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成为创造的主体，与以某种意义实现自我对现状的肯定，两者彼此对立。即便是同一件事情，是处于守势还是攻势，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立的。……对于敌方的压力不应一味防守，我方也要反过来创造压力。要让运动体中的每个人都以意识到、自觉到、互相认识到这一点的方式开展运动，才能转守为攻。所谓攻势，也意味着对现状的非肯定。^[3]

　　田中正造翁，在议会叫了20年，最终又有多少反响呢？各位对那古河的足尾铜山，连个小指头都碰不到。而足尾的工人们在3天里却干了那么多事，自行让一般权力阶级瑟瑟发抖。（拍手）暴动不对，但是不得不承认3天的运动比20年在议会发声更有用。^[7]

　　 然则，我等不得不说一句，诸君与我等都非虚无党，也非恐怖分子，是社会民主党也，社会主义者奉行万国和平之理想，社会主义者之战斗手段，必须始终排除武力，不可不为和平手段，不可不为道理之战，不可不为言论之争。^[33]

　　 仰愿，《平民新闻》上为人道为公益述说战争悲惨、哀悼士兵不幸的记者足下，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信仰社会主义的士兵同仁被国法所桎梏，被强置于一死报国之危险中的战场觉悟、阵营态度立案公布，如此，予辈在炮火相交中也能身怀清新有益之护身符，有了安心立命之目标。^[35]

　　诸君今日为杀人而去，否则就是为被杀而去。吾人知晓，此实非诸君之希望所在，然则诸君作为士兵……不可有思想之自由也，不可有躯体之自由也，诸君之前去也绝非诸君之罪也，……诸君不可不去，去吧，去尽诸君之职责，作为一机器而行动。然则俄国士兵也为人子也、为人夫也、为人父也，与诸君之同胞同为人类也，思之而慎为，切不可对彼等施以残暴之行。^[36]

　　 托尔斯泰翁之要在于，将战争原因归结为个人之堕落，故欲教人悔改以拯救之。吾人社会主义者，将战争之原因归为经济竞争，故欲废除经济竞争以防止之，此乃吾人全然不服托尔斯泰翁之所以也。^[40]【/u】

　　 看上去平民社对于托尔斯泰的批判，似乎是建立在是“个人”还是“社会”，“宗教”还是“经济”的二元论、方法论上的拒绝。但是，这一可谓性急的批判，实际上也暗示了托尔斯泰的“非战论”给予平民社的冲击之巨大。在下述平民社的回应中，非常直率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那么，对当时的平民社而言，“未能言说之处”、“绝不能描写之所”，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有两点：批判天皇制与拒绝服兵役。托尔斯泰的和平主义，呼吁批判沙皇、拒绝服兵役，相较于期待着明治天皇的圣明，还不得不容忍士兵出征的平民社“非战论”，显然彻底得多。平民社认为托尔斯泰的主张是对自身和平主义的巨大挑战，拼命探索回应之法。他们对托尔斯泰的批判，最终带来了这样真挚的“对话”，并显示出他们向暴力哲学踏出了多大的一步。
　　 在平民社与托尔斯泰之间，对“非战”的方法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即将自身置于对方立场看待问题，这样建立在本国中心视角上的开战合法性便荡然无存。比如，当托尔斯泰描写日俄战争的非正义性时，其结构是首先谈及日本的农民，再与之相对照地谈及俄罗斯人民。通过这样的写作技法，促使同情俄罗斯人民的俄罗斯爱国者们，必须先“了解”敌国日本的士兵们的心情。


　　 托尔斯泰又针对两国知识分子制造、扩大上述欺瞒的方式，做了如下描写。


　　 构成《平民新闻》“非战论”的重要战略，也正是上述彻底的视角换位，以此引出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构成平民社“非战论”的诸多文章之一大特色就在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跨越国境的换位视角。


　　 对于“敌国”的批判立刻转变成了对“本国”的反省，并将被视作对立的根据一一拔除。托尔斯泰与平民社的“非战论”，就像对照镜般，照出彼此的态度，增加了相互批判与相互理解的可能性，进一步消解战争之合法性。
　　 平民社之“非战论”如托尔斯泰的镜像一般，却又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缺陷。托尔斯泰甚至指名道姓，直接批判沙皇为“造成不幸混乱之少年”，而平民社对于明治天皇的战争责任，则一言不发。这一缺失可以视为其“非战论”的致命缺陷。在日本的主战论者们对托尔斯泰的批判中，这一点显露无疑。他们抬出天皇的存在来特殊化日本之国体，虽然肯定托尔斯泰对于沙俄政府的批判，却试图借托尔斯泰的这一批判，免去日本的责任。比如黑岩泪香在谈及托尔斯泰的“非战论”时，对日本国体的特殊性做了如下强调。


　　 托尔斯泰对政府的批判，放在沙俄是妥当的，而用于批判具有特殊国体的大日本帝国则是无的放矢。这是当时主战论者们的惯用套路。
　　 从《平民新闻》上所刊登的如下一段文字中，可以窥见平民社已经痛切接受了自身“非战论”的欠缺。


　　 这一时期，平民社所标榜的是国体论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51]，但在托尔斯泰“非战论”的彻底刺激下，还是怯生生地踏出了批判天皇制的第一步。
　　 托尔斯泰与平民社，都意识到了各自的“非战论”必须经受战场的现实考验。但是两者对于现实的态度却互为对照。托尔斯泰在其日俄战争论的后半部分收录了托尔斯泰与即将或已经奔赴战场的士兵们的对话。其中，由“一水手”写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如下。


