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戚本禹回忆录（2016）
第十七章 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家宴
1．我对毛主席在生日宴会上讲话的回忆
1966年12月的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多次向主席说，希望在毛主席生日的那天与主席一起吃个饭，以为庆贺。主席一直未作答复。12月26日下午4时许，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我，并要我立即通知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一共六个人，于下午5时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同主席一起吃饭。我特地问，要不要通知康生？徐业夫回答，不要。我随即用红机子分别通知了各人，大家接了电话都非常高兴。
5时前，我们就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主席和江青在家里接待了我们。那天一起在场的还有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徐业夫、吴旭君和服务人员。饭前，主席与大家闲话聊天。
主席说，今天过个生日，我七十三了。你们要办庆祝宴会，这不好，因为党中央有不祝寿的文件呢。我们自己在家里简单办个家宴，请请小组的人，组长、副组长、组员。顾问就免了。这一年你们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大串连”，一波接一波，现在还没完。
主席又说，斯大林是七十三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主席又对春桥和姚文元说，春桥、文元来了。你们想不想回老窝啊！上海可闹得厉害呀！形势很好呢！红卫兵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到处是火烧、批判、揪斗、打倒，还有砸烂。他们还很注意斗争方式，谁是要火烧的，谁是要打倒的，都有区别呢。他们懂得掌握党的政策。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呢，过去讲内外有别，是讲牵涉国家机密的事情内外要有区别，不是讲革命运动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内外都要搞，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起来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回去看看呢。他说，上海重要呀！京、津、沪还有工业大省辽宁，是我们这一阶段的重点。
主席对关锋说，关锋也来了。你太瘦了，要多吃点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样了？你送来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关锋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的，陈伯达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主张唯心主义的还有杨柳桥等人，主张唯物主签的还有任继愈等人。两派还在争，统一不起来。主席说，在我看来，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员，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同情农民，经常替农民说话，批评统治者压迫农民，税太重。所以出身贵族也可以革命进步呢！对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赞成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形而上学。哲学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杨荣国也要保。
差不多5时半的时候，人都来齐了，家宴开始。服务人员端上了八盘菜、一大盆汤水。菜有红烧肉、烧鱼块、木须肉、腊肉青蒜，还有豆腐、青菜、马扎菜（一种野菜）等。主食是厨师自做的寿面和烤红薯、玉米棒等。大家入座以后，服务兴为大家斟上了黄酒。我们都举起了酒杯，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你们万寿无疆！你们年轻！
正式就餐之后，大家的话语就比较少了。等到辞而上来时，大家又要站起来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却站了起来，他举杯说：
“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说“全面内战”这四个字的时候，一顿、一挫的，说得很清楚，但是“胜利”两个字的声音就比较小。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清楚。大家跟主席干了杯之后。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辞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流行的口号，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时文革运动中已形成革、保两派，已经有了武斗，这叫打内战。可是反对武斗、反对打内战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啊，怎么为它干杯呢？而且还是“全面内战”！大家都在思索，却没有人提出来问，江青也没说话。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矿里的造反派，也遭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败，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一阵子，我们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铺开了影响生产，便想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想。学校、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厂、农村的革命造反派结合起来了，一下子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这样。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胜利，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明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走这条路。两派的斗争会更激烈，但革命最后总会取得胜利。
吃完饭以后，主席又和我们谈了一会话。主席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我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我们要抓大批判，并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
在谈到写大批判文章时，毛主席特地对我说，你也要写。我就对主席说，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人做专门研究。毛主席说，好。我又说，可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
随后，我们向主席道了别，然后各自回去了。
2．贯彻落实毛主席的生日讲话精神
主席这次谈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我们都认为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主席不仅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而且为即将来临的1967年指明了工作方针。
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别向总现和康生做了汇报，总理又把主席谈话的精神告诉了陶铸。总理和康生都认为主席谈话内容深刻。总理说，主席讲的内战，意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文斗，而不是枪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贯反对两派武斗，打内战。江青把总理的意见告诉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在与王力、关锋和我一起商议为《红旗》杂志起草元旦社论。我们大家都认为，似乎可以把“内战”改成“阶级斗争”。
27日晚，陈伯达召集王力、关锋和我四个人，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起草元旦社论。商定主题后，陈伯达、关锋编句子、口述，王力记录，我补充意见。凌晨草成未定稿，准备过一天再改。这篇社论的题目就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祝酒辞里的一句话。而社论主题就是“在毛泽束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关锋提出，我们把主席的话，作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好。我说，在意思上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我们写的稿子还要送给主席审阅的。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不用担心。后来，主席在审批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再作修改。说明主席也是同意我们所做的改动的。
稍后，我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又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叫我们写大批判文章的事。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徳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后来关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刘少奇的《论修养》再版时是陈伯达参加修改的。所以关锋的文章在陈伯达那里来回了好几次。我听关锋讲，陈伯达每次都拿去和他自己保留着的《论修养》修改的底稿核对，不是他改的部分就通过，是他改的，他就找各种理由出来阻拦，说什么这个不是主要的啦等等。当初陈伯达修改《论修养》的时候是很积极的，比参加编《毛选》还积极。
