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审判 准备工作 意义 宣判
直到12月12日，劳工代表才发布决议，公司代表团也在这一天召开了会议，当时还没有人考虑过向法院提出上诉。
但是，当我们看到公司的态度时——他们想让我们空手回去，还想解雇我们的同事——事情就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9日，我们收到了一封给564位罢工者的挂号信，上面正式通知了解雇，因为在2日里，我们又拒绝回去工作。因此，我们有十五天的时间可以提出申诉。
在履行所谓的程序后——拜访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律师，起草要求，递交上去等等——这段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为了争取时间，律师建议我们让工会进行调解，因为这样一来，申诉期就能被顺延到调解之后。
我们的代表到了工会，要求工会立下单据并签字。我们得知，必须在第二天到巴萨乌里当地的工会办公室去。所有罢工者都赶去了，但是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不能去，因为他们要到毕尔巴鄂开会。在他们缺席，罢工群众也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下，我们签署了工会给的文件，后来检查文件后，我们的律师惊讶地发现它们并不是关于调解的单据，而是由拉迪诺人[1]卡布雷哈斯负责的工会法律服务处（los Servicio Jurídicos Sindicales）匆忙准备的起诉书，我们感到被侮辱了，他们为了“挽救自己的荣誉”，让自己的律师把案子抢了过来。（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工会还在拖后腿、假装赢得了我们的信任，并在工会报纸上——毕尔巴鄂的《铁报》〔Hierro〕和马德里的《人民报》〔Pueblo〕——发表了一些记录，他们太丢人现眼了，都不配我们搭理。）
有意思的是，垂直工会觉得公司雇了自己的律师，是对“他们工会”的不信任，毕竟欺骗群众这种事，让他们工会来干才是最合适的。
正如上面所说，我们班达斯的工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月都自掏腰包，请私人律师来给我们提供正直的辩护和需要的法律支持。
在能够自己组织起来之前，我们只得借助工会的法律援助。我们在他们那里受的屈辱是一言难尽的，例如都开庭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就当日常事务来做，完全没准备。（他们连发生了什么都搞不明白！）更不要说法官、工会律师和公司之间的亲密关系了，案子就好像是他们的内部问题一样。我们的一位同事说过——在以前一桩他们吹嘘的“调解”中——“他们像是我镇上的吉普赛人。要卖一头驴子的时候，总是会开十倍的价，无论再怎么讨价还价，他们最后还是赚到了。这里的情况是一样的：公司（他们要惩罚我方的工会联络员）一开始开的价很高，让它减少了一点要求，它就立马答应成交了，然后工会就跳出来说已经安排妥当了。”
这不过是问题的表面。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工人阶级完全被排除在规则的制订之外。我们来看，是谁组织了工会和法院？是政权。是谁建立了政权？是资本主义。工会和法院是干什么用的？用来束缚工人的手，再假装是在保护他们。
甚至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工人阶级直接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而法官、律师和工会的政治干部，把自己卖给了资产阶级，他们至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当我们走进法院和民团工会那种地方时，总觉得走进了敌人的地盘。他们也拿我们当敌人看待。仅仅是工人的身份，就让我们受到了多少次被当成说谎者的屈辱！是的，在只有证词的情况下，特鲁埃瓦（Trueba）和希伯特（Gibert）——这两位法官平分了贿赂——多次指责工人：“你们看，工程师先生和董事先生是不能撒谎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看到他们不仅撒谎，还诽谤我们，实行不公平的惩罚和压迫我们，我们非常清楚那些把自己出卖给金钱的人，干得出比这些更过分的事。所以说，法官也在为他们的主子效劳，否则他们就不会待在那些位子上了。
