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与他的时代（2016）
第二部 踏破记录
第四章 口令、演说与无政府主义
——大杉荣的“口吃”问题
第一节 作为方法的“口吃”
大杉荣或许是日本思想史上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死于“大逆事件”的幸德秋水广为人知的继承人。大杉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大混乱中被宪兵队所虐杀，这一悲剧结局与其名字一同，作为对国家权力的无辜抵抗者以及国家权力的牺牲者，广泛印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在大杉死后不久，经近藤宪二之手，首次编辑出版了大杉的著作全集。从二战结束后至今，大杉的著作经过了几次修订、出版。而与大杉相关的著作、评论，从其生前已有累积，直至今日也未见有任何衰退。更有为数众多的小说、连续剧、电影，把大杉设定为重要角色。
大杉身上确实有吸引读者兴趣的个人魅力。构成大杉多姿多彩一生的诸多轶事，每一桩都闪耀着强烈的个人特质。大杉既是如“一犯一语”口号所象征的那样，在监狱中通过自学掌握了多门外语的贪婪好学之人，又是从正面回击社会禁忌的理性“文明评论家”，是陷入四角关系最终被情人刺成重伤的“叶山日阴茶屋事件”中的“唐璜”，也是站在工人运动最前端、大战政府与共产党团体的铁汉型领袖，还是出席上海、巴黎的国际会议并堂堂正正进行争论的国际主义者。无论是同时代者还是之后的读者，无不被大杉的这种个人魅力所倾倒，开展了各种讨论，试图解开其秘密，探讨是否有继承的可能性，等等。
但是大杉眼中的自己，却与上述他人眼中的大杉荣完全不一样。比如对望月桂给自己画的肖像，大杉留下了如下评论。
这是我的癖好，而且是在遇到些什么困惑事时才会做的。不过，要抓我的癖好，就别用这种无聊的癖好，我应该还有更好玩的好癖好。比如我的口吃，眨巴着金鱼那样凸出来的大眼睛，嘴巴也跟金鱼似的张张合合，光是咽口水啥都说不出来七颠八倒的样子。不去画那样的我，居然只能画画这么无聊的我，望月的画还不行啊。
[1]
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于1922年，正是大杉作为工人运动家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与大杉一起活动的逸见吉三，曾这样回忆当时：“大杉荣是运动的主流。因其极富魅力的个性与言论、奔放的行动，常常是出类拔萃的存在、是给予各个领域巨大影响的中心。”[2]望月的肖像画也是展现了主人公大杉“极富魅力的个性与言论”的一面。但是大杉却否定了他者赋予他的形象，选择将“口吃”作为自身本质的提示符。毫无疑问，大杉是卓越的思想家与运动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口吃”的思想家与运动家。在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杉在偷渡法国并被遣送回国后，被宪兵队杀害。被誉为“出类拔萃”的存在的大杉荣，最终作为一名“口吃”者迎来了人生的终点。
大杉所留下的《自传》是研究其思想形成的一大线索。《自传》最初连载于《改造》杂志，在刊登于1921年9月号的“第一篇”中，大杉描写了从幼年到自陆军幼年学校退学这段时期。之后，从1922年开始到1923年又发表了续篇。在大杉死后的1923年11月，这些文章与其自传性记述合在一起，以《自传》为名，公开出版。而《自传》作为生动记录另类革命家前半生的精彩文本，至今捕获了大批读者。其中，尤为受到关注的是大杉在家乡新发田时聪慧的幼少年时期、早熟又奔放的性觉醒、源自幼年学校经历的反军思想萌芽等等，这些都被视作影响其“自由”思想内在的根源性经历。[3]然而，至今未曾对《自传》中的中心主题，也即“口吃”相关问题，与其思想之间的关联展开专门的探讨。
关于大杉的"口吃”问题，不仅其同时代人士有诸多证言，大杉自身在《自传》等许多文章中也有谈及。所以，大杉是个口吃者这一“事实”毋庸置疑。重要的是大杉与自身“口吃”之间所构成的独特关系。大杉在前述文章中，直到人生最后仍在提醒“口吃”是自身不可或缺的个性，而非需要克服的障碍、烦恼的根源。在本章中，将尝试揭示大杉与其自身“口吃”之间所构成的关系性及其意义，以此阐明大杉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第二节 在《自传》的世界中
松下芳男是大杉的同乡，也是其陆军幼年学校的学弟。松下认为是“口吃”造成了大杉从幼年学校退学，这正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机。而由“口吃”所引起的与环境的不适应，也一直存在于大杉思想的最深处。
那么，大杉是怎么变成不良少年的呢？对于这一疑问，因世人不知其秘密所在，在大杉相关评论中也未有所见。而我可以很确定地下结论：那是源自大杉的口吃。我虽然不知道他少年时期的口吃程度，但在大杉因赤旗事件坐牢刚被放出狱时，我遇到的他因为有两年时间都没有怎么说话，口吃程度相当严重，眼珠子乱转、手舞足路，好不容易才能传达意思，由此可以想象其在幼年学校时期是个什么状况。因为口吃，一被大声叱责“快说！”“句尾说清楚”“再复述一遍”，就张皇失措、越发说不出口。这种状态会导致什么呢？对现在的郁闷、对未来的悲观，逐淅转变为积愤、急躁与自暴自弃。说句不好听的，他对学校越发厌恶也是自然，也非常值得同情。
[4]
针对上述观点，镰田慧则提出应该将大杉的思想与“口吃”切分开来，加以理解。其主张如下：
对自身所遭受的因口吃而被凌辱的经历，大杉只是一笔轻轻带过。但是，在此以外，大杉没有任何可被人抓住的弱点，因此不难想象这一屈辱一直在大杉心头郁结。但是，要以此将“口吃”与大杉的“不良化”直接关联，则过于牵强附会。大杉发育过度的个性，似乎已经无法适应军队式的不合理支配与服从。
[5]
上述双方见解所呈现的，是对“口吃”问题的常识性见解。两者所探讨的是，究竟是因为“口吃”所以大杉才产生了那样的思想，还是尽管是“口吃”，大杉也会产生那样的思想。貌似非此即彼的二选一，然而二者实际上拥有一样的前提，即这二者观点都建立在把“口吃”这一现象，视作某种“疾病”，将其置于主体外部加以思考。既有的大杉研究，之所以一直如此看待大杉的“口吃”，也是基于充分的依据。因为大杉自己在留下的记述中，将“口吃”的原因归结于遗传性质。比如在《自传》中，大杉的记述如下：“但是，亲戚就是亲戚，无可争辩。猪伯父也好一昌伯父也好，都有口吃。丹羽的老人似乎也有口吃。父亲也稍微有点。而我也是口吃。”[6]也在《自传》中，留有大杉的母亲将其“口吃”的原因归结于“小时候所患的支气管炎”的记录。[7]
但是，聚焦“口吃”问题、重新阅读《自传》时，就会清楚看到这一文本中蕴含着不少矛盾与混乱的地方，足以使把“口吃”视为“疾病”的前提失效。在这一文本中，大杉确实写下了苦于“口吃”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然而，在那些记述之外，也并存着与很多朋友展开热烈对话的相关回忆。比如在《自传》中，记下了下述小学时代的回忆。
在读书这方面，我可一直是执牛耳的。我几乎比所有朋友都更早开始读《少年世界》。与一奇妙的书店老板由此相熟，从他那里又买了很多书来读。既有翻译的修身轶事选集，又有无人知晓的、加起来有四五本的大部头作文书。我的演说、作文，都是从这些杂志、书籍中窃取来的，还博得了大家的满堂喝彩。
[8]
这里所描写的，显然是一个善于雄辩的少年。大杉在《自传》的其他几个地方写下的对小学时期的回忆中，也有“天生的口吃”、“像半个哑巴似的”[9]之类的语句，然而从上文所引回忆中却看不出一分半毫。如上所述，读者在《自传》中看到的对于“口吃”的记述，是由矛盾与混乱交织而成。
