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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两诗人
法兰西斯·阿当斯、玛丽·吉尔摩

（作品与评论）

·玛丽·吉尔摩——年高望重的澳大利亚女作家（作者：斯蒂芬·墨雷—史密斯）
·玛丽·吉尔摩：诗三首
·法兰西斯·阿当斯——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先驱（作者：斯蒂芬·墨雷—史密斯）
·法兰西斯·阿当斯诗五首
·译后记



玛丽·吉尔摩——年高望重的澳大利亚女作家

[澳大利亚] 斯蒂芬·墨雷—史密斯

　　悉尼是澳大利亚跳动着的心脏，而悉尼跳动着的心肺又是它的中心——皇家十字广场。在这里，离乌鲁木鲁郊区不远，有几条重要的街道会合在一起。 在这个交通枢纽周围，一个喧哗嘈杂、生气蓬勃、五光十色的社会己经成长起来了。只要到街上走几步，就可以听到各国的语言。灯火辉煌的酒吧间整夜开着。五光十色的人群络绎不绝地通过皇家十字广场。
　　在这个中心地区的中央一个小小的二层楼寓所里，住着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玛丽·吉尔摩在1937年8月16日就满九十二岁了。她现在很瘦小，弯腰曲背，满脸皱纹。没有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人现定还活着来告诉我们，她年轻时是怎样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女性。不过，不仅少女的皮肤里有美，老年妇女的皱纹里也有美。你一开始和玛丽·吉尔摩交谈，你的心头就会立即涌现一种强烈的美感。
　　和她交谈也并不困难。很多青年一代的澳大利亚作家都觉得有必要经常和她淡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她也从不拒绝接见她们：姚谈话时，她的脸因为记起将近一百年的前尘往事而显得很生动。她谈到土人的惨遭屠杀，谈到在巴拉圭建立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时，她就挥着手作出富有表情的手势。尤其是，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就闪闪发光了。
　　
　　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肖像画家威廉·多贝尔最近完成了一帧玛丽·吉尔摩的优美的画像。这幅画像主要的特征就是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眼睛深处仿佛隐藏着强烈的水银灯似的。
　　这幅画像由澳大利亚一家新开的进步的出版合作社，大洋洲书店，经手销售。这对于玛丽·吉尔摩所起的作用是一种很适合的礼赞，因为这家书店专门印行的书籍都是发扬澳大利亚文学的主要民主传统和批评家所谓“对普通人坚定的信心，”的传统的。
　　玛丽·吉尔摩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也是对普通人的坚定信心的一份贡献。和她交谈时，你会觉得，她的思想回到她己度过的悠久岁月里，从这一点扯到另一点，从这一人物扯到另一人物，从这一事件扯到另一事件。不过，只要你耐心五分钟或十分钟，你就会发觉，她虽然上了年纪，却并不是随便在扯淡，而是在有意做地选择材料，把它们更完美地组织起来，以便说明她的论点。一个人活到九十多岁时，他就有七十年或七十五年的创作生活；那么，他的心灵能够凭想像召来范围极广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在澳大利亚，大家都把玛丽·吉尔摩科做玛丽·吉尔摩夫人。“夫人”是和“爵士”相对的女性尊称。玛丽·吉尔摩由于文学上的贡献，在1937年就成为英联邦中任何国度里第一位荣膺这种尊称的妇女。
　　玛丽夫人原名玛丽·卡麦龙，1865年诞生在新南威尔士州哥尔本附近的柯塔瓦那的澳大利亚丛林地带。在她成长的过程里，她非常熟悉澳大利亚的“丛林”、野生动植物和土人。
