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中文版序言
1921年7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德国五金工会的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由四位柏林五金工人组成，他们属于工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自从1918年起，这个派别自称为“革命工长组织”。它组织了三次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众罢工，并于1918年在柏林为革命做了准备工作，最终促成了停火与终战。它在1919年成了苏维埃运动的核心力量，从1920年底开始，它又领导了德国共产党的工会工作。列宁称赞这四位代表是“多么可爱的孩子们”，虽然“无论在什么辩论会上，他们都不会哑口无言”，但“他们是担负起生产方面和工会方面全部工作重担的基本的、主要的力量”，列宁下了简短的判断：“像这样的分子，我们是必须把他们集合起来，使他们行动起来的。他们使我们和群众发生联系”[1]。可是，没有人听得进列宁的建议。在二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在德共发生官僚蜕变的过程中，革命工长组织的几乎所有成员都离开了德共。
1921年7月的这个代表团的领导是里夏德·米勒。当时他名气很大，但在失去党内的地位后，他很快就被人遗忘了。过了两代人的时间，米勒才被历史学家和活动家重新发现：在七十年代初，他创作的1918年革命史在德国学生运动内部广为流传，并在工会活动家当中传播。到了2000年代末，由于对米勒生平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再加上他的著作也被翻译成其它语言，他的生平以及革命工长组织所起的作用再次引起了人们的讨论。
在德国国外，米勒最早是通过皮埃尔·布鲁埃的全面地记载德国革命的经典著作《1917—1923年德国革命》[2]而开始被更多的人所了解的。在许多参考资料当中，布鲁埃大量参考了米勒在1924—1925年间编写的三卷本《十一月革命史》[3]。在严肃认真地、但绝不是毫无批判地研究了米勒的著作后，布鲁埃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对社民党与德共的历史观点做了补充；而社民党与德共之间的争论，塑造了冷战期间对德国革命的历史研究。布鲁埃借助米勒的记述，把德国革命的起源追溯到了一战期间工厂工人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表现为从1916年开始的一系列罢工和群众抗议。因此，促使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的，不仅有西线的逃兵和1918年的水兵起义，也有产业工人的罢工行动。
这些罢工是由里夏德·米勒和他的同志们——海因里希·马尔赞、里夏德·诺瓦科夫斯基、布鲁诺·佩特斯、保尔·埃克尔特、艾米尔·巴尔特、克莱尔·卡斯佩尔，还有无数的人——组织起来的。在这些人当中，只有米勒和巴尔特把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流传给了后人。其他人如今已经大多被人遗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里夏德·米勒本人几乎一无所知。布鲁埃写道：米勒“后来的生平不详”[4]，在2008年以前，谁也没法确定米勒的死亡日期。因此，在本书的德文第一版中，我只能这样来介绍米勒：一个“被遗忘的革命者”。
然而，到了2020年，人们对他已经不再是一无所知了。在1918—1919年间，德意志帝国转变成了德意志共和国，里夏德·米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被专门的研究者、而且也被关注工会与社会政治问题的读者给重新发现了。米勒的三卷本《十一月革命史》早已成为权威著作，它上次再版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只能从二手书店里买到。但从2011年起，它已在德国重版多次[5]。现在，就连米勒的著作也将在2020年推出中文版了。此前，只有里夏德·米勒关于工人苏维埃的一些演讲和文章的摘录，被加布里尔·库恩译成英文[6]，本书也在2014年推出了英文版[7]，2018年又出了法文版[8]。
因此，在过去十年里，里夏德·米勒与革命工长组织摆脱了无人知晓的窘境，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与他们在全球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相符的——尽管他们起到重要作用的时间很短，仅在1916—1921年之间。前文提到过的这些译本，代表着对里夏德·米勒的第二次重新发现：第一次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米勒的著作在德国再版了。人们对他重新产生兴趣的时期，正是欧洲工人的战斗性不断高涨、斗争不断激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战斗性工人聚在一起讨论共同的政治问题的时期。欧洲的这个过程已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结束了。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急剧的去工业化浪潮，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产生了广泛的怀疑，对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历史失去了兴趣。