我们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了解了我们的想法后，许多人会问：为什么班达斯工人会求助于法院？为什么对你们的集体解雇提起上诉？答案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当到处都是妨碍工人行动的重重困难，最坏的作法就是逃避，离开阵地，什么都不做，让我们就这样被打垮。更糟糕的是，这样做会引起我们的麻木和退缩。走上法庭的时候，我们知道胜诉的把握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这样做，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工人克服了行动上的犹豫不决，下决心和公司对着干。同时为了声援，其他同事也旁听了审判，这也激发了工人们的团结。除了发现我们受到的无数欺骗之外，我们还意识到了必须斗争、必须反抗。而对于公司的辩护士和诸多惩罚的指使者卡尔巴乔，以及工程师、专家和其他管理层来说，毕恭毕敬地在法庭上作虚伪的证词，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为了揭露公司中的深刻压迫，让我们意识到是谁造成了这种压迫。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工人正在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斗争。
这样一来，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把解雇的案子告上法庭。事实上，法院的最大成就是捍卫了不公正，因为《劳动法》是用来镇压工人的，法官的思考方式也从未超出主流舆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恰恰是因为每个人都孤立地看待自己的事，没有注意到这也是大家的事。
毫无疑问，我们的所处环境受到了沉默和无视。报纸不仅是为了审查制度，也是为了所属的资本集团服务的，这件事和其他可悲的现实，都被法西斯独裁所掩盖了。
只有没法再视而不见时，报纸才被迫开口，但即使它们带有倾向性，也无法掩盖当时的斗争是为了人民事业的伟大利益而进行的。
我们懂得，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无法赢得这场审判。我们也指出，这个案子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只有在罢工权和工人自己的工会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有利的判决，但这同样会导致这个垂死制度的崩溃。
尽管如此，班达斯的案子必然造成巨大影响。它将成为铁证，暴露这个政权的一切腐败、揭露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而这正是政权竭力在国际组织面前掩盖与伪饰的。我们确实想要赢得道义上的胜利，彰显我们的权利。在辩护时，我们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宣示了罢工的正当性。我们的辩护是有力可信的，并且实现了目的。
如果不对解雇提出上诉，15天期限后事情就了结了，而且公司还可以按照雇佣合同，威胁把工人赶出房子。（事实上在四月份，向中央劳动法院〔el Tribunal Central de Trabajo〕提起的上诉被驳回后，公司就发布了一份声明〔当时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威胁我们不复工的话，就要被赶出家门。）
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的艰难抗争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团结与牺牲精神，还要灵活运用战术。后者使我们在走进比斯开法院之前，可以用合法的程序搞斗争，向法院提起上诉等等。于是，我们把残暴的武力镇压推迟了足足五个月，使罢工坚持了五个月之久。到了那时，半岛工人阶级和国际上的工人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在敌人控制了报纸的情况下，是怎样与法院、工会、警察和政府等等作斗争，最终赢得战斗和削弱对手的。更不用说这场运动唤醒的工人团结所具有的价值了，在我们的帮助下，工人的事业已经往胜利的方向迈出了一步，狠狠打击了那些想尽办法阻碍我们团结的人。
同时，有一些人回应了我们的需求，给予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他们是阿隆索·加西亚（Alonso García）和鲁伊斯·希梅内斯（Ruiz Jiménez）教授，还有我们的律师卡瓦耶罗（Caballero）、阿雷东多（Arredondo）与希梅内斯·德·帕尔加（Jiménez de Parga）。这也是一次让审判尽可能公开的机会，它能沉痛地打击资方无数次肆意妄为地将工人领导者单个或是集体解雇的做法。还有下面将要谈到的，一直以来都是那么无耻的、工会对代表团和联络员下的保证，他们所谓的“没有随意解雇”等等。
最后的准备工作
在我方律师写好起诉书后，我们就必须认真做好组织工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将这份文件复印了几千份，因为每个人都要一式四份。工会法律服务处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因为卡布雷哈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签署一份放弃工会法援的文件，即使我方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告知了他们。
