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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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一、战时共产主义和工会
二、托洛茨基和劳动军事化
三、工会的独立性和工人反对派
四、工会问题的讨论

　　尽管在一九二〇年与白军和波兰的斗争还要延续大半年的时间，但从这一年开始，苏维埃国家的生存已不再受到严重威胁。共产党领袖们已能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新社会的建设。通常，当革命者着手解决这类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时，新的意见分歧就又产生了。这一次，争论是由工会问题引起的。争论的起点是工会的实际职能问题，但争论远远超出这个范围。它涉及到未来苏维埃国家的基本设想以及它与所宣布的目标的关系。在这方面出现了根本不同的看法。所以，工会问题所引起的这一场激烈的争论可与当年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所引起的骚乱相提并论。像整个七年的派别斗争时期那样，列宁主义者和左派分子之间的鸿沟再次出现，对立的阵线也形成了。

一、战时共产主义和工会

　　像许多严重的政治纠纷一样，共产党人中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并不是在一九二〇年冬至一九二一年这段时间内突然出现的。自共产党夺取政权以来，党内争论就始终与工会和工人问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工会问题同一般的政治管理和工业管理问题一样，引起争论的根源就在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曾把其根源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这次争论中，左倾分子试图把工会和群众独立自主地参与经济管理说成是革命的理想。
　　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工人监督”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国有化和国家直接对工业的集中管理。工会是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工团主义遗产的受益者。一九一九年三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纲领说，“公有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应当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1]布哈林在他的新社会理论中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工会的首要任务是在生产关系中代替资本主义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基本组织。^[2]
　　一九一九年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批准了关于未来工会的形式，即工会“国家化”，这是在随后一年的争论中形成的一句关键性的术语。工会的职能应当扩大，应当与领导和管理工业的国家机关职能融合起来。这是一个或多或少自然发展的过程，“其后果必然导致工会和国家机关的紧密合作，工会并将通过对广大群众的教育为国家机关和所有经济管理机构培养一大批能完成经济管理任务的干部”。^[3]劳动人民委员瓦·弗·施米特^[4]就他所管辖的这个部门的问题说道：“劳动人民委员会机构也必须建设在工会机构这一基础之上。^[5]工会的行政管理权的另一个方面是负责加强劳动纪律、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阻止罢工的发生。它们的职权范围还包括发放奖金，督促和动员工业和军事战线上的新兵。^[6]
　　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也就是在私有制被废除而真正的公有制还没有建立的间歇时期，工会在工业管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7]工会领导中的共产党人（他们的首领是托姆斯基，他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拥有很大的权力，并享再很大的独立自主权。但是，在工会领导与一般会员关系方面，民主思想根本没有得以贯彻实现。实际上，工会承担的一般管理职能愈多，它本身就愈官僚化。^[8]作为极右派而又始终害怕雄心勃勃的纲领将带来严重后果的梁赞诺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警告说：“只要所有工会……不放弃参与生产管理的权利，我们就无法避免官僚主义。”^[9]然而，有关工会未来问题的争论并不是围绕着工会领导人是否具有领导生产的能力以及他们对会员应担负什么责任的问题，而是围绕着国家基本经济状况和革命纲领的前景这类更大的问题。
　　一九二〇年，战时共产主义已进入死胡同，经济日趋衰落，工会工作一片混乱，工人像农民一样已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这时，党的高级干部已开始比较现实地看待战时共产主义。他们看到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但对革命政权的继续存在来说又似乎是非常必要的管理制度，而不是通向社会主义仙境的捷径。工会很快感到，在革命胜利后出现了一股黎明前的冷风。

