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革命中的工人阶级政治（2008）
附录 “我的过往为我洗脱嫌疑”
——里夏德·米勒对于德国共产党将其开除的申诉始末
（这个附录是由“红色雪绒花”从德文译出的，特此深深致谢）
关于里夏德·米勒与共产国际的档案是一个涵盖甚广的集合。这些如今能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RGASPI）中查阅到的档案[1]，其时间跨度从1921年直到1957年，包含了三位“里夏德·米勒”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四件事：第一位里夏德·米勒来自柏林，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一次会议[2]，1924年就德国共产党将自己开除出党一事向共产国际上诉；第二位里夏德·米勒于1925年九月打听关于他在《不来梅工人报》（Bremer Arbeiterzeitung）编辑部中的工作岗位的情况；最后一位里夏德·米勒于1928年在美国寻求与美国共产党的合作。米勒是否在德国拥有真实的党籍就此成了一个问题。1957年，一位苏联档案员在这些文件的扉页上用俄语写下了综述[3]，从而让一个根本不曾存在的人拥有了一篇虚拟的自传——三位主角、四件事一起混合成了一个新的身份，一起被收录于名为“Мюллер, Риxард”的标题下。
所以，在这一片混乱中，里夏德·米勒与共产国际在1924年的通信直到今天才被人们发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后往前读阅读这些档案时，便能发现这样一条脉络：1921年，米勒作为被委派参加红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的代表而前往莫斯科，在一名翻译的帮助下，他填写了一份表格，其中含有一张自传性质的说明[4]，而他于1924年十月就德共将自己开除出党一事向共产国际提交的申诉在日后也被记入了这篇仅有一页的个人档案中。申诉信的全文将于后文刊登。而在1925-1928年，当米勒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时，与他同名的活动家们的行动则被错误地归入了个人档案中，尽管其涉及到的完全不止一人。最后，1957年那位苏联档案员写下的综述为这一切盖棺定论。米勒留下的痕迹便又一次在历史的风沙中模糊了。
米勒与1923-1924年的德共
在莫斯科的关于米勒的文件里，最为核心的是一封写于1924年、带有许多附件的申诉信，米勒在其中就德共将自己强行开除这一行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xekutivkomite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EKKI）提起上诉。这是一项崭新的发现，因为在此之前，所有描述都是基于米勒在1921/1922年便已经离开了党这一前提的。而现在，他这篇带着许多附件的申诉信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米勒不仅将他与德共柏林办事处之间的往来信件都记录了下来，还附上了一份关于他在1923年至1924年期间所进行的活动的自传性质的报告，希望以此来反驳党对他“不活跃”的责备。这些充满了感情的信件和报告表明，尽管与德共之间存在种种分歧，尽管德共在他批评1921年三月行动后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米勒依然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份子。他并不认为他在此期间完成的关于十一月革命的三部曲是纯粹的史学作品，他还希望人们能将其看作是他为党完成的工作。当他未能如愿时，他便直接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写信了。米勒在他书中的序言部分曾正面评价了列宁，在他眼中，莫斯科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不仅是管理意义上的中心，更是思想层面的中心，而柏林的共产主义运动则充满了专制与密谋，党务工作杂乱无章，像一群门外汉的杰作。米勒还特别丑化了德共在汉堡起义之后于1923年10月在柏林的会议上讨论起义计划时的表现。米勒相信革命是大势所趋，也预见了这场根本上的德国“内战”的到来，但他还是置身事外。出于对警方安插的密探的担忧，任何半公开的聚会在他看来都像是一封通往政治镇压的邀请函，因此他很少参与其他人的密谋。米勒或许是对的：在1923年11月的一次突击检查中，警方查获了他们私藏的大批武器，随后这些武器像战利品一样被摆在普鲁士邦议会上展示[5]。德共因此被禁止活动，直到1924年3月才恢复了合法地位。
米勒从1916年到1921年间一直在强调革命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而到了1924年，他已经不再将政治层面上的革命和军事层面上的“内战”分开看待。他陷入了当时在德共内部出现的、坚决进行军事行动的革命神话：用作为政治军事先锋队的 “布尔什维克核心”的思想取代了卢森堡关于革命是群众运动的理解。这种思想与其说来自于列宁生前的行动纲领，不如说是满足了自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要求。然而，自从1924年春党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以来，这种由先锋队强制推动革命的神话被以维尔纳·肖雷姆[6]和路特·费舍[7]为核心的德共左翼领导层不断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中加强。它释放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引力，以至于米勒这种一贯具有批判精神的共产党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化”是在德国革命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加工，而后者于实践中的失败在1923年已经无可否认。回到1923年，米勒的意见是希望大家保持一致，继续合谋，做好对革命的准备。正是党在1923年的盲目行动，使他更新了原来那些1921年三月行动后曾导致他被全国工会中心[8]开除的意见。
