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1960）
第六章 一九二一年的危机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首先是俄国革命，是几场廉撼整个社会的大革命。但它们都是按各自的规律发展的。个别革命家的意志，即便是极其坚定果断，也很难控制事件的急剧发展。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后不久，就打算放慢步伐，但他们没能做到。革命激情和社会斗争的高涨把他们推向了极端主义。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疲惫的人民在几个月之后又开始反对极端的革命，并力图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一九二一年初，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它的革命试验走得太远了，根本没有能力满足有组织的经济生活的最低要求。人民的反抗已发展到了公开的农民革命。即使在处理同自己的追随者的关系方面，共产党领导也同样遇到了许多难处，因为它没有满足人民要求实行相对的工人民主的革命愿望。其后果是激起了极左派甚至非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集团的愤怒反抗。在一般的工人中，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感也明显地消失了。为了保住政权，列宁不得不在左、右反对派力量之间谨慎从事。当时的困难究竟有多么大，喀琅施塔得的叛乱就是一个例证。在这场叛乱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不满情绪爆发为向共产党的统治联合发起公开的进攻。对此作出的回答是镇压和妥协——同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利益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大多受到了损害）实行了妥协，但对左派批评家（革命最忠实的信徒）则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初所经历的危机是由于要压制左派批评这一问题引起的。如果党领导像政治现实所要求的那样要玩弄策略，而同时又要作为革命的化身保护忠诚于自己教义的追随者，那么它必然要消灭极左翼，并使它不能再复活。当时的情况是，党内已越来越形成这样的风气：理想与现实相脱离，竭力把本身的行动说成是对学说的正确运用，并压制自由的批评。一九二一年，苏维埃政权已开始违背自己的良心。
一、压制极左派
一九二〇年九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纸面上的决议并没有使反对派长时间地感到满意，因为不久就已表明：党领导不想在党内民主方面实行文件上所写的较大的让步。十一月，萨普龙诺夫抱怨说，党内官僚主义仍旧在泛滥，最近代表大会决定的方针必须加以贯彻执行，只要勇敢地实现这一方针，我们就能防止“病魔继续恶化”。[1]
鉴于极左派的威胁，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为首的温和左派分子在组织问题上已坚定地站到了列宁一边，尽管他们在工会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布哈林指责莫斯科党组织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和采用了“与共产党员身份不相称的斗争方法”。布哈林并向党的中央领导发出呼吁，要求以纪律措施和调离的办法来加以干涉，他说：“必须健全莫斯科组织……，有必要……清除不安的因素，派进新的、健康的力量……并成立一个严紧而又有工作能力的委员会，它既能工作又能贯彻执行党的路线。”[2]由于苏维埃政权已不再受到战争的威胁，党的领袖们则以经济形势严重为理由，为加强党组织的严格性而辩护。《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只有在我们党的队伍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度过这一严重时刻，重新建立起各种机构，等等……，内部的软弱动摇仍是主要危险，而防止这一危险的主要保证是掌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意志和行动的统一。"[3]
领导受到威胁的一个标志是十一月的莫斯科区域党代会的代表选举。联合起来的极左的反对派集团——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和伊格纳托夫集团（莫斯科地方党团，它先与工人反对派有着紧密的联系，后来又与工人反对派融合成一体）——获得了一百二十四个代表席位，而中央委员会只比它多获得三十名追随者，即一百五十名代表。[4]这种情况使人那样地激动不安，以致于工人反对派和伊格纳托夫集团分别举行预备会议，以便统一对决议表态的口径和区域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5]这一事件使党的领导人大为震惊，他们以此作为例子一再加以引用：如果允许自由反对，派为所欲为，就有可能给党的统一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失。当党的领导集团尽力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革命中退却下来，并为此加以辩护时，极左派的以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批评使党的领导集团感到难以忍受。
极左派的中心论点仍是众所周知的抉择：要么是民主制，要么就是集中管理和官僚主义。民主集中派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发表的提纲曾说道：“造成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僚主义的（垂直的）集权化方针的不断加强。”[6]要想使普通党员“发挥主动性和加强独立自主精神”，就必须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得以保证：“真正给予党内各种派别在报刊上，党的集会上,党和苏维埃的负责机关中享有自由发表各自意见的权利。"工人反对派也具有同样的观点，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其中有一位发言人宣称：“官僚主义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是导致整个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的权威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出现裂痕的祸根。”[7]另一位发言人受到了谴责，因为他诬蔑列宁为“最大的官吏”。[8]伊格纳托夫集团的提纲建议普通党员通过群众压力迫使党的官僚尊重工人民主。[9]
随着官僚制度和民主制问题而提出的挑战，党的领导集团当时对此是有充分准备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讨论已进行了很长的时期，而且反对派已错过提出某种建议的机会。较棘手的是极左派作出的新结论：苏维埃政权正在丧失其无产阶级的“阶级内容”。伊格纳托夫集团说道：“一方面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大量加入了我们党的队伍……，另一方面居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内战中遭到严重的损失，这就严重地削弱了党的阶级的单纯性，并把分裂因素带进了我们党。”工人反对派强调说，来一次清洗是必要的，以便将非无产阶级分子全部清除掉，特别是将他们清除出党。民主集中派和伊格纳托夫集团建议采取措施，保证无产阶级在各级党委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伊格纳托夫集团的提纲要求在各级委员会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委员是工人。工人反对派也提出了相同含义的要求：党员必须有规律地参加体力劳动，以便与工人的生活条件保持经常的接触。所有这些建议都让人看出，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已感到自己越来越被党的领导集团所抛弃。由此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对党的领导来说已成为一种最严重的危险，这种反抗情绪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达到了顶点。