二、托洛茨基和劳动军事化

　　使工会问题成为共产党人政治讨论大课题的人是托洛茨基。在战场上的危险被排除之后，他开始将他的精力和他新养成的命令习惯用到了复兴经济方面。他建议要用经过多次试验被证实是有效的集中指挥的军事方法和纪律来克服通向共产主义胜利道路上的障碍。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采纳，而由此引起的讨论范围则日益扩大，直到整个党由于各派在社会组织基本原则问题上展开的争论而发生分裂为止。
　　一九二〇年，传统性的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率的物质剌激办法已被党的领导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尽管有许多工人代表对此大发牢骚。托洛茨基在一九二〇年初采用的改革措施是：把部队投入生产劳动，以完成民用生产任务，同时强调军事纪律的作用。在内战的严重阶段渡过以后，托洛茨基特别希望把他辛勤建设红军时所使用的组织手段用于和平目的。他竭力建议：在经济处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不要解散军队，而是要把它作为劳动大军用于经济建设。^[10]托洛茨基认为，从长远看劳动军事化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可以动员群众解决国家决定性的经济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中央建议的、保证实现既定目标的计划经济，如果我们要在当前发展阶段上按照经济计划来分配劳动力，那么，劳动群众就不能在整个俄国到处流动。他们必须完全像士兵那样有组织地、在统一指挥下投向所需要的地方……不这样做，我们就谈不上在崩溃和饥饿的条件下建立新的工业基础。”^[11]
　　军事化给工会带来了许多后果：“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要工会去为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而斗争，而是要它们为完成生产指标去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并提高他们的纪律性……。（它们应当）与国家共同行使它们的权力，以便在各项经济计划范围内引导工人。”^[12]简言之，应将工会与国家机关融合起来，剥夺其无限的独立自主的权力，并使之变成经济军事化的工具。
　　托洛茨基承认，如果把想像中的控制劳动力的体系以及复杂的国家、工会和军事领导机制运用于全体人民之中，那么，它必然会带来一些“强制措施”。按照他的观点，这些强制措施是合法的，不仅因为它们是克服经济危机的暂时手段，而且也因为这是在一个农民落后和工人不关心政治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唯一的途径。^[13]他直言不讳地解释说：“军事化的基础是国家强制的一种形式，没有这种形式要用社会主义的经济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始终只是一句空话。”^[14]根据集中化的这一理由必然得出应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这一目标。托洛茨基（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十年里是所有集中主义者中头脑最发热的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抱怨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项唯一能代替竞争法则自发作用的经济计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困难就在于这一点。”^[15]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满意地赞同了托洛茨基关于计划问题的总结报告，尽管这一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报告列举了许多急迫而又明显的经济问题。^[16]到这时为止仍然有人反对实行包罗万象的计划，但这似乎是领导人中间的政治分歧的结果。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是李可夫，他始终是一个谨慎的人；他本能地觉得受到托洛茨基的威胁，他把托洛茨基的计划思想看作是不切实际的抽象概念而加以拒绝了。^[17]李可夫失败了。托洛茨基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后改名为劳动国防委员会）被宣布为最高经济权力机构；犯了支持集体管理制错误的李可夫不得不放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交出了他还掌握的工业大权。^[18]托洛茨基又树立了一个敌人。他对于那些出于怀疑或害怕原因而反对他提出的严厉措施的共产党人一点不讲宽容。关于军事化问题他说道：“这一措词在反对派中立即唤起了各种迷信想法，反对派已发出了很大的愤怒声。”^[19]他断言说，支持反对派的主要是那些不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任务、具有资产阶级和工会偏见的人。他称孟什维克是他的敌人，他显然已准备像反对倔强的农民那样用强制的手段去反对他们。如果大多数劳动者不懂得为他们的实际利益服务，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共产党领袖不能因此而逃避责任，即使有一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也必须竭力选择一条他认为是正确的道路。在一个落后而又得不到世界先进国家的革命支持的国家里，首先应不顾目光短浅的愿望，强迫人民接受社会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获得它的活力。
　　就他的经济思想来看，托洛茨基是最早的斯大林分子。他有关工会组织的纲领（它强调工会应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纪律负责）为斯大林一九二九年统一工会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总的说来，托洛茨基认为政府机关在经济生活中应拥有较大的权力，强制手段是必要的，由此他为五年计划提出了一个极权主义的经济政策。当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有很大区别，几乎很难想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还能大于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别。托洛茨基的严格性产生于他的信念，他于一九一九年写道：“如果每个男女劳动者都已感觉到，在这个地球上他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更快活、更自由、更纯洁和更有价值了，那么，我们的革命才算被证实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达到这一根本而又是唯一的目的，我们面临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20]托洛茨基的理想和斯大林的现实之间的一个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两个人都试图借用俄国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建设一个工业强国。由于这一深刻的根源，在当今的世界上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一个军事化的工业社会诞生了。
　　托洛茨基用他的军事化建议捅了真正的马蜂窝。激烈的抗议来自极左派，他们出于某种思想动机拒绝托洛茨基的专制主义和集中制。弗·米·斯米尔诺夫警告人们不要对有较高觉悟的社会阶层采取过分独裁的态度：“我们不能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军事化。如果在所有的经济部门实行军事化，那么它就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整个面貌，并破坏现存的上下层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关系（尽管这种作用现在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如果这样做了，党就像一个企图抓住自己的头发往上拔的人一样。”^[21]为了避免极端的官僚主义弊端，现有的机关必须像工会那样实施严明的纪律和行使必要的权威。非常的领导方法将使民主政权机构的成员失去对领寻的影响，而党的领导将不是对人民负责，而只是对自己负责。由此可见，斯米尔诺夫具有非凡的远见。
　　对军事化发出的另外一些怨言来自党的右翼和经济领导中的谨慎的列宁主义者——李可夫、米柳亭和诺根。^[22]列宁当时是支持托洛茨基的。这两个人都准备最大限度地采用强制措施和暴力手段，以便保卫革命国家，并开始发展俄国的经济F这两个人还希望能利用工会来提高劳动者的纪律性，并对他们实行监督。^[23]后来，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列宁主义者之间有关工会问题的争论是在难以捉摸的理论问题上爆发的。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在谈到工会参加工业管理时使用了“国家化”这一术语。莫洛托夫对此提出了责难，他说“国家化”这个术语令人难以理解；他认为工会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实现国家目标的工作。莫洛托夫断言说，他有充分的理由批评布哈林，“我们不应当按官僚主义的方法，而必须按民主的方法来工作，劳动群众应自己组织起来。我想，这是对工会国家化的观点提出的主要指责,通过工会来提高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以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这是必要的。”^[24]这就是列宁马上采纳的“传动带”的理论：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应该接受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任务，激励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大的成绩。
　　为工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完全符合一长制的原则。列宁让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工会应当向广大工人阶级群众进行解释工作，说明必须改组工业管理机构，使它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和工作效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缩减集体的管理机构，并在直接的生产单位中逐步实行一长制。”^[25]在实现这一目标时，较妥当的办法是：工会形式上要与国家保持分离，并给予它一定的独立性；与此同时，党的监督要保证使工会服从于最高领导。
　　在一九二〇年春秋之间，托洛茨基已有机会将他的军事化计划贯彻到实践中去。当运输系统（它始终是俄国经济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混乱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时，托洛茨基被委派去整顿运输系统的局势。他除了继续担任军事人民委员外，又被委任为运输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这时，铁路职工完全被置于军事纪律之下，托洛茨基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军事原则整顿政治工作。他建立了交通总政治部，这是一种按军事原则把党员组织起来的、充当发号施令机构的辅助环节。^[26]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坚决性但又缺乏策略性的办法，使车轮又重新转了起来——即使这会引起许多个人摩擦（待别是政治管理人员与铁路工会领导人之间的摩擦）。
　　一九二〇年八月，在波兰作战的苏维埃军队想阻止它们的失败变成无秩序的逃跑时，运输业的紧张状况也达到了它的顶点。为了封住批评者的嘴巴，托洛茨基在其他党的领导人的同意下断然驱逐了铁路工会领导人，取而代之的是按其“国家化”的思想建立了一个机构，即运输事业中央委员会。运输事业中央委员会是人民委员会、工会和政治机关的联合体，管辖整个铁路和水路交通部门。它在托洛茨基个人领导下严格按照军事原则和官僚主义原则进行工作。正常运行的等级制的目标至少在这个领域里已成为现实。^[27]
　　在苏维埃共产主义一定的发展阶段中，由于这种制度极端的官僚化和过分的集中必然会招致严厉的批评。大部分的批评都是原则性的批评，它主要来自极左派，在一定程度上还来自右派中的谨慎的列宁主义者，此外，这种批评还带有一些个人成见。但事实上是，托洛茨基的军事化思想和他采用的建立运输事业中央委员会的办法不是那么深受群众欢迎的，并为别人抨击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政治资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他很快就这样干了。^[28]

