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第三部 又到西伯利亚 在察里津的党组织，甚至不想给我安排一下工作，因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给了我上萨马拉的接头地点，我就搭轮船走了。 当萨马拉的党组织知道了我想到西伯利亚去时，同志们就劝阻我。 “是什么鬼要带你上那边去呀？你还是到国外去吧。” “不。国外我不去。我在那边将做些什么呢？我不懂外国话哪。” “到党校里去学习。” “不，我不去。我爱好在工人中问生活，还是在这儿工作吧。并不是所有的暗探都认识我的。我可以躲起来。” “好吧，就上你亲爱的西伯利亚去吧。也许，在乌拉尔还是需要你的。” 但是在乌拉尔的情形，也像在全俄罗斯一样。乌发的委员会派我上齐略宾斯克去。在这里给了我上伊尔库茨克的接头地点。从伊尔库茨克我就出发到故乡奥尧克村去省视双亲。 阴暗的小屋完全歪斜了。父亲一看见我，好像哑口不能发声似的。他要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把手伸给我，母亲激动着问： “这是谁？老头，老头，这是谁呀？” 我拥抱一下父亲，接着就走近母亲……这真不是笔墨所能描写的呀...... 母亲一边抚模我，一边用她那双恍惚的眼睛凝视着我。眼捩不断沿着她的面颊攘下来。父亲慌忙起来，咕哝着： “你怎么啦，老大婆，你怎么啦！应该高兴，你却哭啦......” 但他自己的眼泪也沿着脸孔，沿着胡子滚下来。他不断用衬衫的袖口擦着眼泪。 两位老人在贫穷、飢饿中度着余年。几个大女儿帮助着他们：给他们一点面粉或者烤好的面包。有时候哥哥也寄钱来。我对老人是没有帮助的。生活在秘密的情况中，和他们是不能保持联系的。 我在双亲那儿住了一昼夜。 “你什么时候再来呢？”他们送我走的时候，不安地问。他们并不请求我帮助。 伊尔库茨克在那时候是放逐的中心。很多政治苦役犯和流放者都在伊尔库茨克监狱里受着折磨，从那儿把他们送去做苦工和流放到亚库梯去。 有些政治犯可以被批准合法居在伊尔库茨克。这主要的是一些拒绝参加政治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在伊尔库茨克设有供应从流放处逃亡的囚犯以公民证的秘密办事处。伊尔库茨克的城市组织，是孟什维克佔优势的。但在伊尔库茨克的车厂和离开伊尔库茨克五公里的英诺肯季耶夬斯基站的铁路工厂中，却有两个十分强大的市尔什维克组识。 我的第一件事情是要设法定居在伊尔库茨克。我暂时就住在哥哥斯杰潘的寓所里。 很快给我在市发电站找到了电气匠的工作。得到固定工资之后，我就找到了住宅并把它当作秘密活动的处所。 伊尔库茨克铁路车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者是一位从乌拉尔逃亡出来的镞工工人。他在党里的绰号叫派维尔。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具有很好的布尔什维克的锻鍊。在车厂里的组织并不大，由八个人组成，但它却把极大数量的青年都组织在自己的周围。在车厂里和在英诺肯季耶夫斯基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差的，布尔什维克逐出了孟什维克，看手恢復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组识的政治地位，进行和取消派思想作斗争，这种思想是孟什维克竭力想灌输到工人阶级中来的。 车厂里的党组织是和卫戍部队有联系的，但是党的工作在那边却还没有进行。有一天，我在派维尔那儿碰到一位军官。派维尔给我们介绍认识。这军官是格鲁吉亚人，他在当地驻军中服务。 我被委託弄清楚卫戍部队内的情形，并由我担任领导军事工作。我和军官约定，由他介绍几个部队内的党员和我联系。 那时候士兵群众的处境是很困苦的。