然而，在看似矛盾与混乱的记述背后，或许是极其单纯的事实。也即，大杉在某种场合“口吃”，在某种场合又一点都不“口吃”。而《自传》中的矛盾与混乱，只不过是对这种非规律性“口吃”的记录。而这一推测，将使得把“口吃”归结于遗传、个性等“外部”因素的一切解释失去说服力。[10]如若不能从外部寻找“口吃”的原因，那么就只能从其内部，也即对“口吃”这一现象本身展开探索。[11]对大杉的既有研究，遵照了《自传》中将“口吃”当作“疾病”所做的记述，这样就关上了探讨“口吃”与其思想内在关联性的大门。因此，首先需要回答的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将“口吃”作为“疾病”的前景化？
那么，大杉究竟是面对谁、怎样“口吃”的呢？在《自传》中，对于其“口吃”的产生，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述。
似乎吼我打我是母亲每日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母亲是个大嗓门。扯着大嗓门总是在说着些什么。据说来拜访母亲的客人，大概走到门前，就能知道母亲在不在。而她吼我的时候，那大嗓门的音量还会往上升一级。她的吼法也真是蛮横。抓着天生口吃的我，每次一结巴就吼“你又结巴了”。母亲是个急性子，就是做不到默默看我眨巴眨巴眼睛咕咕哝哝。我要发出“哒哒哒哒……”的音节，她就更忍耐不住。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她吼着“又结巴了，”“啪”就给我脸上来了一巴掌。
[12]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事实，即大杉的“口吃”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而主要对象则是其母亲。一般认为“口吃”通常在“学校”等公共场所会更为明显[13]，而大杉却总在与母亲的“私人”交流中“结巴”，这一叙述很值得关注。一般对于人在教室里“结巴”，通常的假设是因为心理紧张。可以想象，相比在家庭中进行“私人”交谈，普通人在教室等场所进行公共交流时，多会感受到强烈的紧张。如果在进行交流时的紧张，与“口吃”的发生有关，那么《自传》中所给出的提示却是，对于大杉而言，事实上让他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是其母。某种“公共”性紧张已经介入了通常被设定为“私人”关系的母子关系中。正是与家庭、与母亲的这种关系，造就了大杉“口吃”的发生特色。
我认为军队这一“公共”权力，一早就介入了大杉与其母之间的“私人”关系中，因此造成这种扭曲。大杉在《自传》中所描述的母亲，是个军人价值观彻底内化了的人物，有时候比身为职业军人的丈夫更像个军人。大杉所留下的与其母相关的各种轶事，多为强调其母“胜过男子”的勇敢与度量，而非有“女人味”的温柔与感性。比如，在《自传》中对其父母结婚时的轶事所做的记述。
父亲晋升为近卫少尉时，叫山田的大队长正在给自己的小姨子选丈夫。当时出现了两个候选人，但最终还是花落父亲手里。当时母亲正在山田家。据说是个男人婆，总是骑着山田上班用的马，在门内跑来跑去玩。
[14]
大杉生来就被其母寄托了成为职业军人的梦想。在《自传》中所记载的其母相关轶事，多数都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其母朝着把大杉培养成军官的明确目标，一直在训练他。
在军队里，要“喊口令”，清晰的发声必不可少。这一能力对军官而言，更是必不可少。通过很多的记录、研究可知，在培养军官的幼年学校、士官学校中，很重视“喊口令”练习，鼓励学生自行进行练习。[15]需注意的是，大杉在家里，主要是与其母之间，已经在无意识中开始了这一“喊口令”训练。这是此后在幼年学校反复出现的“喊口令”训练的预演。“之前果然说过一结巴就会被母亲打骂，父亲非常担心，在书里一看到“矫正口吃”的特效药广告，就一定会买来让我试试。但是，一直没什么效果。”[16]父亲的这一“担心”，也是出自对儿子在军中未来的担忧。大杉对上母亲就“结巴”，是因为其母子关系就似军中的上下级权力关系那般。大杉之所以会在家里“结巴”，也是因为其家庭也具有士官学校的特征。
把“口吃”作为“疾病”所做的探讨，终究是在“口吃”与组织性活动、“喊口令”等军队性纪律实践的关系中进行。但在不需要集体行动、纪律训练的世界中，“口吃”并不会突显为需要探讨的“疾病”。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有人说话时会发出“哒哒哒哒……”的声音、“眨巴眼睛咕咕哝哝”。但是，那会被视为说话人的“个性”，不可能被当作需要矫正的“疾病”。这一考察，势必扭转至今对“口吃”与大杉以及军队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大杉并非是因为“口吃”，才对军队这一制度水土不服。大杉的“口吃”，本就是由军队制度所造成的。
第三节 军队与“口吃”
如果把看似私人“疾病”的“口吃”，放在与军队这一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中进行探讨，就能把“口吃”视为一种语言实践。“口吃”是与军队性发声相对立的另一种发声。在此意义上，不能再把对“口吃”的“矫正”，当作治愈“疾病”，而必须视作达成“喊口令”式发声的、强制性纪律训练。这又必然会改变通常对于“口吃”的问题设置方式。问题的本质不再是拷问“口吃”究竟为何，而必须转向探寻“喊口令”的真正内涵。那么，“喊口令”是什么？那究竟是由谁发出的、怎样的话语？
石桥忍月发表于甲午战争第二年的短篇小说《讷军曹》[17]中，包含有对“口令”发声主体的形成所起作用的有趣考察。小说主人公鬼五郎是居住在备后国庄原村（今广岛县）的“大力无双的大汉”，却“生来口吃”。小说从鬼五郎收到甲午战争的征召令开始，描写了鬼五郎在之后克服了各种因“口吃”招致的苦难，在战场立了大功，最终光荣战死沙场的故事。有意思的是忍月在这一小说中，将明治二十年代的日本语言实践分为三类，并为三者分配了不同的空间。也即，他通过鬼五郎的移动，富有象征性地刻画出“口吃”、“口令”、“巧舌”三种发声行为，与“农村”、“军队”、“城市”三个不同空间彼此相对应的紧密关系。
鬼五郎在村里受到的是人们极其善意的目光。一方面是源自其“生来顺从”且“容易流泪”的性格，而另一方面，他的“口吃”也成了其“正直无瑕的招牌”、“广受人们喜爱的原因”。鬼五郎的妻子小雪聪明又有气量，更是按自己希望嫁给了鬼五郎。小雪对鬼五郎说：“世间喜欢巧舌如簧爽快人，可妾身不知为何就是喜欢你的口吃。”而小雪说的“世间”，是指当时文明开化的风潮，可以认为是“城市”价值观的象征。而“巧舌”与“口吃”在“城市”与“农村”两个不同空间，被作为按照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进行评价的、不同种类的语言实践。在“农村”里，鬼五郎的“口吃”、“粗俗无才”，比之“巧舌如簧爽快人”的“风流多才”更受好评。
某天，鬼五郎家收到了甲午战争的征召令。村里的小官吏（根据特征，此人被称为“国家君”）带着征召令出现在鬼五郎面前，向他说明之所以被选中的经过。选中他是因为，期待他可以作为“代表本村的男子汉”，在这场“极其艰难”的与外国对手的战争中，不负“本村派遣的出色军曹[18]”这一厚望。鬼五郎大叫“愉快”，立刻着手准备出发。可见，在“农村”这一世界中，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其他人，都不认为他的“结巴”是“疾病”。这一点甚至在鬼五郎站在村民面前进行演说时，也未曾动摇丝毫。在即将出发前，鬼五郎在村公所受到了郡长[19]以及许多村民的激励。书中对于在阵阵“大日本帝国万岁”的欢呼声中登上讲台，试图说些什么的鬼五郎，做了如下描写：“此日更加心情激动满腔，一时间涌起的想说之话，最终喊出口的却只是句‘诸、诸君！’，便再也说不出别的，焦虑不已，只能挥舞左手，一段时间不停重复‘余、余不会活、活着回、回来’”。而听众们则称赞他的这句话为“意义胜过千言万语”，从中获得了“充分的满足与十分的感动”后，将鬼五郎送去了“城市”。