三、工会的独立性和工人反对派

　　极左派对托洛茨基的军事化计划反应最强烈。他们不仅是工会的权力和独立性的最教条的拥护者，而且在当时统治着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从而也是工会独立自主主义的直接受益者。在一九二〇年整个一年里，左翼工会领导人一直在同那些想把工会置于党和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力量进行斗争。争论最后竟激烈到如此程度，工会极端分子组成了一个自称为党团的组织，为工会在国民经济领导中获得管理权而斗争。这个组织就是他们自己所宣称的“工人反对派”。
　　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工会工作者企图在党纲的基础上实现他们的权力要求。代表大会开幕之前，托姆斯基在一项声明中写道：“工会普遍感兴趣的是，恢复生产和使生产能正常运行。”^[29]这与托洛茨基的工会计划是完全一致的；以工会工作者为一方和以托洛茨基（或布哈林）为另一方之间的争论只在于：工会是独立地领导经济还是按照国家最高领导的指示去管理经济。布哈林解释说：工会“必须成为建设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基地，所以任何削弱工会……的企图，都是与此严重相抵触的……”然而，他马上又用比喻的方式给这句强有力的话加上了一项基本条件：“工会不是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单独承担这种或那种职能，而是与一般的苏维埃机关结合，来发挥其作用……”^[30]
　　因此，这种把工会置于国家之下的观点是与工会工作者的愿望完全相违背的。施略普尼柯夫明确地要求党、苏维埃和工会三家来进行“权力分配”，同时每个组织应当在各自负责的领域里独立地工作。^[31]为民主集中派说话的奥新斯基支持施略普尼柯夫的思想，并谈到“多种文化的冲突"问题，像“军事苏维埃文化”，“民间苏维埃文化”和工会运动所创造的“独自的文化”。按照他的观点，强迫一种类型的组织接受另一种类型的组织的权威，或者把仅适用于一种文化的方法（例如军事化）运用到所有的“文化”中去，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32]冶金工人领袖尤·赫·卢托维诺夫直截了当地说：“按照我们的观点，只有工业工会有责任领导工业部门，只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才能领导所有的工业部门，其他做法都是不行的！”^[33]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只是以谩骂来作出回答。列宁说：“俄国共产党决不能同意，党只应是政治领导，工会应是经济领导。这是来自破了产的第二国际的观点。”^[34]党的领导人之所以对工会负责行政管理产生反感，部分原因在于有这样一种害怕心理：如果工会真的独立了，那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能重新获得影响。^[35]克列斯廷斯基谴责工会纲领是“工团主义的走私货”，并描绘了他的书记处反对“行会主义—工联主义倾向”而进行的斗争。^[36]党的权威原则与工会享有独立权力的思想是无论如何不能一致的。在有关党对工会实行监督这一问题上的争论过程中，人们已强调了这一点。
　　工会工作者受到党的权威领导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在党的报刊上和在代表大会上展开的理论性辩论，而是党的领导企图通过工会里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一个实行独立统治的中心这一行动。在派遣党员参与工会工作的问题上，党的领导和工会领导之间产生了摩擦。被左翼控制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里的共产党党团要求对各工业工会里的党员拥有直接的支配权。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里的共产党党团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强调了上述要求：它强调各个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不受地方党组织的监督，而直接受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里的共产党党团的领导。^[37]这意味着建立一个党中之党，即一个有半自决权的团体。如果这成为现实，这个团体将控制相当多的党员，即使不是大多数党员，但数量也相当可观。这样一来，党和无党派工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部门（苏维埃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主要支柱）将掌握在这个团体的手中。这种党中之党的存在，本身就是完全违背集中制原则的；更不用说，它是一个由反对列宁领导的左翼敌对分子所控制的党中之党。民主集中派也认为工会工作者的计划有损于党的基本原则，他们在莫斯科党组织通过的决议中说：“经党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优先于工会原则。”^[38]工会工作者关于党内自治权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这是不可避免的。当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的决议提交全党组织局批准通过时，这一决议被拒绝了。
　　但是，工会工作者没有因此被吓倒。在左派最后一次重新掌权的乌克兰，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南方局通过了一项决议，完全像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的决议一样要求给工会工作者以党内的自治权。这项提议在乌克兰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获得大多数人的同意，并被送呈在莫斯科举行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期间，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反对组织局决定时向政治局提起上诉，托姆斯基和卢托维诺夫向政治局汇报了工会工作者的情况，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党的书记克列斯廷斯基谴责他们具有明显的反革命倾向，加米涅夫也提出了同样的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以比较温和的、但是很坚定的态度反对工会工作者，自治计划再一次被拒绝了。^[39]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确认了党的领导的集中制观点：“每个〔工会中的〕党团都是地方〔党〕组织的一部分，隶属于党的委员会，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则隶属于俄共中央委员会。”^[40]布哈林和拉狄克被派进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以便在那里代表党的领导并施加适当的影响。^[41]工会工作者现在只能通过向公开的反对派领导成员发出呼吁来促使他们的事业获得胜利。所以，他们开始结成工人反对派。
