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第十二章 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
自几个世纪以前资本主义产生并成为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以来，对这一制度惟一全面的挑战来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虽然一直受到自由主义的、信奉基督教的哲学家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现代技术的反对者的批判，但是，只有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家为当今时代提出了一种明确的、全面的、可供选择的社会经济制度。
自社会主义在19世纪早期在欧洲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出现以来，它已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运动，它的吸引力的源泉在于它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在资本主义最成功的领域——人类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超越它，同时社会主义保证结束在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看来它永远无法超越的不平等、无保障和剥削。建立在合作、社会公正、民主等原则基础上的在经济上有效的社会制度的思想，激发出来自各民族和种族团体的千百万人的积极性来支持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工作。人们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改良，而且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不仅保障所有人的物质享受，而且保证普通人成为社会的主人。
俄国革命和它所创造的苏联体制，首次产生了大规模建设这种新制度的企望。苏联体制建立在与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悠久联系的那些主要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这些社会制度包括公有企业、经济计划和供使用的产品。然而，如我们所见，实际上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者先前所描绘的画面只有少许相像，它的一些特征与社会主义最初的观点是对立的，这些特征包括由一小撮特权精英统治的压制性的国家，高度集权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严厉控制，与资本主义企业几乎没有差别的命令主义的工作关系。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共产党改革派试图通过消除其强制性的和非社会主义的特征来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时，这一制度并没有转向它所许诺的民主社会主义，相反，它迅速走向了终结，而被当前与世界资本主义接轨的努力所取代。
苏联体制显然背离了社会主义社会最初的思想，就算不管这一事实，单是苏联75年的经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就有重要的教训值得吸取。然而，至于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就看一个人如何理解苏联的经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对苏联体制达到它的目标的过程的理解。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在西方，无论是学术写作还是大众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对苏联终结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我们相信这一解释依据来自历史记录的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这一解释还有这样一个长处，即它能说明为什么苏联的解体如此突然时又相对平静。这一争论不只是与过去有关。对苏联解体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显示了对社会主义末来诸多教训之一，我们的解释表明了完全不同的教训。
接下来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流行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由于苏联的解体而最后被埋葬了。这一结论所依据的对苏联解体的解释我们认为是错误的，然后，我们要思考的是，在我们看来从苏联解体中应该吸取的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包括从苏联体制达到自己目标的方式中所要学习的东西。
社会主义被埋葬了？
许多分析家得出结论说，苏联体制的突然终结最终证明了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能独立发展的，这一结论是从以下对苏联解体很有影响的观点得出来的，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根据这一观点，苏联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瓦解”或“解体”，这一状况对于原苏联的人来说，除了寻求历史曾经证明是有效的一种制度——资本主义来替代它之外，别无选择。所以，这个世界应该忘记建立在平等和合作基础上的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照此观点，苏联解体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主张人人平等来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切实际的。
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利用苏联解体作为一个证据，试图说明不仅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不能切实可行地替代资本主义，而且，经济发展中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现在都已证明是导致经济崩溃的一条死路。借助重新焕发的活力，他们攻击国家调控市场行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计划。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活力的烕胁。
传统上那些对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着积极的、干预主义作用的支持者——工会、中间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穷人的组织、环境保护运动等等，仍在继续与自由市场的拥护者进行斗争。然而，苏联的解体有助于增强这场争论中那些主张国家对市场不予调控的支持者的信心。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是，苏联解体说明国家干预经济的危险使得国家干预的辩护人更加处于防御地位，它也表明，一旦苏联体制的终结解除了社会底层的人被“共产主义”所吸引的危险，西方的有产阶级也就更少对福利国家计划表示宽容了。