当时，米勒批判了那些纸上谈兵发起暴动的计划，即所谓“进攻论（Offensivtheorie）”，认为这些计划根本没有考虑到各个工厂里工人阶级已经形成的阶级意识的存在。
但是，尽管做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如文末的通信所示，米勒在1921年和1923年都希望能继续留在德共内。一开始，他对于将他开除党籍的抗议似乎是成功的，在描述整件事情经过的引子里有这么一小句注释：德国党重新接纳了他[9]。然而，在1925年夏季，米勒就开始以“无党派”自称，并拒绝将作品交给和党关系密切的出版社出版[10]。要么是他在此期间又自行退党了，要么是记录有误，1924年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申诉信并没有引起德共的理睬。无论如何，米勒和德共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
在1923年，米勒就已经开始“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寻找其他活动领域”[11]。比起党的实际工作，他更倾向于对十一月革命的历史进行整理。米勒要与他认为虚伪不堪的资产阶级回忆录文学划清界限，要为革命提供一个共产主义视角的描述。不是为党辩护，不是美化革命历程，而是服务于共产主义运动，是要“进行自我批评”[12]。他希望他所做的这种自我批评的工作能够得到党的承认，因为在他看来，党依然是十一月革命的后继者，他在信中的许多申辩也都是为了得到这种承认。然而，米勒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既要直接否定德共的具体实践，又要以理论家的身份享有对党的反思工作的解释权，不仅德共对此难以容忍，而且可能导致各组织间的矛盾。因此，德共表示，米勒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党的授权，是纯粹的个人行为[13]。
此外，德共的拒绝承认显然不仅仅是出于在日常党务工作方面的考量。在米勒这项工作刚开始时，德共就对其完全不感兴趣，因为这项工作意味着对德共许多历史的重新整理：1914年至1919年在草创阶段的种种错误与挫折、自1919年以来对路线的多次修正——而且还要把它们公之于众。这次拒绝也是德共越来越排斥在其队伍中形成意见多元化氛围的表现——知识分子只被允许作为私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在1924年，这些至少还是可能的，至少米勒并没有被禁止写作，他被开除的理由不是未经授权进行出版，而是拒绝参与党的其他工作。但毫无疑问的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打压了思想自由的氛围，对党的历史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德共曾经召集作家集体创作了官方的《德国革命插图史》[14]，与当年以民族主义为主导、宣扬爱国主义与“背后一刀”的主流话语不同，这本书致力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进行重新评价。但也正是这本书开始了构建革命神话的进程：作为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相对应的、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斯巴达克斯同盟被虚构成了某种纯洁的革命路线的起源，而在布尔什维克化的要求下，1914年到1920年之间社民党左翼和德共在激进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被选择性无视了[15]。而米勒恰恰希望为后人记录下他在这一阶段中的发现——他在德共中发现了对此感兴趣的读者，这也解释了他在后文的通信中所表现出的批评、自我表达和争取认可的矛盾态度。
不过，米勒最终还是需要在党外寻找读者。他的《十一月革命史》系列的前两卷于1924年由马利克出版社（Malik-Verlag）出版，这是一家独立但亲近德共的出版社。在工作手稿阶段，它们的标题分别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生婆的世界大战》（Der Weltkrieg als Geburtshelfer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和《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的六十五天》（65 Tage deutsche Räterepublik），随后改成《从帝国到共和国》，而在后文的通信中提到的已经计划好的第三卷则于1925年由米勒自己的弗波斯出版社（Phöbus-Verlag）出版。在1924年二月，米勒关于十一月革命的三部曲的框架已经形成了：已经起草完毕的前两卷，和准备动笔的第三卷。有鉴于此，围绕着党籍的争论对于米勒而言似乎仅仅是一项善后行动。尽管依然希望取得承认，但米勒此时并未使自己的工作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新身份依赖于党的认可。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后来者，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幸运。
（以下为信件档案）
1924年十月，里夏德·米勒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
敬爱的同志们！
1924年2月9日，柏林党组织的一个仲裁委员会决定，将我开除出德国共产党。
1924年2月21日，我就这一裁决向德共的领导层提出上诉。至今仍未收到回复。
在此，我希望就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和针对德共中央局提出申诉，望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
申诉的依据见随信附件。
里夏德·米勒（亲笔签名）
附件一：
1924年2月3日，仲裁委员会主席写给里夏德·米勒的信（副本）
敬爱的朋友！
（柏林-勃兰登堡区的）第13区（党支部）提出了关于将你开除出党的动议，因为据说你拒绝参加党的任何工作。本庭将于2月9日周六晚于克拉钦斯基，兰茨贝格尔街3号地下室（Klascznski, Landsbergerstr. 3. v. Keller）开庭裁决此案。你有权传唤必要的证人。
