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十一章 俄罗斯的政治演变
自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以来，6个月内它一直处于未得缓和的政治冲突之中，这种冲突直接或间接地是由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所造成的，而且特别是由于采用休克疗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造成的。前面第二章中对苏联崩溃的解释，特别是对党—国精英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有助于说明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政治的迸程。本章从这一观点出发考察俄罗斯的一些重要进展：第一，所谓中间反对派的出现以及叶利钦政府对此的反应；第二，反对派中的权力砝码日益从中间派转向共产党阵营；笫三，俄罗斯正在增长的专制统治的趋向。也许这些年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共产党重新作为一个重要的权力角逐者而出现，我们以对俄罗斯经济与政治发展可能的未来进程的思考来结束本章。
中间反对派
正如我们在第三部的导言所指出的那样，最初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方案并没有遇到强烈的反对：1991年11月，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的优势投票批准了叶利钦的经济政策并授予他立法权来实施这一政策。然而，在代总理盖达尔与其西方导向的自由经济学家小组开始实施放开价格并削减国家开支和信贷的具体方案时，许多官员开始不安起来。1991年11月，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对年轻的、缺乏经验的盖达尔及其内阁成员发表尖锐批评，嘲笑他们是“穿粉短裤黄靴子的毛孩子”[1]。
1992年1月2日，当价格放开之后，俄罗斯人为商品价格大幅度的上涨和他们的购买力相应的下降大为震惊。两周之后，议会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央批评政府“失控的、无政府状态的、失调的价格上涨”，还说最初实行改革的方法是“完全不明智的和脱离现实的”。但是哈斯布拉托夫的批评并没有超出休克疗法的范围，他只是抱怨政府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价格自由。[2]
除了早期的这些批评，休克疗法在1992年的头三个月中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3]但是到了4月份，俄罗斯许多企业的经理开始担忧休克疗法对他们的实业造成的长期影响。6月份，一个在阿尔卡季·沃尔斯基领导下的名为“公民联盟”的新组织产生了。[4]
沃尔斯基与许多企业经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公民联盟则以代表企业经理对经济政策发展方向的关注而闻名。公民联盟在对政府经济政策实行温和的反对方面成为最有影响的组织，这样说是因为它将自身置于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与受排斥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反对派之间。
中间反对派并不反对建立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他们反对的是把休克疗法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他们认为休克疗法破坏了俄罗斯的工业并使其人民走向贫困。他们号召代之以渐进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可以保持国家的强大地位，指导转型过程的方向，并维护人民的生活水平。
公民联盟经济学家制定一系列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相似的替代性经济方案。[5]他们号召重新整顿国家秩序以扭转工业生产的崩溃；国家支持大型企业以帮助它们进行重组，使它们更具竞争性；渐进地而非迅速地私有化，重点使管理者和工人成为私有者；控制工资而非紧缩银根来制止通货膨胀。[6]
1992年中间反对派吸引了俄罗斯和西方媒体大量的关注，由于在这一年俄罗斯经历了急剧的通货膨胀、生产衰退、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下降，所以议会中对中间派的支持率有所上升。在1992年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重要会议召开前夕，中间派成为议会中强有力的一个政党团体，拥有大约40%的代表的支持。对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支持率也上升到了30%，而休克疗法的支持率则下降到了大约20%。[7]到1992年末，议会主席哈斯布拉托夫转到了中间派的立场上，他试图利用中间派和共产党与民族主义者两大反对派的力量（它们联合起来占议会中的大多数）迫使叶利钦沿着中间派提出的方针改变政府的经济政策。
中间反对派的兴起反映了先前联合起来的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分化，当大多数党—国精英支持建立资本主义之时，他们从未确定什么是建立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方式，一旦休克疗法开始对俄罗斯的企业施加沉重的费用负担，先前团结起来的联盟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因工业衰退而极为担忧的企业经理们，开始反对建立资本主义所采用的手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目标。
看来中间派所体现出来的这一分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内容，第七章曾说过的库尔伯格（Kullberg）对1991年6月莫斯科精英意识形态的研究，发现超过3/4的人赞成资本主义。然而，她也发现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大多数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群体，她称之为“西化者”与“中间改革者”。前者对迅速地建立资本主义和密切仿效具体的西方制度都表示赞成，后者虽然也愿意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对过渡所采取的速度表达了更多的担心，而且相信在设计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时，应该对俄罗斯历史的具体特性予以更多的关注。[8]库尔伯格发现，在她的调查对象中只有1/4的亲资本主义者是西化者，剩下的3/4都是中间改革者。叶利钦政府由亲资本主义精英中的一个少数人的意识形态团体所控制，所以，当迅速转型的政策开始导致高经济费用的时候，分化的出现并不令人吃惊。[9]
叶利钦总统对中间反对派的反应
叶利钦对中间派反对意见的增多所作出的反应有几个方面：首先，他和盖达尔指击新中间派的建议以及提出这些建议的人，中间派的特征是以恢复到过去的苏联为借口。这一现点很快为西方媒体所采用。他们把中间派与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归并在一起，认为他们为恢复到苏联而联合在一起。这是对中间派观点的严重歪曲。公民联盟计划支持继续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并不反对俄罗斯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未来，他们与叶利钦和盖达尔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手段而非目标。
1992—1994年期间，在指责中间派观点的同时，叶利钦将一批工业企业主和中间派的政治人物纳入了政府之中，1992年6月上旬，叶利钦任命三位以前的工业企业主担任政府要职，他们是公民联盟圈子中非常看好的人物。弗拉基米尔·舒梅科是克拉斯诺达尔斯克一家大型测量仪器厂的前任厂长，现在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和格奥尔吉·希扎被任命为副总理。1992年7月，叶利钦任命维克多·格拉申科为中央银行行长，他似乎对中间派有关休克疗法的批评表示同情。同年12月，面对来自议会不断增长的压力，叶利钦解除了盖达尔的代总理职务，代之以切尔诺梅尔金。
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任命得到了由中间派控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压倒多数的同意，切尔诺梅尔金原先是一个经理，后来是苏联燃料动力部的部长而不是一个学究气的经济学家，这样的背景深得中间派的青睐。切尔诺梅尔金表示支持市场经济，但是，“不能让人民遭受贫面……如果我们破坏了工业，任何改革都不会奏效……我们应当认真关注生产”[10]。这些正是中间派所强调的主题。
1993年9月，盖达尔作为负责经济的笫一副总理回到了政府，其时叶利钦与议会的冲突正在向10月份的武装冲突升级。1994年1月，由于反对派在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叶利钦只好再次改组政府，支持似乎同情中间派立场的旧厂业企业主们。盖达尔与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再次离开了政府，后者曾是严格遵守休克疗法指导方针的主要支持者。[11]苏联冶金部长奥列格·索斯科韦茨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这样一来，留在高层职位的惟一一个休克疗法的坚定支持者就是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了，他是私有化方案的主要设计师。
自1992年12月开始任总理职务的切尔诺梅尔金，在1994年1月似乎拥有了极为强大的权力，I月20日，切尔诺梅尔金发表了一系列公开讲活，似乎表示他要在政策方面有急速的变革，宣称“市场浪漫主义的时期结束了”，但与此同时他也声明说“俄罗斯不会回到过去”，也不会“偏离市场经济”，认为“把西方经济的方法机械地移植到俄罗斯只会有百害而无一益”。他保证实行积极的政策从而与生产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作中争。[12]
