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罢工的开始 我们抗争的第一个月
之前的一切，都为罢工做好了铺垫。
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等管理层对工人收入减少和厂里的监狱制度还不知足，在1966年10月开始推行降低生产奖金的总体计划。这项计划是由新上任的部门负责人——工程师乌鲁蒂亚实行的。他带着年轻技术官僚的头脑、虚荣心和贪得无厌的野心，刚来到公司就“考虑”修改奖金的比例。这样做不但能证明他的“科学头脑”，还能在上司面前露一手，对于大多数专家——驯顺的、私欲薰心的资本主义奴仆——来说，这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和平时一样，他们的做法没有事先争取任何人的同意，甚至不用费心征求劳工代表的授权，因为他们知道，劳工代表从不会要求管理层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他们系统性地减少了各工种的奖金。受影响的工人再次抗议，但没有得到书面答复，只是被口头告知，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了。由于不受约束，他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继续逐步推进计划。在热镀锡工之后，轮到了电解镀锡工。我们电解镀锡的同事们——他们的机器是厂里最现代化和性能最高的设备——他们的奖金减少了将近50%。当他们的要求无人问津后，决定在11月14日停工一个小时。停工刚一开始，那个该死的劳工代表监察员萨利纳斯就赶过来，他对公司的可耻干涉闹出过各种乱子，包括害得以前的公司代表团集体辞职。他跟平时一样，又一次威胁了工人，而没有解决冲突的要害。
当时，金属板轧制车间的工人已经被克扣了一个多月的奖金，每人一个月几乎少拿1000比塞塔。10月28日，他们写了最后一份声明——甚至都不想留下备份——要求重新核实他们的工作量，并抗议削减奖金，但是没得到回应。因此，他们决定用勉强达标的合规最低效率来工作，从11月中旬就开始这么做。几天后，为了提高产量，车间部门的工程师卡佩拉斯特吉亲自上阵，叫他的手下通过强制和威胁让工人提高生产效率。管理人员在车间里待了很久，想挑出可以借题发挥的毛病。工程师本人也经常出乎意料地冒头，这是他的老习惯了，所以全厂都叫他“值班老鼠”。他每次出现，都会威胁工人，暗示他们会被开除——不过还要考虑他们之后的表现。这种做法通常是用来向那些比较软弱、胆小的人施压，让他们脱离工人的集体行动。这是管理部门的老办法了。当没规定要加班的时候，卡佩拉斯特吉会说：“让我们看看，你们一个一个从我的办公室走过后，都在说些啥”，他就这样一直折磨着比较软弱胆小的人。总之，这是资本主义不变的法则：你越是软弱，受的剥削就越狠。
局面有时非常紧张。关于其他车间和工种也会减少工资的流言——它们后来被办公室里的同事证实了——让所有人都很紧张。到了月底，大家觉得需要做出特别的决定。
11月28日的声明 公司和当局的反应
我们的几位代表在11月27日星期日举行了会议。所有人一致同意，如果再不采取特别的反抗，工作条件就会让那些可恶的家伙无止境恶化下去。我们认为，如果不能阻止日益加重的压迫，其他人也会受到绝望情绪的影响。其实这场会议没有决定发起罢工，而是在1962年9月20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范围内起草了一份声明，试图敦促解决奖金减少的问题。这份声明在1966年11月28日一早发出，它还明确表示，如有必要，所有人都将参与罢工。其内容如下：
埃切瓦里冷轧公司代表团
尤斯塔基奥·帕雷德斯·戈梅斯与胡里奥·埃拉斯·马丁
埃切瓦里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致管理层
鉴于：
受金属板轧制车间三个工作小组的委任，且作为其中一员，对于发生集体冲突一事，我们有责任告知代表团、管理层及主事劳工组织，如果仍未解决引发问题的原因，我们宣布下个星期三停止生产。
在这里，我们简要说明工人宣称的引发问题的原因，并为真实性提供证据。
金属板车间的工作奖金，是几年前根据生产速度和加工材料的种类等条件决定的。
我们多次被要求在中央电机以更快速度运转，即机器转速更快的情况下工作。这将导致产量增加，也因此工作量增加，但任何时候都没有给我们付过奖金。
由于电机被强制以过快速度运转，因此损坏严重。最后它维修了，现在必须按低于限制速度来工作。
在这些情况下，管理层：
（1）在机器运转速度增加，从而产量和工作强度提高时，没有增加奖金。
（2）由于上级的原因，例如命令让机器超过最大限制速度运转，导致了机器故障，却扣除了工人的奖金。就和平时一样，他们没有通知受影响的个人和公司代表团，也没有依照《国家工业条例》（la Reglamentación Nacional para la Ind）第46条向劳工代表提出审核的要求。
我们提出了合理的抗议，但问题没有解决。
以下事实加剧了这一情况。
