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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2016）
第二十七章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1．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2．总理与江青
3．“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
4．周总理和我
1．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重大的决定都是通过开“中央碰头会”来决定的。每次开会的名单，除了主席有特别交代的，一般都由总理来决定。总理写了名单交给秘书通知下去。
如果主席参加会议，那会议就叫“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就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北京厅进行；偶尔也会在“游泳池”开会，但冬天在那里就比较冷。主席好像特别耐寒，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还觉得冷，他却一直不让开暖气。
如果主席不参加会议，那会议一般就在怀仁堂举行，通常由总理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和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林彪那里基本上都是叶群来的，军队由杨成武参加，谢富治基本每次开会都来参加。
这在当时就是最高的中央决策会议了。像批斗张霖之、从四川带回彭徳怀这些事，都要由这个会议来讨论决定与通过。有些事还得经过主席的批准才好去执行。
就我所知，那时除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外，只有总理可以不用通报就去主席那里。其他人，包括陈伯达在内，要见主席，都需事先通报主席，并得到同意。以前刘少奇是可以不经通报就去主席那里的，但是现在不可以了。包括中央开会，如果没有得到通知，他也不能参加。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是由总理来主持，陶铸协助总理。
“二月逆流”以后，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等人，除了工作需要就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后来总理就把这个会议从怀仁堂搬到钓鱼台的16号楼来开。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还是由总理决定，总理把名单给我，由我交文革办事组去通知，这个会议后来被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其实，这两个叫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参加的人有了变化，原来国务院的几个领导，总理不让他们来参加了。这个时候毛主席亲自指定粟裕来参加中央碰头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叶剑英一般也不来参加会议了。
凡是有总理来参加的会，会议都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都会事先把要讨论的问题写往一张纸条上，然后一条一条地进行讨论。从1967年2月以后，连国务院的很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来讨论解决。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总理就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员。
除了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会议之外，中央文革小组自己也经常开会，除了有重大事情需要专门开会讨论之外，一般日常的事情并不规定开会的时间，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但经常到会议室来碰头，先到的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了。有重大事情则必须请陈伯达、康生、江青到会。
在开始的时候，大多由陈伯达主持会议，但他的口音很难听懂，讲话又常常不得要领，所以他主持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在下面开小会。而当江青主持会议的时候，那大家都会认真地听，认真地讨论，下面没有开小会的。那时，小组的人（包括我）都有点欺负“老夫子”。
2．总理与江青
周总理和江青，他们两个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有时也有意见分歧，比如那时有“临时工”、“外包工”起来造反，这些人的生活处境困雏，而且也确实因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对他们的待遇不公平。江青听了他们的诉说，看了他们的材料，难过得哭了。江青有个优点，她对普通的工农群众都很爱护，对他们很有感情。她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实在有困难，他一一列举国家财政用度上的缺口，说暂时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总理和江青的关系有点像是兄妹一样。江青经常会绐总理说好话，要总理帮她出主意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
江青经常跟我说，你跟他们（指王、关等人）讲啊，不准反总理，这是大局。总理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呀！我就把江青的话去跟王力、关锋说了。
关锋对总理确实很有意见。他说，总理和那些走资派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常常会表现得忽左忽右。当群众批判某个人的时候，他通常会保他，这就右了；可是当他知道主席也对这个人有看法的时侯，总理就会很快转过来，批判起来比别人更起劲，上纲上得很高，这就左了。王力对总理的态度则是多面的。当着总理的面，他一般都是恭恭敬敬的；可在背后，他又同意关锋对总理的看法。王力说，外交部的那些主要领导像陈毅、姬鹏飞等，都是总理在保护他们。可是那些人接受西方的东西太多了，根本就转变不过来。他认为，除了乔冠华还可以争取，像姬鹏飞这些人都不堪重用。文革失败后外交战线种种错误，包括姬鹏飞儿子的背叛祖国，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
有时，江青也会当着面说总理，说总理啊，人家都说你是“老保”，原来你真是个老保啊。总理听了，也就是笑笑，什么也不说。事实上，在当时中央高层的领导中，也只有总理是大力支持江青的，江青怎么可能去反对总理呢？至于我被审查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出狱后曾托人去问了毛远新，那个江青批“周公”是怎么回事？毛远新说，他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从来没有反过总理，也没有说过批“周公”是批总理。
总理也是不反对江青的，还处处维护她。可总理底下却有不少人是反对江青的。虽然并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但这也常使得总理感到为难，因为这些人跟总理的关系都是非常深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很多。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有点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我向江青汇报此事，江青说，总理是太累了，邓大姐说得对，你们要尽量照顾总理，开会太晚不好，应该叫总理早退。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江青说，不是主持继续开会，而是做好会议收尾工作，这是可以的。
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有时也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她写给我的条子，就会尽量按江青指示想法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总理太累了，现在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们听了再向总理汇报。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
有一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我，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但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还是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从这个话，我才明白总理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并不象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
