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批斗“彭、罗、陆、杨”、彭徳怀等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戚本禹回忆录（2016）

1．批斗“彭、罗、陆、杨”
2．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
3．江青与宋庆龄、康克清的纠葛
4．批斗彭德怀
5．关于李立三的问题
6．中央文革在运动中保护的一些老干部

1．批斗“彭、罗、陆、杨”

　　1966年12月12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这是文革中第一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公开批斗原中央上层高级领导干部的大会。但是，这个会议，并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和组织的。这么大的会，批判这么大的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都未到会。
　　这一事件还要从叶剑英说起。1966年9月，叶剑英参加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会议，并接见了文艺院校的代表。在会上和会后接见代表的时候，叶剑英发表了支持江青搞的文艺革命和样板戏的讲话。我也受邀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后，我就把这事报告了江青。江青听了以后，很高兴。她亲自给叶剑英打电话说：叶帅啊，我听说你在文艺院校代表会上讲了话，支持文艺革命，支持样板戏，我很感动啊！叶剑英在电话里跟江青说：我的女儿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她经常给我反映文艺界的情况。她和她的丈夫刘诗昆都支持你。你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她们都学习过，我也看过。我们都觉得非常好，非常重要。江青和他通完电话就对我说：听说叶向真他们也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文艺革命的，经常向叶帅反映文艺界情况。你去找叶向真谈一谈，叫她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江青还说，不久以后，北京要开一个文艺界造反派的大会，各艺术院校和样板戏剧团都来。你去安排让叶向真在会上发个言。
　　我那时虽然还不认识叶向真，但我与她的生母曾是党校轮训时的同学，知道她家中的一些事情，也从她母亲那里知道一些叶剑英和叶向真的情况。江青说了以后，我就去找了叶向真，并安排她在1966年11月28日召开的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言。叶向真在发言中，支持江青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支持样板戏，讲得挺好。
　　本来，在文革初期，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组是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派出的，而叶剑英从1958年起直到1972年，一直就是军事科学院的院长。所以这个工作组是支持叶向真的，叶向真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文革筹委会的主任。到了当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叶向真马上转过来了，开始反工作组了。人家说，你根本没受压，反什么工作组！？
　　叶向真从支持工作组变为反对工作组的造反派后，名声已经不小了。现在又在这样的场合发言，就一下子轰动起来了，更成了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学生的代表，而且在整个文艺界也有了影响力。戏剧院校的，芭蕾舞团的，歌舞团的，好多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都听她的，她一时成了文艺界造反派的学生领袖了。
　　这以后，叶向真来找过我。那时李讷也来文革办公室，叶向真也同她见过面，两人谈过很多关于文艺革命的事。
　　从文革一开始，叶剑英的态度就很积极。在毛主席面前，他都是以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面貌出现的。当时我也认为他反对彭真、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真实的。他尤其反对罗瑞卿，说罗端卿很不尊重他，也不尊重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这些老帅，目中无人。