一直以来，工人们都没有用来记录他们工作量的表格。这让奖金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了骗局，因为根据《国家工业条例》第45条，“应当以清晰简明的方式记录数字，以便毫无困难地计算出各生产者的报酬”，以及公司集体协议中更详细的第31条，最后是《内部规章条例》第86条。14日，工人要求公司提供表格，但毫无回音。
由于无法事先算出用不同材料进行生产的相应速度，工作安排就要拖延好久，因此，工人们几天之后才能知道他们正在干的是什么活。这种滞后造成了许多冲突，因为在部门中没有负责管理和协调的人。管理层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毫无补救的意思。
由于奖金不公平地减少了，由于工人付出的更大努力没有得到补偿，因此，我们降低了工作速度。
金属板车间的工人从未想过使生产效率低于最低标准。而按照最低工作标准来安排工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事先算出最低产量及对应的生产效率，但由于缺少计算必要的要素，在计算时又是不可能避免错误的。
最近几天，工人们受到了毫无理由的监视，受到了口头上的威胁，并被强迫用最高效率进行操作，这是滥用职权的行为，且违反了集体协议中的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劳工部于1962年9月20日颁布的有关集体冲突的法令规定，
工人要求：
如果今天上午，管理层没有立即与代表工人的联络员和代表团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我们将向劳工代表提出仲裁，要求管理层必须：
——根据以前的计算方式来支付奖金。——提供全部关于生产量的数字，并按照集体协议第24条中的规定执行。——工作安排最迟不能拖延超过三天。——尊重员工，惩治滥用职权的行为。
以上。
66年11月28日于埃切瓦里
签名：胡里奥·埃拉斯·马丁
签名：尤斯塔基奥·帕雷德斯·戈梅斯
此处的戳记上写着：埃切瓦里公司代表团。班达斯冷轧。
66年11月28日于埃切瓦里
模糊不清的签名
说实在话，假如劳工代表团真的是一个监管劳动标准遵守情况的机构，如果它真的有仲裁和调解的作用，它就应该当天召开会议，确保问题马上解决，避免冲突。但不要忘记，班达斯工人早有铁证表明这个组织首先是政治工具，它和其它政治工具一样，不过是为了将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压在工人身上。因此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寻求解决冲突的公正办法，而是压制工人在声明中表现出的，在一切必要情况下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定立场。可能正因为这一点，直到29日下午，它才召集了公司代表团举行特别会议。这给了我们强烈的印象：工人的决定不受重视。
鉴于官方在28日的沉默，29日上午，几名代表团成员去了劳工代表的办公室。他们受到了劳工代表伊波拉的接待。工人们表示，他们担心管理层没有及时递交工人声明。劳工代表表示收到了声明，然后他们还得忍受一套套要为公司和“大局”考虑等等的说教。他们受到了无数次的羞辱，空着双手，怒火满腔地离开了。
当天下午召开了工人要求的特别会议，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从会议记录中就能看出管理层的虚伪态度，萨利纳斯监察专员又完全站在了公司这一边：
“1966年11月29日下午3时30分，在埃切瓦里召集了特别会议，本次会议公司代表团在卡洛斯·卡尔巴乔主席先生主持下进行。副主席D·卡洛斯·菲利皮尼。会议秘书D·埃梅特里奥·古铁雷斯，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有德尔·巴里奥、佩雷斯、卡乔、罗德里格斯、埃拉斯、费尔南德斯、拉米雷斯、帕雷德斯、冈萨雷斯、迪亚斯与莫亚。
开场，主席说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目的，即讨论由代表团成员埃拉斯和帕雷德斯先生提交的声明，该声明在会议上被宣读。
主席认为声明含有威胁的意味，因而公司不愿意采纳声明中的意见。他指出了工人进行申诉需要遵循的方式和合法途径，例如逐级向上申报。发言完毕后，公司代表团立即向劳工代表提出异议。
埃拉斯先生提出，该声明已经遵循了程序，因为约一个月前，这份声明上的要求就已经向部门负责人提过了。金属板车间的工人除了在各场合口头表达了他们的诉求以外，还写下了这份至今未得到回复的声明。
主席认为，如果声明真的没有得到回复，那一定是因为它还有待研究，但他并不准备采纳它，因为其中含有不合规的内容。
……
代表团成员（埃拉斯与帕雷德斯）提醒主席，酸洗车间、电解镀锡车间、热镀锡车间的员工以及捆扎机操作工都在等待答复。他们还告知主席先生，至今仍未得到他们反复要求的统计员工工作量的表格，这是计算奖金数额所必须的。
代表团成员向劳工代表递交声明时，主席并不重视，只表示已经通过劳工代表了解了工人的需求，并且劳工监察员马上就到场。
劳工监察员先生到场后，主席表示公司愿意同抗议的工人对话，如果没有达成一致，就把事情交给公司代表团处理。如果达成一致，就交给劳工代表。
代表团再次提出反对，因为公司在这些程序和审议中花费的时间太多了。
