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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铁队”
在马德里北郊工人区刻特洛·卡密诺斯（Cuatro Camios）的夫兰科斯·洛得里革斯街的那所属于萨尔斯教派的修道院，是新建的，怪难看的，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艺术品。你在一些指南书里找不到它。
然而在未来的历史书里，将有它的一页。因为它会是保卫民主政治的西班牙抗战的神经中枢之一，是人民军的摇篮、育儿室、和最初的训练。
民军的第五联队最初只有两百人，他们曾经参加攻击蒙坦雅的兵营，而在法西斯蒂进逼马德里的头几天，他们曾在塞拉前线作战。
这二百人好容易才被劝到夫兰科斯·洛得里革斯街——这里的修道士们都逃走了，放弃了架在教堂上的机关枪，他们过去就从这里扫射本区的民众——上的兵营里来，受着特殊训练。
那时候，如果你受了超过十二小时的训练，那就算很长的训练了。在塞拉战事初起的时候，那些准备抛掷非常复杂的西班牙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会在你的手里爆炸开来，把你炸得粉碎，除非你掷得十分得法——的民兵都不得不在开往前线的装甲列车里受完全部的训练。
时间不过四十分钟。
刻特洛·卡密诺斯的兵营里的两百人，受了八天训练，立刻被编成第一队“铁队”的脊骨。这些突击队员互相发誓：没有接到命令，他们决不退却，如有同志破坏这个誓言，任何弟兄都可以打死他。
“铁队”的弟兄们从没有退却过。
第一批开往前线的四百弟兄，只有八十个生还，而且大多数都多少受到重伤。
这第一支突击队团结新的突击队员在自己的周围，于是这“铁队”的人数增加了。
接着又大规模地招募新兵。到八月尾，第五联队开往前线去的，不下一万六千人。从西班牙半数市镇和村庄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构成长长的行列，慢慢地移过新兵检验员的跟前，首先缴出他们的工会证，证明他们是十分坚定的职工会会员，于是又脱光衣服，让一声检验体格。
他们宣读誓言。下面是这誓言的主文：
“我，人民的儿子，西班牙共和国的公民，自愿加入民军。我问西班牙民众和由于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而产生的共和政府发誓：我情愿用自己的生命保卫民主政治的自由，保卫和平和进步的主义，当一个荣誉的民兵。
“我发誓要学习军事学，要万分当心地保全国家交托给我的武器，不使它受到损坏。我一定要遵守最严格的纪律，而且要监督别人遵守，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司令官们的一切命令。
“我决不做任何不名誉的事情，而且要阻止别人做这种事情，我随时随地要竭尽心力用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高尚理想来领导自己走着正路。我情愿相应政府的第一次号召，出来保卫民主主义的西班牙共和国，显出我所有的心里和生命，为共和国的整体和人民效劳。
“如果我不遵守这个自愿地、郑重地发出的誓言，同志们尽可以鄙弃我，严厉的法律的手尽可责罚我。“
我加入这个出众的联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一个站在兵营的方场上的青年人的愤怒的叫喊。“排长，”他喊道，“到这里来训练我。没有人训练我们呀。”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兵士真正要求别人去训练他。排长走过去，对他说了一会儿，解释所有的排长不够分配，训练工作有时不得不停顿一下。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看见加入启拆涅的“第一军”的诺森伯兰（Northumberlrnd）的矿工们，拿着笤帚柄在伯克罕斯忒（Berkhamsted）的原野上操练着。而如今在夫兰科斯·洛得里革斯街上，我看见人们用赤手从旁边倒塌了的房屋扯出木板，撕成跟来福枪一样长短，一样轻重的东西，当作操练用的武器。
每天早晨，当刚刚露脸的太阳正在兵营的方塌上投着长长的影子的时候，当刻特洛·卡密诺斯的妇女们正涌到街上粮食店去的时候，我们这一小队弟兄就包围着半打专门的排长和军官们，问道：“我们今天可以领到来福枪吗？”
他们就回答道：“也许今天傍晚。也许明天早晨。同时……”
同时，有决定作用的时刻，滑溜过去了，而伦敦和帕里的先生们坚持“不干涉是西班牙民众真正所希望的”，我们前进着，后退着，练习着散兵式的移动，大多数弟兄永远拿不到一枝来福枪。
有一个从亚巴西的来的农家的大孩子，他的嗓子很好，常常唱歌，有时还在弟兄们面前跳舞。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第二十次聚集在军械局的周围，等待着来福枪，他们结果发给我们一些假的来福枪，当作操练用的武器。
他抓过他的枪，心里以为到底给他真枪了。接着他看出枪是假的。新的失望使他忍不住了。
我看见他把假枪擎在头上，火热的眼泪滚下他的古铜色的脸颊。“我要作战，我要作战，我要为祖国而战，而你们却给我假枪。”
他慢慢旋转着身子，对着方场周围的人们喊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我因为是英国人，觉得在那时候还不便告诉他：我的某些同胞正在向英国男女民众宣传着“不干涉协定正在好好地被执行着。”
由于禁运来福枪给政府军的人们的过错而浪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后，我们出发到前线去。
我们这个小队，除排长外，共有十八个人：六个从马德里南面来的农民，一个从提乌达司·累阿尔（Ciudad Real）区来的青年木匠，他的父亲因为是一个忠实的社会主义者而在一九三五年被法西斯蒂枪杀了，两个从托勒杜来的书记，一个替运环图书馆服务的行商，从马德里来的三个机匠和一个理发匠，一个从塔拉未剌（Talavera）来的制刷匠，一个鞋匠，他走了五星期的旱路前来参加的，一个从瓦伦西亚来的十六岁的孩子，他原是一个送货的孩子，和我自己。
一个刮风的下午，我们和本联队的新弟兄站在几十辆货车里，像沙丁鱼一样紧紧地挤在一起，从兵营的方场出到街上，道里挤集着刻特洛·卡密诺斯的工人群众，他们欢呼着，歌唱着，挥舞着旗子，看我们出发。
妇人们抓起水果桶里碧绿的大西瓜，抛到我们的车子里，给我们在路上解渴。男人们在车子周围汹涌着，拼命呼喊着“再会呀，祝你们胜利！”
斐得路·山车斯，一个从亚巴西的来的强壮、美发、碧眼的农民，爬上我们车子的边沿，提高嗓子压倒大家的喧嚷，像公牛的吼声一样，他所喊出的话语可以作为这些为着西班牙，为着自己的好生活而战斗的人们的口号：
“西班牙共和国万岁！
“民主政治万岁！
“人民军万岁！
“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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