　　她的父母虽是劳动人民，却很有文化。她父亲是建筑工人，教她爱好历史、哲学和自然；她母亲也教她爱好艺术和音乐。这个小姑娘和仍然注在这个地区的寥寥无几的土人发生了友谊，这种友谊无论是她父亲或母亲都不反对。玛丽·吉尔摩经常从家里失踪。她和土人一道漫游丛林，参观他们所安置的捕鱼具，听他们唱歌，听部落里老人讲故事。后来，她正式成为土人部落的一员；现在她仍然严肃地宣称，她事实上是土人的代表。
　　她童年时代和土人的接触给她后来的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以深刻的影响。
　　在玛丽·吉尔摩的幼年时代，丛林好汉早已驰名遐迩了。这些青年小伙子，在“土地开放”作为主要政治口号的时期，是心怀不满的小自耕农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足迹遍及澳大利亚的平原和山区，靠着他们凭机智所能偷到的最肥美的马肉维持生命。玛丽经常讲述，绿林好汉“蓝帽子”如何逼着她父亲掩护他的党羽，这些粗野的亡命之徒如何照顾她，如何把她放在膝盖上颠簸著。
　　普通人也都同情这些丛林好汉，把他们的斗争看成反抗政府的斗争。关于普通人的斗争方式，玛丽·吉尔摩还有许多课要学习，无疑地这就是其中的一课。
　　虽然玛丽是在旷野丛林里被抚养起来的，年轻的玛丽学得很快。十二岁时，她就在教其他的孩子了。她往来于几个丛林学校之间，所教的学生多到四十名一班（这些学校，由于澳大利亚伟大的诗人亨利·劳森曾在他的诗句里歌颂了它们有泥地和树皮屋顶的简陋校舍，将因此永垂不朽。）在她往来教书的整个时期里，姓在观察着小农们使人心碎的斗争，他们斗争的对象有洪水、火灾和干旱，也有银行和贪婪的“公地霸占者”（这是人们当时对拥有广大土地者的称呼）。她观察着剪羊毛工人们的腰酸背疼的劳动，他们在一天不停的劳动之后，只能睡在简陋的小屋里光光的木板上。几年以后，澳大利亚第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就是由这些剪羊毛工人组成的。
　　她观察了这一切，她又从报上看到，城市女缝工做一件当时流行的样式复杂、打了许多摺的睡衣，代价只有六辨士，于是她成了一个叛逆。
　　“我怎能不这样？”她说，“我亲眼看见农庄上的劳动者家家过着吃袋鼠肉的穷日子，而羊群就在周围啃草。
　　“从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看到妇女们砍柴，运水，甚至扶着丈夫拉的犁耕地，因为他们买不起一匹马。
　　“我看到，在剪羊毛棚屋里举行乡村舞会时，用一条绳子把劳动者的家属和地主的家属隔开，我简直感到极大的侮辱。”
　　玛丽·吉尔摩十五岁时，她的第一篇作品发表了，这是她所转述的一个在土人中流传己久的故事。不久，她在文学和政治两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力。她被派到悉尼去教书，在那儿她结识了一位羞怯而拘谨的十九岁的青年。他在写作方面表现了一点天才。这位青年，尤其是他的作品，把她吸引住了。她教他正确的英文，指导他阅读最好的文学作品。她这位学生在短短几年后就以亨利·劳森闻名于世，成了澳大利亚文学界的高尔基，或许也是第一个公然以工人身份从事写作并且为了工人而写作的作家。
　　劳森和那一群使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最使人兴奋的时代的民主作家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仍对内地的和悉尼肮脏的大街小巷里的贫穷和痛苦，同样感到愤怒。不久，玛丽·吉尔摩就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同命运共呼吸了，她成为由剪羊毛工人和农村劳动者组成的澳大利亚工会中的第一名女会员。剪羊毛工人和海员伟大的罢工运动标志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重大的劳资冲突。在这个时期，玛丽·吉尔摩当选为工会的执行委员；这使她接近了当时澳大利亚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莱恩；她受他极大的影响，简直着了迷。
