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第十三章 结语：历史的暗处
里夏德·米勒留下了什么呢？在政治上，他无疑是1916—1921年间德国工人运动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但是，由于他的成就与失败的性质及环境，他今天几乎完全不为公众所知。米勒不像卡尔·李卜克内西，他从来不是左派的传奇人物。李卜克内西是个喜欢高调、热衷冒险的人，是唯意志论者和革命浪漫主义者。在李卜克内西看来，没有撤退，只有前进，只有正面进攻。他的死亡，跟他的生活一样轰轰烈烈：在运动的高潮，在起义的最前线，倒在了反革命的凶弹之下。几十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墓地至今仍是左派的重要圣地之一。
但在米勒的生涯中，没有戏剧性的高调作态，没有重大的豪赌，他的生涯也不是在革命悲剧中的交火中戏剧性地结束的，也没有大批群众送他最后一程。他来自工人阶级，又成了工人阶级的领袖。这样的出身，使他明白工人阶级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所以他从来不会冒险。他曾大胆地做过一次夸张的表态——在1918年11月19日举行的柏林工人苏维埃全体大会上，他宣称：要想在革命德国召开国民议会，“除非跨过我的尸体”[1]——这使他获得了一个伴随他终生的侮辱性绰号：死尸米勒（Leichenmüller）。1918年底，执行委员会的权力逐渐衰落，从那时起，他的影响力就开始慢慢衰退，最后他离开了政治舞台。在某个时刻，里夏德·米勒销声匿迹了，余生只剩下了一点点痕迹。他从阴暗之中出现，然后又在阴暗之中消失了。
李卜克内西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他得到了悲剧英雄的葬礼；而米勒跟他一样，是以一种与自己相称的方式离去的。终其一生，米勒都在忙于组织工作，由于事态的发展，这项工作总是无法完成。他确实分享了西绪弗斯的命运，连外在形式都很像：就连他那非凡的坚强意志最后也消耗殆尽，这个顽强的革命工作者最后被世人遗忘了。米勒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是因为他的生命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非同寻常的事件息息相关：一位从工人阶级运动的机关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紧要关头掌握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米勒和李卜克内西都未能把革命推向胜利，革命被暴力打垮了，它被自身的弱点和矛盾毁灭了。两人都全力进行了斗争，历史承认他们是忠诚的革命者。两人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失败了——一个成了烈士，一个被人遗忘。
里夏德·米勒的政治生涯的起点是很低的：他原先是一个孤儿，一个穷苦的学徒工，然后当上了工会代表、五金工会鼓动委员会主席，又当上了全体柏林车工的代言人。在米勒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能够把握工人阶级的政治脉搏，而他的政治热情，总是与工人阶级的政治雄心以及忍耐力的极限相符合。琐碎的工会工作，塑造了他的政治生涯和他的政治工作方法。一切都得组织起来，而这正是里夏德·米勒的长处：他就是靠这个才赢得领导职位的。革命工长组织是把保密性和群众影响结合起来的典范，而它也是米勒的组织才干的产物。革命工长组织还把激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了起来。革命工长组织跟它的领袖一样，不愿陷入不必要的危险，但是，当时机合适时，当一切危在旦夕时，他们就会毫不顾忌个人得失而发动进攻——尽管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可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许多积极反对战争的工人未能活着看见德国革命。他们被强征入伍，在弗兰德斯或凡尔登外的某个灰色的无人地带，死在了铁丝网与机枪火力之间。里夏德·米勒也多次遭受过这种命运的威胁，而他的同志们的无条件支持，是他能够多次从兵役中逃生的重要原因。
