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柏林的德国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第五章柏林的德国革命

1918

↘革命工长组织与斯巴达克斯派：两种作风的传说
↘把革命武装起来
↘爆发
↘苏维埃政权
↘革命的国家政权

　　战争期间，革命工长组织了一系列政治性群众罢工，它们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有人可能会以为，1918年11月在柏林发生的革命事变，将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群众罢工。然而，它远不止是群众罢工。前三次罢工让革命工长组织、柏林与其它工业中心的工人激进化了，他们现在相信，只有革命才能终结战争与饥荒。当然，斯巴达克斯派从一开始就相信革命，但是，如果没有革命工长组织所代表的群众，斯巴达克斯派就什么也做不成。本章将介绍革命工长组织、斯巴达克斯派和独立党在战争最后一年中的合作，并提出这样一个主张：革命工长组织对于造就1918年11月德国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革命工长组织与斯巴达克斯派：两种作风的传说

　　在政治作风上，革命工长组织与斯巴达克斯派早有分歧，在1918年夏季，由于告密和逮捕，斯巴达克斯派遭到了沉重打击，革命工长组织担心自己也遭到同样的下场，便切断了与斯巴达克斯派的一切联系，此后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了。当年十月，卡尔·李卜克内西重新领导斯巴达克斯派之后，双方的紧张关系有增无减。

　　随着败象逐渐明显，当局只好实行一些民主化措施，而释放李卜克内西就是这些措施之一。虽然军方想把释放李卜克内西这件事搞得低调一些，避免生事，但是，当他在1918年10月23日抵达柏林安哈尔特车站（Anhalter Bahnhof）时，却受到了几千名工人的热烈欢迎^[1]。与此同时，罗莎·卢森堡却仍被置于“保护性拘留”之下，看来军方首脑担心的是，如果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李卜克内西——成了斯巴达克斯派的思想领袖，就会使她获得更强大的影响力。

　　在1918年秋季，李卜克内西定期参加革命工长组织的秘密会议，还带着其他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去参加这些会议。形成了一个由革命工长组织成员、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和独立党左派成员构成的圈子，这个圈子的范围越来越广，它举行地下会议的名义，就叫做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Vollzugsausschuss des Arbeiter- und Soldatenrates），一般简称工人苏维埃。

　　他们的合作，代表着激进左派已经从夏季的紧张局面中恢复过来，然而，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虽然改善了，但是李卜克内西并未对革命工长组织的策略感到更乐观一些^[2]，而且他也不把自己的批评意见藏在心里。这自然就会导致旧的冲突重新出现。米勒后来回忆说，“〔李卜克内西〕看见的不是一个由坚定的革命者组成的联合体。他最多把它当成一个由桀骜不驯的庸俗小市民组成的秘密社团，从来不让外界得知自己的存在^[3]。”如此口不择言的责难，或许并非出自李卜克内西之口，而是出自米勒的揣测；但是，李卜克内西确实一直无法理解革命工长组织为什么总是要保持隐蔽，总是要避免引人注目，这种作风源自合理的谨慎心理以及实事求是地分析可能性的习惯。

　　当然，在此之前，革命工长组织一直保持低调。跟政党和斯巴达克斯派不同，他们在车间里秘密地进行宣传，并秘密地扩展他们的代表网络。他们从不组织示威游行或其它街头宣传活动。他们专注于行动，不太在意斯巴达克斯派经常参与的意识形态宣传或理论工作，像李卜克内西那样高调张扬更不符合他们的作风^[4]。他们的讲坛就是工厂，他们的政治行动形式就是总罢工。尽管革命工长组织能够领导几十万工人投入罢工，但他们的组织和工作方法，只有他们的成员才知道。到了1918年12月，也就是革命爆发几个星期后，革命工长组织才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声明。就连独立党的报纸《自由报》的一位评论员也不知道革命工长组织到底是什么，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它是多么缺乏了解^[5]。

　　对李卜克内西而言，这种保持隐蔽和低调的工作作风是非常陌生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惯于在竞选活动和群众行动中面对听众口若悬河，他的气质更适于站在讲台上面对广大观众，而不适于隐蔽地建设网络。坐了两年牢之后，他更加渴望公开行动，对革命工长组织谨小慎微的作风、对他们在行动前先要打探工人阶级情绪的做法愈加感到不耐烦。米勒则抱怨说，“在李卜克内西和其他斯巴达克斯派成员看来，工人就得不停地行动，不停地投入斗争。必须不停地示威游行、罢工、与警察搏斗，才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促成革命……他们把俄国革命的经验当作最根本的信条^[6]。”

　　里夏德·米勒和革命工长组织反对这种行动主义，他们坚持己见，认为俄国策略不适用于德国，因为德国工人还不准备把“消灭资产阶级”这个口号发挥到逻辑上的尽头。相反，他们习惯了日常的工会斗争，通过这种方法赢得了大量成果，包括较高的工资和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体系。米勒特地把他自己的思想，同工人阶级目前的觉悟区分开来：“久而久之，每个家庭都积攒了一点财产，大多数都是通过艰苦劳动获得的，人们都害怕失去这笔财产。一些工人过上了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一般的生活^[7]。”1918年的德国工人阶级可失去的不仅仅是锁链，因此，他们不会自愿追随斯巴达克斯派的路线——这就是米勒对当时形势的非常现实的分析。

　　革命工长组织的顽固，不仅让卡尔·李卜克内西、也让整个斯巴达克斯派感到不耐烦，他们觉得革命工长组织应该接受斯巴达克斯派的超卓智慧。比方说，雅可布·瓦尔赫尔就觉得米勒不仅“缺乏基础的理论知识”，还“对革命工长组织的创建与政策产生了并不完全正面的影响。其负面影响，便是强烈地倾向于概略化（schematic），并拒绝同斯巴达克斯同盟密切合作^[8]。”

