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ter 8　文化身份与教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巴西〕保罗·弗莱雷《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1993）

　　“我们需要的民主学校不是那种教师只管教、学生只管学、校长是全能的指挥官的学校。 ”

Letter 8

文化身份与教育

　　我们有必要自问：不同文化身份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文化身份经常与社会阶层、教育主体及教育实践不相符。主体的身份与课程的基本主题相关，无论这些主题是隐蔽的，还是清晰的，自然也与教学问题相关。
　　因此，在我看来，在我们谈论教育主体（即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的身份问题前，我们必须指出“文化身份”——一个我们使用得越来越多的词汇——并不能穷尽“身份”现象的全部含义。“文化”是由限定性的词汇“阶级”扩展出来的属性，并没有穷尽“身份”这一术语的全部含义。实际上，男人和女人是特殊和非凡的生物。经过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决定，使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变得杰出，但仍然处于我们赖以存在的社会劳动之中。事实上，我们既非单纯继承自先人，也非单纯靠后天形成自我，而是起源于先天继承和后天养成的动态关系中。
　　在继承与弗朗索瓦·雅各布在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讯》采访时强调的内容之间，存在着对理解我们的主题至关重要的因素。雅各布说过：“我们只被训练来学习。”（we are programmed，but to learn.）正是因为借助人类的发明一——种超越了生命本身、我们利用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材料创造出来的事物——我们有可能使自己与众不同，并决定我们的现在和将来。但是，我们将并非由我们创造的自然世界，拓展为由我们创造的文化和历史世界，以及成为永远处在学习和探索过程——-再次引用雅各布的话，是“不是为了明天便不能生存”（we can’t live unless for tomorrow）的过程中的动物，这都需要创造我们用以谈论世界的社会语言。
　　学习和探索——还有必要加上教和认识，这两者又引出了不容忽视的自由。自由不是天赐的，而是我们必须为之不懈奋斗、不可或缺的、必需的要素——构成了我们在这世上生存方式的一部分。正因为我们是自然的造物而非命定（predetermined）而来，我们受到影响，同时又意识到了影响过程，我们才能适应作为过程而非终点的为自由而战。这正是雅各布所说的“所有生物的未来都由其染色体决定”（all begins contain in their chromosomes）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自由被遗传结构吞噬、湮没，或者我们享有这种自由的可能性被这种结构消解。
　　在文化结构中，我们受到影响，受到训练，但不是命定的，我们利用最低限度的自由去扩展这种自由。这样，正如雅各布指出的，通过教育（同样也是文化表达），我们能“或多或少地探求染色体中记录下的可能性”。
　　我们中每一个人作为在教育实践中行动者、教育工作者或学习者身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作为继承与养成间充斥着紧张关系产物的身份。有时，我们从阶级的社会经历、文化经历中习得的思想内容，会通过兴趣、情绪、感觉、欲望以及我们通常所谓的“心灵的力量”，对遗传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我们不是单纯由先天决定的，也不是单纯由后天养成的。
　　所谓血统的力量（strength of blood）——用流行的说法——是存在的，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正如仅文化因素的存在无法解释任何事物一样。
　　事实上，和人类的创造物、探险、冒险和创造的经历一样，自由与继承-养成的关系大有关联。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产物对我们自由的妨碍，多于遗传结构。我们无法怀疑文化遗传的力量，无法怀疑它对我们存在的确认与阻碍。但我们是受训练、受影响并意识到影响过程的，而非命定的生物，这一事实为我们战胜文化遗传的力量创造了可能。同时包含了批判教育尝试的物质世界、物质结构转变，是非机械地战胜文化遗传的必由之路。
　　在这种不断重现于各代、有时似乎僵化了的战胜特定文化遗传的努力中，人们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存在。毋庸置疑，基础的改变有时能迅速改变延续已久的存在和思考方式。另一方面，承认文化遗传即意味着要尊重文化遗传。这种认可并不意味着要去适应它。我们对文化遗传的认可与尊重是改变它们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白以下显见的事实-这些文化遗传无可辩驳地超越了社会阶层的界限。我们的身份大部分正是在文化遗传中形成，并由我们所属的社会阶层来标识。
　　让我们略微考虑一下学习者的文化身份以及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应给予他们的尊重。
　　我相信，这种尊重应发端于对我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中身份的承认。正是通过以一定方式做事，以一定方式说话或思考——例如，说“我最喜欢（的）某首歌”或“我最不喜欢（的）某首歌”时不用“的”字——以及有一定的喜好和习惯，我以一定的方式认可了我自己：和那些与我相仿的人相似。那些人有一种阶级分类身份，或者与我的身份相似。正因为体会到了差异，我们才发现了“我”和“你”。确切地说，“你”作为他者构成了“我”，我和他人中的你一样，构成了作为我的那个人。