近几年，俄罗斯政府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叶利钦转向了更为民族主义的态度，后者在199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显示了它的强大。叶利钦更为严厉地对待将北约组织扩展到东欧各国的建议，他更少主动地同意西方的政治要求。
就像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那样，1992年年中之后，政府经济政策发生了些许调整[13]，除了大幅度人事变动和对新政策的议论外，很明显，俄罗斯在1992—1995年期间并没有严重偏离休克疗法战略，不论是切尔诺梅尔金在1992年12月首次出任总理之后，还是在1994年1月他的控制得到了显著的大力加强之后，休克疗法并没有发生重要的调整，更不用说被放弃了。在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没有扩大对工业的公共投资和支持，也没有釆取工资—物价调控措施。政府仍旧拒绝偿付它对企业的大部分欠款，也没有建立大规模的社会保障计划来帮助工人和依靠领取养老金生活的人。1994年，尽管切尔诺梅尔金充满激情的讲话似乎对休克疗法有所批评，但与其说放慢了私有化进程，不如说大部分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已经完成。到1994年底，盖达尔和费奥多罗夫得出结论说：切尔诺梅尔金，这位曾被他们一度视为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死敌，毕竟还不太坏。
为什么俄罗斯继续采取休克疗法？
除开叶利钦政府的人事变动不说，为什么休克疗法保留了下来？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叶利钦保留了实权。1992—1993年，议会在旧的体制下仍然拥有潜在的权力，叶利钦努力保留经济决策权。[14]1993年10月议会解散之后，叶利钦没有任何挑战地执政了几个月，直到12月份通过了新宪法并选举产生了新议会。就像下面所要说明的那样，新宪法几乎将所有的实权都交给了总统办公室。
所以，可能的情况是叶利钦在内阁中作了一些纯粹是表面的、言辞上的变化来应对公众要求改变经济政策的压力，以此掩护切尔诺梅尔金在经济政策上作一些实质性的改变。这种解释或许有一定理由，但是仍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即为什么在面对休克疗法所引起的许多困难以及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情况下，叶利钦还要继续执行休克疗法？
第二个解释就是用由于不存在另一种切实可行的政策这种说法，来说明休克疗法经济政策的继续。当休克疗法的某些支持者如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斯·阿斯兰德（Anders Aslund）坚持认为它运转良好的时候，另外一些支持者承认它引起了许多问题，但是却坚持认为另外的政策可能会更糟。所以，就如这一争论所示，尽管新内阁是务实的，但是除了继续执行休克疗法也别无选择。
但是中间派批评人士坚持认为另外的渐进过渡政策是可能的并且可能使社会代价大为降低，这样一种可能的政策已经在中国采用，尽管类似的政策在俄罗斯是否有效还无法确定。[15]不管人事变动和新政策的许诺如何，政府并没有努力推行过任何新政策，这样一个事实要求切尔诺梅尔金政府要么确实不想作出改变，要么摆脱叶利钦的阻力而这样做。
尽管叶利钦自已似乎没有深刻的经济观点，但正是他早期采取了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战略，休克疗法的消极结果虽然影响了大多数俄罗斯人并对俄罗斯工业的未来造成了危险，但是休克疗法对一小部分但却实权在握的人大为有益，继续实行这一政策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银行家们从休克疗法造成的投机中获得了巨额财产，[16]原材料出口商也冋样如此，身处休克疗法所造成的环境中的合法与不合法的经营者都担心，如果俄罗斯转向更加渐进的、国家管理的经济发展进程会使他们进一步致富的环境消失。而且，大多数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一直乐意忽视休克疗法的几乎所有缺陷，只要叶利钦顽固地坚持休克疗法的方法。
所以，尽管休克疗法引起了许多问题，叶利钦还是拒绝废除它就不奇怪了。废除休克疗法会疏离俄罗斯的新富和西方强国，而他们都是叶利钦的重要支持者。[17]但是，为什么与中间派结盟的、公开反对政府政策的工业企业主们同意留在政府中并为政府服务呢？
企业经理们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分裂，而他们以前对休克疗法的反对构成了中间派与政府对立的基础。但到了1992年期间，不论中间派领导人何时召集大规模的企业经理人会议，他们都发现在那些出席会议的人中存在非常不一致的意见。[18]正如在第十章中所说明的那样，休克疗法并不是以一种相同的方式影响了所有的企业经理。俄罗斯工业中的石油和天然气、矿业以及钢铁部门，尽管在短时期内受到了休克疗法的伤害，但仍然前途光明。而对那些前途未卜的工业企业主们来说，迅速的私有化仍是他们乐意接受的。在1993年和1994年私有化推行期间，企业经理们发现，接收合并自己企业的人微乎其微，接替旧管理者的人正在变成新的独立的企业主，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反对意见看来越来越起不到什么作用。[19]
当叶利钦把一些实业家纳入政府的时候，他采取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策略，他从俄罗斯工业部门挑选了一些人，这些部门在休克疗法政策下经营得不是太糟，当俄罗斯工业主体严重衰退的时候，一些部门只有较低程度的衰退。[20]1991—1995年期间，位于切尔诺梅尔金家乡的天然气产量只下跌了7%[21]，而切尔诺梅尔金的家族也因对天然气的垄断大发横财而出名[22]。第一副总理索斯科韦茨来自钢铁工业，相对而言，它的一些部门由于钢产品售价低廉、质量上乘，经营状况还算不错。[23]
中间派反对意见的影响更多地是建立在它的主要政冶基础——大型企业经理层中的实力派的立场这一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来自普通选民的广泛支持基础上。1993年12月和1995年12月的选举表明，中间派的票数一点都不占优势，叶利钦发现在政府的位置中给中间派提供一些安慰和权力来赢得某些中间派领导人是很有可能的，甚至连阿尔卡季·沃尔斯基最后也进人了叶利钦政府。[24]
变动的政治立场
俄罗斯政治产生了众多的政治党派、政治运动和政治联盟。它们的政治立场覆盖了所有可能想象到的观点。然而，大多数俄罗斯政治组织都比较小，它们中有一些刚出现不久就消失了。
1992年，三个主要的政治组织产生了，一个是叶利钦和盖达尔的支持者，这个组织经常被媒体称为“激进改革者”或“民主主义者”，前面提到的民主派是笫二大主要组织，第三个主要组织是共产党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盟。
开始时，中间派好像是最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共产党人被广泛认为由于旧统治的失败而声名狼藉，分析家们几乎都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参加他们的示威和集会的人大都是对苏联消亡感到愤怒的老人，由于共产党四分五裂，它们的势力更加弱小了。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组织被取缔，而某些不同的党派又在为社会主义的政治衣钵而你争我夺[25]，尽管某些民族主义组织和共产党一样日渐活跃，但他们仍被看作政治边缘力量。[26]
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传统上被认为是敌对的，但在1992年，许多来自两个阵营的个人和团体开始举行联合示威游行，形成了一个联盟。虽然他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是他们在反对叶利饮政府的亲西方政策、在如何卷待在休克疗法政策影响下工业基础的衰退、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等问题方面达成了一致。[27]这一联盟，在一段时间内釆取了多样化的组织形式，被他们的对手称为“红—褐色”联盟。
1993年2月，随着俄罗斯对苏联共产党禁令的解除，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的名义下重新复活了，由根纳第·久加诺夫所领导。它迅速成为主要的左翼组织，在俄罗斯，这一组织受到那些愿意追随共产主义的大多数前苏共党员的拥戴。在1993年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从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盟中脱离出来，转向了更传统的左翼立场，带有俄罗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在一起的特点。[28]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迅速成为在俄罗斯显然是最大的政党，拥有遍布全国各地区的众多党员。
在休克疗法将中间派推向反对派怀抱的第一年，共产党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盟无疑还是一个弱小的团体，但在休克疗法实行一年多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或许是中间派不曾拥有分析家们所预测的那么多选民基础。看来，在经济迅速衰退的一年之后，人们开始看好更激进的反对派。1993年12月，在独立的俄罗斯举行的首届议会选举中，中间派被复活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挤到了一边，两年后，即在1995年12月17日，当共产党在议会中作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出现的时候，中间派进—步衰落了。