劳工监察员先生收集了代表团的意见，声称已经向部门负责人提交了书面声明，但工人们表示未得到答复。监察员表示曾与负责人谈过话，也口头转达了工人的意见。他补充说，负责人要求提交书面报告，因为工人意见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提出这份声明的代表团成员埃拉斯先生坚持说，他没有收到答复。
对于这份作为本次会议召开原因的文件，监察员指出其语带威胁，并要求撤回这份声明，用另外的表述重新起草文件，公司会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考虑。
代表团成员认为不应当由他们自己，而应当由委托他们的工人对此作出决定。
会议议程结束，18时30分会议闭幕。”
签名：主席 秘书
会议如此这般持续了四个小时，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我们的代表不断遭受压力，他们还是拒绝收回这份声明。
代表团回到了宿舍。其他人得知了会议上发生的一切。很多人都期待着发生点什么。
“他们成天想办法逼我们干活，这怎么受得了！现在要是让步，以后还不得让他们骑到头上！肯定要跟他们干的，我们就干吧！现在这样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谁都看得明白，没别的路可走了！”工人们做出了决定：11月30日早上六点，我们的罢工开始了。工人的自豪与顽强，再一次地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而这一次，管理层得到的教训将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他们将为接连压迫和顽固不化付出高昂的代价。
罢工开始了
在头两天里，所有部门都停工了。尽管紧张局势还在加剧，我们的办公室同事——加上所有管理层——还在工作。焦头烂额的管理层不断找来代表团，要求向工人施加压力。这么做当然毫无结果。
第一天里，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信，扬言要解雇和停发工资。他们发出威胁，叫我们回去干活。此后的163天中，他们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难以置信的威吓与胁迫等等，正是从这份信开始的。
十二月的第一天，也就是罢工的第二天，公司的各个角落都张贴了一则告示，上面宣布：如果我们继续停工，就要下解雇通知。我们拒绝接受发到手上的解雇通知。
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团结起来了。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这样的团结都是难以置信的。只有了解了之前三年发生的一切，才能够理解它。也就是说——通过上千起小事，通过在各自问题面前团结一致，通过我们中逐渐涌现出的一群领导者（我们完全信任他们，交由他们来组织行动、会议和集会，收集每周的资金等等）——工人当中建立了真正的同志情谊。对于我们的日常斗争来说，这次罢工是意料之外的。在残酷无情的压迫面前，我们时常束手无策，我们曾悲观过。谁又能告诉我们，这将是三十年来历时最长，也是最英勇的反抗法西斯资本主义的战斗！
罢工第二天的晚上十点，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第一批被解雇的是本来要从下午两点开始值班的同事。他们意识到了这一切蕴含的巨大不公——他们切身懂得自己为这家工厂付出了多少汗水与辛劳——决定不放弃自己的岗位。没有人提出过一句口号，但相同的反应在工人中间蔓延了开来。来换班的工人们也聚到了车间旁边一栋楼的公司食堂里。在那里，他们得知被解雇了，于是做出了与上一班同事相同的决定，但公司不让他们加入上一班的同事，于是他们以抵抗到底的同等决心留在了食堂里。
然后，我们度过了充满斗争意志与同志情谊的刻骨铭心的三十二个小时。当天晚上，留在里面的人和车间的同事分享了夹肉面包。夜晚很快过去了。人们围坐在火盆和炉子旁，眼里闪烁着激情的光芒。热闹的茶话会还有歌声和笑话，盖过了睡意和疲劳。
早上六点，第三班工人来到工厂时，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一些人负责安排就餐，还有一队人负责监视工厂和工程师们的活动，这些工程师在想主意瓦解工人的抵抗，在工人队伍里搜罗叛徒，横加恐吓等等，另一些同事的任务是安排大家轮流休息，我们就在地下室里临时准备的纸盒和床垫上睡了觉。
到了八点半，我们都自发聚在工厂里。我们成群结队地在厂房旁边和管理层办公室前面慢悠悠散步。虽然当晚十分疲惫，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坚定的决心和每天不断增长的与压迫者抗争到底的意志。
