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我们的罢工（1966.11.30-1967.5.17）
审判后的抵抗
毫无疑问，班达斯的管理层早就知道，对他们有利的判决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抗争，还有我们身边的声援活动和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也就是说，不像我们这样由法西斯军国主义完全统治的国家里——都得按其它做法来办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认为班达斯面对工人的压力时，还没有用上多少“统治者的手段”扑灭罢工。
弗朗哥独裁统治下，资本主义已经习惯了享受这种绝对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也腐化了它。因此，它完全蔑视工人阶级，在这三十年牢狱般的岁月里，它将我们更多地视为在剥削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的某物，而不是值得尊重的一股力量，也不是要用新资本主义的福利来收买的危险敌人。
也许，正是由于腐败和视而不见，龚德拉没能及时意识到，我们的抗争是不会被他的伎俩打败的。于是，每当他看到我们没有中招时，又会把希望放在其它诡计上，绝不会甘心采取迫使我们无条件投降以外的方法。
从二月到五月的斗争中，我们遭受的镇压不断变本加厉，到了最后，他们施展的手段还包括了宣布紧急状态、流放和监禁等等。
收买的企图
宣布判决的前几天，为了破坏工人团结，管理层筹划了新的行动。通过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和其他工程师，公司和一些向来奴颜婢膝、跟工人不团结的车间师傅勾搭上了，答应只要在宣判之后复工，就给他们钱。公司想利用工人输掉审判后的悲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团结的瓦解会削弱许多人的意志，让他们接连复工，从而打垮抗争。这就是资方想要的结果。
我们的领导者察觉了正在酝酿着的阴谋诡计。他们为了劝阻可能叛变的人，召开了多次会议。
“同志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完全自觉参与斗争的。但是我们听说，管理层想让某几个人打破团结，要他们不顾其他人的未来，先回去工作。如果这里有任何一个抱这种想法的人，请他上来解释这么做的理由。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希望所有人自由表达意见，但是如果有人没有在大家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就在集体问题上私自搞鬼，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如果真有这种人，我们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背叛？你们在这几个月里失去了什么吗？如果需要钱，你们和其他人一样，都能找临时工做。
你们不能找借口欺骗任何人。除非你们现在能反驳这一点，否则回去工作就是最卑劣的自私自利，就是想讨好那些剥削我们的人，给自己捞好处。
更糟糕的是，也许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只是因为害怕，而不是因为了解斗争的全部含义。如果你们现在回去，只会暴露这个悲惨的事实。不要忘记了，你们自己就是被压迫阶级的一部分，而你们只想着向上爬到压迫者和他们的走狗那帮人里。
好好想想你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你们的名字。最好不要一辈子都背负着背叛者的骂名。”
当听说队伍里可能有叛徒时，大家群情激奋。很多人不愿意相信，我们都要求说出这些人的名字，但我们的领导者还是给了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事实上，在那些天里，由于担心自己叛卖的后果，没有人敢这么做。
罢工中的代表团和联络员
二月初，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工会拒绝为代表团和联络员组织新的培训。如上所述，罢工开始时，出于战术原因，我们决定让他们继续担任职务，以免他们被轻易赶走。
但判决结果出来后，管理层想要利用队伍里的叛徒打破团结时，工会拒绝了为代表团和联络员组织新的培训，以此强迫他们复工。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举行了新的投票，对代表团和联络员的去留进行集体表决。跟平时一样，投票之前，先要听取大家的不同意见。几位以战斗和奉献精神著称的代表团成员和工会联络员，把他们的处境告诉了大家。就和当时我们决定让他们待在岗位上一样，现在我们让他们离开岗位，让他们完全加入到我们的命运中。
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投票压倒性地支持他们加入到罢工中。除了在卡佩拉斯特吉的诡计下被选进去的几名专家和工程师之外，36名代表团成员和联络员全都拒绝复工。当天，他们递交了辞职信，只留下四名代表团成员和代表办公室人员的联络员。
这场投票中，我们还决定，让罢工开始时留下来监视电器和储气等设施的同事离开工厂。管理层对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试图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处境已经不同了，一旦离开工厂，公司就不让他们再回来。他们大多数人离开了工厂，只有几个师傅中了公司的计谋。
工贼们