　　莱恩是这个时期带着抗议性质的社会主义运动最有权力的领袖。他是作家，梦想家，也是干实际工作的能手。若干年来，他出色地编辑了澳大利亚初期工人阶级报纸之一“飞旋标”（The Boomerang）。莱恩写过一本书，叫做“工人的乐园”，但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受安格鲁·萨克逊职工运动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很深。当年青的澳大利亚工人组织受到挫折时，他幻想建立一个乌托邦证明社会主义是行得通的。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拒绝给他土地之后，他接受了巴拉圭共和国的四十五万英亩土地来建立“新澳大利亚”。他清玛丽·吉尔摩帮忙，作为他最热心的支持者和宣传者之一。
　　1892年，第一批241名移民坐船到了巴拉圭。第二年，人数就更多了。1895年，玛丽·吉尔摩也动身前往。
　　她一到达新澳大利亚，就发现这个新社会已经分裂为二了。她参加到莱恩那个新移民区，叫做柯司姆。她和莱恩等人用本地所长的草盖住宅．龙且把他们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变卖了，以便买足粮食维持到第一次收庄稼的时候，有好几个星期，他们靠吃豆类和猴肉度日；不过，这块地方终于慢慢繁荣起来了。随着物质繁荣的增长，玛丽·吉尔摩所教的小学生，数目也一天天增多，她并且亲手抄写柯司姆报，管理藏书二千册的图书馆。在柯司姆，她遇见了威廉·吉尔摩，他的全家是从维多利亚来到这儿垦荒的，不久她便和他结了婚。
　　柯司姆看来大有成功的希望，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它终于被两性关系的暗礁碰沉了。在柯司姆，男子和妇女的比例几乎是三比一，莱恩只好远赴英国，招募一批已婚夫妇和未婚妇女到这块移民地来。他这一趟旅行结果不佳，他所招募来的人完全不适合于做这一类型的工作。1899年，莱恩放弃这尝试，并离开这块移民地。不久以后，吉尔摩全家也跟着离开，前往巴塔哥尼亚。①
　　吉尔摩夫妇在南美洲的这个地区参与了几次政局的变动，终于在1902年重返澳大利亚。玛丽·吉尔摩立即恢复了政治活动。她和一家主要的工人报纸“澳大利亚工人报”的编辑取得了联系，在报上辟一妇女专栏。她担任了这项工作，并且忠心耿耿地干了三十二年之久。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在食谱和家庭常识之外还写诗和短文。”
　　返悉尼后，玛丽·吉尔摩成了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改革运动者。她为着监狱里女犯人的权利而斗争；她为着残废津贴、养老金、儿童福利金、孤儿的合法收养和正当地位而奔走呼吁。
　　她为儿童要求公园、运动场和婴儿保健站。她为土人要求一切，因为他们一无所有。
　　现在，当她为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论坛报”写每周专栏时（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她认不放过一个为土人说话的机会。
　　这一个星期，她也许会参加一个庆祝伟大土人画家埃·纳马古拉的宴会。下一个星期，她会撰写一篇文章抨击西澳大利亚迫害土人的暴行，在那儿，由于修建所谓“大箭发射场”和马拉林加原子弹试验基地，许多土人被弄得离乡背井，并且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流行而死亡枕藉。
　　她经常用她的诗句和她所写的土人故事，为土人的权利和文化传统而斗争。她感到最自豪的称号是“黑人之友”。
　　
　　自从1910年以来，玛丽·吉尔摩已有七八卷诗集出版问世。现在，她仍在大量地写作，她写信给报纸，替报纸写文章，并和朋友们通信，讨论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她的一切活动，现在和从前一样，都是为了别人。

