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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张春桥处理上海“安亭事件”和中央召开工交座谈会
1．文革运动从学校向工厂和农村的发展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十六条”以后，一些工厂的工人也都纷纷投入到文革运动中。按照当时原有的规定，除学校以外，工矿企业等系统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以原来城乡“四清”运动的部署来进行。并且规定，学校的学生不要到工厂、农村去串联。但是在许多工厂里面，一些工人因为在运动中给党委和领导提出了意见，而被单位的领导或者是派到那里的“四清”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和“坏分子”，还有些人甚至遭到了非法关押和拷打。从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这些受到单位领导和“四清”工作队错误镇压的工人们，就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来了申诉信，有些外地的群众还来到北京上访申诉。那时，我们接待了很多这样的人。
1960—1961年我曾在北京的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和天津的机床厂呆过。1966年9月至10月就有二七厂的工人不断写信给我，有的还跑到钓鱼台来找我，向我反映厂里文革运动的情况。我听到当时国务院的一些主管工业的领导说，现在工厂也乱了，工人们都不干活了。他们说，工厂可不能乱，工厂的生产一停，国家怎么办啊。 于是，我就去长辛店二七厂里看了一下。我在那里看到的情况跟他们说的并不一样。工人们照常在工作，各车间的机器也没有停。因为大家知道，工业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一环扣一环的，你一个环节停下来，其余的也都得受影响或者一起停下来的。所以，工厂的运动多是在下班后的时间里搞的。一些工人去外面参加社会上的运动，也都是在业余的时间里去的。不然的话，他的工资也会受到影响。
经过了解，二七厂有些工人确实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坏分子”、“反革命”或者是“反党小集团”。他们中间有些人还跟我挺熟的，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所以，我就表了态，认为这样整工人是错误的。工人向领导提意见是合法的。厂领导应当听取工人提出的意见，而不可以整工人。
我在长辛店工厂的表态，马上就在工厂和工人中间传开了。好多工厂，像首钢的工人都来找我，向我控诉工厂领导，要我支持他们。
这些情况我也都向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
2．处理“安亭事件”与张春桥的政治胆略
1966年11月10日上海爆发了“安亭事件”。上海造反派的工人在北京南下的“三司”红卫兵和上海的红卫兵的帮助下，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上海市委的曹荻秋在请示陶铸以后，对“工总司”的成立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曹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当时正在养病的陈丕显的支持。上海市委根据“三不”方针处理“工总司”成立大会，结果激怒了工人，于是上千名工人在潘国平、王洪文等造反派领导人的带领下，挤上火车进京告状，结果火车被上海市委下令扣停在离市中心30来公里的安亭车站上。工人们非常愤怒，拦车抗议，要求中央、中央文革表态，承认和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是革命行动。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开会讨论。陶铸主张坚决要把工人的这种“不听话”的势头打下去。国务院负责工业的几个领导把难题交给中央文革，有人还有点看中央文革笑话的味道，这从他们打来的电话中就感觉得到。京沪铁路当时是南北经济大动脉。其实当时上海工人并没有全线阻断铁路，但是他们拦车抗议影响了好些北上列车的班次，其中还有几趟国际列车。所以国务院管工业的同志的意思是，你们中央文革不是支持造反派嘛，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们去处理吧。如果我们处理不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到主席那里告中央文革的状了。
这件事我也立即汇集了情况向陈伯达汇报，会议决定请他出面来处理。他先以中央的名义给华东局的韩哲一发了一份电报；后又起草发了一个给工人的电报。陈伯达在电报中虽然表示同情工人，但并没有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也没有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只是希望工人从大局出发，回去搞生产。陈伯达起草完电报就拉着我和他一起签字。我说，你是组长，你签字就行了，干吗要我也签呢，我算啥？他说，不行，有人说你是支持上海市委的，所以你也得签字，免得人家再说你什么。所以他硬是替我把名字也写在了电报上面。现在如能査到当时电报的原件，上面应该还有陈伯达代我签的名。但我坚持我不能与组长共签，最后，电报还是以陈伯达一个人的名义发出。
陈伯达为什么说我是支持上海市委的呢？那是因为1966年4月初，我到上海组织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的时候，曹荻秋专门宴请了我，他还问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熟识的同志的情况。我有很多地下党时的战友在上海工作，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我就向他提到顾志刚和张效浚，并说过这两个人很有能力。顾志刚是我的人党介绍人，张效浚是我在地下党时的领导人。顾志刚当时已是市委机关的领导人，与曹荻秋关系很好。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曹荻秋还请我帮他修改过他写的检讨。所以陈伯达就说我是支持上海市委的。
发完电报，陈伯达还打算派人到上海去。他就找了我，说，我们要把工人劝回去。你在铁路的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工作过，有点经验，你去跑一趟吧。我说，我去不行。北京的工人，二七厂有问题我还可以去，首钢我都不见得行，他们与北京老市委关系好，他们不见得会听我的。上海工人我更不了解了，我恐怕处理不好。我建议说，张春桥原来当过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领导，对上海情况他最了解，为什么舍近求远呢。