3．“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
1967年春的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钓鱼台找中央文革，说她有件非常大的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概不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也不知道是什么事？看来挺大，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就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我和关锋一起与她见面后，周荣鑫女儿把天津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叛党启事，她说伍豪就是周恩来的化名。我们虽然对此事不甚了解，但当我们看了启事全文，无根无据，文笔粗劣，哪像是总理写的启事。我们水平再低，毕竟也参加过一些对敌斗争，所以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吗？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这是组织原则。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说，那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
邓小平他们要审判江青的时候，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向我问过这事，要我回答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对他们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她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那是敌人造谣。那些人还要我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我都如实地写了，可是我写的材料他们却不敢在“法庭”上公示。
在1967年“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北京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为了这件事，江青和总理特地把我从中南海叫去钓鱼台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头头一个叫张建旗，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一个叫刘令凯，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还有一个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五一六兵团”的主要头头就是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些人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于是他们就晚上悄悄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被群众发现后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到钓鱼台时，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江青说，谢富治批准抓了，好。总理说，不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江青说，那就这样吧，叫本禹去公安部汇合谢富治，把这几个人严厉地训斥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当即做了个会议记录，让他们两个都签了字，然后就驱车去公安部。我见了谢富治，向他传达了总理、江青讲话并转交了我作的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比较好。于是他就陪我去审讯室。我对这几个学生训了话，态度很严厉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罪行。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部长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他觉得你们年纪还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让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们现在就是奉总理的命令释放你们的。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主张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他们言而无信，回去以后还是照样反总理。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这次我就不去放他们了。
4．周总理和我
我1950年进中南海工作后就认识了总理。但只是在文革的时候，才和总理有工作上的直接接触。总理对我一直都很好。总理也很喜欢看书，可是他没时间看书。中央开会时，有时总理早到，他经常会对我说，“本禹，你过来，给我讲讲你最近看什么书？”我告诉他我看的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传记类书《潘恩传》等。他说，那你给我说说。这样我有幸做过几次他的读书秘书。我特别记得，1967年我看了南斯拉夫吉拉斯写的《论新阶级》。作者当时是挨批判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里出现了新阶级——特权阶级。我对总理说，这个特权阶级思想跟毛主席的看法差不多啊。总理说，你别瞎说，这那能跟毛主席思想比啊！有时我看了一些古书也给总理讲，总理很愿意听。比如，江青有一次跟我讲，“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要我善于观察人的眼睛。我联系古文上的“其心正，则眸子瞭焉，其心不正，则眸子眊焉”。这是孟子说的，意思是，看人看他的眼晴就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总理说：“你把那个话帮我记下来。”总理随身带着小纸条，我就给他在小纸条上记了下来。总理把我写的放在他随身的文件夹里，保存起来了。
在“二月逆流”发生之后，总理手下的人手少了，总理常叫我去帮他处理一些事情。煤矿的问题是我去帮助解决的。那时工人起来造反以后，煤矿减产。我就去了京西煤矿跟工人们一起下到了矿井底下，我给工人讲道理，我们不能只搞革命不抓生产。我说，北京市民冬天都要靠这个煤生活，如果再不把生产搞上去，北京的锅炉都要停了。工人们都热爱毛主席，我就说，毛主席屋子里都是冷的。于是工人就喊起了口号，要大家都去上班，谁不上班，就斗争他。很快，生产就上去了。当时著名军旅作家魏巍也在这个煤矿体验生活，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也帮我动员工人。我把这个经验带到煤炭部去，他们作了推广。其实工人们都很懂道理，要他们上班，甚至加班并不是很难的。只要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否则，光讲白猫、黑猫的，甚至是吓唬他们，不上班不给工资，他们也不会接受。铁路出现紧张，我建议总理，从空军调来一个三级部长王素去管铁路。吴法宪说，王素级别低，他说要调一个最好的一级部长过来。我说不要，就要这个三级的。因为官太大了，架子也大，做不了什么具体事情。那个王素就很厉害，他很快就把铁路的问题解决了。直到我被打倒后，总理还一直在用这个人。王素是文革初期，从空军调来做我的助手的。他既忠于革命又有头脑。后来，王素的儿子告诉我，他父亲从来不相信我是反革命，多年来一直怀念我。
有一次，总理问我，外交部你认识的人中有哪些人可以重用？我向他介绍了我所知道的几个人。钱其琛，他是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的小领导，很聪明，又能干；李道豫，他是我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地下党的战友，等等。总理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了他的本子上。哪知道我介绍的人中有人后来官做大了，听说也变成了特权阶级。据有的人说他的儿子靠他发了大财；又据说还出了一本书说这个人是中国外交之父，受到了外交部老同志们的批判。我无法核实，但如果真是这样，又说明一个共产党人保持晚节太重要了。我希望他不是传说中那样的人。
可是在我被关进秦城之后，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却把我说得很坏。按他的说法，把我枪毙几次都不够。可是他说的事情却没有一件是有根据的，连后来审查我的专案组都没采纳。也不知道他那个讲话是谁帮他整理的。特别可笑的是，总理在大会上说，我的两个儿子也很坏，等等。我当时尚没有两个儿子，只有一男一女，都在读小学，一个刚入学，才一年级。中办秘书局的人听到这个传达都偷偷笑了，但不敢出声。
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在江青认为我在整她“黑材料”的时候，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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