1995年选举中出现了众多的党派，但在两次选举中只有五个主要的组织，一个是亲政府党，他们支持休克疗法经济政策和叶利钦政府的亲西方外交政策，1993年选举中，只有一个重要的党派代表了这一立场，即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而在1995年的选举中，第二个亲政府政党——总理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也列入了候选人名单；第二个组织代表了中间派的立场，在1993年的选举中，俄罗斯民主党和妇女党均有一个中间派的纲领；到1995年的选举时，俄罗斯社团大会作为最有影响的中间派政党出现了。
第三种立场介于亲政府派和中间派之间，由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领导，在两次选举中都有追随者，亚夫林斯基的“亚博卢”对政府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进行批评，但是比中间派完全替代的建议要谨慎得多[29]，俄共是主要的共产党组织，但在两次选举中也有其它党派与之结盟，农民党被广泛视为共产党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人民权力党是由一些与俄共关系密切的名人在1995年成立的，包括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两次选举中，以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受人鄙弃的自由民主党向选民展示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立场。
在两次选举中，新议会中的下院即杜马的225个席位由参选政党所占据[30]，另外225个席位则分配给了各个单选区，政党成员和无党派人士都可以竞选这些席位。图11—1显示了各个党派在两次竞选中的情况，甲部分显示了政党选举的结果，乙部分显示了450个杜马席位在五个政党之间的分配情况。[31]
1993年选举之前，媒体预测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会赢得胜利，然而，它才获得了15.4%的政党选票和16.9%的杜马席位，令人吃惊的胜利者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他的自由民主党扰乱了人们的预测，获得了政党选举票数中的22.8%，日里诺夫斯基用一连串令人吃惊的好斗言辞活跃了选举运动，而且羸得了最多的选票[32]，俄共和它的农民党盟友成绩也不俗，在政党选举中分别赢得了12.4%和7.9%的选票，总得票率达到20.3%。中间派政党并没取得预先期望的结果，在政党选举中只获得了13.6%的选票和9.3%的杜马席位。亚夫林斯基的政党拥有一批人数虽少但却是令人尊敬的追随者。[33]
*：“亲政府派”在1993年指“俄罗斯选择”党；1995年指“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和“俄罗斯民主选择”党。
“亚博卢”在1993年指亚夫林斯基—博尔杜列夫—卢金集团；1995年指“亚博卢”党。
“中间派”在1993年指民主党和俄罗斯妇女党；1995年指俄罗斯社团会议和俄罗斯妇女党。
“共产党”在1993年指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农业党；1995年指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农业党、共产主义者—俄罗斯劳动者党和人民权力党。
“自由民主党”在政党选举中指其他党派；杜马席位中指其他政党和无党派人士。
新杜马由政府的反对者控制，但是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在反对者中是最有力的政治力量，这一联盟是复杂的、变动着的，尽管日里诺夫斯基的良辞夸夸其谈，但他的政党在预算问题上是支持政府的，它也是杜马中支持叶利钦在1994年12月发动车臣战争的少数人之一。
1995年，叶利钦总统指示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成立一个新亲政府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所以，在1995年12月的选举中，在盖达尔的俄罗斯民主选择和切尔诺梅尔金的新政党两个亲政府党之间，俄罗斯人有两个主要的亲政府政党可以选择[34]，当选举临近时，由于叶利钦的声望受到经济衰退和车臣战争的损害，媒体这一次预料新中间派政党——由尤里·斯科科夫领导的俄罗斯社团大会会有强有力的表现，它赢得了颇受民众喜爱的俄罗斯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的支持，列别德一向是被作为总统候选人而提到的。
在1995年12月的选举中，“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出巨资为其在电视上做广告，日里诺夫斯基提出了新的夸夸其谈的言辞，媒体则继续报导中间派的俄罗斯社团大会可能的强有力表现，共产党几乎没花什么钱，而主要依靠他们广泛的组织来散播他们的消息，结果，共产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政党选举中，仅他们自己就获得了22.3%的政党选票和34.9%的席位，正如表11—1所示，由于将其两个亲密同盟与更激进的共产党相联合，共产党赢得了近1/3的政党选票和超过40%的杜马席位。当选举之后官方杜马机构成立的时候，俄共与其由农民党和人民权力党联合组成的盟友一起，共有221位代表，正好比450个代表的多数差5个人。[35]
在1995年，为从政党选举中赢得杜马席位，只有四个政党获得了5%的基准票数——俄共（22.3%），自由民主党（11.2%），“我们的家园—俄罗斯”（10.1%），亚博卢（6.9%）。盖达尔的民主选择党只赢得了3.9%的政党选票，中间派政党都没有通过5%这道门坎。
实际上，中间派政党在新杜马中已经消失了，他们只拥有少于2%的席位，如表11—1所显示的那样，两个亲政府政党一起赢得的政党选票和席位比俄罗斯选择在1993年单独赢得的选票和席位都要少。就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并没有消失，但是它的政党选票却比1993年的水平大为下降了，亚夫林斯基的政党严厉批评叶利钦对车臣地区采取的措施，它在杜马中的表现比以前有所加强。但是，共产党成了俄罗斯政治中最强有力的力量，对1996年的总统大选已是严阵以待。
休克疗法实行四年来使从前统一的俄罗斯掌权人物四分五裂，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这些情况以及在第十章中所论述的休克疗法的其他影响使共产党分享了很大一部分选民的选票，而仅在五年前这些选民还是明确地反对共产党的。
走向专制政府
在苏联的最后一年，新的民主机构的创建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1年8月那场蓄谋的政变被叶利钦这位民选总统击败了。这些民主机构赋予了击败这场政变的政治合法权，对议会驻地俄罗斯白宫的防御，变成了新的领导人击败旧领导人的象征，它表明了民主对专制的胜利。
仅仅过了两年，1993年9月，还是同一个议会，还是两年前那些坐在席位上的代表们，却被政府命令解散，但这次是叶利钦下令解散的。这年10月坦克炮轰了白宫，这是由逮捕那些抵抗议会解散的代表所引起的。再次炮轰白宫成了政治方向改变的一个象征，但这次是象征着转向了专制政府。
1992年到1995年俄罗斯的政治演变尽管有一些曲折，但基本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国家和各级地方的民主机构的作用日益弱小，政治权力转向克里姆林宫——在沙皇时代和共产党时代都是集中化权力的传统中心。一旦休克疗法的影响使得从前团结一致的俄罗斯掌权人物不再团结，并且触发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派运动，这一专制化过程就在1992年启动了。
到1992年年中，俄罗斯议会开始考虑公众日益增长的对休克疗法的关注——人们期待一个民选的立法机构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议会授予叶利钦总统有限的立法权，他曾依此制定了休克疗法。1991年俄罗斯全民大选中他成为总统，这使他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权力。[36]但是，宪法也授予了议会重要的权力，根据宪法，议会的最大主体——人民代表大会，在许多方面都足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宪法甚至罢免总统，当然，它不太会突然取消1991年已授予叶利钦的有限立法权。
1992年上半年，议会与总统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方面，这之后，冲突开始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叶利钦开始指责议会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绊脚石，他提出用全民投票的方法来决定谁拥有最高的权力，是总统还是人民代表大会。总统与议会之间的争论成了1992年12月人民代表大会的头号问题。由于叶利钦的紧急状态权已到期，这个赌注是很高的。把重要的政府任命权力从总统手中转移到议会的方案经一次投票失败之后，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人民代表大会允许叶利钦暂时保留立法权，叶利钦所希望的对宪法问题进行全民公决预定在1993年4月进行，作为交换，叶利钦同意用切尔诺梅尔金科代盖达尔。
但是，继内阁重新组合之后由于经济政策没有变化，也由于俄罗斯工业的继续衰退，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再度恶化。1993年3月叶利钦突然宣布“特殊管理办法”，似乎暗示着将解散议会，但很快就因面临广泛的批评以及不能确定军队会在总统与议会的冲突中如何行动而未能得逞。作为对叶利钦行动的响应，同月，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解除了叶利钦的一些权力，并以72票（在大约1000名代表中）对总统进行弹劾。在弹劾失败后，一位重要的民族主义代表瑟基·巴布尔评论说，人民代表大会的行动只不过是“自杀”，这一看法六个月之后得到了验证。[37]
1993年3月之后，叶利钦与议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们对许多问题进行争论，除了经济政策，还包括外交政策和宪法问题。议会中的一个委员会依据英国议会的形式起草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而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则赞成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共和国。议会中的大多数人希望在政策方面有所改变并寻求保卫它的宪法权力以在政府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叶利钦则认为议会的武断做法是不可容忍的。