　　除了政治作风的差异之外，这两个团体之间的竞争也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冲突。在内心里，革命工长组织跟卡尔·李卜克内西及斯巴达克斯派一样忠于革命。但他们不愿接受斯巴达克斯派的不断行动策略，并将其讥讽为“革命的体操”^[9]。在1918年一月的第三次群众罢工中，革命工长组织不愿发动行动，直到群众的情绪一触即发——然后他们就会一下子转入行动，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行动。出其不意的因素，就是为了给帝国又一次的——而且是最后的打击，将其推翻。而这一次，革命工长组织要发动的不仅仅是又一次大规模群众罢工，而是革命。

把革命武装起来

　　几周来，艾米尔·巴尔特一直在组织购买和收集武器的活动。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把武器藏在克莱尔·卡斯佩尔等人的私人住宅里^[10]。克莱尔·卡斯佩尔是个单身妇女，不会有人怀疑她在家私藏武器。其他妇女，包括露西·海姆布格—戈特查尔^[11]在内，也参加了偷运武器的危险工作：“我记得，有不少姑娘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我们帮助柏林的革命工长组织散发传单……我们还负责运送武器，或是事先将武器取走。”按照当时的工人运动的惯例，克莱尔·卡斯佩尔和露西·海姆布格后来参加了大柏林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但她们只是秘书，而不是正式的委员^[12]。

　　巴尔特似乎从苏俄大使馆获得了购买武器的资金。米勒后来否认革命工长组织接受过国外资金，但他也没有解释资金是从哪里来的^[13]。历史学家奥托卡尔·卢班^[14]根据可用的档案，复原了革命工长组织获取武器的过程中的大量细节，他发现革命工长组织从1918年9月就开始同布尔什维克联系了。在九月中旬，有一个俄国革命派的代表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的会议。为了保密，他们在十月之前再没有直接联系过革命工长组织，也没有给革命工长组织提供资金。卢班还发现，革命工长组织还试图通过一个住在阿姆斯特丹的阿尔萨斯人安德列·容格（André Jung）获取资金，而这个人听命于法国情报机关。这件事的主使者是法国驻海牙武官布卡贝耶^[15]将军，他要求法国政府给革命工长组织提供资金。法国总理若尔日·克莱蒙索和内阁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这样做过于冒险，他们踌躇不决，多次敷衍革命工长组织的特使，最后在1918年11月初拒绝给革命工长组织提供购买武器的资金^[16]。

　　尽管整个斯巴达克斯派、特别是卡尔·李卜克内西早已急不可待，但革命工长组织仍在一次又一次秘密会议上推迟起义，这主要是因为武器迟迟不能到位，而且在他们看来，武器的数量也远远不够。忠于帝国的军人有可能发动反攻，在对此做好准备之前，他们绝不愿意在首都柏林参加斗争。战前曾当过多年士官的恩斯特·多伊米希得到了一个秘密任务：刺探柏林驻军的情绪^[17]。

爆发

　　11月2日早上，革命工长组织与斯巴达克斯派在柏林—诺伊克伦（Berlin-Neukölln）的一家酒馆里开会，制定好了详尽的部署计划，革命终于要上演了。几支武装游行队伍将从柏林外围的大工厂出发，向兵营前进，然后，工人和起义士兵就利用从兵营里获得的武器，占领城市里的战略要地。在革命派看来，如果跟忠于皇帝的军队交战，他们肯定赢不了。因此，必须用威胁或恐吓的方法，迫使军队保持中立，如果能让军队倒戈那就更好了。因此，必须把武装的工人和倒戈的士兵放在最前面，让他们去对付警察和保持忠诚的部队，阻止警察和军队投入战斗。里夏德·米勒的弟弟胡戈是个消防员，在菩提树下大街的消防站工作，通过这层关系，革命派争取到了柏林消防局的一些成员的合作^[18]。

　　然而，就在人们为柏林起义的计划进行最后的准备时，德国十一月革命却在外地爆发了。10月27日，公海舰队里爆发了第一次起义。水兵当中有不少人曾是工人，他们被强征入伍，到帝国海军的“海上工厂”（德国军舰因其复杂而沉重的机器而得到了这个绰号）服役，当上级命令他们出港同英国海军进行最后一战时，他们认为这纯属自杀，拒绝从命。几天后，起义水兵在军舰桅杆上升起了红旗，并选出了水兵苏维埃。革命已经开始了，再也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了。北方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柏林紧随其后。保尔·埃克尔特后来回忆说，“我们本来以为，革命要由我们来推动，没想到推动革命的却是水兵起义^[19]。”

　　尽管发生了意料之外的水兵起义，但革命工长组织还不打算立即出击。由于书报审查制度，他们没能及时得知起义的消息，也不清楚起义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传到柏林的只有一些传闻。到了11月2日下午，出现了新的疑问：工人会参加起义吗？革命工长组织对于外省的情绪和柏林驻军的倾向也没有把握。米勒和同志们认为，只有当柏林驻军的忠诚度下降到了不会向起义者开枪的程度时，才是发动起义的恰当时机。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理由很明显：他们的武器虽然有一些威慑力，却根本不足以同军队进行认真的战斗。如果他们想避免遭到屠杀，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过早出击。