　　　　世界看着我，
　　　　我也看着世界；
　　　　我一面看，一面问：
　　　　“世界为我做了什么？”
　　　　于是世界看着我，并且说：
　　　　“你又为我做了什么？”
　　　　然后，彼此都哑口无言，
　　　　因为世界是这样地广大，
　　　　而我却是这样地渺小。

　　玛丽·吉尔摩远远跑在时代前面，为着废除死刑而斗争。她在哀悼一个在哥尔本监狱外面被处杖刑的囚那首诗里写道：

　　　　你也歌认为他是一条狗，
　　　　但他却是女人生出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曾吁请总理（伍·姆·）休士免除所有独子的兵役。战后，她又为着侥幸能重返家园的士兵们争取公平的待遇；因为人口本来不多的澳大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有六千人阵亡了。
　　瑞丽·吉尔摩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姊妹们。多少年来，她一直为女工的同工同酬以及妇女的地位而斗争。现在，她欣慰地看到一个全国性的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运动达到新的高潮。
　　由于玛丽·吉尔摩在政治活动方面的声誉逐渐传播遐迩，她的著作也接二连三地出版问世（目前总数是十六种，包括儿童读物、回忆录和诗歌）。她已被公认为澳大利亚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了。
　　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她在“决不让敌人收我们的庄稼”那首诗里，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这一首名诗曾多次被提出来作为澳大利亚的国歌：
　　
　　　　我们是澳大利亚的儿女，
　　　　我们的父亲曾开垦这土地；
　　　　我们的母亲曾和他们
　　　　手拉着手走在一起；
　　　　我们对生育我们的死者，
　　　　对开荒辟路的英雄发誓：
　　　　决不让敌人收我们的庄稼，
　　　　或坐在畜场的围栏上休息。

※　　　　※　　　　※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玛丽·吉尔摩从没有让她的高龄和个人的哀愁（丈夫的逝世和儿子的天析）使她的光辉暗淡起来。
　　在某些方面，她甚至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界和文化界里一个比从前有更大影响的人物。关于这一点，下面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墨尔本、布利斯班和纽卡斯尔等处的工会五一节委员会，分别联合设置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等一系列的文学奖金，它仍将以“玛丽·吉尔摩奖金”的名义授与得奖者。
　　目前她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争取澳大利亚的文化独立。澳大利亚作家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必要进行一场抵御外来书籍的战斗。这些外来书籍大部分是从美国输入，由报业辛迪加发表的无聊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
　　澳大利亚国民图书杂志刚发表的统计数字证实了目前情况的严重性。这些数字说明，1956年澳大利亚只出版了643种书籍；而在1946年，却有1,228种。尤其严重的是，在这643种书籍中，小说只有33种，诗歌20 种。即使远在1936年，情况也比现在好。
　　澳大利亚的作家和读者经常说，澳大利亚使用英语实在是遗憾。假如有一种独特的“澳大利亚”语言，我们的作家将会有更多发表作品的机会，而不致被大量外来的书籍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这一场战斗里，尤其是争取在澳大利亚大学里设置澳大利亚文学讲座方面，玛丽·吉尔摩现在正担负著主要的任务。
　　在她悠久生命的晚年，这场斗争成为她所关怀的大事之一，原是很适当的。因为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作品对于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奠定一直是有无比的意义的。
　　玛丽·吉尔摩的一生跨过两个时代：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和今天的澳大利亚。今天澳大利亚奋斗的目标，与其说是摆脱英帝国主义不如说是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羁绊而争取独立。
　　主要由于像玛丽·吉尔摩这样的作家在政治和交学领域里毕生的劳动，澳大利亚人民今天才能够以坚定的决心来争取民主权利和民族独立。
　　对于一般澳大利亚作家，玛丽·吉尔摩将遗留下她的纯朴的人道主义，许多美丽的文学创作和一个伟大人物的典范。这个人物相信：问“我为世界作了什么”要比问“世界为我作了什么”重要得多。

（李宗杰 译）


注：斯蒂芬．墨雷—史密斯（Stephen Murray-Smith）是澳大利亚文学季刊“陆地”（Overland）的主编，共产党员、澳大利亚和平理事会的组织书记，1957年5月间他曾经访问过中国。

① 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南美洲地名，1869年开发，1881年分属智利及阿根廷。


上传者注：

　　关于各国左翼或共产党如何以“民族解放”结合或取代“阶级斗争”，尤其在二战之后，资料相当多。这篇令人丧气的文章（尤其是后半）就扯上“争取澳大利亚的文化独立……抵御（主要由美国输入的）外来书籍的战斗”。好处在哪里，在谁那里？文章接着谈道：

　　“澳大利亚的作家和读者经常说，澳大利亚使用英语实在是遗憾。假如有一种独特的‘澳大利亚’语言，我们的作家将会有更多发表作品的机会，而不致被大量外来的书籍压得喘不过气来。”……