1993年4月，叶利钦原希望用全民公决来解决宪法问题，结果导致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一场全面的权力斗争，投票人要冋答四个关于候选人的问题：（1）是否信任总统；（2）是否赞成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3）是否愿意提前选举总统；（4）是否愿意提前选举议会。叶利钦似乎相信全民选举能够解决他和议会之间的问题。
叶利钦自信他能在全民公决中获得胜利，他拥有重要的媒体权力，他曾经咄咄逼人地发动过一场浩大的媒体运动，“da，da，nyet，da”①一度在媒体中风行一时。他试图让人们相信，与经济转型有关的困难，其责任在于议会对他的方案的阻挠，如果僵局被打破，那么改革就会有成效。投票结果尽管比不上叶利钦最受欢迎的时候理想，但由于他在与俄共的斗争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他对1991年8月未遂政变的抵抗，此时他仍保持了相当的个人魅力。严重分裂无疑不太受民众欢迎。
①即“是，是，不，是”的意思，指的是对上述四个公决问题的回答——译者注
表11—1表明了全民公决的结果，尽管投票数没有高到足够使第二个或第四个问题的投票具有约束力，但四个问题都获得了赞成票，总统的职位在三个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只有第三个问题让他失望。
叶利钦认为公决结果是一个胜利，但也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明确。叶利钦发现，尽管在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上他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两个地方是大多数新秩序受益者的居住地，而在俄罗斯其它地区支持者就比较少，，叶利钦在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上失去了俄罗斯半数以上地区的支持[38]，全民公决表明，民众在对总统的看法和经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尖锐的分歧。
也许全民公决的结果使叶利钦相信有可能结束他与议会之间的僵持状态，尽管他没有符合宪法的手段摆脱议会或者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结束了惯常的8月份休假之后，叶利钦开始行动起来。1993年9月2日，他以腐败为借口将副总统鲁茨科伊停职，成立了一个由他自己任命的委员会指控鲁茨科伊。[39]9月18日，他任命盖达尔为负责经济工作的第一副总理。9月21日他宣布解散议会，声称在12月12日将选举新的议会并正式批准了新宪法。
接下来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冲突情况将在其它地方叙述[40]，这次冲突以坦克于1993年10月4日炮轰议会所在地白宫，逮捕了那些拒不离开大楼的代表而结束。叶利钦胜利了。
当人们认为叶利钦的行动没有法律或宪法依据时，叶利钦不停地替自己的所作所为作辩护，辩解说这是解决他与议会之间冲突的惟一办法，并最终击败了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零星势力。西方政府，包括克林顿政府，都支持他这么做，都认为俄罗斯议会代表了旧的苏联统治的苟延残喘，而叶利钦则代表了民主和经济改革。
1992—1993年中间派力量在议会中占统治地位使得一些事件的解释难以得到证实。“红—褐色联盟”得到的是各派少数代表的支持，议会对叶利钦的反对并没有提出要求回到旧的统治秩序，议会反映的是大多数人日益增多的对休克疗法结果的不满，议会反对派中的最大集团在1992—1993年希望有一种不同的、更加渐进的办法来建设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他们的目的是迫使叶利钦按照这样一个方向改变政策。叶利钦则违反宪法第一次名副其实地镇压了俄罗斯以前不曾存在的民主议会，以清除对他的政策的批评，这种批评，正如4月份的全民公决所显示的那样，反映了相当多的人的意愿。[41]
在解散议会的两个月内，叶利钦在俄罗斯获得了近乎独裁专制的权力：他解散了议会，使自己的权力在联邦政府一级成为政治权力的惟一来源；他剥夺了地方立法机抅的权力，他们中有许多人反对他解散议会；他开除了地方政府中反对他的政府官员，任命顺从自己的人代替他们；他强迫俄罗斯工会联合会领导人伊格·库罗希科夫辞职，而且他警告这个联合会，如果还想存在下去就不要参与政治。他还取缔了18个共产党和民族主义组织，关闭了15家报纸。[42]
在这种近乎专断的总统权力的气氛中，叶利钦放弃了以前通过广泛讨论、争吵和妥胁的过程为俄罗斯制定一个新宪法的努力，相反的情况是，他的一小撮关系亲密的顾问为俄罗斯起草了一个新的宪法草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公众的任何影响，这个宪法草案准备在1993年12月的选举中投票表决。
尽管以前叶利钦要求依据法国或英国模式产生出一个总统权力强大的民主共和的宪法，但是新的宪法草案与此迥然不同，它创造出了总统制，以及一个无力的、庞大的顾问性质的立法机构，这与在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主的国家中所看到的制度都不相同。新的立法机构的下院甚至称为“杜马”，它使人回想起革命之前在沙皇统治下的那个无权机构。
新宪法授予总统颁布必须遵守的法令的权力，只要这些法令不与宪法条文或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相冲突。[43]但是新的立法机构（联邦议会）发现它不可能轻易地通过任何法律，因为所要通过的这些法律不能只得到出席并投票的议会两院大多数人的支持就行了（这是在民主的合法机构中的正常程序），还要得到两院全体成员的大多数的支持。这一新的转变取得了难以通过法律的效果，为总统法令的顺利颁布留下了余地。
同样，推翻总统选举需要全体议员2/3的票数，而不只是出席和投票人数的2/3，才能通过。这实际上使得推翻选举成为不可能的事，除非议会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新议会惟一重要的权力是通过预算。特别是一项新条文规定，如果下院两次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那么不是政府下台就是总统可以解散议会。
所以，叶利钦对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成果在新宪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胜利是几乎不带民主色彩的专制总统制。为了符合叶利钦制定的规则，新宪法必须在1993年12月的投票中以大多数的票数批准，以至少50%的合法选民最后进行投票。要么是否定的投票，要么是较低的票数，这都会将新宪法置于通过与通不过的中间状态。
1993年12月25日，政府宣布新宪法以投票人数的58.4%获得批准，拥有54.8%的赞成票数。[44]然而，有较多的迹象表明投票是一个骗局，在投票结果逐渐汇集起来之后，中央选举委员会还在将官方人物变成合法的投票人[45]，俄罗斯人普遍认为投票结果实际上低于50%。
大多数反对党不论是中间派还是共产党，都宣称新宪法是非民主的，甚至许多温和的批评者和某些叶利钦的传统的支持者都表示担忧。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在投票期间，只有一个主要的反对党要求批准新宪法，即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日里诺夫斯基完全支持专制总统制，意图有朝一日登上总统宝座。
甚至在1993年选举之前一个月，叶利钦的垄断权力以及政府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权力就已获得了批准，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派也能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如此压倒性的胜利。看来在4月份的全民公决与12月份的议会选举期间，公众对叶利钦和盖达尔政策的支持已大大下降了。但是，在新宪法的制约下，对那些政策的普遍反对几乎没有什么效果，新议会很少有权力改变政府的政策。
1994年12月，当叶利钦决定动用武力镇压车臣共和国从俄罗斯独立出去的要求时，这一点变得非常明显。尽管几乎没有俄罗斯人赞同车臣脱离俄罗斯联邦，但也几乎没人支持叶利钦反对分裂共和国的军事行动。[46]这在议会中得到了反映，那里的反对意见不只来自中间派、共产党代表和许多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来自那些从前是叶利钦的核心支持者的人。前总理盖达尔强烈尖锐地谴责武力镇压，实际上断绝了和叶利钦的关系[47]但是议会的反对意见对这一事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对比之下，1991年11月当叶利钦宣布车臣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来自议会的反对意见就迫使他尽快取消了这一决定。[48]
叶利钦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不仅避开了议会，也避开了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和他的内阁。相反，叶利钦是通过总统掌管的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所谓的“权力部长”（内部安全与对外情报领导人和国防部长）被认为对此施加了很大影响。[49]有些人把这些机构比作新“政治局”，他们举行秘密会议，作出影响俄罗斯命运的重要决定。由于车臣战争时间延长，致使许多人丧生，毁坏了车臣的主要城市，民意测验中叶利钦的赞成率降到了一位数。[50]叶利钦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51]
自俄罗斯独立以来，总统机构的权力稳固上升，更加强大。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是先前克格勃的成员，负责保卫总统安全，据广泛报道他已成为对叶利钦最具影响的顾问之一[52]，1994年12月2日，一队总统卫士袭击了莫斯特金融组织的头目和莫斯特安全部队的头领。莫斯特组织控制着NTV（俄罗斯独立电视网，曾经制作过布关叶利钦政府的批评性和讽剌性的节目），俄罗斯媒体将这次袭击看作是对那些可能批评政府的人一种恫吓。[53]