　　 水手写给托尔斯泰的这封信，如前文所介绍的“即将受召入伍的一名预备兵”写给平民社的信，有种奇妙的相似性。在前文中也可看到，平民社在回应这一来自现实的追问时的狼狈，只能含含糊糊地提出一种妥协。然而，托尔斯泰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却给了水手一个明确的答复：“谁都没有战斗的必要！”^[53]
　　 托尔斯泰确实饱含同情地记录下了那些即将或已经被送上战场的人们，在现实中“无处可逃”的困境。但是，他把责任却归结于走向战场的每个个体的心灵脆弱。“在他们看来，在惧怕肉体毁灭，与不惧怕灵魂和肉体同时毁灭间，没有其他出路可行。”此处，托尔斯泰向平民社所提出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神的“非战论”是否真的可能？从平民社对于托尔斯泰急切的批判中，我所读出的是他们由这一追问感受到的战栗。平民社虽然战栗于这一问题，却还是坚持探索存在于“肉体”领域内的自身“非战论”之可能性。

第五节 早期社会主义中的殖民地问题

　　 与托尔斯泰的高密度对话，也使得平民社战略中所存在的重大空白浮现。《平民新闻》上有交战对象国俄罗斯与社会主义先进国欧美的知识分子们的言论，却几乎看不到来自战争所展开的舞台——中国、朝鲜的知识分子们的评论。既有研究将这一空白作为早期社会主义者们的亚洲认识之局限性的表现。^[54]以俄罗斯为主所展开的与西欧之间的“对话”，体现了建立在民族国家间对等关系前提下的国际主义，而与亚洲之间的“对话”则包含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统治与从属的关系。因此，多数既有研究，从平民社同样以“平民”呼吁亚洲人民的实践中，发现了其所具有的掩盖已有权力关系的功效，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平民社的亚洲理解之实质为何物。
　　 在平民社对于朝鲜的呼吁中，散发着浓郁的上述危险气味。《平民新闻》在第32号中刊登了《敬爱的朝鲜》，向正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的人们发出呼吁。平民社在这篇评论中问道：“究竟应如何救朝鲜？”平民社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认国家观念”。^[55]根据这一评论，人们只有先否认“国家观念”，才有可能放弃“虚荣”，承担起“宣传和平福音之大任”。他们称只有“历代烦恼于强国侵略，最终理解了杀伤攻伐的无意义与反道德”的朝鲜人才能担起这一大任，而这正是“朝鲜可以名列诸国之中”的唯一方法。
　　 今天为人所知的是，《敬爱的朝鲜》这一评论出自木下尚江。^[56]但是，幸德秋水在其主要著作之一的《帝国主义》（1901年）中，也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以所谓爱国心为经，以所谓军国主义为纬，所编织而成的政策”。这一将否定爱国心作为国际团结之必要条件的设想，是包括木下在内的平民社所有成员所共有的。但与面对俄罗斯社会党、托尔斯泰时的情况不同，《平民新闻》中并没有出现朝鲜知识分子对其呼吁的回应。平民社对朝鲜的呼吁，最终也只是单方面喊话，这是今天讨论平民社时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我试图以民族在平民社“非战论”中的位置来寻求一种解释。在平民社的“非战论”设想下，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摆脱各自的“国家观念”获得自由，由此打开通往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之大道。但是，在当时由“承认强者权力的国际道德”所统治的现实中，对于濒临被殖民危机的人们而言，这些“否认国家观念”的言说，最终所否认的是为民族独立赌上的希望以及民族独立运动的意义，说到底也不过是发挥了帮助大日本帝国“合并”朝鲜的作用。
　　 石坂浩一曾通过对早期社会主义相关机关报纸杂志，即以周刊《平民新闻》为首的，《直言》、《新纪元》、《光》、日刊《平民新闻》、《世界妇女》、《大阪平民新闻》（此后的《日本平民新闻》）、《熊本评论》、《社会新闻》、《东京社会新闻》等报刊所刊登的朝鲜相关新闻进行分析，评价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侵略朝鲜、承认朝鲜人的反抗斗争的正当性所具有的思想意义。但是，他也严厉批评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朝鲜论中所存在着的各种问题，即“几乎无视每一个日本人对朝鲜的责任以及意识上的问题”，“并不认为对朝鲜的无知与偏见是无知与偏见”，“无法把握移民问题的结构，也无法理解将对内镇压与对外侵略有机结合的帝国主义的一贯政策”，“虽然对中国的运动予以同志般的对待与思考，对朝鲜的运动却只停留在同情程度”，等等。^[57]而李京锡则试图从幸德秋水、大杉荣、堺利彦等人在1907年，与印度、菲律宾、越南、中国、朝鲜留学生及革命家一同创建的组织“亚洲和亲会”中，寻找平民社与朝鲜等亚洲地区知识分子进行“对话”的可能。^[58]李京锡强调，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通过这一组织向来自亚洲各国的革命家们传播社会主义，又通过他们了解了帝国主义的现实与民众的反殖民要求，从而防止理论教条化，使得理论与实践之间维持着紧张关系，这点极有意义。李京锡的研究是要彻底查清朝鲜革命家是否可能在这一小组中承担了重要一翼，然而在其研究中，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朝鲜人事实上参加了亚洲和亲会。
　　 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早期社会主义者与朝鲜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对话止于未启。但是，现在仍有对这一未启之对话所具有的可能性开展谨慎探讨的余地。如果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引起了东亚结构性变动，亚洲团结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在这一大背景下所开展的新的政治性实践尝试，那么在团结亚洲背景下所展开的新“暴力哲学”是怎样一路发展到最终演变出“大逆事件”的，弄清这一历史过程显然很重要。而这必然又会给日本早期社会主义与东亚所展开的反殖民运动斗争之间的关系带来新的研究视角。
　　 需记得“大逆事件”与亚洲的反殖民斗争具有同时代性。比如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内枪杀当时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是在1909年10月，而旅顺的关东都督府执行安重根死刑是在1910年3月。另一方面，仅仅两个月后的1910年5月25日，“大逆事件”中的首位嫌疑犯宫下太吉被捕。安重根事件与“大逆事件”在时间上是连续发生的。而安重根的绝笔，也即其未完成的论文主题为“东洋和平论”。这样想来，在其实践中也可能读出与早期社会主义相共鸣的“暴力哲学”的痕迹。换言之，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有一些人，由于始终坚持“非战论”，最终彷徨到了与安重根等朝鲜反帝国主义活动家们一样的地平线。