在管理层施加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下，队伍里出了几个工贼。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向他们保证，秘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会保护他们，并且从那时起，占领工厂、埃切瓦里与巴萨乌里周围的城镇，以及奥查考加的街区。
为了钱出卖我们的叛徒有四个：车间师傅劳尔·戈梅斯、胡里安·安杜拉加、坎迪多·萨拉查，以及文员弗朗西斯科·阿梅兹。
公司打算解雇的那些除外，其他的师傅都收到了一封写着奉承话的信：里面说他们能以“同样的待遇”回到他们“管理”的岗位上……同时威胁说，最后通牒就在2月13日。
要么因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在工厂里干活的师傅增加到了9名——所造成的士气低落，要么因为师傅是我们当中最没有觉悟的，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三两成群地回到了工厂。只有四个人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
到了2月12日，在车间师傅和文员中，走出了六百名罢工者中的二十名工贼。
那几天的传单上，控诉了这些人反对工人团结的罪行：
“罢工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队伍里就出了两个叛徒：格雷戈里奥·佩雷斯和伊图尔韦。现在，又多了好几个卑劣无耻的家伙。”
“从没有过如此的背叛。他们只配得到唾弃。所有的工人都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就是害群之马。”
“我们不会容忍叛徒。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这样的人，滚吧！整个工人阶级都鄙视他们，这些叛徒只配给资本当奴才。”
“它攸关所有人的利益，所有人的面包，所有人孩子的未来，而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就只盯着自己自私和懦夫般的利益。他们只能得到羞耻和愤怒。他们也只能在羞耻下离开。”
“我们必须向龚德拉证明，他的臭钱对我们一文不值。他没法收买我们。”
显然，这在整个比斯开的工人阶级中间也造成了极大不安，因为这同样也是他们的罢工。
但车间和办公室员工的紧密团结让我们克服了愤怒和痛苦，因为逃兵基本上都是师傅。
当然，这些人不希望看到的反应也发生了。工贼们在街区里住不下去了。在各个地方，在酒吧、商店和大街上，人们都在斥责他们的行为。当时群情激奋，暴力事件也不断发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心怀恐惧和愧疚，暂时搬到亲戚家去住了。
然而，最有力和戏剧性的场面，就发生在工厂的大门口。我们的妻子，她们一大群人怀里抱着小孩，大声地斥责那些懦夫：他们背叛了不是以个人，而是以集体的名义进行的斗争。和她们站在一起的，还有一大群来自附近工厂的勇敢女工，她们的支持和帮助也始终激励着我们。“工贼！”“不知羞耻！”“我们的孩子会知道你们的名字，还有你们的背叛！”“你们背叛同志拿了多少钱？”等等。埃切瓦里的“新员工”，就这样从两列女人的队伍中间低着头，羞愧地走了进厂。
国民警卫队的镇压越来越强硬，只有我们的孩子在场时，他们才会稍微克制一些。他们在街区里没收了斥责工贼行为的所有居民的身份证，还对这些男女老少罚以巨款——从五百到一万比塞塔不等。
公司前的路
公司的来信与我们的回信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收到了公司的来信，他们重复了与师傅们收到的信里一样的把戏。信中提到“法官和劳工代表认为你们的诉求合理”、“只要回来上工”、“我们将亲自登门请您回到工厂，并保证与以前同样的待遇”……同时要求在2月21日之前回复。
信里的最后一句话，表明了他们想分裂我们的意图：“最后，我们希望强调一点，您应当下定决心离开情绪化的环境。”
在这封信里，每一行字的背后都是说不完的无耻。或许，只有这些年里饱受压迫的收信人自己，才能理解它的真正含义。这不是别的，只是对付工人阶级的新办法罢了，这种办法就是言行不一：先说几句漂亮话，做一些慷慨的承诺，以此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唯一的实话就是要剥削我们。
前两次的诡计失败后，在工会的协助下，管理层给我们寄了一封署名“几位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的信。这封信和后来的两封信一样，里面都有几个“不认识的同事”抱怨说，我们的罢工是政治性的、不该再多做什么等等。
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是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写出来的。那天的传单评论说：
“公司再怎么给我们寄信，也分裂不了我们。信的最后面署名‘几位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我们很想知道，这里说的是公司新来的员工，还是最近‘顶班’的起重机和吊机的操作工们（工程师和专家们）。看看他们，连线圈都搞不定。”
“在给你们的回信中，我们会署名‘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我们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正是这些天的斗争，最终让我们团结如一人。”
“因此，我们要提醒公司，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还有自己的同志。”
不管是对这封匿名信，还是不久后我们每个人还会收到的信，我们的答复就好像是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而答复也确实是集体做出的。我们的回信如下：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管理层
