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第十二章 脱离政治，退回私人生活
1925—1943
在研究里夏德·米勒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时，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可靠的史料来源，这个问题在研究他的晚年时又出现了。当我开始研究时，关于米勒在1925年以后的人生，几乎找不到任何文献记载。就连他去世的日期都无法确认。我能够部分填补这个空白，并确认这样一个事实：米勒曾积极参加了一个半工团主义的小工会——德国产业联盟（Deutscher Industrie-Verband，DIV），后来又脱离了政治，在房地产业开始了新的人生。1930年，米勒当上了企业家，挣了一大笔钱，这使他遭到了指责和污蔑，这些指责和污蔑既来自以前的德共同志，又来自新的敌人——纳粹党。本章是根据我收集到的信息编写的，读者将会发现，还有许多空白点有待补充。
德国产业联盟、“建筑问题”与工会的四分五裂
虽然里夏德·米勒树立了历史学家的声誉，他本来可以利用他拥有的大量文献，继续进行历史研究，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原因至今未能查明。米勒不仅放弃了写作，还放弃了出版业务：到了1928年，弗波斯出版社已经不再是一家出版社了，在商业登记记录中，它被登记为弗波斯信托建筑有限责任公司（Phöbus-Treuhand-Baugesellschaft m.b.H.），这是一家建筑公司，完全由米勒一人持有；他的合伙人埃克尔特和马尔赞已经退出了。我们可以猜测：出版社和书店的生意都很糟糕，因此只能停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弗波斯出版社短暂的历史上，它可能只出版过一本书，就是米勒的《德国内战》。
里夏德·米勒很可能是通过他与革命工长组织的老同志保尔·维尔的关系，进入建筑业的。维尔在工会问题上与党中央发生了冲突，因此在1924年被德共开除出党。他总是站在米勒的对立面上，并要求共产党人退出改良主义工会。他起初活跃于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Union der Hand- und Kopfarbeiter）的五金工人分部；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是共产党旗下的工会，由工团主义工会——德国自由工人同盟盖尔森基兴派和另外两个工会合并而成[1]。当德共在1924年转向工会统一政策时，它要求所有党员加入全德工联旗下的各个社民党工会，并强行解散了自己的共产主义工会。包括维尔在内的大批工人不愿接受这种改变。他们被德共开除后，建立了自己的左派共产主义工会。保尔·维尔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和领导德国产业联盟的，这个组织在1924年3月正式成立。1927年11月，米勒和维尔把弗波斯出版社改为建筑公司，并注入了二万帝国马克的资本。他们打算把这家公司改为产盟的下属机构，并为工会会员建造住房，但是，这种体制关系很快就变得非常紧张了[2]。
产盟是拥护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革命产业工会”之一，它活跃于几个产业之中[3]。就我们所知，里夏德·米勒加入产盟的时间不会早于1928年1月，因为就在1928年1月，产盟的周报《斗争阵线》（Kampf-Front）刊登声明，宣布他将于当年三月就劳工立法与企业代表会发表演讲[4]。米勒以该工会领导机关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同一年的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而且似乎还跟维尔一起领导工会[5]。但是，产盟的领袖不是米勒，而是维尔，他是工会的全国领导人。他制定了产盟的路线，并在柏林领导工会报纸的出版工作。维尔为报纸撰写主要文章，而米勒的名字仅在1929年2月的几期里出现在编辑部联络人名单上[6]。
产盟认为自己既是产业工会，又是“战斗工会”。作为“战斗工会”，首先就得跟全德工联旗下的各个工会的道路一刀两断。德国产业联盟对它们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它们逐渐变成了福利社团，就像是私人保险公司一样，它们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使用罢工这件武器，而罢工本来应当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斗争方式。作为产业工会，就意味着产盟认为自己是特定的生产领域内的多个产业联合组织的一个单位。每个工种和行业都要建立自己的工会的传统原则，在魏玛共和国依然盛行，但产盟拒绝这种原则。相反，它是按照这个口号来组建的：“一支劳动大军，一个产业，一个工会”，它还跟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建立了联系，而世界产业工会也遵循同样的原则[7]。里夏德·米勒虽然一直拥护产业工会主义和革命路线，但在此之前，他一直坚持在现存的工会内推动这两者，并激烈地反对成立新工会[8]。共产党人和苏维埃活动家在传统工会内的不断失败，一定是导致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软化的原因：在1918年以后的十年时间里，他们未能使任何一个大工会转向革命立场，就算有，也仅能维持几个月时间。米勒在他自己的工会——德国五金工会内也失去了影响力，由于他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还被五金工会的社民党领导层正式开除出工会[9]。就像许多因为政治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会活动家一样，米勒只能在不参加工会和参加较小的组织之间做出选择。产盟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都很有战斗性。尽管它在企业代表会选举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它把各个左派工会倾向联合起来的尝试却不怎么成功；而且，从1929年开始，又出现了一波工会分裂的浪潮[10]。
尽管产盟只有两万名会员，但它却使米勒获得了一点政治基础[11]：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对德共和苏联的政策，它拥有一整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批判。产盟的报纸《斗争阵线》同样是魏玛共和国极少数从左边批判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报纸之一。虽然资产阶级报纸和《前进报》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内部的各种流派不加区分，但德共的《红旗报》却不加批判地拥护斯大林主义路线，并对苏联左翼反对派遭到的迫害保持沉默，甚至还为迫害辩护。而《斗争阵线》却详细地向读者解释了苏联境内工会权利遭到窒息、苏维埃被消灭的情况[12]。它在1928年1月对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事所作出的判断，值得在此引用一下：“〔流放了托洛茨基后，〕‘共产党’和苏俄‘工人国家’最终把自己转变成了这样一个党和国家：老革命被迫害、被流放，并被打成反革命[13]。”