管理层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没想到出这种岔子，必须作出回应。没有什么比威胁和诽谤更好了，这是管理层惯用的武器。早上九点，每天给餐厅运面包的小货车出现后，我们请送货员把剩下的面包卖给工人。他愿意再送一趟面包，但为了不连累他，我们谢绝了。一大群人找我们买面包，当场付了钱。而在办公室里，运营经理希斯内罗斯和人事主管卡尔巴乔还有其他人，给警察、国民警卫队、工会和劳工代表打电话：“罢工者用武力袭击了一辆运面包的车，抢走了所有的货物”、“他们还威胁所有进入车间的人”、“侮辱职员”、“阻碍工作”等等。代表团听说了此事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了这些虚伪的指控。当时的会议记录如下：
“主席先生声称我们在装卸货物时，阻止了货车的正常行使，按照主席先生的说法，货车受到了袭击，工人拒绝离开工厂附近。按照公司的说法，这些扰乱了公共秩序，因此要把这些告诉省长，用政府的力量强制工人离开此处。
一位代表团的成员发言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公共秩序’，因此也无法转告给主席口中的‘扰乱公共秩序’的人，代表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要传达给工人的信息不过是：公司认为公共秩序被扰乱了，于是要用武力驱逐工人。
为此，主席给了代表团成员三刻钟的时间，然后把他们的决定告知他。
到点之后，代表团再次开会，代表们告诉会议主席：他们收集了大家的证词，事实证明小货车的正常装卸从来没有被阻碍过，只是一群工人经过的时候，偶然挡住了这辆车，当被告知他们挡住车了以后，工人就散开了。至于那辆小货车，它根本没受到袭击。当司机把面包送到食堂之后，他只是把剩余的面包卖给了工人，工人也正常付了钱。代表团的成员并不否认发生的事情有些乱，但这是人员聚集以及困扰人们的饥饿带来的必然结果。
同时，主席很清楚大家也是这一态度。”
管理层的意图很明确：这样的情况是无法容忍的，得用武力来解决。他们连工人留在厂里几个小时都不愿意。要不然我们可能忘记，自己只是为他们效劳的奴才。
由于代理省长的优柔寡断——他在选举前夕更想在幕后行动，而不愿摊上丑闻——管理层最初的打算落空了。劳工代表和管理层达成一致后，与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开了会。
平庸的卢克桑代替伊波拉完成了使命：镇压、威胁和斥责。再次发生了这样的场面：“你们犯法了”、“罢工者的态度扰乱了公共秩序”、“我们收到了运面包和运锡的货车遭到暴力袭击的消息”、“你们的声明是威胁性的，所以我们不能接受”。当然，肯定不能让他唱独角戏。我们的代表勇敢地走上前，揭露了正在上演的闹剧：“我们每天也受到了很多强迫，我们找了你们那么多次，但还是受着更多的不公正待遇”、“我们的同事都及时通知你们了，还想让我们怎么样？”、“看起来你们只看到我们在违法，好像公司不是一直为所欲为一样”、“如果法律是坏的，那就把法律改了！”、“这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几乎没怎么准备过这些事，而你们却抓住了所有细节”……
最后，会议无果而终。我们的代表毫不动摇地站在了全体工人的立场上。
分发传单
从12月1日起，我们就开始分发传单，上面逐日记述了我们的罢工活动。传单向罢工者传递消息，表达我们所有人的观点。它的每一篇通讯都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透过通讯表达的思想，我们的工人觉悟不断增强。靠着公司和警察深恶痛绝的秘密渠道，我们在五个半月里，一天都没有停止出版活动。
第一篇通讯写道：
“在工会和劳工代表等的干涉下，管理层硬要加重工人想解决的问题。”“他们还在用傲慢的态度挑衅，但只要他们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停止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就要继续罢工。”
这些传单极大鼓舞了我们。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当一切都未尘埃落定，传单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我们背后还有自己的组织。我们不是赤手空拳在战斗。
次日中午，当大家都在工厂时，“当日传单”送到了我们的手上。外面的同事和朋友，一大早就把传单给了我们的妻子。让我们摘录几个段落：
“我们正在书写工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章。对我们的解雇是无效的。我们不会离开这里。我们就呆在这里，有错的恰恰是他们。他们那样压迫我们，他们从我们身上掠夺了那么多：承诺、奖金和职称；他们对我们的惩罚如此不公平，只能用暴力来落实；别把罪责归咎于任何一个工人。有错的是他们。我们的妻子现在很平静，她们也为我们感到自豪。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她们，更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他们在明天能被像人一样对待，无忧无虑地生活。振作起来！！！冷静下来！！！带给我们食物和香烟吧。今天下午，妇女们也来到了巴萨乌里工会。”