为什么民主在俄罗斯衰退
人们可能会用俄罗斯过去的影响来解释它走向专制政府的趋向。俄罗斯在沙皇和共产党的统治下有过上千年的专制统治，然而，俄罗斯人民似乎在1985—1991年坚定地拒绝了这一遗产，独立的俄罗斯在1992年以其年轻但显然是健康、充满希望的民主政体开始了它的生命。作为一种解释，引证历史是不够的，因为历史并不是由连续性构成的。今天许多工业化的民主，如法国和德国，在过去也有过很长的专制统治。必须说明是什么特殊的压力迫使俄罗斯退回到了它1985年之前的政治传统。
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实，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历史上，现代议会制民主是与资本主义一起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你可以认为私有制和自由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自由选举的政治制度和个人公民权在西欧、北美和世界其它某些地区长期有效地联系在一起[54]，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绝对的，资本主义在某些专制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巴西和智利也获得了成功。现在的俄罗斯看来也会成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不能联系在一起的国度。
在俄罗斯，民主化首次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不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来自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改革方案。1989—1991年期间，在苏联建立起来的体制尽管不是很完善，但却真正是民主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中缺少民主，而民主的缺失阻碍了社会主义达到它的真正目的。他们追求民主化，不只是把它当一个目标，而是把它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从而社会主义最终能够实现多年来吸引众多人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允诺，这个社会的允诺就是人们不仅能够在国家中实现自主，而且在经济中也能实现自主。
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与叶利钦获得统治地位标志着从社会主义改革到建立资本主义的转折，这在经济日程中是一个急转弯，现在的目标是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取消集体对个人的福利责任。生产性资产被迅速地从公共所有者那里转移到一个新的富裕资本家阶层。当叶利钦起而掌权之时，他是支持民主的，而一旦他得到了权力，民主就逐渐与他的建立资本主义的核心方案相抵触，尤其是与他通过休克疗法建立资本主义的努力相冲突。
到1992年，这一冲突变得更加明显了，1990—1993年的俄罗斯议会还拥有与总统相匹敌的权力，它反映了那些受休克疗法伤害的另外一群人的意见，而这成为迅速建设资本主义的障碍，而它最终被叶利钦清除掉了。任何使普通民众的权力得以表达的机构都成了领导层正努力使其生效的经济改革的障碍。民主将会赋予大多数人可能的权力来阻止他们被剥夺和贫困化的过程，尽管一个民主的国家可以与成熟的和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和谐共处，但在像俄罗斯这样一个从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在正在快速建设资本主义的国家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叶利钦可能真想复制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可以说明他为什么被迫逐渐地限制新俄罗斯体制中的民主因素。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公开地讨论这个叫题，并对他们称为“皮诺切特”的选择给予支持，对他们来说，这表示使用一个不受阻碍的专制国家权力迅速把俄罗斯推向资本主义。[55]俄罗斯目前的发展不能激发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民主的未来抱有希望。
俄罗斯朝什么方向发展？
预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未来总是出人意料。然而，这里提供的对发生于苏联和俄罗斯的社会进程的分析对俄罗斯可能的末来发展进程确实具有意义。从对我们的分析有利的1995年底的情况来看，在下一个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俄罗斯似乎存在着五种可能的发展方向。
俄罗斯可以沿着它目前的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而不管它正给国家的工业潜力所造成的破坏和它正在给大多数人所带来的痛苦。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目前进程的逻辑结果是，俄罗斯将主要变成原材料的生产和出口国，而制成品则主要依靠进口。俄罗斯的第三次世界化将产生一种与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不一致的经济，这种经济将为少数人提供大量的财富，这一少部分人是原材料企业以及其它为此提供资金、营销和其它服务的企业的所有者，或者在这些企业中身居要职的人。其他的人则忙于为那些从国外进口制成品的公司而工作。
这样一种体制对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缺乏需求。它既不需要大量的受过科学和文化教育的人，也不需要大量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无力为大量的产业工人支付高工资。俄罗斯目前人口的减少将适应一种对劳动力的有限的需求的体制，很多人将要失业，为这种体制下不足的就业机会而竞争，大量的人将被迫移民出国。
在这种想象的未来的情形之中，可以预料，俄罗斯国家将沿着非民主和专制主义方向继续发展。自由选举，以及按照真正的权力进行立法，将会妨碍这样的发展道路。如果休克疗法或“新自由主义”道路继续发展，那么，被操纵的选举，或者选举的正式废除，可能取代几年以来俄罗斯经历过的相对开放的民主，[56]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确实需要有人来扮演俄罗斯的“皮诺切特”。
另外三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每一种都需要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57]，它们是新法西斯主义发展方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新法西斯主义道路使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执掌政权成为可能。在那部分感到灰心丧气和贫穷的俄罗斯人中存在着这种发展的社会基础。人民由于突然失去了整个的生活方式而迷失方向，所有熟悉的事情都已成往事，他们所相信的全部事情都受到了杯疑；俄罗斯正在从一个大国沦落为西方的附庸。这样一种过程产生了一种始自于对自我产生憎恶的心理反应，这种现象在1992年的俄罗斯表现得极其明显，当时，大家似乎对所有外国的东西都崇拜，对俄罗斯的所有东西都瞧不上眼。但是对自我的憎恶有产生愤怒并为此寻找替罪羊的趋势。在俄罗斯，传统的替罪羊首先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其次是西方国家，1993年和1995年日里诺夫斯基获得了大量的选票就是这种反应的表现。日里诺夫斯基谴责外国的影响，为俄罗斯在印度洋要求一个温水港，他越是露骨地谴责世界，他在俄罗斯似乎也越受到欢迎。
新法西斯主义可以通过选举执掌政权，或者通过掌握军队执掌政权，在1993年大选中，军队中的多数是投了日里诺夫斯基的票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在于政治和文化方面，在经济上缺乏清晰的方案。执政的新法西斯主义将可能寻求将俄罗斯边界扩展到至少包括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的少数俄罗斯人高度集中的地区。它将可能投入资金，使俄罗斯经济重新军事化，这可能扭转俄罗斯经济的衰退，就像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德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在允许新的私人企业主保留其财富的同时，它毫无疑问会对工业施以极大的国家控制。它将可能使俄罗斯经历一个不同政见者和少数派团体受压迫的一个新的古拉格时期。国真如此，由于新法西斯主义的俄罗斯寻求在世界舞台上耀武扬威并发泄其明显的不满，新的世界战争危险将是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
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向是从休克疗法转变为通过对经济改革的强有力的国家指导来达到资本主义的温和主义的改革道路。支持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基础存在于俄罗斯社会中那些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得到好处、但又希望俄罗斯变成一个技术上先进的制造业国家而不是一个原材料出口国的团体之中。大量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董事团体仍然可以从这种过程中得到好处。一些新的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和拥有一定财富并着眼于俄罗斯未来的私人银行现在可以从这一过程中得到好处——因为在日本或德国做一个银行家比在墨西哥或哥伦比亚做一个银行家更具有吸引力。一些更不偏激的懂得新法西斯主义严重危害的军官与他们的军队起会把这一改革方向作为重建强大的俄罗斯的最好方法予以支持，使俄罗斯具有强大的工业甚础支持其军事力量，并在全社会为军人重新赢得尊敬。