虽然里夏德·米勒并不喜欢冒险，但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也能够做出大胆的行动。工会是他的政治根基，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却站出来反对工会的拥护战争的立场，这是很不容易的。许多工会活动家宁愿把事情往好的方面看，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从1916年开始，拥护战争的工会干部就可以免服兵役。对米勒来说，与习惯的做法决裂，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他犹豫过，动摇过，但这并不是因为恐惧。不如说，他之所以犹豫动摇，是因为忠于组织。他把生命中的大量时光献给了五金工会，他不愿背叛或抛弃五金工会。工会就是他的家，他的朋友都在工会里。工会也是他的政治身份。尽管有着这种极其强烈的纽带——或者说正是因为这样——当时机到来时，他选择了抛开形式，以便更好地发扬精神：他建立了一个平行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就是革命工长组织。此举和他后来为共产主义工会运动和红色工会国际所做的工作，都被斥为“搞分裂”，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但是，米勒其实从未鼓吹分裂工会运动，他认为工会运动是工人阶级政治的基本形式。事实上，在1914年，国际工人运动被国家分裂了，他一直力争克服这种局面，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团结。
许多人认为，工会运动的形式与精神的矛盾，言语与现实的矛盾——它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却倾向于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内整合——只是由于战争才清楚地暴露出来。这种整合的原因是复杂的；背叛自己阶级的领袖和“工人贵族”的道德堕落，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米勒指出，德国工会运动陷入了一个悖论：它被自己的成功给腐化了——工人具有较高的组织水平，所以他们取得了许多成果，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会失去的就不仅仅是锁链了。
在这种背景下，战争暴露出了社民党领导层主流派的真面目：他们是言论上的革命派，实践中的改良主义者与合作主义者，但是战争还揭示了这样一个情况：党和工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米勒这样的人在内，并没有把改良的成功与改良主义混为一谈。他们现在站了出来，领导了革命运动，同德国资产阶级、国家和社民党领导层作斗争。
米勒在1914年反对罢工禁令，他没有得到工会正式组织的许可，就把这些人组织了起来。在这种抗命行动中，米勒和他的工友开始激进化。他从社会斗争转向了激进的和平主义。最迟从1917年开始，他把全部的精力和组织才干都献给了社会革命，后来，尽管遭受了无休止的失败，他仍然一再为革命的必要性辩护。如果说，米勒和革命派经常是孤立无援的，用多伊米希的话来说，仅仅是“单调的灰色泥沼中的一个小小的少数派”[2]，但他们却是坚定不移的。只是到了生命的末期，由于接二连三的失败的打击，而且很可能无法用有意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信念，所以米勒才似乎在沉默中放弃了自己的信念。他是变得自私了，还是仅仅因为年龄增长而变得圆滑世故了？弗波斯丑闻背后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是否拾起了双重标准，抛弃了革命的过去，使自己成为一个建筑承包商？我们无从得知这些问题的答案。
有些人批评里夏德·米勒，说他虽然领导过德国革命，但他自己并未达到与这一使命相称的高度。他们认为，米勒的实用主义不过是犹豫不决。还有些人批评他“倾向于图式主义”，这主要是指他用“小方块”拼凑出来的苏维埃制度的图式，在苏维埃制度已经失去了在政治上获得实现的可能性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依然固执地鼓吹苏维埃制度。1919年三月罢工被军队血腥镇压之后，苏维埃运动就已经输掉了至关重要的决战。尽管如此，直到1920年，哪怕是在《企业代表会法》限制了代表会的作用，把代表会变成了以阶级合作政策为基础的劳资关系体制内的一个小配角之后，米勒等人仍在顽强地挽救苏维埃运动，想尽可能多地保存苏维埃运动的理想。