我们的妇女们展现出了顽强意志、团结能力和牺牲精神，在几个小时里给我们带来了装满食物和香烟等的纸袋和包裹。为了给我们带东西，她们有很多人来到了工厂的大门口。她们被绰号“巴利阿多里德人”的警卫粗暴地拒之门外，这也是由人事主管指示的卑劣的压迫伎俩。她们中有个人甚至被用力推倒在地，旁边的人反应激烈，警卫不得不后退。最后她们隔着工厂周围三米高的金属围栏，把袋子扔了进来。我们可以隔着围栏交谈，听到她们的鼓励声。很多时候，她们在送食物的时候会附上几句话：
“你们坚持一整年也没问题。”“不用担心我和孩子们，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们待在工厂的其余时间里，这样的场面持续了很久。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我们的妻子、工人朋友在外面，我们则是在里面，受着他们满怀热情的支持；所有人都经历了难以忘怀的时刻。
几天后，一位办公室职员告诉我们，一些工程师和其他管理层，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卡尔巴乔等人从对着围栏的窗口上取笑我们的妻子，还说三道四。
驱逐
2日下午是我们在厂里的最后一个下午。管理层没能从政府那边得到关厂令。省长在生病，而代理省长没有点头。但是必须记得，资本主义还有很多的镇压力量。国民警卫队唯命是从地进行了新的镇压。别忘记了，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等人都是法西斯军队的预备役。在他们和龚德拉的要求下，晚上8点，从一片漆黑中，开来了第一批载着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队长在办公室稍作停留后，来到了食堂，说是政府命令他疏散工厂。我们要求他出示书面文件——“我是通过电话接到命令的”。我们的回答很明确——“没有书面文件，我们是不会离开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威胁，他们做得最绝的是在晚上11点——在他们和管理层与工程师们策划好采取行动之后——大约50名拿着冲锋枪和步枪的士兵把我们赶了出去，还用枪托吓唬我们。食堂里的人被赶了出来，然后是车间里的同事。我们被赶到了办公室前面，被士兵团团包围。我们的剥削者透过窗户看着“行动进行中”，对这场表演心满意足。
同一时间里，我们的妇女们占领了工会。我们用传单通知了她们中的很多人，晚上六点在巴萨乌里工会开会，大约有两百多人到场。当时也举行了代表团的会议，我们有必要向代表团表示支持。她们也是班达斯工人，当我们占领工厂时，代我们履行职责是很正常的。她们到达工会后，却被拒之门外，并被告知代表团会议将在毕尔巴鄂举行。尽管如此，我们的妇女还是坚决进入了会场，要求解决我们的问题。官员们吓坏了，给他们在毕尔巴鄂的上级打了电话：——“班达斯的女人们闯进来了”；——“她们要求工会介入”；上级立即回答：——“马上赶出去”，地区劳工代表回答说：——“你们要是动她们，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代表的回答很明智，他们意识到了动武的后果。会场被占领了四个小时。她们说，如果有必要，会继续占领下去。要不是听到国民警卫队把我们赶出厂，她们肯定会坚持下去。在紧张的32小时后，她们就赶来看我们了。
就好像是预见了未来一样，第三天早上的传单上写道：
“工人历史的一章将会变成一本书。是的，为了讲述这三十二个小时发生的那么多伟大的故事，需要写下很多的页数。这里面有多少同志情谊、团结精神与勇敢的壮举啊！！这里有多少觉悟的工人意识！！我们的女性劳动者做出了怎样的榜样！她们向我们证明了，她们也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剥削者进行着殊死斗争。
现在，我们希望在技术人员、车间师傅和管理人员身上，也看到这样的力量。
对于管理层来说，今天同样是快乐的一天，因为它写下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那几个小时里，他们把公司变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一座军营！！国民警卫队用冲锋枪指着我们工人！！
我们会向你们算账的。听清楚了：既然你们拿枪赶我们走，除非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否则你们也得用枪才能让我们回来。
虽然没有枪，我们希望有一天也把你们——卡尔巴乔、希斯内罗斯和卡佩拉斯特吉——也都赶出去，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无法抹去的“头衔”：人民的敌人。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没有露面的大人物，那些派你们来、让你们用卑劣的手段为他们效劳的资本家。”
在星期六上班时间里，这张传单也到了办公室职员、车间师傅等人的手中。看见我们被赶出去后，他们也下决心了。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人事主管面前走过去（还受到了他的威胁）加入了罢工。到了星期一，留在里面的最后一批人都出来了。总共有四个工贼，我们都不屑于提他们。