在地方党组织为准备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举行的讨论中，列宁主义者确实道遇到了反对漩的直接威胁。他们竭力向党员呼吁：鉴于外来的危险和内部的困难，要维护党的统一。按照这种方式，他们在地方党代会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迅速发展的党中央机关以直接的组织压力帮助了他们的竞选活动。（例如，柯伦泰控告说，她的《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的散发工作遭到了破坏。[10]）
莫斯科仍旧是反对派的一个堡垒。当一月份开始讨论党代会筹备工作时，奠斯科党委会就各个党团的提纲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明显地显示出各种观点的组织实力：列宁获得十九票，托洛茨基获得七票，布哈林获得四累，萨普龙诺夫（民主集中派）获得四票，伊格纳托夫获得三票。隶属于莫斯科党委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同时也进行表决，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列宁获得五十七票，托洛茨基获得二十票，布哈林获得一票，萨普龙诺夫获得七票，伊格纳托夫获得二十二票，施略普尼柯夫获得四票。[11]列宁派在两次表决中仅勉强获得比整个反对派集团稍多的票数，但温和的左派和极端的左派由于在党内和经济生活中是否实行集中领导的问题上巳形成很深的裂痕，从而妨碍了他们向多数派发起联合进攻。在组织问题上，温和的左派更是真心实意地站在列宁派一边，反对极左的反对派。
彼得格勒党组织与莫斯科党组织明显不同，季诺维也夫领导下的列宁主义者在那里稳操胜券。一九二一年一月初，彼得格勒党组织开展了一场列宁主义的宣传运动，并严厉批评了托洛茨基的行动，因为托洛茨基损害了党的统一，并破坏了党和工会之间的联系。[12]托洛茨基的回答是：捍卫他的工会计划，并要求通过公开讨论而不是采用彼得格勒党组织惯用的组织压力手段来解决争执问题。[13]在同一时间，莫斯科党委会以十四票对十三票决定采取公开反对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态度，指责它违背了正常的辩论规则。[14]莫斯科党委会也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并请求它保证无偏袒地向所有的地方组织提供资料和分配发言人名额等，从而使所有的派别都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同等机会。他们认为，一种特殊的危险就是“彼得格勒党组织自已变成筹备党代会的专门中心这一倾向”。[15]这是指列宁主义者利用彼得格勒党组织作为基地，对其他党组织施加压力。
在工会问题上的激烈争吵使列宁派和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温和的左派之间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次，中央领导机关没有为列宁所掌握。中央委员会分成了几乎势均力敌的两大派；至于书记处，它的三名成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全都坚定地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几个列宁主义者（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已在积极准备批评托洛茨基派的书记们，不仅指责他们无能，而且谴责他们不民主的行为。[16]季诺维也夫集中进攻组织局，并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底这件事提到了中央委员会。当时组织局由五名委员组成——三名托洛茨基派的书记和李可夫及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由托洛茨基分子和李可夫组成的多数派维护组织局；尽管列宁当时不在场，但名列第五位的组织局委员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列宁主义者紧密配合行动。[17]看来，这场演习对斯大林来说是很有益处的。尽管列宁主义者在党中央机关人数不多，但他们已能聚集一定的力量，保证他们取得明显的胜利。看来，他们确实利用了新的监察委员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太喜欢用组织压力手段来反对极左分子。于是，他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被调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阿·亚·索尔茨[18]（一名热心的机关工作人员）接替了他的职务。在争论期间，捷尔任斯基（当时同样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也调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19]索尔茨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之后，谴责了处于分裂状态的党领导，说它太软弱以至没有力量约束极左分子，他说：“中央委员会实际上拒绝领导这场运动。”[20]后来，列宁主义者不顾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对，在中央委员会内以八票对七票的微弱多数强行通过了一项有利于他们的决议，它允许在各种纲领的基础上分别选举出席即将召开的党代会的代表。这是共产党人从前和后来都没有的做法，它几乎使多党制在自己的队伍中合法化了。[21]托洛茨基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样会使选举成为一个对列宁信任或不信任的问题，而当时只有少数人准备采取反对列宁的态度。
在调动了所有可供使用的政治力量和最充分地利用领导威信的情况下，列宁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强大的宣传活动，至于它所产生的效果，地方党组织的表决结果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例证。他们采用的密集炮火战术引起了许多抗议，莫斯科党组织并因此号召人们克制：
“鉴于讨论……已变得过分激烈，并对一批同志进行了个人攻击这一事实，莫斯科党委会要求所有党组织把讨论严格地限制在有争议的核心问题上，并告诫所有同志不要采用那些可能削弱党的统一和实际工作的论战方法。自由讨论和自由宣传这一种或那一种纲领，绝不允许导致党的统一的削弱，党的统一在今天和将来都不允许受到侵犯。”
[22]
在一月十九日波罗的海舰队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列宁主义者胜利地击退了说他们是“委员”派的这种指责，并获得了百分之九十的选票。[24]但在第二个月，反对派的反抗烈火熊熊燃烧起来，这显然是一种征兆，说明投票结果是相当勉强的。这样，所谓的舰队反对派就产生了，而且它已能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向领导机关提出批评：“波罗的海舰队的政治部不仅与群众而且与积极的政治工作人员失去了联系，它已经成为一种毫无威信的官僚机构……，已完全脱离了党员群众，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已挫伤了所有的地方积极性，它已把整个政治工作降低到书记通讯联系的水平上。”[25]像报告所说的那样，代表们回到舰队后说，那是一次“击败专政制的胜利”。[26]感情的弹药库已装满了火药，它后来在喀琅施塔得爆炸起来。