　　我们有种强烈的倾向，认为与我们不同的人是劣等的。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存在方式不仅正确，而且优于所有不同于我们的人。这是不能容忍的。这是对拒绝差异的执迷偏好。
　　统治阶级由于能够使自己凌驾于被统治阶级之上，而首先拒绝自己与其他阶级间的差异，继而不能平等地对待有差异的人;再次是意识不到有差异的人应该是平等的。它想要的是维持这种差异，保持距离，在实践中承认并强调被统治阶级低人一等。
　　与进步教育工作者选择一致的挑战之一是，不要认为自己劣于私立学校中霸道地虐待、轻视中产阶级教师的统治阶级学习者，并让这种意识持续下去。但另一方面，在公立学校，他们也不能认为自己优于来自贫民窟的学习者、底层社会的孩子，以及吃不好、“衣冠不整”、不能“正确地说话”、按自己的语法口音说话的孩子。
　　在这两种情况下，进步、言行前后一致的教育工作者的义务不是这样的：在第一种情况下，采取一种简单的报复姿态；在第二种情况下，假设这些孩子、这些贫苦的孩于天生就是无能的，让他们经受这种假设的考验。在第一种情况下，教育工作者既不能采取报复姿态，也不能屈服，而应采取负责任的权威姿态。在第二种情况下，教育工作者不能对底层社会的孩子采取家长式的或轻蔑态度。
　　这种全面实践的起点是：理解并确信教育是一种政治实践。让我们再次指出，教育工作者是政治家。因此，教育工作者绝对应以与其政治选择一致的方式行事，更科学地胜任教育工作，它使教育工作者懂得了解学生生活的现实世界，学生的语言、句法、语法、口音，以及特定的不易为教师自己的世界所接受的喜好、习惯、信仰、恐惧、欲望赖以存在的文化，是多么的重要。
　　这种教学准备工作尤其不能在如下环境中实现：理论上认可，但同时又游离于学生行动的知觉世界和细腻感情的具体环境之外做出结论。
　　认为能在理论环境中以如此背离学习者具体体验的方式完成上述任务的人，只能是那些断言无需参照或依赖于学生由入学前的经历中已有的知识，就可直接教给他们课程内容的人。这对于断然拒绝具体环境和理论环境之间不存在区别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除非采用专制主义的最前卫方式，把内容当做是能凌驾于或平行于学习者意识主体的一组事物或一些知识，内容才可能用于教学。教、学和认识与这种机械的实践无关。
　　教育工作者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对象——孩子的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教育工作者必须了解他们梦想的领域，他们熟练地用以保护自己免受其世界侵害的语言，了解他们对学校的独立认识以及他们认识的途径。
　　两三年前，来自坎皮纳斯大学的物理学家卡洛斯·阿格罗（Carlos Arguelo）和数学家埃杜尔多·塞巴斯蒂安尼·费雷拉（Eduardo Sebastiani Ferreira）参加了一个在帕兰特举行的讨论数学及科学教育问题的会议。第一个上午的活动结束后，在返回旅馆途中，他们发现一群孩子在一块荒地上放风筝。他们走近那些孩子，与之交谈。
　　“你们通常放多长的线？”塞巴斯蒂安尼问。
　　“50米左右。”一个叫盖尔森的男孩回答。
　　“你怎么知道放出的线长50米左右呢？”塞巴斯蒂安尼问。
　　“我在线上每隔两米左右打个结，”男孩说，“放线时我只要数一下放过去多少个结，就知道线有多长了。”
　　“那你说现在风筝飞多高了呢？”数学家问。
　　“40米。”男孩答道。
　　“你怎么知道的？”
　　“看放出去多少线，以及风筝的弧度。”
　　“我们可以用三角的方法或近似三角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塞巴斯蒂安尼说道。
　　几乎与此同时，男孩说：“如果风筝飞得很高，正好在我们的头顶上，那么它的高度恰好等于我放出去线的长度，但因为它离我的头顶很远，朝下倾斜，所以它的高度应该比我放出去线的长度要低。”
　　“所以要计算它的误差范围。”塞巴斯蒂安尼说。
　　接下来，阿格罗问那个孩子线轴该怎么做。盖尔森说，有四个基本工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盖尔森（我是说像他这样的人）能成为物理学家，但在学校里，数学却不行。他所知道的一切在学校里都没有意义，因为他是从自己生长的具体环境中通过实践得来的知识。他没有把这种知识以正式的、字斟句酌、机械背诵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只有这样的语言，其合法性才能得到学校的认可。
　　在语言领域里情形更糟，底层社会的孩子其口音、句法、拼字法、语义学经常遭到贬损。
　　我从未说过或暗示过，底层社会的孩子不应该学习所谓巴西葡萄牙语的训练规范，尽管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我的意思是，语言的问题常常包含了权力在内的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假如存在“训练规范”，那就一定存在未经训练的其他方式。是谁定义了未经训练的方式？我所追寻的目标是，这类规范应该教给底层社会的孩子们，但同时还要强调下列问题：
　　· 他们的语言与有训练规范一样丰富、美好，他们无需为自己说话的方式而感到羞耻；
　　· 即便如此，他们仍非常有必要学习标准句法与语调，以便
　　A．消除他们为生存而奋斗过程中的不利因素；
　　B．获得为反抗针对他们的不公正与歧视而必须发动斗争的基本工具。
　　我认为，这样思考和行动，是与我进步的反精英论选择一致的。我不是那种因为卢拉说的“不够真实”（原文如此）而反对他担任巴西共和国总统，却不顾事实地投票给科洛尔的人。
　　结论是，民主的学校不应仅仅为了更好地理解学生，更好地完成其教学活动而永远向学生的实际背景开放，它还应了解自身与具体环境的联系。因此，它既然以民主标榜自己，就必须名副其实地谦逊，经常向那些没上过学的人请教，以便能认识自己。
　　我们需要的民主学校不是那种教师只管教、学生只管学、校长是全能指挥官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