　　在11月2日晚上，又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尽管李卜克内西力主在11月4日举行起义，但地下的“工人苏维埃”仍然决定把起义日期定为11月11日。工人苏维埃非常紧张。在11月2日早上，他们已经决定在11月4日起义，但是，从各个工厂传来的报告，都对工人的情绪做出了消极的评价，所以，到了晚上，他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在是以前很少见的。这一次，许多革命工长组织成员都支持李卜克内西，要求按原定日期起义，而其他人则要求推迟起义。推迟起义的决定以22票对19票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20]。在这个问题上，只有革命工长组织成员有权投票，而斯巴达克斯派和独立党都无权投票：没有多少事例能像这件事一样，有力地证明革命工长组织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21]。斯巴达克斯派自然会对推迟起义感到不满。他们的代表威廉·皮克^[22]批评革命工长组织“缺乏个人勇气”，并声称，那些对工人情绪做出消极评价的报告，正中某些与会者的下怀^[23]。事实上，当时的形势非常不明朗，对于1918年11月的德国的情绪，没有几个人有把握。一些人希望政府倒台，而另一些人——包括许多左派在内——发现舆论中存在着较强的反对革命的情绪^[24]。

　　随着水兵起义的发展，尽管形势依然不够明朗，但对于推迟起义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强烈了。11月3日，“红水兵”的一个代表来到柏林，向革命派提交了关于基尔事变的第一手报告，但革命工长组织仍然不为所动：柏林起义的日期定为11月11日^[25]。现在他们几乎天天都要举行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米勒和巴尔特一再拒绝提前起义。这让卡尔·李卜克内西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从11月3日以来，每当有人要求提前行动，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以11月11日为前提的，所以，要想在那天之前发动革命，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在客观关系的发展超出这些天才的革命创造者的预料之前，L〔李卜克内西〕的一切抗议，都被这种粗陋死板的观点驳回了^[26]。”

　　11月8日，革命工长组织的集体判断发生了变化。他们周围的骚动，说明皮克和李卜克内西的喋喋不休的抗议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现在谁也无法否认革命正在全德国进行了。他们匆忙安排了一次会议，却被警察发现和破坏了，恩斯特·多伊米希也被抓走了。这对起义造成了沉重打击，因为革命派的整个军事计划都放在多伊米希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革命工长组织在军队中的联络人瓦尔茨（Walz）中尉已在11月4日被捕，他们担心瓦尔茨会供出一切，而事后查明，瓦尔茨确实招供了。革命派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行动了。他们的计划眼看就要被再次推翻，计划的暴露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剩下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天。

　　与此同时，多伊米希被捕的消息通过口口相传，迅速传了出去。这个消息让密谋者大为惊恐，却激怒了工人阶级。政府开始失去控制^[27]。工人苏维埃最终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决定于次日发动政治性群众罢工。里夏德·米勒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疑虑重重。在米勒的三卷革命史中，他只有很少几处使用了第一人称，我们可以从其中一处窥见米勒的政治信念与路线的深层结构：在11月8日晚上，当革命工长组织被迫提前起义时，他回想起了：

　　我站在哈勒门（Hallesches Tor）……全副武装的步兵纵队、机枪连和轻型野战炮不断地从我面前经过，队伍长得一眼望不到头……这些士兵看上去非常强大。他们曾被派往东方镇压俄国工农，又成功镇压了芬兰。他们一定会使柏林的人民革命陷入血海……现在，紧要关头马上就要到了，我却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我非常担心我的阶级同志，担心无产阶级。这一刻是如此重要，我却觉得自己无比渺小和软弱，真是丢脸。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者，可以给无产阶级指明它应该走的那条路^[28]。

　　事实证明米勒过虑了。11月9日上午，工人离开了工厂，成群结队地涌向兵营，没有几个士兵愿意向工人开枪。工人与士兵自发联欢，兵营和政府办公楼上升起了红旗。

　　菲利普·谢德曼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都宣布成立共和国——前者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后者宣布成立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还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看出：通过工人与士兵的行动，实现的是哪一个共和国。不过，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帝制垮台了，革命胜利了。帝国的轰然倒塌，让保皇党气愤不已，同样气愤不已的还有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首的一些社民党人：他原本打算建立立宪君主制，由他本人——社民党人艾伯特——出任首相，结果这个计划彻底破产了^[29]。

　　特奥多尔·普利菲尔在他的小说《皇帝跑了：将军们留了下来》里，为11月9日建造了一座文字的纪念碑：

　　一大群拿着武器的人已经从莫阿比特出发——从牢里放出来的士兵^[30]，穿着田野灰军装的士兵和工人——领导他们的是革命派的前主席里夏德·米勒。在他身边的是一个瘦得可怕、满脸病容的男人，米勒在一个钟头前才头一次见到这个人，然后他们俩一起组织游行。现在他们俩走在前头，领着游行队伍。

　　里夏德·米勒是个五金工人，因为他被独立党提名参加议会选举，军队才会在几天前把他从前线放回来。另一个人曾在一家生产自动计费器的企业里做过职员。他曾自愿参军，负了伤，伤好以后得到了晋升；后来他想逃到法国，不过最后还是自首了，被判处监禁。

　　里夏德·米勒和海因里希·多伦巴赫^[31]现在领着他们的队伍冲进了城里，打算占领国会大厦。在毛奇大桥^[32]，他们碰到了近卫军的一个被忘记的分队。士兵根本不想保卫大桥，他们把步枪丢进了施普雷河，少数士兵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

　　于是，他们最终平安无事地抵达了国会大厦。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他们进入了国会大厦，又在接待厅里停了下来。

　　米勒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告诉大家，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一致行动，一定要守住国会大厦。他马上就去找独立党，把驻军的存在通知给独立党的委员会。多伦巴赫认为，最要紧的是找点吃的。

　　士兵们把枪架了起来，然后站在那里，茫然地望着威廉一世的大理石雕像。有几个人坐在地毯上。今早坐卡车赶到柏林的水兵们仍然没有摆脱通宵长途旅行的困倦；他们平躺下来，舒展身子，想睡上一会儿。

