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1987）

第十章 阶级和历史集团的形成


↘主导群体
↘附属群体
↘新的中间阶层
↘稳固工人的守势
↘稳固工人和非稳固工人之间不断变化的界线
↘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工业无产阶级
↘农民和边缘群体
↘总结

【355】

　　阶级不只是分析家为了进行分析所依据的一个类型，而是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真正的历史关系。社会阶级是否存在，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历史的调查研究。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础来自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但虽然生产过程创造了阶级产生的可能性，它却不产生阶级。由事件形成的社会惯例给了人们以阶级认同感和共同的集体行动的经验。有些这样的惯例是生产方面的，如工会的组成；有些是有关国家的，如政党或政治运动。前者通常会造成阶级关系在确定的生产体系中的制度化。后者则表现了更大的改变生产和国家结构的潜力。研究发现，国家的形式对生产关系方式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阶级对国家的倾向性以及它们对政治活动的参加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样的政治行动无论有多大的自主性，都受制于它的社会基础。人们可能暂时会受到政治热情的激励，但从长远来说，政治运动只能在阶级基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356】任何社会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因此而形成了几个影响着阶级的因素。
　　1．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每一种不同的方式中，并不是每个主导或附属群体都一定会形成阶级：有些可能达不到构成阶级所需要的一致性和共同行动的能力，只是有形成阶级的潜在可能。
　　2．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中的主导或附属群体可能会结合起来，组成阶级、比如说，通过发展稳固和非稳固工人之间的团结，或建立小企业主和公司管理人的联盟。
　　3．生产关系的不同方式之间相互联系的结构是等级制结构，有主导方式和附属方式之分（农民生产为小企业中的非稳固工人提供廉价的粮食，而非稳固工人又为雇用稳固工人的大型工业生产廉价的物资）。这就把稳固工人和非稳固工人的利益区分开来，这类的结果影响到了这些方式的组成部分的阶级取向。
　　4.围绕着主导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组成的阶级对从附属方式中产生出来的阶级的组成和取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包括有可能与这些其他的阶级建立霸权性关系。

　　国家通过对生产过程直接或间接的千预，创立并维持生产发展的框架。它还在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方式之间建立等级制的关系。决定着国家对生产的管理方式的是作为国家基础的阶级结构。社会革命，或阶级结构的剧变，会改变国家在生产中的作用。
　　所以，阶级作为生产和国家之间的中间因素有着重要的意义。历史集团的建立和解体的过程也就是阶级的形成得以改变国家，并改变对生产的组织的过程。
　　阶级在生产和国家之间的中间作用在具体的社会或社会结构中最为【357】明显。不过，也可以在全球的层面上研究这一中间作用。在这个层面上，阶级的形成和冲突在世界经济和国家间制度之间发挥中间作用。参与其中的阶级源自国家社会，但彼此之间建立了跨国界的联系。
　　研究新出现的阶级结构等于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对社会进行描绘。它包括各种类型的国家社会中（比如，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再分配型社会和生产力仍然比较原始的社会）阶级形成方面明显的趋势。它还会显示出某些阶级的全球化趋势，即是说它们超越了自己所发源的国家社会。对社会进行这样的描绘十分重要，因为它能使人更好地了解现存历史集团的组成和可以形成新历史集团的现有因素，因而也就能更准确地评估国家的形式、国家间制度和生产的组织将来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所有这三个领域今后的发展结果皆尚在未知之列。没有提出独立的和依賴性的因素，也没有提出确定的因果关系，比如说，从一个“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中，会产生国家和国家间制度的“必然”的形式。未来对生产的组织方式和未来的国家形式一样无法预知，也和未来的国家形式一样为现存的力量格式所限制。所有这三个领域中的斗争同时进行。在这里要解答的问题是：有哪些力量在参加作战，或者可以动员起来参战？
　　把阶级的形成和历史集团的形成视为全球政治和社会秩序改变的关键因素，这种方法有几个好处：

