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一种幻想

　　火车照常开着。开往瓦伦西亚（valencia）的夜车准时开出，到目的地却迟了五分钟。开往马德里的接班火车，依照车站的时钟，迟开了四分钟，到马德里时，比规定时间迟十分钟，这时太阳正落到亚尔喀拉山的山脚，火车前面是一长列粮食车，从马德里东面和南面各村庄送往首都和前线的。

　　下半夜四点五分，天还没亮，几辆汽车离开拉哥加巴莱洛所住的公寓，开向瓜达拉马的路。

　　第一辆车子装着四个民兵，加巴莱洛本人和总工会的两个职员坐在第二辆车子里，而在第三辆里，坐着后来当外交部长的阿而发勒司特尔凡约，《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以得加马尔和我。

　　那是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夜间已经很冷，“瓜达拉马的微风”像一句西班牙的俗语说的一样，“吹不熄一枝蜡烛，然而会夺去一个人的性命。”经过一小时的驰驱，我们出到瓜达拉马村上边的路上了，听见落在前面的要隘奥尔多得雷翁（alto de leon）的炮弹的炸裂声。

　　从极左和极右的地方偶尔传来来复枪机关枪的枪火。决定在这天早晨五点钟开始向瓜达拉马前线的敌人阵地作猛烈的攻击。加巴莱洛和凡约并不是来这里玩玩的，而是来亲自考察攻击进展的情形，查究某些旧军队的军官溺职的事情，他们依旧矢忠共和国，当他们的同僚们公然弃职的时候。此外还有军需处渎职的传报，这种事，只能亲自来调查的。

　　我不知道在这寒冷的塞拉的黎明中穿过瓜达拉马前线的小小的一群中有没有人知道或预见到英法政府的举动将立刻大大破坏了战事的平衡，而使敌人更占优势

　　如果当时有人报告，说伦敦和巴黎立刻就要颁布严格的禁令，不准运军火给共和军，而葡萄牙的大门却依旧大开着，准许德意接济叛军的军火通过，那么，我想不管加巴莱洛或凡约都不会把这事情看得十分严重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叛军在重炮和药弹两方面已占了大大的优势，而且事实上，全部旧军队里的军官当然都在他们方面，而我们呢，一部分军官在夜间逃走了，他们违背了尽忠共和国的盟誓，像他们的长官们请进外国军队攻击他们的祖国一样随便，我们正在跟一切关于建立新人民军的问题斗争着。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大战期间塞塞克斯（sussex）的人民军的历史上，有一种简明而生动的描写，描写启拆涅（kitchener）的第一军的混乱。这是很不好的。如果你想像一下这样的情形：个个军官都在宣战前二十四小时逃走了，而从没有开过火药气的新兵至多训练了八天，就被送到前线去跟有经验丰富的军官做指挥而且有优越炮队作后盾的正规军作战，那么，你就会隐约瞥见那些摆在人民军的组织者和支持者的面前的困难问题。

　　加巴莱洛住在瓜达拉马路边的一所小别墅里，他在这里能够很方便地收受前线各部队的直接报告。

　　马尔恐怕有谁会吓了我们，使我们不敢如他所希望的跑近前线去，而他又不能跟谁争辩，因为他在冷风中声音嘎了，他因此就抓住路边一辆车子的舵轮，把凡约和我送到下边的村庄。

　　我们看见一队民团在壕沟里休息。肮脏，褴褛，他们的神态和外貌给人一种士气沮丧的印象。他们完全不惯于在当时环境中是无法避免的那些随时应变的办法。他们做惯了的，喜欢做的，是单纯而且明确的工作，需要精密的命令，指示他们怎样做，要把需要个人独创性的范围尽量缩小。

　　他们跟沿路一带的民兵成了可怜的对照，民兵们都利用当时的机会，在水桶里冲洗着，水是从战线上边什么地方的泉里打来的。

　　几天以后，瓜达拉马民团的司令被捕了，因为他打算背叛，命令部下全体逃走。这位司令被枪毙了。接着三个民兵跑到民团的团部，要缴团兵们的械。

　　这是一幕奇妙的而且有些讨厌的景象。有些团兵仆了下去，哽咽地喊出歇斯底里的抗议，说他们已经服务很多很多年了，“我的品性从没有过一点污点呀，朋友们，同志们。”另有些团兵则咆哮着，威吓着，紧握着来复枪。也有些明白的团兵，猜到了自己队伍准备叛变，就默默地把自己的全副武装交给民兵。