第六节 “隶属”与“排除”的动力

　　 从被告角度来看，很难在“大逆事件”与安重根事件之间找出直接关联。安重根与幸德秋水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从未直接会面，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当时也没有直接援助过安重根等人所开展的反对日本统治的民族主义抵抗运动。而且两起事件的“犯罪”性质也截然不同。安重根因事实上杀害了伊藤博文，而被审问以及处刑，但幸德秋水等“大逆事件”的被告们则被定罪为策划暗杀天皇。最后，进行审判的主体不同。对安重根的审判，因事件发生在南“满洲”铁路管辖下的哈尔滨火车站，因此由旅顺的关东都督府这一地方法院负责。而幸德等“大逆事件”的被告则由东京的大审院^[59]进行调查，并由其宣判死刑。
　　 但是，如果从统治权力的角度俯瞰两者，那么其关联性就相当明显了。比如警察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朝鲜人”都视为潜在危险对象，把他们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在1911年6月14日所发行的《特别要监察人监察内规》中，警察把广义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提倡土地复权者”以及“除上述各类外不管是用何名称的否认国家存在者”这五类都认定为“在本条例中称为特别要监察人”的对象，而在其后的“附则”中，又设定了一条规定，称“参看本条例，将有排日思想的朝鲜人作为特别要监察人酌情进行适当监察时，应报告必要事项，并通报相关厅府县”。^[60]
　　 从上述联系中可见，这两起事件并非各自独立的特殊事件，而是揭示了更为广阔的国家与社会变动的相似案例。藤田省三、卡罗尔•格拉克等人极具说服性地指出，可以认为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在明治后期已大致完成。^[61]然而，明治后期不仅是国民性意识形态的完成期，也是这一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再次遭受来自内外的拷问的时期。因为这一时期伴随条约修改出现了“内地杂居”状况，也出现了中国台湾地区的殖民地化与朝鲜的保护国化。对于中国台湾地区、朝鲜半岛这些新获得的领土，有必要将当地人口包括进“日本人”中，随之也产生了将之前被归类为日本人的人群中的一部分，当作“非国民”排除出去的可能。一方面，“混血儿”、“外地人”等不断被包括进帝国的臣民中，另一方面，重新审视“内地”“国民”的进程也在平行开展。
　　 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也好，安重根暗杀伊藤博文事件也罢，从发生到被告被处刑，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心，而相关媒体报道也极其活跃。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比如《东京朝日新闻》，到1911年3月28日为止共刊登了安重根相关报道157篇，到1912年2月27日为止所刊登的“大逆事件”相关报道总计175篇。^[62]但是，也必须承认，《朝日》对于这两起事件的被告，所关心的方向存在着显著差异。而这一“差异”，恰好展示了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两相重合所导致的“隶属”与“排除”的彼此交错。
　　 《朝日》在对安重根的判决内容明确后的1910年2月15日，刊登了对安重根事件的社论。其中虽然对安重根的行为做了相当严厉的批判，但如下所引，写这一社论的记者仍主张拯救安重根的性命。


　　 惋惜安重根被处以极刑，希望其能“生存”下来的这一“社论”所呈现的是一种殖民主义欲望，即将安重根视为韩国人的“代表”，通过消解安的“误解”，使得所有韩国人都能接受“隶属”于日本。
　　 另一方面，在“大逆事件”被告被判刑后，《东京朝日新闻》于1911年1月20日刊登了相关社论，而写这一社论的记者支持对被告们处以死刑，并批判了被告们的思想与行为。相关内容如下。


　　 这里所提出的则是基于“日本人”标准的“排除”逻辑。上述引文揭示了一个自明的前提，即无政府主义者“获取绝对自由”之教义，与以“天皇”为“主权者”的国体不相容，所以他们理应被开除出“日本人”。当然，当时对于幸德等“大逆事件”的被告，并非没有同情、共鸣之声。德富芦花的《谋叛论》就是广为人知的一例。芦花在得知对幸德等“大逆事件”被告的判决后，在第一高等中学的演讲中称他们为“志士”，并广泛求助于社会，希望能拯救他们的性命。但是当局却完全不顾这些质疑与批判之声，快马加鞭，迅速执行了判决。对于日本国内的媒体而言，从正面批判当局的这一决定是极为困难的。^[65]所以，反而是在日本以外的地区，人们对“大逆事件”展开了积极批判。^[66]