《过去和现在》（Einst und Jetzt），《斗争阵线》在1928年刊登的关于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讽刺画。
《斗争阵线》认为苏联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阶层正在执行牺牲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以此换取积累的政策[14]。《斗争阵线》还批判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斯大林利用这种策略贯彻自己的专制统治，并把俄国之外的各国党统统变成了执行他的外交政策的工具。因此，当德共变成了一个家长作风浓重的、不可靠的、专断地改变路线的组织之后，《斗争阵线》就成了少数几家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德共政策的报纸之一。
1928年4月30日的《斗争阵线》头版。
这种政治路线，使产盟不仅吸引了被德共开除出党的工人、而且也吸引了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前德共干部。米勒在1924年曾力争留在德共内，他一定是在1928年之前的某个时刻放弃了挣扎。他不可能既是已经发生了官僚蜕变的德共的党员，同时又是一个同情托洛茨基和苏联左翼反对派的组织的领导人物。
卡尔·科尔施被德共开除后，也曾积极参加产盟的活动。科尔施是最著名、最有理论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异见分子。他的立场接近苏维埃民主的主张，早在十年前，他就跟米勒合作过，当过米勒和多伊米希主办的《工人苏维埃》的特邀作者。1927年12月，科尔施把他自己的报纸《共产主义政治》（Kommunistische Politik）并入了《斗争阵线》，并开始为产盟出版关于劳动法、集体谈判法和其它问题的文章[15]。
尽管里夏德·米勒积极参加了产盟的中央机关的工作，但他的具体职责却很难确定，因为维尔一直是这个组织在公众面前的代言人。米勒仅在这个组织的报纸上偶尔露面，而且显得更像是一个幕后组织者。不过他确实参加了1928年的产盟柏林大会，还准备了一个文件，叫《工人斗争：税率与仲裁原则》（Arbeitskämpfe – Das Tarif und Schlichtungswesen）。这次大会是产盟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12月2日至5日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教师工会之家（Lehrervereinshaus）举行[16]。这次大会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激烈的事件：德国政治形势的日益激化，将在产盟内部引发独特的回响，并使它发生分裂。
米勒在自己的报告中简要地介绍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的工人斗争的历史，然后又对现状做了分析。当时，以“合作委员会”为形式的劳资合作制度，和1923年制定的国家仲裁制度已经陷入了危机。从1927年起，“类似于战前十年的大规模工人斗争”的罢工不断增多，这主要是由于资方加强了攻势。正如米勒指出的，在1918—1919年革命中，资本家接受了“合作委员会”，通过合作委员会与工会进行劳资合作，又在1923年的通货膨胀危机中接受了国家仲裁制度，这只是为了避免阶级斗争加剧。现在，资方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仲裁结果，而且还在越来越频繁地通过集体关厂来压低工资。考虑到资本、特别是大工业资本的高额利润，米勒认为，资方的攻势不仅是为了压低工资，更是一种政治攻势，目的是为了彻底改变产业中的劳资力量对比。资方企图“粉碎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以便为进一步加强剥削和奴役铺平道路，这样他们才能在全球市场上获得渴望已久的成功。”
米勒认为，工会在过去十年里采取的阶级合作政策是失败的：资方觉得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时，就立即开始抛弃原先的承诺，并迫使工人阶级转入守势。他提出了“回到卡尔·马克思”的口号，要求把斗争从经济层面扩展到政治层面，抛弃“阶级和谐的思想”，重新转入攻势。不过，在讨论一个革命小工会的政纲时，他还是认为大工会仍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主角：
“就像它们过去是改良主义的温床一样，未来它们必将成为革命的发动机。”
米勒仍然没有放弃改造全德工联旗下工会的希望。
产盟容忍了米勒等人的立场。尽管产盟竭力把尽可能多的工人争取到自己的立场上，但它和其它革命工会都很清楚，自己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在实践中，产盟多次与社民党工会共同领导罢工。它们不仅没有多少选择，而且它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推动大工会转向更为革命的道路[17]。米勒对阶级关系现状的分析，还非常敏锐地预示了魏玛共和国刚刚开始的危机。1924—1929年这段时间，是一个稳定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之后，危机就表现为越来越暴烈的社会斗争。资方对阶级合作与国家仲裁制度的攻击，正是1930年的海因里希·布吕宁[18]临时政府的先声。布吕宁政府颁布了有利于资本的单边紧缩政策，滥用魏玛宪法第48条，这一条规定总统在紧急情况下有权不询问议会的意见就颁布法令。按照米勒的设想，由大工会发动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攻势，本来是可能阻止临时政府转变为纳粹独裁的。遗憾的是，这未能变为现实。
除了米勒的政治演讲之外，1928年12月的产盟柏林代表大会还为来访的国外兄弟工会的代表举行了一场欢乐的招待会。宾客当中也有米勒的儿子阿尔诺，他也活跃于产盟。在招待会上，他表现突出，用歌声和幽默故事逗乐了各国代表。不过，阿尔诺·米勒不只是个喜剧艺人。他是全国领导机关的秘书，从1929年5月起，他就开始在柏林地区工作，担任产业团体代表，负责“杂务”[19]。
