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ter 7　由讲述到双向交流；由倾听到被倾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巴西〕保罗·弗莱雷《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1993）

　　“如果教师始终是专制的，那么他们总是谈话的发起者，而学生始终被淹没在他们的言论中。
　　如果教师是民主的，且其言行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那么他们与学生的双向交流虽然困难，但既有可能又充满快乐。 ”

Letter 7

由讲述到双向交流；由倾听到被倾诉

　　让我们以理解此信的标题为起点，它的前半段是广由[向学习者]讲述到双向交流”。我们可以在不改变意思的前提下，对前半段重新表述如下，从我们对学习者讲述的时刻到我们与他们交谈的时刻”；“从向学习者讲述的需要到与他们交谈的需要”；“在向学习者讲述和与他们交谈之间达成平衡与和谐是很重要的”。也即，作为权威的教师会向学生宣讲必须要做的事，为他们设置限制，以防学生因为没有法律而失去自由；但这种与教育工作者的政治观点相适应的时刻，应与和学生交流的其他时刻轮流出现。
　　在此，重复教育是一种政治行动不会有任何害处，尽管有些人无视它的不言自明而加以拒绝。把教育当做政治行动来从事，始终坚持其进步、民主的立场，或者专制、反动的过去，或自发的、无批判的选择，将自己定义为民主或专制，教师的这种要求是片面的。放任主义，有时给人以学习自由的印象，常以反对自由而告终。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绝对自由的思潮，又为巩固专制主义的地位创造了可能。另一方面，正如放任主义拒绝“培养”专制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服从者一样，它确实拒绝培养民主主义者，即那些认为自己受民主理想影响且为民主理想而战的人。放任的人具有两重性——他们是水陆两栖的——他们不彻底；他们一向既不能被定义为自由，也不能被定义为权威。
　　他们生活在缺乏纪律的环境中，对自由已非常麻木，不再害怕。对此，我已说过，他们有必要克服自己在政治上的模糊性，最终要么将自己定义为拥护自由者，真正地实践自由，要么反对自由。
　　由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引出了自由和权威的问题，引出了两者的矛盾关系。这是一个让我们费解而非明白无误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专制的社会，有根深蒂固的强大的命令传统，在民主方面无可辩驳地没有经验，这一事实可以解释我们在自由与权威间的犹疑不定。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命令专制思想，超越了社会阶层的界限。部长、总统、将军、中小学校长或大学教授的专制，与工人、中尉、警官、守门人的专制并无二致。我们之间的任何细微的权力差别都很容易无限放大，演变为专断的看法。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在社会实践中，仍然无力解决这一问题，无法看清它，我们才会倾向于将对权威的特定运用与专制主义混为一谈；同样，因为我们否认这一点，我们陷人了无纪律或放任，认为我们是在尊重自由并创造民主。在别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专制的，但我们相信并宣称自己是进步的。
　　事实上，正是因为我反对专制并不意味着不要纪律，不受法律约束也不意味着我推崇专制。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并不是另一个人的对立面。与操控性的专制主义或不受法律约束的放任主义相对的，是激进民主主义。
　　我相信以上看法阐明了这封信的主旨。我可以断言，如果教师始终是专制的，那么他们总是谈话的发起者，而学生始终被淹没在他们的言论中。他们对学生说话（speak to），为学生而说话（speak for），谈论学生（speak about）。他们从头说到尾，对其正确性与真实性确信无疑。即使在与学生交谈时，也好像是恩赐给学生的，强调他们自己意见的重要性与力量。这不是民主的教师与学生交谈的方式，甚至不是他们向学生讲述时的方式。专制的敎师沉迷于评价学生、看他们是否亦步亦趋。尽管学生是应为自由而战的批判主体，对他们的训练从未改变（move）过专制的教师。如果教师是放任的，采取“任其发展，以观其变”的立场，则放任了学生，结果既没有向他们讲述什么，也没有与他们交谈。
　　然而，如果教师是民主的，且其言行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那么在其持续不断进行批判分析的学术生活中，他们与学生的双向交流虽然困难，但还是有可能又充满快乐的。他们懂得对话中心不仅仅是教学内容，还应包括生活本身。如果是这样的，从授课行为的角度看交流是合理的，且它还在教室中创造了一种开放和自由的氛围。
　　向学生讲述、与学生交谈，是民主教师为学校培养负责和批判性公民奉献心力的谦虚而积极的途径，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途径，它是发展民主必不可少的因素。民主的学校，即积极后现代而非后现代传统又反动的学校，在当下的巴西大有可为。
　　对我而言，坚持后现代的进步学校的课程、认为巴西的“救赎”有赖于此是匪夷所思的。当然，巴西的生存不仅仅依赖于民主学校对批判、能干的公民的培养，但巴西的救赎将因民主的学校而出现；它需要民主的学校，没有民主的学校，救赎将无法实现。正是在学校里，向学生讲述、与学生交谈、倾听学生而不管他们有多幼小的教师，才能被学生倾听。正是通过倾听学生——对专制主义教师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任务——民主的教师不断地为被学生倾听而做着准备。但正是通过倾听学生从而由交谈中学习，民主的教师教会了学生倾听教师。
　　我在上面提到的关于专制主义和放任主义的立场看法，显然适用于倾听学生和被学生倾听。这一问题对于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参与的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人能完全民主地生活，如果他们说话的权利、参与的权利、批评的权利受到妨碍，如果他们不投入以任何形式捍卫这项权利的斗争（同时也是行动的权利〕，那么他们也不会对民主的发展有所裨益。