　　突如其来的露营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不安。

　　人群来来往往，川流不息——议员、记者、士兵、平民——他们穿过接待厅、餐厅、会议厅，走上台阶，沿着走廊走到上一层，各政党的委员会的房间都在这一层。

　　粮食委员会在这个房间，福利委员会在那个房间。这里有个委员会在开会，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仍然存在；他们没过多久就散会了，或是转到其它房间开会。独立党委员会在18号房；社民党在15号房；士兵代表在一个房间里开会……^[33]

　　里夏德·米勒虽然在竞选中失败了，现在他却以革命者的身份，踏入了权力的中枢。

　　普利菲尔为了创作这部小说，参阅了丰富的的原始材料，并参访了许多亲历者，在创作这一幕时，他还部分参考了米勒的回忆——米勒在他的革命史里的一个脚注中描写了进军国会大厦的情景。在这个脚注里，米勒还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拿着杂七杂八的武器的革命者进攻国会大厦时，许多议员已经得到了明显的警告，他们“脸色白得跟被单一样，急忙跑开了^[34]。”普利菲尔笔下的革命显得有些混乱，这才是事实。尽管艾米尔·巴尔特后来声称，革命完全是由他在一家酒馆的密室里指挥的，然而，事实上大多数行动都是缺乏协调的、自发的和随机应变的。米勒的描写更贴近现实：“起义那一天并不需要领导。这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形势要求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自己的判断力，自行采取行动^[35]。”

　　不过，革命也不是毫无章法的。据历史学家奥托卡尔·卢班记载：

　　革命工长组织为起义进行了系统的准备工作，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们筹措了大量武器。比如，他们加强了起义者反抗旧政权的自觉，而在11月8日和11月9日早上，旧政权的力量在柏林街头依然十分显著。他们与各个工作单位的工会代表们多次商讨和修改后制定的计划，使游行队伍在行动号召发出后得以采取较为系统的行动，并在之后的几小时内使行动显得较有章法^[36]。

　　革命在开始时，牺牲小得惊人，在11月9日仅有数人牺牲。11月20日，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人民公园的三月烈士墓地，人们为七位牺牲者举行了葬礼：1918年的革命者坚决要求把自己的烈士葬在1848年革命的烈士旁边^[37]。但是这片墓地位于滕佩尔霍夫园地（Tempelhofer Feld）旁边，那里当时是个阅兵场，后来的滕佩尔霍夫机场就建在那里。几十万人组成的庞大的送葬队伍穿过了柏林的街道，抵达了墓地。送葬仪式开始时，里夏德·米勒发表了悼词，随后艾米尔·巴尔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发表了讲话。米勒的照片只有少数几张保存到了现在，其中一张就是他在滕佩尔霍夫参加葬礼时的照片。他穿着最正式的衣服，戴着帽子，站在一大群人中间，身边就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米勒的脸色显得疲惫不堪，无比憔悴，戴着厚厚的圆眼镜，留着小胡子。由于担心遭到警方和军方追捕，他已经一连几星期没有回家，也没有见到家人了^[38]。直到最后一刻，他仍在怀疑行动能否成功，对失败的后果无比担忧。对起义成败的忧虑，来回奔波，参加秘密会议和讨论，过着地下生活，一直提防警察的搜捕，对他造成了严重的折磨。起义之后，他仍然不能放松，因为11月9日并不是结束，只是革命真正的开端。在1918年11月20日的这张照片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切造成的影响。

1918年11月20日，里夏德·米勒（中间戴眼镜者）参加革命者的葬礼。（感谢卡尔·迪茨出版社档案馆准许本书使用）

苏维埃政权

　　就在革命的第一天，帝国垮台了，但新的国家还没建立起来。当天下午，革命工长组织的一些成员在国会大厦开了会，当时士兵苏维埃正好也在国会大厦举行大会，在一片混乱中激烈地讨论革命的前路。最后，艾米尔·巴尔特设法控制了大会。里夏德·米勒本能地，“没有深入思考，就对当前的需求做出了反应”，起草了一个提议，建议在整个柏林举行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的选举，并于次日下午在布什马戏场举行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39]。他这个提议被通过了。权力真空就这样结束了，一个革命政府选出来了。在这一刻，革命工长组织掌握了主动权^[40]。

　　就在同一天，独立党也在国会大厦的密室里与社民党进行谈判，准备成立一个以党派而不是以工人苏维埃为基础的工人政府。社民党领导层本质上是拒绝革命的，现在它想把革命转变为由几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以此来控制革命进程。正在涌现的苏维埃运动，被社民党视为无政府状态，它企图遏止苏维埃运动的影响。

　　虽然两党的领袖之间有着极深的仇怨，但在国会大厦举行的谈判中，独立党主席胡戈·哈泽的必须组成联合政府的意见最终还是占了上风。每一派都可以提名内阁成员，不会受到其它党团的干扰。独立党违背了自己先前的路线，愿意与“拥护战争的社会党人”的领袖合作，但米勒和李卜克内西却拒绝支持这样一个政府^[41]。米勒和李卜克内西都不想让社民党参加这个过程，但他们做不到——不仅是哈泽这样的温和派，而且两党的基层党员都要求实现工人团结。所以，卡尔·李卜克内西便在里夏德·米勒和艾米尔·巴尔特的支持下，通过了一个协议：一切执行权、立法权和司法权都必须由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执掌。这条修正案是用来限制过渡政府的权力、不让过渡政府扼杀革命的。于是，一个新政府就要成立了，它将由社民党的三名代表和独立党的三名代表组成。它的名字将是“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在次日于布什马戏场举行的大会上，它被正式选出。但是，它是否服从工人苏维埃、如何服从工人苏维埃，仍有待观察。

　　社民党对民主的理解完全停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水平上，尽管它暂时接受了苏维埃共和国，但它坚持认为，只有国民议会才能决定新政体的最终性质^[42]。在他们眼中，革命苏维埃只不过是骚动与混乱之源^[43]。