　　1．它避免了把国家和国家制度简化为世界经济。世界体系理论就有这样的趋势，并已经因此遭到了批评[1]。
　　【358】2．它通过描述生产体系和历史集团，自下而上地对世界经济和国家制度进行了描绘，因此而避免了把世界制度物体化。
　　3．它把历史辩证法作为研究的中心，也就是说，注意研究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和可以推动未来的（国家和全球的）权力结构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的战略，因此而说明世界制度内部并没有结构性和机能性的稳定[2]。

　　研究方法的基础论题是：人民确实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他们创造历史时所处的条件却非他们自己所能选择。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这些条件的内容，并找出建立新的历史集团的可行的努力方向。为此原因，下面对全球阶级结构进行的大部分论述似乎都没有结论，只是提出问题，却没有作出确切的解答，因为答案在于未来的社会行为。
　　论述中展现的趋势——当然，这些趋势完全有可能由于将来的发展而扭转——似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描绘的趋势背道而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家是国家的同盟，而全世界的工人的使命是联合起来。20世纪末的事态发展却表现了全世界资本家开始联合起来，而产业工人和其他的附属阶级则处于分裂的状态。促进社会和政治改变的现实的策略应当从事实出发，无论这事实是多么令人不快。

主导群体


　　先来看所有的主导性社会群体。它们分为几个等级：（1）控制着世界规模的大型公司的群体；（2）控制着国家的大型企业和工业集团的群体；（3）地方的小资本家。第二类包括的群体形形色色，有全国规模的私营公司的管理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公营部门的管理方、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营企业的管理方。
　　第一类已经有了清楚的阶级意识。尽管他们不采取这一称号，但他【359】们实际上构成了跨国的管理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成员并不等于与本阶级其他成员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事实上，资本家阶级的本质就在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不过，同属一个阶级意味着，大家都知道，需要共同努力，维持使本阶级保持主导地位的制度。各种各样的机构都为这一共同的努力制定策略。三方委员会、经合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都是为了维持和捍卫现有制度而达成政策协商一致的场所。“相互依存”是一个关键的意识形态的象征，这种意识形态把经济理性、社会福利和政治自由或“现代化”（这要看指的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同允许公司自由调动货物、资本和技术的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名牌商学院和国际管理培训班训练新成员熟悉这个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专用语言（指共同的概念、用法和象征）和商业行为。这个阶级特有的文化总的来说是美国式文化，是从美国向外国散播的。它造成了这个全球性主导群体成员在世界观和行为方面的一致性，使他们自成一体，有别于各国的精英群体，因为后者各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尽管这个阶级的文化具有普遍的美国特征，但它还是变成了跨国的阶级。美国的经理人员有意识地压制自己本国的倾向，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注意同德国人和日本人，甚至法国人和苏联人，搞好关系，以利于共同采取行动。这个阶级来自法、德等国的成员在一致性标榜的各种好处的引诱下，为加入这种一致性，在更大的程度上脱离了自己本国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对于普通百姓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他们信奉自由主义，办事效率高，思想开明。
　　跨国的管理阶级不仅限于实际上就任于多国公司管理部门的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它还包括国家和国际机构中负责经济管理的公共官员，以及与维持使多国公司兴旺发达的世界经济有着某种联系的各种专家们，【360】包括管理顾问、商业教育工作者、组织心理学家、为商业决定提供信息基础的电子操作人员和安排国际商业交易的律师。
　　国际金融管理作为这一阶级的一个部分，重要性日益增大。在由军事力量所维系的秩序内，金融是这个阶级对世界经济实行统治的主要机制。金融把各国紧紧束缚在世界市场之内，作为延长还债期限的条件，迫使政府执行有利于跨国管理阶级发展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把调整的主要负担压在较为脆弱的社会群体头上。金融还遏制着世界经济主要的内在威胁，这威胁来自政府和大公司所欠债务的过分增长。自1982年以来，债务问题揭露了世界经济结构的脆弱性，说明它极易发生财政崩溃，而那将导致向着新商业主义方向的全面发展。
　　与国家和地方资本相关的其他两类主导群体的成分更加多种多样。这些群体各有其象征：国家资产阶级和自由企业的象征是国家，小资本家的象征是民粹主义。至于这些象征是否会用来强调这些群体各自的方向，这要取决于国家的群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跨国管理阶级的主导地位如何反应。