然而，苏联解体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不能独立发展这一结论所依据的观点是站不件脚的，这一观点把苏联经济的崩溃归结为其内在的社会矛盾。证据表明，正如第五章所表明的那样，苏联经济开始紧缩是在1990—1991年，即在废除了当时还在运行的主要的社会制度这一过程之后。尽管1975—1989年间苏联经济运行状况不佳，但是这期间经济产出并没有下降，甚至一直到这段时间结束都在缓慢地增长。正是1990—1991年中央计划的废除、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连同上面一章中所讨论的另外一些因素，引起了苏联经济的首次紧缩。苏联的计划经济没有“崩溃”，它只是通过政治手段而被废除了。
关于“社会主义被埋葬”的另一种观点宣称，不是说苏联解体证明社会主义是完仝无效的，而是说它表明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方面逊于资本主义，因此不可能取代资本主义。但是，这一结论依据的是有关历史的具有选择性的解释。可以得到的最好的证据显示，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不管它有多少缺陷，自1928年一直到70年代中期，即在近50年的时问里它创造了快速经济发展的记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联体制在世界上创造了最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之一，在工业化完成后的几十年间，它继续带来了非常迅速的经济增长，这比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得多。当然，1975年之后，苏联经济发展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确实落后于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在总体上优越于社会主义，也不能说明苏联在1928—1975年间较高的经济增长记录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也许正是由于历史记载对“社会主义被埋葬”的结论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一点，激发了重写苏联经济增长记录的努力，这一点我们已在第三章讨论过了，谁要使“社会主义被埋葬”这一说法真实可信，只看苏联体制的消失是不够的，还得否认苏联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社会主义被埋葬”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说法仍然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即苏联经济陷入了它难以恢复的停滞，因为苏联经济未经改革。显然，为了在苏联重新恢复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就要求彻底革新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何是，苏联经济在1985—1987这头三年的改革中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国有企业法》，这一首次重建经济的法律只是到了1988年月1月才生效。
正如第五章所显示的，采用《国有企业法》之后的两年中，苏联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从中央几十年事无巨细的控制中获得自由的国有企业迅速提高了人们的收入，而这反过来由于供不应求又产生了严重的短缺，靠税养活的国家权力由于经济的变化而受到极大削弱，出现了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通胀压力尽管受到抑制，但是仍在增长。抛开这些严重的问题不管，总量产出甚至总体消费仍在持续增长，尽管速度较低。
1988年，由戈尔巴乔夫重建经济的努力所引发的经济困境显示了其经济政策的严重缺陷。人们预计，努力地彻底改革一个具有60年历史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不会是平稳的，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我们也不能确定那些政策的调整是否能够达到领导层所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另外一些发展很快便打乱了这一切。到1990年6月，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共和国已经宣告行使它的主权，并随后于9月宣布了它的“500天计划”。苏联经济废除了还在运行的中央计划，国有企业私有化已势在必行。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日程已把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撇在一边。将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彻底重塑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实际上只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太短，不可能确定经济重建是否能够成功，也不可能确定经济重建能否使政治环境允许它继续下去。[1]
考虑到1991年之后将俄罗斯经济改造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我们在笫十章看到这种努力除了伴随着快速的通货膨胀，还伴随着四年的生产迅速下降和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一结论并不令这一观点感到满意：一系列体现为休克疗法的特殊政策可以成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基础。但是，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的话，它也不证明在俄罗斯过渡到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就像戈尔巴乔夫努力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那样，政治因素将决定建立资本主义的努力是否在俄罗斯继续下去。
最后，有的人认为苏联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然而，要说这种认识建立在吸取了苏联解体的教训的基础上，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在苏联建立这样一种制度的努力刚开始就终止了。民主社会主义潜在的成功可能性并不能由于最近的历史事件而最终得以确定，也许苏联解体有一些教训与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表特征这一问题相关，尽管它不能解决这样一种制度的可行性问题。
苏联的教训