我们今天已收到你们的来信，不想让你们久等。这一答复是集体作出的，因为——尽管你们并不理解——并不是这个或那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着现在的局面。在这里，给你们写回信的，是我们全体被解雇的工人。
我们知道，你们花了多少努力和心血来分裂我们，按照你们的希望让我们复工，也就是说，复工的时候，把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大街上。请你们这一次永远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现在正不慌不忙地干着各种活，毕尔巴鄂银行的计谋也没能得逞。目前，我们的律师鲁伊斯·希梅内斯、阿隆索·加西亚、阿兰东多、卡瓦耶罗和希梅内斯·德·帕尔加先生，正在起草我们对比斯开劳工法院判决的上诉。
虽然在宣判的时候，你们一度打破了我们之间团结的纽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回去。此刻，作为具有技术知识的工人，我们同意与班达斯轧制公司对话，只要你们接受我方的条件。
我们的家人现在也不担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告知了我们的妻子。她们知道我们曾保证过要把住的房子保住。我们正在履行诺言，而且会无限期履行下去。
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收入也少了很多，我们并不是不急着回去，但是你们也知道我们的要求。
最好让人事主管好好想想手下的管理人员和自己的所作所为，停止对我们的粗暴和不公正的对待。
如果想要袭击我们的队伍，或是找出带头的工人，你们将会一无所获。就像你们在比斯开找不到任何一个工人给这家公司工作一样。
每过去一天，你们每施压一次，都会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困难。只有我们都回到工作岗位上，问题才能解决。所有让情况复杂和恶化的行为，不会对事情的解决有利。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班达斯轧制工人
埃切瓦里——1967年2月
他们把曾在师傅当中施展的诡计又用到了这里，但得到的结果是：收信的工人中，没有一个改变心意，他们表达了与集体一致的态度。
重建团结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它将结束我们规模不大，但却令人痛心的分裂。
由于他们扮演的角色那样令人不齿，我们的妻子在厂门口的责骂是那样情绪激动，又令他们痛苦，而他们犯下的背叛行为又是那样露骨，师傅们承受不住良心的重担，于是决定再度离开工厂。让他们大多数人回来的，比起自己被坐实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更多的是出于害怕，他们中有几个人肯定还会再一次背叛我们。
当时他们达成了一致，告诉管理层自己拒绝继续上班。龚德拉下令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不让他们离厂，甚至还请被解雇的师傅们回来。不管是讨好、承诺还是新的威胁都不顶用。他们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还让办公室的代表团成员和联络员，以及最开始的叛徒佩雷斯和伊图尔韦都跟着他们一起走了。
2月18日那一天成为了工人们的节日。我们的传单这么写道：
“我们的团结又取得了新的胜利。今天是值得高兴的日子。我们要告诉班达斯的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一个重大的消息。那些曾经被公司用欺骗的手段收买的工人、师傅和职员，在几天的短暂分离之后，决定再次和他们的工人兄弟站在一起。”
“让我们以他们应得的尊重接受他们，欢迎他们站回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必须一起坚持到最终的胜利。”
“师傅们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不是从公司离开，而是当公司承诺安排他们这个级别的员工时，他们回答说，这不是级别的问题，他们的立场就是所有人的立场：要么全都留下来，要么全都走。这是我们团结的胜利。”
“卡佩拉斯特吉和菲利皮尼的把戏落空了。现在留给专家和工程师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牵着主人的狗出门散步，要么走出去和工人一起跟资本主义斗争。在这个资本主义里，他们只能变得更为低贱，直到毫无地位可言。”
“学着今天走上街头的师傅和职员的榜样吧，他们向工人证明了自己的尊严，加入到了斗争之中。”
“众所周知，在我们的口号里没有划分等级，只有‘所有人’，因此，我们要提醒工程师和专家，他们也是拿工资的，他们也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
我们没有对此抱有太多幻想，他们已经烂到根了。他们的背叛是老早之前的事，只有正直的人——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扎根在人民中间——才能够挣破锁住专业人士的金链。对于班达斯以及许多地方的专家和工程师而言，或许已经太晚了。
管理层被我们的新胜利给激怒了，在龚德拉的周旋下，那几天政府部门终于下令，动用大量的国民警卫队和秘密警察阻止我们在巴萨乌里开会。
但是，师傅们的离开，以及我们抵抗意志的随之增强，让顽固的龚德拉也开始动摇了，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不相信罢工会轻易瓦解了。手握大权的那么多年以来，他头一次产生了这种悲观的看法。
不可能的谈判
龚德拉通过中间人要求与我们的代表会谈。他从没想过跟工人扯上关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根本没考虑过和解，如今却“屈尊”要求谈判。