第七节 与殖民主义的对峙——基于安重根的审讯笔录

　　 上述“隶属”与“排除”的相关动力，也在检察官对两起事件被告的态度差异中有所体现。与安重根事件、“大逆事件”的判决相关的史料，在二战后分别公开，现在已经可以广泛使用。在两者的相关史料中，让人尤为感兴趣的是，对于两起事件被告的具体审讯笔录所呈现出的不同特征。负责审讯安重根的检察官非常关心安重根的思想，积极尝试改造其思想，而负责“大逆事件”审讯的检察官们，却回避了他们的思想问题，一味关注于确认或者说捏造零碎的事实关系。对于安重根的“审讯笔录”记录下了对“隶属”的尝试并以失败告终，而“大逆事件”的“预审笔录”则赤裸裸地展现了以“排除”被告们为前提，并将这一排除正当化的“故事”捏造过程。
　　 根据市川正明所编《安重根公审记录》记载，安重根曾经九次，在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接受当时的高等法院检察官沟渕孝雄的审讯。留下的“审讯笔录”，较为详细地记录下了当时双方之间进行的对话内容。不用说，这一笔录自然是按照日本当局的立场所记录，因此要将这一文本作为史料进行运用时，需要尤为注意。但是，从这一文本中，不仅能听到安重根的声音，也能听到当时的日本当局者的声音，在此意义上，这一文本无疑是记录了双方“思想”交锋的宝贵材料。
　　 从“审讯笔录”中可见，从头到尾沟渕都在尝试让安重根接受日本将韩国纳为保护国的政策具有正当性。为此，沟渕甚至还用伊藤博文在青年时期的排外主义，来类比安重根自身的思想。比如，沟渕如下文般，一个接一个地向安重根提出了与伊藤相关的问题。


　　 这一论述方式，把韩国统监伊藤博文降低到了“恐怖分子”的层次，其中蕴含着有可能消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权力关系的风险。沟渕甘愿冒这样的风险，也要让安重根接受日本将韩国纳为保护国的政策具有“正当性”。但是，沟渕的这种“舍身”战术，对于安重根完全没有效果。安不仅对于沟渕的这些提问一概回以肯定性答复，还加上了“我知道伊藤去了美国大受启发，回到日本后厉行断发”这样的新逸事。
　　 得到如此答复后，沟渕将批判的矛头，从安重根对伊藤的认知转向了对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的相关认知。他又向安重根抛出了以下一连串问题，以纠正安重根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理解。


　　 安重根对此的回答又是全部肯定，还做了以下反驳：“我知道即便日本有试图并吞韩国的野心，列国也会坐视不管的原因。”当沟渕还在从“国际公法”这一抽象理念中寻求自身议论的根据时，安重根则直面着列强在合纵连横中不断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现实。
　　 眼看安重根毫不动摇，沟渕的战术又样向了对招致保护国化的韩国政府的责任追究。他对安重根提出韩国之所以不得不成为被保护国，就在于韩国自身国力羸弱。其批判如下。

　　 对于这一追问，安重根坦率地承认了韩国政府的脆弱性，进而做出了反驳：“对日本来说可能是那样，但站在韩国的立场，绝非如此。”沟渕没招了，最终只能祭出“天皇”来劝说安重根。如下所引，他责备安的行为是对皇室的“不敬行为”：“然则日本根据皇室宣言实施保护政策，贬低它，就成了所谓人民向皇室发牢骚。因此，此等事绝不可为。”对此，安重根则反驳道：“对皇室不可行不敬之事，但我相信陈述自己意见并没什么妨碍，而且向政府陈述意见是权利。”^[70]这里所显示出的是安重根尝试以表达自由这一人权思想，通过普世主义超越以皇室为统治依据的日本的特殊主义。
　　 一切劝说都无功而返，沟渕只能让安重根亲口阐述一遍其自身所主张的“东洋和平”的内容。对此，安重根给予了非常简洁的回应，即“中国、日本、韩国、暹罗、缅甸”所组成的“亚细亚州……皆可自主独立行事之和平”。安重根还解释了自己暗杀伊藤的主要理由在于其对韩政策有害“东洋和平”。“伊藤说保护是因为韩国人民这么希望，欺骗了以日本皇帝为首的日本人民，想着杀了伊藤也能促使日本的自我觉醒，才将其杀死。”^[71]此处的重点是，安重根将暗杀伊藤定义为发出政治声明的表达行为，而非对政治实效性的追求。而这一政治声明的受众，并不仅仅是“韩国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
　　 安重根在被处刑前不久的1910年3后15日，开始书写其绝笔《东洋和平论》。在《东洋和平论》的开头，对手当时被分为东西两半球、每一人种彼此间都在互相竞争的世界形势，安重根感叹道：“训练青年，驱使其赴战场，无数人的宝贵生命如牺牲品般被弃之不顾。血川肉山，不见终日。明明好生恶死为所有人之常情，本该清明的这个世界，却是此等之光景。”^[72]安重根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欧列强的殖民主义。“东洋的民族，自古专心文化，小心守护自己的国家，从未侵略夺取欧洲一寸一尺土地”，而“最近数百年以来，欧洲诸国全然忘记道德，每日仰仗武力，受竞争心驱使，毫无忌惮”。^[73]
　　 按照安重根的说法，在西欧列强中，带来最大危害的是俄罗斯。“因此天赐一机，让东海岛国日本在‘满洲’大陆一击制胜，打败强大的俄国。”安重根提醒人们关注在日俄战争期间，当地民众欢迎日本军队，在运输、铁路建设、勘探等方面不辞辛劳，尽力而为。因为日俄战争宣战布告文书中的那句“为维持东洋和平，巩固大韩独立”，引起了韩国民众的极大共鸣。安重根进一步阐述韩国人把日俄战争视为黄白两种人种之间的战争，基于“人种爱”的感情而支援日本。由此，对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安重根祝贺道：“快哉，壮哉。数百年来，恶行无限的白人先锋，被太鼓一锤敲得粉碎。真乃千古少有之事迹，万国应纪念之功绩。”^[74]
　　 但是，日本在赢得日俄战争后的政治策略，却背叛了当地那些心里“如自己取胜般高兴的”民众的期待。安重根这样批判道：“啊，万万没有想到，胜利的日本，一凯旋就向最接近的同一人种中，理应最为亲密、善良的韩国提出了无理条约，占领了位于‘满洲’长春以南的韩国。世界上所有人的脑中翻涌起了疑云，日本伟大的名声与盛大的功勋，一朝间竟变成远甚于俄国之蛮行。”^[75]之后，安重根对日本发出了如下质问。