自从沙皇政府把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就在军队中建立了残酷的、恐怖的制度。丝毫不准违反纪律。士兵们整天被赶在练兵场上操练，为的让他们在操练之后，“任何思想也不会再钻进他们的头脑里来了”。 这是真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在士兵中间进行宣传工作感到极大的困难，他们到晚上已操练得那样精疲力尽，当然就再没有精力来理会什磨严重的事情了。在卫戍部队中党员是很少的，一共六个人，并且其中有两个是军官。以后党的组识增加到十二个人。 我第一次跟卫戍部队中的人认识，就亲眼看到了士兵群众在革命年代的政治水平已提到那么高。这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已经看见过城市里的革命，看见过农民的骚动和地主的庄园的毁灭，而有的人自己就曾参加过这种运动。士兵们很关心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新的革命的远景。“士兵已成了另一种人，”我心里想，“反动派用任何操练也不能把他们赶到原始奴隶的状态中去了。” 我们在展开党的工作中所碰到的困难之一，是太缺乏书籍。光只限于报告和讲演已是不可能了： 对于真实的出版物的需要是很大的。 秘密的书籍很少。这和我们布尔什维克的书籍要从国外取得非常困难是有连带关系的。 在兵士那儿发生一种出版秘密的兵士报纸的想头。为了这事就需要有印刷所。孟什维克佔有一个不大的印刷所。他们却不同意把它给我们。“报纸没有发行，而印刷所却要断送了，”他们说。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扩大，愈来愈感到报纸的需要。于是我们就决定夺取公家的钱来购买一个印刷所。这事由格鲁吉亚军官负责策划进行。照他的计划，以两个士兵为首和我一起去袭击一个正好存有大批钱钞的邮政分局。 但是我们都遭到了失败。我们迟去了几分钟；钱已经给运走，因此我们只得到一些武器和几本公民证册。 这次失败使我们的工作增加很大的困难。全部秘密警察特别活跃起来。我们的地下工作不能不受到限制。警察局已经查明，改装的兵士曾参加这次袭击。这马上就影响到兵营里的制度。在兵士中间的工作必须暂时收束了。 总督要求暗探和宪兵进行坚决的搜索。过了几天，我们重又开始进行原已中断的工作。有一天，我从军营里回来，遇到埋伏就被补了。这是在一九一○年八月十日发生的事情。 我被关在第一号牢房内一间新的单人牢房里。 单人牢房是很宽大的，在天花板下面有一个小窗。在窗子外面钉着很密的铁丝网，因此在牢房里是半明不暗的。 这所监狱也和全伊尔库茨克县城一样，处在战时状态下。管理处利用这点加强着监狱的制度。 所给的食物非常少。我是不准从外面送东西进来的，所以我长时期过着半飢饿的生活。 过了两星期，我被叫到审判员面前去。他准备写审问记录。 “你被控告袭击邮政分局。你讲一讲，这事情是怎么样的。” “对你讲什么呢？” “这事情是你们组织的吗？” “是的。” “那末你说一说，这事情是怎么样的。” “我都已说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审判员漫不经心地搔搔下巴，摸摸硬领，凝视着我，问： “再没有什么可说了吗？” “没有什么了。” “这事情刚刚开始呢。情形是很清楚的，证人的供词一点不错。” “这对我并不感到兴趣。” “把未决的囚犯带走。”他吩咐看守说。 我回到了牢房里。当我不在的时候，那边已进行过搜查。但是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的，因为我什么秘密的东西也没有。 有一天，有个囚犯来叫我走近“小圆窗”，他小心翼翼地回头望望正在走廊的另一端值班的看守，就在“小圆窗”里给我塞进又细又长的一捲东西。 “这是从外面送来的。把它藏在炉子的镶板下面。” 