虽然拥护这一道路的主要的温和主义派别在过去没有得到选民的极大欢迎，但是可以相信，他们能够与显然更受欢迎的温和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执掌政权。作为一种选择，只要叶利钦在其任上去世（他的健康冋题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高层集团之间的政治交易和在精英集团间操纵产生一个新的致力于献身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政府，那么从休克疗法转变成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就可能会出现。甚至可以设想，在这种环境下，叶利钦的法定继承人、头脑敏锐的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将在政策上领导这一转变，虽然他为了做出这种转变可能也要受休克疗法的约束；也能够想象，由温和的军官们所采取的军事上的意外而成功的行动将会导致一个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政体。
然而这样一种政权如果出现，它可能通过一个适度的专制主义体制进行统治，这种适度的专制主义体制也许与目前的宪法组织结构相似。支持这一道路的主要基础由社会的精英集团所组成，包括企业董事、银行家和军官，这些人不可能像重视社会秩序和强大的国家一样来重视民主。而承担在俄罗斯建成资本主义的重任，对普通人们来说将意味着继续做出牺牲（大规模的失业、工厂倒闭、低工资），而这将给俄罗斯民主进程带来很大的麻烦。
如果手臂伸得更长些，这样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政体将可能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西方强国在经过对俄罗斯的批评和不满时期之后，可能也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这样一个新的俄罗斯。
对俄罗斯来说，第四种可能性是返回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几年以前，这样一种前景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似乎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因苏联的经历及其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而受到彻底的怀疑，以致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主义从俄罗斯的政治日程中被排除掉了。但是，在实施休克疗法的这几年中，这种状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好几个东欧和中欧国家中，在1992年的立陶宛、1993年的波兰和1994年的匈牙利，休克疗法受到普遍的欢迎，并通过在选举中获胜促使改良后的共产党重新执掌政权。同样的力量也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恢复了前途。像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与其同盟一起，在1995年12月的选举中赢得了杜马40%的席位。在1996年6月的选举预测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根纳第·久加诺夫被视为总统的主耍竞争对手。
声明信仰社会主义的多党派联盟可能重新执政的社会基础是广大的工农业工人和退休人员，这些人承受了休克疗法的主要冲击。多数老一辈人对社会主义有一种怀旧心理，当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之中时，他们并不很喜欢它，但现在他们特别想念社会主义。那些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党派的、从来没有失去对旧体制下官方社会主义思想信仰的人将支持这种改革方向。在军队中，军人在苏联社会时期被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最浓重、并且他们中没有人很自然地喜欢市场或私有财产，他们也支持返回到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在俄罗斯，共产党通过选举执掌政权是可能的。也许，新法西斯主义集团执政企图的失败，或者选举计划的取消，可能是共产党重新执掌政权的开始。
共产党重新掌握政权意味着什么难以预测。如果认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公布的方案和公开的声明真如其显示的那样，他们将设法阻止将资本主义带入俄罗斯，并重新回到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体制的道路上来。这将意味着建立这种经济体制的第二次努力，这种经济体制建立在公有制以及经济计划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并且在经济上是有效的，与政府的民主形式是相一致的。[58]
然而，共产党重新执政并不必然排除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重新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在波兰或匈牙利，尽管改良后的共产党执掌政权，但并未伴随经济战略的急剧转变。[59]一些俄共领导人坚持他们不能追随非常温和的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改革模式。[60]如果他们最真实的意图并不在乎俄罗斯的政治情绪是否保持自1992年以来的那种漠然和愤世嫉俗？人民也许会投票支持共产党，但是看来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准备枳极地卷入到俄罗斯的政治事务之中。
先前在俄罗斯由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支持这一方案的自然基础——俄罗斯人民从来没有积极地参与到其中或授权采取行动，而是任由掌权阶层决定着事情的结果。在俄罗斯，即使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掌握了政权并且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使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它也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61]来自俄罗斯掌权阶层的、允许他们拥有新的财产的压力也是难以抵抗的，尤其是自苏联时代以来在许多新贵和俄联邦共产党领导层之间就存在着源远流长的私人交情时，就更是如此。西方工业国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毫无疑问将施加压力，使俄罗斯共产党政府继续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如果这个基础没有松动，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可能会不同，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更多的是为工人和养老金领取者而不是为处于支配地位的温和主义者提供更多的保护。在俄罗斯的主要左派领导层内部，有一些人更是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最终可能欢迎这样一种发展方向。
西方对俄罗斯共产党领牙的政府所作出的反应将依赖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如果它企图完全改变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那么来自西方的反应将可能会是非常敌视的，一场新的冷战将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如果俄联邦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按照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改革，最终将会得到西方的认可。
尽管在俄罗斯有人对苏联时代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前的稳定有着极强的怀旧心理，但返回到过去那种时代似乎巳经不可能了。不存在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能够号召人民朝那个方向前进。[62]最具影响力的共产党组织拒绝它，旧体制下掌权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不愿意为支持它而行动，并且，他们更没有现由在其灭亡之后再试图返回到这条道路上去。俄罗斯未来的惟一道路将通过新法西斯主义的选择而产生，这种法西斯主义的选择试图给苏联体制下的政治特征而不是它的中央经济特色重新创造一种新的说法。
俄罗斯未来的第五种能性将会使俄罗斯国家和社会逐渐瓦解。俄罗斯有着广阔的土地和多种多样的区域，有些地区主要由非俄罗斯民族所居住。在苏联时期，这种多样化的社会由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维系在一起，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以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将之整合成一个国家。这种体制已经不存在了。