　　与由工人反对派引起的政治混乱相比，他们遗留下的文献是微少的。很难确定他们在一般的产业工人中究竟有多少追随者，但他们在党内却得到了明显的支持，以致党的领导感到严重的不安，这是不可否认的。这个集团包括数量可观的、真正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从事工会工作的共产党领袖。最杰出的代表有第一任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冶金工人领袖卢托维诺夫和梅德维捷夫^[42]；唯一与这一规则（工人加布尔什维克加地下工作者）严重不协调的例外就是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流亡者和当时的孟什维克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她是施略普尼柯夫的情人（而且也是其他人的情人；她不仅鼓吹自由恋爱，而且也这样实行了）。
　　从地理位置上看，工人反对派集中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东南地区——顿涅茨盆地、顿河和库班地区，靠近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地区。^[43]在萨马拉地区，工人反对派在一九二一年实际上已控制了党组织；他们在一九二〇年布尔什维克党大发展之前已经在乌克兰获得整个共和国内的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其他的根据地是莫斯科地区（工人反对派在这里大约联合了四分之一的党内力量）和全国性的冶金工人工会。冶金工人工会与工人反对派之间的联系那么密切，以致托姆斯基（他于一九二一年初争论变得十分激烈时背弃了工会分子，转入列宁的阵营）把工会的错误归咎于“冶金工人的工业主义和工团主义思想……”。^[44]党的领导如此反对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比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更富有革命战斗精神的冶金工人，这最能说明当时的革命采取了什么方针。^[45]
　　工人反对派在一九二〇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所拥护的纲领，仅是他们前一年企图支配整个党的那种思想的详尽表述。他的在提交给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曾这样说道：按道理讲，“管理国民经济之权应当属于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应当由它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46]阐明工人反对派思想和意图的任务主要落在柯伦泰的肩上。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夕，她为捍卫反对派的观点写了一本题为《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其主要思想是充分相信无产阶级。
　　像左翼反对派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内所提出的批评一样，柯伦泰以人们所熟悉的对官僚主义、不平等现象和轻视无产阶级利益的批评为开始，接着她说道：“我们登上苏维埃和党的等级制度的阶梯愈高，我们反对派的追随者就愈少。我们愈广泛地深入群众，工人反对派纲领的感染力就愈大……。如果群众疏远了‘上层’分子，如果中央领导和‘下层’分子之间的分裂和裂缝已显而易见，那么，这就意味着‘上层’分子的某些作法是错误的。”^[47]
　　在工业管理问题上，柯伦泰把各种官僚主义者与群众的创造力相对立，她说：“那么，现在要求谁去建立新的经济形式呢——是由心理上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技术人员和商人，以及由一部分党员所组成的苏维埃官员，还是由工会这一代表工人阶级的集体来建立呢？ ”柯伦泰相信无产阶级的自发的品德：

　　“党在当前危机状态下的任务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倾听广大劳动群众的有益的阶级呼声。我们要通过崛起阶级以工业工会为形态所呈现出来的创造力来恢复和发展国家的创造力，来清除党内的外来分子，来恢复党内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从而纠正党的工作。”^[48]

　　但是，列宁在一九二〇年曾写道：“……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49]柯伦泰采取的态度是直接与列宁主义的基本组织原则，即只能由党的机关来领导所有革命力量这一原则，相抵触的。与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相比较，柯伦秦的思想显然来自卢森堡以下的观点：“无产阶级……必须……行使专政；但这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一个政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要在人民群众最积极而又自由参加的情况下，要在充分民主的情况下行使专政。”^[50]柯伦泰更现实地说：列宁的组织政策和经济政策损害了革命本来的目标。她警告性地指出，国家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农民和过去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她说：“这就是招致我们苏维埃机构崩溃并在那里制造完全排斥工人阶级的气氛的因素。”^[51]
　　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完全有理由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有丧失的危险。梅德维捷夫宣称，中央委员会的“背离行径”在于“不信任工人阶级的创造力，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吏特权阶级实行妥协"。^[52]为了对付这种倾向和活跃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工人反对派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建议：每个党员应有义务，每年要有三个月，象一般无产者和农民那样去生活，并参加体力劳动。^[53]
　　工人反对派的根本动力来自他们的虔诚信仰，他们真诚地信守其无产阶级理想主义，并相信他们的事业必定会胜利。他们的希望在柯伦泰的结束语中表现出来：“党内所有习惯于反映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无产阶级是迅速成长起来的巨人）都将接受和领会工人反对派认为有益和健康的观点。无疑，一般工人会满怀信心地、心平气和地说：‘伊里奇会考虑并倾听我们的意见；然后他会决定，党的航船应沿着反对派指引的方向前进。伊里奇将来总有一天会与我们一致起来的。’"^[54]然而，列宁的追随者不会不受列宁本人的影响，他们也不可能抵制列宁本人的诱惑力。