　　11月28日文艺界大会后一天，在一个会议的中间，叶向真过来找我，说要向我汇报工作。当时在我两旁的座位上都已坐满了人，她就半蹲在我前面跟我说话。她说他们把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给斗了，还抄了她的家，把她的许多封资修的戏剧照片和衣服，就放在她的身边给烧了。然后她又跟我说，我们不光要斗李伯钊，还要斗杨尚昆。我说，杨尚昆的问题当然比李伯钊大，但他不是搞文艺的，跟他夫人不是一码事。她说，那不管，也要斗。“彭、罗、陆、杨”都要批斗。她希望我支持他们。我说，斗“彭、罗、陆、杨”，这可是件大事，得有中央的批准。我说了不算，你要去找总理。她说，哎，总理那么忙，我怎么找得到他。我说，你父亲经常与总理在一起，你应该去听听你父亲的意见，他是老革命了，有经验，千万不要自己乱来。她听我这么说，也就走了。
　　到了12月初的一天中午，周总理打电话来问我，谁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给抓走了？总理说话的口气很严厉。我忙说，总理，我不知道这事，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啊？说完这话，我马上想起叶向真向我问过要组织人批判“彭、罗、陆、杨”的事。我就把这件事跟总理说了一下。我这么一说，总理就明白了。
　　后来叶向真跟我说，总理找到她了，要她把人交出来。她说，总理真是个谈判高手，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总理两句话就让她答应了他全部的条件。总理说，你现在把人交出来，你要开会批判，经过我们研究批准以后，就交给你们去批斗。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杨尚昆你们是找不到的。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到时候我把杨尚昆一起交给你们去斗。
　　那时，罗瑞卿住在医院里，陆定一刚搬出中南海，他们两个比较好找。可彭真家里的围墙非常高，不开大门你是很难进去的。叶向真后来对人说他们先巧用计谋，混进大门，然后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押着彭真从小门走出去的。但我又听说他们是找人先翻围墙进去后把门打开的。彭真家那么高的围墙，可不是一般人容易翻墙进去的。总之，那时叶向真也是个时代的弄潮儿，怪不得后来她复出后，在新潮流中她又转身做回电影导演，执导《原野》，也引起不小的影响呢！
　　第二天，我在总理那里遇到了叶剑英。我就说，叶帅呀，你女儿真行啊，竞然把彭真他们都抓起来了。我是故意当着总理的面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总理，抓“彭、罗、陆”是得到叶剑英支持的，与中央文革小组无关。叶剑英多聪明啊！他听出我的话音来了，马上就说，哎呀，我女儿一个小孩能有多大本事，她都是在江青和你们的指导下，才能做出这么点事情。灵敏透顶的周总理早就从我们的对话中明白了一切，我也就不必再解释了。
　　后来他们召开斗争“彭、罗、陆、杨”的大会，江青叫所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不要去参加。她说，这是他们搞的事，咱们别去掺和。可总理不同意，总理说，这么大的事，中央文革一个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后来总理就要我和王力、关锋几个人应卯式地去参加了大会。江青叫叶群也不要去。但叶群后来还是去了，她是换了便装，戴上帽子和大口罩，悄悄地去看的。她主要是想去看陆定一下场的。
　　那个批判会开得很没有水平，斗彭真的时候就是喊喊口号，念念稿子；罗瑞卿腿摔断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箩筐里抬上去斗，弄得群众都看不下去；斗陆定一的时候，陆定一很紧张，一直在大喊大叫；而斗杨尚昆，就根本没有拿出什么材料，连窃听器事件都没说。
　　从那以后，我跟叶向真的联系就很少了，她有时来找我，我也有戒心了，跟她说话就比较少了。但当时她早已经认识了好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了。这女孩真厉害，没几天，她就把地质学院的朱成昭笼络住了。朱成昭和她交好后，慢慢地最后就转而听她的，不听我们的了。
　　后来1967年7月，叶向真带着朱成昭一些人坐火车去南方。一路上，她肆无忌惮地谩骂江青和中央文革，而且打算偷渡香港。同去的人把情况紧急反映给了我们。江青看了这些材料，就把它拿到了总理那里去，跟总理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怎么骂我们的，他们还想偷渡去香港呢。总理看了以后对江青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你们别管了。今后不会再“节外生枝”了。结果，总理与叶剑英商量后，把叶向真、朱成昭连同刘诗昆都一起隔离审査了。