如无正当理由而不出庭，你的党籍将被取消。
致以问候
i.A.奥尔登堡
附件二：
1924年2月7日，里夏德·米勒写给仲裁委员会的信（副本）
敬爱的朋友！
我确认收到了关于2月9日出庭的通知，并在此声明，我无法于当日参加开庭。
我已从出庭通知中获悉了本次开庭的内容，并因此确信，若仲裁委员会能依下列情况做出裁决，本次开庭可于我不在场之情况下正常进行：
如按字面意思理解第13区（党支部）的指控，诚然，我承认自己有罪。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我亦无法承接任何事务。
然而，若要从中得出结论，认定我于共产主义运动毫无作为，我便要尽最大努力反驳这一不实的指控。我断定，在我从事的这一领域内，我在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直至可以预见的未来中所做的工作，都要远远地超过我的控告者们所做的。
自1921年的三月行动以来，德共中央局和柏林-勃兰登堡区委中央一直在违背我本人的意愿，强行使我离开每一项我正在进行的工作。这一切只因为，我一直坚持认为某些事情是正确的，即便后来我的敌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确是正确的[16]。
在我无法进入其他同志的队伍后，我开始在共产主义运中寻找其他活动领域。这一点，领导同志们是知道的。
我开始从事关于大战期间以及革命后的德国革命运动的研究。第一项成果已经完成，正待付印，题目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生婆的世界大战》，第二部《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的六十五天》也已经动笔，其余的《德国内战》部分则留待日后再做打算[17]。
在对之前的运动的研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过往的那个时代和其中匆忙发生的事件没能在我们现在的运动中得到注意与借鉴，我们总是重复着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因为我们没给自己留下用于自我批评的时间，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缺陷。同时，我们的队伍里不断有年轻的战士们加入，他们与过去的时代与事件相隔甚远，无法接触到德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发展。此外，还有一个不利的消息，我们身后的这段历史正在被许多来自资产阶级的文字所宣扬——更贴切地说是歪曲，而共产主义阵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介绍那个时代的革命运动的作品。这也正是我将其作为自己的事业的原因。
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判断，为了完成一些有益的事情，具体需要做哪些工作。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只有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精力不被分散，才能有所收获。
以上就是我希望向委员会陈述的，望委员会尽早做出决定。若除上述解释之外，委员会依然认为有必要听取我个人的辩护，则请将重新开庭的日期指定在至少八日后的任意一个周六。
1924年2月7日，于坦佩尔霍夫（Tempelhof）
里夏德·米勒（签名）
附件三：
1924年2月9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书（副本）
第13区党支部 诉 里夏德·米勒
出庭人员：
政治书记肖德同志（Pol. Leiter Gen. Schoder）
青年书记格罗斯同志（Jugendleiter Gen. Gross）
地方书记波尔雅克同志（Ortsleiter Gen. Polljak）
被告人 里夏德·米勒（缺席）
仲裁结果：仲裁委员会将里夏德·米勒同志开除出党。
裁决理由：
本庭认为，特别在当前形势下，任何党员均负有在党内承担实务工作的义务。米勒同志认为其从事纯粹理论工作而应免于从事实务工作的主张，本庭不予支持。
本庭查明，党并未委托米勒同志撰写其于本案中援引的作品，因此，其作品应当被视为纯粹的个人作品。米勒同志无权拒绝完成区支部多年以来向其分配的党务工作。此外，米勒同志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
本裁决书抄送：
1．苏联驻德商务代表处代表团
2．里夏德·米勒
3．德国共产党柏林-勃兰登堡区委中央
（签字）
附件四：
1924年2月21日，米勒写给德共领导层的信（副本）
致德国共产党领导层
1924年2月21日，于坦佩尔霍夫
敬爱的同志们！
1924年2月9日，党内的仲裁委员会根据第十三区的指控，对我作出了开除党籍的处分。我在此就这一裁决提出上诉，并请求指派一个新的仲裁委员会审理对我的指控。
理由：
一、仲裁委员会将我排除在外，没有给我按照规定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开庭的两天前我才得到通知，无法及时参加，于是立即将情况写信报告给了仲裁委员会主席。在信中，我也谈到了对我的指控，但在信的末尾我表明，如有需要我会出参加重新指定日期的开庭。然而，在裁决书的裁决理由部分，我却被认为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
二、仲裁委员会认为，我“拒绝完成区支部多年以来向其分配的党务工作”，而我在写给仲裁委员会的信中已经先行指出，这一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我会证明，中央局和地区支部的领导们一直在强行使我无法进行每一项我正在进行的工作，他们用谎言与诽谤对我发动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绞杀。为了不给党造成麻烦或是干扰党的行动，我忍受了不可思议的中伤。
三、我将保留在下一次仲裁开庭时质疑这次指控背后存在政治因素的权利，在我看来，这是唯一能解释这次不恰当的开除的原因。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里夏德·米勒（签名）