然而列宁主义者在各地都取得了胜利，甚至在反对派集团能进行激烈反抗的地方党组织中也获得了明显的胜利。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他们在图拉市党代会上获得了五百八十七票，工人反对派获得六十票。彼得格勒市党代会的代表选举结果也证明了列宁主义机关在那里是强大的，他们获得了一百七十四票，托洛茨基派获得十一票。甚至在该市的十一个行政区中的三个区里，列宁主义者的候选人一致当选。看来，列宁主义者取得的这一胜利是完全无可指责的，反对派也从来没有指责过选举中有什么欺骗。要理解这种局势，人们必须看到列宁本人的巨犬影响，看到内战中形成的、要求党统一的传统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此外，选举采用的不是秘密投票，而是公开表决，这是一种更巧妙地施加压力的方式，因为人们注意到党员是不大愿意抗拒地方领导的。
在一些地区，列宁的机器工作得近乎完美无缺。在伊凡诺沃—沃斯克列先斯克市党代会上，除了二十七票外，列宁主义者获得了九百张选票中的其余全部选票；而在特维尔，在总共三百五十八张选票中只有九张反对票，十张弃权票。在某些情况下，列宁主义者甚至在反对派的中心地区也取得了胜利。这种情况发生在莫斯科市的两个区里，它们的委员会是受托洛茨基分子控制的，但在一月举行表决时，列宁主义者在普通党员中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27]
最后的、决定性的较量是二月底的莫斯科区域党代会的代表选举。莫斯科不仅是所有党组织中最重要的组织，而且在数量上也是反对派力量的主要堡垒。它是列宁主义者多数派的巩固的阵线中一个十分薄弱的地区。假如反对派能将列宁主义者排挤出其斯科组织领导集团，那么他们在战略上和道义上就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经住这场考验，列宁主义者不仅保持了他们迄今所保持的微弱优势，而且还使这种优势发展为三分之二的多数。[28]在莫斯科区域，极左派代表的比重已从头一年十一月份的百分之四十下降到当年二月份的百分之二十。书记处高兴地说：“这种类似的过程”在所有地方组织中都发生了。[29]
当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于三月八日开幕时，列宁主义者已获得压倒多数。党的领导胜利地击退了温和左派和极左派的进攻，并决心要结束他们所说的党内争论。但是国家的危机在当时已经导致了党外政治的动乱，它更加直接而又严重地威胁着政府的安全，这就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卫戍部队的武装起义。
二、喀琅施塔得的叛乱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日在彼得格勒舰队基地喀琅施塔得爆发了一次公开叛乱，这次从示威游行开始的叛乱无疑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最严重的内政危机。喀琅施塔得的叛乱是绝望的革命者发起的一场运动，他们像极左派共产党人一样有着相同的心事，然而他们不是出于对党忠诚和维护党的纪律的原因而结合在一起的。喀琅施塔得人是以十月革命的名义反对苏维埃领导人的。
当叛乱事件传开后，莫斯科立即谴责说，喀琅施塔得人是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并逮捕了岛上的共产党领导干部。一份官方公报说，它是“白卫军玩弄的一次新阴谋……它无疑是法国反革命分子所期望的，也是由他们精心策划的"。[30]当时，苏维埃主要领导人关心的是，尽可能快地击溃所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这种态度使许多人惊奇不已。当时在彼得格勒逗留的一位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贝克曼[31]报道说：“就连一些共产党人对政府抨击的语调也感到愤慨。他们说，把工人要求面包的呼声说成是反抗行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喀琅施塔得人对罢工的同情和提出搞真正选举的要求被季诺维也夫歪曲为反革命的阴谋……大家的一致观点是，水兵都是苏维埃最可靠的追随者；他们的目的是迫使当局实行最必要的改革。”[32]
喀琅施塔得人的改革要求至少是具有合法基础的，这一点也为加里宁所证实。加里宁在叛乱爆发的前一天曾去过喀琅施塔得，但他安抚反抗者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他认为，三月一日在喀琅施塔得通过的一项要求实行自由选举直到自由贸易的各种改革的决议，“只要经过一定的修改或多或少是可以接受的”，它也是根据共产党在组织问题上实际存在着的弊端提出的。[33]毫无疑问，人们可以通过及时的改革来避免喀琅施塔得的叛乱，但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似乎是十分痛苦的，而且也许会损害政府的威信。由于政府没有这样做，凶猛的罢工浪潮波及了整个彼得格勒城。据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借此开始地下活动的新篇章；但是，苏维埃当局为了稳定形势而忙碌不已。[34]在这一危机的时刻，共产党领袖们要加强控制是很自然的。在各地人民普遍不满的情况下，如果承认喀琅施塔得人提出的要求是可以讨论的，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崩溃。因此，对共产党来说，首要的是窒息这种思想——喀琅施塔得运动是为了捍卫十月革命的原则不受共产党人的破坏，即“第三次革命”的思想。
这种第三次革命的思想是以喀琅施塔得人在他们的报纸[35]（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阐明的纲领为基础的：
“工人农民起义的风暴已经证明，他们再也忍耐不住了。全休劳动人民奋起反抗已为期不远了……喀琅施塔得已首次为全体劳动人民的第三次革命举起了起义的旗帜……独裁统治已被推翻，立宪会议已发展到受诅咒的地步，委任制已被打得粉碎。”
[36]
就他们的纲领看（除武装起义这一点外），喀琅施塔得人与共产党内极左反对派很接近。他们对工会的看法显然是工人反对派观点的反响：“由于执政党的政策是谋求所谓的‘共产主义的’集中制，我们的工会就绝对不可能成为单纯的阶级组织……。”他们把一九一七年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官僚集中制对立起来：“如果工会获得包罗万象的自治权，那么共产党人的整个集中制必然要崩溃，从而人民委员会和政治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只有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管理权掌握在劳动阶级（由改革了的工会所代表〉的手中，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才能强大起来。”[38]
在普通党员中，反对官僚主义的情绪有多么强烈，可以从大量共产党人转向了起义者一边得到说明。这些共产党人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声明说：
“共产党的政策已把国家引入困境——因为党巳经官僚化，因为它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不愿学，而且也不倾听群众的呼声。
经过整整三年，我们的党已被塞满了自私自利者和个人野心家，官僚主义也随之发展起来；更有甚者，为阻止崩溃采取了铤而走险的行动……劳动人民权利的真正代表苏维埃政权万岁！
每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必须同只用子弹和炸弹来与工农对话的人划清界限。
党内最高层的弊端……玷污了共产主义的好思想。”
[39]就拿头几天在守卫岛上炮台的战斗中被喀琅施塔得人俘虏的政府军人来说，当他们得知“水兵和工人已经推翻了委任制政权”时，有许多人纷纷投奔了反抗者。