多民族的大国也可以通过有效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而联合在一起，有效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可以通过由市场关系所产生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连结成一个国家。但是，如果在俄罗斯建立有效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努力还是不能成功，已经很强烈的区域自治的压力可能会增长，这些区域不但包括俄罗斯的非俄罗斯民族区域，而且包括俄罗斯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区域。这可能导致将俄罗斯国家瓦解成众多新的更小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政治过程中会表现出多样性。纯粹的绝对支配权在现代世界中已不存在，而俄罗斯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体制，那么俄罗斯的未来将可能是分崩离析。
不管俄罗斯沿着哪条道路发展，在不远的将来，资本主义和民主在俄罗斯似乎都不能共存。无论是继续实施休克疗法还是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都不可能让广大的公众参与政治生活。似乎只有从资本主义回到首先将真正的民主改革引入到俄罗斯生活之中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改革方案，俄罗斯才有可能重新沿着民主的方向前进。
〔注释〕
[1] 《金融时报》，1991-12-19，1版。
[2] 《纽约时报》，1992-01-14，A3版。
[3] 1992年2月鲁茨科伊逐渐扩大了对政府经济计划的批评，并在2月8日、9日在一次极端国家主义者的集会上发表了一个非难政府的演说（Hahn，1994，pp.314—315）。然而，这些攻击在当时除了孤立的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政诒组织以外很难找到支持者。
[4] 沃尔斯基是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1991年成为叶利钦的支持者，他的经历在第七章已经谈过了，公民联盟由三个政党组成：由沃尔斯基领导的全俄罗斯联盟“复兴俄罗斯”；由特拉弗金领导的俄罗斯民主党；由副总统鲁茨柯伊和拉比茨基领导的自由俄罗斯国家党（Hahn，1994，p.314）。
[5] 一些公民联盟的领导人，包括沃尔斯基，公开谈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可以在俄罗斯民主政治体制下得到实现。
[6] 对公民联盟的经济计划的讨论，见Ellman（1993）。公民联盟没有正式采纳这个经济计划的任何方案，但它们在1992年经济政策的辩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7] Weir（1993—1994，p.14）.
[8] 中间派的改革家“对迅速变化的可行性并不乐观，并强烈主张重视苏联背景下改革公式表述的特点”（Kullberg，1994，p.943）。
[9] （Kullberg，1994）认为这是议会和总统分歧增加的主要原因。
[10] 《纽约时报》，1992-12-15，A6版。
[11] 费奥多罗夫要求叶利钦解除中央银行行长格拉申科的职务以表示对休克疗法的承认，并说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辞职，叶利钦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却接受了他的辞呈。
[12] 《莫斯科时报》，1994-01-21，1版；《纽约时报》，1994-01-22，4版。西方经济学顾问安德斯·阿斯兰德认为“俄罗斯现在实际上抛弃了基本的改革程序”（《纽约时报》，同上）。
[13] 1992年7月以后格拉申科对1992年上半年的极端紧缩的货币政策有了一些放宽，但正如我们在笫九章谈过的一样，货币政策依然十分严历。财政政策有时也有所放宽，但仍然与国际货币基金的目标存在差距。
[14] 有一个例外是私有化，它没有议会的合作就不能完成。只有在议会解散之后私有化才全面完成。
[15] 与此相关的是俄罗斯在许多方面与中国都不同，对中间派议员的类似中国模式的呼吁的批评意见认为，俄罗斯已经不再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国家和经济，其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数量大得多，它也没有大量的廉价农村劳动力以推动新的工业。对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则认为尽管存在这些区别，但根据俄罗斯的条件制定的逐渐转变的方案是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的。
[16] 盖达尔得到了一些重要的银行家财政上和政治上的支持。一个是奥雷格·博伊柯，财政控股公司坎瑟因·奥尔比董事长，也是国民信贷银行的行长。博伊柯是盖达尔的主要支持者，担任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选择政党的副主席和首席财政长官。博伊柯后来在1994年12月与盖达尔绝交了（与博伊柯的谈话，《商业家日报》，1995-09-14；与根纳季·阿欣，一位俄罗斯政治学家的谈话，1995年6月7日）。
[17] 1995年，亚夫林斯基，一位自由经济学家和积极的总统竞争者，批评叶利钦政府“向少数在其经济政策中获利的商业精英投降”（《纽约时报》，Op Ed page，1995-09-14，A27版）。
[18] Teague（1992）.
[19] 在叶利钦1992年6月指定前公司董事舒梅科任第一副总理时，舒梅科评论说：“需耍一个所有者阶层……现在所有那些与生产有关的人都被提名为这个阶层的高级官员。”（Hahn，1994，p.315，引用自《莫斯科新闻》，1992-06-15-22）。工业家中盖达尔计划的反对者因此有根据担心，盖达尔要让新的资本家阶层全面排斥企业领导者。当公民联盟呼吁实行一种完全不同的建设资本主义的策略时，许多企业领导者的支持可能基于他们成为新的资本主义阶层，而不是完全反对休克疗法。
[20] 一位俄罗斯经济学家，米留柯夫，估计有10%的俄罗斯工业，已经在休克疗法时期做得“相当好”，找到了它们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出口市场，米留柯夫是1992—1993年间最高会议专家分析服务中心的领导，后来成为莫斯科商业银行的副主席（作者对他的访谈，1994年6月15日）。
[21] 见图10—3.
[22] 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天然气工业公司“据报导持有大量的财政股票”（《纽约时报》，1995-09-09，3版），切尔诺梅尔金创立了天然气工业公司，其主席雷姆·雅哈伊雷夫是“切尔诺梅尔金的门徒”（《华盛顿邮报》，1995-12-03，A1版）。天然气工业公司持有世界天然气储备20%—35%的份额，生产俄罗斯天然气的94%（《俄罗斯石油投资者情报报告》，1995）。据估计，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储备的价值约为4000亿美元—9000亿美元（《华盛顿邮报》，op.cit.）。即使切尔诺梅尔金在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股份只占很小的比例，也足以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23] 俄罗斯钢铁工业的“旗舰”企业，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冶金工厂，已经可以（从德国）获得数以亿万计的国外投资以建立冷轧厂和电炉。直到1994年6月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平仍和80年代俄罗斯工人的水平相似，比1994年俄罗斯其它工厂中工人的水平要高得多（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与企业管理者和工人的会谈，1994年6月）。
[24] 有人认为以前在政府中的工业家实际上比自由经济学家更能有效地贯彻休克疗法。俄罗斯经济学家、苏联前总理阿巴尔金认为，实际上切尔诺梅尔金比费奥多罗夫更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学家（作者对他的访谈，1995年6月14日）。据说盖达尔和费奥多罗夫都措辞严厉而往往向工农业要求更多贷款的压力妥协，而切尔诺梅尔金在谈论需要支持工业的同时也坚决拒绝了起诉的要求。
[25] 最初两个最大的政党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一个列宁主义的组织）和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党，在改革时期结束时其改革计划和要求与苏联共产党相似。
[26] 两个最有影响的是巴布林的俄罗斯全体人民联盟和更激进的俄罗斯国家议会（或者称为Sobor）。
[27] 这个联盟的两方对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有不同意见。共产党当然支持社会主义，而大部分国家主义则不然。许多共产党仍信仰国际主义。大概最重要的一致的主题就是建立强有力的俄罗斯国家。
[28] 根据瓦尔塔洛娃的说法，一位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党领导人的观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要有三个派别：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治的爱国者派、正统的共产主义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与瓦尔塔洛娃的会谈，1995年6月13日）。
[29] 亚夫林斯基批评叶利钦政府的不同政策，但他所在的组织强烈坚持走西方的道路，看起来与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只有细微差别。在1994年12月开始的车臣战争以后，亚夫林斯基对政府的批评更加严历。
[30] 要想从政党选举中获得任何席位，一个政党至少必须得到投给党派总票数的5%。
[31] 每一个在政党投票中起过5%下限的政党都能得到相称的杜马席位。政党也可以通过参加225个地域竞选而取得杜马席位。图11—1的第二部分表明通过两种途径获得杜马席位的总比例。
[32] 日里诺夫斯基在由网家控制的电视台频频出镜，使得一些分析家推测，可能是叶利钦希望日里诺夫斯基得到共产党的选票，从而分裂和削弱反对派的力量。
[33] 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最终结釆刊登在《纽约时报》，1993-12-26，18版。
[34] 尽管民主选择党的领导人盖达尔猛烈抨击车臣战争，但在其它问题上他是政府的坚决支持者。
[35] 杜马出版中心报告，1996年2月.