姚文元本来是准备从批判电影《武训传》以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历史，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批“五一六”阴谋活动的内容，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批“五一六”到后来发展与演变成一场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全国性运动。
王力当时提出，他来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但后来他只写出了一篇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则被武汉“七二〇事件”冲了。那个时候王力正在外交部鼓动造反，所以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成了对着陈毅了，甚至还牵涉到总理。王力自己说他主要是批判王稼祥的，可实际上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并不是主角。我每次看到王力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而且王力当时“左”厉害，他把“三和一少”又拔高到了“三降一灭”。但这个文章后来没有写出来。
张春桥原来打算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不知为了什么，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张舂桥想问题比较深思熟虑，但写文章比较慢。
我的文章，已经在主席那里确定了主题。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向陈伯达请了假，经常一个人关在钓鱼台的办公室里或者家里写文章，好多事情我都没有参加。
3．我对王力整理的毛主席生日谈话的看法
主席的生日谈话一直没有向外面作过正式的传达。所以许多人都是后来从《王力反思录》里面，看到由王力整理的“主席生日谈话”的。
关于主席的这次生日谈话，现在有张舂桥、关锋、王力、姚文元和我的五个版本。所有版本都只是事后的追忆，因为主席是在家宴上即兴讲的，我们都没存做现场记录。五个版本中王力写的最长、最多，关锋写的最短、最少。关锋的版本是阎长贵转述的。据我所知，关锋本人还有个整理稿，应该比阎长贵转述的更详细，现存于其后人处。我认为，在五个版本中与原貌差距最大的是王力的版本。家宴时间大约有一个半小时，除了吃饭，讲话时间也就是几十分钟。主席谈话是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中间春桥、文元、关锋和我还插过话，所以不可能是长篇大论。王力整理的那篇生日谈话有八千多字，除去他本人的评论，也有三四千字，很多话是他的发挥，并不是主席说的。例如他说毛主席说“一切企图阻挡工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驳斥。”“他同陶铸分岐的实质就是这个。”我不记得主席这样说过，到1966年12月底，主席还没有公开批评陶铸。再如不能乱抓人的一大段话，我记得那是主席在另一次会议上讲的，生日家宴上没有谈这个问题。
王力在回忆中，对主席那天并没讲过的话，说了一大堆；而有些主席当时讲过的话，他却略而不详，甚或说没有。他说“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没记得听他说过”。这不对，除他之外，关锋、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听到主席讲过“全而内战”的话。而且我还记得在起草1967年元旦社论时，王力也议论过这句话，并表示他也不很理解主席这话的含义，可这时侯他却说他不记得了。
4．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对毛主席“生日讲话”的回忆
附件①：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生日家宴情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张春桥回忆
1966年12月25日，当我走进他的住所时，他正在同李讷、李实姐弟说话，空气很活跃。见我进来，就说，“你想回老窝啊！”我一时脑子转不过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直到他说：“上海形势很好，红卫兵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也起来了，打倒、火烧、批判，政策也好，可以回去看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往下来，我惊奇地发现，上海的情况他比我熟悉得多。他善于把零碎的材料概括起来。又说到最近工作重点就是京、津、沪、辽宁——我们本来是为他祝寿的，竞自变成工作会议了。中间还询问关锋：老子研究怎么样？他看我不慌，就解释说他〈关锋）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陈伯达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统一不起来。我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主席在那样繁忙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哲学研究，这在我们党内好像难找第二个人了。在吃饭的时候，话倒不多了，空气好像也不活跃了。陈伯达举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只回了一句“你们万寿无疆！”就把杯子放下了。大家似乎也没有什么轻松的话好说。过了一会，吃面了，他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明白这杯酒的含义。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了。
（摘自1989年1月张春桥给女儿维维的信）
附件②：
关锋对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生日谈话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阎长贵记述
关锋生前，有一次跟我说：“毛主席当时讲的是：‘为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我听到后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在起草《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把‘全面内战’改成了‘全面阶级斗争’。”关锋这个记忆可能是对的。当时在场的戚本禹1967年1月10日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时说：“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参见I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首长讲话》，第1本，第84页）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关锋记忆的一个佐证。显然，如果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戚本禹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
附件③：
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王力整理
我看到了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一月风暴”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事物的背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作出科学的评价。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注：是下午，不是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陶铸、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次过个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
这次毛主席的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是，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毛主席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倡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注：以上两段，多系王力自己的演绎，毛主席有这意思，但只提了两、三句，没有长篇大论。）
毛主席说，最近时期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起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讲话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除上述的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没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泽东的。“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准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做法的想法。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这次我没记得听他说过。他说的“全国全面”，是指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他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注：这两段王力回忆均不对。毛主席是提出了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