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决定由张春桥去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直接赶到了安亭车站现场，而没有先去上海市委。他先跟工人谈判，劝工人让开铁路，保证交通畅通。工人通情达理地让开了铁路。到11月12日，不到两天的时间，铁路交通就完全恢复正常。 然后他又劝工人们回去，但工人们却坚持要张春桥答应，为他们在资反路线期间受到的冤屈平反，恢复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工人们还当着张春桥的面控诉了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和迫害工人的事实。工人们的控诉使张春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是，他并没有在安亭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只是坚持要工人们回上海去解决问题。但他向工人们承诺，不处理好这件事情，他决不回北京。
这时，张春桥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中央文革给他的任务，只是劝工人回厂，恢复铁路交通。此外并没有给他任何的授权。况且，上海市委在批判《海瑞罢官》中态度是积极的，与江青的关系很融洽。怎样处理这件事，关系到中央文革与上海市委的关系，颇费踌躇。
张春桥从安亭回到上海就跟我通了电话。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知道他一方面可能是顾忌我跟上海市委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更想知道江青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就在电话里对他说，咱们也没有什么别的武器，不就是一分为二，辩证法么？上海市委支持批《海瑞罢官》，那是正确的，我们不否认它；但是它执行资反路线，镇压群众，那是错误的，就得检查。他听我这么说，也放心了。我又跟他建议，这事你不要去和陈伯达多说，跟他说半天也说不清楚的。你应该直接找江青去说。后来张春桥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叫他不要有顾虑，怎么有利于工人，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的成长，你就怎么做。
最后张春桥签字同意了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第一次与一个大省市的工人阶级签订的第一个支持工人群众革命造反的革命协议书。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张春桥回到北京以后，总理还表扬了他。总理当着我们的面对国务院负责生产的那些领导说，这事你们就处理不了。张春桥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不过，等总理转身走开时，我听到那几个人就在嘀咕，我们算什么呀，现在我们说话谁听呀。人家可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啊。
可是上海市委对张春桥的意见就很大了，陈丕显从上海打来电话，质问陈伯达： 张春桥作为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有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绕过华东局，绕过上海市委就和工总司签字承认“五条”？陶铸等一些中央的领导，甚至陈伯达也都认为张春桥这样做，是违反了中央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所以说，张春桥的签字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这件事不只是表现了他的魄力和胆识，也说明他对主席思想，对主席要把文革运动发展到工厂、农村，是有认识、有思想准备的。11月8日，他在和我一起见北航红旗的战士时，就支持他们去工厂串联，与工人相结合。张春桥还说：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
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中央常委会议，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概念的。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这件事张春桥是对的，是应该根据现实改变过去的政策。过去限制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规定脱离了群众。
3．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生的争论
1966年11月16日开始，中央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会议平时都是由陶铸主持的，总理参加时则由总理主持。余秋里、谷牧这些当时管国家经济的人、国务院各部部长、各省市管工业的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首先讨论了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指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同时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革命运动跟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生产为借口，来压制革命派，保护自己；有的则以不管生产，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困难。这两种错误都是不顾大局，违背党的方针，严重违反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文件提出，工厂的工人群众可以建立文革组织，可以串联，可以与学生交流文革经验。但必须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三至四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
可是在陶铸的主持下，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 “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为了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竟大声喧哗，离席哄闹，说到最后许多人都站了起来。
这样就在陶铸的主持下，由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
我那时因为事情很多，所以没怎么去参加这个会议，可是总理好几次都叫我去参加会议，他说，你对工业的情况比较了解，你应该去参加。我在私底下听到陈伯达抱怨说，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只是小小老百姓，无权无势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看不起我们，现在这些部长们也同样瞧不起我们。把我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全部推翻，他们自已另起炉灶。
事情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条”。他叫谷牧等带人先去几个大城市，去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然后再回来讨论。