1924年10月，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申诉信
根据德国共产党组织章程的规定，仲裁委员会不得在1924年2月9日的开庭中作出裁决，仲裁委员会必须为此道歉，如果被提出的指控进入了实质的处理程序，且以开除我的党籍为目的，仲裁委员会必须给我辩护的机会。
从组织章程在形式上的规定来看，德共中央局有义务接受我对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的上诉，并下令重新审理。然而，他们连最基本的对我的上诉进行答复的义务都没有尽到[18]。
仲裁委员会和最高领导层的行为已经表明，就算是公然违反党章党纪，他们也想要驱逐我。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德共中央局的沉默和对我进行的所有指控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指控并非像原告所声称的那样，来自区的党支部，而是由若干个在背后操纵着这台戏的人提出的。区党支部，支部的工作人员，甚至其领导层都对这些指控一无所知。根据指控的措辞和裁决书中的裁决理由，我所犯下的不是政治层面上的，而是组织层面上的不当行为。即便这些组织层面上的不当行为是真实存在的，在我看来，也断没有立刻开除的道理。这些组织层面上的错误完全是为了消灭一个政治层面上的对手而被提出的。整件事从头到尾都伴随着柏林区委中央的行动，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一切他们认为可疑的东西排除在党外。
这场以打倒我为目标的战役，从1920年12月布兰德勒[19]同志与赫克特[20]同志在德国统一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发起，直到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其画上句号。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认识到那些隐藏在组织程序背后的东西。因此，我必须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一些事实，请允许我从1921年的三月行动开始讲述。
因为坚决反对发动三月行动并对此进行抗争，在三月行动后，我被解除了在全国工会中心的职务。我成为了难以置信的诽谤的受害者，同志们被煽动起来反对我，一些同志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迫使我无法参加党的会议。
在当时，我和共产社[21]走得很近。在这个圈子里，我和列维[22]、布拉斯[23]、马尔赞[24]等人的路线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并最终从他们中脱离出来。党的领导层知道我的这些经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我对共产社的行为负责。在参加红色工会国际[25]成立大会前，我被选为德国五金工会的代表，随后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办公室成员之一，但党中央不允许我进行这项活动。
此外，在这次大会上，我还被五金工人的代表们推选为德语国家共产主义五金工会的书记（Sekretär der kommunistischen Metallarbeiter aller deutschsprechenden Länder），党中央也同样对我出任此职表示反对。
在1921年耶拿党代会上，在场的五金工人选举我为德国共产主义五金工人代表，但党中央还是不允许我上任。
我寄给《红旗报》发表的所有文章和笔记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当我站在红色工会国际的立场上遭受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咒骂时，它也没有为我刊登过辩护[26]。
到最后，我不得不把自己在党内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柏林的五金工人之间。在这里，我在一个与政治问题关联甚少的领域里当执委会委员。而柏林区党委又一次不讲情面地破坏了这个执委会，让我根本无法进行任何与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活动。
柏林区党委的领导们实现了以上这些之后，又开始拿我的经济状况开刀。我在柏林的苏联驻德商务代表处找到了工作，而柏林区党委的领导们则千方百计要让我离开这个岗位。直到现在，他们依然在想方设法地阻止我回到这个岗位上[27]。
对我而言，这些只算得上是我在德共度过的时光中的鸡毛蒜皮。如果不是那些使我无法进行一切活动的人闯进我的生活，指控我什么也不做并将我开除出党，我就根本不会提起他们。
在1923年10月，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创造了对革命特别有利的形势，不仅丝毫不亚于1918年10月的情况，人们在心理上也为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及其帮凶做好了准备。当共产党与德国革命无产阶级距离胜利只差一步的时候，我认为，我有责任以党的队伍中的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进去。
我那个地区的党组织举行了党员大会，介绍了政治形势，为行动做准备，我也参加了。在讨论中，我对同志们说，党必须战斗。我对他们说，工人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了，必须领导他们进行强有力的总罢工，只有这样做，党才能推动接下来的关键的斗争，它最后必将导致内战。
大会领导并没有表现出对发动工人群众感兴趣的样子。相反，他们制定出了一个荒唐的、对党和革命而言都是犯罪的作战计划，如果我不是早就认识他们，知道他们都是绝对正直、绝对忠诚的党的同志的话，我简直就要以为他们是警察豢养的奸细了。他们一定是在不断地重复一些从我不知道的地方传来的指示。
大会领导说的内容，相当于内战的实操手册。他们讲的都是：拥有武器的人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怎么对付警察和军队，党在当地已经做好了哪些准备工作、以后还要做哪方面的准备，等等。最后他们挑选了一批同志，让这批同志去负责各种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情。