　　德国革命爆发后的那段时间确实是很乱的，普利菲尔那本做过认真调研的小说可以证实这一点。保尔·布鲁门塔尔回忆起了这样一件事：在独立党同社民党在国会大厦里就组成联合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一队士兵发现自己有了整整一卡车的钞票，随后发生的事情，构成了当时那种混乱局面的最荒诞主义的画作之一：

　　我回到党团办公室时后，发现独立党内的我们党团的书记弗格特尔^[44]同志非常窘困。一队士兵征用了一辆满载钞票的卡车，把钞票全部倒进了独立党的党团办公室。弗格特尔同志问我，“我们该拿这些钱怎么办？”我们也不知道，最后我们决定把钞票都放到中央银行的保险柜里。于是，把这些钞票安全运走，就成了我的任务。我们就把这笔钱运到了国家银行，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当时真是太傻了，居然把一大笔钱还给了资本家。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已经掌握了政权，银行也是我们的了。真是大错特错。我们什么都没掌握——跟以前一样，掌权的还是资本家^[45]。

　　整车整车的钞票掌握在起义士兵手里——这副情景，对于社民党议员和工会官僚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他们多年以来一直都在国会、邦议会、公共卫生机构、劳资仲裁机构里工作，除了缓慢、有序的政治变革之外，他们几乎想不到别的东西。与此同时，这段插曲也表明11月9日的革命派低估了仍然被国家机关掌握的权力。这种错误的理解，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革命的国家政权

　　按照米勒在11月9日匆忙提出的建议，在11月10日那天，将要举行选举，选出革命政府，还要选出某种形式的中央苏维埃，代表广大的、尚未组织起来的地区一级和工厂一级的苏维埃。然而，11月10日是星期天，这对选举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工人不能在自己的单位里投票；他们都上街去了。然而，参加了革命的、但却毫无政治经验的士兵却都在营房里，而社民党多数派也明白这一点。社民党在11月9日赶印了成千上万张传单，在柏林一带的各个军事基地里散发，它要把那些即将被选出的士兵苏维埃争取过去。社民党高级干部亲自到士兵中间宣传，鼓动士兵成立士兵苏维埃——当然，必须是由社民党国会议员来领导的^[46]。而且，就在一天前，也就是在革命爆发之前，社民党还拼凑了一个由忠于自己的工人和工会活动家组成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呼吁“和平与秩序”。社民党还在11月10日的《前进报》上可怜巴巴地呼吁团结。以《不要手足相残》（Kein Bruderkampf）为题而发出的这个呼吁，正好迎合了工人和前线士兵的乐观情绪。长达四年之久的战时贫困和激烈争执的历史，就这样被社民党一举洗白了^[47]。与之相反，独立党执委会却根本没有去尝试影响苏维埃的成立——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它后来造成了显著的后果。而斯巴达克斯同盟只准备了一份传单。据威廉·皮克回忆，斯巴达克斯同盟“人数很少，不能广泛地开展鼓动工作”^[48]。

　　米勒在前一天“未经深入思考”就匆忙起草了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提议，这个提议是很含糊的，它使社民党多数派能够更容易地扩展自己的影响力。米勒的提议并没有给出选举苏维埃的具体办法，只是说每1000名雇员应当选出1名代表。而且这条规定也不适用于军队。他的提议也没有对大柏林的市区划分做出具体的规定，仍然沿用了传统的把柏林市划分为六个城内市区的做法：对于那些位于正式的柏林市之外的大型市区——包括巨型工业区和工人阶级居住区在内——该如何划分，也没有给出具体规定^[49]。更糟糕的是，在布什马戏场大会上，不知是因为缺乏明确的规定还是时间不够，并没有对代表的委任状进行审核。保尔·布鲁门塔尔回忆说，“身份核查做得非常糟糕，极其敷衍了事，只要能拿出一张纸片晃一晃，谁都能混进去^[50]。”结果，参加布什马戏场大会的人数达到了3000人，其中大多数是士兵。

　　尽管主持大会的是里夏德·米勒、艾米尔·巴尔特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军事顾问瓦尔茨中尉，但革命工长组织却未能控制大会，未能贯彻自己的主张。社民党进行了精心的准备，特别是高呼工人团结的口号，阻止了革命工长组织实现它的设想：建立一个以苏维埃为基础的革命政权。革命工长组织原本打算任命一个只由斯巴达克斯派成员和革命工长组织成员构成的“行动委员会”，将其作为革命的最高机关。在前一天于国会大厦举行的会议上，李卜克内西和米勒促使会议通过了一个协议：国家政权必须以苏维埃为基础，而不是以独立党和社民党的联合政府为基础，革命工长组织打算按照这个协议，设立行动委员会，将其作为苏维埃的机关，让新成立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政府服从行动委员会。然而，由于布什马戏场大会的参加者大多是社民党的支持者，他们驳回了革命工长组织提出的行动委员会的名单，并要求另外成立一个最高苏维埃机关，而且要让独立党和社民党平分这个机关的席位。米勒和巴尔特激烈地抗议这一主张。艾米尔·巴尔特对大会说，如果“进入工人苏维埃的人，就是昨天早上被我们用机枪从车间里赶走的那些人”，那就“见鬼去吧”。据威廉·皮克回忆，巴尔特甚至威胁说，他“宁可让子弹打穿脑袋，也不愿意同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合作”。但是，这样的狠话只会招来更多的反对，特别是遭到了士兵苏维埃的反对^[51]。

