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戚本禹回忆录（2016）
第二十六章 关峰和王力
1．《红旗》杂志1967年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不久，给武汉军区的指战员写了封信，主席在信上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锴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同时，主席跟总理说，“武汉的问题，应当作为内部错误来处理，因为陈再道并没有下决心反对中央，否则我们就出不来了。”
但主席的这些指示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进行认真讨论。所以陈伯达、王力、关锋，还有林杰参加，在为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所写的《红旗》杂志社论中，非但没有很好地宣传毛主席对“七二〇事件”所作的上述指示，反而在文章中号召全国人民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同一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评论员的文章则更厉害，它的题目就是“向人民的主要敌人开火”。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转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了。
当时的《红旗》杂志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对全国运动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指导运动方向的。所以按照规定，重要的社论都是必须经过中央的讨论，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因此像这样不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就擅自在一篇社论中，提出改变斗争的大方向和主要敌人的指向，确实是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的严重错误。社论发表之后，已经有一些地方的群众是这么理解的了，许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提出要搞第二次大串联，要第二次大乱了。如果真这么搞起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士兵们都是拿着枪的，你发动他们起来造反，他们的对立面也会拿起枪来，那不等于号召武装斗争吗？如果再有几个军区出现类似“七二〇事件”这样的事件，那全国局面就乱了。
2．王力的“八七讲话”
从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有许多干部，还有外交口院校的许多学生，起来造外交部长陈毅的反。但总理是极力保护陈毅的，主席其实也是保他的。而陈毅的个性很强，有些不把造反派放在眼里，种种原因使他同下面造反的群众的对立情绪亦愈益激烈。
“二月逆流”以后，陈毅在党内受到了批评，外交部造反派就提出要斗争陈毅，打倒陈毅。总理曾叫我和陈伯达到外交部接见一下造反派，告诉他们外交无小事，不能因为造反而影响部里的正常事务。告诉造反派，可以给陈毅提意见，但要支持陈毅的工作。
4月底，姚登山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一次会议上姚登山问我，陈毅要不要保？我说：保不保，是要由中央决定。群众批判陈毅是可以的，大方向是对的。现在陈毅是应该给学生做个检讨，以缓和双方的对立情绪。
在8月初，姚文元从上海打电话给我，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接见外宾时说的话，毛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嘛，打倒一下也没什么，打倒了还可以再保的嘛。”当时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话写成了文件，给总理及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过。总理指示，要我和关锋根据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外交部给他们讲了次话。往我们的讲话中都是按照主席的意思来讲的。但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听了我的讲话以后，并不满意。因为到底陈毅可不可以打倒，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王力从武汉回来以后，是被当作英雄看待的，可他自己却不知道其实他在武汉是有错的，主席已经对他不满意了。他听说外交部的两派对我和关锋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告奋勇地在8月7日那天，把外交部的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找到钓鱼台来和他们谈话，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为“王八七讲话”。他的讲话被姚登山他们记录了下来，回去就把它在红卫兵的小报上登了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一句有问题的话就是：外交工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嘛。
本来总理已经代表中央作了宣布，中央各部委的权力是属于中央的，红卫兵可以参与监督，但业务权不能夺。所以，王力的讲话就出格了。但是后来在申辩中，王力说他并没有讲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
1967年8月22日，离王力“八七讲话”才两周时间，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为抗议港英当局压制香港爱国新闻人士，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时周总理在群众强烈要求下签批发了一个“对英国政府的48小时最后通牒”。8月22日是最后通牒到期日，可是英方没有答复。于是，造反派冲进了英国代办处，还放火烧办公楼（被救）。这件严重的外交事件有清华“414”这一派红卫兵的参与。清华“414”是清华大学蒯大富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对立面。但中央从总理到江青，当时未加区分地认为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背后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挥的。其实，这事并不是王力叫做的。周总理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其实这件事的发生与他签发“最后通牒”考虑不周有很大关系。
这件事情发生后，总理就写了封信，通过杨成武带给了在上海的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北京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王力的“八七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群众“包围中南海”的情况。毛主席看了总理送去的材料，很快就作出了认真纠正运动中错误倾向的指示。
3．王力、关锋受审査
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马上向总理、江青传达了主席的指示。