　　可见，最拥戴民族主义之先锋份子，往往是这些“中等阶级”，因为他们能从中得到更多“机会”……或许美国人也应该把使用英语视为遗憾：“假如有一种独特的‘美利坚’语言……”




玛丽·吉尔摩：诗三首



　我要斗争



狠狠地咬呀，生活！
　我不怕你的牙齿！
如同翻腾的波浪
　冲击着岩石似的，
　用铁掌打我的灵魂，
　免得它趋于平静。

我并不怕你，生话！
　我也决不会逡巡，
虽然在本可享安乐的
　地方，你制造着斗争；
　我宁愿创伤遍体，
　不愿偷偷地死去。

我要深深地被激动，
　像男人被激动那样，
我所遭受的打击
　对于我有益无伤。
　我要和生活搏斗，
　好使我精神抖擞。

自尊心必须有活动余地，
　弱者也许要柔软的草埸，
在那儿他们乖乖地活着，
　如同柔嫩的小草一样；
　但我一定要狂呼不已，
　“给我风暴，不然我会死！”


　穷苦一辈子



你得从床上起来呀，姑娘，
　尽量地放快一些：
像你我这样的人，姑娘，
　早上哪里能休息。

一天天起早带晚地做工，
　一年年忙个不停；
我们好像都变成了机器，
　只不过名义上是女人。

生活榨尽了我们的温柔，
　使我们生硬、冷淡；
亲吻时很别扭，又变得粗鲁，
　老和少都讨人嫌。

好话久不说早已忘掉，
　柔态只意味着悲哀；
我们只在辛辣的讽刺里
　才感到一些痛快。

起来去做工呀，我的姑娘，
　我们没有时间浪费，
我们的命运是，在匆忙中
　饱尝人生的苦味。


　选自“土人”