　　士兵苏维埃威胁说要抵制大会，造成了喧闹不安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不可能选出行动委员会，只能选出了一个由七名社民党代表和七名独立党代表组成的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52]。虽然这个新机构——日后简称为“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革命工长组织成立“行动委员会”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但他们还没有输掉一切：独立党的七名代表当中有六人是革命工长组织成员，而第七人——格奥尔格·雷德布尔——又是他们的支持者。除了这些工人代表之外，执行委员会还有十四名士兵代表。执行委员会由第一主席里夏德·米勒领导。第二主席起初由一个叫冯·贝尔菲尔德^[53]的士兵代表担任，三天后由社民党人布鲁图斯·莫尔肯布尔^[54]取代^[55]。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出任执委会委员的人选，甚至执委会委员的人数都在不断变化——但是米勒和独立党代表总是少数派，因为缺乏政治经验的士兵苏维埃总是支持社民党。

　　按照前一天的谈判结果，“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由社民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普·谢德曼和奥托·兰茨贝格^[56]，独立党的胡戈·哈泽、威廉·迪特曼组成，充当新政府。艾米尔·巴尔特放弃了他的自杀计划，以独立党的第三个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57]。在社民党的坚持下，前帝国政府的公务员，包括许多部门领导在内，都被留下来充任掌权的人民全权代表的“技术助理”，尽管他们表面上保持政治中立，然而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虚假的。

　　尽管遭到了这些挫折，里夏德·米勒和革命工长组织已经不再是一个地下反对派组织了，他们现在占据了政府的最高职位。按照革命法律，执行委员会是德国最高苏维埃机关，控制着国家政权，所以，里夏德·米勒作为实际主持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联合主席，也就成了国家元首^[58]。

　　然而，革命工长组织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实际上没能控制革命政府；老奸巨猾的独立党和社民党领袖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事态。革命的仓促发展、组织得很糟糕的布什马戏场大会、革命工长组织缺乏政党干部的经验，使革命工长组织未能抵挡社民党的动员和宣传。而且，尽管他们在产业工人中间很有影响力，但他们的领袖在公众中却几乎毫无知名度。在此之前，激进左派当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是知名人物。但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卢森堡还在狱中，李卜克内西又坚决不肯与社民党一起参加政府^[59]。艾米尔·巴尔特虽然参加了政府，但他是个毫无名气的政治人物，而他的独立党同志哈泽和迪特曼又总是向社民党让步，所以，艾伯特和他的同伙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掌控了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把革命引上了更缓和的道路。尽管执行委员会——尤其是里夏德·米勒和独立党党团——竭力发挥自己的威信，抵挡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但他们还是没能扭转布什马戏场的失败。事后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败。

^[1] 请参阅Laschitza（拉西扎），2007年，第376页；弗里德尔·格莱夫（Friedel Gräf）的历史口述访谈，SAPMO-BArch，SG Y 30/0297。——原注

^[2] Luban（卢班），2008年a，第23页。——原注

^[3] “一个由桀骜不驯的庸俗小市民组成的社团”（" einen Klub wild gewordener Spiessbürger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65页。——原注

^[4] 弗里茨·奥佩尔指出，革命工长组织起初并没有自己的政治计划，尽管他们是独立行动的，但是，他们的车间经验，不足以使他们对战争进行政治分析，所以他们必须依靠斯巴达克斯派和独立党提供对战争的政治分析。请参阅Opel（奥佩尔），1957年，第55页。——原注

^[5] Morgan（摩根），1975年，第209页。虽然为了方便起见，在这个团体存在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一直称呼它为“革命工长组织”，但这个名字是在1918年德国革命期间才出现的。——原注

^[6] 同上。李卜克内西在狱中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也是因为缺少信息。在狱中他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新闻。请参阅Laschitza（拉西扎），2007年，第349页。——原注

^[7]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67页。——原注

^[8] 雅可布·瓦尔赫尔的文件，SAPMO-BArch, NY/4087/12。——原注

^[9] 里夏德·米勒批评斯巴达克斯派的文章已被译为英文，题为《革命的体操》，收录于：Kuhn（库恩），2002年，第76—79页。另请参阅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的回忆，收录于：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1960年，第363页及其后；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65页及其后。——原注

^[10] 请参阅克莱尔·卡斯佩尔的报告，出自：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1960年，第359页及其后；关于更多细节，请参阅克莱尔·卡斯佩尔的口述历史访谈，SAPMO-Barch，SG Y 30/0148，p. 5，第24页及其后。——原注

^[11] 露西·海姆布格—戈特查尔（Lucie Heimburger-Gottschar，1897—1978），当过速记员；1915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参与创立大柏林自由青年团（Freien Jugend Groß -Berlin），1946年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中译者注

^[12] Lucie Heimburger-Gottschar（露西·海姆布格—戈特查尔），《回忆录》（Erinnerungen），LArch Berlin，C Rep 902-02-04，no. 005。最后，尽管妇女积极参加了罢工，但只有少数妇女当选为工人苏维埃委员。当选为苏维埃委员的妇女大都来自传统上由女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比如纺织业或百货商店。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首批女性委员是教师，她们是在1919年作为“民主派”的成员入选执行委员会的，“民主派”是一个加入了苏维埃制度的自由主义派别，它要求实行温和的、体制化的路线。请参阅Grebing（格雷宾），1994年，第11页；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7年，第xiv页。——原注

^[13]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65页。一些武器是从兵工厂里偷出来的；这种方法非常危险，却也划算得多。请参阅Hans Pfeiffer（汉斯·菲弗尔），《回忆录》（Erinnerungen），LArch Berlin，C Rep 902-02-04，no. 007。——原注

^[14] 奥托卡尔·卢班（OttokarLuban，1937—），德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工人运动史，特别是十一月革命与斯巴达克斯派。——中译者注

^[15] 贝纳尔·保尔·路易·布卡贝耶（Bernard Paul Louis Boucabeille，1872年2月18日——1949年10月19日），生于里尔（Lille），1893年获少尉军衔，曾参加多次殖民战争。1916年6月担任法国驻海牙武官，1917年3月晋升为准将，1919年退役。——中译者注

