么？” “我从监狱里逃出来，饿着肚子，没有公民证，走了五天，并且像你所看见的，我的衣服也要完结了。对你只有一个请求：给我一点钱，让我可以到达科斯特罗马。假使可能的话，再给我一点吃的东西。” 工人注意地对我打量了一下。然后坚决地说： “你等在这里，我马上就回来。” 我安心地等待着，深信一定会得到帮助。工人很快就回来。他一边走，一边用一块破布擦着手。 “我们上饭馆去。我们很快就要歇工吃午饭。伙伴们就会来的，吃午饭时再跟他们谈吧。” 在到饭馆去的路上，我告诉工人，我是社会民主党员——布尔什维克，并且重又对他说，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从莫斯科出发已经走了五天。至于是在什么地方逃脱的，我却没有说。而他也没有问我。 在饭馆里他叫了午饭。我自从被关在土拉监狱里以后，这是第一次吃到热的食物。又来了两个工人，就坐在我们的桌旁。工人把我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俩马上就出去了。 “你在科斯特罗马有联系吗？”那个带我来的工人问我。 “没有。这些地方我从来没有到过，就因为那边谁也不知道我，我这才到那边去。” 工人沉思起来。 “事情很困难。我们不能给你公民证，联系也是同样.....” “这是我知道的。我很感谢你，因为你相信我并给了我帮助。我希望能够和党发生联系，在工厂里工作。” “我在科斯特罗马有一个相熟的织工。是一个已上年纪的人，非党分子。你把他的地址记下来并转告他，尼古拉·格利高莱维奇请求他帮助你找寻工作。他会帮助你的。” 那两个离去的工人很快就回来了。他们拿给我一件短上衣和十七个卢布。 “给你安置在机车上，送你到雅罗斯拉夫里，从那儿再走你就得买票了。” 过了一点钟，我就搭在机车上向雅罗斯拉夫里疾驶而去，身土穿着相当好的衣服和带着钱。在雅罗斯拉夫里我买了票又继续前进。 一到科斯特罗马，我就到了指示给我的那个住址。老工人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建议叫我暂时住在他那儿。“总要给你设法弄到一张公民证：我在搬运工人中间有很亲近的朋友，”他说。 当我暂时呆在老头那儿时，就拿磊宾斯克得到的钱来过活，他给我弄到了一张公民证。 “好朋友，这是一张真正的公民证。是它的主人借给我的。他乘着驳船到尼什涅去，用不到公民证。你暂时就用它过活吧。” 找寻工作的事情却拖延下来。老头企图把我安置到纺织工厂去做钳工，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因为在等侍机会要到那边去的失业工人已经太多了。 在长久找寻之后，终于给我在电影院里找到了一个放映工作。那时放映机有“派台”和“高芒”等牌子。“高芒”机器我是熟悉的，所以就开始工作。那时候机器上还没有装置发动机，要用手来转动。 我摇机器的把手摇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个星期里给我赚到了十八个卢布。我的情形就比较改善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新片耶稣基督的生活和苦难开始放映。这影片引起了教徒们极强烈的印象： 在看厅中竟发生了歇斯底里和哭号。“原来是这么一种玩意！”我心里想。“结果都给宗教做宣传工作。不行，不行，应该另想办法。” 我决定把电影院的工作扔掉。跟房东老头商量了一下，他也赞成我的意图，并给我弄到一张半年期的公民证。我有了这个文件，就辞退了工作，迁移到尼什惶——诺夫哥罗德去了。 我在这儿走了运。我在市发电所找到了工作，赚了三十卢布。现在我可以继续前进了。但得跟党发生联系。这事我只有上克里米亚才能办到，我于是就上那儿去。 克里米亚的委员会对我说： “你恐怕不能再在克里米亚停留，彼特尔同志。必须迁移到人家不认识你的地方去。” 西姆费罗波尔并不是工业城市，所以留在那儿对我也不感到特别有兴趣。我说，我愿意在任何地方的工厂里找到工作，例如在密里托波尔。他们同意了我的请求，就给了我上密里托波尔的接头地点。 在出发之前，我决定到那被捕之前我所工作的发电站去一次。这发电站是属于工程师沙赫维尔陀夫的。我的出现，正像我的失踪一样，使他感到意外。 “呵，原来你还活着？” “正像你看见的一样，活着，并且很健康。” “但那时你却是躲到哪儿去的呀？” “生了结核病，吐着血，被送到结核病医院里去了。” “可真使我和妻子绞尽脑汁，我们的电气匠躲到哪儿去了呢？我已经想把你的公民证交到警察局里去、但还是搁着，往后却就忘记了。它还是那样放在我这里。可是你大概已经病得很长久了。” 他多疑地说。“还是留在我这儿工作吗？” “那有什么，可以在你这儿，不过总还是上别处去好。” “怎么？难道这儿你不喜欢吗？” “病后想做更轻松的工作，以便休息一下。” “那有什么，就可以动身。在大托克马卡要安设一个不大的发电站和装置电影放映机。将要做三个月工作。” “大概那边有工厂吧？” “有富克萨农业机器工厂。” 在大托克马卡除了富克萨工厂之外，还有那家我要着手安设发电站和装置电影放映机的很大的滚碾磨坊。 我整天都忙着工作，晚上才能做党的事情。在工厂里有一个小小的党组织。在一九○六年和一九○七年罢工时，党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大部分老党员都被捕了。留下的都不是积极的。他们一起七个人。我和他们开始了政治工作。 职工会工作也在工厂里进行着。把职工会工作集中在工人保险部的周围。 在最初时期，我的任务是使职工会工作活跃起来，尽可能吸收大批工人加入职工会，把我们的党纲介绍给他们认识。 在这时期，孟什维克取消派发动建立合法的工人政党和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运动。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提出了不让孟什维克引导工人阶级走上与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妥协的道路，不让他们使工人变成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不让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渗进无产阶级精神里面去的任务。 布尔什维克必须掌握职工会运动，激起工人们反对剥削者的不调和的斗争精神，使工人们养成不屈不挠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当时在党小组上曾提出关于职工会工作的性质问题，只有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宣布说，吸引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在一九○五年的革命中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是工人并不支持他。我们也像一切布尔什维克一样，坚决进行着反对建立合法的工人政党和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运动。布尔什维克在这次斗争中是胜利了，把领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党保存下来。 不管我们怎样努力保持秘密工作，我们的工作还是引起警察的注意。警察固然没有找到党的集团，但是曾审问两个职工会的积极分子。 “你们在那边开什么会？” “我们什么会也没有开，不过有时候因为我们保险部的事情而聚集在一起。” “我们知道你们这种保险部......那些管钱的是些什么人！你们得当心，我们一发见什么，就要抓的。” 这种警察的审问没有引起任何结果，我们党的工作还是照旧进行着，不过开始提高警惕罢了。 四月里，我已装置好电影放映机，并放映断破的旧片供大托克马卡质朴的居民娱乐，有一位副警察局长来看电影。在映完一场之后，他和老板一起走了。我对于这种访问有些焦急不安。我把这次访问和不久前审问我们的职工会积极分子联系起来。“就是说，警察局还不放心，”我心里想。 应该说一说，到这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已有极大的发展，集团加强了。工人准备对工厂管理处提出进行缔结集体合同的要求。当我放映完了下一场，在电影院门口碰到了老板。