从那时起——除了工程师和专家外——所有的工人到最后一刻都保持团结，这是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典范，它表明了如果团结在一起，我们将会拥有怎样的力量。
这场冲突开始时，没有人预料到它会持续那么久。我们一般只罢工几天。出于这样的看法和战术上的原因，我们认为代表团和联络员们没有宣布罢工是适当的。对此，我们一致同意何塞·奥萨巴同志（他在厂里当杂工，也学过法律和经济）的意见。管理层拼命想除掉他，那我们就更想把他留住。
同样，部分罢工者被留作后备。他们的任务是留在厂里，监视容易发生火灾或爆炸的设施，比如储气罐、电机房和锅炉房等等。
这些决定是我们自己做出的，而不像工会认为的那样是强制性的。
从5日到10日，过去了一周，我们还在等待劳工代表的决议。前几天工会拒绝介入冲突，最终召集了工会调解委员会——它由相同数量的工人与雇主代表组成——讨论奖金问题。对他们的态度转变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我方代表团向马德里的官员发了一份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提到：
“鉴于比斯开金属工会拒绝解决班达斯轧制的冲突，我方要求国家金属业主席立即到场。”
后者立即给毕尔巴鄂打了电话，命令工会介入此事，甚至派了两名生产技术人员来协助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到了第八天，该委员会做出了有利于工人的报告，承认减少奖金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一结果对任何人都不具强制性，因此毫无意义，它仅仅是让劳工代表的工作好做一点。而劳工代表又拖了几天才得出解决方案。
我们组织起来了 最初的集会
与此同时，我们在巴萨乌里广场举行了会议。从中午一直开到七点，我们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任务是跟进冲突的进展，并回收分发下去的传单，以免遭到秘密警察的“追捕”——有大批的秘密警察监视着我们，配备了好几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和巴士。我们开会的地方，没法让所有人都听见代表们的声音。说来惭愧，工人们只好在街上开会。为了缓解局面，同时看在工会的面子上，我们得以借用当地奥查考加（Ocharcoaga）的教区学校。
对于这场罢工来说，那几个月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最大的。我们的集会是一所真正的工人运动学校。它直接和根本的目的是让所有罢工者都参与进来，听取所有意见后，更好地做出决定。的确，如果不能这样开会，那么我们抵抗的能力就会被极大削弱。在这三十年里，由于无法集会和缺少组织，许多罢工都坚持不下去。法西斯资本主义非常清楚怎样防止工人使用自己的基本权利。这一点也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受到了怎样的凶残镇压。
为此，工人无数次质问当局：为什么允许资本家开会，允许他们组织起来，还向他们发放贷款等等，而我们就被禁止在自己的地方开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会和罢工基金？这些问题不需要回答，因为工人非常清楚原因：政权是那些幕后牵线人手里的木偶。而在西班牙，资本家用来操纵政权的木偶线如此之多，如此有力，以至于这些手段都是相当露骨的。这些政治闹剧不过是为少数金融和工业巨头的利益服务的。
在罢工的头一个月里，当局不敢直接动用武力。有几个原因让它没法出手：大选前不能闹出丑闻，加入了“共同市场”的西班牙也得“允许罢工”。
如果我们的罢工是政治性的并且是反对大选的，情况对龚德拉会更有利，正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他关于立即镇压的要求被搁置了。此外，他们使用了其它更巧妙的手段向罢工者施加压力，从来没人认为罢工者能撑得这么久。第二个月里，这场冲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我们的解雇案上了法庭，期间的劳资停战束缚了政府的行动。但是，政府的行动没有满足龚德拉的胃口，他的想法并不是“先进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而是像老权贵一样，代表部长们的“强硬路线”。虽然龚德拉和巴斯科尼亚董事会都是精明的商人，但在这里犯了大错，因为他们这是在促使工人觉醒。事情就是这样。[1]
当时，警察得到的命令只是控制住我们，再渗透进奥查考加的集会。集会一直持续到当月中旬。教区的学校容纳不下我们五百人，所以我们打算再找一个地方。在当时的奥查考加，工人正在紧张地经历着这场罢工最重要的时刻。
口号：抗争
12日，省劳工代表的决议正式下达。这份让人半懂不懂的文件忠实地反映了那位劳工代表伊波拉·洛斯特的为人：费尔南多·龚德拉与资本主义的奴仆，一个狡猾的家伙。（后来，审判中的证词暴露了这份决议的真正意图，明确承认了管理层调整工人奖金的做法是非法的，并裁决恢复奖金至原有数额。）