^[16] Luban（卢班），2008年a，第20页及其后。——原注

^[17] 关于恩斯特·多伊米希的从军记录，请参阅Weir（维尔），2010年。——原注

^[18] 关于起义计划的详情，请参阅卡尔·菲耶拉本德（Karl Feierabend），《回忆录》（Erinnerungen），LArch Berlin，C Rep 902-02-04，no. 41；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73页及其后；威廉·皮克的报告，出自：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1960年，第366—368页。——原注

^[19] 保尔·埃克尔特，《回忆录》（Erinnerungen），LArch Berlin，C Rep 902-02-04，no. 004。关于德国海军起义的情况，请参阅Jörg Berlin（耶尔格·柏林），1981年。——原注

^[20]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73页；威廉·皮克的回忆录，出自：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1960年，第366—368页，以及他的《革命的准备》（Vorbereitungen für die Revolution），AdsD Bonn，NL Levi，box 142，file 285，第5页。在最后一篇手稿中，里夏德·米勒被称为“2号同志”。奥托卡尔·卢班猜测，根据与后期作品的一致性来看，这篇未署名的作者可能是威廉·皮克，而不是列维。特此感谢卢班指出这一点。——原注
　　《革命的准备》已有中译文，收录于：《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9—66页。——中译者注

^[21] 当时的斯巴达克斯派成员雅可布·瓦尔赫尔也在回忆录中确认了这一点：“就我所知，柏林工人苏维埃从未起到重要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革命工长组织。”雅可布·瓦尔赫尔的口述历史访谈，SAPMO-BArch，SG Y 30/1301，第235页。——原注

^[22] 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因霍尔德·皮克（Friedrich Wilhelm Reinhold Pieck，1876年1月3日——1960年9月7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894年参加工会运动，1895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6年以前一直在不来梅当木工，1906年至1910年在当地党组织中工作。1910年起在柏林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虽然同艾伯特一起工作，但支持社民党左翼。1914年成为国际派成员，1915年5月被捕，1915年10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8月因抗命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1月逃到荷兰。1918年11月返回德国，被李卜克内西介绍加入革命工长组织。先后当选为斯巴达克斯同盟和德共（斯）中央局委员，1919年1月成为李卜克内西的亲密助手，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获释，1919年7月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1921年根据中央局的命令尽力在鲁尔进行妥协。后属德共右派，支持布兰德勒，1924年支持中派，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工作，1926年领导柏林地区的工作。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并向斯大林屈服，1928年起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主席团委员，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事务书记。1933年至1938年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莫斯科，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工作。1945年回德国，任德共主席。1946年起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从1949年至逝世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中译者注

^[23] 威廉·皮克，《十一月起义的准备》，AdsD Bonn，NL Levi，box 142，file 285，第5页。——原注

^[24] Luban（卢班），2008年a，第24页及其后。——原注

^[25] 威廉·皮克，《十一月起义的准备》，AdsD Bonn，NL Levi，box 142，file 285，第6页。——原注

^[26] Internationaler Arbeiter-Verlag（国际工人出版社）编纂，《十一月革命插图史》，柏林，1929年，第203页；Ritter and Miller（里特尔与米勒），1983年，第64—67页。——原注

^[27] 威廉·皮克，《十一月起义的准备》，AdsD Bonn，NL Levi，box 142，file 285，第7—10页；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73—177页。——原注

^[28]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78页及其后。最后一句话出自罗莎·卢森堡在1916年以“尤尼乌斯”（Junius）为笔名发表的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请参阅Luxemburg（卢森堡），2000年。——原注
　　此处借用了《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9页）的译文。
　　中译文可在此处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Rosa-191604.htm——中译者注

^[29] 据菲利普·谢德曼记载，在1918年10月底，艾伯特还认为皇帝退位的可能性不过是“书生的狂想”，在11月9日那天，艾伯特还愤怒地斥责了谢德曼，说谢德曼“无权”宣告成立共和国。谢德曼认为，这件事证明了艾伯特曾向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承诺保留君主制。请参阅Scheidemann（谢德曼），2002年，第89页、第102页。——原注

^[30] 莫阿比特有一个大型监狱，曾关押了许多政治犯。——中译者注

^[31] 海因里希·多伦巴赫（Heinrich Dorrenbach，1888年2月18日——1919年5月18日），曾给商人和律师当过职员，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任莱茵兰地区办公室职员协会书记。1914年自愿参军，获少尉军衔。1917年被降衔退役，积极参加了1918年1月罢工。1918年11月试图组织赤卫队，后指挥人民海军师。他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在1919年1月鼓动起义，失败后逃到布伦瑞克，5月16日被捕，被押送到柏林后遇害。——中译者注

^[32] 毛奇大桥（Moltkebrücke）是流经柏林的施普雷河（Spree）上的一座桥，1888年开工，1891年建成，全长77.6米。——中译者注

^[33] Plivier（普利菲尔），1933年，第341页及其后。这段很长的引文摘自英文版：Theodor Plivier（特奥多尔·普利菲尔），The Kaiser Goes:The Generals Remain，A. W. Wheen（A·W·维恩）翻译，Macmillan，纽约，1933年，第334—335页。普利菲尔这本小说发表后，过了一年就被纳粹党查禁了。——原注

^[34] Müller（米勒），1924年b，第16页。——原注

^[35] Müller（米勒），1924年a，第16页。此时已经同米勒疏远的艾米尔·巴尔特否认米勒在进军国会大厦中的作用，他臆测米勒只是到了下午才抵达“总部”的，而且没过多久，米勒就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然后就消失了：“我得去找点吃的，然后再观察一下革命！”请参阅Barth（巴尔特），1919年，第56页及其后。另请参阅Ryder（莱德），1967年。——原注