有趣的是可以看到，以前从未真正捍卫过我们权利的人，现在却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是因为：他们要表现出自己作为工会的“职能”，假装自己是被工人接受的。更何况这桩案子里有那么多人被解雇，他们就更需要这么做了。（当判决对工人不利后，法律服务处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我方律师不称职，声称自己在以另一种方式为工人辩护。）
为了避免牵扯到其他的人和事，我们在起草起诉书时需要很谨慎，要花很大功夫。我们按期写完了起诉书。在正常情况下，这很简单。但当时，我们不得不临时上阵，尽可能地利用工会提供的，而不是由我们的地下组织收集的材料。是的，我们有地下组织。罢工迫使我们用临时的组织来满足对于真正工会的需要，这一组织不是为了最优秀的积极分子服务的，它在长期的地下活动中，为六百多人解决了眼前的急迫需求：场地、印刷、交通和资金，甚至是医疗援助。不难理解，尽管地下组织通过它的积极分子向工人提供了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帮助都是不足的。
随着开庭临近，我们的期待也与日俱增。集会上的气氛也变得更活跃。我们的领导者不断重复：“罢工不会在法院取得胜利，它是为了我们的团结和抗争。”“我们去打官司，不是相信法律会支持我们，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改变。”“这将会是工人阶级历史上少有的成就，就算目前来看我们遭受了失败，但长远的角度上，它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那些在芝加哥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牺牲的人，他们没有享受到这项权利，但是接下来的几代人，却收获了由他们播下种子并用鲜血浇灌出的成果。”“我们这几个月来承受的一切，还有这场审判，无疑会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所受的不公平。或者说，让他们在我们的压力下承认这一切，只有资本主义再也顶不住我们集体的力量时，它才能承认这些不公。”
我们费了很多周折，得到了使用司法宫大厅的许可，这样一来，就不用在当地劳工法院十分狭小而老旧的房间里开庭。就算我们得到了许可，举行会议的大厅也都重新粉刷过了，法官们还是不愿挪出自己的小窝——它们每间最多只能容纳二十人，而且通常都不会被使用，因为审判都是在私人办公室进行的，这是为了不让别人旁听。
最后，在大家的期待中，终于到了1月14日这一天。
审判开始 证人 法官离席
时间很早的时候，就有上千人聚在法院前面了。
这些人大都是班达斯的工人，还有我们的妻子。跟着一起来的，还有当地其他工厂的许多工人。来的人里还有学生、律师、神父……以及混在人群中的所有社会政治部[2]的秘密警察。
很多工人早上就到了，另一些参加了下午的审判。由于审判将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期间我们没有离开法院，最多只是在附近的酒吧里吃点夹肉面包。
早上，法院达成了调解的决议。由于场地条件对审判过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听见我们的答复，我方律师只能走到外面，大声把公司的提议喊给我们听。“要么全走，要么全留！”的口号，表明了我们对于解雇的坚定态度。在只能容纳二十人的房间里，挤满了整整一百多号人。其他人把脸贴在玻璃上，想搞明白里面都发生了些什么。
这样一来，大多数被解雇的工人都跟不上审判的过程，到了中午我们就要求安装扬声器，让走廊、广场和街道上也能旁听里面的情况。法院官员拒绝了，但是工人的强烈抗议还是迫使他装上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很快把下午开庭所需的材料准备好了。于是，上千名与会者的紧张情绪得到了缓解，他们挤在一起，因为看不到法庭而冒汗，现在他们就能听见律师和证人的发言了。工人和学生的脸上洋溢着捍卫我们的热情，他们的面孔一起汇成了一幅壮丽的景象。
至于审判的经过，在这里无需赘述，因为巴塞罗那的新世界（Nova Terra）出版社出过许多这方面的书。
只需强调它的重要性就够了，这些天里，即使在法律这样模糊的领域内，工人们也难能可贵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正确。
当阿隆索·加西亚和鲁伊斯·希梅内斯用他们出彩的辩护，把龚德拉的律师鲁伊斯·萨拉斯（他没什么本事，只会拿以前开除罢工者来说事）逼得直冒冷汗时，这是多么难以忘怀的、充满希望和欢愉的时光啊。
但是，提一下鲁伊斯·萨拉斯这个人也很有必要。他的辩护不过是向公司献媚，还说我们的要求和这场冲突都是没有依据的。对于我们受压迫的现实处境，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鲁伊斯·萨拉斯不仅是在为法律的不公正辩护，同时也在为资本主义最露骨的不平等辩护。
在鲁伊斯·萨拉斯帮龚德拉打官司的几个月后，他就被提名为西班牙法院（las Cortes Españolas）的检察官，并在67年9月26日的《西班牙邮报》（El Correo Español）上发表了以下声明。采访者问他：“如果当选，您在未来有什么规划，或者有何致力实现的目标？”我们从他的回答中摘录了部分：