四、工会问题的讨论

　　一九二〇年秋，共产党内的公开讨论和反对派自由地反对领导人权威的活动达到了最高峰。党内官僚主义和军事化所引起的普遍骚动导致了一场关于工会作用和自治问题的激烈争论，并引起人们对革命未来的深切忧虑。列宁之所以没有丧失任何威信地度过了这场风波，这主要应归功于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在反官僚主义力量的火力面前勇敢地作为射击靶子站了出来。
　　一九二〇年秋，反对派到处起劲地反对托洛茨基给工会戴上行政法规的枷锁。当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于十一月初举行时，有关工会问题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问题的争论又急剧地爆发了。托洛茨基对代表会议提出的工会和国家工业管理机关完全融合的要求表示赞赏，然后他阐明了他的理想：“使经济的行政管理机关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机关，即成为工会的最重要机关。”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工会和管理机关并存的现象（这是引起严重混乱的原因）。在进行这样的改组时，人们必须改变工会的名称，也就是要改变工会的概念——把工会从“职业”联合会改变为“生产”联合会。托洛茨基认为：“必须日益广泛地采用工人民主的方法，即经常在广泛的群众会议上讨论一切经济生产措施，对一系列经济行政岗位采取选举制……”这只是给他的药方加上一点“工人民主”的甜味。托洛茨基把所有同他的军事化计划相抵触的指责说成是“考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偏见”。^[55]
　　青云直上的拉脱维亚工会领袖扬·厄·鲁祖塔克^[56]提出了一项（暧昧的）反建议。鲁祖塔克是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不久后成为中央委员。^[57]他赞成这样的观点：工会在工业管理中应当保持积极的作用。^[58]然而他的行动显然得到列宁和中央委员会里反对托洛茨基的人的支持。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八日和九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以便解决意见分歧问题，并为正在进行的工会代表会议确定一条明确的路线。八月份曾反对托洛茨基建立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唯一的中央委员托姆斯基再次表示了工会工作者厌恶这一机构的情绪。^[59]这时，列宁已公开反对托洛茨基，中央委员会以八票对七票的微弱多数否认了托洛茨基的提纲。接着，中央委员会以十票对四票（托洛茨基、克列斯廷斯基、安德烈耶夫^[60]和李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弃权）通过了列宁要提交全俄工会代表会议党员代表的决议草案。^[61]这一文件要求改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强调了军事化和集中制所具有的官僚主义危险性，并迫切建议工会“越来越扩大它在生产中的作用”。^[62]这一要求是否能实现，人们还不清楚，但看来列宁主义者主要关心的是，推迟决定和堵住托洛茨基的嘴。
　　这一希望是在一个奇特的政治派别的参与下提出来的，这个政治派别在当时已经形成，即所谓的“缓冲集团”,它是中央委员中某些列宁主义者和温和的左派分子组成的联合体，这些人不是不清楚问题的核心所在，就是企图掩饰争论。在列宁的追随者中，以前的右翼反对派中的谨慎分子（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他们与谢尔盖耶夫一道〉加入了“缓冲集团”。左派的代表是：布哈林、拉狄克、捷尔任斯基以及两位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同样，托姆斯基也属于这一集团的成员。^[63]在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余下的成员又分成了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伊·尼·斯米尔诺夫^[64]、安德烈耶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坚定的列宁派（起初除列宁本人外，仅有加里宁、鲁祖塔克和斯大林〉。他们之间的裂痕是很深的，而各派的力量又几乎是相等的。
　　在季诺维也夫发起下，缓冲集团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便调解争执和推迟决定。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中央委员都被劝告不要公开他们的意见分歧，并成立了一个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小组委员会，以便研究工会和工业管理的所有问题。小组委员会起初的组成情况对列宁主义者有利，小组委员会中的季诺维也夫、鲁祖塔克、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反对托洛茨基一个人。^[65]托洛茨基不加思索地宣称，他抵制这个委员会。^[66]于是，洛佐夫斯基（当时是列宁分子）、安德烈耶夫（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工人反对派领袖施略普尼柯夫和卢托维诺夫又械吸收进来，但后两个人同样拒绝合作。^[67]
　　十二月，争论进入高潮。托洛茨基与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会工作者发生争吵，而季诺维也夫的小组委员会已经起草了一份反对托洛茨基的报告。这份报告毅然决然地建议中央委员会解散托洛茨基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并在运输业恢复正常的党和工会的组织形式。^[68]托洛茨基仍坚持他的观点，并直截了当地捍卫官僚主义方法（他的党内对手却更喜欢以民主的陈词来阐明这种方法）。托洛茨基说：“条件并非总是首先可以讨论的……，工人民主问题，我们在这之前早就提出了，现在我们仍主张：扩大批评、讨论和内部论战等等的范围。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也取决于一般的条件……。此外，工会军事化和运输业军事化是内心思想的军事化，是由令人不安（人们对国家的毁灭所产生的自然而又有益的忧虑）的形势决定的。”^[69]