这些部族永不会从漫漫的长夜里
　回来向我们说他们过去的事情；
他们长眠了，永不会有人再醒来，
　注意中午的日影，或追逐鹌鹑。

我们永不会再听到他们的呼唤，
　无论是穿空长啸或风送的余音；
他们的树林很沉寂；薄暮的时候
　再不会有轻轻的脚步回到野营。

火熄了，标枪毁了，猎人倒下了；
　儿童的白骨散在草丛的深处；
树皮小屋塌下了，像阿伦特①一样，
　只剩下一个投矛器，一根枯骨。

他们烧死在征服者所放的火里，
　淹死在沼泽里——只有风声来哀悼；
他们成了猎犬的追逐物：没有人替他们伸冤；
　他们的血在我们手上发黑，再也洗不掉。

　　被灭亡的部族啊！
　　这儿曾走动着扰攘的人群，
　　现在只来了一个幽灵。
　　被灭亡的部族啊！


① 阿伦特是澳洲中部早已灭亡的古代部族。




法兰西斯·阿当斯——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先驱

[澳大利亚] 斯蒂芬·墨雷—史密斯

　　法兰西斯·阿当斯这个名字久被忽视，无疑地是因为在说英语的国家里文艺批评受中产阶级道德标准支配的缘故。
　　法兰西斯·阿当斯在1862年出生于马耳他岛；1878至1880年在巴黎开始写作；1884年到了澳大利亚，投身到那里新兴的工人运动的斗争中；1890年回到英国，1893年死去，死时才三十一岁。
　　他留下许多热清洋溢、体会深刻的美丽的革命诗歌，诗里的政治立场足以使他被列为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之一而无愧。
　　尽管阿当斯是英国人，他最有活力的诗都是在澳大利亚写的，并且目前也是在那个国家里，从事进步文学运动的人对阿当斯的重要性日益感到兴趣。但是阿当斯首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因此让全世界都对他的作品发生兴趣不是没有理由的，尤其是在英国，尤其是在他的诗重新印行之后——这个计划正由本文作者在澳大利亚着手进行。
　　阿当斯是一位英国军医的儿子，他在整个幼年时代里都接触到十九一世纪英国帝国主义，那正是它信心最强、声势最煊赫的阶段。马耳他、中东、远东、新几内亚、印度——他都游历过，引起他的游兴的是他对人类的爱，不论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是他对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里普通人被剥削的愤怒，以及他自己对健康不断的追求——因为他对生命的热爱和他惊人的精力多少是他所患的不治之症肺结核所激发起来的。
　　在他那个时代，许多诗人都是由于对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义愤填膺而发为吟咏的。英国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发生了重大而剧烈的变化。从七十年代起，英国政治方面的变化加快了速度。她在世界市场上的霸权渐被削弱，激进运动突然增多，有政治觉悟的工人明显地出现了。劳资纠纷愈来愈多，随之而来的是雇主和雇工的两级分化。到处可以听到满怀忧虑的疑问。“我们已做了许多事情来减少贫困，但我们是否已对我们周围的苦难竭尽全力加以防止？”1879年全英工会大会致开幕辞的人间道，同时他预言英国政治生活将出现一个新的时代。由于工人运动正在作有意识的努力，想根据它应有的权利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形并不限于工人运动。英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正在急速地发生变化。英国在商业上的霸权已处于危险的境地，技术的进步似乎也缓慢下来。科举家、经济学家、商人、政客和作家都觉得他们的地位发生动摇。达尔文的学说已为一般人所接受，“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开始受到从前加在“民主”这个名词上的责骂。理性主义和类似的邪说非常流行，君主政体声誉衰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似乎为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开辟了新的视野。
　　在这方面，外国作家和外国政治事件在英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民主作家中，影响最大的是惠特曼；在错综复杂的外国政治事件中，大概俄国专制政体最引起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憎恶。好几位诗人，包括法兰西斯·阿当斯在内，都写过诗歌颂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沙菲·泊罗夫斯卡亚。
　　这种政治局势对法兰西斯·阿当斯影响极大。他早期的诗倾向于自我省察和宿命论，但是他对政治斗争的发展很快地起了反应，1883年他加入了民主同盟，后来又叫做社会民主同盟。不久以后，他的病迫使他到澳大利亚去休养。他亲眼看到一个新的国家而大喜欲狂。在这里很少看到欧洲国家里那些专制和封建的风俗习惯。这里明确而尖锐的劳资冲突吸引了他，使他直接在新兴的澳大利亚无产阶级日日进行的斗争里发挥了他的才能。
　　“澳大利亚人民能够自由地呼吸，”阿当斯写道，“这里的工人不像英国工人那样无精打彩地在街上走，被自己的自卑感压得抬不起头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并且依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英国普通人有自卑感，美国人有优越感，只有澳大利亚人才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这种情形实在使人愉快。”
　　那时候，澳大利亚正处于民主运动的最前线，例如，无记名投票和妇女选举权这两个问题在澳大利亚早已解决。长期缺少劳动力使澳大利亚工人有喘息的机会，使他们在讲价钱的时候多少处于有利的地位。阿当斯到澳大利亚时，工会制度正在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并且在以后的六年里，以令人兴奋的速度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个年青的澳大利亚工会制度，由于经济衰退和1891到1892年雇主们联合进攻而遭受惨败。许多拥护工会制度的人们看到他们的梦想已成泡影，抱恨离开澳大利亚，企图在巴拉圭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这些人当中，有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莱恩，他主编过布里斯本城工人报纸“飞旋标”，阿当斯曾在他手下工作过。