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的人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没有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了王力、关锋。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外交部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王力说红卫兵可以夺外交部的权，是非常错误的；二是《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
随后江青对我说，你去叫王力、关锋来开会。我让秘书去15楼通知关锋过来开会。我自己跑到16号楼的楼上去接王力下来。王力的腿伤还没有好，不能走路，我用轮椅推着他到了楼梯口，然后挽着他一步一步走进会议室。
在向他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以后，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陈伯达见到问题严重了，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便说这两篇文章他都没有看过，是王力、关锋擅自决定发表的。关锋在会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他叫《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根据他和王力的意见起草的，然后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审定。他们应该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但他说，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篇文章最后是经过陈伯达批准才发表的，而并不像伯达同志说的是他们擅自决定发表的。可是陈伯达不承认，他说：“毛主席说我是刘盆子，人家早就把我当刘盆子啦。我根本就没看过这篇社论，他们就发了。”关锋就说，这文章明明就是你签发的，而且你还在上面还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在稿子上还有你亲笔加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双手，迎接阶级斗争新的大风暴吧！”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于是总理就当场叫人去把原稿调来，可原稿被陈伯达拿走，找不见了。总理又叫他的秘书去陈伯达办公室找，结果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在审稿时写的字，而且陈伯达还写了“照发”的批语。这下子陈伯达没办法了，就又推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糊里胡涂的，忘了。
尽管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这件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震动就太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说了，看来这个文章是经过伯达同志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头脑不清楚，也情有可原。关锋、王力同志当时应该把文章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关锋、王力同志仍负有主要责任。
接着又讨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
王力在会上否认他说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总理就把那天外交部作的传达纪录和红卫兵的小报都调来，有的材料上面有这话。虽然也可能是记录的夸大记忆，但毕竟是已经在外面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随后，江青就叫我把他们两个带离会议室，送到总理、江青叫我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钓鱼台2号楼进行隔离审查。当时钓鱼台2号楼是空着的，我就把他们两个安排在了那里。去前，我特意问了总理，给他们两个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我把王力和关锋安排好之后，又回到了会议室，向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汇报了安排的情况，和他们两人表示愿意认真检讨错误的态度。总理对我说，你有空经常去看着他们，关心一下。随后总理就离开了会议室。康生和陈伯达也跟着走了。等他们都离开之后，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感等十分惊讶。姚文元也跟着流了泪。
4．毛主席在我的检讨书上写的批示
杨成武回到北京的那天，在他向江青传达主席指示的时候，我也在边上。会后杨成武跟我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这是他第一次来我这里。杨成武对我说，主席向我问起你了，说，戚本禹近来表现如何？我当时给你说了好话，我说戚本禹是忠于主席的，是跟着主席干革命的，我讲了你写的文章，战斗性很强，作用很大。主席说，你在年轻人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说你跟王力他们是不一样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的秘书都在场，而且这次会面也记入了我的工作日志。但我从秦城出来后，看到杨成武对采访他的人说，主席那时就说，戚本禹是坏人。我想如果主席真说了这话，那杨成武当时就不敢到我办公室来说那番话的。实际上主席对王力、关锋究竟是怎么说的，也有不同的说法。徐业夫告诉我的是，他听主席说，王力、关锋二人犯了错误，要反省。为此我出狱后还给杨成武写过封信，问他主席当时究竟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他当时说的与后来同记者说的不一致？他一直没有回复我。
那时，江青也对我说，这次你高兴了，没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这次你得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让你躲过了一劫。我看到当时江青很为我躲过一劫而高兴。
在王、关被隔离后不久，总理跟我说，你应该给主席写个检讨了。江青也让我写，于是我就写了封信给主席。我在信里面说到，这次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没有察觉出来。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主席）思想的小兵。”
没过几天，徐业夫就从上海给我带回了毛主席在我信上作的批示：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九月七日”。
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给总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都看了。
他们也都在上面画了圈，但都没写什么。只有总理写了个“阅”字。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只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总理都会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可这次总理没有。