革命党确实有义务在和平时期为内战做好准备。但是，出席大会的300多人，却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里面有些人只能被当作偶然的同路人，还有一些人是确切的奸细。在有奸细在场的情况下，公开党内事务、讨论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挑选那些领导并不了解的人去负责最棘手的工作，这已经不只是愚蠢了，这是犯罪。
如果警方能够成功查获暗藏的军火，预先掌握行动的内部细节，并大肆逮捕；如果政府、资产阶级和社民党能够成功采取预防措施，这并不是因为警方太聪明，而是因为党的领导层太愚蠢了。
在党员大会上了解到的一些事情让我大为震惊，但是，当我得知其它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时，我就更加惊恐了：共产党作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而享有的良好的战斗名声，已经被轻率的、甚至可以说是轻佻的激进姿态给毁掉了。自十一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的队伍是如此前所未有的强大，离引领共产主义运动走向胜利的目标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这次失败足以让每一位革命者感到绝望。
我不想在这里探讨德共的这个领导人和那个领导人分别做错了什么，对我而言，在会议上的所见所闻就已经足够了。党没有做好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为了在最后一刻弥补这一点，它动用了错误的、鲁莽的手段和方法，但这并不能弥补它的缺陷，只会把它自己、把它的行动暴露给警方。真的，在当时近乎绝望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不可能找得到比这更好的救命稻草了。
看到了党员大会上的情况、看到了全党和整个运动的情况后，我能怎么做呢？我只能像以前多次做过的那样——咬紧牙关，保持沉默。大错已经酿成了，已经没有办法避免灾难、使运动免于惨败了。当党的一切都在崩溃、当党在与敌人的绝望斗争中消耗殆尽时，是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的。1923年10月起义以失败告终，造成的后果便是党的衰败、警方的疯狂报复、资产阶级的弹冠相庆，以及地区党组织主席给我提供了一个职务。然而我拒绝了。
为什么呢？
奸细已经渗入党内，上上下下到处都是。如果我接受任命，与我共事的干部，有四分之三我都不认识，我无法保证他们当中没有奸细。党就像一栋楼房，楼里的住客自己把它给点燃了。大火已经无法扑灭了，想要灭火的人只会跟它一起烧死。看来，比较明智的办法，应该是让大火把这栋楼房跟它里面的垃圾一起烧个干干净净，然后再用更新、更好的材料，去重建这栋楼房，把它的墙造得更加结实，任何大火都烧不坏。也许有人要说，我拒绝这个职务是出于懦弱，出于对警察的镇压与法律的审判的畏惧。然而，我要说的是，我的过往为我洗脱了这些嫌疑。我的过往公开而透明，反而是有些曾走上前来对我投掷石块的同志，他们的过往漆黑一片。虽然我并不喜欢夸夸其谈自己的功劳，但如果有人指责我懦弱，恕我不得不予以反驳。
在战争期间，我着手组建了非法的“革命工长”组织，参与领导了一切重大的政治活动，并为了参加内战做准备，从而成为了1918年到1920年间内战的一线领导人。我曾经为了革命成百上千次地置自身的身家性命于不顾，谁要指责我懦弱，首先便应该证明他自己也做出过类似的成绩。有些人喜欢吹嘘自己在革命里的事迹与资历，但在世界大战与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根本找不到他们的半点影子。当这些同志怀着满腔的怨恨对我进行迫害时，我十分理解他们，毕竟我十分清楚地了解他们自己希望美化或隐藏的过去。
在大战期间进行过的所有行动中，无论在准备还是执行阶段，没有一名革命工长的成员进行过告密、背叛。在当时，当局的镇压和迫害的严重程度比起现在而言有过之而不无不及，警察和军队的行动比现在更迅速、手段更残酷。尽管革命工长的组织庞大到遍布全国，尽管大家为进行内战做好了一切准备，尽管警察和军队在报纸上发布悬赏，每提供一条关于革命运动的线索奖励3000帝国马克，从始至终，没有一位革命工长的成员出现在起诉书上。众所周知，许多人被拉去参军送往前线而后丧生，但组织本身及其工作从未因此受到损害。组织的结构决定了，即使领导人被捕，组织的一切事务也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
德共同样有义务建立一个这样的地下斗争组织，但它没有这样做。只有当事情发展到了最后一刻时，他们才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开始使用军事手段。因此，我不能与他们一起行动。我随时准备为了革命献出我的生命，但我拒绝跳进燃烧的房子和它一同化为灰烬，这是无意义的牺牲。
这是我拒绝参与德共事务的主要原因。诚然，我在写给仲裁委员会和德共中央局的信里绝不能提及这些，也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否则，无非意味着增加白色恐怖[28]的受害者。当然，我在写给仲裁委员会的信中提出的那些理由也是造成我消极态度的原因，但比起上述原因，只能算顺嘴一提而已。我将暂停我的工作，把十一月革命的相关材料带出家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存放。但我依然认为，继续工作，就是继续为了党和革命工作。
以下这些证明，即使在十月的起义失败后，我依然愿意承担那些“实务”的工作：
1923年11月中旬，在企业苏维埃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贝克同志[29]请我接管党的整个宣传工作，这份任命来自中央局的布兰德勒和赫克特。11月23日，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自己愿意接受任命，只要企业代表会——而不仅是党中央——同意这些条件：我在柏林地区党组织领导层中应当有一席之地，我的投票仅具有咨询意义；党应当给企业代表会运动提出一个明确的行动与组织的纲领，并理清企业代表会与党和工会的关系。这些问题在当时依然悬而未决，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些问题。