“……我将始终致力于为西班牙和比斯开服务，毫无保留地忠于元首弗朗哥、忠于我们‘七月十八日’的理想
[3]和《国家基本法》（las Leyes Fundamentales del Reino）。我们要一个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作支撑的，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不断发展的，统一而强大的西班牙。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接受为了‘西班牙万岁’的伟大目标而实行的一切。在经济方面，必须对生产财富的活动进行有效坚定的协调与领导。在社会方面，我们要保障劳动者受到特别的关照，让他们在国民收入中取得最大的一部分，因为在分配生产收益时，工人必须占据特权地位……所有这些都基于我们的信仰，它也是全体西班牙人的信仰，同时它又给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义务……”
那我们还要求罢工权呢。这些奴性十足的人把法庭当成闹剧，还想来继续欺骗我们。
律师发言完之后，证人们开始宣读证词。也许我们的剥削者很少受到当时那样的侮辱。他们上去发言时，只能从我们身边走过，还得听着许多在其他场合绝不会听到的话。他们的发言也很有代表性。尤其是龚德拉的证词，它很好地展现了我们的处境。被问及“罢工是怎么开始的”、“头几天做了什么决定”等问题时，他只能紧张又笨拙地辩解，还想躲在公司和政府的背后。“解雇罢工者之前，我请示了政府，是上面叫我这么做的。”“金属板车间奖金的处理方案，虽然我没有参与起草工作，但是我和代理省长曼雷萨先生，还有劳工代表伊波拉先生一起在政府里研究和决定过了。”“我觉得以新员工身份重新入职，也不会损失什么。”“是省政府建议我至少解雇十到十五人的。”
（两个月后，在我们的代表和临时省长曼雷萨之间进行的一次对话中，证实了12月12日的处理方案确实是在政府里制定的。）
不用多说，卡尔巴乔、洛佩斯·马图拉纳、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乌鲁蒂亚和龚德拉等人的话让我们越来越冒火。他们的谎言和污蔑彻底激怒了班达斯的工人。
八点休庭了，到下周一再开庭。此时仍有上千名工人聚集在法院门前。我方律师刚走出法院，工人立即向他们热烈欢呼，直到他们从工人的视线中消失。
但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过了一会儿，龚德拉和他那帮人也走下了台阶。“暗线”们为了保护主子，全都靠了过去。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下台阶。就算装出平静和傲慢，也掩饰不住紧张。他们从我们中间穿过，上了豪车。恐怕没什么能比这件事，更能表现出他们的装腔作势了。有几个人发出嘘声，很快大家都开始发出嘘声，这声音比最响亮的哨声还要有力。不难看出这些人有钱有势，但不用解释也明白，他们是敌人。
在充满欢乐和希望的那一天里，人们逐渐聚集在了一起，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不仅是我们街道上的人，整个毕尔巴鄂周边的工人都加入了我们。这里再一次，理性的力量战胜了力量的理性。
在同一天里，学生们趁着阿隆索·加西亚在场的机会，尝试在德乌斯托大学组织一场以“集体冲突问题”为题的讲座。但是他们没能办成。它被校长何塞·玛利亚·迪亚兹·阿塞维多以“这样一来大学就成了支持工人的了”为由拒绝了。这时候他们要来装中立了。然而，大学为这个政权提供了合作，在压制大学生和教授们的要求时（工会自由、更大程度参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等等），或者在它培养“高新技术”专业人才——这个过程是和老板们（还有为他们效劳的金融寡头政府）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的同时，培育资本主义——它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资助和掌控了“久负盛名的”德乌斯托大学的发展——需要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时，情况就不同了。
“我只负责做出决定”
在1月16日，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开庭时，我方律师鲁伊斯·希梅内斯向龚德拉提出了新的问题，而龚德拉——资产阶级权贵最坏的代表——的回答，更是凸显了他那麻木不仁的态度：“不，我从来没参加过公司代表团的会议。”“由于我的职务，我和工人没有任何交集。”“我只负责做出决定。”