我问江青，是不是可以把主席的批示给王力和关锋看。江青说，你拿去绐他们看好了。我说，我一个人去恐怕不合适，是否叫个人陪我一起去？江青说，让春桥陪你一起去吧。于是我就和张春桥一起去了。王力、关锋看了主席的批示，都感到非常高兴。
自从王、关被隔离，我就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了。我很少出去，有些会议我也不去参加，省得别人有想法。这时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并下石。王、关被隔离后的第一次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没去参加，外面马上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以后的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会议我都去参加，一直到我被打倒。
1967年的国庆前，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分工：张春桥起草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起草国庆社论；我负责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
我因为参加过《毛选》的校对工作，对主席的语言风格比较熟悉，所以我把各地整理出来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作了汇总。我发现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要实行革命“大联合”，也就是各派都要参加掌权，而不是支持一派去压倒另一派了。这实际上是个战略思想上的大转变。我想，毛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新的战略思想。主席看了我整理的东西是满意的，在我送上去的整理稿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多少改动，就拿去发表了。
在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引述了毛主席的“要斗私批修”这句话。可是在最初的稿子上写的是，“要批修斗私”。我提了个建议，革命总是先内而后外的，而且从逻辑上讲，总要先把自己的私心去掉了，才好去批修。所以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春桥觉得有道理，主席和林彪也说好。于是就把“批修斗私”改为了“斗私批修”。
5．关于王力的《反思录》
康生在王力受审查的时候，曾提出过王力有一个参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王力解释说，那是他在东北军工作的时候，受地下党组织的指派而参加的。王力还说，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谷牧。后来谷牧专门写了个证明材料，说有这事，当初是组织上为了工作需要，叫他加人国民党的。这件事使我对谷牧的印象很好，尽管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大家的意见不同，但他没有在王力倒霉的时候端上一脚。
江青原来对王力并不熟悉。他是在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康生把他从北京带到上海时才与江青认识的。王力为人爽朗，处事灵活，口才特好，但是说话常有水份，所以江青不太适应他，说他像三国的马谡，“言过其实”。一次，江青还悄悄对我说，你别看王力那么慷慨激昂，将来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是出现挫折，他也许不如关锋呢！关锋有点倔劲，不容易屈服。唉，江青看人有时也挺有眼光的。
我在1986年从秦城出狱后，在王力的《反思录》出版后不久看到了这本书。本来，一个人对自己以往的事情作出回顾，对一些问题作出重新思考，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必须符合客观事实，这是最起码的。
可是我在王力的《反思录》中，却看到他不少罔顾历史事实，刻意去迎合邓小平之需要的地方。
譬如，王力在《反思录》中有一章，专门是说毛主席1967年7在武汉曾单独找他谈话，说什么如果林彪身体不好，他还是想用邓小平的。接下来又说了些主席赞扬邓小平的话。
毛主席那时确实说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别开来的。但是关系到接班人这样的敏感话题，主席怎么可能在那种时候，去随便给一个他并不太熟的人说呢？如果当时这话传到林彪的耳朵里去了，那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主席还是信任和倚重林彪的。再者，就我所知，那时，除了江青、康生之外，主席很少单独召见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有时单独去见主席，那是因为中央秘书局的工作需要。只是后来在上海的时候，主席曾单独召见过张春桥、姚文元。但主席从未单独召见过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央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主席真的跟王力说了什么重要话，那王力应当马上把主席的讲话向中央常委汇报，而且不允许私底下去跟别人说。王力在中央工作时间不短，他应该很懂得这些纪律的。
但是，王力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编造出这些东西，一开始我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听人说，邓小平在1978年重新上台后，曾派邓力群去秦城跟王力谈了两次话。邓力群告诉王力，邓小平说了，现在就是要重用像王力这样的人。现在需要他这样的知情人出来说话。我想，王力的这些东西应该就是这么出来的。
可是后来邓小平并没有重用王力。我所知道的原因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出来揭发王力，这人把一些情况告诉了邓小平，说当年揭发、批判邓小平，王力是最起劲的一个。而且王力在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的时侯，有时不叫邓小平的名字，而是以“矮子”为代称。
此外，陈云是坚持要开除王力党籍的。所以，尽管王力大讲邓、陈的好话，可结果还是被人家“双开”了，落得个“里外不是人”。他在《反思录》里自诩“留得清白在人间”，其实是越留越不清白。
王力对陈云对他的落井下石很不满意。他在反思录中上说道，陈云是很有马克思主义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
王力在反思录里还说，中央的大部分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又说文革时的社论大部分也是他起草的，这些都是夸张之辞。事实上，在中央文革小组各路英雄好汉中，王力是比较缺乏思想的。王力的长处是记录速度快，当时都称他“王快笔”。大家在一起讨论文章时，一般都是王力记录，这样一来，留存下来的文稿很多都是王力的笔迹。王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口才好，别人提出的观点，叫他去讲，他能转述得比你讲的都好。但你要他自己提出一些新思想来，那就很难。
王力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也是他总结出来的，这夸张得太离谱了。在这件事情上，关锋、张春桥、姚文元的贡献比他大得多。
6．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完整表述