12月1日，贝克同志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敬爱的米勒同志！
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告诉我必须停止与一个自大狂进行任何更深层次的交流。
随后，《红旗报》无耻地对我进行了污蔑，声称我在一次会议上为了一个“车工协会（Dreherverein）”[30]说好话，而全然不顾我在那次会议上利用我仅有的10分钟发言时间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我曾寄给《红旗报》一份要求更正的信函，不过没有一并附在这里。
我认为，对于那些政治立场和革命信念绝对坚定、经历绝对可靠的老同志们，德共完全没有理由将他们一脚踢开。耐人寻味的是，革命工长在战时拥有超过1000名成员，可如今留在德共的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其余的大部分人都饱尝过革命中的辛酸与苦难，现在却变成了无党派人士，告别了工人运动。请执行委员会就德共是否有理由开除我的党籍一事作出决定。
1924年10月，于坦佩尔霍夫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里夏德·米勒（亲笔签名）
[1] 参见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 op.205, d. 9343, Blatt 11-18. ——原注
[2] 指1921年7月3日—17日于莫斯科举行的红色工会国际（德：Rote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英：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RILU，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工会联合组织）成立大会，里夏德·米勒、开姆尼茨的马克斯·豪斯丁（Max Hausding）和威斯巴登的雅可布·格莱斯（Jakob Greis）在1921年2月28日于柏林举行的“共产主义五金工人与莫斯科工会国际同情者的全国大会”上被选举为德国五金工会的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中译者注
[3] 感谢赫伯特·米斯利茨（Herbert Mißlitz）在2012年自发地帮助我翻译这些手记与表格，不幸的是，他已于2016年英年早逝。——原注
[4] 这份1921年的表格包含的是诸如出生地、国籍之类的一般的个人信息，无甚必要在此展示。——原注
[5] 普鲁士邦议会的会议记录中写道：“议会大厅充斥着不断加剧的骚动和共产主义分子的高声呼喊，几位官员将武器摆上桌子向大家展示：机枪，步枪，反坦克枪，毛瑟手枪，9毫米手枪，军用转轮手枪，信号枪，还有雷管和弹药等。”普鲁士邦议会会议记录，1921-1924第一届任期，第278届会议，1923年11月28日。——原注
[6] 维尔纳·肖雷姆（Werner Scholem，1895年12月29日——1940年7月17日），出身于柏林一个犹太印刷工家庭，191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7年因参加反战活动被判刑，同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9年在哈勒担任《人民报》编辑。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同年任《红旗报》编辑，三月行动失败后被捕，获释后担任柏林地委的组织部主任。1923年时属于左派。1924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4年—1925年与费舍一起共同领导极左派，成为当时德共的实际领导人。1924年至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列宁同盟，但同年又脱离了列宁同盟，此后一直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保持密切的联系，并经常为德国的托派刊物撰稿，纳粹上台后被捕，1940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7] 路特·费舍（Ruth Fischer，1895年12月11日——1961年3月13日），本名路特·爱尔芙丽德·艾斯勒（Ruth Elfriede Eisler），191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8年同俄国代表在维也纳建立联系后，得到一笔资金，在维也纳创办了《警钟》（Der Weckruf）周刊。当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3日成立时，她是第一名党员。1919年5月被免去在革命的领导层中的职务，1919年8月离开奥地利前往柏林。她与德共（斯）的领导——特别是列维——合作，后来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后来成为她的长年伴侣——的影响下参加左翼反对派。从1921年起，她用路特·费舍的化名领导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的工作。她在1921年开始成为“进攻论”的热烈倡导者，反对莫斯科的妥协。她作为德共左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3年初，她激烈的发言引发了德共的党内危机，但在1923年5月，她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接受了妥协，并入选德共中央。1923年7月起重新进行反对派活动，在莫斯科进行组织暴动的工作，宣称赞成继续保持武装起义的口号，但在开姆尼茨大会之后反对进行总罢工。