他说，副警察局长曾向他详细问起我，并拿去了我的公民证。 对于警察局拿去我的公民证，我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自己心里却在想着，怎样我能拿到一点钱。 “请你给我钱，我想去买一些衣服。” “你有多少钱积蓄在我这儿？” “大概有三十卢布。” “那末暂时给你二十卢布吧。” 我把发生的情形告诉了同志们，就在这一夜离开了大托克马卡，把假造的公民证留在警察局里。在西姆费罗波尔，我把进行过的工作作了一个报告。得到出发上敖德萨去的接头地点，希望或多或少能够长期住在那里。 ※ ※ ※ 在西姆费罗波尔我得到的公民证，是不可靠的，关于这事，西姆费罗波尔人曾警告过我。这就是说，我应该注意自己，别在最初登记时就落在警察的手里。 在敖德萨接头住宅里的人告诉我说： “同志，假使你的公民证靠不住，那就别想去登记。他们检查外面来的客人是很精细的。” 就是说，我别想安居在敖德萨了。 给我安顿在两个姑娘那儿，她们是在医疗训练班里学习的。我在那儿住得并不长久。姑娘们好像觉得她们的房子已被监视，就不免惊慌起来。于是就又把我安顿在一艘濬泥船上去：“那边都是自己人，用不着登记，也许可以找到工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的组织曾被破坏，因此布尔什维克更用尽全力安排着党的工作。在彼烈守庇区的布尔什维克还保存着，但是在港口的就被破坏了。孟什维克乘此机会开始在那边加强了自己的阵地。 布尔什维克决定恢復自己在敖德萨的地位，并要送自己的码头工人代表到工会理事会要去。在市区的党大会上讨论关于工会理事会的选举问题。孟什维克在这次大会上佔了优势。我们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候选人。孟什维克开始反对。格鲁吉亚工人集团支持着我们。但是孟什维克还是佔了多数而通过了自己的代表。不过同时我们却在敖德萨发现了布尔什维克的格鲁吉亚集团，这样一来我们的力量就加强了。 我在一艘濬泥船上碰到两个刻赤濬泥船队的工人，他们曾经积极参加罢工的，真使我高兴极了。他们马上认识了我。 “马拉卡诺夫！你是从哪儿来的？” “你们好！”我回答。“但请你们别叫喊！” 两人恍然大悟： “我们真是傻瓜......简直高兴得忘记了！唔，不要紧，谁也没有听到。可要怎样叫你呢？” “库德利雅采夫。可是你们怎么到这儿来的？” 同志们领我到濬泥船船首甲板上去，就把我离开刻赤以后在那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我。 刻亦港口工人委员会大概存在了两年。管理处不止一次想解散委员会，但是工人尽力保护着委员会，用罢工威吓他们。 “可是我们把一个最积极的伙伴——特卡谦柯引进了委员会。你大概也记得他：他常常演讲的。可是特卡谦柯一加入了委员会，就发生意见分歧。工作就削弱了。管理处一知道我们意见不一致，就开始不慌不忙地忽而开除这一个，忽而开除那一个。这样一来，也就轮到我们两个头上来了。委员会瓦解了……特卡谦柯恐怕是个奸细；我们对他还没有弄清楚……” 两个机器技师被迫离开刻亦，就来到敖德萨，并在濬侃船上找到了工作。 “你们入党了吗？”我问。 “当然！从你介绍那时起，我们就加入了党。一切任务我们也都完成了。党组织要我们给你找工作，只是我们却不知道这就是你。现在你就住在我们这儿吧......” 我在敖德萨整整逗留一个月，但不能参加任何地方的工作。敖德萨的布尔什维克尽力帮我找工作，却都枉费气力。最后终于决定，再留在这个城市里对我已毫无意思。我就离开了敖德萨。我走遍叶卡杰利诺斯拉夫、罗斯托夫——顿河找寻工作，但都没有获得成功。那时候极严重的经济危机已使全国一切经济陷入麻痺。要想进人工厂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天天有很多的工人被抛到街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罗斯托夫委员会决定派我到察里津去。给了我接头地点，买了车票。我和同志们告别，步行到最近的交会站上，就搭着列车走了。 在路上我想：“假使不能安顿在察里津，那就上故乡西伯利亚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