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光有泛泛而谈和娱乐：还有政治论战。论战中包括所谓的“建筑问题”，代表大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闭幕前，委员会作了汇报。这个问题其实是围绕着弗波斯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而产生的矛盾，这家公司由维尔和米勒共同经营，其目的是给工会会员修建住房。关于这个问题，留下的记录很少，我们从稀少的记录中得知的是：维尔在自己的商业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轻描淡写，他只谈到在一个小市区内会有很多复杂因素，德国产业联盟的反对者原本以为这个问题会引发激烈的争论，但在柏林代表大会上并未发生。但是，“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将会影响到没有住房的工会会员的福利”，显然，在代表大会之前，肯定发生过争论。在工会会员们看来，米勒的弗波斯建筑公司是商业与革命政治的混合物，它是不正确的——他们太熟悉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主义的福利与保险机构了。产盟曾严词拒绝这种做法。委员会最终做了汇报。在这次代表大会唯一一份存世的会议记录中，关于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一致通过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为没有住房的产盟会员修建住房。但代表大会特地决定，工会与弗波斯公司毫无关系[20]。”作为争论中的利益相关的一方，并作为《斗争阵线》的负责人，维尔在这个问题上只公开了最低限度的信息。显然，他不想给产盟的大量敌人提供“弹药”，但这个问题肯定成了他和米勒的心病。
现在，弗波斯建筑公司与产盟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在1929年4月举行的产盟顾问委员会会议上，里夏德·米勒提供了经过公证的文件，证明了工会并没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弗波斯公司投资[21]。公司不再是产盟的下属机构，它的名称也随之改变了：公司名称中的“信托”（Treuhand）原本表示产盟与公司之间的信托关系，现在这个词被删去了，公司成了一家私营公司，现在米勒显然成了公司的唯一经营者[22]。
在1929年4月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上，除了“建筑问题”外，还发生了另一场争论，它最终对工会造成了致命打击：由于工会的资金捉襟见肘，萨克森分会要求开除保尔·维尔，但他们没有提出具体的指控。维尔宣称，由此引发的争论，“是以一种冒犯了〔工会的〕尊严的语调进行的。”
1929年5月3日，产盟领导层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矛盾更加激化了。维尔指责萨克森的几个干部开设了一家私营公司，在《斗争阵线》上做商业广告，赚了不少钱，却忽视了工会的工作。考虑到对他提出具体指控的可能性，他还声称这几个萨克森干部只想夺取工会的领导权，分裂工会，因为工会要阻止他们的秘密勾当，他们要想保住自己的生意，保住自己的领薪干部的职位，就只能这么做。就好像围绕着产盟萨克森分会的腐败而引发的争论还不够似的，工会内部的多个派别还相互指责，彼此都指责对方背着自己的会员，同德国五金工会谈判，想让产盟并入五金工会。比方说，卡尔·科尔施就痛斥里夏德·米勒和保尔·维尔“正在倒向改良主义”，保尔·维尔为此打算以诽谤罪起诉科尔施[23]。矛盾无法缓解，工会分裂了。
以维尔为首的集团企图维持领导权，保住“德国产业联盟”的名字，并获取组织的全部可用资源。仍在维尔领导下的《斗争阵线》过于乐观地宣称，这次分裂纯洁了工会的队伍，用不着为那些离开工会的人流泪。工会分裂时，里夏德·米勒站在了维尔一边[24]。
与维尔的乐观预测相反，产盟再也没有从这次危机中恢复过来。它的会员人数一落千丈，各地的分会都参加了其它的产业组织[25]。德国产业联盟元气大伤之后，维尔和米勒不仅未能实现巩固和团结各个革命产业工会的目标，而且工会的领导权还滑向了曼海姆。此外，各个左翼工会依旧继续分裂。
当德共开始在现存的全德工联旗下的各个改良主义工会内建立革命工会反对派（Revolutionäre Gewerkschafts-Opposition，RGO）时，左派共产主义工会的存在也受到了威胁。各个改良主义工会内的革命工会反对派是在1928年成立的，到了1929年，它们已经变成了全德工联之外的平行工会[26]。革命工会反对派最初的目标，是制造分裂，消灭除它之外的一切激进左派工会，因为在它看来，除了它之外的一切激进左派工会，全都是不必要的竞争对手，而且它的尝试往往能够成功。在这个历史时刻，最需要的是左翼马克思主义工会的协调行动，但革命工会反对派却采取了削弱左翼工会运动的政策。如果左翼工会能够协调行动，或许能够迫使社民党工会采取更主动的立场，共同抵抗资方和不断壮大的法西斯运动的日益增多的攻击。但是革命工会反对派把全德工联打成了“社会法西斯分子”，所以它不可能把左翼工会团结起来，它对社民党工会的指责，反而使社民党工会更加倒向资产阶级阵营[27]。
米勒当上了房地产商
1929年春季，产盟分裂了，里夏德·米勒一定是在分裂后不久就离开产盟的。他对工会的期待（在产盟柏林代表大会上，他就工人斗争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期待），与产盟四分五裂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一定让他感到灰心丧气；这或许还使他陷入了绝望：他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理想被彻底毁灭了。维尔主办的《斗争阵线》对“建筑问题”没有多谈，所以“建筑问题”很可能也跟产盟的分裂有一定关系。产盟分裂一年后，德共的机关报《红旗报》甚至报道说米勒重新加入了社民党，但这也没能得到证实[28]。在1930年前后，他似乎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弗波斯建筑公司上，左派报纸在1930年披露了一些关于公司和他的令人不快的细节。
《红旗报》在1930年4月17日和18日发表了两篇文章，报道说里夏德·米勒当上了弗波斯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在柏林潘科夫（Pankow）市区拥有25栋楼房、300套住房。《红旗报》声称这些楼房是在1929年晚些时候建造的，市价高达一百七十五万帝国马克。《红旗报》根据租客的来信，进一步报道说：米勒不仅要求租客支付昂贵的房租，当租客查询是否有可用的房屋时，每查询一次，都要支付高达六十帝国马克的“信息费”，除此之外，租客在入住时，还得交纳一笔高达五百帝国马克的无息贷款。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相当于同类住房的五个月房租。