[36] 通常人们认为叶利钦是惟一一个由全俄罗斯选民选出的人，议会代表在个别选区选举，但严格说来这是不正确的。叶利钦是被选出的一对候选人中的一个：叶利钦任总统，颇受欢迎的国防部长鲁茨科伊任副总统。当鲁茨科伊支持议会领导人反对叶利钦的政策时，就削弱了叶利钦所谓总统高于民主合法性的要求。
[37] 评论由Fred Weir作出。
[38] Weir（1993，p.56）.
[39] 参看一份总统反腐败委员会控诉鲁茨科伊将上百万美元的国家资金存入一家瑞士银行的报道（《纽约时报》，1993-08-19，A15版）。莫斯科检察官后来承认，这指控是无根据的，是基于一个伪造的文件捏造的（OMRI《每日文摘》，第一部分，No.242，1995-12-14）。
[40] 例子见Weir（1993—1994）。
[41] 西方媒体经常把议会视为“苏联时代的议会”，但没有比叶利钦的总统职位更符合苏联时代的体制的了。最早的俄罗斯议会是完全由在同等规模的选区中竞选时产生的。
[42] Weir（1993—1994，p.62）。
[43] 这里所说的俄罗斯宪法的特征来自列维（Levy）。（1994a和1994b）。列维是莫斯科的一位律师。
[44] 《俄罗斯新闻》，1993-12-25，1版。
[45] 《纽约时报》报道，中央选举委员会所报告的合法选民，在选举后的短短几天内，从10700万到10630万再到10528.4万（《纽约时报》，1993-12-15，A18版。
[46] 《纽约时报》报道，在《消息报》的民意测验表明民众不支持对车臣的军事行动（1994-12-24，4版）。
[47] 盖达尔抱怨说，在他对军事行动提出批评之后，他其至无法与叶利钦通电活（《纽约时报》，1994-12-16，A16版）。
[48] Dawisha和Parrott（1994，68页）。
[49] 《纽约时报》，1994-12-10，4版报道，叶利钦总统以法令授权使用“国家可以采取的一切措施”以结束车臣危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的形式化。
[50] 1995年4月，《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对1035人进行调査。只有9%的答卷认为叶利钦可以再次当选总统（联合出版社，华盛顿，1995-04-28）。
[51] 当车臣战争开始时，叶利钦住进医院，据说是进行鼻子的外科手术。他在那里与外界隔绝了几个星期。
[52] 《纽约时报》，1994-12-24，4版。前联邦检察官喀赞尼科（1989年为了给叶利钦让位而放弃了他在苏联最高议会的位子的那个人）评论说：“如果你想作出个有疑问的决定或者签署一个不合法的法令，每个人就都知道你必须去科尔萨科夫。”据报道，来科尔萨科夫的反对意见已经使一个世界银行支持的放开俄罗斯石油出口配额的计划流产了（联合出版社，莫斯科，1994）。
[53] 《纽约时报》，1994-12-20，A14版。
[54] 然而，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国家之间也有冲突。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等与必须作为真正民主基础的公民政治平等背道而驰。资本主义经济允许那些不是选举产生的大商业公司的领导作出决定，这些决定会影响大多数人，却不用对民主政治体制进行太大的投入。有人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矛盾对能会增加（Bowles和Gintis，1987）。
[55] 这是指1973年发中在智利的奥古斯都·皮诺切特领导的军事政变，皮诺切特推翻了萨尔瓦多·阿兰德（Salvador Allende）领导的民选社会主义政府，推行由保守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货币主义者设计的经济计划。皮诺切特以暴力和镇压实现了他的政变；阿兰德政府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被军队杀害。现在还不清楚俄罗斯是否支持“皮诺切特”的选择，即支持智利发生的针对同族的无情镇压和暴力，或者釆取更温和一点的专制主义做法，迅速在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体制。
[56] 据报导，日里诺夫斯基在战；略导弹部队获得了72%的选票，在莫斯科军区获得了46%的选票，在空军获得了40%的选票，在康特米拉弗斯卡亚地区获得了74%的选票。后者被叶利钦在10月用来炮轰白宫（《莫斯科时报》，1993-12-18，2版）。
[57] 据说，领头的新的私人银行家之一梅纳特普银行总裁哈多尔科夫斯基曾经在1995年6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呼吁俄罗斯国家在指导经济方面，特别是在鼓励投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与伦敦《金融时报》前通讯记者约翰·利奥德的访谈，1995年6月12日）。在同一个月，莫斯科商业银行的一位高层官员说大多数银行已经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促进更如富有活力的经济政策”（与莫斯科商业银行副主席米留科夫的会见，1995年6月16日）。
[58] 1995年1月22日出版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计划强烈呼吁在俄罗斯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最初他们关注于扭转正在崩溃的经济，此后，他们又呼吁把“违反公共利益占有”的财产所有权还给公众，“通过占优势的生产手段”形成“财产的社会形式”，并“以科学的计划和管理为基础”发展经济。他们号召劳动人民“以更主动、更广泛的方式，通过议会、商业联盟、工人自治组织和人民直接行使权力的其它体制，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他们宣称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从人对人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无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他们还发表声明，以和平方式重新组成许多苏联的共和国愿意参加的联盟。但我们无法预见这个计划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实际奉行的政策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59] 波兰和匈牙利改革后的共产党在经济政策上并没有像他们竞选所承诺的那样发生太大变化。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甚至在当权之后仍继续休克疗法。
[60]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社会和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沃洛宁拒绝波兰和匈牙利改革后的共产党釆取的温和的、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认为“我们不会走那样的道路，我们要用新的机制发展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以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健康通道”（作者对他的访谈，1995年6月14日）。
[61] 另一个障碍是独裁的、自上而下的政党运作理论，该理论认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可能来自苏联共产党，是从苏联共产党发展而来的。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功要求与传统的党派运作进行根本决裂，这种与苏联共产党的决裂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是不可能的。
[62] 俄罗斯人相信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能从坟墓里走出来，出现在总统选举投票中，他一定能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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