鬼五郎就这样，作为县下属20个郡中最早到达的成员，来到了第五师团司令部所在的“城市”广岛。而他的命运，则因到达广岛后立刻进行的身体检查而急转直下。“因为口齿不清”，他被“医官”判为“不合格”。鬼五郎拼命力争，说自己可以清楚地喊出“口令”，而且在执行军曹任务时绝对不会落于人后，却无法改变宣判结果。在经历了苦恼与绝望后，他下定决心，强行拜托妻子曾帮佣过的熟人町桥大尉，最终获准入营。此后，他获得了在判他“不合格”的“军医部”与町桥大尉等人面前，演示指挥一分队的机会，而他出色地完成了指挥。忍月这样描述鬼五郎此时的侧脸，“虽说是个口吃，脸上可—点都看不出来”。因为自身的“口吃”，鬼五郎被价值取向为“巧舌”的城市所排斥。但是，他通过展示具备喊“口令”的能力，成功保住了自己在“军队”这一空间中的位置。
不久，鬼五郎的中队奔赴战场，开始投入实战。其所在中队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激战，而帮助他入营、体谅他的恩人们也一个接着一个战死。鬼五郎在不断的苦战中，表现极其活跃醒目。在占领对手营地时，他立刻大叫“大日本万岁”，然后“大声高唱”已经战死的上司的名字。“大日本陆军步兵大尉町桥沧海之灵，先登第一！”忍月对此时的场景，描述为“鬼五郎发出那样爽快而心情舒畅的大声音，也唯有此时，他不再有一点口吃”。这场战斗因鬼五郎的活跃，日军最终获胜。但是，鬼五郎在这场战斗之后立刻倒下了，不久在野战医院停止了呼吸。而小说也在忍月的如下感叹中落下帷幕：“啊，比起巧舌如簧，更想让世人听听他的口吃，真遗憾哪，再也听不到了。”
在“农村”这一空间中，鬼五郎的“口吃”毫无疑问是他自己的发声行为。而他的这种发声方式，在“城市”空间中却被彻底否定。在“巧舌”才有用的世界，他的“口吃”已经不再被视为一种语言，结果他失去了话语。而在“军队”中，他又再次恢复了话语。但是，在军队中所恢复的话语，又绝非是在“村庄”中他自己所说的那种。那么，在指挥分队时、在高呼“大日本万岁”时，鬼五郎到底说的是谁的话语？我们可以从他通过化身为已战死的上司，最终克服“口吃”中得以一探究竟。这点也颇为耐人寻味。而已战死上司的名字，又究竟代表了什么？那只能是在战场上以极为纯粹的形式出现的“国家”利益。换言之，当鬼五郎将自身立场与“国家”完全同化时，才得以发出“爽快而心情舒畅的大声音”。
忍月的这一小品促使我们对于说话这一行为，与说话主体的立场性之间所存在的紧密关系进行考察。[20]说话这一实践行为，并非只由说话者自身的客观发声能力决定，也与说话者的立场有紧密关联。我们在进行说话这一行为时，常常是作为“某人”说话，如果对这一主体地位，没有有意识、无意识的认可，那么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就无法成立。鬼五郎到了“农村”外面无法说话，是因为他在“城市”空间内，找不到可以容身之所。而在“军队”这一空间中，当他全然诀别“农村”中的自己、自行将整个人格都隶属于“国家”时，那一瞬间，他又获得了新的话语。忍月的观察，也揭示了“口吃”与“喊口令”这一语言实践上的差异，也能同时显示非国家主体与国家主体之间的差距。如果这一观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对忍月的小说情节做反向推演。也即，可以解读为，“口吃”这一行为自身就包含着对说“军队”的话语、进而自行将自身与“国家”主体同化的根本性拒绝。
第四节 名古屋幼年学校的835天
大杉荣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是陆军军官，其叔父山田保永此后更是荣升陆军中将。所以梦想着成为“未来的陆军元帅”的大杉，选择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就读也是极其自然。大杉通过了第二次入学考试，于1899年9月1日进入名古屋幼年学校学习，此时他刚满14岁。大杉在新发田中学被斥为“不良少年”，三年中学，读到中途就退了学。[21]在以“盲从”为首要原则的名古屋幼年学校生活中，少年大杉又被逼出了“大脑神经衰弱”，最终因其所引发的斗殴事件，于1901年12月14日被开除。众所周知，在大杉第一次拜访平民社时，堺利彦曾问他“为何加入社会主义”，而大杉回答道：“我生于军人家庭、长于军人之间、在军人学校受教育，对于军人生活的虚伪与愚蠢感触最为深刻，所以要为社会主义奉献一生。”[22]反过来说，正是名古屋幼年学校的生活，孕育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
目前，极少有根据《自传》以外的资料对大杉的幼年学校时代展开探讨的研究。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里保存有《名古屋陆军幼年学校历史》（以下略称为《历史》），记录了1897年学校设立以来的历史。从中，可以借由学校之眼，重新窥知大杉在校生活的那835天。[23]根据这些史料可知，在大杉进入名古屋幼年学校就读的三年前，在1896年5月左右制定了《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条例》以及《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条例》，并在全国开设了6所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历史》中，在“陆军幼年学校的起源及沿革”部分，将幼年学校定位为“将校团的补充所”，强调其教育特色为“培养军人精神”。“盖将校性格中最为重要者乃军人精神。……故而，在军人教育方面，必须将培养该精神作为重点。而该精神的培养不能求之于寻常中学校之教育。”构成这一“军人精神”具体内容的则是天皇制意识形态。幼年学校创立时期的“伦理科课目”中对“道德本源”的说明如下：“皇祖为我国开国之祖，乃我等祖先之君父亲。……有忠君之实，可始得孝子之名。”这一“特殊教育”，强调拥有“宇内无比之国体”的日本所“特有的道德”，被当作幼年学校有别于普通学校的存在理由。[24]
1899年9月1日入校的第三期生名单中，记录有爱知县平民、半特侍大杉荣。所谓特侍，指的是“阵亡者遗孤以及对国家有功劳者之子”，但并没有半特侍的相关规定。或许意味着军官的子嗣。第一年的学费、每月交纳费用，自费生为32日元、6日元，给半特侍的价格则是12日元、3日元，相当便宜。当时，对填报志愿者的年龄限制为13岁以上不到16岁，而这一年总共有222人填报了志愿。每一期录用50人，其中31人为士族[25]出身，平民19人。从学历结构来看，高等小学校在读生2名、毕业生15名，中学一年级生23名、二年级生8名、三年级生2名。特侍、半特侍、自费分别为2名、8名、40名。按照将要学习的语言，学生们被分成两个班，每谑25名。大杉最初希望学习德语，却被分去了法语班。[26]在学生们的籍贯构成上，爱知县有26名，具有压倒性多数，此外三重县6名，静冈3名，岐阜3名，福岛4名，石川5名，富山2名，其他1名。服饰方面，学校在创立之初规定不可带刀，但到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9月1日又开始要求带刀。冬季穿藏青色呢料军服，夏季则是白色小仓布料的立领军服。（以上摘选自《历史》）
一学年的上课时间为前期14周，后期23周。课程可分为两大类：教授科目与训育科目。教授科目中有：伦理（每周1次，下面单记录次数）、国汉文（6）、外语（6）、历史（2）、地理（2）、数学（6）、博物（2）[27]、绘画（1）、习字（1）[28]。训育科目则每周进行3次。训育科目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体魄”、“培养军人精神”[29]。根据《自传》，除了后述的游泳以外，还有击剑、器械体操、跑步、足球、拔河等等。大杉回忆自己二年级夏时的成绩，训育科目第一，学科第二，品行最后一名。[30]
在幼年学校，各个年级都配有一名军官监管学生，并由一名曹长[31]与一名军曹作为班长，协助其工作。[32]《自传》中出现的这些军官、下级军官，我们可以通过《历史》获知其全名。对大杉而言，他们可以明确分为两类：朋友与敌人。负责第三期学生的“吉田中尉”（八太郎）与班长中的“河合曹长”（孝太郎）对大杉疼爱有加。但是，在河合曹长调任（1900年3月9日）后，代替他的“那个叫啥来着的瘦长条曹长”（官本久麻治）到来之后，下级军官对大杉的看管开始严格起来。之前都很老实的“稻熊军曹”（十二郎）“突然心肠变坏了”[33]。大杉摸进下级军官房间偷香烟时，被稻熊逮了个正着，差点被退学。虽然在吉田中尉的调解下最终安全过关，但是“自那以后，军曹、曹长看我的目光越来越严厉”[34]。
