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理查得·肖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1970）

前言

理查得·肖尔

　　近年来，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和作品被从巴西的东北部传遍到整个美洲大陆，不仅在教育领域，而且在争取国家发展的整个斗争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当被剥夺了应有权利的拉美大众从过去的冷漠中惊醒过来，并热切地作为主体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之中的时候，保罗·弗莱雷提出了一整套教育文盲的方法，不同寻常地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事实上，在学习读和写的过程中，那些获得了新的自我意识并开始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社会处境的人，常常会主动釆取行动，去改造那个剥夺了他们参与机会的社会。教育再次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
　　在这个国家（指美国——译者注），我们正逐步认识到保罗·弗莱雷的工作，但目前，我们主要是从他对第三世界成人文盲教育的贡献这一角度来考虑他的工作。但是，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教育哲学以及他的方法论对我们和对那些被剥夺了应有权利的拉美人同样重要。他们争取成为自由主体并参与社会改造的斗争，在很多方面不仅与这个国家里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斗争，而且与美国中产阶级青年的斗争是相似的。发生在发展中世界的这场斗争所具有的尖锐性和剧烈程度，也许会为我们在面对自己的处境时提供新的见解、新的模式和新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被压迫者教育学》英语版的出版意义非凡。
　　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对他周围的被压迫者所遭受的极端困苦和磨难的创造性思考和敏感意识。弗莱雷1921年出生于累西腓市。这是第三世界里条件最为贫穷和不发达的地区之一。他出生后不久就不得不直接体验那种艰难的生活。随着1929年出现在美国的经济危机开始波及巴西，弗莱雷的那个中产阶级家庭日暮穷途的稳定性荡然无存，他发现自己与別的“人间的不幸者”一样处在悲惨的处境之中。这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釤响，因为他已开始尝到饥饿带来的痛苦折磨，并开始在学业上落后于其他人，因为饥饿使他无精打采；这也使他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发誓要终身与饥饿作斗争，而其他孩子未必就知道他当时所遭受的苦难是什么滋味。
　　他从小就过着穷人的生活，这也使他发现了他所说的被剥夺了应有权利者身上的“沉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他开始明白，他们的无知和冷漠是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统治局面的直接产物——是家长式统治的直接产物——他们都是其受害者。他们不是被鼓励或训练来认识和应对他们这个世界里的具体现实，而是被“湮没”在一种实际上不可能出现批判性意识和反应的状态之中。他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整个教育系统是维护这种沉默文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面对如此真实存在的这一问题，弗莱雷把注意力转向教育领域，并开始投身教育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潜心研究和反思，在教育哲学方面形成了某种全新的和创造性的理论。他从为创造新世界而直接投身于解放人的斗争的具体情况出发，四处借鉴种种不同境遇和持不同哲学立场的人的思想和经验：用他的话来说，他钻研“萨特和穆尼耶，埃里奇·弗罗姆和路易斯·阿尔蒂塞，奥尔特加·加塞和毛译东，马丁·路德·金和谢·格瓦拉，乌纳穆诺和马库斯”。他用这些人的远见卓识来造就一种真正属于自己，并且能对拉美的具体现实产生影响的教育观点。
　　1959年，他在累西腓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中首次表述了他对教育哲学的想法。他的这些想法在他后来在该大学任职历史和教育哲学教授时，以及他在累西腓市所进行的整个教育的早期实验中都有所见。他提出的方法在整个巴西东北部的扫盲运动中被天主教人士及其他人广泛使用，他的方法被认为对旧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1964年军事政变后，弗莱雷即被监禁。七十天后，他被释放，并被逼离开巴西，弗莱雷流亡智利，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智利农业改革院工作了五年，从事成人教育项目工作。之后，他担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顾问，并与多个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开展新的教育实验的团体紧密合作。他目前是日内瓦国际教派理事会教育事务办公室的特别顾问。
　　弗莱雷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写过多篇文章，他的第一本书《作为自由实践的教育》于1967年在巴西出版。他的最后一本也是最完整的书——《被压迫者教育学》——是他第一部在这个国家出版的作品。