2月25日，我们的六位代表与这位巴斯科尼亚总经理进行了首次谈话。这场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尽管龚德拉的处境很糟，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傲慢，就好像他无法克服不得不和工人直接对话的耻辱：——“我已经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我知道这场罢工是政治性的，也希望很快能证明这一点。”“你们只不过给某些人利用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准备重新考虑解雇的人数，甚至会给予补偿，但这之前我要询问劳工法院。”
我们的代表没有浪费时间跟他胡扯，直截了当告诉他：——“工人都是公开发表意见的，所以你的话没有任何依据。这都是老掉牙的说法。”“没有经过我们的同事，我们是不会允许解雇的。”“既然你有这么多办法刁难我们，如果你真的想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希望你现在也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弥补对我们造成的损害。”
尽管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我们的代表还是同意参加第二次会议，龚德拉答应在那次会议上，就解雇等问题给出最后的答复。这场会议延期了几天才召开。我们的代表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参加会议的，也就是：绝不允许他像上次那样对待我们。但是龚德拉还是老样子，甚至倒打一耙：“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场冲突是由一小部分人指使的。”“这场罢工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我一直都在按上面的指示办事。”“被解雇的人不会超过员工人数的5%。”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唯一有错的是你和你代表的制度。”“要说解雇，也该解雇你这样不像话的管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口号——要么全走，要么全留。”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和这个人的苦涩对话。虽然他必须结束这场冲突，但他连表现得稍微聪明一点，或者写两封“和解书”都做不到。
虽然龚德拉多次告诉董事会，罢工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工厂仍然没有开工。
他在这次尝试失败后，还想证明工厂已经开始运作，但他至少需要一些人去开机器，给人工厂一切如常的印象。
在一月和二月里，他在比斯开招工的尝试失败了。而卡佩拉斯特吉通过其它工会的一名律师在杜兰戈（Durango）弄来的一点人，他们在了解实情后就离开了公司。
毫无疑问，接下来他们采取的最为卑劣的行径，不过是班达斯管理层的腐败、残暴和完全无视人的尊严的真实写照。
穷人的市场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傲慢与权力让他们无法向任何人或事物低头。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没有了底线，也没有了任何道德准则。以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龚德拉的几个走狗悄悄离开了比斯开，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这是几个人之间的秘密。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人带回来。不管带谁回来都行。不管多大岁数，也不管身体和家庭情况怎么样，什么人都行。必须把人塞满公交车，再拉回毕尔巴鄂。越快越好！
他们招人的方式就是：哄骗、答应给钱等等。
招来的人都是最穷苦的人，他们来自加利西亚、莱昂……这帮人像猛禽追赶猎物一样，到处窥探着人手。
工会在集市上张贴了告示。这张告示就像是钱塔达（Chantada）的加利西亚贵族在讲话：“比斯开的大公司需要工人。优厚的待遇。发布者：地区劳工代表。”
这些告示没有提到别的。除了每个月能拿多少之外，上面只说工人到7月18日还能领到五千比塞塔。关于这场罢工和我们的真实情况，他们一概没提。值得一提的是，巴斯科尼亚的没良心律师伊瓦拉、奴性十足的师傅洛哈斯，还有同为律师的卡尔巴乔的合伙人奥尔蒂斯，为了把人招到班达斯去，他们还在一间台球室里张贴了告示。
最后是巴斯科尼亚的研究主管把人给找齐了。我们在3月31日的传单上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先生在哪里？他好几天都没在公司露面。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的行踪被故意闭口不谈。看起来是管理层给他下了直接命令。马图拉纳可是他们的左膀右臂，而且受着相当的信任。看起来，马图拉纳先生也很想在班达斯的冲突里崭露头角。听那些认识他的人说，他的野心很大：他想飞黄腾达，当上大领导。但想要在管理层面前露一手，也不那么容易……”
“班达斯的冲突不仅是一片战场，它还是我们鲜活历史的课堂。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人们会为它著书立作。但我们会把它的两章历史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其中一章是野心、奴性和狂妄，那些人享有权力，而这些权力是通过把人们踩在脚下得来的。另一章是真诚、正义、尊严和同志情谊，这些人宁愿承受危险、贫困和痛苦，也不愿背叛自己的良心。在这一章的最后，是我们的口号：要么全走，要么全留。”