[40]鉴于喀琅施塔得事件提出的问题对普通党员的影响那么大，使他们变得不那么可以信任，以致于政府既不能依靠他们进攻喀琅施塔得，也不能依靠他们维持彼得格勒的秩序（喀琅施塔得人主要希望从那里得到援助）。因此，政府使用的部队绝大部分是由捷克人和红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所组成。共产党最高干部团亲自向喀琅施塔得发起最后的冲锋——这个由党的第十次代表犬会代表组成的兵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从莫斯科迅速调来的。
[41]
三、党的统一的建立
喀琅施塔得叛乱迫使党领导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便结束极左反对派的威胁。它的策略就是把共产党极左派与所谓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进行活动的反革命势力相提并论，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工人反对派这个最强大的、最具有威胁性的反对派集团。
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指责工人反对派是对革命安全的一种威胁。他概括地解释说：“工团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应当知道，躲藏在无产阶级背后的‘工人反对派’也就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自发势力。"[42]
党代表大会扮演了检察官的角色，并宣判被告是有罪的：
“这种倾向的发生，部分是由于还没有完全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加入党的队伍，而更主要地是由于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和俄国共产党的影响。在我国，尤其是在目前灾荒和战争的严重破坏使群众的生活大大恶化……的时候，这种自发势力显得特别厉害，它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无致府主义的倾向。”
[43]
除了说工人反对派不是真正的革命派，以及说它是极端的革命派这两种指责外，还出现了第三种指责——它不是按照正确的方式行动的革命派，而是偏向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这种观点使人想起第一国际分裂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旧争执。列宁决心击溃工人反对派，即使整个共产主义制度趋向崩溃也在所不惜。他私下说道：“即使我们将要灭亡，那么，更为重要的任务仍是要维护我们的占思想路线并给我们的后来人以教训。这是决不能忘记的，即使在绝望的情况下也决不能忘记。”[46]当然，布尔什维主义中的无团主义和左的思潮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早已不存在。列宁本人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被无政府主义思想所打动，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表露的具有纲领性的激进主义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极左派坚持了这种理想，而党的领导却越来越把官僚方法上升为革命的准则，背离了一九一七年的思想。当列宁放弃布尔什维克纲领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时，工人反对派基本上没有随着列宁一起背离。
在列宁看来，工人反对派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在于它对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提出了疑问。就这个问题，党代表大会表明了如下的正统观点：“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具体地说是列宁主义教导说——作者）——这种教言……已经为我国革命的全部经验所证实——只有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也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并领导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切方面，也就是说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便是不可想像的。”[47]
无产阶级是不能自动将其觉悟提高到纯工会意识的水平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饶恕的违背，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无产者所不允许犯的错误。
如果人们承认上述的前提，那么列宁的思想则是不可侵犯的。任何违反列宁有关无产阶级特征的论述，提出工人中有独立的革命思想的言论，都自然会威胁到自称为无产阶级思想的党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思想已被解释为对党的权威的绝对忠诚，所以构成对党的威胁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些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和“行会”思想或者说是工人在经济崩溃的形式下思想“堕落”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学就这样在一九二一年结束了它的徘徊过程，并重新回到了一九〇二年的最原始的列宁主义思想。
要设法使党回到旧特征的列宁主义，这是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严格的集中制和统一的不可侵犯性（这是早期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理论和组织实践的特征）,在代表大会上被宜布为党的准则，从而也成了俄国整个政治生活的准则。这次行动的直接目的是强迫人们对极左的反对派集团，首先对工人反对派进行批判。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从此以后，任何公开的、合法的反对派都不再可能存在。从此以后，反对派都不得不竭力否认他们具有反对派的性质，并不得不遵守新的政治行动准则，这也正是以后的各次反对派运动未能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有关统一问题的讨论贯穿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始终，喀琅施塔得的威胁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出现的激烈的派别争论使党领导处于有利的地位：
“代表大会提醒全体党员注意，在目前许多情况使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更加动摇的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
“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了解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派别活动事实上必然要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迸执政党内的敌人又能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由此就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下一步骤——实施新的组织原则：