1924年，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德共党内反对布兰德勒的派别的支持，赢得了党的领导权，并支持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但在1925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她支持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一事曝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否定了这种做法。1925年至1926年间被迫居住在莫斯科，而她在柏林的地位则被台尔曼（Thälmann）所取代，后来于1926年8月被开除。她参加了列宁同盟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工作。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6月流亡到西班牙，然后流亡到古巴，最后在1941年流亡美国，开始参加反共活动。1956年返回法国，1961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8] 全国工会中心（Reichsgewerkschaftszentrale，RGZ），由德共领导的共产主义工会中心，1920年年底成立。——中译者注
[9] 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 495, op.205, d. 9343, Blatt 11. ——原注
[10] 米勒写作的三部曲中的第三卷（即《德国内战》（Der Bürgerkrieg in Deutschland）——译者注）不再由被他认为亲德共的马利克出版社（Malik-Verlag）出版。来自档案委员会卡尔·德米特（Karl Demeter）6月22日关于1925年6月19日访问穆勒的报告，SAPMOBArch，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R 201/46。——原注
[11] Lichnoe delo Mjuller, Richard〔里夏德·米勒个人档案〕，莫斯科RGASPI，F.495, op. 205, d. 9343, Blatt 11., Bl. 13. ——原注
[12] 同上注。——原注
[13] 同上注，Bl. 14.——原注
[14] 佚名《德国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1929年柏林版。——原注
[15] 关于在德共漫长的创立过程中表现出的开放性与非线性问题，参见拉尔夫·霍夫罗格，诺曼·拉波特（Norman LaPorte）《作为群众运动的魏玛共产主义：1918-1933》（Weimar Communism as Mass Movement 1918–1933）一书的简介部分，第1-24页，特别是第3-6页。——原注
[16] 这里指的是德共摒弃了前文所提到的“进攻论”，走向了统一阵线这一于1922年成为党的官方路线的理念。——原注
[17] 米勒为两部手稿起的标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生婆的世界大战》和《德国苏维埃的六十五天》仅在本信中出现了一次，随后便被废弃，前两卷分别改名为《从帝国到共和国》（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和《十一月革命》（Die Novemberrevolution），只有1925年单独出版的第三卷沿用了这里的名字。只有第三卷是由米勒自己出版的，因此第一卷、第二卷的改名很可能是马利克出版社介入的结果。——原注
[18] 米勒首先向德共中央提出了类似的申诉，但没有得到答复。遗憾的是，这些信件没有被收录到如今作为联邦德国档案馆的一部分的德共历史档案中。——原注
[19]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布莱梅工作，在布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斯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担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20] 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Friedrich Carl Heckert，1884年3月28日——1936年4月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建筑工人。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当过流动工人，1908年至1911年间先后在柏林、不来梅和瑞士定居，在瑞士通过妻子的关系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在开姆尼茨领导建筑工人工会，并认识了布兰德勒。建立起了强大的斯巴达克斯派组织，独立党成立后领导当地的党组织。1918年10月被捕，同年11月任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把开姆尼茨的独立党组织并入了德共（斯）。1919年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1921年当选中央局委员，在中央局的工会部门任副负责人。在1923年秘密准备起义的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1923年10月在蔡格纳的萨克森政府中任经济部长。后成为德共右派成员，参加过中派，1928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担任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1931年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后来逝世于莫斯科，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中译者注
[21] 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简称“共产社”（KAG），1921年由脱离德共的保尔·列维等人组成，1922年初并入独立党。——中译者注
[22]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中译者注