据《红旗报》的报道，米勒还利用不光彩的手段敛财：柏林市公共住房信托基金会为了鼓励建造更多的、租金在人们可承受范围内的住房，利用向房主和地主（Hauszinssteuer）征收的特别税，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向建筑公司和合作社提供补贴；按照公共住房信托基金会的规定，米勒领取了这笔补贴，他就不能收取“租客贷款”，然而，他仗着自己跟信托基金会关系不错，就把他收上来的贷款改成了押金。虽然这样做原则上并不违法，但按照德国法律的规定，押金数额不得高于三个月的房租。因此，米勒不但没有全部退款，反而还向每个租客收取高达三百帝国马克的押金。《红旗报》还声称米勒不承认住户选出的租客委员会，只通过自己的律师同住户沟通。除此之外，《红旗报》还声称米勒企图把150名租客赶出房间[29]。极右派也为这桩“丑闻”写了一篇文章。由约瑟夫·戈培尔主编的纳粹党柏林党部机关报《进攻报》也在4月25日发表头条文章《马克思主义者当上了地产大亨——运用“社会主义”：有利可图的职业》，对米勒进行了同样的攻击[30]。这篇文章只是把《红旗报》的消息给复述了一遍，没有添加新的细节。
《在米勒那里没有租客保障》，《红旗报》，1930年4月18日。
没有一家报纸是中立的：每一家报纸都有自己的理由去攻击米勒。虽然他被德共开除后，德共就跟他再无任何瓜葛，但他的著作却损害了德共最珍视的一些自我形象，而且，米勒拥护的产盟又在不断地、无情地反对已经官僚蜕变的德共。另一方面，戈培尔和纳粹党把1918年的革命派斥为“十一月罪人”和在世界大战中暗算德国军队的凶手。当然，纳粹党一直想证明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而不是堕落了的社民党或“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德共。
尽管右派和左派都有各自的偏见，但《红旗报》上的报道中的许多细节，却与商业登记记录中关于弗波斯建筑公司的更名和注资等方面的记载是相符的。它证明了米勒确实把他的公司从出版社改成了建筑公司。产盟方面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斗争阵线》上关于“建筑问题”的线索，也与《红旗报》对这家公司历史的报道的细节相符。据《红旗报》报道，弗波斯建筑公司在1928年7月得到了最后一笔注资，当时米勒和维尔各自用现金给公司注资六万和四万帝国马克。但在1930年，管理公司的显然只有米勒一人：在当时的商业登记记录中，他被记载为唯一的业务经理，而且公司的办公地址正是他在柏林滕佩尔霍夫区的私宅地址[31]。也就是说，这绝对不是重名：房地产商米勒确实就是以前的革命工长组织成员里夏德·米勒。此外，维尔在1933年以后就成了一个普通工人，并以此谋生，这一事实也能反驳维尔仍是米勒公司的合伙人的说法[32]。米勒买下了自己的老同志的全部股份。
从这些材料来看，米勒在两个层面上受到了丑闻的打击：当时的人很可能会认为，一个社会主义最后居然当上了房地产商，这在道德上是完全说不过去的。新闻报道肯定利用了这一点。第二层则跟这样一个指控有关：米勒在当上房地产商后，居然靠榨取工人阶级租客的血汗钱敛财。关于后者，唯一的证据来自《红旗报》的几篇文章，而这家报纸对米勒怀有极深的偏见。我们本来可以通过查询法庭原始记录，来对多方的事实进行核对，查清米勒作为房地产商的所作所为，然而这些记录已经散佚。但是，《红旗报》提供的信息，在一些基本要点上，比如公司名称、公司所有人、公司的定期注资等等，都与商业登记记录和产盟的报道相符，所以，我们不能断言，关于米勒与租客之间的矛盾的报道就一定是捏造的。《红旗报》记者或许有所夸大，但我倾向于相信，米勒确实跟租客有一些严重的法律纠纷。
如果米勒真的用不光彩的手段敛财，那他绝不是唯一一个卷入此类丑闻的前工运活动家。在1918年以前，工人运动还没有掌权，它只能依靠群众的小额捐款度日。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人阶级的代表可以担任公职，而在“红色柏林”之类的工运重要据点，工人政客把持了当地的政治。由于社民党仍然能够赢得大多数工人的选票，所以掌权的就是社民党。这些工人阶级政客跟里夏德·米勒一样，出身于贫苦家庭，现在他们掌握了一个拥有三百多万居民的大都会的财政。来来往往的金钱实在太多了，其中有一些钱肯定进了非同寻常的、不合法的渠道。
在1930年前后，利用公共住房项目敛财，特别是利用以税金为财源的补贴和贷款敛财，是柏林当地政界的热门话题。在柏林市议会中，共产党坚决反对社民党的住房政策，理由是：尽管这个政策号称要给工人阶级家庭提供价格可以承受的住房，然而这个项目消耗的财政资源，却远远超过了建造住房的真实成本。按照德共的说法，建筑公司和合作社本应出于慈善或公益目的而参加这个项目，然而它们却是这个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德共党团拒绝在1930财政年度为公共住房项目提供额外拨款。德共柏林市议员施文克[33]总结了德共反对这项政策的根本原因：“这些钱根本没有用在增建住房或降低现有住房的房租上，却大大增加了开发商和地产投机商的利润[34]。”德共建议，与其实行这个住房政策，倒不如把提供给房地产商的补贴，同赋予租客更多的发言权联系起来。纳粹党也批判公共住房扶持制度，痛斥“资本主义剥削者”，哀叹“利息奴隶制”，并利用社会主义的词藻，但纳粹党未能像德共那样提出具体的方案[35]。
尽管《红旗报》和《进攻报》都对弗波斯建筑公司进行了攻击，但在1930年的柏林市议会的辩论中，无论是德共还是纳粹党都没有提到弗波斯建筑公司，尽管约瑟夫·戈培尔和《进攻报》编辑兼社论作者尤里乌斯·利佩特[36]都是市议会议员[37]。
但是，这个事件却引起了其它方面的关注。据《进攻报》报道，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普鲁士邦议会议员霍维[38]和齐曼[39]召集了一个小调查团，对弗波斯公司事件进行调查[40]。遗憾的是，在普鲁士邦档案馆内的相关文档内未能找到后续结果[41]。
因此，要想继续追踪租客贷款事件，我们就必须依靠1930年5月25日的《红旗报》报道。根据这篇报道所述，米勒的租客向潘科夫地区法院起诉米勒犯有诈骗罪。报道声称米勒输得一败涂地，必须向全体租客退还贷款、押金和信息费，包含利息在内，而且还要支付全部诉讼费用[42]。由于法庭原始记录已经散佚，关于米勒输掉官司的一切细节都无从查证。我们能确认的只有：米勒确实通过建筑生意赚了一笔钱，他跟租客有过一些法律纠纷。
重返社会民主党？
从革命者变为房地产商——米勒是怎样完成这个急剧的转变的？毫无疑问，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复杂的：他开了一家出版社，结果失败了；他出版了自己写的书，结果销量让他失望，连带着让他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成就产生了怀疑；早在1925年，他就对政治形势作出了明显的悲观分析；产盟的分裂，工会的瓦解；特别是革命的失败，对自命为1918年理想的继承者的德共的幻灭；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毁灭了里夏德·米勒的政治理想主义与使命感。以前支撑着他的，是对世界革命必将到来的信念，然而，在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与失败之后，他不知什么时候失去了这种信念。
在他先前的政治活动中，他结识了很多人，在这些人构成的政治人际关系网中，他的政治活动才有意义，然而，这个人际关系网也逐渐萎缩了，这使他不可避免地被这些人孤立了，这也是导致他在二十年代末发生转变的原因之一。他一直把革命工长组织的老成员们和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当作自己的朋友[43]，但这些人早已风流云散。他跟埃克尔特和马尔赞合办的出版社也垮了，每当发生金钱纠纷时，友谊往往就会消散，所以，这三个朋友很可能再也没有联系过。从埃克尔特后来的发言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米勒心怀芥蒂[44]。米勒与保尔·维尔的分手，恐怕同样是不愉快的，因为两人之间也发生了生意上的纠纷。