我们在火热的战斗中，写在字里行间的内容几乎成了预言，就在当时，正有更多的被压迫者将受到残酷对待，他们将被逼着用自己的劳动损害自己的阶级兄弟。
这些人不断赶来。许多人是怀着希望来的。这些忍饥挨饿、没有工作的人，总是在与他们所深爱的土地分离的痛苦中，怀揣着自己的希望。这就是移民的古老历史。
但事实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真实情况是残酷的一击。工厂还在停工，厂房空了，外面是国民警卫队的团团包围，老板也骗了他们。而让他们最难受的，是当他们见到了我们，见到了我们的妻子，见到了我们的孩子时；“你们别去上工！”“想清楚你们在干什么！”“和我们站在一起吧，你们不是只有自己！”“不要玷污了你们出生的土地！”——我们来自加利西亚的同事对他们的同乡喊道。
埃切瓦里收容所
他们像犯人一样，进出工厂都要由武装警察的吉普车押运。当他们想逃走时，公司就在埃切瓦里当地离工厂很近的地方买下了两栋公寓，每间房间六个铺位，让新招来的人住进去。他们被禁止上酒吧，以免跟我们接触。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他们只能从远处听见我们的声音，通过一排排枪支围成的篱笆看到我们的脸。直到后来，他们才能诉说那段日子里难以忍受的痛苦。
一天晚上，我们的一群妇女前去住满新来的人的那栋楼。她们敲门：——“开门！我们是班达斯的工人，想和你们谈谈！”里面传出了痛苦的声音：“不行啊，我们被关起来了，钥匙在国民警卫队手上！”不用再多说什么了。看到这种悲惨的、让人非常难受的事情时，没有人不会气血上涌，没有人不想跟这个用暴行维护特权的制度作斗争。
这时候也离宣布紧急状态不远了。而宣布紧急状态，就是要隐瞒他们的真正意图——正如我们在其他章节所见——然后制造假象：“近几个月来，不断发生影响工作自由权的非法行为”。当然了，他们指的肯定不是那些因为穷，被迫强制劳动和背叛工人阶级的埃切瓦里的新囚犯。
他们一个接一个逃掉了，在参加我们的集会时都非常激动，也都得到了我们热烈的掌声。下面是来参加集会的人向我们解释他们怎么来到了这里，还有他们的想法。他们在诉苦时由于情绪激动，经常会断断续续，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我结婚了，有五个孩子，我住在加利西亚的……那里的生活非常艰难，几乎找不到工作，而我们的土地又很少，这样子根本没法活。有一天在集市上，我看到了工会贴的比斯开招工的广告。我回去和老婆谈了谈，然后就决定离开老家。在我找到住的地方后，她就会和孩子们一起过来。”
——“我和工会签了合同才来的。他们掏钱送我们来。和我一起来的人，都是因为收到了劳工代表寄的信，让他们来工作。关于你们的情况，他们啥也没说。这是我这辈子里最糟糕的一周。我以前都是挺胸做人的，这几天感觉自己就像是犯了罪。不管怎么说，现在我已经在你们中间了。”
——“我15岁，来自蓬费拉达（Ponferrada）。我以前给车间当帮手，听到能来比斯开的时候我就来了。他们先是给我们培训了15天，因为我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大家连扳手都不知道是啥。要是我爸知道我在班达斯，他肯定要宰了我。”
——“我有二级硅肺。我把这个告诉了工会，但从毕尔巴鄂来的先生们说无所谓。当时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家的经济情况很困难。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到了略迪奥（Llodio）之后，就从乘公交变成搭出租。当时我们就觉得不对劲。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是想隐瞒我们来到埃切瓦里的事实。在被你们的老婆围住，听到她们的喊叫之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起初我们想走，但警察逼我们进厂。在工厂里，他们说你们所有人都在搞政治。”
——“因为没有钱，我只好找这份工作。这是我这辈子最糟的日子。”
无需解释，这些话在我们中间激起了什么样的感受。要认识我们敌人的真面目，这些例子就绰绰有余了。
另一方面，这件事还给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在这段悲惨遭遇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想回家，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我们给他们大部分人垫付了回家的路费，还给了他们一些钱，让他们能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帮那些希望留下来的人找了工作。在决定他们要住在谁家里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我们都想把他们带回自己家。我们与那些受到了残酷的欺骗、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经历的人们团结在了一起。他们中间还有几个人，因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开机器，出事故受了伤，还失去了几根手指。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做了。还有一群人接着给公司干活。里面有一些人属于“弗朗哥卫队”[1]或者是混入其中的警察，他们试图打探消息、瓦解我们的抵抗。除此之外的其他人都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丝毫不关心我们的处境，只管自己能找到活干。
直到罢工结束，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搞这种“人才引进”的把戏，但是从岗位上逃离的人很多，他们还是没能实现瓦解工人团结的目的。