尽管这些批评意见来自斯巴达克斯派、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当中没有人对米勒特别感兴趣，但这些批评意见确实包含了真理的种子。事实上，米勒确实反复地沉浸于组织工作的细枝末节。当革命可能已经急不可待的时候，米勒却经常花费大量时间，细致入微地事先制定出指导原则。他这种犹豫不决、沉迷于细枝末节的的规划的习性，有一个确切的范例：在1918年11月，他由于担心经济崩溃，没有允许工人苏维埃掌握更多的权力。他的忠诚有时会战胜他的良好直觉，比方说，在1918年12月，执行委员会被迫把大部分权力移交给被社民党控制的中央苏维埃后，执行委员会就不再是革命的发动机了，但他仍然没有离开执行委员会。他既不能、也不愿抛弃革命交付给他的这个职位。尽管执行委员会仍是柏林工业区的最高革命机关，但是，由于独立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僵局，执行委员会在柏林工业区也完全无力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米勒仍然竭力抵挡由各种要求、申请、请愿、投诉等琐碎小事形成的大潮，在执行委员会中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些努力没有换来多少成果，而且更没有什么光荣可言。米勒非常清楚执行委员会是软弱无力的，但他一直对新的革命进攻寄予厚望。在工人苏维埃的选举中，如果左翼能够赢得大多数席位，就能使执行委员会重新获得较强的权威，并最终落实经过艰苦的工作而制定出来的苏维埃的指导原则和选举规定。但是，到了1919年春季，当这个时刻终于到来时，却已经为时过晚。左派在执行委员会内占据了大多数席位，然而反革命已经拥有了一支大军，随时准备粉碎复兴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的任何企图。
但是，米勒的坚韧不拔，最终还是有一些可敬之处的。为了革命，他曾三次建立起组织——执行委员会、柏林企业代表会、最后是德共的共产主义工会中心——并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中把它们武装了起来，使它们能够进行有效的行动。他试图利用这些组织推动事态前进。他的作品每一次都被毁灭了：第一次是毁于诺斯克军队之手，第二次是毁于迪斯曼的决议，最后是毁于德共中央委员会的集权主义。他进行了第四次尝试，与他的老同志保尔·维尔组织了一个左翼小工会——德国产业联盟，结果还是失败了。遗憾的是，对于他的第四次尝试，没有留下多少资料。
尽管米勒的批评者想让我们相信，米勒是一个沉迷于组织工作的细枝末节的人、是一个图式主义者、是一个盲目愚忠的人，但是，通过对这些组织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他其实并不是这种人。他对工人阶级的需求和忍耐力有自己的见解，尽管他顽固地坚持这些见解，但是，当他发现自己走入死胡同的时候，他也能够很快地找出新的组织形式，并同样精力旺盛地投入重建组织的工作。尽管事态的发展要求里夏德·米勒多次作出改变，但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有必要的话，哪怕是逆流而上也在所不惜。
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革命，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站在自己的运动的对立面，这表明他具有某些独特的长处。在1919年1月6日，当发动柏林起义的决定几乎被一致通过、气氛无比乐观、集体压力使得任何人都不敢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站出来说不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在1921年，尽管遭到了强大的压力，他依然坚决拒绝支持彻底失败的三月行动，这也显示了他的勇气。结果，他失去了职务，结束了他在德共内的政治生命。里夏德·米勒一直是个以集体为重的人，重视社区和团结——无论是在年幼时的大家庭中，还是在车工车间的工作集体中，还是在工人运动中担任工会代表时，他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也会从人群中挺身而出，做出自己的决定。跟里夏德·米勒同时代的共产党人、还有后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批评他是个犹豫不决的人，但是，事实证明，这个人要比许多老共产党人更加坚决果断。尽管党制共产主义者往往是英勇的领袖和历史时刻的塑造者，敢于赌上一切，并在法西斯的刑讯室里牺牲，但在自己的党内，他们只能无助地看着官僚专制不断壮大，却未能阻止它[3]。
但是，米勒并不是唯一一个渴望独立的人。有这样一批“革命工作者”，他们埋头苦干，愿意服从纪律，愿意采取统一行动，但从未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而米勒就是这批人的杰出代表。这些品质塑造了革命工长组织，它的大部分成员没有在德共里待上太久，因为他们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苏维埃活动，不愿让别人打着共产主义的名号、把自己随意呼来喝去的跑腿[4]。里夏德·米勒毕生致力于实现苏维埃社会主义，但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苏维埃社会主义却在历史上消失了，所以，早在他死亡之前，他就已经湮没无闻了。