苏联体制有三个主要的相互关联的缺陷：第一，与成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要求相反，苏联是由一个特权精英阶层来统治的；第二，通过精英统治的国家是一个专制国家，否定公民权和人们的自由；第三，政治和经济机构都是中央集权化的，等级森严，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处在中心的少数高级官员作出的，而其它的人只是简单地执行他们的命令。
苏联经济一些为时甚久的问题大部分是由于苏联体制的这些特征所造成的，在一个人口超过2亿人的国家中，经济决策集中在这一体制的核心，使得这一体制失去了弹性和效率，导致资源运用的浪费。企业忽视消费者的需要和愿望，因为消费者在这种体制中没有权力，企业经理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取悦这一等级制度中的上级。工作激励作用有限，因为在一个等级制结构的生产体制中，工人既不用担心失业，也感受不到利害关系。抛开来自上层领导对加快技术改革的要求不说，由这样一种体制所滋养出来的谨慎和守旧性产生了对这一体制漠不关心的风气。环境恶化的可怕记录是人们权力被剥夺的更严重的后果之一，他们没有办法敦促领导者考虑环境的影响。总的说来，苏联体制缺少这样一种机构，人们以消费者、生产者和社会成员的角色来参与有关生产和分配的决策，苏联体制具有经济计划的形式，但是它缺少关键的实质性的东西。
不管这些缺陷如何，我们看到苏联经济努力做到了持续几十年的快速增长，然而，尽管一直到最后，它连续创造了某些经济增长，但在其最后15年，这一体制在经济发展上严重退化。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了这一退化最重要的原因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效率的下降和以工作等级制度为特征的体制。
苏联体制走向了终结，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止了运行，而是因为一种政治联盟的兴起，它致力于用资本主义代替它。上面提到的苏联体制的三个特征——由少数精英统冶、专制国家和集权化、等级制——最终导致“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兴起和成功。党—国精英们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将为他们带来更大、更安全的个人特权。他们于是着手废除这一体制。这一体制具有压制性，许多公民转而反对它，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这一阶层的人遭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压制最严重。知识分子在用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事业中，成了党—国精英最为宝贵的同盟军。苏联体制集权化的、等级制的特性使普通公民非政治化了，也使他们变得消极了，要不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响应民主社会主义的号召，让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作无效的反抗。
对苏联历程的这样一种解释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是无效的，或者没有资本主义优越。苏联历程的真正教训是与社会主义在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相联系的，如果它要解决苏联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带来的难题的话。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吸取苏联体制的如下教训：历时甚久的经济衰弱，1975年之后严重的停滞和它走向终结的方式。
从我们以上所确认的苏联体制的三个主要缺陷中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的教训：第一，一个必须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一个民主的政体，尊重个人的公民自由；第二，集权化和等级制必须由可供选择的体制所替代；第三，社会主义必须拥有预防特权和统治精英滋生的体制。
对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民主的制度这一要求不再有任何疑义，如果人民不是国家的主宰，对他们来说成为经济上的主宰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那样。这只是上述三个目标之一，对此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期间取得了重大进展。戈尔巴乔夫最终试图通过政党和候选人之间进行竞争的自由选举方法捍卫一个民主的国家，试图做到根据法律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并通过独立的司法系统强制执行。苏联这些新的政治制度类似于在资本主义民主中所能找到的那些制度。然而，这些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民主所特有的，准确地说，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会证明最适合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法预先得知。
设计社会主义经济是分权和非等级制为最佳方式是有争议的，对此，在西方社会主义学者中存在两派思想。一派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体现分权和非等级制的最好方式是对竞争性的市场力量委以重任，他们否认竞争性市场体制只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发挥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价值批判，而不是具体的经济体制的批判，如市场关系或中央计划，他们认为真正的问题是经济上的公平、团结一致和民主应该纳入到新制度的建设之中。[2]由于资本主义存在财富和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和由拥有巨大财富的政治力量造成的对真正民主的威胁，这些价值观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是不可能被认识到的，然而，它们通过市场社会主义是可以达到的。
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体制的终结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观点的兴趣。[3]目前坚持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代人提出的体制是，追逐利润的企业在市场上相互竞争，但是企业的所有权要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形式。企业所有权可以授予一个政府实体，也可以授予企业雇员，或者通过一种保证大体相等的股权分配形式将企业所有权分配给公众。[4]这些观点都是说典型的企业不能享受国家津贴，而必须依靠赢得消费者的支持而生存下去。