　　最后他们全体都被解除了武装，由一小队兵士把他们送回马德里。此外还发生了无数这一类的不幸事件，表明许多年来一直被用作镇压罢工，屠杀民众的工具的团兵，决不能立刻改变自己的传统，几十它知道自己此次是站在正当方面作战的。

　　跟着这些不幸事件，这部分民团自动解散了，其中最好的分子被编入一支新的队伍，名叫“人民护国军”，当叛军最后攻击马德里的时候，这支新军在塞拉前线和塔拉未剌前线干出辉煌的战绩。

　　我们对矮小的老年的立开尔美将军（general riquelme）——一个矢忠共和国的旧军官说话，他旁边还有一班参谋和一二民军的司令。我当时有一个浮面的印象，以为这些正规军的军官虽很勇敢，虽以大无畏精神解决着关于队伍的组织和他们觉得几乎不能理解的队伍的心理的一切困难问题，然而他们却缺少那两个没有经验的民军首领（一个是机匠，另一个是雕刻匠）所表现出来的无限的独创性：我这个印象后来被事实证明了。

　　旧军官们对于民军的战斗力备致热烈的赞扬，但在当时的新环境中应该怎样训练他们，驾驭他们，却似乎感到迷惑了。

　　我们在离前线一里左右的那所别墅的小客厅里坐在椅子周围，立开尔美等待着进攻胜利的报告。

　　“贵国人们的印象如何？”立开尔美将军带着很客气的神态问我。民军的司令们往前侧着身子，带着真诚的关切等待我的回答。

　　我告诉他们，西班牙和法国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已经大大影响了英国的运动，使反对联合的障碍易于打破，而叛军的武装进攻又加强了这种影响，因为在目前，敌人的威胁的性质，最最坚强的联合防卫的必要，已了如指掌，除非是政治上的稚见，决不会有人否认这一点，除非是政治上的奸贼，决不会有人反对。

　　“我想，”雕刻匠庄重地说，“除了这几天内我们的弟兄在那山上被叛军的枪炮打死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

　　“真的么？”立开尔美温和地说。“什么事情？”

　　“是一种幻想，”雕刻匠说，“以为没有最大限量的努力，也能获得民主政治，享受民主政治的果实。但我所谓最大限量的努力，是指一切人们，一切对于民主政治的福利和自由的福利稍稍有一点希望的人共同的努力。”

　　“有些人想以很小的努力去获得很多的自由。当然还有一些人，实在并不关心什么民主政治，而当他们发觉自己失去了自由时，已经来不及了。这些人助长那种幻想，以为目前的危险并不是怎样了不起，以为对方不会攻击到底，因此就不需要最大限量的努力去联合，去防卫。”

　　“当我说最大限量的努力时，我的意思是包含那种一直战斗到死的意愿，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还得献身于日常的战斗中。大多数人都情愿死在最后的决战里。而决意献身于日常的小战中的人却比较少，小战其实也有决定的作用的。”

　　“保罗尼逊写过一部小说，我忘记了这小说的名字，他在这里边说，只要你肯时刻冒着最大限度的危险，时刻拼你的命，别人绝不会制胜你的。”

　　“当你说着害幻想病的人们时，”那个机匠说：“你切不可忘记了奸贼们。你不同意么？”他问我。

　　“奸贼，当然有的，”我说。我举出几个英国劳工领袖的名字，而且引出他们的谈话。

　　“是的，”雕刻匠说。“确有这样的人。但你以为他们的势力还能在你们的劳工运动中保持得很久么？你们的职工运动内部情形到底怎样呢？”

　　“凡约刚从伦敦开会回来，他应该说得比我更清楚。”

　　我们回到加巴莱洛所在的别墅，马尔和我单独出发到马德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