直到罢工结束，罢工者中的叛徒人数始终没变。这十三个人的名字，这些把阶级兄弟出卖给剥削者的人的名单，将会永远被班达斯和工人运动的历史铭记：艾米利奥·蒙赫、劳尔·戈梅斯、费里西安诺·贝斯、塞昆迪诺·弗朗西斯科、佩德罗·安杜拉加、胡里安·安杜拉加、阿尔贝托·洛哈斯、毕尔巴鄂、佩德罗·伊图尔韦、格雷高里奥·佩雷斯、塞维里诺·伊斯基尔多、伊格纳西奥·纳瓦斯凯斯和坎迪多·萨拉查。
局势升温
用上了所有手段后，他们还看不到我们的抵抗何时结束，于是又用了其他方式来威胁。
自三月中旬以来，他们就拒绝为我们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也不能在门诊看病。3月15日的传单对这种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写道：
“昨天，我们呼吁全比斯开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今天，我们更要重复这句话。”
“大家看到，龚德拉和卡尔巴乔他们那伙人对我们用尽了凶残的手段。但这一次，他们已经没有底线了。谁也想不到，他们居然想用疾病来打倒我们，工会也在后面帮他们。昨天，我们的代表告诉我们，当没工作的人拿着失业卡去领医疗保险时，他们就对这些人说：‘去班达斯，那里有活干。’”
“你们就是这样理解工人的尊严的。难道能够容忍这样的暴行吗？你们对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的痛苦就没有丝毫尊重吗？”
“龚德拉，只有你要为此负责，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们会来找你算账的。”
“我们向比斯开的全体医生呼吁，请你们不要听从龚德拉的指示，因为我们可以肯定，你们不想在自己的良心上留下这么大的污点。”
“同志们：如果他们以为使出这样的招数就能打破我们的团结，他们就错了。不管有没有（生活）保障，我们都将继续前进，直至得到公正的对待。就像我们现在吃饭不靠龚德拉一样，就算他现在不让我们看病，我们也会想到办法的。”
事实确实如此，因为比斯开并不缺有良知的医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型的医疗救助组织。
后来，警察那边也发起了新的攻势。我们的代表团成员路易斯·莫亚在登记住处时，因为和奥萨巴住在一起，就遭到了逮捕。从四月开始，他们就频繁召集代表团和联络员来作证，让他们对罢工的延续负责，并以此威胁他们。
4月4日，为了声援我们的斗争，无数家公司都停工了一个小时。当天下午，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大约有一万名工人和几百名学生参加。
镇压是残酷的。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向示威者施暴，甚至对妇女也毫不留情，造成很多人受伤。这三个小时里，市中心的多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在阿雷纳尔（Arenal）、格兰维亚（Gran Vía）和萨瓦尔夫鲁（Zabálburu）这些地方，都能听见人们喊道：埃切瓦里！班达斯万岁！自由！
在整个四月里，为了我们遭受的一切不公，为了反对工会的不作为，也为了声援我们的罢工，大家各自举行了罢工来抗议，参加这些罢工的人数一度超过四万人。
神父的抗议
4月12日星期三晚上八点，为了抗议这几个月来我们的遭遇，八十位神父上街游行。他们的队伍从教堂出发，缓慢地走过格兰维亚，一直到莫尤阿（Moyúa）广场。他们在政府大楼前待了二十分钟之后——省长拒绝接受他们的签名文件——就往主教府方向走，递交了如下声明：
“近来，当局对我们人民的压迫日益加剧。警察对和平游行的群众暴力镇压、随意拘捕、审讯、殴打并虐待被捕者，为了拿到证词，还用这些手段威胁他们。”
“受到此类非人待遇的很多人，他们只是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责任，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或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或是作为被公共权力定义为‘地下’和‘非法’组织里的积极分子，他们只是以自己的天赋权利在勇敢地表达，每个人都必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与他人交往。”
“在工人的问题上，我们谴责1月27日对工人游行的暴力镇压、3月12日对‘德国矿厂’的一百四十名工人的随意拘捕、4月4日对为声援班达斯轧制工人进行的游行的暴力镇压、系统性的迫害、逮捕、审讯和对工人领导者的无理罚款，最后，我们也谴责将他们其中一人不公平地流放出国的做法。”
“在政治的问题上，我们谴责对巴斯克国庆日（Aberri Eguna）进行的暴力镇压、逮捕、随意罚款、审讯、流放，以及系统性地迫害各个政治组织的积极分子的做法。”
“作为教会的神父，我们有义务维护所有人的神圣尊严，我们以和平的方式，表明我们对警察以及当局的镇压行动的公开谴责。”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作为人和作为神职人员的良心，这一良心使我们不得不为我们人民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而感到有罪。1967年4月12日于毕尔巴鄂”
罢工的几个月里，所有人都开始觉醒了。在资本主义和它的统治工具对我们的加剧压迫下，工人阶级和其他团体也以自己的力量作出了回应。
整个半岛的工人都做出了回应，但毫无疑问，是比斯开的工人在最坚定地捍卫我们。
为了班达斯工人的事业——可惜的是，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也许发生过，但没有一直团结到底——还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所有的地下组织决定统一行动，发动积极分子和整个工人阶级，采取反抗资本主义的具体行动。（但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最终失败的部分原因——有一些组织不幸没能理解，在政府把罢工镇压下去之前，我们还有机会把罢工扩展开来。因此，这些组织进行的声援行动，始终没能超出象征性的作用。不过有些组织确实尝试过将斗争推动到当时情况允许的最高水平。）