2．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

　　张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以来，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长。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当时对发生的矿难事故，报纸上是有选择报道的，但在内部有大量的通报。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所以哪个地方出什么事，哪儿的煤矿又发生瓦斯爆炸了，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
　　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他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后来只要是去参观展览的，解说的同志就会给你讲，毛主席也来参观了，并且一再叮嘱我们要搞好煤矿的安全生产。
　　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他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毛主席早年在安源煤矿工作过，也下过矿井。他亲眼看到煤矿爆炸以后，煤矿工人家属带着小孩都站在矿井上面等消息，他们的亲人就在井下，不知是死是活。哭声、叫声连成一片，场面非常凄惨。
　　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
　　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多吃多占国家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的证物的信件也很多。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
　　对煤炭部的这些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主席震怒了，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为了矿难的事情，毛主席还批评过总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
　　1965年，刘少奇和毛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主席认为，走资派就是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这些人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所以他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穏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以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宇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给他贴大字报的，他就认为是右派，把人家给抓起来。刘少奇要“抓游鱼，反干扰”，他在矿业学院搞的也叫“抓游鱼、反干扰”，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党分子、野心家”了，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
　　文革运动中，我们还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掲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这些事，当时在煤炭部底下传得很广。所以康生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普遍对张霖之的印象不好。
　　1966年12月14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北京市学生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江青在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号召学生对他开展批判。到12月下旬，在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有个走资派，毛主席都点了他的名了，可是还没受到批判，是不是有人包庇？江青讲话后，总理也讲话，说张霖之官僚主义，漠视煤矿生产安全，要组织批斗张霖之。但是，光说要斗，这没有用，得有人去具体执行。江青在会上就要我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总理也同意要我去，他要我把为什么要批斗张霖之的道理向群众说清楚。我当时对执行总理、江青的指示很积极，会后就到矿业学院去发动群众，总理还叫我带上几个解放军战士一起去。
　　我去了矿业学院，找到了造反派学生，开了群众大会，动员他们组织召开批判张霖之的大会。我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同学们、工人们要同张霖之作坚决斗争。但同时我在讲话时也强调了，要听毛主席的话，坚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打人。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人也向我保证，不用武斗。我的讲话，后来都按原始记录，印发全校师生，各种小报纷纷转载。记录上面也记有我告诫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人的话。
　　可是没想到，斗争张霖之的大会一开，情况就起了变化。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所以不少煤矿的工人，还有死难者的家属，都来北京找张霖之讨说法，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北京参加批斗张霖之的大会。当这些煤矿工人，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过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有些死难者的家属控诉，说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却还挨了斗，有的人还被打成反革命，被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那些工人的手上都有劲，他们想到自已的委屈，那斗争时打起来是毫不留情的。矿院的学生们根本就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他忍受不住了，在1967年1月22日上吊自杀了。我看过他的尸检报告，上面说身上有很多的皮下伤，有青淤血斑。这当然都是被打出来的。
　　张霖之死了，总理自然是很不高兴的，他说，他也不好向毛主席交代了。总理在1967年2月17号（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的讲话中，也讲到了这件事情，说他很伤心，他连自己的部长都没有能够保护好。对待干部不能这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我还听参加过“江青专案组”的人跟我说，张霖之死了以后，总理很气愤，在我被捕之后，总理说，戚本禹打死了张霖之，把他枪毙都可以。可我还在台上的时候，总理得知张霖之的死讯后，倒也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枪毙我，那时，他仍然经常向我布置工作。
　　对于张霖之的死，我当然负有重大责任，我也一直感到很内疚。我当时知道张霖之在底下民愤很大，所以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在组织批斗的时候我没有具体布置人去控制批斗现场，我没有这样做是我严重的失职。我不推卸这个责任。尤其是后来我听说，张霖之在战争年代的表现很勇敢，是个能打仗的将军，为革命作过很大贡献。而且从个人品德来说，他也是比较正派的，除了吃吃喝喝，没有其他问题。
　　就我所知，在文革中，倒还真有一个老干部是在批斗中被人打死的。虽然随意打死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件事却是事出有因。他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也是个资格很老的干部。总理知道这人被打死后发了火，说这个人过去是有功的，怎么把人家弄死了呢。他叫我去査，看是谁搞的。我带着人去一査，情况就都清楚了。原来这是个连禽兽都不如的人。还是在文革前，他把他们学校的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学生给强奸了。那个学生被他强奸后神情恍惚，饭也不吃了，样子很可怕。学校老师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变成这样的，怕她出事，就把她的母亲找来了。母亲来了一问，那学生也没具体说，只说是被领导欺负了，不想活了。她母亲还以为是下面的老师或者干部干的，就坚持要找学校的最高领导告状。结果就找到了那个党委书记。那党委书记一看她母亲，长得比女儿还漂亮。竟把她母亲也强奸了。强奸以后还跟她说，不准到外面去说，你女儿要什么照顾都可以，否则就怎么怎么的威胁人家。她母亲在被强奸的时候，反抗不了，就在那人的身上抓了一把皮肉下来，紧紧地拽在手里。还把留着秽物的内裤也保存了下来。然后，那母亲就对她女儿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要坚强，不要怕。我们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的。两年不到，文革开始了，那位母亲就去了学校。她很聪明，为保护女儿，她不讲女儿的事，就讲自己的事。她这么一揭发，其他那些也被那个党委书记污辱过的女孩子也都站出来了。那个老干部平时在学校是说一不二的，非常霸道，被他欺负的女孩子不是一个两个的。他还整知识分子，整下面干部，而且都整得很厉害的。这一次群众起来了，就不得了啦！那位母亲把她保留下来的证据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就拿去公安局作检验，检验的结果，血型跟那个党委书记是一致的。群众愤怒了，自发地闹起来开批斗大会，把那人打惨了。尽管当时中央有规定，在文革中不搞男女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可他这已经不是生活作风的问题了，而是新走资派黄世仁和新喜儿的故事了。我把调査到的材料全部整理好，就拿去向总理汇报。总理一边看一边就用手拍打桌子，连声骂道，这还叫共产党！这是土匪、恶霸呀！我就问总理，怎么处理？总理气愤地说，不要处理了，把尸体烧了算了，不要再提了。我跟总理讲，那我去跟群众也说一下，叫他们也不要再提了，这对党的影响太不好了。总理说，对，谁也不要再提了。
　　我写到这里，一直有思想斗争。因为当年总理说，不再提这事了。可我现在又提了。因为我考虑，当年就是因为没有充分掲露党内走资派，没让群众充分认识走资派的真实面目，才造成了今天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大量复辟的现状。