这一天里，我们的代表团在公司参加了会议。以下是会议重要部分的记录：
“……主席声明，鉴于劳工代表的决议，公司决定遵守其中的规定，因此它首先将向代表团成员提供目前的奖金制度，即车间内的规章……
然后，主席请与会者审查这些条例。代表团成员应目前罢工人员的要求，同时代表他们向主席递交一份文件要求签字，其中向公司管理层提出了建议。以下是逐字从中摘录的内容：
（1）将全体员工恢复到之前的职务，包括相同的职称、相同的权利，乃至集体冲突前的所有权利，不追责，且撤回批示的文件和发出的解雇通知。
（2）遵守比斯开劳工代表的裁决，其内容也同样适用于以下工种：电解镀锡生产线、热镀锡4号和5号机、机械维护部、电力与总后勤部门，及其他生产部门。
（3）遵守法律以及集体协议中，涉及管理层与员工和公司代表团等等之间关系的条文规定，尤其是上述条例涉及对待员工的方面。
一旦上述三点得到解决，工作人员便回到工作岗位。
宣读完这份文件后，主席表示明天可能发出公告，其中将答应新的工资要求。同时表示要核实工人的资历，补偿他们因工龄问题蒙受的损失。会议对这份文件的其他方面也予以承认，但没有在文件上签名，因为主席声称谁也不能预料以后的事情。”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等着代表团回来。这些消息在我们中间激起了极大的愤怒。绝不可能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条件，他们就是想解雇我们！这里再次流露出了伟大的工人意志。我们的代表表示，他们会用为数不多的合法手段继续斗争，我们所有人也都表明了继续罢工的态度。当天，大家还决定就解雇向法院提起上诉。
从那一刻起，事情已经非常明白了：管理层想达到目的，需要的只是时间。但只要我们还有力量，只要情况还没有绝望，我们就要提出抗争下去的口号。接下来几天的传单里，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这一点。
“他们真是狡猾，想让我们被疲惫压倒。我们的抵抗要像砌在城墙上的顽石一样坚固。团结就是我们的壁垒，每个人就是一块坚石……公司要给我们一块‘蛋糕’，但代价是让我们的同事受到损害。我们说过，我们决不会放弃诺言，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的路。有些人可能担心公司的决定。但是我们不会答应它……我们是正在觉醒的新人。如果想玩弄我们，就要当心不要唤醒人民。”
管理层的企图居然落空了。别忘了，三十年来，龚德拉和许多资本家完全操纵着工人阶级。在这些情况下——这一点已经在罢工的几个月内暴露出来了——他们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挫败工人的斗争了。以往总能打败工人的龚德拉，这次他的自尊可要大受打击。他就算用上了所有的镇压手段也没能让我们屈服！可以说在半岛，或者至少是在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已经没法再以胜利者自居了。因此，12月14日传单上的话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些想看到我们乖乖回去工作的人，现在该有多么惊讶啊。我们发过誓，并且也会实现我们的话——既然你们拿枪赶我们走，除非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否则你们也得用枪才能让我们回来！！尽管来吧！！我们将把这两个月的罢工写在工人历史上！！”
在最开始的日子里，两个月的罢工对我们来说简直是痴人说梦，那在当时可是无比光荣的壮举。谁能想到，我们不仅坚持了两个月，而且在之后又坚持了三个多月之久啊！
个人的要求 办公室职员：公司的希望
管理层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后——他们觉得工人会很快回到混乱又毫无尊严的工作中——只好采用新的威胁。那些人在12月1日坚决要开除我们，在12月9日给我们每个人的挂号信中声称公司“决定让您永远离开工作岗位”，现在却要我们全回去上班。他们这样做，只是再一次表示威胁，既然他们已经让我们“永远离开”，可以认为他们并不需要我们。当然，资方正在假装招募新员工。按照洛佩斯·马图拉纳的提议——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他会想尽办法对付我们——公司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启事，并写明岗位申请“通过邮件受理”。我们在当天的传单上，揭露了公司的真实意图：
“为了分裂我们，管理层从贫乏的脑袋里又想出了阴险的主意。他们说，想到班达斯上班的人可以‘书面申请’！他们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说虽然我们不敢进去教训‘四小鬼’
[2]，但看了招聘启事，我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写信讨工作。这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团结。他们错了！！谁要是上了套，我们都会看到……”
