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第一次轰炸

　　青年垂头丧气，浑身发抖，惊恐万状，垂着一副怪蠢笨的脸孔，怪可怜地站在破车子旁边，这车子原先是很好的纳喜车。他承认自己刚才说了谎话，说自己开车怎样能干，他承认自己除了在巴塞罗那开过一次送货的货车外，从没有开过别的车子。他刚才以为替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和一外国新闻记者开车到前线去，是怪威风的事情。

　　因此，他们还在巴塞罗那背后的蒙的塞拉特（montserrat）的错落的岩石的阴影里时，这个笨伯就以每小时走五十里的速率，把这大型的纳喜车开进一个山弯的尖嘴里。于是重新开出来，向一辆喝醉了酒的车子一样，左右摇晃着，摇了五十码左右的路，车鼻子又在一株树上撞得粉碎，前轮跌到三十尺下的一条充满岩石和红色泥土的干了的水路上。

　　我们派他去另找一辆车子来，把我们送到可以找得到汽车夫的地方，他回来时带来一辆大型的霍茨启斯车（hotchkiss），它的齿轮匣是破了的。

　　我们在消退着的下午的热度中，慢慢穿过加达卢西亚（），找到另一辆车子和另一个车夫，他的模样像饰在古代希腊花瓶上的人物。我们打发那个笨伯同两个民兵回到马德里去，民兵们知道他不能开车，但他们以为不值得说出这一点，他们不愿意使一个伙伴垂头丧气。

　　他们最初两天在巴塞罗那打过仗的，但此后显然忘记了有战争的存在，一切举动都完全是随随便便的了。他们离开我们时虽然唧咕地抱怨着，但一点也不认真。

　　“这看来是一件小事，”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对我说，“但它会使你想起我们目前的处境。你看，我们应该在开头建造起一架健全的‘战争机器’。他们没有一点儿思想，没有一点儿思想。”

　　他带着关于组织反法西斯的民团的书面的和口头的训令，到各处乡村的人民阵线委员会去的。在亚哥拉蒙脱（agramunt），傍晚时候，当地农民合作社的书记向我们提议：当这委员会正在开会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要事，应该去看一看教堂，这教堂是很不错的。

　　在渐渐加浓的暮色中，我走到那可爱的中心广场，它小得像一个房间，人群稠密得像市镇，美丽的像一个标准广场。教堂看起来是一座很漂亮的建筑，但在雕花的大门上贴着一张通告，说明这是加达来政府的所有物，任何人不能进去，直到里边的艺术宝藏被整理就绪，而把一部分相当的艺术品搬到博物馆去以后，它们放在博物馆里更便于民众的观览。

　　我跟着一个向导（它是当地面粉厂厂主的儿子）漫步出到这小市镇的边界，这里的街道是通乡下的。

　　一个憔悴的农妇站在自己的门阶上，两臂交抱在沉重的乳房下边。晚灯亮起来了，泥土的气味强烈地浮漾到街道上来。

　　在攻击萨拉戈萨德那个纵队里，有五十个人是从这村庄去的，内中有九个是她的儿子。

　　她说“他们说不定要死。我们大家说不定都要死。但法西主义决不能来到加泰罗尼亚。”

　　我无话可说，无话可以问她。我们只是站着看看这个村子，握一握手，走回市政厅。

　　“即使这次事情不会有什么别的好结果，”我的向导动人地说，“我们妇女的解放就会证明此次抗战很有价值。”

　　我们在夜间又乘车穿过野路，到了勒黎达（lerida）。在人民阵线委员会的总办公处，他们正在无可奈何地替我们设法睡觉的房间。勒黎达已经成为萨拉戈萨前线的后方根据地，一切可用的旅馆和大房子都变成了预备住伤兵的医院，或改成了各种组织的办公处。

　　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在车站等车室里睡了一两个钟头，就天亮了。

　　我必须在那里同那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分手，另找一辆车子和一个车夫，出发到前线去。一个野蛮相的孩子（后来知道他是一个专门的汽车夫）同着一辆可坐五个人的小奥柏而车出现了。

　　我们在日出时动身，在一所乡下旅店里吃了面包，喝了酒，我们要付钱，他们却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就驰过夫兰格（fraga）上边岩石错落的高原上。