　　像列宁的“遗嘱”所表明的那样，列宁把托洛茨基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事务中的行动看作是托洛茨基固执己见的最触目惊心的证据。列宁和他的追随者（其中有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将他们的力量加到了以季诺维也夫为一端的天平秤盘上，但完全像在围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争论中出现的情况一样，他们并没有立即获胜。中央委员会以八票对七票否决了季诺维也夫的提议，而这时仅由布哈林为首的温和的左派集团所组成的“缓冲集团”提出的一项调和决议获得了通过。^[70]决议（以温和的语调指责了托洛茨基）表示反对“自上而下”的改组工会，但强调：通过工会来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工作和实现“生产中的工人民主”，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这一问题本身，以及重新选举这一机构和呼吁普遍实行“民主制”的问题被简单地搁置起来了。
　　现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公开辩论不再受到制止了，而且中央委员会已宣布要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十二月底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会议变成了意见争执的主要论坛。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苏维埃代表会议共产党党团集会上，辩论的序幕终于引人注目地揭开了。所有的主要活动家都出席了会议，以便表示他们各自的观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代表右派，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代表温和的左派，施略普尼柯夫代表极左的工人反对派。^[71]
　　列宁表面上集中批评托洛茨基，但巳使人看出他本身的观点有了明显的转变，同时他又从鲁祖塔克提出的中央委员会提纲中挑出了几点，并对此作了特别的强调。另外，他又以表示维护正统而提出了一项新的工会纲领，这项工会纲领同托洛茨基的纲领一样，也是远远偏离了现行的纲领，只不过它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偏离罢了。按照列宁的观点，工会不应是实行强制的组织，而是教育的组织，是党和工人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他没有接受使工会成为负责的管理机关这种思想，并对布哈林心爱的主题“生产民主"采取了嘲讽的态度。^[72]对共产党的理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列宁反对托洛茨基的一个“基本”错误，即这种思想：工会不必保护工人，因为国家是他们的雇主，因为国家是一个“工人国家”。列宁怀疑这个先决条件的正确性，他说：“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73]
　　列宁的新观点集中反映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四日的“十人纲领”之中，这个纲领是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和费·安·谢尔盖耶夫共同签署的。^[74]这个文件重复了列宁关于工会作为"共产主义的学校”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应发挥其教育作用的论点。它警告说：国家化将危害这种职能，因为它会使工会领导脱离群众。纲领反复地甚至有点使人捉摸不透地强调说服的方法，反对强制的方法，不断重复“工人民主”这个令人神往的术语。文件同时还较详尽地列举了工会在工业方面的职能：参加制定和实行经济计划和经济管理工作，监督和检查生产进程（这指的是什么，没有进一步说明），确定工人的工资和保护工人免受国家雇主的侵犯。较具体的任务是，进行“生产宣传”和维护劳动纪律。文件还强调：“俄国共产党应像过去一样通过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无条件地领导工会的全部思想工作。”这样一来，工会无疑将完全像党的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
　　在这期间，工人反对派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辩论中，施略普尼柯夫阐明了他提出的由工会独自领导工业的提纲。提纲认为所有管理机关应当由组织起来的工人选举产生，并对他们负责。这就是说，应使工会（类似托洛茨基所计划的那样〉变成“生产工会”,整个经济管理工作将集中在它们的手里。为了这个目的，施略普尼柯夫还建议成立一个全俄生产者代表会议。他满怀信心地说道：“按照这种方式就能达到意志统一，而这种意志统一对经济组织来说是必要的；这同时将创造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使广大劳动群众的首创精神对组织和发展我们的经济产生影响。”^[75]
　　在施略普尼柯夫发言后不久，工人反对派又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有关工会问题的提纲。^[76]他们从以前的党的文件中，特别是从一九一九年的纲领和以前的工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精心地挑选出一些引文，作为提纲的论据，而这些文件曾包含了一些工团主义的词语。与此同时，柯伦泰出版了她的著作，即《工人反对派》，并以此在理论上继续进行极左派对党的领导所发起的攻击。
　　直至一九二一年三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为止，党团之间的裂痕不断地加深，炽热的斗争也随之越演越烈。当缓冲集团中的左派成员与托洛茨基分子在共同的纲领基础上聚集在一起时，缓冲集团也就最终地消失了。这样，列宁主义者与温和的左派分子随之彻底决裂，他们之间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战时共产主义初期建立起来的联合解体了。
　　布哈林曾把工会“国家化"美化为“工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工会‘国家化’和所有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实际上的国家化来源于转变过程的内部逻辑。”^[77]布哈林集团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之前）制定的纲领巳把工会新道路的理论与革命的最终目标联系起来了：