独立党执行委员会的格奥尔格·雷德布尔不仅是米勒的同志，也是他的私人朋友[45]。但是，当独立党分裂时，雷德布尔选择了右翼，由于独立党在分裂时普遍发生了激烈争吵，所有人都很动感情，所以米勒和雷德布尔的私人关系也就破裂了。最后，米勒最亲密的政治同志、任何时候都与米勒形影不离的恩斯特·多伊米希，也早在1922年7月就去世了。
因此，他跟许多老朋友的关系都断了。这些关系都是在政治圈子里形成的，所以，当他被这个圈子疏离之后，也就遭到了孤立。他的社会关系很可能越来越集中于自己的家庭圈子。退回私人生活之后，物质方面的问题很可能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保障子女的未来，这可能也是里夏德·米勒在快五十岁时转行经商的原因之一[46]。
米勒在经营出版业时遭到了失败，但在建筑业获得了成功，赚了一大笔钱。根据官方的商业登记记录，从1927年到1928年，他的企业的资本从二万帝国马克增长到了十万帝国马克，公司的实际价值可能还要更高。在公司仍是产盟的“信托公司”时，建筑业就已经使米勒发了财，如果《红旗报》的报道可信的话，到了1930年，他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他原先的政治信念已经在不知何时被抛到一边了。
米勒至少从1918年起就居住在滕佩尔霍夫，他可能是因为发了财，才搬到柏林城外一处靠近湖边的乡下住宅的[47]。靠近柯尼希斯乌斯特豪森的新家，从外观上说明他开始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
1932年9月，里夏德·米勒给全德工联档案馆写了一封信，提出出售自己收藏的另一批档案，这是目前能找到的他的最后一篇书面文件。这批档案包括1921年7月的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会议记录，在大会期间列宁就工会问题写给他的信。米勒建议全德工联档案馆给这批档案起名为“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起源的材料”。米勒给这批档案起了这个名字，说明他认为1921的事件，可以被视为德共目前实行的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会的政策的先声。米勒在信中不仅为这批档案写了内容摘要和目录，还重新介绍了自己在1921年的立场，并特别强调自己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应当留在现有的全德工联旗下的各个工会内。他赞赏了列宁出于这个立场而进行的干预，又批判了反对这个立场的弗里茨·赫克特，认为赫克特这样做是为了分裂工会运动——特别是工会运动中的左派——而做准备[48]。
这封信并未直接介绍米勒当前的政见，只是在为他以前的意见辩护。他建议出售这批档案，可能是出于多种动机。一方面，出售这批档案，很可能代表着他进一步远离革命的过去——出售列宁的信，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征兆，这封信对他肯定具有个人价值。另一方面，他可能也是关心这批档案，希望这批独一无二的档案能得到妥善的保管[49]。有意思的是，他想把这批档案交给全德工联档案馆，而他以前一直在跟全德工联领导层作斗争。他之所以这样做，似乎主要是为了对抗德共目前实行的“革命”工会主义。
米勒肯定是重新捡起了他以前的路线，尽管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曾参加了产盟，现在他可能又在向全德工联靠拢，尽管全德工联仍在实行亲资政策。毕竟，他历来都不喜欢德共分裂现有工会、另立“革命”工会的政策，当他正在领会历史给革命产业工会思想下达的失败判决时，这种政策只会使他更加厌恶德共。在米勒出售的这批档案中，还包括了红色工会国际中欧部就工作单位里的基层组织的训练与工作方法而下达的指示，这也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更加接近全德工联。虽然这批文件已有十一年的历史，但是，德共的工会政策依然有相当多的部分没有改变，这就使这批文件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启发性。而且，社民党报刊也可以利用这批档案进行宣传。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无论是忠诚的还是有不同意见的，都不会把这批档案交给社民党。尽管米勒在信中为自己以前的意见进行了积极的辩护，并再次赞扬列宁，但他可能已经与社民党工会机关和解了——公共住房信托基金会是一个被社民党统治的官僚机构，而他跟这个机构关系不错，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跟社民党和解。但是，他到底有没有重新参加社民党，依然无法确定。
隐入阴暗之中
1932年以后，里夏德·米勒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脱离了政治，他的公司也不再出现在柏林的官方商业登记记录之中，看来，他可能是为了退休，而在1932年以前将公司转手了[50]。过了五年，才重新出现了米勒的踪迹：1937年，米勒在柏林第六登记处做了结婚登记，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究竟是因为离婚还是因为妻子去世而结束，以及他的第二任妻子的姓名，至少在目前都无法查明[51]。
里夏德·米勒似乎没有公开反抗纳粹统治。在有关的档案库内，没有留下他遭到了司法或警察迫害的确切证据，也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能够证明他的亲属在1945年之后曾要求承认他是法西斯主义受害者，或是要求为此提供赔偿。尽管纳粹痛恨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但他似乎被遗忘了——这可能是因为纳粹上台时，他已经退出政界好几年了。1933年3月，希特勒上台时，里夏德·米勒对当局已经算不上什么威胁了，就连《进攻报》上那篇指责他在从事房地产业时用不正当手段敛财的文章的作者，恐怕也已经忘记了他。但是，米勒的著作还是受到了审查，并在1933年5月10日的纳粹焚书仪式中被烧毁[52]。前革命工长组织成员、米勒的朋友保尔·埃克尔特和海因里希·马尔赞都遭到了纳粹的迫害，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过去，而是因为他们参加了抵抗运动。不过，埃克尔特和马尔赞都挺过了纳粹统治时期，活了下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曾跟米勒一起在产盟共事的保尔·维尔身上，他在1933年以后重新当了工人[53]。而前革命工长组织成员保尔·维格曼却被纳粹当局逮捕，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辗转于各个集中营，最后于1945年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 Belsen）集中营去世[54]。