他讲完这句话就关了“小圆窗”走开了。我打开那捲东西，出现了两把钢锯。什么便条也没有。 这两把锯子是谁送来的呢？那个把锯子转交给我的囚犯是谁呢？锯子——在监狱里是极需要的，但是它们出现得这样奇怪却很使我惶惑不安。管理处指使奸细送来锯子是没有意思的。但是，本地监狱的奸细打算巴结当局是有可能的。在监狱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我决定要使奸细“上当”。我并不把锯子藏在炉子的镶板下面，却拿了面包心，把它揉捏到胶黏的程度，就把锯子固着在那系住架床的铁框朝下那一面上。在点名之后，看守走近我的单人牢房，在我的“小圆窗”里瞅了很久。然后，好像警告我似地说： “在窗外是有哨兵的。” 看守的行为更加强了我关于奸细的猜疑。 这一夜看守差不多没有离开我的单人牢房，不断地在“小圆窗”里探望，好像想要弄清楚，我真正还在单人牢房里似的。 下一天，我被叫到医生那儿去。他给我检查了一下，由于营养太坏，我的结核病已开始发展了。 当我回来时，却把我关在别一间牢房里。 “是怎么一回事？”我问看守。 “正在搜查，”他简短地回答。 搜查是监狱长亲自领导的。他们找到了锯子没有，我当然不知道。我的牢房被关闭着，却把我留在另一间牢房里。后来弄清楚了，锯子是从外面递进来的，但是落在一个奸细——刑事犯的手中，这人把锯子转交给我之后，马上就去向管理处报告。 这很引起我的关心：为什么看守警告我说，在窗子下面设有哨兵呢。我开始泩意地瞧着看守。决定试问他一下，为什么事要搜查我的牢房。 “在你的牢房里搜寻锯子......囚犯曾经报告管理处。他说，锯子是从外面转交给你的。他承认，就是他亲自转交的，但锯子却找不到。现在对他正追问得很兇。” 我想或者可以试试看，通过看守去和哥哥联系。我问他，可不可以代我转交一张便条给哥哥。便条他不肯转交，但他答应给我传话。我把哥哥的地点告诉他，并託他带口信去。我的恳求看守已给我转去，并给我带回来镟工派维尔的问候，这使我很高兴。派维尔原来是通过我哥哥寻求和我联系的。 看守还告诉我说，有一封从卡普察尔寄给我的信，我的哥哥会竭力设法转寄给我的。 卡普察尔——这是一座离伊尔库茨克四十公里远的山名。从这座荒芜的山上是决不会有人寄给我信的。我断定，这是密码的索引，所以我就开始等待密码电报。就这样我和外面的联系开始了。原来秘密牢房的墙壁却也可以穿通的呵。 东部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湖苦役监狱的检查员，就是以前亚列山大罗夫斯克中央监狱的医生高尔德舒赫。这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典型：既胆小而仇恨心又深重。当我被关在伊尔库茨克监狱里的时期，我不能不和他保持着艰苦的斗争。 监狱长叫德米特利耶夫，是一个很懒惰的人，他不愿过问监狱中的琐碎事情，而把监狱交託给他的第一个助理雪烈密特主持，这是一个肥胖、年纪还轻、脸孔又圆又白、有一双细细的带绿色的眼睛、两个很结实的拳头的傢伙。雪烈密特很憎恨监狱中的囚犯，他把监狱中的制度“拧得”那么紧，简直连犯人们的高声谈话也被禁止。在他值班的时候，禁闭室里总是给他关得满满的。 第二个助理是马古扎。他是一个瘦子，很神气，带有知识分子的外貌，鼻梁上架着一副夹鼻眼镜。他非常看不起囚犯。对政治犯极憎恨，一有可能，他就要迫害他们。马古扎和我之间常进行着顽强而充满嘲弄的斗争。 还有第三个助理——霍米雅柯夫，这是一个已上年纪、个子不高、秃头、有着花白胡子和善良的脸孔的人。他努力尽可能改善我的处境。 在院子里面便门那儿站着一个看守。他的职务是开关便门和监视散步的囚犯。当长官进来时，他就伸直身子，举手行礼，并用非常尖细的声音喊着： “立正！脱帽！” 这时他高仰着头，伸长脖子一跳一跳地走着。如果散步囚犯里面有人不脱下帽子，那他就赶过去，从囚犯头上扯下帽来扔在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