尽管德国产业联盟及同类组织仍然能够给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治提供论坛，但它们却未能向强大的社民党机关和共产党机关发起挑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分裂的德国，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将主宰政治舞台，并压制关于苏维埃及其支持者的政治回忆。在德国有几十条街道以卡尔·李卜克内西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命名。在富尔达、布莱萨赫和上莫舍尔，都有以里夏德·米勒命名的街道，但是，它们没有一条是以苏维埃活动家里夏德·米勒命名的，而都是以重名的其他人命名的[5]。
直到学生运动兴起之后，“民主对决共产主义”的二元对立主宰政坛的情况才能被打破，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草根社会主义思想才再次引起人们关注，里夏德·米勒的著作才得以再次出版[6]。只是到了这个时候，米勒才获得应有的纪念：他的著作至今仍是最吸引人的对德国革命的记述。然而，这部著作的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至今仍有许多没有查清的地方。正如我们所见，在自己的著作里，他几乎从来不提自己的名字，为了保持真实性，他以近乎自我牺牲的精神，用第三人称写作。尽管这些史书在专家当中很出名，但迄今为止，关于米勒本人，只能在脚注和小词典里找到只言片语，而且有时还掺杂了错误的信息。
我想用本书来改变这种情况。我希望我不仅挖掘出了一些新的细节，还希望能够使人们进一步了解米勒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且使人们更多地注意到，米勒和他所属的那个政治流派曾在德国革命中起到过重要作用。里夏德·米勒没有成为英雄。他没有成为李卜克内西那样的著名烈士，他没有李卜克内西的气质和机会；他也没有成为列宁那样的革命国家的掌舵人，他缺少那种坚定性，而这种坚定性往往不得不变为冷酷无情。
所以，本书并没有给旧的英雄榜添上一个新的名字，这也不是本书的目的。相反，本书把米勒写成了革命的西绪弗斯，他最后被自己的政治任务的重担给压垮了，改换了阵营，最后放弃了自己的革命职责。这使他成为了一个人，一个吸引人的人物。如果把他写成一个遥不可及的偶像，那又有什么用呢？实现任何形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都不是适合英雄偶像的任务。这个任务，需要无数人的坚定而持久的工作，这些人或许平凡，却都得是独立的人物。米勒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而这就是他的遗产。
[1] Engel, Holtz and Materna（恩格尔、霍尔茨与马特纳），1993年，第154页、第184页。——原注
[2] 1919年1月9日的独立党工人苏维埃会议，SAPMO-Barch，RY 19/II/143/2。——原注
[3] 我要感谢乌拉·普雷纳（Ulla Plener）博士指出这一点。——原注
[4] 米勒曾在1924年指出，“革命工长组织在大战期间拥有上千名成员，如今仍留在德共的只有不到十个人，其余的人大都辛酸地离开了，他们现在没有参加任何政党，待在工人运动的边缘。”请参阅：《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Begründung der Beschwerde an das Exekutivkomitee der K.I），收录于：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op. 205，d. 9343，第18页。——原注
[5] 上莫舍尔（Obermoschel）的里夏德·米勒大街（Richard-Müller-Straße）是以用普法尔茨方言写作的诗人里夏德·米勒（1861—1924）命名的；富尔达（Fulda）的里夏德·米勒大街是以中央党议员里夏德·米勒（1851—1931）命名的；布莱萨赫（Breisach）的里夏德·米勒大街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原因未能查清。——原注
[6] 到了八十年代，它们又绝版了。米勒的著作直到最近才出了新版，取名为《十一月革命史》（Eine Geschichte der Novemberrevolution），把三卷合成了一卷，还加上了米勒的生平简介、目录和德国革命的年表，请参阅：Müller（米勒），2011年。遗憾的是，此书至今仍没有英译本。——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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