那些躲过了恐怖统治、却得忍受自己的无能为力、并看着自己的梦想与政治理想在烈火中覆灭的人，一定非常不好受。但是，我们不能猜测里夏德·米勒是怎样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幸存的。尽管早在1925年，他就预见到了纳粹打着万字旗四处进军的黑暗预兆，但是，纳粹主义的实际暴行和破坏力，一定让他深感震惊和痛苦。工人运动的队伍当中，没有人曾预见到如此全面的惨败。
但是，纳粹并没有迫使他流亡。威廉·海因茨·施罗德和萨宾娜·罗斯编写的参考书都猜测他是不是流亡国外了，但是婚姻登记记录却与这种猜测相矛盾[55]。比较合理的猜测是：自从他不再参加产盟的活动后，他就退出了政界，也和以前的同志断了来往，并且跟第二任妻子一起退入了私人生活，所以他就不会跟纳粹当局发生冲突了。
里夏德·米勒于1943年5月11日逝世，死因不明[56]。他的长期合作者克莱尔·卡斯佩尔写了一封信，这是我们了解他的葬礼的唯一来源[57]，、我们从这封信中得知葬礼的规模很小。墓地在什么地方，至今也没能查清。
[1] 他得到了克莱尔·卡斯佩尔的支持，至少她在初期是支持他的。请参阅：克莱尔·德费尔特—卡斯佩尔（CläreDerfert-Casper）的回忆录，LArch Berlin，C Rep 902-02-04，no. 1。——原注
[2] 据《红旗报》报道，在1927年11月1日的公司全体大会上，维尔和米勒成立了弗波斯建筑公司，这是一家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拥有二万帝国马克的资本。由于公司的名字和商业登记号并未改动，所以这其实是改行，而不是成立新公司。请参阅《在米勒那里没有租客保障》（Mieterschutz gibt’s bei Müller nicht），《红旗报》，1930年4月18日；柏林商业登记记录（Handelsregister），第2类，1928年。——原注
[3] Langels（郎格尔斯），1989年，第41—61页；Weber（韦伯），1969年a，第1卷，第68页及其后、第98页及其后、第168页。关于维尔的传记，请参阅：Weber（韦伯），1969年a，第1卷，第342页。——原注
[4] 演讲预定于1928年2月14日举行，后来又在 3月3日和3月11日接连办了两场。请参阅：《斗争阵线—无产阶级周报》（Kampf-Front – Proletarische Wochenschrift），第1期（第四年），1928年1月16日；第7期，1928年2月27日；第9期，1928年3月。遗憾的是，我只找到了1928—1929年的《斗争阵线》，未能找到从1924年开始的全部《斗争阵线》。我必须感谢奥托·郎格尔斯（Otto Langels）博士，是他给我提供了这份周报的一些副本，没有这些材料，我是不可能完成本章的。在为这个英文版做研究时，我在柏林国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里找到了从1928年1月到1929年4月的全部《斗争阵线》，这几期《斗争阵线》上披露了关于米勒的一些消息。——原注
[5] 《斗争阵线》，第48期，1928年12月17日，另请参阅：《死尸米勒当上了地产大亨》（Leichen-Müller als Häuserbesitzer），《红旗报》，1930年4月17日。——原注
[6] 请参阅：《斗争阵线》，第6期、第7期，1929年2月。在此之前和之后，这家报纸上都没有提到过联络人的名字，所以，我们无从得知，究竟是米勒曾在《斗争阵线》短暂工作过呢，还是说《斗争阵线》只是改换了报头的版面设计。——原注
[7] 世界产业工会向1928年12月的德国产业联盟全国代表大会发去了贺信，请参阅：《斗争阵线》，第46期，1928年12月3日。——原注
[8] 请参阅：Müller and Däumig（米勒与多伊米希），1919年。产业工会原则也是米勒在1919年10月的德国五金工会代表大会上的提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请参阅：Opel（奥佩尔），1957年，第104页及其后。——原注
[9]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Begründung der Beschwerde an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K.I），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5页。——原注
[10] 请参阅：Langels（郎格尔斯），1989年；《斗争阵线》，第16期，1929年4月29日。——原注
[11] 关于这个工会的会员人数，请参阅：Langels（郎格尔斯），1989年，第44页。——原注
[12] 比方说，《斗争阵线》在1928年1月到3月之间，曾在第3期到第10期上连载了系列文章《反对派的斗争与俄国工人阶级的现状》（Der Kampf der Opposition und die Lage der russischen Arbeiterklasse）。——原注
[13] 《托洛茨基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Trotzki auf dem Wege nach Sibirien），《斗争阵线》，第1期，1928年1月16日。——原注
[14] 请参阅德国产业联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文件《论俄国问题》（Über die Rußlandfrage），《斗争阵线》，第47期，1928年12月10日。——原注
[15] 请参阅：Langels（郎格尔斯），1989年，第44页；《斗争阵线》，1928年第8期、第13期、第15期、第17期。科尔施用本名或缩写K.K.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另请参阅：Michael Buckmiller（米歇尔·布克米勒）编纂，《卡尔·科尔施全集》第5卷（Karl Korsch: Gesamtausgabe Band 5），《马克思主义的危机》（Krise des Marxismus），阿姆斯特丹，1996年。尽管如此，科尔施并不是德国产业联盟的会员；有一次他甚至不得不离开会员大会，因为他不是会员。请参阅：《斗争阵线》，第42期，1928年11月5日。——原注
[16] 这个文件发表于《斗争阵线》，第1期，1929年1月7日，并被列入了代表大会的议程，这次大会原本打算在1928年圣灵降临节（Pentecost）举行（请参阅《斗争阵线》，第11期，1928年3月26日）。但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未提到这个文件，这可能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推迟了，或者仅仅是由于报纸的篇幅不够，只能另行出版单行本。关于顾问委员会会议，请参阅《斗争阵线》第16期，1929年4月29日。——原注
[17] Langels（郎格尔斯），1989年，第48页。——原注