　　在这篇简介中，要试图用几段话来概述作者用很多章节来表达的内容，这将毫无意义。这会构成对他丰富、深制、复杂的思想的冒犯。但或许几句见证的话在此有一席之地——这是我个人的证言，说明我为什么会觉得与保罗·弗莱雷的思想进行对话是一种令人兴奋不已的历程。尽管我已对今天学术界的大量思想作品的抽象性和缺乏独创性感到忍无可忍，但我还是对置于完全历史背景下的反思过程感到兴奋，这种反思贯穿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全过程，因此它代表着一种理论与实践（praxis）的新的结合。当堂堂君子保罗·弗莱雷成为重新发现知识分子的人性化使命的化身时，当他成为展示打破公认的种种限制并为全新的将来开辟道路的思想力量的化身时，我深感振奋。
　　弗莱雷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行动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设想：即人的本体使命（他如是说）就是要成为一个对世界作出反应并改造世界的主体，而且这样做有可能会进一步带来种种新的更完整、更丰富的集体和个体生活。他所说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态的和封闭的秩序，即人必须接受并且必须适应的已知现实，而是一个有待努力解决的问题。这个世界是人用来创造历史的材料，这是人在克服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在变得非人性化的东西，并敢于建立全新质的东西的过程中要承担的使命。对弗莱雷来说，目前实现这一使命的手段来自于我们西方世界的先进技术，但是迫使我们否定现行的秩序并且说明历史并没有终结的社会憧憬，主要来自于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与此相伴的是弗莱雷的信念（现以广阔的经验背景为支柱），即无论一个人有多么无知，也不论一个人被“沉默文化”淹没得有多深，他都可以通过与别人的对话接触来批判性地看待这个世界。如果个人在这种接触中掌握了合适的工具，他就能逐步感知个人和社会现实及其中的矛盾，可以意识到他自己对这一现实的认识，并且可以批判性地去对待这一现实。在这一过程中，那种陈旧的、家长式的师生关系得到了改变。一个农民可以比一个外来的“教师”更有效地帮助他的邻居促进这一过程。“人通过世界这个中介来教育彼此。”
　　随着这一切的发生，文字便产生了新的力量。文字不再是抽象概念，也不再是魔法，而是人在命名周围的事物的过程中借以发现自己并发掘潜力的手段。正如弗莱雷所说，每个人又重新贏得了说出自己的话，也即命名世界的权利。
　　当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参与此种教育体验，他就会逐渐获得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产生一种全新的尊严感，并且能激发出一种全新的希望。在上了几堂课以后，农民经常会惊人地把这些发现表达出来：“我现在认识到了，我是一个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们原来是瞎子，而现在我们睁开了眼睛。”“在这之前，文字对我毫无意义，而现在文字对我说话，我也可以让文字说话了。”“我们从今后再也不会是合作农场里的沉重负担了。”当这一切发生在学习阅读的过程之中时，人就会发现他们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且他们的整个工作可以是充满创造性的。“我工作，并通过工作改造世界。”随着那些被完全排挤在社会边缘的人得到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再也不会愿意只充当客体，只会被动地应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变化。他们更有可能决定投身于变革社会结构的斗争，因为这些社会结构到如今只为那些压迫他们的人提供方便。正因为如此，一位研究国家发展的优秀巴西学生最近声称，在人民之中开展这种形式的教育工作，代表了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新因素，“是第三世界崭新的行为手段，借助这一手段，第三世界可以摆脱传统的社会结构并进入现代世界。”
　　初看起来，保罗·弗莱雷在拉丁美洲教文盲的方法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有别于这个国家里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当然，主张要把这套方法照搬到这里来是荒谬的。但两种不同的情况所具有的某些相似之处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这个技术先进的社会在迅速地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变成客体，并在巧妙地把我们塑造成迎合这种社会制度的逻辑的那种人。就已发生的实际程度来说，我们也是在慢漫地被淹没在一种新的“文化沉默”之中。
　　自相矛盾的是，同样的技术在给我们带来这种局面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种对所发生之事的新感受：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新的媒体以及对旧的权威观念的侵蚀，为针对这种新束缚的敏锐意识开辟了道路。年轻人认为，他们要说出自己的话的权利被剥夺了，很少有事情会比赢回这种权利更重要。而且，他们还意识到，今天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是他们的敌人。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立的教育过程。教育要么充当使年轻一代融入现行制度的必然结果并使他们与之不相背离的手段，要么就变成“自由的实践”，也即人借以批判性地和创造性地对待现实并发现如何参与改造世界的途径。要形成一种能促进这一过程的教育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冲突。但这种方法也可以有助干形成一件新人，并旦在西方历史上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对于那些致力于这一使命并且在寻找可供实验的思想和手段的人而言，保罗·弗莱雷的思想在今后的岁月里一定会作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