“代表大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另外还增加了一项授予中央委员会行使纪律处分权的秘密决定：
“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
[48]
这一转变在党的组织工作史上究竟意昧着什么，卡·伯·拉狄克在党代会上所作的值得注意的报告巳有所表述。拉狄克承认，他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获得这样的权力而感到不安：
“我觉得，这里采用了一项不知将用来反对什么人的规则。因为，当中央委员会一经选举产生，多数派的同志为能保证其统治地位就会拟定一个可靠人员的名单。每个同志都如道，这时党内意见分歧也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一规则将如何贯彻，将可能出现什么复杂情况。而提出这一规则的同志们认为，它是反对有不同看法的同志的一把利剑。尽管我赞成这一决议，但我感觉到，它也可能被用来针对我们。但尽管如此，我们赞成这一决议。”
为了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表态，拉狄克指出了党和苏维埃政权当时所处的充满危险的形势：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不管利剑可能对准谁，通过这项决议是必要的，并且让中央委员会在危急时刻采取这种最严厉的措施。如果它认为有必要的话，也可以针对最好的同志。决定性的是，中央委员会要有一条明确的路线。最好的中央委员也可能犯错误，但这总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动荡状态所具有的危险性要小些。”
[49]
由党代表大会确认的集中制原则并不排斥“工人民主”的思想（至少在字面上是如此）。决议说：这些原则“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在配备党的干部时，不允许损害选举原则，并保证可以进行自由讨论和展开批评——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决议写道：“当然，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必须最迅速而准确地执行。”现在，在和平时期，必须放弃内战时期的组织方法，这就是“战斗命令制，这种战斗命令由党的领导机关发出，普通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50]
作为对地方自治的让步，党代表大会决定：“上级党机关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上级组织应召开相当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来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纠纷。在问题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解决以前，下级机关不得停止执行上级党机关的决议。”就在这一条件中，集中制倾向已十分明显。但党代表大会并没有就此为止，它为了加强党的中央机关还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代表大会还宣布说：“严格统一各级党委员会的结构”是中央委员会的“最急迫的任务”。它决定：应按期召集省委各部部长举行会议；全俄党代表会议应半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的人数要从十九人增加到二十五人，其中至少应有五人专门从事党的工作（特别是要视察省委员会和参加省的代表会议和省委员会全体会议》。[51]
在某些重要观点上，党的统一标准与后来一些年的标准还不相同。尽管列宁坚持要严格保持党的统一，但他仍想要使这种统一包括所有的党员；尽管他咒骂工人反对派，但他还是号召他们进行合作:“同志们，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只要他们（指工人反对派）对工作有所帮助，只有他们不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不坚持派别活动而来帮助我们，那随便他们怎样称呼自己都可以。”[52]
列宁甚至还赞同工人反对派的这一观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国家。”[53]他以这一理由呼吁工人反对派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给予帮助。在他的倡议下，党代表大会将下面一段与禁止派别活动有关的话写进了他所作出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同时声明，在党员所特别注意的问题（这里列宁在他向大会宣读的决议中加了下面的话）例如清洗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的分子出党、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主动性等等的问题上，对任何实际的建议都应该认真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试行。”[54]
禁止派别活动，也不是绝对地禁止。当梁赞诺夫提出一项修正案，即不允许各个集团在各自纲领的基础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列宁纠正说：“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们绝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我们……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否则，一旦发生了像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的问题……可能，那时又得因为政见不同而召开大会了。”[55]作为一种和解的姿态，施略普尼柯夫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同样，工人反对派的一位小头目，即莫斯科纺织工会主席伊·伊·库图佐夫[56]也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57]
列宁在他的代表大会闭幕词中对党代表大会的结果表示高兴：“我们知道，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团结一致，我们一定能真正结束分歧而达到绝对的统一，我们的党已经锻炼得更加坚强，它必将取得愈来愈大的国际胜利！"[58]但事实上，有争议的问题正在日趋尖锐。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组织政策方面所作的巨大转变，立即反映在党的中央书记处的彻底改组上。在党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被解除了职务，并由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瓦·米·米哈伊洛夫[59]接替他们。
这一次更换是对托洛茨基温和的左翼党团的一次沉重打击，显然也是对他们在工会问题上持反对态度的一次报复行动；所有三位书记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都是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而且至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在一九一八年都曾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尽管托洛茨基分子曾支持列宁采用组织措施来反对极左分子，但支持不够有力。特别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十分强调党内民主的思想。他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写道：“……九月的党代表大会……应能给予较多的批评自由，这是革命取得重大的胜利之一。”[60]在此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不再讲宽容了。托洛茨基的三位书记被悄悄地，但却彻底地排除出中央委员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被下放到管理岗位，而克列斯廷斯基不久则作为苏维埃代表被派往德国。