[18] 海因里希·阿洛伊西乌斯·玛利亚·伊丽莎白·布吕宁（Heinrich Aloysius Maria Elisabeth Brüning, 1885年11月26日——1970年3月30日），生于威斯特法利亚，中学毕业曾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一战期间自愿参军。一战后退役，参加了天主教中央党，1924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29年任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1930年3月29日被任命为总理。1932年5月30日辞职。1933年5月任中央党党魁。1934年流亡美国。1952年回国，在科隆大学执教政治学。——中译者注
[19] 《斗争阵线》，第47期，1928年12月10日，以及关于柏林顾问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参见《斗争阵线》第17期、第18期，1929年5月6日、5月13日。——原注
[20] 《德国产业联盟第二次定期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Verhandlungen des 2. Ordentlichen Reichskongresses des DeutschenIndustrie-Verbandes），《斗争阵线》，第47期、第48期，1928年12月10日、12月17日。——原注
[21] 《斗争阵线》，第16期，1929年4月29日。——原注
[22] 此时公司的办公地址改成了米勒的在维尔德大街31号的私宅。请参阅1929年的商业登记目录，以及鲁道夫·莫塞出版社（Verlag Rudolf Mosse）出版的1930年《全国商务名录》。关于这家公司在多次改名中的延续性，可以从它的业务登记号码（第37081号）始终不变中看出：柏林商业登记记录，第2类，1926—1931年。柏林州档案馆提供了网上查询。——原注
[23] 《斗争阵线》，第17期，1929年5月6日。维尔向对手发起了挑战：他向法庭起诉对手犯有诽谤罪，要求在法庭上澄清这个问题。五金工会代表乌里希（Urich）不得不发誓如实汇报，跟他谈判的到底是谁。科尔施对里夏德·米勒的攻击可能是出于误会，因为最初被指控同五金工会进行秘密谈判的人是德国产业联盟柏林分会的一个代表，叫弗兰茨·米勒（Franz Müller）。乌里希后来确认，确实有过这样的谈判。《斗争阵线》，第17期、第18期，1929年5月。——原注
[24] 请参阅《斗争阵线》，第18期，1929年5月13日。根据这一期的报道，米勒参加了在5月3日举行的关于工会前途的讨论。这是米勒在德国产业联盟留下的最后的痕迹。——原注
[25] Langels（郎格尔斯），1989年，第44页。——原注
[26] 最近的研究表明，建立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尝试，并不完全是在外界的操纵下进行的，事实上，它是由对全德工联政策的长期不满而引发的，请参阅：Heinz（海因茨），2010年。——原注
[27] 大部分革命工会尖锐地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并要求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请参阅：Langels（郎格尔斯），1989年，第49—61页。1933年以后，革命工会反对派旗下的工会有许多会员活跃于抵抗运动，请参阅：Stefan Heinz（施特凡·海因茨），2010年。——原注
[28] 死尸米勒当上了地产大亨》（Leichen-Müller als Häuserbesitzer），《红旗报》，1930年4月17日。据说保尔·维尔在二十年代末也重新加入了社民党，请参阅：Weber（韦伯），1969年a，第2卷，第342页。——原注
[29] 死尸米勒当上了地产大亨》（Leichen-Müller als Häuserbesitzer），《红旗报》，1930年4月17日；《在米勒那里没有租客保障》（Mieterschutz gibt’s bei Müller nicht），《红旗报》，1930年4月18日。《红旗报》还在1930年5月25日发表了第三篇文章《死尸米勒的一次失败》（Eine Niederlage Leichen-Müllers），报道了米勒跟公共住房信托基金会的关系。——原注
[30] 马克思主义者当上了地产大亨——运用“社会主义”：有利可图的职业》（Ein Marxist als Hausbesitzer. Angewandter “Sozialismus” – Ein Beruf der etwas einbringt），《进攻报》，1930年4月25日。——原注
[31] 柏林商业登记记录，第2类，1930年。在1930年的登记记录中，弗波斯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地点为维尔德大街31号，而在1932年的登记记录中，办公地点为海因里希亲王大街（Prinz-Heinrich Straße）21号。请参阅：《全德工业、贸易、商业、农业名录》（Deutsches Reichs Adreßbuch für Industrie, Gewerbe, Handel, Landwirtschaft），鲁道夫·莫塞出版社（Verlag Rudolf Mosse），1930年版第4卷和1932年版第4卷。——原注
[32] Weber（韦伯），1969年a，第2卷，第342页。——原注
[33] 保尔·戈托尔德·施文克（Paul Gotthold Schwenk，1880年8月8日——1960年8月22日），生于工人阶级家庭，当过锁匠。1905年参加社民党，1912年开始担任全职党务工作者，并为《前进报》工作。一战期间反对社民党的“国内和平”政策，参加了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担任独立党机关报《自由报》编辑和普鲁士立宪议会独立党党团秘书。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1924—1933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纳粹党上台后流亡苏联，1936年在大清洗中因被指控为外国间谍而被捕，1939年获释。1945年回国后担任过一些次要职务，1952年退休。——中译者注
[34] 柏林市议会速记记录（Stadtverordnetenversammlung），1930年5月22日，LArch Berlin，A Rep 000-02-01，nos. 298–301。——原注
[35] 同上。——原注
[36] 尤里乌斯·利佩特（Julius Lippert，1895年7月9日——1956年6月30日），生于瑞士巴塞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自愿参加德军。1918—1922年在柏林求学，并获得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政治学学位。1927年4月参加纳粹党，同年7月被戈培尔任命为《进攻报》主编。1933后还担任《德意志劳工战线》（Deutschen Arbeitsfront）主编。1933年3月担任柏林市国家专员。1937年1月5日被正式任命为柏林市长。1940年7月被免职。从1941年起在国防军中担任过一些次要职务。纳粹德国覆灭后，被判处六年徒刑，1952年获释。——中译者注