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将会取得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效率和技术进步，却避免了资本主义的问题。通过废除资本主义企业的私有制，对工人的剥削也将被废除，同时也废除了造成资本主义财富和收入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源。然而，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支持没有监督的市场体制，而是意识到需要大量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他们反对自由市场理论家得出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完全由不受监管的市场进行资源分配将会最大限度地达到社会的安居乐业。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重新分配社会收入，以减少市场分配所带来的不平等，给那些通过市场行为不能获得充足收入的人提供社会保障[5]，国家要对市场行为进行调控以避免垄断、环境破坏、危险工作或产品，它将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避免高失业和通胀，在某些观点中，国家还起着引导投资和长远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由于没有富裕的资本家阶层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所以，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中的国家干预比资本主义更成功也更持久。
市场社会主义也被视为苏联模式所产生的过度集权和等级关系问题的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它将以分权代替集权，经济决策将由许多具有竞争性的企业的经理来制定，而不是由中央的计划者来制定，在市场社会主义最通行的观点中，工人管理将取代企业内部的等级工作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国家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特征。[6]
第二派支持以民主或参与性的计划而著称的观点。[7]在这种观点中，苏联模式的集权化和等级制形式将被分权、参与性计划形式所取代，所有的经济决策都将在最分散的权力水平上作出，这一权力水平与其活动范围是一致的。地方的和地区性的计划主体在经济计划中起着主导作用，留给中央计划主体的只是那些绝对需要在中央进行协调的经济活动。[8]所有的计划实体都是以民主的形式组成的，其代表是由所有受到这一决策影响的相关选区居民选举出来的。
与苏联体制的等级制的计划形式不同，民主的计划依靠协商与和解来制定和推行经济计划，并以此解决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利益冲突。在一个计划主体中，协商与和解的过程也适用于不同选区居民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同样也是存在于中央、地区和地方的计划主体之间关系的基础。企业也将组织起来，以便在他们的决策中为受企业活动影响的所有群体提供发言权。工人在企业内部拥有作决策的基本权力，在企业的董事会中，除了雇员代表，也有消费者和地方社区的代表。
民主计划的支持者认为，这种观点可以避免竞争性市场所产生的问题，如商业周期、失业、不平等以及破坏自然环境的倾向。他们还强调人们在这样一个计划体制内的积极参与授予普通人一些权力，还认为这是民众管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观点的最好体现。如我们已看到的，戈尔巴乔夫转变苏联经济的计划包含了以上两种观点的内容。确实，想象一个大规模的、相互依赖的经济体制，既没有公众监管又没有市场力量的作用，如何完全令人满意地发挥功能是很困难的。未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协调两种体制，这些棘手的难题与如何联合这两种不同的体制以达到一个民主的、非等级制的社会主义形态直接相关。
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个要求是它不能走向产生一个特权阶层和统治精英的趋势。除了集权化的、等级制的计划的废除，统治苏联的寡头政治精英也将被一个民主的国家排除在外。但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出现，不能自动地确保不会产生一种统治这一制度的不同类型的特权精英。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拥有生产手段的阶级拥有大量的经济权力。它的经济权力会转变成政治权力，使资本主义变成由经济精英统治的一种制度。生产手段高度集中的私人所有权的排除将阻止精英统治的来源。如果资本主义所有权只是由某些国家代理机构和企业雇员的联合所把持，就不会存在独立的所有者阶级。那些允许市民拥有资本间接所有权的市场社会主义计划通常包括这样一些规定，这些规定会阻止少数私人所有者拥有资本间接所有权带来的资本增益。
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否是民主的政体或某些民主计划与市场力量的结合体，都能避免精英统治，但是不能确定无疑地预见这一点。苏联的主要教训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制度容许少数人积聚特权和权力，所以，统治精英能够从他们当中产生出来。在苏联，少数理想主义革命者的兴起导致了一个特权统治精英的产生。
在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两个产生新的统治精英的管道。市场力量在收入和财富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不平等，那些有特殊才能和偏好在市场体制中最大限度地得到回报的人在经济发展中能够胜任高级的职位。他们有可能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经济精英而出现，而他们最终会主宰这一体制，他们在某些时候甚至寻求消除个人积累生产财富的障碍。
在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计划的框架包含第二个形成有特权、有权力的精英阶层的潜在源头。但是，并不是每个有特殊技能和兴趣的人在参与性的计划和管理部门中都有成功的表现。有些人非常擅长并热爱这种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对这一类活动则缺少技能和兴趣。经理和计划者阶层将会发展起来，并有可能控制这一体制的管理和计划部门。如果他们找到了确保其在这一体制的位置的方法，并利用这一方法积聚特权和权力，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变成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精英那样的人。
在一个大范围的相互依存的社会，没有一种制度能够绝对地保证不滋生有特权的统治精英。在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中，预防这样一种结果出现的主要保障看来是所有权和收入的广泛分布以及参与管理和计划过程的普遍的民众参与。只有全体人民中平等主义价值观和参与意识的高度发展，才能最终阻止新的精英的出现，防止出现少数精英统治大多数人的新形式。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具有更大的优势，后两者的基本制度是通过有特权的精英来保障统治的。
这留下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是有效的吗？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欠缺的领域民主社会主义将如何运行？它能有效地利用资源吗？它能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和愿望吗？它能提供有效的工作激励吗？它能促进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快速发展吗？它能防止自然环境的破坏吗？它的集体决策过程符合个人自由吗？在这些方面，它能与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匹敌并胜过它吗？