《自传》中，大杉在名古屋幼年学校时期最大的仇敌是负责第四期学生的“北川大尉”（为吉）。他从负责第一期生时起，就“奇妙地……憎恶”大杉，找些小缘由就训话，还禁止他外出。有时北川会在晚饭时提问“今晚是上弦月还是下弦月”，然后指名大杉回答。他明知对关杉这个“口吃”而言，ka行音节最难发，还提这样的问题[35]。而大杉只能反复回答“不是上弦”。[36]
大杉与学校之间的摩擦，从一年级的下半学期开始日益显著。在把他当“伙伴”的第一期生们毕业以后，更加明显。大杉曾与第一期生一块袭击第二期生的左侧寝室，嘲笑“少年”们，但在第一期生毕业后，大杉被第二期生视为眼中钉，时常被处以私刑。在幼年学校中，不可以反抗老生，所以大杉只好“维持着立正的姿势”被揍，只能“默默瞪着他们”[37]。经历过这些后，大杉对于军队生活的幻想日趋破灭，不满则不断加深。
大杉的爆发，最初的征兆表现为精神上的郁积。一切开始于1901年4月的修学旅行。期间，升入两年级的大杉与同伙一起，“几乎每晚例行公事”似的去袭击第四期生的寝室。大杉让稻熊军曹看到了，之后被校长“山本少佐''（悌三郎，后官至少将）处以禁足30天的处分。大杉自己完全不清楚为何会受到这样的处分，极受打击，在处分期间“几乎都在默想”中度日[38]。而他的“默想”舞台则是学校前院所修建的植物园。植物园总面积约为860坪[39]，广阔的场地上有扇形、圆形、菊花形、椭圆形、龟甲形等各种形状的花坛，里面种着按照恩格勒（Engler）系统所分类的植物，布置得“多多少少具备些美术性”。大杉边读着旁边小白板的拉丁语学名与日语名称等，边在植物园里走来走去地度日”[40]。
大杉的烦恼，一度只在内心，不久却开始对外喷发。在受到禁足处分后，“总觉得忧郁”的大杉，参加完毕业仪式（7月10日）、大野町的游泳练习（7月13日起的两周），在夏季休息（7月26日起至8月30日为止）结束后回到了学校。“此时受凶暴之情绪所袭”[41]的大杉，威胁低年级生，反抗下级军官，也不向军官敬礼，无故缺勤，在学校里四处游荡，最终被军医诊断为“大脑神经衰弱”，给了他两周的假期。休假期间，大杉在大阪的叔父家过得很开心，然而一回到学校，“马上又病了”[42]。在这样的精神状况下，发生了直接导致其被开除的斗殴事件。
按照《历史》中的记载，斗殴事件是这样发生的。1901年11月19日晚饭后，值日的三年级生荻洲立平（后官至中将）在食堂当着全体学生，点名警告了二年级学生中没向上一级学生行礼的那些学生。解散后，大杉荣等12名三年级学生，以光口头警告不会进行反省为由，又把之前点到名字的学生打了一顿。但是三年级的菅谷龙平、中井正等人抗议，说被打学生多数是石川县人，太不公平，让同是石川县人的三年级学生非常不高兴。在早晚点名后，与不认为处罚有失偏颇的爱知县人大杉、坂井德太郎、森川稻彦等展开了激烈争论。到了第二天20日，晚饭后双方又在宿舍外开始争吵，最终演变为斗殴，其中一人用“碰巧带着的西洋刀”刺伤了大杉“后脑外部两处”。
这一事件的相关处理，首先是在11月22日，学校以犯了“对低年级学生断绝友谊之路”的错误，给予殴打二年级学生的12名三年级学生严重警告，在处罚席位自习一周的处分。同月27日，对于除大杉及剌伤大杉的学生以外的3名参与斗殴的学生，“根据平素训诫，按照莽撞打架斗殴”条规，给予严重警告，在处罚席位自习两周的处分。最后，在12月14日以“品行不正，即便屡次训诫也不见有悔改之可能，以此依据《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条例》第20条第2项”责令大杉和刺伤大杉的学生退学。《历史》中最终概括这一事件如下。
本事件如前所记述，只是年少者因一时情感冲突做出的轻举妄动……大杉等人之所以会出现狂暴、理应唾弃的惨状，首先源自他们自身的强戾本性，不应以两者间上演的狂态来衡量整起事情的轻重。话虽如此，这仍在沿革史上留下一大污点，令人深为惋惜。
这段话，也是对大杉在学校内835天的军人生涯所做的最终评价。就这样，在1901年12月，16岁的大杉从陆军幼年学校退学。这时，他的陆军将帅之梦也已全然断送。
第五节 社会主义与“口吃”
从幼年学校退学后过了将近1个月，大杉荣前往东京，开始独自一人的备考生活。对他而言，这是“既没有学校老师看着也没有父母看着”的“最初的自由生活”。大杉最初寄宿在牛込矢来町的一户人家，有位“大尉”做他的监管及保证人。大杉说“他真是个特别友好的老人，从未来我房间偷窥过，也不会说些训诫的话，也从不过问我的生活”[43]。而他当时为考中学而上的补习班，氛围也是“完全不管学生记得住记不住，把该教的教了就好”，“不论出席不出席，在上课时间进进出出还是打瞌睡说话，老师一概不管”。在这样的生活中，大杉“边享受着自由，边沉迷于只对自己负责的学习之中”[44]。
如果“口吃”，是在与“喊口令”这一军队实践的关系中所形成的，那么从军队解放，也意味着从“口吃”中解放而出。事实上，在《自传》中大杉对这一时期所做的相关记述里，没有任何“口吃”的踪影。这一时期，大杉通过足尾矿毒事件、《万朝报》上所刊登的幸德秋水的评论等，逐渐关注起社会问题。而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关系亲密的朋友讨论社会问题时没有感到任何不方便。大杉很是怀念与当时寄宿在同一人家的隔壁邻居“30岁左右的老学生”之间反复进行的争论。“他喜欢议论。抓着我这样的小孩也要议论一番。我也不服输，现学现卖秋水的说法之类的予以回击，唾沫飞溅。”[45]这一时期的大杉，拒绝“军队”话语，为追寻此后人生的目标而沉迷于学习，早已不再“口吃”。
大杉再次意识到自身的“白吃”，是在真正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以后。太田雅夫等人的研究显示，大杉第一次拜访平民社是在1904年3月。[46]这时大杉已经实现了进入外语学校学习的当前目标，然而母亲的去世、家庭环境随之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大杉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刻苦学习后考进的外语学校，其授课水平却无法满足大杉对知识的好奇心，曾经对他很好的东京亲戚，因他偏离了军官道路也对他很冷淡。此时，大杉在东京的“自由”生活中，第一次感受到了精神上的饥渴与寂寞。在这一时期，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开始出入教会。然而这也未能填补他内心的空白。大杉在这种精神彷徨中四处走动，平民社也是其中一处。正如前文所述，大杉在第一次参加平民社茶话会时，在席上对堺利彦以及其他参与者公开表达了自己想“为社会主义奉献一生”的决心。而讽刺的是，在将社会主义作为新的人生目标后，大杉又与从幼年学校退学后理应早已烟消云散的“口吃”再次相逢。
那么，为何大杉在这一时期又意识到了自身的“口吃”？这是由于“演说”这一实践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山泉进所指出的那样，考虑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史时，完全不能脱离“演说”实践。[47]用山泉的话来说，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演说表达”也即“‘舌头’运动”并不亚于“文章表达”，也即通过媒体来获取读者、行使影响力的“‘笔头’运动”，是运动中重要的推动力。安部矶雄、片山潜、西川光二郎、木下尚江、幸德秋水、堺利彦等等，当时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虽然类型各异，却都是有名的“演说家”。“演说”，被视作展示人物个性的指标，而领袖们的“演说姿势”，也经常登上各类报纸的版面。