“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毛主席说是抓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搞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说，有人藉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裆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毛主席说，他同陶锜分歧的实质就是这个。（注：我不记得毛主席在此次谈话时提到过陶铐。）
那时相当多的人包括我自己对此都不理解。原来说地委以下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后来工矿企业和农村也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两个指示都是根据毛主席指示起草的，可是我这起草人之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毛主席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毛主席过生日的谈话后我才知道。
毛主席还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至今人们大概也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背景。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毛主席过生日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主席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主席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主席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放毒不是指说怪话反对领导，而是真正去放毒药）、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主席反复讲，放毒不是指的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他辩论。他说，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个不杀。这一知，文化大革命中我听毛主席讲过多次。这一点他是坚持的。但他没有坚持大部不抓。可是后来扩大到对打倒了的大部都要抓了。他没有坚持过去提的大部不抓。（注：这一段以及下面所谓主席讲话多系演绎。）
毛主席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竞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这一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斗争还是在斗。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作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问的斗争。
毛主席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主席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他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话）。
毛主席在吃饭前说了上面一些话。这是他提出的“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也是他一月份号召全面夺权的根据。这也是他反复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据。这一番话，也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饭桌上没有什么话，只是祝酒说了一句。吃完饭闲谈几句各人就回去了。 摘自王力《现场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00-104页，1993年）
附件④：
姚文元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徐景贤记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那天下午，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成员们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上，商量着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忽然，文学组的一个青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夹杂着上海口音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话：
“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远一下主席的指示……”
哦，原来是文元。自从他调到北京去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以后，几个月来，总是我有事打电话找他，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电话，特别是在市委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前后，我频频向北京打电话，寻求他和张春桥的支持，很想倾听他的意见。但是，电话相当难打，连通过红色保密机也难以找到他，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当时，我心里曾经多次嘀咕：“老朋友也搭起架子来了！”今天，他忽然主动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真使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
姚文元在觉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平时很少喝酒的，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他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
姚文元沉吟了一下，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园里吹吹风吧！”
我放下电话，兴奋万状，奔到写作班的草坪上，逢人便说：“刚才文元同志来电话了！文元同志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我想：我宣布造反的时候，虽然有张春桥和姚文元做后盾，但心里还是不很踏实的，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为我们撑腰了，我还怕什么？！
晚上，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二楼的玻璃棚阳台上，由我主持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会上先由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紧接着哲学组、历史组、文学组以及市委办公厅《支部生活》编辑部的人员纷纷争着发言，有的噙着眼泪，有的庄严宣誓，大家的神情异常忠诚、肃穆。
在讨论中，我提醒与会者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中间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
胖墩墩的朱永嘉说：“我们市委联络站比其他造反组织条件优越得多，我们要利用这些条件继续开大会批市委。”
从复旦大学哲学系调到市委写作班哲学组来的郭仁杰，操着山东口音说：“毛主席不是说‘内外有别’可以打破吗？我们把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翻出来，把有关内容摘录焉，作为批判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炮弹。”
我觉得这些主意不错，表态说：“可以，由我写条子给市委书记马天水批，过几天组织几个党员进市委档案室查档案。这次批判市委的大会要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为口径，由我们负责写出发言稿，大会要和‘工总司’、‘农司（筹）’、‘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等组织联合召开，声势要大一点。大会由党校来的程绮华负责筹备，筹备处就设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
一切商量定当以后，夜已深了，我们对着毛主席的画像，轻声唱起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支歌。我边唱歌，边感到自己的身心激动得颤抖起来：这场全国全面内战的结果是什么，我还不能预计，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将成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内战当中，我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
唱着、唱着，我蓦然想起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在我造反以后送给我的一副对联：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今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亲”字，我把这个“亲”字真正地融入到这首歌曲里去了。
我们唱得很轻、很轻，歌声只在室内回落，因为就在市委写作班隔壁的一幢楼里，还住着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部长。时过中夜，他们家里黑洞洞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我们不想惊动他们。当然，在沉睡中的他们，也万万不会想到：就从近在咫尺的市委写作班里，一场席卷全国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即将猛烈地刮起来了！
摘自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5年11月版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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