接下来的会议就由总理来主持了。总理让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坐下来进行讨论，以陈伯达提出的“十二条”为基础，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后补充为十条。
然后主席又让林彪主持中央常委会来讨论这个“十条”。林彪在会上讲了话，他讲得挺厉害，他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一些人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他说，我们不应该是被动地、而应该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厂、农村，进入到社会。文化大革命是“势不可挡”的，我们不应该去挡，而应该上前迎接。革命不是要刹车，而是要扩大。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林彪对工业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他认为，工矿企业要加强政治领导。林彪对薄一波的意见特别大，他专门批判了薄一波以前在工业战线上的一些做法。而这个时候，薄一波已经因为“六十一人叛徒案”而被审査了，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
总理也在会上讲了话。总理说，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时可以坐大牢、下炼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他还针对一些干部害怕群众的思想状态说，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因为工作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教训，受到教育，要准备接受考验。把毛主席思想树起来，准备吃苦，掉肉。这些惩罚是我们过去的工作错误造成的，我们不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
总理的这段话，后来经常被引证来说明总理对文革是抱着反对和抵制的态度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辱负重。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以我的了解，当时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与毛主席基本上是一致的，绝不是曲意奉承。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由于所面对的问题不同，或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他和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会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一般在他知道了主席的意图之后，他会马上调整自己的看法。
总理当时在说完“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这句话之后，还对着一个领导干部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当年打仗，坐牢，入虎穴，下地狱，死都不怕，现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肉，生点病，罢个官嘛！大家要从整体来考虑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觉得总理对文革的态度是积极的。
4．工交座谈会的重要意义
在工交座谈会上出现的这场争论，对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交战线是决定文革成败的生死战场。文革运动光靠红卫兵是不行的，国民经济、国家大局还在工矿企业。文革能不能搞好，就看工人阶级能不能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后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那一边？所以，这并不是制定个“十条”或“十五条”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团结起工人阶级，组织起工人阶级，来同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作斗争。
其实，抛开对文革的态度，我认为古牧、余秋里这些人也都是好人。王力和谷牧的私人关系挺好的，在后来王力被审查后，康生提出，说王力以前参加过国民党。这时，谷牧就出来说，王力参加国民党是我们地下党派他去的。谷牧那时是北方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谷牧在王力失势时候还出来替他说公道话，我对他印象就非常好。我和余秋里关系也很好。我崇拜英雄，余秋里是独臂将军，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所以，我到外面去讲话总喜欢拉着他一起去。这些总理都看到了，总理对我说，你崇拜英雄，尊重老干部，这点很好。
其实，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生产是一刻都不能停顿的。工厂、铁路、煤矿、电厂，随时都有大量的问题要处理。我记得恩格斯在哪里讲过，生产停顿两天，一个社会就会混乱，就会维持不下去了。这是个常识性问题。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知道，中央文革这几个人并不能掌管好生产的。所以毛主席总是让总理管生产，要中央文革和总理配合好，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我们一直都是努力配合总理工作的。
当时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像一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所指责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以抓革命来破坏生产。恰恰相反，是一些反对和抵制文革的人总是在千方百计地以抓生产来压革命。而当文革运动直接影响到了这些人的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不惜以破坏生产来压制革命了。
工交座谈会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这以后，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的地位，参加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了。文革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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