社会主义者还写过为数众多的“演说论”。比如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中以雄辩而著称的安部矶雄提出，“常说‘演说’与‘体育’是自己的恩人，因为‘演说’发展人格、提高品行，而‘体育’则能强健体魄、增进健康”。[48]安部一方面强调，在“演说”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口才”只是次要。但是，安部也曾批判日本之所以培养不出雄辩家是因为在“演说”中“发声法”是重要因素，但在日本却没有机会学习“发声法”。[49]早期社会主义的“演说”文化以“发声法”为前提，这样就不难想象当时的大杉为何会再次强烈意识到自身的“口吃”问题。
大杉在早期社会主义的“演说”文化中，又一次品尝到了曾经在幼年学校所感受到的那种紧张与疏远。当时火速赶来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青年们，无论是议论还是演说，都毫无保留地热情“雄辩”。当时的多数青年，通过听“演说”成为了社会主义者，其中的几个人又依靠“舌头”开始了自己的运动。从1904年到1905年间，以小田赖造、山口义三、荒畑胜三为首的青年们所开展的“传道行商”，广为人知。这些青年尝试一边推销社会主义相关书籍，一边在“路边”、“大道”、谈话会茶话会的席间进行演说。《平民新闻》杂志也评价“传道行商”是“以舌头”为日本社会主义发展做出贡献的值得特书一笔的活动。[50]另一方面，相比同龄的这些“传道行商”的青年、早稻田社会学会、早稻田大学雄辩会的学生们轰轰烈烈的“舌头”运动，此时大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参与是极其有限的。1904年7月，大杉在名古屋散发《平民新闻》的传单，召集同志举办茶话会，1905年3月《直言》杂志上介绍了“会法语的社友大杉君”，能引起些注意的也就这些。
既有研究将这一时期大杉与这些运动所保持的距离，归结于他自身的社会主义思想仍不成熟，还处于有可能进入陆军大学就职的阶段等等。但是我从这里读出的是大杉对当时以“演说”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一种违和感。大杉此后的盟友荒畑寒村曾如此回忆当时的大杉。
不像此后的没皮没脸，当时他可是个极为沉默的青年，在一群人的高谈阔论中，他总是默默不语，就微微笑着。这是因为他的口吃相当严重。明治三十九年春，他因为反对与电车涨价运动相关的凶徒哮众事件而被连坐起诉，那年夏天保释出监狱后，寄宿在堺利彦家中，此时开始去乐石社矫正口吃，不停念着“乌龟在咔奇咔奇山下赛跑，患上了脚气病，喝下了葛根汤”
[51]拼命地练习ka行音节的发音。
[52]
这段文字所刻画的，正是一个烦恼于发声所造成的自卑，试图通过自身努力加以克服的“口吃者”形象。大杉远离“完全自由的，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便是”的生活，试图加入一个把“雄辩”作为领袖理应具有的条件，成员则以“雄辩”为目标、热衷于反复开展“舌头运动”的圈子。这让大杉不得不再次痛切地认识到自身的“口吃”问题。
第六节 国语的诞生与“口吃”
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多数“演说”都在强烈批判政府，不用说他们的演说成了国家残酷镇压的对象。不过，辩论这一实践中所包含的“水平说服”形式以及对“主体真理性”的追求等，在明治后期事实上发挥了批判封建道德、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看，“演说”实践，毫无疑问是对抵抗压制的“自由”的实践。不过，同时也需注意到“演说”与“口令”一样，是造成大杉荣“口吃”的重要因素。对“演说”而言，“发声法”的训练必不可少，而实际上这也是强制进行特定发声行为的一种，与军队中的“喊口令”训练并无区别。那么，“演说”到底是什么？究竟是谁发出的、怎样的话语？
伊泽修二是大杉前去矫正口吃的乐石社社长。其一生极具象征性地映射出“演说”实践所具有的“自由”与“压制”的两面性。通过伊泽自己的自传性记述以及其他研究文献可以获知其横跨众多领域的活动内容[53]，此处不再展开。在本文中，首先要明确贯穿伊泽各种活动的核心，是对“国民语言”的热切希求。在思想史上，“国语”的诞生是明治时期所发生的一起重要事件。在今天这已成了常识[54]。明治初期，森有礼提出“现在日本所使用的书面语，与口语完全无关，几乎都是象形文字。那是把混乱的中文与日语混杂在一起而成，而所有的文字都起源自中国”[55]。而福泽谕吉在回忆过去幕府时期上级武士、下级武士、商人、农民之间的风俗差异时，称“其风俗相异之证，在于连说话的口音都不相同”[56]。明治时期的语言政策、思想的历史，是从这一语言混乱出发，在经历了“国字改良”、“言文一致”后，最终制定出了“标准语”。这也是支持近代国家的国民语言，也即“国语”的创造过程。而伊泽在这一“国语”的诞生过程中，特别是在语音领域留下了巨大的足印。
“国语”诞生后，确实消除了由封建的身份、地域差别所造成的语言差异，创建了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巨大公共空间。从这一点看，国语确实是“自由”的重要前建条件。但是，与此同时，国语也是在国家的名义下将特定的发声行为合法化，进而抑制、排除其他各种语言实践的过程。通过对明治后期“演说”与“口吃”之间紧张关系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国语”诞生背后所隐藏的帝国主义权力性。
在考察隐藏在“国语”诞生背后的权力性时，极具启示性的一点是，伊泽的“国语”教育原点，正是其矫正自身英语发音的经历。伊泽在1875年时，由文部省派往美国进行“师范学科调查”，到1878年为止，一直在布里奇沃特师范学校以及哈佛大学学习。当时，伊泽早已掌握了英语，但其英语发音却有荷兰口音，为矫正发音吃了很多苦。期间，在1876年时，伊泽前去费城参加纪念美国独立100周年博览会。在马萨诸塞州教育部的展品中，伊泽找到了“一种奇妙的字母表”，并获悉这是用来教耳聋人士发音的字母。他想既然能教会耳聋人士说话，照理应该也能纠正普通人的发音。于是他立刻前去拜访字母的发明者格雷厄姆•贝尔。贝尔非常欢迎伊泽，并指导他矫正发音。[57]伊泽就这样，第一次接触到了发音矫正事业。
此后，伊泽曾作为文部省书记官，指导了对“混合地方特有发音”的矫正法[58]，也曾在中国台湾，作为大本营的陆军省雇员教授当地人家的子弟日语。[59]除了上述狭义的语言教育实践，伊泽更为著名的业绩是在学校教育中导入唱歌。综合两者可以认为，伊泽实践的重点在于通过音声确定“正确的日语”，并使之得以推广普及。他对于“正确的日语”的希求，来自与“异”语言的接触。在英语圈生活、作为官员巡视各个地方、作为教育者在殖民地生活，正是这些经历，让伊泽认识到建构“正确的日语”的必要性。伊泽一生致力于确定日语的“正确”发音，进而以这一“正确的日语”，征服日本各地的“方言口音”及新领地的当地语言。伊泽所设想的实践，本质上与教非西洋圈的人们“正确的英语”是同一类型。
具备这些经历的伊泽，把通过乐石社开展口吃矫正运动作为人生最后的事业。在明治后期，“口吃”是出现在他眼前的仍未被征服的新领域。乐石社之名，本就是1903年成立的“语言教育”机关所命名。当时乐石社的规章中，在活动内容部分，首先列举了传授“视话法”，然后列举了在此基础上要达成的七个目标。具体而言，其内容包括传授正确的日语、正确的英语发音、正确的中文发音、正确的闽南语发音，以及矫正方言口音、矫正口吃、指导耳聋人士说话。[60]
只看上述部分，很容易理解乐石社当初的目的在于研究、传授“正确发音”，而矫正“口吃”只是其附带产品。明治后期，仍是无法全然拭去“正确的日语发音”观念之恣意性的时代。伊泽对“正确的日语发音”观念如此定义：“我国的语言中仍未确定标准发音，无疑会产生以何种语言为正确之疑问。首先可以认可在我国之首都东京的有教养社会中，普遍所使用的发音为正确。这是在现今有识之士间所认可的定论。”[61]