这些话给与会者产生了相当糟糕的印象，甚至鲁伊斯·希梅内斯回到马德里后，给学生上第二学期的课程时都说：“在毕尔巴鄂的经历之后，应当承认，我被迫重新思考自己关于所有权的许多看法了。”（龚德拉的这些话“我只负责做出决定”完全反映了公司的实情。巴斯科尼亚董事会的其他成员——他们都靠费尔南多·龚德拉的“高效管理”发了财——以书面形式告知我方代表团，龚德拉〔不管是在罢工中，还是在别的时候〕始终代表着董事会全体。而股东们——资产阶级通过股份公司建立的“社会民主”的代表——只管收取丰厚的股息，别的全不在意。1967年6月——罢工结束的那个月——在股东大会上宣读的公司年报中，一个字也没提到我们的冲突，谁也没要求对此事进行说明。然而在上一个财务年度〔1966年〕的报告中，每一段都提到：“我们特别向公司的全体员工致以应有的赞许，并再次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表示感谢……”）
等待宣判
约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参加了我们在1月17日的集会，它仍然充满着审判期间的激情。当天的传单也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
“这些日子是多么重大啊。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场审判不仅对于我们，而且对于所有的劳动者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如果大家继续团结下去，无论怎样的协议我们都能争取到。就像现在我们做的那样。在这几个月里，没有什么能比我们所有人的团结更伟大。这是工人最伟大的胜利，它使一切都成为可能。”
“昨天我们的律师不能来开会。但是他们马上就会赶来的。他们说，只要有需要就给他们打电话。难以想象他们为我们感到多么自豪。对于他们来说，这场审判同样也成为了历史。”
“我们要再次感谢其他工厂的兄弟在整个罢工期间做的一切。如此众多的工人以无数方式予以的帮助，使胜利成为了可能。”
“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妻子，我们已经为家庭的未来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而她们也在这一切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审判的结果。这也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判决。”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都在等待。说实话，没什么人觉得判决会对我们有利。1月18日的传单这样提醒我们：
“不管结果是什么，都不值得奇怪。如果判决是不利的，没有人会沮丧。它将证明，我们在法律面前仍然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将保持坚定。必须再坚持数月，直到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为止。来自各地的成千上万同志，他们准备为了我们的事而抗议。在我们把道理明确摆出来之后，没有人再能愚弄我们了。”
“但我们拥有整个工人阶级的意志，所以无论何时都不缺少任何东西。”
同一场集会上，我们决定在第二天举行一次无记名投票，对判决结果做好提前准备。我们的领导者试着让每个人都尽可能按自己的想法作出决定。在1月19日的传单里就能看出这一点：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必须为以后做好准备。无论结果如何，我们今天的投票将代表我们的决定。”
“第一点。输掉审判并不意味着罢工失败。它也可能会是这种情况：——我们得到了工作，得到了援助，得到了工会。”
“为了以后没有谁说自己当时没想到，现在我们应当预见更坏的局面，比如罢工还会持续、我们会沮丧等等。考虑所有情况后，请决定：
“输掉审判后，我想：
与被解雇的同事一起以新员工身份复工，
或是抗争下去直到事情公正解决。”
每人都得到了一张票，在要选的答案上打了叉。其他工厂的几位同志把票收集起来，然后计票。投票的结果非常惊人：360名在场的罢工者，全票决定抗争下去。
十天后才宣布了判决。1月30日，双方得到了结果。众所周知，法官是在和马德里各方打过招呼之后，才下了对我们不利的判决。
宣判
当地报纸以特别的方式报道了判决的内容。据说毕尔巴鄂市长和有名的资本家，《西班牙邮报》和《巴斯克人民报》的经理哈维尔·伊瓦拉掌控了关于这件案子的所有新闻。我们必须利用罢工得到法律判决的机会来影响公众舆论，因为这能够鼓舞工人们的士气。
法律当然是不讲感情的。但它也只不过是资产者维护自身利益的东西。
审判的结果占据了报纸的头条，由特鲁埃瓦法官宣布的判决被通篇引用，占了好几个版面，因为它肯定要比另一个法官希伯特宣布的判决对我们更不利。后者至少确认了公司以前的情况，并且说明这场冲突应当：
“将其定义为纯粹的劳工冲突，并归因于在公司与生产者之间持续数月的敌对气氛。”
另一方面，特鲁埃瓦的声明如下：
“……主席（公司代表团主席阿方索·卡尔巴乔）声明罢工工人阻止了货车的正常装卸，根据他的印象，运面包的货车遭到袭击，加上工人不肯离开工厂，公司有理由认为工人影响了公共秩序，因此公司告知了省长先生，让政府派出部队强制人员离开上述区域。”
公司提出的毫无证据的指控（他们怎么可能拿得出证据！），再一次被法官写进了判决事实里。
更过分的是，特鲁埃瓦还引用了1962年9月20日法令（有关集体冲突标准）的废话，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这项法律旨在界定罢工的合法性——说明“工人的声援活动”和劳工冲突之间具有微妙的差别：