宣布紧急状态
面对我们团结起来的危险，当局再次脱掉了欺骗和自由化的面具，在金融和工业寡头的压力下，比斯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一天是1967年4月22日星期六。政府机关“字母”（Cifra）通告了紧急状态，其内容如下：
“在最高贵的国家元首阁下的主持下，埃尔帕多宫召开部长会议。
根据内政部长的建议，本法令获得批准：终止《西班牙宪章》的第14、15和18条，在三个月内宣布比斯开省进入紧急状态。
援引该法令的理由是，近几个月来该省屡屡发生非法行为，影响了国民经济、劳动纪律与工作自由权，违反了法律规定与相关法院判决。其行为扰乱公共秩序，且地下组织在境外支持下异常活跃。
为维护国民利益，内政部根据现行法律采取必要措施。
停止生效的法律条款
《西班牙宪章》中停止生效的条款如下：
第14条——任何西班牙公民有权在本国领土内自由定居。
第15条——在未经当局授权、未经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不得进入西班牙公民的住所，或是对住所进行登记。
第18条——未经法律批准，不得随意拘留西班牙公民。
在72小时内，所有被拘留者应将被释放或移交司法当局。”
不用说，新的局面受到了所有当地媒体的热烈拥护。
在《西班牙邮报》发表的一篇“编辑说明”中，他们企图掩饰这些措施的影响范围：
“我们可以说，政府宣布最低限度的紧急状态是为了暂时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确保公共秩序不再受到那些一再试图扰乱和平的人影响。”
同样是在这些日子里，他们还谴责所有为支持我们的事业而进行的游行和罢工，将它们称为“街头暴乱”。电视台和报纸还大力报道一件关于西班牙水手的事件：在意大利的锡拉库扎（Siracusa）港口，在一艘挂利比里亚旗的船上，一名西班牙官员被德国官员扇了耳光，为了维护这名官员，水手们在4月3日离开了岗位。
几个月前，他们也在关注类似的事件：当时有一些年轻的西班牙女工，因为抱怨得到的食物而被荷兰的一家工厂解雇。西班牙劳工专员为这些女工辩护，并要求涉事公司撤回决定。
当然，这两件事不过是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虚伪。他们无非是想保护移民带回西班牙的大量外汇。为此，他们把国外的工人团结与廉价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同时又谴责和攻击工人声援我们的活动。
“人头滚滚”
在比斯开的新局面下，首先就是一连串的逮捕和流放。在整夜的搜查后，有15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被关了起来。
在五一劳动节前几天，这些人里面有15人被流放到了西班牙各地。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塞在卡车上长途奔波，睡觉也只能在监狱里，就这样一个个在偏远的村子里被放下，身边没有留下钱或任何东西。他们基本上都是三个人一块带走的。尽管西班牙农村地区也生活在国民警卫队统治的恐怖中，但在许多时候，他们仍然得到了同处在弗朗哥国家下的受压迫人民的帮助，这些人也在等待着自己的解放。
在得知他们的下落之前，他们的家人不得不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当他们去监狱送饭的时候，才第一次得知自己的家人被流放的消息。而他们得知的也只是，“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们去了警察总部打听消息，然后又被赶去省长那里，在几个小时的等待后，一名官员才含糊其辞地回答了他们。
监狱和流放还不能让这些人满足，为了阻止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他们在毕尔巴鄂集结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镇压力量。当然，工人阶级在那一天里没有出现在平时游行的地方，他们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发起反击。
我们的报纸无耻又腐败，《西班牙邮报》在5月2日关于毕尔巴鄂发表了以下评论：
“5月1日无事发生。大量的毕尔巴鄂人利用周末的假期，在周六离开了镇子前往布尔戈斯、拉里奥哈和避暑的沿海城市。在昨天，尤其是在早晨的好天气下，成千的人来到了晴朗的海滩，多么美好的夏日时光啊。镇子里没什么人，当然，5月1日这一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虽然为了避免发生任何紧急情况，治安部队在各个要地巡逻，但毕尔巴鄂昨天还是度过了一个平常的假期，温度宜人、车辆稀少而且完全平和。”
大量的毕尔巴鄂人“离开了镇子”，因为他们被堵住嘴赶走了。他们在“好天气下”被关进了监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阴影中。当它说“这一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的时候，想必是在对我们进行暗示。他们的“当然”是指紧急状态、野蛮的镇压，还有对当地的军事接管等等，都是“理所当然”的。至少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个意思。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无论这家还是其他任何一家报纸，都不会讲出在这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好像他们不是早就知道一样。