乐石社的规章则忠实再现了之前所考察的“国语”诞生的逻辑过程。要进行“口吃”矫正，则有必要将某种语言实践规定为“口吃”。而只有确定了“正确的日语发音”标准才有可能做出相关规定。“认可东京的有教养社会中普遍所使用的发音为正确”，正因为有了这一恣意断定，我们才能将这以外的语言实践判断为“口音”、“口吃”，视作矫正对象。在《乐石伊泽修二先生》一书中，作者提到“在日本开展口吃矫正事业，完全是先生的发明。因而，口吃矫正这一说法也是新的”[62]，这句话极其意味深长。如果“口吃”是在与“正确的日语发音”相对比中所出现的概念的话，那么，对“口吃矫正”方案的“发明”绝不可能早于“正确的日语发音”的创建。伊泽通过创建“正确的日语发音”，同时创造出了“口吃”以及“口吃矫正”方案。在这一意义上，“口吃矫正”也好“方言口音”矫正也好，与殖民地的日语教育一样，不可能与帝国主义权力性无缘。也在此意义上，早期社会主义的“演说”文化，可谓是在诞生不久的国语帝国主义前提下所开展的实践，更可以说是扩大这一国语帝国主义的实践。
此时应该记起的是，大杉在乐石社反复进行ka行音的发音练习与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斗争思想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笔下练习“R字母”发音的黑人之间的共同点。法农所描写的“正确的法语”观念对殖民地所具有的权力性如下。
进入法国的黑人要抵制马提尼克岛人那吞并R字母的传统。他要抓住这一点，并真正地进入同自己的公开冲突。他不仅要卷起舌头发出R音，还要拖长卷舌音。他密切注意别人最微小的反应，听自己说话，怀疑自己的舌头——可惜这器官很迟钝。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并朗读几个小时——拼命变成“演讲的语音语调”。
[63]
语言本身所具有的他者性与暴力性，在殖民地背景下极为明显。而大杉荣这个“口吃”，对此则早已深有体会。
第七节 从“国民”到“革命家”
然而，国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逐渐加强，并剥夺了社会主义者们说“国民”语言的机会。松泽弘阳曾指出，规定平民社创立之前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自我意识，与其说是“局外人”，倒不如说是“国家体制的合法继承者”，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是为了“保卫——先发性预防”明治国家体制免遭伴有“亡国”危机的“社会问题”所作出的根本性对策。[64]在此意义上，早期社会主义者们，至少在平民社成立前，仍旧把社会主义话语作为“国民”语言加以述说。但是，在平民社成立后，他们却面临着政府的镇压与舆论的排斥。在平民社解散以后，早期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分化与转向大戏，某种意义上，也是被排除出“国民”的每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夺回自己的话语对自身发声位置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主体性选择的产物。
幸德秋水在这一过程中所追求的是最为激进的“革命家”的位置。在国家权力的镇压日益加剧，直接行动派与议会政策派之间的对立也越发激烈的1907年11月，幸德对九州青年做了如下呼吁：“我满怀诚意地告知九州青年诸君。吾人要不落后于今日之时势，吾人便不得不成为革命家，帝国主义时代早已过去，资本主义制度也已倾塌，今日实为革命之时代。”[65]在这里，平民社成立时的“演说”文化特色，即“国民”与社会主义者之间幸福的一致性已荡然无存。如果“革命家”的话语，只能站在与“国民”相隔绝的发声位置发出的话，那么，幸德又是在怎样的地方发出了自身的话语？
我想，断言将来在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会绝迹，是不是过于乐观了？按照欧洲的社会状态，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导致无政府主义，那么日本的社会状态与之相同，当然也会招致同样的结果。我想，若日本有必要研究德意志的社会民主主义，那么也必须研究无政府共产主义……没有这一研究积累、不能从中获得知识的人，在将来的社会革命中就没有资格承担任何部分，是不懂与时俱进的、因循守旧的蠢货。
[66]
在上文中，幸德选择了与其听众——青年之间维持一定距离的发声位置。说话的幸德与听话的青年之间的不同，在于一方已经认识到了“时势”，而另一方仍未认识到。对“时势”的认识差异，被理解为欧洲与日本的社会主义相关现实的差异。这一逻辑的背后，是极为普遍的、一元的历史哲学。也即，假设“时势”是首先在欧洲成为现实，再在不久后传到日本。既然“时势”在欧洲早已明了，那么要认识时势，就必须研究在欧洲出现的各种“主义”。“革命家”就是通过研究这些“主义”，占有“时势”的人。“革命家”被寄予厚望，能从某处号召日本开展运动。而那个某处，则存在于外国的“主义”所呈现的“时势”中。
当时多数参与运动的青年，对幸德的这一立场产生了极大的共鸣。而大杉也是这群青年中的一员。在乐石社拼命练习着“乌龟在咔奇咔奇山下赛跑，患上了脚气病，喝下了葛根汤”的大杉，想要说出口的正是这种“主义”的话语。同时，这也是大杉通过对欧洲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在不同于“国民”的地方，确立自身“革命家”主体性的行为。在这一时期，大杉尝试通过变成具有“革命性”，来获得自身的话语。
从这一时期的一些小片段中可以窥知，通过对“革命性”行为的实践，大杉在运动内部的发言权逐渐加强。比如，在1906年4月，大杉因“电车事件”入狱期间，对前来探望的父亲倒过来做了一番说教，说：“坐拥父亲之权威，对已进入自觉的儿子之思想刀斧相加，此实为至大至重之罪恶也。儿子我，决不能让父亲犯下如此大罪。”[67]在1908年1月的“屋上演说事件”中，大杉与堺利彦、山川均一起从平民书房的二楼，向500名听众“演说”。[68]同年6月的“赤旗事件”中，则与荒畑寒村一起挥舞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而在“赤旗事件”的审判法庭上，判决一宣读完毕，大杉就从被告席上高呼：“无政府党万岁！”《熊本评论》这样描述此时的大杉：“大杉荣君一直呵呵大笑。在情绪极其兴奋的时候，吾等就会听到他这样的哄笑。”[69]这一时期的逸事中，并没有出现大杉的“口吃者”形象。大杉在这一时期，通过获得“革命家”这一发声位置，似乎自行“克服”了自身的“口吃”。
但是，在这些努力结出最终的果实之前，大杉又一次失语。而介入其中的，则是国家权力所做的镇压。大杉的“口吃”再次恶化的过程，与因“赤旗事件”被囚禁在千叶监狱的时期相重合。在1909年6月写给堀保子的信中，大杉记述了这一过程。
随着时间推移，口吃也日趋严重，只好闭口不语。此时几乎是半个哑巴，想说的都说不出口，只好对一切保持沉默。这是每次入狱后都会感受到的，但似乎这次因为入狱时间长，相应的口吃也越发严重。没有比这更让人不愉快不自由的了。
[70]
大杉被夺去“话语”的过程，更因“大逆事件”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大杉因这一事件，完全丧失了言语能力。在“大逆事件”的相关逮捕开始时，大杉仍在千叶狱中。检察局传唤大杉去配合“大逆事件”的调查，因而被移送到了东京的监狱。在那里，大杉与幸德有了一次擦肩而过。对于那一决定性的瞬间，大杉的回忆如下。
某天看到幸德经过。“哎，秋水！秋水！”我试着叫了他两三次，却怎么都发不出大点的声音（我现在很后悔当时为何会有那么愚蠢的顾虑），而幸德又有点耳背，所以一脸没听见似的走了过去。终于到了刑满之日。喜出望外的看守们把我送出了东京监狱的大门。有六七名同伴早已等在那里。和大家互相握了手。
[71]
大杉在1910年11月29日出狱。在仅仅两个月后的1911年1月24日，幸德及其他11名犯人被执行了死刑。如文字所写那般，这一时期，大杉在完全失语的状态下度日。他自己这样回忆当时的状态。
我出狱那天，一整天都在不停唠叨些监狱里的事情。然而从第二天起就像个哑巴一样，完全开不了口。或许是因为将近两年时间几乎没说过话，或许是因为出狱后被生活的突变所刺激，反正原来的口吃一下子又加重了。严重到都不能称为口吃的地步。而此后的整整一个月，几乎都靠笔谈过活。