　　“如果说普遍渐进的发展路线是工会与国家政权机关实行组织联合（即工会国家化）的路线，那么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就是国家‘工会化’的过程。其逻辑性的历史结果将不在于无产阶级国家吞食了工会，而是这两种范畴（工会和国家）都将会消失，并出现第三种范畴，即按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78]

　　托洛茨基集团在这以后不久提出的纲领，表达了温和左派的思想，但并不那么一模一样，它比较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但按照这个集团的观点，无产阶级民主必须从他们所主张的暂时不得不采取的严厉政策中产生：

　　“当我们全面地发展这种制度，并日益把工会的负责作用和生产的负责作用紧密结合起来时，我们就一定能使工会从一切方面完全掌握它所在的那个生产部门，同时通过选举和委任相结合的方法，在工人国家的监督和领导下，建立起总的经济行政管理机构，并与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实现协调一致。”^[79]

　　列宁曾这样回答了温和左派的工会纲领：他称这个纲领（完全像工人反对派的纲领一样）是不可容忍的偏离行径。在他看来，布哈林的纲领“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而转到工团主义立场上去了”。他就整个争论情况说道：“我们也就是这样从小的分歧‘发展成为’同共产主义完全决裂的工团主的，……，那末这种工团主义就会使党遭到不可避免的分裂。”^[80]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以来，这样的语言在党的报刊上已很久没有使用了。
　　与共产主义理论相比，工会问题的争论表明了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一九一八年从“一脚已进入社会主义”向彻底国有化和战时共产主义的过渡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预言：在俄国，一个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府，除了推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外（尽管这个国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别无其他选择。按照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要在俄国存在下去还取决于第二种含义的革命，即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不发生，那么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将落空。在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社会变化的钟摆已摆动得远远超过现有文化和经济状况所确定的平衡点。在工会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期，共产党认为这种状况已不可能任其再继续下去，否则将必然导致政治灾难和大倒退。因此，工会问题的讨论采用了如此激烈的形式。每个党团在工会问题上的态度，都是以他们关于俄国革命的各自评价——俄国革命具有多大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它将能达到如何程度——为依据的。
　　在乌托邦乐观主义鼓舞下，工人反对派决定继续前进。他们提出彻底实行工人民主和由“生产者社团”领导经济的纲领，这个纲领的要旨就是立即采用那些社会组织形式，即革命者在一九一七年一致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将要采取的社会组织形式。
　　托洛茨基分子认为他们提出的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更现实些。他们强调，为了克服当前过渡时期的经济困难，必须强调权威和加强纪律。这就意味着坚持从战时共产主义中产生的工作路线。这时，温和的左派却主张为建立一种机构（国家——工会合而为一的管理机构）而努力奋斗。他们认为，一旦条件允许，这一机构就可以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变成符合共产主义理想的、自治的、民主而又相互联系的集体。
　　而列宁主义者早就放弃了这种崇高的愿望，并决心开始实行战略性的退却。然而他们的条件是，要保住党和政府的政治基地，并通过对已被证明直接参加集体管理还太落后的居民实行等级制的统治，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渐进的革命。在这一范围内，工会的职能就是防止群众受到由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而可能出现的侵犯，并作为党与无产阶级的政治联系纽带来为党服务。
　　这三派观点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群众能在何种程度上帮助党实现革命纲领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工人反对派完全受理想主义所支配，并由此而产生一种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土壤的乐观主义；他们抱有一种通过群众自发牲来更新世界的神秘幻想。列宁主义者强调政权，强调通过职业革命家的有组织的活动来引导革命，教育群众，走向社会主义。这再次证明，革命前的列宁主义与俄国过去的经验具有何等紧密的联系。另外，他们还具有一种注重现实性、必要性和实用性的强烈观念。在各种布尔什维克思想中，列宁主义者是教条主义倾向最少的。他们表示在使马克思主义学说适应形势需要方面可采取最大的灵活性；但他们同时又坚定地断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即温和的左派分子，站在上述两派的中间。他们认为应当考虑两个方面：即既要考虑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也要考虑为达到此目标以军事形式组织全国力量的必要性。他们既赞同极左派的愿望，同时也承认实现这种愿望的困难，赞同列宁主义者十分重视的官僚主义方法。^[81]
　　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人陷入了困境。可以认为，这种困境早为俄国革命思想的祖先所预料到了。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史中已谈到这个问题，但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学生中，显然没有一个人对这种特殊的可能性予以重视：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须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82]

　　这段话可以说也是对苏维埃俄国所作的一种非常精辟的分析，所以说是恰如其分的。但是，代表了哪个异己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最符合实际的答案也许就是当时许多共产党人著作中所显露出来的答案，即“技术知识分子”。^[83]
　　一种革命专政，它既是工人专政，但又给予专家、行政人员和警察一种优先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发生危机的社会基础。一九二〇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所发生的危机使共产党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为了使苏维埃政权能继续存在下去，人们付出的代价是苏维埃国家实行了一种管理人员的社会制度。因此，一般的党员开始反对党的领导，而反对派中的极左派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力量。党的领导（鉴于这种危险，托洛茨基分子已与列宁主义者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地处于腹背受敌（前有绝望的左派激进主义者，后有反共的叛逆者）的地位。党的领导断言，只有他们在执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方针。但是，反对派运动提出要保护工人，并攻击政府放弃了本来的革命目标，这对党的领导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对苏维埃政权的继续存在来说，生死攸关的是堵死极左分子的嘴和维护所谓的工人统治。为此，列宁和党领导（包括温和左派在内）把他们的全部力量都集中于这一目标。在一九二一年的头几个月里，他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 《俄国共产党（布）纲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一分册，第541、542页。

^[2] 参阅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第81、82页。

^[3] 《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速记报告》，一九一九年莫斯科版第一卷，第97页。

^[4] 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施米特（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мидт，1886年12月29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至1911年流亡德国，1911年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7年11月至1918年10月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至192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30年两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6年至1930年两次担任中央组织局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录入者注

^[5] 同上。

^[6]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202—209页。

^[7] 参阅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第78—93页。

^[8] 参阅瓦尔德马尔·科赫：《布尔什维克工会》，一九三二年耶拿版，第81—82页。

^[9] 梁赞诺夫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0] 参阅托洛茨基：《专政与民主》，第151—155页。

^[11] 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2] 托洛茨基：《专政与民主》，第143页。