然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从亚洲和俄国涌起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浪潮，在2008年变成了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了欧洲，促使欧洲人回想起来，他们的社会在危机面前是多么的脆弱。人们重新讨论起了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与不平等，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不得不认识到：他们消费的商品，并不是某种“非实体”经济的产物，而是在印度、孟加拉、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其它国家的真实存在的工厂里，由真实存在的工人生产出来的。从那时起，人们重新发现了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矛盾，比如城市化、移民工人、糟糕的劳动条件和剥削、缺乏医疗保障和住房等等，它们不是对过去、而是对现在的挑战。目前发生在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里的工人斗争，让我们回想起了德国、法国、英国的工人运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两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尽管欧洲人并没有对全球南方目前的劳资冲突予以应有的关注。媒体依然是戴着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劳资冲突的，欧洲每个国家的观众都在质问：“我国”经济未来将走向何方？然而，只要观察一下全球范围内的劳资冲突，谁都不能断言中国或印度正在重复和“赶上”欧洲标准。不如说，在被新自由主义统治了三十年之后，欧洲的劳动条件已经严重恶化，致使欧洲出现了一支技术较差、工资较低的劳动大军，其中有不少还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偷渡者。这种状况表明，新的社会问题已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分成“第一世界”的问题和“第三世界”的问题了。现在的劳资冲突更是全球贸易链上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斗争。看得更近一些，就会发现，劳资冲突从来没有局限于一国范围内：不理解1914年的全球大战以及在此之前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就无法理解德国革命。跟德国革命一样，如果把眼光局限于一国范围内，就无法理解工人斗争与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语言障碍的存在，使各国工人难以就争取工人权利、捍卫工人阶级尊严的斗争交流经验。因此，要想真正地理解当今的全球工人斗争，翻译工人的记述与经验——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要向把里夏德·米勒的这本传记译成中文的龚义哲致以深深的感谢。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当作一部单纯的历史学术著作，而是通过本书，了解到一位工人的生平，他的一生中所触及的问题，对今天的工人依然具有意义。我还要感谢拉迪卡·德塞、艾伦·弗里曼与乔·基迪，是他们建议我出英文版，并完成了英文版的翻译工作，使里夏德·米勒赢得了国际声誉。此外我还要感谢柏林卡尔·迪茨出版社的萨宾娜·努斯（Sabine Nuss）和马丁·贝克（Martin Beck），他们毫不犹豫地授予了翻译权。
拉尔夫·霍夫罗格（德国柏林，2020年5月）
[1] 克·蔡特金，《回忆列宁》，译者为马清槐，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42页。此处引文与英文版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2] Pierre Broué, Révolution en Allemagne 1917–1923, Paris 1971; English: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Chicago 2006.——原注
〔该书已被译成中文。——中译者注〕
[3] Richard Müller, 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 Vienna 1924, Die Novemberrevolution, Vienna 1924, and Der Bürgerkrieg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25.——原注
[4] Pierre Broué,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S. 596.——原注
[5] Richard Müller, Eine Geschichte der Novemberrevolution, Berlin 2011, several printruns from 2011 to 2017. 这个版本是这三卷首次合成一部出版。——原注
[6] Gabriel Kuhn, All Power to the Councils –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1919, Oakland 2012. p. 25–78.——原注
〔该书也已被译成中文。——中译者注〕
[7] Ralf Hoffrogge, Working Class Politics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 – Richard Müller, the Revolutionary Shop Steward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uncil Movement, Haymarket Press, Chicago 2015 (hardcover and e-book by Brill Publishers, Leiden 2014).——原注
[8] Ralf Hoffrogge, Richard Müller. L´Homme de la Révolution de novembre 1918, Editions Nuits Rouge, Paris 2018.——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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