对温和的左派分子来说，他们在一九二一年遭受的失败意味着他们在党组织内失去了无法再重新获得的权力。托洛茨基的不共戴天之敌季诺维也夫占据了克列斯廷斯基在政治局的位置。托洛茨基分子的两个工作领域，即书记处和组织局已完全从他们手中丢失了。在中央委员会中（它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基本上是分成势均力敌的两大派），他们的力量也大大减弱了。当党代表大会选举一个新的、较大的中央委员会时，有四名托洛茨基分子——三名迄今为止的书记以及安德烈耶夫——落选，而另一名中央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则被降为候补委员。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已从左派中分离出来。这时，在党的领导班子里仅有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和拉狄克仍作为温和的左派代表而存在着。让两名工人反对派当选为中央委员仅是一种策略手腕，通过接受九名新的组织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也使选举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从整体看，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对比是二十名列宁主义者对五名反对派分子。上一届组织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和李可夫留任了，而新任命的三名书记和托姆斯基（以及一位不知名的工会领袖尼·巴·科马罗夫[61]）都站在他们一边。在下级机关改组时，托洛茨基分子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彼得格勒市委书记的伊·米·斯米尔洛夫被尼·亚·乌格拉诺夫[62]所取代。[63]
对列宁、列宁主义者和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来说，一九二一年后的组织变动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但这次组织变动对一个人特别有利，他就是主要在幕后活动的斯大林。他现在已成为一致公认的党纽织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这一年，任命他为总书记，这基本上只是使他实际上已掌握的权力合法化。从这时起，斯大林作为党组织机关中的统治人物的地位已不可触犯。
在三名新书记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当时刚满三十岁的莫洛托夫。自他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与施略普尼柯夫一道）担任过一小段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左翼领袖这一客串角色以来，他几乎没有再登上过政治舞台。内战期间，他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一九二〇年三月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同时，他（受莫斯科委派）成了乌克兰党委书记。[64]这个从外表看毫不出色的、但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的干部，确实成了斯大林的左右手，并登上了苏维埃国家最高领导层。他由于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危机中起了应有的作用而得到了充分的赞扬，他不仅成了中央委员和党中央三位书记之一，而且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组织局委员。[65]
米哈伊洛夫在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党中央书记之前，完全是一个无名小卒。他从来未显示出有什么特长，而且在书记处仅呆了一年，但他却当上了中央委员和一段时期的组织局候补娈员。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也就是在他加入布哈林左翼反对派之后，他被迫公开表示屈从。[66]一九三〇年，他被降为中央候补委员，这个职务一直保留到他在一九三八年的清洗运动中完全消失为止。
雅罗斯拉夫斯基是来自西伯利亚的一位工人，他曾在莫斯科组织内工作过。在那里，他曾是一名左派共产主义者；一九一九年，他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他一九二一年被选为中央书记和中央委员之后，他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里起着主要作用。在三十年代他已作为党史研究所所长和无神论者战斗联盟领导而享有一定的声誉，他逃过历次清洗运动，最后于一九四三年病故。[67]
一九二一年一批新人在党组织内获得晋升并掌握了权力，这是布尔什维克组织学说在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实践中取得胜利的表现。这种组织学说是一种强调军事纪律以及严格控制群众主动性与派别自由性的学说，一种对自由的言论争执实行独断的学说。苏维埃政权动用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之前的传统潜力为自己辩护，并结束了那种由极左反对派提出的批评。它依靠布尔什维克老的组织传统，掩盖和避而不谈它已经不忠于原先的社会理想这一事实，而是任意解释事实。一九二一年开始采用的这种方针表明了苏维埃政治生活的特征；它尤其说明苏维埃政权为什么在政策方面愈远离革命理想，却愈要坚持旧的意识形态词句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
[1] 参阅萨普龙诺夫：《关于党的力量的分布》，见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
[2] 布哈林：《关于莫斯科代表大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真理报》。
[3]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真理报》社论：《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4] 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第872页，注释2。
[5] 同上，第852页，注释60。
[6] 民主集中派的提纲：《党今后的任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的《真理报》。
[7] 彼列彼奇科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8]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会上，他重复了菲·库·米罗洛夫的讲话内容，以沙皇官僚等级制度来影射苏维埃制度。
[9] 参阅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的建设的今后任务》，它是由莫斯科市各区工人积极分子提出来的；见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二日的《真理报》。