　　阿当斯没有看到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初期希望的破灭；即使他还活着，他多半也不会像他的许多同志那样感到绝望。因为阿当斯是卡尔·马克思的忠实信徒（他至少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表示对马克思的景仰），并且他对科学社会主义也预见到一些远景，这在当时说英语国家里进步作家当中，几乎没有人可从和他相比。这一点可以从好几方面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从下面这一事实上：在当时澳大利亚许多民主作家当中，只有阿当斯一人觉得中国人、印度人、玻里尼西亚人所受的痛苦和白种人所受的痛苦同样地可怜，同样地可怕。他是当时唯一没有沾染上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澳大利亚作家。
　　可是，阿当斯对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影响极大。他长得极其英俊，一举一动都有丈夫气概，非常动人。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吸引了所有和他接近的人们。一位同时代的人曾说他是“反抗者中最富于反抗性的，也是最穷的”。他死的时候澳大利亚民主运动最有力的喉舌“悉尼新闻”写道：“我们不会忘记他对被压迫者的事业高度的热情，他对空想的不能容忍，他热切地希望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能不背于真理，他毫无畏惧地说出他最激进的思想。”
　　阿当斯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曾为最重要的进步报纸杂志写文章，并和当时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和激进分子取得密切的联系。他于1888年在悉尼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他一共出版了十三本著作）“黑夜大军之歌”。这本诗集无疑地仍然是在澳大利亚出版的现实主义革命诗歌中最重要的作品，并且可能是英语国家里这类作品中最富于活力的一本。
　　在这本诗集的序言里，阿当斯不以为自己是“诗人”，他说他是“社会工作者”。他说，“自从1381年农民起义以来，英国不曾有过像现在这种少数人享福多数人受苦的现象。”他接着写道，“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上，它给工人们的报酬不是根据他工作的价值，而是根据他们在无限制竞争的市场上的价值，这就很快地成了这样：他们在身强力壮的时候只能得到仅足以糊口的工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对他的影响。
　　实际上所有阿当斯后期的诗，那些收在“黑夜大军之歌”里的，都是歌颂国内（英国和澳大利亚）反资本主义和国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近英国进攻埃及的时候，阿当斯将近七十年前对英帝国主义在埃及横行的谴责，在澳大利亚引起了广泛的兴趣。1892年，阿当斯在对健康作最后的追求中游历了埃及、他带着和他游历印度和远东后同样愤怒的心情回到英国。他对埃及人民深厚的感情使他写出他最伟大的诗篇“英国在埃及”和他最后的著作“新埃及”。
　　“英国军队占领了埃及，”阿当斯写道。一切费用该谁出呢？当然该埃及出，于是埃及只好遵办，连最后一个辨士都拿了出来。
　　“他们为在特耳厄耳克伯阵亡的六七十名英国兵举行了一个颇不寒伧的小小的葬礼。这笔费用该谁出呢？当然该埃及出，于是埃及只好遵办。
　　“一群英国兵在乘胜向开罗推进的途中，闯进一家旅馆，大吃大喝，把空酒瓶摔得到处都是，没留下一个完整的。这些瓶子的代价该谁赔呢？当然该埃及赔，于是埃及只好遵办。这类的事太多了，恕我不一一叙述。”
　　阿当斯在他的书里写道，“无止尽的痛苦已在（埃及）人民当中燃起了愤怒和仇恨之火，工农劳动人民一个一个加入了一支日益强大的队伍，为着把埃及还给埃及人而流血。”
　　阿当斯从埃及回到英国时，己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了。但是他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在他一生最后的三个月里，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写完他抨击帝国主义的那本书。阿当斯唯一的传记作者澳大利亚作家克利夫·特恩布尔写道，“每一页都写得很吃力，都是他在和越来越衰弱的病体作不断的挣扎中写的，但是他觉得他写在每一页上的都是真心话，并且以为只有一个垂死的人才能够这样。”
　　最后，当他的书快写完的时候，他的病发作了。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于是他拿起一柄手枪结果了自己的生命。在他所写的最后几行里有这样的话：“我们好久以来为了建成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所做的坏事和好事，所表现的道德和不道德行为，所发挥的优良和恶劣的品质，都同样地在引着我们走向算总账的日子，但这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了结的事情，而是和受过我们虐待的人们的整整一系列你死我活的遭遇战。”
　　今天，对澳大利亚作家有重大意义的不仅在于阿当斯是一个反抗者，并且在于他是一个有真正诗人品质的反抗者，而他的政治觉悟似乎也是他那个时代所绝无仅有的，最低限度在作家当中，在英语国家里是如此。他的全部作品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尽管“黑夜大军之歌”1910年后就没有再版，他对一些最重要的澳大利亚作家的影响是一直没有间断过的。
　　现在这本诗集的新版本正在准备付印，这就可以说明，澳大利亚文学在今天基本上是健康的，并且尽管有许多严重的困难，它仍然保持着主要的民主倾向，这种倾向也有人叫作“对普通人的价值的坚定信心”。阿当斯的声誉应该也会在澳大利亚国外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因为他的诗非常容易翻译，即将出现的新版本或许可以使他得到作为一位社会主义世界文学的先驱所应有的地位。