3．江青与宋庆龄、康克清的纠葛

　　文革初，上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误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知道后气得不得了。
　　这事在当时闹得挺大。一次我去主席那儿开会，宋庆龄在场，她问，谁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是我。她看了我一眼说，噢，是你啊。接着她什么也没说，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派人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了，我保护她还来不及，怎么会派人砸她父母的基碑呢？解放上海的时候，上海地下党就指令我们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的住宅，我们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
　　可是江青因为宋庆龄骂她也发了脾气，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对我说，她宋庆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所谓的“烧”，是当时流行语，意思是“冲击一下”，并不是真烧）。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回过头，总理马上就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给保护起来了。可他们等了三天，却什么动静也没有。一天，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把我叫到会议室边上的小房间里去。他问我，那件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是怎么布置的？我知道他问的是宋庆龄的事，我说，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是在气头上说的话，事后她也没有再和我说起过。总理听了说，哎呦，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总理拿着修复后的照片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得比以前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事，他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在中南海里面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前面第二部分第三章已提到，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她和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反对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尚好，曾志也是贺子珍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这可能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组织了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徳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要求总司令应该坚决支持毛主席，跟刘少奇划清界限之类的，还说他过去反对过毛主席，应该检讨。之后又贴出了“勒令朱德、康克清出来看大字报”的大字报。朱老总倒是真的拄着拐杖出来看大字报。在中南海里碰到他们夫妇的时候，又有人上去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康克清也承认自己错了，承认不尊重江青。
　　后来我知道，毛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在这件事上面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但是这件事我直到今天想起来都很不安。
　　后来，人民大学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争朱德。起因是人民大学的学生要批斗他们的党委副书记孙泱，而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
　　孙泱的父亲孙炳文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那时是总理的助手。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孙泱开始不知道，他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和蒋经国是同学，所以整天和他们混在一起，还参加了复兴社。后来党组织和他联系上了，告诉他，他爸爸是烈士，他马上跑到延安去了，人大的学生说孙泱是个特务，就斗他。连孙泱的妹妹孙维世也一起被斗了。孙维世是总理的养女，可不知什么缘故，总理没有很好保护孙维世，后来孙维世被批斗而自杀了。现在人们都传说是江青迫害了孙维世，这是莫须有的事。我没听江青迫害孙维世，倒是我知道叶群要迫害孙维世。叶群恨孙维世，因为孙维世在莫斯科曾经和林彪谈过恋爱，叶群总怕她再来抢夺林彪。所以就抓住她在苏联加入过克格勃的事来整她。其实当时中国的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经常互通情报，人员也可以互相调度。当时加入克格勃是个光荣的事，不可靠的人还加入不了。
　　我过去对朱德反对主席的事，不很了解。江青向我讲过朱德在井冈山反对主席的往事，所以我就支持了人大学生开斗争大会的决定。总理知道后马上把我找去，他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在转移大方向吗？总理还说，上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就有人斗了朱德。我问总理，中央开会，我常来做记录，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会呢？总理说，那是个绝密会议，你不能参加的。总理还说，总司令在那个会上交代说，他以前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也还有。可到了解放战争就没有了。解放战争时，那些大战役，战场死伤惨重，惊心动魄，都是主席亲自指挥的，他只能做个参谋。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自已是没有资格来当党的领袖的。到现在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更没有这种想法喽。总理说，后来主席听说刘少奇开会批斗朱德非常反感。主席说，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如果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
　　总理叫我马上去取消人民大学的群众大会。我马上遵从总理指示，打了电话给人民大学，又叫秘书去人民大学说服他们取消了这个群众大会。
　　1986年我出狱的时候，那时总司令早已经去世，康克清还健在。我给康克清写了一封信，做了自我检讨。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犯了错误。虽然我们撤销了批判总司令的大会，但我们还是有错。我一直没有给你作检査，是因为当时给你检査的话，好像我在寻求什么“宽大”，不是真心。现在我坐完了十八年监狱，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我都不承认。但在反对朱总司令这件事情上，这确实是我的错误，我现在向你作检讨。康克清的女儿后来在她写的《我的父亲朱德》这本书中写了：戚本禹后来给我妈妈写过检讨，认为他错了，态度很诚恳，等等。
　　我的办公室曾经与总司令的家在一个大院。总司令常到办公室来看我们。他还送给我一本他手写的《幽兰赋》，上面写了“本禹同志”，并盖上了他的“朱德”大印。尽管那本《幽兰赋》后来也被抄没了。但每当想起它，就更增加了我对总司令的愧疚。