　　从历史上说，国家资产阶级形成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建立了自己在国家中特有的经济权力基础，并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统治阶级（地主、军人贵族和国家官僚）组成各种联盟，共同建立了国家的历史集团。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早阶段起，就有国际的部分，即卡尔·波利亚尼所谓的国际金融。它把国家资本与国际经济体系联系在一起。各国的资本家们也都明白，在资产阶级【361】征服者的时代，支持国际经济体系是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的。从一开始，国家资本就有国际主义的方面。
　　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期间，世界经济的扩张有利于生产的国际化。一些原来在本土活动的国家资本把范围扩张到了全球。从它仍然依靠本国的政治支持这一点来看，它还是国家资本，但业务却扩张到了许多国家。国家资本的一些分子投入了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被吸收入跨国管理阶级——他们成为这个阶级在国家内部的成员，促使国家调整政策，以适应世界经济扩张的要求。然而，国家资本中还有一些通常是活力最差的分子仍然置身于生产国际化的运动之外，越来越依靠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
　　1974年后发生的经济危机突出了国家和国际这两种资本主义利益之间的冲突。在重建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倡导者和新商业主义的信奉者之间，在倾向于超自由主义的国家形式的人们和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的人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政策辩论。这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内部关系的紧张和矛盾。那么，它是否意味着力量得到壮大的国家资产阶级会同跨国管理阶级发生对抗呢？这倒未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管理形式的新商业主义并不意味着倒退回有着完全不同的阶级结构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去。它反而意味着各国资本之间自由竞争的加剧。每个国家的资本都在好几个国家进行活动，它们竞争的目标是夺取在世界市场中的统治地位。各大国的资本都争取到任何可以赢利的地方去发展，由于竞争的压力，它们彼此之间变得日益相似。参与全球性竞争的不同的国家资本与在国家市场上竟争的公司并无二致——竞争并未影响作为对手的资本家们组成同一个阶级。在新商业主义的环境中，跨国管理阶级中的国家官员会比现在更多，它的共同机构将会消失，或失去影响力。尽管如此，全球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现实却并不一定会终结。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扩张期间，美国资本中看不出国际【362】和国家趋势之间的分歧。国际趋势是经济扩张的带头者，但其他资本也有充分参加的机会。通过分包的做法，世界经济和国家各级经济建立了联系，劳力市场的分隔化减少了地方资本在竞争中所处的劣势。1973年后，在经济危机期间，这两种趋势之间的分歧开始显示出来。一个突出的反映是国家资本提出各种保护主义的要求，与国际部门所支持的面向世界经济的政策形成抵触[3]。这两种趋势各自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不同部分施加政治影响。国际部门与政府执行部门，尤其是管理对外经济政策的部门、国务院和财政部关系紧密。保护主义利益集团则通过院外活动集团的活动，在国会中施加较大的影响力。它们还和地方的企业家联手，在州立法机构中有着相当的力量。这种情况造成了美国政策的模糊不明：国家的执行部门宣布维持美国的国际承诺，而在具体情况中，国会却又颁布保护主义的措施[4]。
　　保护主义利益在具体情况中的政治影响力由于新出现的一股思想潮流而得到了加强。这种思想提出了有别于自由国际主义的政策观念，其中涉及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关注由于多国公司把制造业转移到外国（经常是第三世界国家）而造成的美国的“非工业化”；担心美国输出资本和技术能力会增强竞争对手的经济力量，犯下英国在19世纪末所犯的“英国错误”；提倡新商业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以保护并加强美国的经济实力，让国家更直接地参与资本的筹集和对投资的指导[5]。
　　在1973年后的危机中，美国的小资本家们由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减少和利率的增高而大受打击。他们的利润率大为压缩，纷纷破产。然而，小企业家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困苦而自发地起来反抗。小企业已经越【363】来越并入大资本的统治之下，特别是通过“特许经销权”这个机制。根据“特许经销权”的办法，地方企业家担负起了大公司的很大一部分风险。大公司提供技术、品牌和市场组织，而地方经销商则利用劳力市场的分隔化所造成的廉价劳力来谋取利润。