虽然我们当中没人搭理过这种令人气愤的做法，但在最初的二十天里，管理层对办公室职员寄予厚望，企图通过他们来破坏大家的团结。于是，通过一些藏在队伍里的叛徒，他们试着单独找一些文员谈话：——“大家都是员工，我们应该解决各自的问题”，蒙赫（卡尔巴乔派来的走狗之一）说道。但是，大家的尊严与团结再一次挫败了他们的肮脏阴谋。我们不仅之后将和办公室同事一起开会，而且在加入罢工的他们提议下，我们将消灭职位的差别，都成为大写的工人，不管坐不坐办公室，也不管工种职称是什么。这项让所有人团结如一的做法，可不只是一场简简单单的胜利。在传统的绝大多数罢工中，办公室员工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背叛同事，也没有身为劳动者的自觉。因此，在罢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在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文员和管理层下属部门的职员，她们在斗争中经常走在前头，为集体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反过来教训了多次试图让她们背叛的人，那些人还认为办公室职员更软弱更“驯服”。在这十五天里，伊达尔戈·希斯内罗斯的话一直在她们耳边吵个不停：“你们就是公司”、“你们有更优厚的地位，不应该加入罢工者”、“如果你们离开岗位的话，公司会考虑你们的去留”……
官方工会的丑态
12月的下半月，民族工团主义中心[3]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想办法发挥其工会的作用。
12月21日，我们派去马德里的两名代表往毕尔巴鄂打了一通电话，他们被告知：国家金属业主席——工程师埃斯瑙拉已经召集公司在第二天开会。当天晚上，代表团的其余成员准备次日一早动身前往毕尔巴鄂。
在整个22日里，代表团——他们疲惫不堪又昏昏欲睡——还有工会的政治干部都在等龚德拉答应派来的代表。他们白等了，不管是这一天还是后一天，管理层派来的人始终没露面。就算我们的领导者非常愤怒，埃斯瑙拉还是给公司找借口，当然了，他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垂直工会[4]及其所谓的“调解”角色，再次变成了笑话。
12月末和1月初，在毕尔巴鄂开的其他会也都没什么用。卡尔巴乔说，公司是一棵病树，必须修剪掉损害它的枝干。代表团反驳说，他们同意这是棵病树，但砍掉的枝干肯定是不会再长上去了。
就这样，民团工会已经无力干预我们不断成长壮大的斗争了。从1967年这新的一年以来，我们已经成为了整个半岛上工人抗争的中心与象征。
在关于解雇问题的审判中，合法斗争的策略也发挥了作用，在一月——也就是罢工的第二个月里——这就是我们整个战略的重点。
[1] 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因为它会对工人斗争的未来带来危险——埃切瓦里的经理，“先进”的年轻资本家何塞·路易斯·埃切瓦里（José Luis Echevarría）是新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他正在用一种古老的欺骗手段来麻痹工人，也就是给他们提供廉价的股份，把他们“提高”到小股东的无力状态上。——原注
[2] 上文提到工人中间有四名工贼，他们在罢工后仍然继续工作。——中译者注
[3] 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 Nacional Sindicalista，CNS）是长枪党建立的工会组织。在弗郎哥法西斯政权下，它是唯一的合法工会。1935年长枪党成立了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Central Obrera Nacional-Sindicalista，CONS），1940年，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与全国雇主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Empleados Nacionales，CENS）合并为“西班牙工会组织”（Organización Sindical Española，OSE），它的地区组织称作“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es Nacional-sindicalista，CNS）简称“民团工会”。——中译者注
[4] “垂直工会”（sindicato vertical），即弗郎哥法西斯政权炮制的御用工会，由于它禁止工人之间发生横向的联系，只允许对工人进行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故被称为“垂直工会”。——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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