　　这是一片荒原，前面有一个峡谷，在这峡谷的谷底，突然出现了繁茂的绿草和树木，像河流周围的沃壤。再过去，地面又像悬崖一样耸了起来，突然跟亚拉冈（aragon）高原连接在一起。

　　“如果这个地方有水的话，”车夫乔治说，“它会变成世界上最富庶的村庄之一，可以住几十万人众。可是现在它却是一片荒原。”

　　“为什么他们不能灌溉呢？”

　　他突然发出讥讽的哄笑。“你想包工们投标灌溉这个地方，讨价几百万比赛塔呢？请你问一问沿路一带任何地方，从这里到马德里一带的任何地方，从这里到那正在流血的塞维尔（seville）一带的任何地方，如果你高兴的话，于是把代价的总数算算看。”

　　他一边开着车，一边大笑着。

　　“这次战争如果是我们得到胜利”他说，“那首先就要干这件事。我们先铲除了那些恶棍，于是灌溉这片地方。如果我们有机会灌溉它，它将变成花园一样的地方。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这就是此次战争的原因”

　　“你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你选举得到了胜利。好了。人民第一次得到胜利。人民需要灌溉。好了。如果人民需要灌溉，他们会灌溉的，他们要把一切袋里装满了灌溉费的人们统统排挤出去，他们不能够么？好了。这样一来，他们能够忍耐得住么？牧师们和大包工们？他们当然忍耐不住的。好了，这就是此次战争的原因。”

　　他以一小时五十五里的速率开着车，用膝头驾驶着，让两手可以自由作手势，他一边说话，一边开上高弯，叫我看看那辽阔的荒原，到处点缀着麦田，展露在我们的周围。这使我联想起内瓦达的荒原，那里一切看来都那样广渺无边，使你失却一切大小和形状的感觉，当你透过望远镜望着浴在月光中的群山的时候，你什么都感觉不到，除了地球的无限的年龄。

　　早晨前进着，你差不多能够感觉到圆圆的地球在太阳底下慢慢地旋转，太阳此刻带着可怕的，赤裸的热气燃烧到大地上了。

　　走过漫漫的长途，看不到什么动静。后来，一个头戴黑色阔帽，身披斗篷的农民突然在路边一块岩石上站起来，四周围绕着羊群，他举起紧握的拳头，向我们致敬。

　　“敬礼，同志们。”

　　“敬礼，同志。”

　　我们赶上一辆自动槽车，接着又赶上一辆救护车。于是我们看见攻击萨拉戈萨的巴塞罗那民军的杜拉提的纵队在前面无尽止的道路上面慢慢地移动着。

　　各种各样的车辆，从巴塞罗那的公共汽车和出租的汽车直到罗尔斯罗伊斯汽车，都出现在这纵队里。再它们的上边，是一切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党派的旗帜，它们在中午无风的赤热中卷叠拢来，有西班牙共和国的国旗，有加泰罗尼亚的旗，有无政府党的红黑旗，有现在联合在一起的五个革命政党的党旗。

　　差不多在每辆车的车顶和车旁，都放着红白条纹的垫褥，这一遍可以铺在路边睡觉，一边可以稍稍抵御流弹。

　　纵队的编制，每十人为一基本单位，每百个单位归一人指挥。速率最快的车子走在前面，侦查路上有没有阻碍，其次是这纵队的主要队伍，他们装在公共汽车里，运货汽车里，以及各种各样被征发来的车子里，再次是装有发动机的辎重车，最后是一长行红十字会的救护车。

　　靠近纵队的前头，我看见那个白发的老妇人卡立达麦卡特，一个革命党政治局的女委员，她在保卫巴塞罗那的抗战中获得了鼎鼎的大名。

　　当这纵队慢慢涌过高原的时候，乡村的道路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他们在几个钟头前还藏身在田野间，躲避法西斯的暴徒们。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消磨了下午的五个钟头，在农民们的家里吃饭，他们向我们道歉，说因为这里被法西斯所占据，他们不能喂养母鸡，也不能收获蔬菜或别的农产物。

　　傍晚时候，我们又出发前进，到了黄昏，我们赶上从加泰罗尼亚出发的三个纵队的最北面的一个纵队。这纵队的先头人员，占据着下一个村庄，而纵队本身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的大路上绵延了两里多长，我们跟他们一同停下来过夜。