　　在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的国际和国内部分之间的平衡历来就和美国不同。英国是其中的例外，伦敦金融区面向国际的金融利益一直是主导政策的因素。因此，影响到英镑汇率的收支平衡方面的考虑就压倒了工业发展方面的考虑[6]。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政府和金融界一贯与国家工业的发展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战后的工业复苏和扩张加剧了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之间的差别。日本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把扩大出口定为国策，由大型企业带动出口，通过向小型企业分包的做法，建立起小型企业对大企业的依附性关系。欧洲国家通过促进出口和组成欧洲共同市场（EEC）来创造与大资本的生产规模相适应的市场。大资本欢迎EEC的建立，但对在当地市场上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的地方资本家们来说，适应新情况却不那么容易[7]。于是，小企业发动了反抗，抵制由大资本、国家和EEC组成的联盟所推动的合理化和现代化[8]。
　　整个20世纪60年代期间，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欧洲共同市场投入生产，这样做一来可以躲开欧洲的共同关税，二来也可以利用欧洲较高的利润率[9]。随着美国资本的流入，欧洲的大资本变得日益国际化。对外来资本一贯比较抵触的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允许某种形式的外国投资，以此来换取日本充分参与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和监督机构的活动的权利。在这个时候，在美国以外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的国际和国内倾向之间的冲突开始变得明显起来。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所著《美国的挑战》一书（1967年）使公众愈加清楚【364】地意识到，欧洲正通过发展自己独立的工业和革新的能力，以努力防止美国永久占有技术优势[10]。
　　然而，在这场斗争中，欧洲资本的国际和国内两个相对的部分并没有公开地携起手来。国家政治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如法国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政府和西德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的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秩序，不断提高国家的大型企业在这一领域中的竞争力，同时为竞争力较弱的企业提供暂时的保护和调整援助。与之相反的政策（如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们所倡导的政策）则反映了不能适应世界市场条件的企业的关注，和没有从发展势头较好的工业部门的增长中受益的民众团体的担心。1973年后发生的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减少了主导政策的可信性，加深了反对派的担忧。资本流动发生了逆转，现在是通过欧洲货币市场流入了美国，而美元的贬值又使美国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了欧洲和日本产品的上风，并使得欧洲和日本的劳动力成本相对美国来说有所增加。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原有的优势现在受到了美国工业竞争力复兴的挑战——美国竞争力的增加与其说是因为它的工业生产率真的提高了，不如说是因为美国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世界金融制度而造成的。所有大国的企业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生产效率和政治权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南部欧洲国家和正致力于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这类发展较晚的国家中，国家资产阶级从未获得过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那样的霸权地位。这些国家中的国家机器成了动员和积累资本的一支主要力量。在积累过程中，以及在对国家生产机器的控制中，国家官员都占主导的地位。这就促使我们确定控制着发展的群体的性质。当然，有必要区分几种不同的权力关系的格式。
　　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家结构与地主和新生的国家资产阶级这【365】样的当地有产阶级并存。掌握着军事一官僚机器的国家担负起了指导国家发展和管理地方和外国资本之间关系的作用[11]。在巴西，国家促进了多国公司和国家公司以及较大的私人企业之间的联盟。国家还利用自己的国际信用向外国银行贷款或提供贷款担保，向国营部门和私人部门进行投资。国家是促进资本积累的重要力量。巴西的情况可能比较突出，但决不是独一无二的[12]。
　　在同外国资本的关系中有一种竞争的因素，因为国家官员和国家资本家要同多国公司讨价还价，争取在总积累中占到较大的份额。买办资产阶级的概念在这种关系中完全不适用，因为它包含着依附于多国公司的意思。不过，这种竞争的大前提是大家都共同致力于面向世界市场的发展格式。（另外的选择办法是自力更生进行发展，但那需要大规模动员民众，对统治集团的政治生存构成的风险太大。）