[72]
这一时期大杉的“失语”，并不能像在狱中的“无言行为”那般，仅仅归结于由外部因素所引起。大杉在狱中还能发出声音，还能呼叫幸德的名字。象征性而言，大杉的失语开始于他对幸德的呼叫未曾传递到幸德耳中的那一瞬间。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军队中曾一度失语的大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再次获得语言能力的过程。而这时大杉所获得的，是“主义”的话语，是从“革命家”的发声位置所发出的话语。在大杉这里，重新获得话语能力与对“主义”的研究以及作为“革命家”的实践，三者共同存在、密不可分。对于大杉而言，幸德最能代表“革命家”。对大杉而言，幸德的死刑意味着“革命家”立场性自身的消失。“大逆事件”最终所揭示的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即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革命家”，都不被允许存在于这个国家。
第八节 “绞杀幸存者”的话语
但是，没过多久大杉荣开始尝试从这一地点发出新的声音。在1911年5月写给浮田和民的信件开头，大杉写道：
法学博士浮田和民先生足下。我乃一介无名穷书生。在写此文前，有必要向先生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中的一员。在那所谓的“大逆事件”发生当时，正因那被称为引起“大逆事件”的一大动机——“赤旗事件”而被关在千叶的牢狱中，因而得以最终从绞杀中捡回一条命。
[73]
在写这封信的两个月前，大杉曾写下一名句：“春三月、绞杀中幸存、花飞舞。”[74]“绞杀幸存者”是大杉在“大逆事件”后所找到的发声位置。拒绝“军队”的话语，又被剥夺了“主义”的话语，大杉第三次追求到的新话语，是作为“绞杀幸存者”的话语。“绞杀幸存者”的话语，本就是充满矛盾的概念。话语常常是作为“某个人”的话语发出，那么如果连是“某个人”都被否认了，从原理上而言，他是无法发出话语的。
唯有现实中存在者才被允许进行发出话语的行为。而发出话语这一行为本身，也是构成现实的实践。在现实中被抹去存在的人，如果仍试图要对现实发声，那么必然是以与现实存在者不同的说话方式。首先，它不可能是明确的话语。因为发声的主体，与受到国家承认的“国民”、占有“时势”的“主义者”不同，并不具备确定的主体地位。所谓身份，是只给予那些被允许存在于现实中的人的特权。其次，它很难具备首尾一致的理论性、体系性。在现实中生存的自己，与被现实所抹去的他们，互相交错，被夺去存在与话语的记忆，必然会导致对在现实社会中发出话语的自己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所发出的话语，必然是片断性的、充满矛盾的，而非连续和积累性的。只要发出话语的动力来自对于发出话语的自身的怀疑，那么将发出的话语必然背叛之前已发出的话语，并不断摧毁自己之前的发声位置。
假设“绞杀幸存者”实际上能够发出自己的话语，那么又会是怎样发出的呢？明知道自己被夺去了话语，却仍试图说自己的话语；明知道发出话语的实践自身所具有的权力性，却仍要通过发出话语的实践去动摇那一权力。此时，人必然会不由得含糊其辞。通过让自身与被剥夺存在者的立场一致，那张“冻僵的嘴”总算稍微张开一些，其中所漏出的话语最为自然的现象形态，岂非正是“口吃”？“口吃”正是发出所谓“绞杀幸存者”的话语最为自然的一种方式。
我以为，大杉想称之为“自由”的，是集沉默与讲述这绝对的二律背反于一身后才出现的，免于一切定式化与同化的、开放的发声场所。这一“自由”，只是在接受自身的存在被否认，含糊其辞地试图述说不成话语的话语时，一瞬间隐约涌现的些微迹象。但是，这一非现实的发声场所，事实上却联结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现实。因为只要国家存续，被国家否定存在的人们也会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即便是现在也仍存在着。
[1] 大杉荣、望月桂：《漫文漫画》（原著1922年），载《大杉全集》第7卷，第159页。
[2] 逸见吉三：《没有墓碑的无政府主义者群像》，三一书房，1976年，第109页。
[3] 大泽正道：《大杉荣研究》，法政大学出版会，1971年。荻野正博：《自由的天空——大杉荣与明治的新发田》，《新混日报》事业社出版部，1988年。
[4] 松下芳男：《儿时的新发田》，橙本弘发行，1984年。
[5] 镰田慧：《大杉荣——奔向自由》，岩波书店，1997年，第65页。
[6] 大杉荣：《自传》（原著1923年），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173页。
[7] 同上书，第260页。
[8] 同上书，第133页。
[9]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60页。
[10] 相泽浩二认为，无论从何意义上，口吃都无法还原为某种实体性的要素。其论述如下：“但是，科学思考一下今后发现口吃的器质性乃至身体性原因的可能性如何？……若造成口吃的器质性原因是可以被发现的，那么……必然是具备发挥下述功效作用的器质性条件。……并没有两个口吃得一模一样的口吃者。即便是同一个口吃者，随着时间流逝，可能是小时，可能是周，可能是年，其口吃的方式可能多少有所改变，通过训练也可以有更为显著的改变。那么，这一器质性条件，也必须具备表示这种样式变化结果的性质。”（引自相泽浩二：《超越口吃学》，弓立社，1980年，第99页）。
[11] 矢野武贞：《朝向“口吃”发达论的断章》，载相泽浩二：《超越口吃学》，第303页。
[12]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181页。
[13] 故伊泽修二先生纪念事业会编辑委员编：《乐石伊泽修二先生》［载《传记业书23——乐石自传教界周游前记•乐石伊泽修二先生》，大空社，1988年（原著1919 年）］，介绍1906年9月9日，为纪念矫正口吃的人数达到1000名乐石社举行的报告会所收到的信件。这些信件谈到了因“口吃”所遭受的苦难及“治愈”后的喜悦。信件里所列举的因口吃所遭受的苦难，除了在征兵、高中、海军士兵学校等考试时的痛苦经历外，还有在小学等学校中所经历的痛苦往事。其中有一段记录，令人印象颇深。“我知道一走进小学大门，口吃的不方便与他人的嘲笑是多么让人憋屈。我的同辈们，总引我发言，然后就学我口吃，在众人面前嘲笑我。”“举凡被问到人生何时最为幸福，大多都会回答是小学时代。……理应是如此让人快乐的乡校庭院，对于为口吃之病症所困的我，却无疑是体验世间艰辛的荆棘之院！”（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63-276页）。
[14]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169-170页。
[15] 广田照幸：《陆军将校的教育社会史——出人头地与天皇制》，世织书房，1997年，第198页。
[16]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60页。
[17] 收录于石桥忍月，《夏祓》（春阳堂，1895年），载《石桥忍月全集〉第1卷，八木书店，1995年，第310-333页。
[18] 旧制日本陆军中士。——译者
[19] 当时，“郡”与“市”为同级别行政区。——译者
[20] 关于话语与主体的立场性相关考察参照竹田青嗣：《“在日”之根据》（筑摩书房，1995年）、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美铃书房，1998年）、大泽真幸：（国民与种族》（载《民族•国家•种族》，岩波书店，1996年）。本章之考察，主要受到了竹田著作中将“口吃”作为思想问题进行研究的启发。
[21] 大杉丰：《日录•大杉荣传》，社会评论社，2009年，第17页。