　　天气严寒。在我们前面的那辆车子里，有三个排长，两个班长和四个士兵，他们是从驻扎在巴塞罗那的萨波斯的团里来的。

　　当法西斯军官们强迫他们攻击巴塞罗那的工人时，他们从自己的营房里逃出来，加入工人们的队伍作战。

　　他们从营房带出一架战地电话机，一些掘战壕的工具和别项有用的器具。他们丢弃了军服，现在全体都穿着工人穿的蓝色工作服。

　　他们用掘战壕的工具，替自己在路边壕沟里掘了一个洞窟，他们在这儿蜷缩在垫褥里，抵抗寒冷。

　　我们大家都吃干燥的面包和沙丁鱼，它们是西班牙前线士兵经常的食物。

　　黄昏九点钟，这纵队在月亮底下静默着，电光在北面高山上边闪动，除了洋溢在高原上的千百万蚱蜢的营营声，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

　　黎明以后，日出之前，有分发一次面包和腊肠/

　　日出以后，我们听到远处飞机的嗡嗡声。大家都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从萨拉戈萨来这里侦查的。

　　它在我们头上的天空盘旋着。开头是西班牙蔚蓝的高空的一个黑点，后来渐渐降低下来。

　　这时我们看出这是一架外国飞机。我们后来知道这是意大利的轰炸机。当我们站在那儿，为了抵御刺目的阳光，用手遮住眼睛，凝望着上边的飞机时，突然袭来一阵急速的呼呼声，像裂帛的声音一样。

　　一秒钟后，来了一个猛烈的轰炸，一道柱形的泥土和烟雾，从离我们纵队的后尾和侧旁约四百码的地点射了起来。

　　当我们还来不及伏卧在路上的时候，轰炸又接一连二地袭来。

　　有些人迅速地滚到壕沟里去躲身。另有些人避到路边的麦田里，伏卧在麦秆堆中。

　　还有些人因为从没有看见过飞机的袭击，只以为最好不要跑，所以仍旧屹然站立在运货汽车旁边，无防护地，一动不动地仰望着上空怒吼的敌机。

　　司令官们沿着纵队跑来跑去，命令人们离开道路。纵队的中央有一辆药弹车，如果一个炸弹碰巧落在它上边，它会使整个纵队飞上天空。离我几码远的地方有一个人跌到了，鲜血从他头上流下，躺在地上呻吟着。在这第一次轰炸中，两个人死了，其中一个是女人，六个人受伤。

　　敌机盘旋上去，接着我们又听见它从纵队的后面很快地袭来，当第二次轰炸到来的时候，大部分队伍都及时分散到田野去了，离大路上的车辆百码远。

　　我漠然地觉得任何掩护物总比没有掩护物好，于是向着两个干草堆跑去。我想，“我躲到左边那个干草堆里去好呢，还是躲到右边那个去好？”一个跟我并排跑的工人向右边那个干草堆跑去。我跟着他。五秒钟后，我看见一个炸弹直落在左边那个干草堆上。

　　第二个炸弹落在更前一百码的地方，一大阵刺鼻的浓烟使我们看不见纵队，当我们伏卧着，倾听着落在沿路一带的炸弹的呼啸声和轰隆声的时候。

　　没有一辆车被击中，但又有一些死伤。法西斯飞机回萨拉戈萨去，而十五分钟后，又有两架飞机来到我们的上空，装来新的炸弹。

　　这一次，大部分队伍都能够躲到离开大路几百码远的相当好的掩藏所去。

　　我们又伏卧下去，敌机扑到我们的头上，在沿路一带每隔二百码地方丢下一个炸弹，又没有丢中大路和纵队。

　　队伍里涌起惊异和惶乱，有几小部分还表现出恐慌，但立刻被克服了。大概有一部分出征的人以为可以长驱直达萨拉戈萨，于是来一次猛烈的巷战，而在这巷战中，他们是准备跟任何强敌决斗，不顾一切地决斗。

　　望着这广原上的纵队，用尽战斗的人类的全部热狂的机智，在一个可怕难关中斗争着，为要改善人类和人类的组织，为要重新创造制度和政权，恐怕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西班牙民主政治所遭逢的攻击的性质。

　　惶悚地仰望着亚拉冈的蓝空，我第一次了解这不是将军们的成功或失败的事件。国际法西主义正开始露出自己的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