[10] 参阅柯伦泰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1] 参阅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的《真理报》。
[12] 参阅俄共彼得格勒党组织向党提出的声明，见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的《真理报》。
[13] 托洛茨基：《给彼得格勒同志们的答复》，《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7，第779—781页。
[14] 参阅托洛茨基：《给彼得格勒同志们的答复》，见《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1，第826—827页。
[15]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莫斯科党委会决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记录》，附件6，第779页。
[16] 参阅沙彼罗：《共产党权威的起源》，第269—271页。
[17] 参阅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委员会《消息报》，见《中央委员会备忘录》。第16页。
[18] 阿朗·亚历山大罗维奇·索尔茨（А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ольц，1872年3月10日——1945年4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对德战争。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193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5—1937年任苏联副总检察长、最高法院法学院主席。1937年公开抨击维辛斯基，1938年被解职。1938—1945年被关押在精神病院。1945年逝世。——录入者注
[19] 参阅索尔茨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20] 《党的基本决议中有关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院委员会的论述》，一九二七年莫斯科版，第12、13页。
[21] 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27页，注释1。
[22] 莫斯科党委会声明：《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的《真理报》。
[23]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怎么不应讨论》，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的《真理报》。
[24] 参阅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真理报》。
[25] 普乔夫：《一九二一年的喀琅施塔得叛乱》，一九三一年列宁格勒版，第52页。
[26] 参阅普乔夫：《一九二一年的咯琅施塔得叛乱》，一九三一年列宁格勒版，第53页。
[27] 参阅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日的《真理报》。
[28] 参阅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的《真理报》。
[29] 参阅中央委员会关于九大至十大期间工作的总结报告，见一九二一年三月七日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6页。
[30] 《自卫军的新阴谋》，见一九二一年三月三日的《真理报》；关于叛乱情况和动机的详细论述，参阅尼·弗·丹尼尔斯：《一九二一年的喀琅施塔得叛乱》，第241—254页。
[31] 亚历山大·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1870年11月21日——1936年6月28日），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出生于维尔纽斯，早年在俄国生活。1888年移居美国，在此期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889年与爱玛·戈尔德曼成婚。1892年贝克曼暗杀亨利·克雷·弗里克未遂被捕，被判处22年徒刑。1906年获释后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战期间在美国组织反战活动，1917年被捕，1919年被驱逐至苏俄。早期支持俄国革命，此后逐渐失望。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失败后移居德国。1925年移居法国。30年代以后健康情况逐渐恶化。1936年因不堪病痛折磨自杀身亡。——录入者注
[32] 亚历山大·贝克曼：《布尔什维克的神话》，一九二五年伦敦版，第300—301页。
[33] 参阅一九二十年三月六日的《真理报》。
[34] 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61页，注释97。
[35] 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完全作为喀琅施塔得《真理报》的附件发表，见《喀琅施塔得的真理报》，一九二一年布拉格版。
[36] 《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37] 《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三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38] 同上，一九二一年三月九日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39] 一九二一年三月五、七、十二和十三日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40] 《二百四十名投降的俘虏的决定》，见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
[41] 参阅张伯伦：《俄国革命》第二卷，第443页。
[42] 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结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186页。
[43]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文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本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66页。
[44] 参阅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187、197、233页。
[45] 参阅斯米尔加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46] 托洛茨基一九三〇年的报道：《给苏联朋友的信》,见《托洛茨基档案》，T字3279号。
[47]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67页。
[48]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统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63—64，65—66页。