大约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讨论修改《伟大的历史文献》——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文章时说，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这个机会，把苏联变修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楚，有些事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文革来讲。要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交给了陈伯达和我们几个人来起草。我们公推关锋为主要起草人。关锋说，这文章很难写，而且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关锋经常把自己关在钓鱼台的房问里冥思苦想。他的秘书说，关锋怕别人打扰他的思考，一般不接电话。
在起草的过程中，我和王、关三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关锋为主，即由关锋谈他的构思、王力作记录，我也不时提出―些我的想法。
记得当时有一本书，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写的，叫《新阶级》。它里面写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他们掌控了国家的一切资源，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我看了以后，觉得吉拉斯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是很相似的，说得也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批判吉拉斯是修正主义呢？关锋说，这不矛盾。吉拉斯是说在社会主义里面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并以此来整个地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则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特权阶级的发生和发展。
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后来，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我看到陈伯达、姚文元把毛主席关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致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排印了出来给主席。主席看了并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1967年11月6日，这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公开发表，在国际、国内影响巨大。这篇文章同5月份纪念“五一六通知”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以及国庆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是文化大革命中论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三篇非常重要的文件，三篇文章均经毛主席批阅、修改。毛主席指示，在论述继续革命思想时，不仅要引用他的话，还要多引列宁的话，要紧紧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关锋等积极执行主席指示，一再地引述了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地、经常不断的、普遍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江青说，王力、关锋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尤其是关锋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总结“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上所作的贡献，不应该否定。
我从秦城出狱后，去看关锋。我和关锋讲了江青在他被隔离后曾号啕大哭的事，和说他对文革有功的肯定。关锋思考了一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关锋说，江青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还挺大。但同时他对江青的评价却非常高。他说，你看所有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几个能和江青比？连蔡畅、邓颖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帅孟奇在敌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坚定，很勇敢，宁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线斗争中却表现得不理想，还跟着刘少奇跑呢。再说国际上的，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还有列宁的夫人，哪一个能比得上江青？所以关锋说，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没有反过，现在、将来也不反。关锋认为江青要本事大点就好了。不过也难，江青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没有生产斗争的经验，政治上也经验不足。另外，在性格上她不大善于与人求同存异，这就不容易团结同志。
可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近来阎长贵又写了些关于江青的文章，较前要客观真实些了。
谈到王力的《反思录》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关锋气愤填鹰，大骂他是叛徙，无耻、造谣。他在《王力反思录》上写满了痛斥王力的批语。
7．关锋对王力的批判
关锋和王力在文革中的关系非常好，很多事情他们都是一起商量配合着去做的。我因为忙于处理小组的日常事务和中央秘书局的工作，所以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像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多。我对关锋一直都很尊重，但对王力是有看法的。但关锋总是劝我不要对他太存偏见。
1986年我从秦城出狱后，就想方设法去找了关锋。而关锋和他的夫人周英也到处在打听我的消息，想跟我见面。我和关锋见面后，他就告诉我，王力投靠邓小平了，跟着邓小平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关锋说，王力还想把他也拉过去，被他拒绝了。我那时知道王力也在到处打听我，要和我见面。听了关锋的话，我没与他见面。后来王力来到上海，又托人来跟我说，想跟我见面，我也婉谢了。
1995年的4月24日，关锋从北京写信告诉我，据说王力卖了收藏的文物，在京郊买了两座住宅、高级轿车，自费雇佣司机、厨师、打字员、保姆服务人员等多名。我无法查实也无兴趣证实这事，一笑了之。
2002年6月23日，关锋写信给我说：“王力的两本厚厚的《王力反思录》，香港友人给我寄来了一套。粗看一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大出我的意料，大概也出乎您的意料。怎么对付？您什么时候来京，看过细商。”
关锋在《王力反思录》上划出了很多地方，准备予以批驳。可惜他因身染重病，写下的文字不多，终于没能如愿。关于关锋写给我的上述信中的内容，我往《回忆录》后面部分照录我们来往的部分信件中，还可更加完整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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