　　 《东洋和平论》既生动记述了韩国人民为日俄战争胜利感到高兴的心情，也表达了安重根自身对于日本皇室的深深敬意等，说明直至死亡，安重根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人民进行对话。因此，这一对话只能依靠国家暴力强制终结。在开始执笔《东洋和平论》的10天之后，安重根被执行了绞刑，留下的这一论述也几乎不为人知。就这样，安重根对日本人民的呼吁被切断，通过对话批判殖民主义也只能依托后世。

第八节 “大逆事件”的预审笔录

　　 检察官试图以日本对韩政策的正当性“教育”安重根，而“大逆事件”的检察官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预审笔录”里面没有记录批判幸德等被告们所表明思想的只言片语。在对安重根的“审讯笔录”中，检察官的雄辩与安重根的回应都有相应记载，细腻地记录下了检察官对被告的调查是怎么转变为围绕日本对韩政策展开辩论的过程。而现存的对“大逆事件”被告们所做的“预审笔录”中，几乎没有记录任何权力方的主体性发言。法官们按照检察官们所做的幸德策划巨大阴谋，而其他被告则予以支持的梗概进行提问，开展得毫无破绽。对于“大逆事件”的调查，最终只不过是按照一开始所预定的故事情节，捏造被告们的相互关系来扩大可被起诉的嫌疑人范围。
　　 宫下太吉是“大逆事件”的被告中第一个被捕的。警察得知宫下制作了几个炸弹，在长野县明科进行爆破试验，以涉嫌违反爆破物取缔法则将其逮捕。在第一场调查中，对于预审法官所提出的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动机问题，宫下回答是受到了幸德秋水的著作，以及内山愚堂秘密出版的《无政府共产》的影响，并对从此书受到的冲击做了如下说明。


　　 从宫下的这番陈述中，很容易能看出平民社“非战论”的痕迹。然而，“非战论”为何最终却推导出了对天皇的暴力攻击？对此，宫下做了下述说明。

　　 攻击政府官员时，谁都会赞成这么做。但是换做天皇，大家就会说我国与其他国家国体不同，皇统连绵的天皇是神等等，不认可我所说的。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打破迷信，一定要杀死天皇，以显示天皇也跟我们一样，是会流血的人类。^[78]

　　 宫下也是从表示行为的维度来认识暗杀的目的与其意义。
　　 无论是对政府的批判还是对革命计划的阐述，最为大胆且充满雄辩的是“大逆事件”中唯一的女被告管野须贺。管野的陈述中，明确记录下了暴力对抗从政府镇压开始逐步升级的过程。在第一次调查审讯中，管野自行对自己之所以会产生极端思想，做了如下说明：“因赤旗事件入狱时开始的。当时也没犯什么事，就因为是社会主义者而受到了非同寻常的迫害，堺利彦等人被毫无理由地处以两年重刑。我愤慨于此，转而认为普通手段说到底是行不通的。”^[79]
　　 在整个调查中，管野将自己规定为“属于社会主义者中最为极端的一派”，对于“极端派”的目的与手段，其说明如下：“既进行暗杀，也干那些能暂时使交通网络瘫痪的事，还有放火烧毁各种建筑物。总之，目的就是从掠夺者手中夺回所有被掠夺去的东西。”管野主张在这样的“革命”中也必须包括暗杀天皇。当时她是这样认识天皇的：“现在的元首，作为个人我觉得他是挺可怜的，但作为迫害我们的机关的元首，他是政治上的责任者，所以不得不为之。”
　　 幸德秋水则被检察官分配了这一大阴谋首犯的角色。然而，在笔录中，相比宫下、管野大胆的自我主张，他对“暴力”的态度却是极其克制的。他从监狱寄给辩护律师的“申辩书”，开头写道：“说起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很多人立刻就理解为掏出手枪、炸弹，狙击主权者那样的事。这是因为普遍不理解无政府主义究竟为何。”而他自己写下的对“革命”意义的内容阐述，则如下所示。


　　 但是，在这样克制的表达中，他也清楚地表明了正是政府的镇压，迫使他和他的伙伴们采取了暴力抵抗手段。这一点，在他与预审法官的问答中也有所体现。


　　 在“大逆事件”调查期间，幸德在狱中执笔写作了《基督抹杀论》。幸德从被捕前就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根据幸德所言，“腹案”成形于更早之前。^[82]因此，要从这一文本的内容中解读“大逆事件”的影响，必须慎重。但他在书中写道，“三叠^[83]大的一室，没有一点火光，借着从高处狭窄铁窗照射进来的微弱光线，撑起一把病骨，呵呵冻笔，写写稿子”，可见他是在艰苦的牢狱生活中完成了全稿，并夸耀这“是余最后之文章，生前之遗稿也”。^[84]所以，我们能够从本书的内容中探索幸德最后的思想。
　　 就如幸德在绪论中所言那般，该书的目的是“否认基督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论证十字架是生殖器的变形符号”。^[85]幸德在书的结论中高声宣布他的目的已经达成。“迷惘阻碍进步，虚伪危害世道，断不可允许，这就要夺去其假面，剥离其装扮，暴露其真相实体，宣布从世界历史上将其抹杀去除。”^[86]即便如此明确地表明了作者意志，此书在幸德的著作中仍然广受争议。造成这一争议的分歧在于，对于幸德在这本书里真正试图“抹杀”的对象究竟是谁，存在着多种解释。二战后，在岩波书店出版该书时，执笔“解题”的林茂与隅谷三喜男，从此书一经问世便指出，认为他的真正意图在于假借基督或者基督教，实则抹杀天皇以及天皇制的观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87]幸德虽然没有直接留下可以佐证这一解释的记述，但是也在该书中，幸德明确提出基督教来源于“远古社会中遍布弥漫的两大信仰”，也即在绪论中所阐述的“生殖崇拜”与“太阳崇拜”。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以“太阳崇拜”为基础的“神话”，“对于一般国民的实际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有重大影响”，因此必须被“抹杀”。换言之，幸德根本没有隐藏要抹杀的真正对象是谁。^[88]
　　 日俄战争时，针对托尔斯泰所做的包含直接批判沙皇在内的呼吁，平民社的“非战论”只能表述为“不能言之所”、“绝不可能描写之处”。在经历了此后的彻底镇压后，则转变为向国民宣传对于天皇本身展开武力攻击具有正当性的“暴力哲学”。最终，他们被当作“非国民”排除了出去，被彻底切断了与普通国民开展交流的所有途径。但是一生坚持“非战论”的“大逆事件”被告们，最终撞上的“非国民”这一场所，却正是安重根等当时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们的出发点。在此处，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与东亚的反殖民丰义者才有了开展平等对话的可能。