4．批斗彭德怀

　　文革的时候，彭德怀是在四川搞大三线的建设。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斗得挺厉害，彭德怀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怀。所以彭德怀到了四川之后，他对彭德怀看得很紧，把他的一举一动不断向中央汇报。我接到了一个西南局写来的报告，就两张纸，很简单。上面说彭德怀现在在四川很自在，到处去看大字报，并对自已的问题进行翻案。当他看到批判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就笑，说，你们现在才知道反刘少奇啊，我早在1959年就反对他了，你们还斗我呢。于是，我就和关锋一起写了一个报告，说彭德怀的翻案活动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我记得，1966年12月13日，在由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讨论彭德怀这个问题。江青在会上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彭德怀却在那里幸灾乐祸，优哉游哉的。她提出要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来进行批判。在讨论中，包括总理在内，大家都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应该把彭德怀调回北京来。但是怎么把他带来北京？开始想用解放军去把他带回来。总理说，让部队去带不妥，还是由群众去带比较好。王力、关锋说，那就让红卫兵去带。就这样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让红卫兵代表群众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总理还说，不能坐飞机，要坐火车，因为飞机不安全容易出事，出了事说不清楚了。有人说，现在火车很紧张，又很乱。总理说，搞个专列车厢，他去跟卫戍区傅崇碧说。然后总理就叫我去与红卫兵联系。我问总理，带回来以后怎么办？总理说，带回来就跟我说，下面的事我来安排。
　　在中央文革开会作出了决定以后，14日上午，我就叫阎长贵通知朱成昭去办这件事。朱成昭提出叫当时正在四川串联的师生和王大宾主办这件事。我知道王大宾这个人做事比较稳重，不会瞎来，就同意了。王大宾到成都后不久，有人向我汇报说，彭德怀把地质学院去的人给说服了，说得变成同情他了。我一听不对，批评了地质学院的人，同时又赶紧找人通知韩爱晶，说地质学院对彭德怀的事不积极，拖拖拉拉，让他去接着办这事。韩爱晶对这个事很积极，二话没说就坚决去办了。我对韩爱晶说，如果他们不肯把彭德怀带回来，那你们去把他带回来。但最后还是王大宾他们把彭德怀带回来的。彭德怀对王大宾说，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刘少奇了。你们说我反毛主席，我不是。我是反刘少奇。王大宾很相信彭德怀的话，认为彭德怀案搞错了，彭德怀是拥毛反刘的。这些都是王大宾跟我说的。王大宾这个人是比较诚实的，我相信他不会说瞎话。
　　王大宾把彭德怀带到北京以后，就给我打电话说，“海瑞”带到了。我问在路上安全吗？他说我们连一根头发都没碰他。我说，好，你们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谢谢你们。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快报组”的记者也跟我打电话告知彭德怀带到了。当时，刚好中央文革在开会，总理、陈伯达、江青都在，我报告说红卫兵已经把彭德怀带回来了，等候指示，看送哪儿去？总理马上说：好，行了，这个事情由我来安排，你别管了。他就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卫戍区找傅崇碧。我在他后面，听到总理在电话嘱咐说，吃住都要有保证，被子要多送几床，别冻着了。总理又在电话里说，彭德怀住哪儿，要保密，不准说。不准随便拿去斗，凡是要斗，都得经过我批准。也不准到他的住处去围攻。彭德怀的身体情况、思想情况都要随时向我报告。总理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才放下电话。
　　在1967年的7月，北京航空学院和地质学院联合开大会斗争了彭德怀。在斗争大会前，北航红旗在韩爱晶的主持下，先开了一个小型批斗会，要彭德怀交代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不承认。韩爱晶冲动之下，首先动手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文革结束后韩爱晶为了这一个耳光也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彭德怀一直是被总理安排在卫戍区保护着。当时凡是要斗争彭德怀，都得直接向总理报告。连军委、总政的人要斗彭德怀，也得找周家鼎请示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批准批斗彭德怀的权力。没有总理的同意，谁都调不动彭德怀，大家也都不知道彭德怀究竞关在哪里。
　　文革结束后，来监狱审问我的人问我，为什么要从成都揪回彭德怀。我就回答说，西南局有报告，总理主持会议作出的决定，我具体执行了。这些具体事实你们去査档案就清楚了。他们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因为那时他们正好要解放李井泉，也要维护周总理。