[37] 虽然戈培尔自己提出了关于住房建设的提案，但他没有参加辩论。根据发言记录，他在1930年没有在市议会中讲过一个字。利佩特实际上充当了纳粹党党团的发言人。——原注
[38] 约翰·霍维（Johann Howe，1880年4月15日——？），当过邮政工人，后辞职。自1914年起担任基尔及周边地区房主与地主协会主席。1918年担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省房主与地主协会主席。1924年10月当选基尔市议员。1924—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中译者注
[39] 奥托·齐曼（Otto Ziemann，1872年6月30日——？），当过木匠，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加入德意志民族人民党。1924—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中译者注
[40] 请参阅全国农业联盟（Reichslandbund）新闻档案馆，关于里夏德·米勒的报道的合集，1919—1930年，BArch R/8034/III 320。——原注
[41] 一般来说，在印刷成书的邦议会会议记录中，不会收录小调查团的记录；普鲁士邦议会的文件现在保存在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秘密档案馆（Geheime Staats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GStA PK），但在那里也没有找到任何信息。——原注
[42] 《死尸米勒的一次失败》（Eine Niederlage Leichen-Müllers），《红旗报》，1930年5月25日。《进攻报》没有跟进此事。——原注
[43] 比方说，在1920年，他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一种“迄今为止都是由我和我的朋友们宣传的学说”。《第三国际中的党、工会与苏维埃》（Partei, Gewerkschaften und Räte in der 3. Internationale），《自由报》，第384期，1920年9月15日。——原注
[44]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埃克尔特在1956年的一次访谈中说的一句话：“巴尔特应当获得比米勒高得多的评价。”由于巴尔特从1918年底开始，就成了不受革命工长组织欢迎的人，所以埃克尔特的态度变化就非常耐人寻味。米勒和埃克尔特很可能发生过激烈争吵。保尔·埃克尔特的口述历史访谈，SAPMO-BArch，SG Y30/0180，第15页；在第11页上也有他在1951年说过的内容相似的话。——原注
[45] 请参阅：Ledebour（雷德布尔），1954年，第61页及其后。——原注
[46] 在里夏德·米勒的儿子阿尔诺·胡戈的居民登记证上，他的职业是“推销员”。他可能帮他父亲打理生意，请参阅：LArch EMK。——原注
[47] 从1932年起，他的通信地址改变了。请参阅：《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起源的材料》（Materialien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RGO），SAPMO-BArch，RY 23/45。在1930年的商业登记记录上，公司的办公地址仍是维尔德大街31号。——原注
[48] 《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起源的材料》（Materialien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RGO），SAPMO-BArch，RY 23/45。——原注
[49] 考虑到他的财政状况很健康，再加上全德工联档案库一开始只愿开价75帝国马克（最终售价未能查明），所以他似乎不是为了钱财而出售这批档案的。请参阅：《关于革命工会反对派的起源的材料》（Materialien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RGO），SAPMO-BArch，RY 23/45。——原注
[50] 根据夏洛腾堡地区法院（Handelsgericht Charlottenburg）的记录，这家公司最终于1937年从商业登记记录中注销，尽管它可能几年前就停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能解释它为什么从商业登记记录中消失了：无论是奥古斯特·舍尔出版社（Verlag August Scherl）在1934年出版的《柏林商业名录》（Berliner Adressbuch），还是1937年版《全德工业、贸易、商业、农业名录》，都没有收录一家叫做“弗波斯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原注
[51] 根据安德列亚斯·赫布斯特（Andreas Herbst）的研究，这桩婚姻是在柏林第六登记处登记的，登记号码为578/1937号；第六登记处位于现在的米特（Mitte）区。由于登记记录仍在使用，根据法律规定，为了保护隐私，登记记录不能公开，所以诸如米勒的第二任妻子的姓名之类的细节目前还无法查清。——原注
[52] 显然，马利克出版社出过的所有书籍都成了焚书仪式的受害者。请参阅：Hauberg（豪贝格），1986年。——原注
[53] 马尔赞参加了抵抗运动，并在1940年被判处监禁六个月，请参阅：Weber and Herbst（韦伯与赫布斯特），2004年，第408页及其后。关于维尔，请参阅Weber（韦伯），1969年a，第2卷，第342页。——原注
[54] Sandvoß（桑德弗斯），1983年，第57页。——原注
[55] 请参阅：Schröder（施罗德），1986年；Roß（罗斯），2000年。关于他流亡美国的说法，源自莫斯科的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保管的文件，但是这批文件把几个重名的里夏德·米勒的材料都混在一起了，关于本书的主人公，请参阅：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205，d. 9343。——原注
[56] 死亡登记，1463/43号，柏林—蒂尔加腾（Berlin-Tiergarten）登记处。本书作者特此感谢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的安德列亚斯·赫布斯特提供这个信息。——原注
[57] 个人通知，英戈·马特纳教授。根据马特纳的说法，这封信是克莱尔·卡斯佩尔写给英戈·马特纳的，信中还说道，卡斯佩尔并没有出席葬礼。——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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