^[1] 出于这一立场，二战后为系统性理解日本思想史研究所出版的选集，都没有把二战前的“和平主义”独立列为一册。这点颇为耐人寻味。比如筑摩书房在20世纪60年代所发行的《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系列中，包括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近代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等各卷，却没有可以归为和平主义的一卷。而这一系列的后续系列《战后日本思想体系》中，却收录了鹤见俊辅编，《和平的思想》（筑摩书房，1968年）。20世纪70年代由校仓书房发行的《历史科学大系》系列，有《女性史》《农民斗争史》《农民运动史》《社会主义运动史》《民主主义运动史》各册，却没有和平主义。20世纪80年代所发行的《朝向思想之海》系列中，按照女性主义、流亡、环保等新主题分册，和平主义却仍未单独成册。一直到《日本和平论大系》出版，才有了对包括平民社的“和平主义”在内的、对和平思想所做的系统性介绍（全20卷，日本图书中心，1993-1994年）。

^[2] 家永三郎这样论述道：“反战、反军、和平思想并非独立出现，大致上伴随着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或者基督教等类型的社会思想和宗教思想。”（家永三郎：《1945年以前的反战•反军•和平思想》，载《日本和平论大系1》，日本图书中心，1993年，第9页）。

^[3] 木下顺二：《所谓和平》，载《日本和平论大系20》，日本图书中心，1994年，第550页。

^[4] 木下的这种自我反省，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通过反暴力而非暴力对暴力展开的批判性考察之间有相通之处。本雅明将“暴力”称为“神话性暴力”，认为“暴力不可能是为达成那些目的所使用的合法或非法手段。暴力实际上原本就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以某种其他的方式与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参见瓦尔特•本雅明：《暴力批判论》（岩波书店，1994年），第54页。

^[5] 《〈平民新闻〉宣言》，载《平民新闻》，1903年11月15日。

^[6] 《非战论演说会记录》，载《平民新闻》，1903年11月15日。

^[7] 《幸密秋水氏的演说》，载日刊《平民新闻》，1909年2月19日。

^[8] 山泉进：《绪论“大逆事件”的言论空间》，载山泉进编：《“大逆事件”的言论空间》，论创社，2007年，第44页。

^[9] 同上书，第43页。

^[10] 本文中关于“暴力哲学”的问题构成，受到了酒井隆史《暴力的哲学》（河出书房新社，2004年）一书很大的启发，酒井隆史在该书中对本雅明的《暴力批判论》做了现代的注释。此外，赵宽子的工作也值得注意，其在《“反”帝国主义的暴力与“灭罪”之力——流亡中国时期的申采浩与同时代的暴力批判论》（《思想》第917号，2000年11月）中，尝试从韩国无政府主义者申采浩的思想中，找出这种暴力哲学的可能性。而在《平民新闻》的纸面上引领这一暴力哲学形成的则是幸彼秋水。众所周知，幸德的暴力论在此后变成了分裂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起因。不过，在本文中，并不会从幸德个人的思想展开角度探讨这一暴力哲学的形成，而是从《平民新闻》上所呈现的非战论的分解过程来进行探讨，因此并未将特定的新闻作者作为分析对象展开论述。这一时期幸德所做的相关评论参照山泉进编：《幸德秋水——平民社选集第1卷》（论创社，2002年）。在这一时期，从绝对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引领平民社的“非战论”的则是木下尚江。我认为，木下的和平主义可以与后述托尔斯泰的非战论相匹敌，具有极高质量，但是与幸德等人通过“对话”提炼而出“暴力哲学”相比，则缺乏活力。木下的思想，特别是其和平主义性格部分，参照清水靖久：《野生信徒木下尚江》（九州大学出版会，2002年）。

^[11] 毫无疑问，试图通过新建构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来控制国民意识形态的明治统治层，从社会主义的教义中感受到了对自身统治的威胁。他们为了除去这一威胁，事实上所采取的手段则是大打“大逆罪”牌。但更重要的是，对当时的统治层而言，实施以“大逆罪”镇压社会主义的战术，需要承担极高的风险。根据近代权力论的原则而言，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指出的那样，最理想的情况是尽量将权力的中心隐藏于被统治者的视线之外。但是，以“大逆罪”处决社会主义者们，等于是在宣传天皇这一存在就是现存政治权力体系的中心。明治国家的创建者们，自身并没有充分觉察到“大逆罪”所伴随的风险。这一风险在首次明确写入“大逆罪”的1880年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有明确提示。当时，副岛种臣对引入“大逆罪”一贯持反对立场，其主张的核心在于不可能有日本人会去伤害天皇，因此没有特意制定“大逆罪”的必要［穗积陈重：《法窗夜话》，岩波书店，1980年（原著1926年），第42-43页]。依照副岛的理论，以“大逆罪”处决社会主义者们，等于向所有国民宣告现实中存在着这种“不忠”之民。借天皇之名镇压社会主义，也必然会起到宣告天皇是社会主义敌人的效果，那么，采用“大逆罪”就会伴有可能诱发第二次、第三次大逆事件的风险。而这也绝非是精英们的杞人忧天。在1910年的所谓幸德事件之后，在1923年、1925年、1932年实际上又发生了三次“大逆事件”（山泉进：《绪论“大逆事件”的言论空间》，第30-31页）。