但他们无法掩盖这一劳动者的节日在其他城市中的重要性。比如在塞巴斯蒂安，节日的前几天里，当地分发了大量的传单，呼吁工人进行示威、用行动来声援班达斯工人。工人决心庆祝五一，那也是三十年来最重大的一场游行。半岛各地都在高喊：“班达斯！”和“埃切瓦里！”，它们已经成为了劳动者的口号。
抗争接近尾声
五一节之后，镇压继续压在了我们身上。秘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好几次在奥查考加教堂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他们撤销了我们的出入许可，还不准我们举行任何集会，甚至在公共广场上也不行。
即使宣布了紧急状态，我们还是想继续罢工，团结一致抗争下去。
对我们的封锁越来越严密了。即便这样，5月5日的传单仍表现出坚定的战斗意志：
“我们的总经理费尔南多·龚德拉说他在巴黎，看来不是假话。就因为这个，我们的代表团还没从马德里回来。他们在等龚德拉先生回来告知他们由官方工会代表做出的公司给代表团的答复。”
“自然，没有人说的话能比龚德拉先生分量更重了。龚德拉先生就是公司。只有他是董事会的成员。龚德拉先生是大小股东中唯一的一位。这里只有他。只有他的话能算数。他是比斯开唯一的老板。其他人也都说，做主的是龚德拉先生，他很有头脑。而我们只想说，他就是个混蛋。”
“但他不能让我们回去。就算他们有皇帝发话，或者上帝的指示都不行。‘龚德拉神’施展了所有法力，还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他又动了动万能的手指，把整个比斯开都圈进了紧急状态。”
“最近在比斯开发生的所有罢工，都是由老板们所说的很有头脑的龚德拉造成的。”
“15名工人被流放，这也是很有头脑的龚德拉干的。其中一位就是公司代表团成员：我们的同志路易斯·莫亚。”
“龚德拉神将继续下达命令、继续逮捕和流放。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既然饥饿无法打倒我们，他们还用上了监狱、放逐和绑架。龚德拉这个神，并不是为他人殉道的基督教的神。龚德拉这个神只会为了自己的自负去杀害别人。”
“毕竟，龚德拉先生并不在乎什么流放。他想象的是自己去巴黎、马德里或者瑞士挥霍的场面。坐的是豪华车厢，住的是头等酒店。龚德拉神把自己的女儿安置在豪华套间里，而不在乎被流放或被监禁的工人的孩子会怎么样。”
“这就是万能者龚德拉。别的东西他都不在乎。”
“龚德拉先生，你的身上有许多美德。在你的帮助下，我们班达斯的所有工人团结了起来。在你的帮助下，实现了工人阶级三十年来最强大的声援运动。在你的帮助下，你的资本家伙伴们也尝到了罢工的滋味。在你的帮助下，整个比斯开进入了紧急状态。在你的帮助下，已有并且还会有更多人被流放。龚德拉先生你多好啊！我们该怎么报答你呢？”
“但你的女儿睡得很安详、住的很舒服……如果你继续敲打我们的团结，只会迸出火花，而在你的工厂，也就是在我们的工厂里，机器会继续生锈下去。它们是不会开动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也决心为它继续斗争。”
传单里的话成真了。他们又流放了四十多人。同时还发生了新的逮捕、刑讯和威胁。
为了和索利斯[2]谈话，我们的代表团在四月的最后几天里去了马德里，他们被故意拖到五月初才得到接见。在他们坐火车返程之前，早就秘密策划好了：他们要在布尔戈斯被逮捕，然后流放。由于收到了我们的消息，他们才在决定性的关头为了我们的罢工赶回毕尔巴鄂。
警方得知他们回来后，就立即把他们传唤到警察总部。在那里，最高警察长官和其他高级官员都在场，安全总局的特派员凶狠地斥责了他们：
——“你们已经不再代表任何人，当然，你们也不能举行任何会议，或者给工人提什么意见。”我们的领导者们回答他——“我们是由自己的同志选出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受着他们的信任。此外，我们身上还有官方工会的职责，是他们派我们去马德里的。”——“在警察面前，工会什么也不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什么也不是，最好注意一点自己在做什么。”
抗争开始变得无望。公司利用我们的处境发布了最后通牒，尤其是威胁要按照劳动合同，把我们中的许多人赶出家门。
由于受到警察的迫害，我们又无法举行集会，再加上被威胁赶出家门，我们向工会提出请求，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来做出我们的集体决定。但是被拒绝了。
代表们以我们的名义发表了复工的声明，虽然他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决不是情愿复工的。
这一刻是残酷的，许多天来我们饱受折磨，报纸却这样宣布我们回去工作的消息，以下是R·阿西隆在《北方报》（La Gaceta del Norte）上写的话：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因为这个对于其他人、对许多家庭和国民经济造成了不愉快影响的问题，已经圆满结束了。人们经历的这场社会噩梦，虽然迟了一点，但还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对此，我们将交由读者来评判……
[1] “弗朗哥卫队”（Guardia de Franco）是1944年至1977年弗朗哥独裁统治期间，西班牙的一个极右翼准军事组织。该组织主要由长枪党的“老近卫军”组成，对政权内部的变化采取了不定的立场。弗朗哥死后解散。——中译者注
[2] 何塞·索利斯·鲁伊斯（José Solís Ruiz，1913年9月27日——1990年5月30日），弗郎哥法西斯政权后期重要人物，1951—1969年任民族工团主义中心全国代表，1957—1969年任“国民运动”总书记，1975—1976年任劳动部长。——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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