（宋雪亭 译）



法兰西斯·阿当斯诗五首



　失　败



是谁在说失败？我告诉你
失败决不会影响
像我们这样伟大的事业；
它乃是强中之强！

确实得如同地球在旋转，
确实得如同壮丽的
太阳使月球清光四照，
我们的事业必胜无疑！

失败对我们算得什么呢？
搞清楚小战斗的形势，
当大军浩浩荡荡地前进
去攻打人间的地狱！


　死　后



就这样把我埋起来好了：
紧握着拳头，圆睁着眼睛
因为我活在战斗和攻击中，
并在战斗和攻击中丧了命。


　一位信回教的船上火夫



他从墟灶间走了上来，
在那鬼地方真累死穷人，
日落的时候，他走了上来，
穿得很整洁，洗得很干净。

他跪在船头甲板上面，
他的脸朝着西方圣地。
他一面礼拜，一面祷告。
他是否在祈求死和休息？


　香港抒情诗



在这海港城市里，有许多
我从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两样
似乎我老早就很熟悉。

在美丽的热带绿树丛里，
在街道上，我都能看到
令人恶心的英国建筑物
和像野兽一般的英国佬！


　死在海上


　（珊瑚海，澳洲）


他的尸体躺在羊栏里，
用棕色旧船帆盖着。
微笑着的碧海和青天
不懂得忧愁和哀悼。

一位衰老枯瘦的中国人
在回家的途中死了，
刚从船舱里被拖了出来——
哦，他已安抵故里了！

老哥，我可不像站在这儿
注视着你的这些人。
一位辛勤的劳动者安息了，
我看到，我肃然起敬！


　　（宋雪亭 译）


译后记



　　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资本主义在澳大利亚有了迅速的发展，澳大利亚的无产阶级队伍也就日益壮大起来，工人运动不断地高涨。到19世纪末，罢工运动达到了高潮。1890年澳大利亚发生了海员大罢工，参加罢工的还有其他行业的工人，如矿工、马车夫、牧羊人等；1896年又发生了全澳大利亚剪羊毛工人罢工。这些罢工运动都说明了澳大利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法兰西斯·阿当斯（Francis Adams）和玛丽·吉尔摩（Mary Gilmore）就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两位澳大利亚现实主义诗人。他们把自已的创作活动和政治斗争密切联系起来，用革命诗歌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揭示劳动者所遭受到的残酷剥削，谴责殖民者的血腥暴行。在他们热情洋溢的诗篇里，充满着炽热的爱国主义和纯朴的人道主义，散发出澳大利亚丛林的芬芳和泥土气息。
　　法兰西斯·阿当斯除诗歌外还著有：诗剧《提伯里斯》（Tiberius），小说《莱塞斯特》（Leicester，后改名为《时代的产儿》）、《谋杀美德兰·勃朗的凶手》、《约翰·韦柏的结局》、《墨尔本人》和《鲁万夫人》等。这里发表的几首选自《黑夜大军之歌》的短诗，是根据斯蒂芬·墨雷—史密斯所提供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诗集的标题《黑夜大军》是诗人用作前进中的无产阶级大军的象征。仅仅从选译的短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诗人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定信心，对殖民主义者的深切痛恨。
　　玛利·吉尔摩写作的题材是极其丰富多样的：有对祖国的歌颂、对自然风景花卉鸟兽的赞美、对生命的热爱、对妇女的不幸遭遇的同情、对丛林生活的向往等等。她的作品还有：《结婚及其他》（1910）、《热情的心》（1918）、《倾复了的大车》（1925）、《野天鹅》（1930）、《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1941）、《战场》（1942）和《诗选》（1948）等。
　　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阿当斯和吉尔摩的创作发展，以及他们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我们特地同时刊登了斯蒂芬·墨雷—史密斯评介这两位诗人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