^[12] 周刊《平民新闻》第4号（1903年12月6日）、第6号（1903年12月20日）、第33号（1904年6月26日）、第35号（1904年7月10号）、第50号（1904年10月23日）、第52号（1904年11月6日）。

^[13] 具体而言，有《新平民论》（周刊《平民新闻》第5号，1903年12月13日）、《为了房客》（同刊，第13号，1904年2月7日）、《送士兵》（同刊，第14号，1904年2月14日）、《社会主义与卖淫女》（同刊，第21号，1904年4月3日）、《富者与社会主义）（同刊，第25号，1904年5月1日）、《妇女与政治》（同刊，第28号，1904年5月22日）、《忠告政府》（同刊，第30号，1904年6月50）等。

^[14] 《与俄国社会党书》（周刊《平民新闻》第18号，1904年3月13日）、《敬爱的朝鲜》（同刊，第32号，1904年6月19日）。

^[15] 大江志乃夫：《1880-1900年代的日本》，载《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第17卷，近代2》，岩波书店，1994年，第66页。

^[16] 《目送军队骚乱的悲惨》（周刊《平民新闻》第16号，1904年2月28日）。

^[17] 《战争与报纸》，（周刊《平民新闻》，第17号，1904年3月6日）。

^[18] 《呜呼增税！》，（周刊《平民新闻》第20号，1904年3月27日）。

^[19] 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将询唤（interpellation）这一行为分析为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考察，他尝试弄清国家是如何调动个体的自发性服从。他认为这是由教会与学校、家庭与政党、工会与媒体等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所承担，其作用是不同于通过暴力发挥功能的军队与警察、法院与监狱这些国家的“镇压性机器”的“其他现实”。根据其所说，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在于将个人“询唤”为主体（臣民）。个人对于这样的询唤，进行“回应”，确认自己“正是具体而个别的主体，是无法与他人混在一起的不可取代的主体”。这样，个人成了“自由的主体”，自觉听从主体命令，自觉服从，自行完成服从性动作、行为。阿尔都塞将这种悖论称为“各主体只有通过服从，也只为了服从，才存在”。参见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载路易•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三交社，1993年，第101页。

^[20] 《最神圣者》（周刊《平民新闻》第1号，1903年11月15日）。

^[21] 《平民的要求》，（周刊《平民新闻》第3号，1如3年11月29日）。

^[22] 《和平的武器》（同上）。

^[23] 比如《人类与生存竞争》，（周刊《平民新闻》第12号，1904年1月31日）。

^[24] 比如某位评论者评价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为“本书……社会发展的推进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因此没有正确理解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当时我国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几乎都有同样的缺陷。剩余价值等同于经济理论理解之浅薄以及国家论之欠缺，完全没有评价工人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作用。因此作者并未呼吁无产阶级，而只是号召‘志士仁人’即革命知识分子奋起。参见渡部义道、盐田庄兵卫编：《日本社会主义文献解说》，大月书店，1958年，第46页。

^[25] 安东尼奥·内格里、迈克尔·哈特：《帝国——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与民众的可能性》，以文社，2003年。

^[26] 保罗•维尔诺：《阿尔都塞的语法》，月曜社，2004年，第12页、第32页、第182页。Virno, P.（2002）【i】Grammaire de la multitude【/i】，Editions de l’edat.

^[27]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三面旗帜之下——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地主义的想象力》，NTT出版，2012年。Anderson, R（2005）【i】Under Three Flags：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i】, Verso.

^[28] 幸德秋水：《翻译的苦心》（《文章世界》第3卷第4号，1908年3月15日），载《幸德全集》第6卷，第439-447页。

^[29] 大原慧，：《幸德秋水的思想与“大逆事件”》（青木书店，1977年）；井日和起：《关于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人文学报》第27号，1968年12月）。

^[30] 关于幸德的“1900年问题”，参考了平塚健太郎出色的综述论文《关于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1号，1988年12月。

^[31] 《与俄国社会党书》。

^[32] 《战争来》（周刊《平民新闻》第14号，1904年2月14日）。

^[33] 《与俄国社会党书》。

^[34] 荒烟寒村认为平民社的动力源自“平民社同仁反对战争的信念、和平主义的热情、人道主义的理想”。参见荒烟寒村：《平民社时代〉，中央公论社，1977年（原著1973年），第7页。

^[35] 《寄给记者足下》（周刊《平民新闻》第18号，1904年3月13日。

^[36] 《送士兵》。

^[37] 近年来关于平民社与托尔斯泰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有Konishi, S.（2013）【i】Anarchist modernity【/i】，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hapter 3。

^[38] 《托尔斯泰翁的日俄战争论》（周刊《平民新闻》第39号，1904年8月7日）。Tolstoy，L. 【i】Bethink yourselves【/i】. English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Times，27 June 1904.