5．关于李立三的问题

　　对于李立三的问题，我在文革中曾公开表过态，说他爱人李莎是苏联的克格勃。我当时是根据一些小报的揭发来说的。那时认为克格勃是给苏联搞特务的，所以就认为是有问题的。到文革后我看到了相关的调查，李莎与克格勃没有关系。我感到我犯了陷人于罪的错误。虽然后来没人来追究我这个错误，但我心中一直都是不安的。
　　李立三曾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共党中央的领导人，主持过中央工作。当年我之所以那样表态，支持群众批判李立三，是因为我对他印象不好。历史上李立三对毛主席很不公正，他批评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开除了毛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虽然并没有开除党籍。可是消息传下去却说是开除了党籍，因此主席不能在红四军担任党代表了，只能当师长。
　　本来，李立三是毛主席早年的朋友，主席有个回忆，早年，他曾在长沙的报纸上发了个征友启示，交了几个朋友，李立三因为只见了一面，没说多少话，算半个。后来毛主席把自己开辟的安源煤矿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交给了李立三，李立三因此在工人运动中出了名。这样他才进入了中央，当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以后他到苏联取得了共产国际的信任，派他回来当了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但他回来以后，却大整毛主席。我觉得这人太不地道了，有点中国人所说的小人得志、忘恩负义的味道。正好有华北局造反派提出要批判李立三，找到我，我就说了几句话支持他们。后来，我向江青、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总理说，让群众批判他一下也好。李立三在苏联，卷入了共产国际的内部斗争，被送至西伯利亚。在延安开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不计前嫌，仍说服大家选他为中央委员。那时他在西伯利亚，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此事。是毛主席叫人与苏共交涉接他回国，回国后又委以重要任务，让他在哈尔滨参与东北局的领导。总理说，这些就是他，也是党内同志最佩服毛主席的地方。

6．中央文革在运动中保护的一些老干部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老干部。中联部斗争王稼祥。江青知道了，就跟王力和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王力和我分别向中联部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做了工作，他们就停止了批斗王稼祥。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了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査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中央的组织部长，他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说，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都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跟他们说了，不许反李富春。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什么为什么的，就是不许反。
　　文革运动中，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就在一次大会上说了，谭震林是跟毛主席走合作化道路的，他反对包产到户。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据说谭震林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总算讲了几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感谢。
　　江青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连犯了严重错误的叶子龙，江青都为他说过话，说他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