[22]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321页。
[23] 据说这一史料的目的是“网罗收录日常事务中主要成绩以及其他各种沿革等以供后世参考”，副官“每年12月前，将本学年的记录提交校长阅览”。《历史》中，当时执笔这一稿件部分的副官是山田孝太郎中尉。为方便阅读，本文在引用其中内容时，直接将片假名转换成了平假名，并增加了标点符号，将旧体汉字替换成了新体汉字。因《历史》没有页码，所以在引用时无法记入具体页数。
[24] 幼年学校的教育目的是培育军人精神与日本所特有的道德，并通过各种学校活动加以实践，招魂祭相关的各种活动也是其中之一。大杉入校不久的1899年10月25日，“本卫戍地举行临时招魂祭，允许对学生进行临时教育，由学生监管率领与军队同时参拜”。1900年5月6日时也有同样的记录。在《自传》中，大杉也回忆了在“平壤占领纪念日”时参拜陆军墓地时的情形。“他们（学校的士官们。——作者注）追忆每个墓地给我们听。‘为慰藉如此忠勇的军人之灵魂，我等必须进行复仇之战。’士官们的结论都是要求向所谓三国干涉的罪魁祸首俄罗斯，进行复仇之战。我等也听得热血沸腾。”（《大杉全集》第6卷，第249页）《自传》里虽然没有记载，但此时大杉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面见天皇以及皇太子。第一次是在1900年4月26日、27日以及5月2 日、3 日，明治天皇往返神户，参加阅舰仪式时。第二次则是皇太子嘉仁为奉告结婚而巡游关西之时。去程路过学校是在同年的5月24日，返程路过则是在6月10日。上述事件中“职员学生一同奉迎奉送”。而当时天皇正借由“御真影”（即天皇夫妇的照片。——译者）渗透进幼年学校。1899年11月3日的相关记述称“在以前，到了三大节日，职员与学生也会一起膜拜御真影，祝愿圣寿万岁。此次开始则是准备了洁净的奉安室安放御真影，仪式会场自身变得森严庄重”（以上引自《历史》）。1901年3月15日，与幼年学校接壤的地方法院登记所失火，当时让大杉自觉“非常光荣”的任务就是护卫御真影。在同年2月13日，教育敕语的正本下赐，3月27日举行了教育敕语诵读仪式。
[25] 即武士阶级出身者。——译者
[26]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44页。
[27] 平均值。学年不同多少有些出入（引自《历史》）。
[28] 一年级前期为2课时，二年级后期则不教授（引自《历史）。
[29] 引自《历史》。
[30]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67页。
[31] 旧制日本陆军上士。——译者
[32]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56页。
[33]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56页。
[34] 同上书，第258页。
[35] 日语的“下弦”，发音为“kagen”。——译者
[36]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59-260页。
[37] 同上书，第256页。
[38]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62-263页。
[39] 1坪约等于3. 3平方米。——译者
[40]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64页；并参照《历史》。
[41] 同上书，第268页。
[42] 同上。
[43]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84页。
[44] 同上书，第285页。
[45] 大杉荣：《自传》，载《大杉全集》第6卷，第289页。关于这位“老学生”佐佐木喜善，参照后雁彰信：《与佐佐木喜善交友及参加平民社时的大杉荣》，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6号，2003年。
[46] 大杉丰：《日录•大杉荣传》，第24-25页。
[47] 以下对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与演说关系的观点，参考山泉进：《日本社会主义演说的曙光》，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6号，1993年。
[48] 木村盛：《安部矶雄传》，载《雄辩》1903年1月号。
[49] 中岛气峥：《演说话法——演说法名家谈》，博文馆，1903年。
[50] “传道行商”相关内容参照太田雅夫：《早期社会主义史的研究》，新泉社，1991年，第2部，第4章。
[51] 按日语发音，此句中大部分单词以ka开头。——译者
[52] 荒畑寒村：《大杉荣逸闻》，载《荒畑寒村著作集5》，平凡社，1976年，第193页。
[53] 比如伊泽修二君还历祝贺会编：《乐石自传教界周游前记》（1912年）、伊泽修二先生纪念事业会编辑委员编：《乐石伊泽修二先生》（1919年）（均收录于《乐石自传教界周游前记•乐石伊泽修二先生》，大空社，1988年），以及上沼八郎：《伊泽修二》（吉川弘文馆，1962年）。
[54] 比如李妍淑：《“国语”之思想》，岩波书店，1996年。
[55] 森有礼：《写给惠特尼的书信》，载《翻译的思想》，岩波书店，1991年，第317-318页。
[56] 福泽谕吉：《旧藩情），载《福泽谕吉选集》第12卷，岩波书店，1981年（完稿于1877 年），第 49 页。
[57] 上沼八郎：《伊泽修二》，第55-81页。
[58] 同上书，第110页。
[59] 据说伊泽在中国台湾“宣传要成为日本之良民，就必须接受教育”、“教育子弟学习”，到达中国台湾的第三天就“在炮弹中开始新教育”，自行开始教授日语。同上书，第 213-223页。
[60] 《乐石伊泽修二先生》，第243-248页。
[61] 同上书，第245页。为方便阅读，将原文的片假名替换成了平假名。
[62] 同上书，第250页。
[63] 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美铃书房，1998年）。Fanon, F. （1952）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Seuil. （译者按：此段翻咨参考了法农著、万冰译《黑皮联，白面具》，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64] 主要参考了松泽弘阳：《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筑摩书房，1973年，第26-43的相关探讨。
[65] 幸德秋水：《与九卅青年语》（《熊本评论》第11号，1907年11月20日），载《幸德全集》第6卷，第368页。
[66] 幸德秋水：《与九州青年语〉，载《幸德全集》第6卷，第372-373页。
[67] 《给堺利彦的信，1906年4月》，载《大杉全集》别卷，第31页。
[68] 大杉丰，《日录•大杉荣传〉，第61页。
[69] 《熊本评论〉，1908年9月20日。
[70] 《给堀保子的信，1909年6月17日》，载《大杉全集》别卷，第85页。
[71] 大杉荣：《狱中记》（《新小说〉，1919年2月1日），载《大杉全集》第4卷，第 407 页。
[72] 大。杉荣：《狱中记》，载《大杉全集》第4卷，第407页。
[73] 大杉荣：《无政府主义的手段果真非科学乎》（收于浮田和民：《何为思想善导的唯一手段？》，文明协会，1931年），载《大杉全集》第1卷，第308页
[74] 大杉丰：《日录·大杉荣传》，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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