^[13] 参阅托洛茨基：《俄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劳动问题提纲》，见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14] 托洛茨基：《专政与民主》，第14页。

^[15] 托洛茨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6] 参阅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5页。

^[17] 李可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8] 参阅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二卷，第370—371页。

^[19] 托洛茨基：《专政与民主》，第14页。

^[20] 托洛茨基一九一九年一月十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是科学的还是仅仅如此？》，《托洛茨基全集》第一卷，第170页。

^[21] 弗·米·斯米尔诺夫：《义务劳动和军事化》，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真理报》。

^[22] 多伊彻：《武装起来的预言家》，第492页。

^[23] 参阅列宁：《关于准备党代表大会给俄共各级组织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370页。

^[24] 莫洛托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5]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和工会的组织问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22页。

^[26] 参阅卡尔：《苏维埃俄国史》第二卷，第220页。

^[27] 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77—78页。

^[28]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独裁的起源》，第257—258页。

^[29] 托姆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工会的任务》，代表大会文件附件3，第534页。

^[30] 布哈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1] 施略普尼柯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2] 奥新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3] 卢托维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4] 列宁：《关于党代表大会的议程给俄共各级党组织的信》，见《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二〇年莫斯科版，附件2，第474页。

^[35] 参阅波利多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36] 参阅克列斯廷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37] 参阅《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64页，附件32。

^[38] 《俄共莫斯科区城委员会的提纲》，《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第542页，附件15。

^[39] 参阅克列斯廷斯基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卢托维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0]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工会和工会的组织问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19—20页。

^[41] 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结论》，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第430页。

^[42]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梅德维捷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1885年3月15日——1937年9月10日），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发起成立阿钦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1918年回到彼得格勒。内战期间曾任全俄革命法庭主席。1920年起是工人反对派领导人。1923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1926年以后又退出反对派活动。20年代后期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并遇害。1978年平反。——录入者注

^[43] 参阅舍拉温：《工人反对派》，一九三〇年莫斯科版，第26页。

^[44] 托姆斯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三三年莫斯科版。

^[45] 参阅弗烈杰尔：《战争年代中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五年莫斯科版，第4—7页。

^[46]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的工人反对派关于工会的提纲，《联共（布）决议汇编》，一九三一年莫斯科版，第一卷，第813页。

^[47] 亚·米·柯伦泰：《工人反对派》，一九二一年芝加哥版，第5页。

^[48] 同上，第9页。

^[49]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56页。

^[50] 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一九五七年哈默尔恩版，第81页。

^[51] 柯伦泰：《工人反对派》，第10—11页。

^[52] 梅德维捷夫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53] 参阅工人反对派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党组织决议。

^[54] 柯伦泰：《工人反对派》，第45页。

^[55] 托洛茨基：《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附件10，第186页。

^[56] 扬·厄尔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Рудзутак，1887年8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被捕。1909年被判处15年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并担任全俄纺织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战期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运输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俄共（布）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工会讨论”期间支持列宁。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亚局书记。1924—1930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26—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录入者注

^[57] 参阅鲁祖塔克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件，第213、222页。

^[58] 《真理报》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关于鲁祖塔克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的报道。

^[59] 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72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39—43页。

^[60]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录入者注

^[61]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25页，注释1。

^[62] 俄共党团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工会运动的任务》决议，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真理报》。

^[63] 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25页，注释1。

^[64] 伊万·尼基托维奇·斯米尔诺夫（Иван Никитич Смирнов，1881年？月？日——1936年8月25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1919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俄共（布）西伯利亚委员会主席，参与消灭了高尔察克的军队。1919—1921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得到了“西伯利亚的列宁”的赞誉。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7年任邮电人民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假装向斯大林屈服而恢复党籍，暗中继续从事反对派活动。1931—1933年间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加、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等人秘密组织左翼反对派。根据布鲁埃、罗高文等人的研究，斯米尔诺夫在1932年重新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并曾为《反对派公报》供稿。1932年与罗明纳兹领导的“左右反对派”组织、奥新斯基领导的反对派组织、萨法罗夫领导的“左翼季诺维也夫派”反对派组织结成反斯大林主义联盟，事情泄露后于1933年初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录入者注

^[65] 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825贡，注释1。

^[66] 参阅托洛茨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的讲话：《关于工会的任务》，一九二一年莫斯科版，第15—21页。

^[67] 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825页，注释1。

^[68] 同上，第825—826页，注释1。

^[69] 托洛茨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在运输工会申央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全集》第十五卷，第422—423页。

^[70] 参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826页，注释1，见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报》。

^[71]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826页，注释1。

^[72] 参阅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403—404，409—410页。

^[73]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408页。

^[74] 参阅《联共（布）决议汇编》，一九三一年版，第一卷，第790—800页。

^[75] 参阅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经济组织和工会任务》，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2，第789—793页。

^[76] 参阅《联共（布）决议汇编》，一九三一年版第一卷，第814—815页。

^[77] 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第86页。

^[78] 布哈林集团纲领：《关于工会的任务和结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16，第802。

^[79] 《联共（布）决议汇编》，一九三一年版第809页。

^[80] 列宁：《党内危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28页。

^[81] 人们可以发现，这三种观点的特征与通常所说的有所不同，通常的说法是，列宁主义者集团站在这两个极端党派的中间。见约翰·梅纳德：《变化中的俄国》，一九四八年纽约版，第228—229页。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九四九年纽约—伦敦版第222—223页；《卡尔全集》第二卷，第223—224页。

^[82]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468、469页。

^[83] 参阅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第76—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