　　因此，正如学习者在课堂上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以免在无纪律中丧失权利，教学双方的发言权也应有道德的约束，以免使其滑向荒谬。令我们沉默、使我们的“身体受到妨碍”，和滥用发言权去歪曲真相、说谎、欺骗他人、扭曲事实一样，都是不道德的。
　　我的发言权不具有对我所理解的世界和他人发表言论的无限权利，也非毫无悔意地说谎、不负责任的发言权，只因为某人希望说谎能产生有利于实现说谎者欲望与意图的结果。
　　使学校成为形成特定民主氛围的地方，比如倾听他人——不是作为恩赐，而是作为义务——和尊重他人，维护多数人形成的决定而不否认任何人表达其不赞成意见的权利，质疑、批评和辩论，重视在我们中被当成私人问题对待、但作为私人问题又得不到重视的公共问题，已成为必要而迫切的目标。
　　在我们身边，浪费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只要读一读日报或看看电视新闻，就能注意到有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昂贵医疗设备因为闲置而被丢弃，由于以次充好，这些设备在其报废期到来前就已经毁坏。数百万的机件突然消失，只留下一点点痕迹。如果对这种灾难负责的官员受到了惩处，如果他们向国家作出赔偿或者被投人监狱，显而易见，在有辩护权的前提下，形势将有所改善。
　　学校正常的政治-教学生活中应包括随时随地对类似案例进行讨论的活动。教师可以和学生讨论这些无耻的行为证明了什么，这种侵占行为在长期和短期内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具体影响，对我们产生了何种道德损害。我们必须向孩子们、向年轻人展示具体统计数字，明白而坚定地告诉他们，这些无耻的行径并没有授权我们在校内破坏桌椅、折断粉笔、浪费粮食或者在墙上乱画。
　　我们不能说：“有权的人那么做了，我为什么不能做？有权的人抢劫，我为什么不能去抢？有权的人说谎，为什么我不能呢？”这是极端错误的。
　　没有人能够在无需事先及同时为民主偏好和道德要求奋斗的情况下，创立一种严肃的民主制，它指向社会结构的激进变革、重新调整生产和发展政策、重新确立权力、对所有人公正、废除全能者不公平与不道德的利益。
　　机械论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进行思考，或者断言由于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条件进行根本转变之前，教育无能为力。在这种转变之前，唯一能做的是为动员和组织群众而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所有活动上，机械论者都失败了。最糟的是，他们拖延了其与民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斗争。
　　另一种其对立面已被我们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所埋葬的民主做法是尊重他人；还有一种氛围是忍耐，它使种族主义和大男子主义像魔鬼一样悄然溜走。在真正开放的学校或没有偏见的学校中推行这种民主的做法，必须先把专制主义倾向、种族主义或大男子主义，以及学校自身，如否认民主、否认自由、否认与我们不同的人的权利等，看成是对必要的人道主义的否认。其实，无论反民主的倾向采取何种形式，都必须被当成所有反民主思想的反映来对待，当它被公认的进步人士以行动的方式加以表现时，还应将其看成是无法理解的矛盾。
　　当一个被看成进步人士的人，尽管在为底层社会代言，其行为却像自己家中的老爷，以其颐指气使的做派窒息妻儿时，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如果一个女人为女性利益而战，但在家中从不因女厨师为她送来了开水而道谢，并且在与朋友们谈话时，把厨师当成“那些人”中的一员，我们又能说什么？
　　建立民主确实很难。和任何其他梦想一样，民主不是通过空话实现的，它需要沉思与行动。证明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非种族主义者或大男子主义者的不是我的言论，而是行动。我的行动证明了我是否忠实于我的言论。
　　我们在言与行之间所进行的必须缩小言行差距的斗争中，既可能改变言论去适应行动，又可能改变行动以适应言论。这说明了为何一致性会以新的选择为终点。某些时候我发现自己言行不一——进步的言论，专制的行为——如果它不时痛苦地反映出来，使我自己陷于含混之中，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于是我就试图摆脱困境。这样，新的选择降临我身。要么改变进步主义言论，使之与我的反动实践相一致，要么将我的实践转向民主实践，使其与进步主义言论一致。最后，还有第三种选择：玩世不恭，它由矛盾的机会主义化身而成。
　　我认为，有助于在我们中推行民主的方法之一是，清晰、确定地与源自我们现实或部分现实的无知言论斗争，这种言论包括投票没有意义、政治一向如此无耻、所有政客都一样，“因此，我将投票给那些做事的人，哪怕他们是小偷。”
　　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我们有可能投身政治的方式，但我们并非总是需要如此从政。使我们变成这样的不是政治。我们是从事这类政治活动的一员，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参与的政治好于我童年时的政治状况。最后，各级政府和不同政党中的政客并非都如此行事。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不能免除自己在事关巴西民主的重要问题上，以及如何参与完善此进程的责任。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是政治家；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参与政治。如果我们梦想自由，让我们为能与学生双向交流的学校而日夜奋斗，倾听学生，也让他们倾听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