^[36] Luban（卢班），2008年a，第26页。——原注

^[37] 三月烈士墓地（Friedhof der Märzgefallenen）位于柏林的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市区。它在二战中遭到损坏，此后进行了几次修复，现在仍是1848年革命与1918年革命的纪念地之一。——原注

^[38] Luban（卢班），2008年a，第26页。——原注

^[39] 布什马戏场（Cirkus Busch）是柏林市中心的一座永久性马戏场，自从1895年起就是布什马戏团的表演场地。将其选作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会址，是因为它是适合举行集会的最大的建筑物之一。后来，为了按照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的规划建造第三帝国的新首都“日耳曼尼亚”（Germania），布什马戏场被拆除了，但是战争爆发后，“日耳曼尼亚”却从未建成。不过马戏团仍以“布什—罗兰马戏团”（Cirkus Busch-Roland）的名义在各地巡回演出。请参阅Winkler（温克勒），1998年。——原注

^[40] Müller（米勒），1924年b，第32页及其后。——原注

^[41] 请参阅Bernstein（伯恩施坦），1921年，第32—35页，以及保尔·布鲁门塔尔的报告，收录于：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编纂，1960年，第121页。——原注

^[42] 社民党执行委员会致独立党执行委员会的信，1918年11月9日晚上8点30分；《前进报》，1918年11月10日，收录于：Ritter and Miller（里特尔与米勒），1983年，第89页及其后。社民党后来彻底拒绝了革命法律的概念，它在1919年2月15日的《前进报》上撰文指出，政府只是得到了布什马戏场大会的确认，并不是由工人士兵苏维埃选出的。这在技术上或许是正确的，但它忽略了苏维埃才是革命的真正旗手，所以它是错误的。——原注

^[43] 关于社民党的“资产阶级化”的详情，请参阅Klönne（克勒内），1989年，第119—125页、第160页。——原注

^[44] 埃瓦尔德·弗格特尔（Ewald Vogtherr，1859年11月2日——1923年2月13日），1888年参加社民党，1893—1898年、1912—1918年两度当选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5年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7年加入独立党。十一月革命期间担任海军部副国务秘书。——中译者注

^[45] 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编纂，1960年，第119页及其后。——原注

^[46] 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xvi页、第xxiif页。——原注

^[47] Müller-Franken（米勒—弗兰肯），1928年，第62页。另请参阅Kluge（克卢格），1975年，第87页，Müller（米勒），1925年b，第34页及其后。——原注

^[48] 威廉·皮克，《十一月起义的准备》，AdsD Bonn，NL Levi，box 142，file 285，第16页。——原注
　　另请参阅《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5页。——中译者注

^[49] 在1920年以前，柏林只有六个城内市区；现在划归柏林的其它市区，在1920年以前都是独立的市镇。这些市镇在1920年统统被纳入柏林，使柏林拥有了现在的规模。因此，1918年的“大柏林”（Groß-Berlin）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柏林市。——原注

^[50] 请参阅Arbeitskreis verdienter Gewerkschaftsveteranen beim Bundesvorstand des FDGB（德国自由工会联盟联邦委员会工人运动功勋老战士工作组）编纂，1960年，第120页。当时的目击者古斯塔夫·米尔库许茨（Gustav Milkuschütz）声称，“我在入口看见一些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社民党员，都被放进去了，我就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你们获得了1000个工人的投票吗？’他们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跟死人一样惨白，可他们最后还是混进去参加大会了。”出自：古斯塔夫·米尔库许茨的口述历史访谈，SAPMO-Barch，SG Y 30/0639，第18页。——原注

^[51] 《在布什马戏场举行的工人士兵苏维埃大会》（Vollversammlung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 im Cirkus Busch），第21页，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15—24页。威廉·皮克，《革命的准备》，AdsD Bonn，NL Levi，box 142，file 285，第18页。——原注
　　另请参阅《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6页。——中译者注

^[52] 德文为：Groß-Berliner Vollzugsrat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原注

^[53] 汉斯—格奥尔格·冯·贝尔菲尔德（Hans-Georg von Beerfelde，1877年8月12日——1960年9月25日），出身贵族家庭，曾就读于普鲁士皇家军事学院，1897年获少尉军衔。一战期间曾任连长、营长等职。在战争期间逐步产生反战思想。因发表反战文章而被捕，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获释。在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立时被选为第二主席。十一月革命后继续活跃于人权运动。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4] 胡戈·布鲁图斯·赫尔曼·莫尔肯布尔（Hugo Brutus Hermann Molkenbuhr，1881年3月10日——1959年9月11日），是社民党老党员赫尔曼·莫尔肯布尔的三子。1899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自愿从军，晋升为中士。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在布什马戏场大会上当选为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天后出任执行委员会第二主席。1919年1月8日辞去第二主席的职务，改在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工作。——中译者注

^[55] 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42页。另请参阅Materna（马特纳），1978年，第35页。——原注

^[56] 奥托·兰茨贝格（Otto Landsberg，1869年12月4日——1957年12月9日），1890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在党内属于右翼。1918年被选为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委员，1919年出任谢德曼内阁的司法部长，1920年至1923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1924年至1933年被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7] 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政府的会议纪要收录于《人民全权代表政府》（Die Regierung der Volksbeauftragen），Miller and Potthoff（米勒与波托夫），1969年。——原注

^[58] 请参阅艾尔马·戈伊斯（Elmar Geus）制作的魏玛共和国体制表格：http://www.derhistoriker.de/weimar/99+Struktogramm_Weimar_Republik_(big).pdf。关于执行委员会为什么声称自己是苏维埃制度的最高机关，请参阅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xxvii页。——原注

^[59] 李卜克内西起初考虑过暂时参加政府三天，但随后又拒绝了。请参阅Laschitza（拉西扎），2007年，第391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