这些问题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具有克服有缺陷的而且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苏联式社会主义所存在的问题的潜力，对上述有关民主社会主义潜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为了提出有利于这一立场的理由，将会俾我们远离苏联经历的教训，而这才是本书的重点。
苏联经验表明，建立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体制是能够运行的，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它会带来不稳定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一历程的主要教训是负面的，我们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哪些方面的错误是应避免的。因为，这些方面除了违背了社会主义当初的理想之外，最终它们只是帮助削弱了经济的运行和这一制度的政治可行性。现在我们知道的要比1917年多得多，而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但是，我们也没留下成功的民主社会主义任何正面的历史模式。
然而，尽管资本主义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最初激发人们寻求替代它的条件大体上来说仍未消失。在最近几十年来，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前为千百万人带来无可争辩的物质上的改善过程看来逆转了。在大多数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其中的少数国家仍然迅速地增加了财富，但多数困家都受收入减少、就业无保障势头增长、社会安全网消失、城市贫困和暴力上升、公共服务减少、越来越多的生活范围被商业准则所主宰、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等问题的困扰。在新近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些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情形甚至更坏，就像那些身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习惯上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正是这样一种情形可能推进这些国家努力迈入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只要这样一种条件继续存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任何成功的正面历史模式的缺乏，都不可能阻止未来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这种缺乏，总比1917年首次建立社会主义时所遇到的缺乏要少，那时连任何一种过去的历史模式都没见过。
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理解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失败是草率的。苏联体制只是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平等的、合作的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首次尝试。这样一个首次尝试，是在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也产生了许多缺陷之后，它最终走向了灭亡，这并不令人吃惊。失败的是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毕竟，资本主义首次在14世纪的意大利几个北部城邦出现的时候，也被证明是早产的。资本主义首次出现但当时未能生存下来，只是几个世纪之后，这一新制度才在欧洲其它地方坚定地确立下来。[8]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其破灭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不是处在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的终点，而是处在这一挑战的开端。
〔注释〕
[1] 比较而言，美国新政的改革者，在1933年就开始他们的努力，用了大约15年时间才成功地完成对美国资本主义重建。
[2] Weisskopf（1992b，p.1）.
[3] Langer[1938（1936—1937）]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先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大量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著作。这也是对南斯拉夫采取这一模式的某些因素的反应。例如出Ward（1967）和Horvan（1982）。Nove（1983、1991）在讨论苏联经济计划问题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地位作了影响极大的论述。作为对苏联灭亡的反思，又出现了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浪潮，主要包括Bardhan和Roemer（1992）、Weisskopf（1992b）、Schweickart（1992）以及Roemer（1994）。
[4] 正如Roemer（1994）所广泛讨论的，由互助基金所有的企业，由市民持有股份的形式实现所有权，股份不能换成货币，也不能继承。每一个公民都得到同等数量的只能用来购买互助基金的股份的特殊单据。
[5] 然而，报酬的有意义的不平等必须允许保留以提供一种激励，这种激励是市场体系提高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基础。
[6] 并不是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都同意工人控制企业。有些人，如Roemer（1994），就主张传统的由高层管理者控制企业的做法。[7] Devine（1988、1992）、Albert和Hahnel（1991a、1991b、1992）。对一些不同的民主计划社会主义概念也可见Laibman（1992）。
[7] Devine（1988，第12章）。
[8] 见Dobb（1963，pp.157—161）、Postan和Rich（1952，pp.289—354）。根据Dobb的现点，在1338年佛罗伦萨有200家作坊，雇用了3万工人织布。但这种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最终并未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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