[23] 奥托·布拉斯（Otto Brass，1874年12月21日——1950年11月13日），锉销工，1897年参加社民党。后来当过保险公司出纳员、报社行政人员。领导过鲁尔地区的激进派，参加了独立社民党的创建。1919年任雷姆沙伊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魏玛政府中当过独立社民党的议员。1919年在鲁尔组织罢工，1920年反击卡普暴动，由此导致有人指责他叛变。在独立社民党内属左派，在哈勒代表大会任联合主席之一。独立社民党左派和德共合并后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1921年2月和列维、多伊米希（Däumig）一同辞职，三月行动之后作为少数派代表参加了莫斯科的谈判，在列维被开除后几个月里公开支持列维，并与弗里斯兰德（Friesland）和马尔赞共同组织新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同年与列维回到独立社民党，随后回到社民党中。此后直到1933年未发挥重大作用，纳粹上台后遭到监视。1945年以从事地下活动的罪名遭到逮捕，后被红军解放。然后参加了苏占区的社民党组织的领导层，在呼吁重建自由工会和争取社民党与共产党合并的号召书上签名。参加了统一社会党的创立。——中译者注
[24] 海因里希·马尔赞（Heinrich Malzahn，1884年12月10日——1957年4月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在五金工会内属于左翼反对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月任罢工行动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任柏林工厂苏维埃委员会主席。1920年代表独立党当选为国会议员，成为独立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和工会委员会。反对三月行动，但在鲁尔组织了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列维辩护。与布拉斯和弗里斯兰德组织了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返回独立党，后返回社民党。此后未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1940年—1945年被纳粹监禁。——中译者注
[25] 红色工会国际（德：Rote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RGI，英：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RILU），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工会联合组织，详情见附录部分注释2。——中译者注
[26] “阿姆斯特丹国际”，即1919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新成立的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IFTU），此处指在1920年8月于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七次国际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米勒作为德国五金工会的代表出席，表示反对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工会联合会，批判其领导层为卡尔·列金那样的民族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并把各国工会在战争期间的失败归咎于阿姆斯特丹国际毫无约束力。——中译者注
[27] 这一说法与米勒在1925年的说法相矛盾，当时他向国家档案馆的代表解释说，他是“了解了商业机构的运作情况后 ”才辞去在该机构的职务的。来自档案委员会卡尔·德米特6月22日关于1925年6月19日访问穆勒的报告，SAPMO-BArch，Arbeiter- und Soldatenräte，R 201/46。——原注
[28] 1923年十月的汉堡起义后，德共在全德被禁止，一直持续到1924年3月，其间德共成员中只有在议会和地方议会的民选议员才能公开露面。这可以解释米勒对意见的保留，毕竟在这种情况下，德共的每一项活动都受到了严苛的限制。——原注
[29] 可能指卡尔·贝克（Karl Becker，1894年11月19日——1942年12月1日），印刷工，出身于社民党活动家家庭，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先后领导了德累斯顿和不莱梅的左翼激进派，1917年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领导了一个工人苏维埃。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国际共产集团出席。后支持极左多数派。1919年成为反对派领袖，并与人创建了工人总联合会。在海德尔堡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但没有参加共工党，1920年3月在拉狄克和弗勒利希的影响下重新回到德共（斯）。数次访问莫斯科。1921年起任《汉堡人民报》（Hamburger Volkszeitung）编辑，1923年负责沿海地区（Wasserkante）和西北区，参加了右派。1923年年底转入地下，流亡莫斯科。1925年返回德国，成为“调解派”成员，1928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做了“自我批评”。1933年转入地下，后流亡到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1942年9月4日被判处死刑，12月1日在普洛岑泽（Plötzensee）监狱遇害。——中译者注
[30] 可能是某个在德国五金工会之外的工会性质的组织，或许类似于“黄色工会”。——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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