^[39] 《评托尔斯泰翁的日俄战争论》（周刊《平民新闻》第40号，1904年8月14日）。

^[40] 《评托尔斯泰翁的日俄战争论》。托尔斯泰在对此的回信中写道：“余为日本聪敏又富有精力，人民中最先进的部分从欧洲学到如此脆弱的、空想的、而且有诸多谬误的社会主义而感到悲哀。在欧洲，社会主义早已被遗弃，社会主义以满足人类性情中最为低贱的部分（即物质幸福）为目的，而那种幸福绝非是依靠其所提倡的手段可以获得的。”对于这一回信，平民社的同仁们曾经回应道：“如翁这般的伟人，对社会主义以及社会问题的解释法，尚且会陷入普通人一样的浅薄谬误之中，我等见之也不由深感悲伤。”引自《托尔斯泰翁的回信》，载《直言》第2卷第30号，1905年8月27日。

^[41] 《评托尔斯泰我的日俄战争论》。

^[42] 《托尔斯泰翁的日俄战争论》。此外，这一技法也成功唤起了日本“爱国者”们对于俄罗斯农民的同情。参见星山安：《托翁战争论中所出现的歌颂一农夫》，载周刊《平民新闻》第43号，1904年9月4日。

^[43] 《托尔斯泰翁的日俄战争论》。

^[44] 《真不可已乎》（周刊《平民新闻》第11号，1904年1月24日）。

^[45] 《俄国人与日本人》（周刊《平民新闻》第22号，1904年4月10日）。

^[46] 《俄国与日本》，（周刊《平民新闻》第10号，1904年1月17日）。

^[47] 《平民的握手》（周刊《平民新闻》第10号，1904年1月17日）。

^[48] 《光荣和平》（同上）。

^[49] 文坛演坛》（周刊《平民新闻》第50号，1904年10月23日）。

^[50] 《谁是弱者?》（周刊《平民新闻》第41号，1904年8月31日）。

^[51] 木下尚江在这一时期展开了对天皇制的批评，而幸德并不承认这是平民社的正式立场。比如可以参考幸德对于某一读者提问所作出的回应。“木下先生公开宣称自己等人的目的是破坏帝国，秋水先生说社会主义与我国国体并不矛盾。两位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之处?”“我不清楚木下君是不是说过那种话，但他的意思大概是撤除现在的所谓国家之境域，希望达成世界之一致联合。余对此亦无异议。并非说立刻废除现在的君主，而是在立君制度下实施社会主义。”参见《读者与记者》，（周刊《平民新闻》第12号，1904年1月31日）。

^[52] 《托尔斯泰翁的日俄战争论》。

^[53] 同上。

^[54] 其中代表有石母田正：《幸德秋水与中国》（载《续历史与民族的发现》，东京大学出版会，1953年）、石坂浩一《近代日本的社会主义与朝鲜》（社会评论社，1993年）。

^[55] 《敬爱的朝鲜》。

^[56] 谷口智彦：《幸德秋水没有写〈敬爱的朝鲜〉》，载《朝鲜研究》第168号。

^[57] 石坂浩一：《近代日本的社会主义与朝鲜》，第111-112页。

^[58] 李京锡：《亚洲主义的昂扬与分歧——以亚洲和亲会的创立为中心》，载《早稻田政治公法研究》第69号，2002年。

^[59] 当时的日本最高法院。——译者

^[60] 松尾尊允：《社会主义沿革》（一），美铃书房，1984年，第xxiv-xxvii页。

^[61] 藤田省三：《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美铃书房，2012年。Gluck, C.（1985）【i】Japan's modern myths【/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2] 基于《朝日新闻》的新闻数据库闻藏II。

^[63] 《安重根等的公审》，载《东京朝日新闻》，1910年2月15日，第3页。

^[64] 《特别审判判决》，载《东京朝日新闻》，1911年1月20日，第3页。

^[65] 在小川武敏《“大逆事件”与石川啄木》（载山泉进编：《“大逆事件”的言论空间》）中，对“大逆事件”的早期报道做了详细介绍。同时本文也参考了山泉进：《“大逆事件”传到纽约》（载山泉进编：“大逆事件”的言论空间》）。

^[66] 西川正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与万国社会党》（未来社，1985年）；山泉进：《驻外公馆对于“大逆事件”抗议运动的应对——外务省档案中所见驻美大使馆与纽约领事馆》（《明治大学教育论集》第257号，1993年）；山泉进：《“大逆事件”的国际影响——伦敦的罗伯特•扬》（《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43号，1997年）；山泉进：《“大逆事件”传到纽约》，第276-285页。

^[67] 市川正明编：《安重根与日韩关系史》，原书房，1979年，第332页。

^[68] 市川正明编：《安重根与日韩关系史》，第333页。

^[69] 同上。

^[70] 市川正明：《安重根与日韩关系史》，第335页。

^[71] 同上书，第335-336页。

^[72] 安重根：《安重根自述传•东洋和平论》，叹书新荣，2011年，第87页。

^[73] 安重根，《安重根自述传•东洋和平论》，叹书新荣，2011年，第87页。

^[74] 同上书，第87-88页。

^[75] 同上书，第88-89页。

^[76] 安重根：《安重根自述传•东洋和平论》，第89页。

^[77] 盐田庄兵卫、渡边顺三编：《秘录“大逆事件”》（上），春秋社，1959年，第120页。

^[78] 盐田庄兵卫、渡边顺三编：《秘录“大逆事件”》（上），第119-120页。

^[79] 同上书，第220页。

^[80] 盐田庄兵卫、渡边顺三编：《秘录“大逆事件”》（下），春秋社，1959年，第170页、第174页。

^[81] 同上书，第6-7页。

^[82] 林茂、隅谷三喜男：《解题》，载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岩波书店，1954年。

^[83] 日本计量房屋面积大小的单位，1叠约为1.62平方米。——译者

^[84] 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原著1911年），载《幸德全集》第8卷，第352页。

^[85] 同上书，第351页。

^[86] 同上书，第472页。

^[87] 林茂、隅谷三喜男：《解题》，载《基督抹杀论》，第181页。

^[88] 近麻典彦：《石川啄木与明治的日本》，吉川弘文馆，1994年，第146页。

---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