“（劳工冲突）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直接由工人的劳动条件引起的结果（这里是特鲁埃瓦自己强调的），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行为（这里是我们强调的）……”
如果对工人声援活动的这种判决还不够，特鲁埃瓦在同一份判决中，还声明未受到车间奖金制度问题影响的罢工者：
“如果他们的出发点正确，与同事保持一致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而他们未对情况进行检验与评估就加入了罢工，这一态度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
他这种无耻的说法——称赞工人保持一致的同时，又否认了这样做的所有可能性——无法掩盖自己的明确意图，那就是：让罢工的任何尝试都不可能。
宣布判决之前，法官还做了一系列完美的考虑：
“……负责劳工纠纷的司法机关的任务，正是有效规范与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此类事件对公司和工人自身，亦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阻碍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有证据表明，某些方面的生活水平正在逐步倒退，而工人的行为就是不断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我国多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如此胆大妄为的行为。为了避免它再次发生，必须予以最严厉的制裁。”
正如特鲁埃瓦坦白的那样，西班牙司法的使命无非是“最严厉”地压制一切反对弗朗哥西班牙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活动。司法界一直标榜自己独立于政治权力，可是它无比鲜明地站在了支持政权、颂扬半岛“经济繁荣”的一边，这与司法界的说辞完全矛盾。
按照自己的那套逻辑，法官最后宣判：
“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工人无权要求赔偿。”
重申决心
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对不利的结果做好准备，判决肯定会造成更糟糕的影响。大家的想法凝聚成了一句口号：“上诉失败不是罢工失败”。
虽然整个气氛都鼓舞我们继续前进，但领导者还是希望尊重全体罢工者的意愿，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让大家做出选择。
这样一来，也能驳倒公司和当局一直以来的诽谤：“工人是被一小部分人操纵了”、“有境外势力在背后指挥”，还有其它老生常谈的借口。
宣判的那一天，大家得到通知，第二天尽可能来参加新的投票。
1月31日，560名罢工者中有500人到场。会场入口处分发了当天的传单：
“我们为工人阶级的自由已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是时候做出决定了，这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决定。因此，我们应该好好考虑自己的意见。”
“所有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说，决定不是由我们自己做出的。我们始终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并且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当我们做出决定时，应当牢记：所有的工人都在等待我们的回应……”
经过其他工厂的工人委员会计票后，投票结果如下：在500票里，有494票支持继续罢工，2票反对，4票弃权。
唱票后的热烈掌声清楚地表明：把仍然具有力量与可能性的抗争进行到底，对于五百名班达斯的工人和在场的上千名来自其他工厂的工人来说，是一个庄严的决定。
罢工还将继续三个半月，这也表明了我们要把抗争坚持到底的决心。
[1] 拉迪诺人（ladino），西班牙人和南美土著人的混血。——中译者注
[2] 社会政治部（Brigada Político-Social，BPS），正式名称为社会调查部（Brigada de Investigación Social，BSI），是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特务机关，1941年3月8日成立，1978年12月4日撤销。——中译者注
[3]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叛军在1936年7月18日挑起内战。——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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