[49] 拉狄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50]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建设问题》，《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54、51页。
[51] 参阅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建设问题》，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57、60—61页。
[52] 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俄国（布）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结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189—190页。
[53] 同上，第201页。
[54]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党的统一》，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二分册，第65页；参阅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246页。
[55] 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梁赞诺夫修改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247页。
[56] 伊万·伊万诺维奇·库图佐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Кутузов，1885年5月16日——1937年8月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莫斯科地区发起纺织工人工会，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委员和莫斯科纺织工人协会主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6年任全俄纺织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兼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工会讨论”期间是工人反对派。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候补委员。1924—192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成员。1927年以后从事行政工作，曾任国家信贷和储蓄促进委员会主席。1927—1937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57] 参阅《工业工会》，第一版，第四十卷，第555页。
[58] 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代表大会闭幕词》，《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256、257页。
[59]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1894年12月7日——1937年9月26日），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17—1918年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和莫斯科契卡主席。1918—1920年参与红军的政治工作。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22—1923年担任俄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9年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1932年担任第聂伯河水电站副建筑经理，193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遇害。1956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60]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怎么不应讨论》，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真理报》。
[61]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科马罗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Комаров，1886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2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维堡区委员会成员。1915—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参与了十月革命的筹备活动。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契卡。1920—1921年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1930年任公用事业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6月11日被捕，6月25日被开除出党，11月27日遇害。1956年平反。——录入者注
[62] 尼古拉·阿列克谢多洛维奇·乌格拉诺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гланов，1886年12月5日——1937年5月3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农村学校接受教育。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1911年在俄军服役。一战爆发后入伍，1914—1916年在部队任士官。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6—1929年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苏联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起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2年与柳亭等人秘密组建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1933年被捕。1934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并恢复党籍。——录入者注
[63] 参阅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页；《工业工会》，第一版，第四十卷，第555页；《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九三六年莫斯科版，成员名单。
[64] 参阅莫洛托夫传记，见《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第二分册附件，第65页。
[65] 参阅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的中央委员会《消息报》，第7页。
[66] 参阅亚历山德罗夫（米歇尔逊）：《谁统治俄国？》，一九三三年柏林版，第380—381页。
[67] 参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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