　　有一些欠发达的国家没有一个以财产为基础的羽毛丰满的本土阶级结构。在许多非洲国家中，几乎谈不到当地的地主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当地进行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土地和资本主义企业全部为外国人所垄断。与较为发达的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相比，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比较简略，对社会来说定义含糊不清，但是国家比起社会来，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国家的文职人员、军事官员、再加上半国家性质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共同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也构成该国与外部资本和国家间制度的惟一联系。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联系向外寻求援助，也会因此而受到外部的影响。
　　【366】这个主导群体的成员来自同样的背景。他们大多是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里面也混有一些过去的社会上层人物（虽然后者的孩子们通过教育很快就同前者融为了一体）。人们使用如官僚资产阶级、管理或组织资产阶级和国家阶级等各种词语，来说明这个统治群体的特征。把他们称为资产阶级是一种比喻，因为他们控制着国家机器，因而也就控制了生产机器。不过，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中间一些人显示出同外国资本建立联系的倾向，有的是真正的买办，比如作多国公司的当地雇员，还有的属于有自主权的一群人，为了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而寻求外部的资金和同盟。“国家阶级”这一称号去掉了“资产阶级”的形容词，表示了这个群体的一种模糊性（它可以向着同世界资本主义融合的方向发展，也可以转而进行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发展）。它还表示出这个群体的权力已经可以自我再生，对社会中附属阶级的主导地位也已稳固[13]。
　　许多观察家都着重提出了统治集团这种内在的模糊。阿米尔卡·卡布拉尔认为，在非洲的情况中，只有小资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所以说只有当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成员愿意进行阶级自杀的时候，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14]。
　　总的来说，他们有两种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向。一是坚持原来的自力更生的革命方向，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社会平等——这是一条充满了政治风险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排斥通过外国投资和对外出口与世界经济有选择地建立联系，但这些联系必须服从于国家发展的目标。另一条道路是寻求或接受外国资本，并生产产品供应世界市场，以此作为归还外债的手段。如果领导层对继续不断地动员民众感到精力不济，或认为那会使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那么这第二条道路是一个较为容易的选择。这个办法可能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增长，但不平等也会随之加大，经济将向外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世界市场所需要的矿物资源，那个国家的管理人就特别容易受到第二种办法的诱惑。他们控制着矿藏的所有权，【367】收取采矿的外国公司交纳的租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其实成了加工并销售他们的原材料的多国公司的生意伙伴[15]。
　　因此，如果国家阶级确实存在的话，它也是一个取向暖昧的结构，可能向自力更生的方向发展，也可能融入世界经济，成为它的附属。随着时间的推移，采取第二种走向的可能性会自然而然地增强，除非不断地激发起民众的压力，迫使领导层沿着革命的道路走下去。
　　跨国资本对一些欠发达的国家不感兴趣。它们的人口贫穷，国内市场需求微弱，外国投资者因此没有在当地设厂生产的动力。另外，只要那些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有易于训练，易于管理的劳动力储备尚未开发，上述的欠发达国家也不会被用来作为出口平台。购买粮食和能源需要资金，这又构成了国际信贷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干部在同跨国管理阶级的成员打交道的时候，最能打动人的就是他们的国家由于缺乏发展，经济和社会条件恶化，因此有发生社会政治动乱的危险。有的希望能从富国那里得到足够的救济，以避免民众起来造反。别的则毫不隐讳地志愿充当镇压民众的警察，以换取外国的军事和防暴援助。这些国家的干部，无论是唱红脸还是唱白脸，都成了跨国管理阶级的附属，阻碍着他们自己国家中的社会力量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管理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些国家的工业是在以党为中心的政治体系的管理下运作的，而党的领导层总是作全盘考虑，把社会中所有的重要活动，包括对工业的管理，都与国家的总目标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总体的框架内，不同工业部门的关注得到调和，选择管理人员也以确保中央领导决定的大方向得到遵守作为前提。苏联体系内可能会出现一个指导阶级，但现在还很难说这个阶级是否能成为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社会类别[16]。这些指导群体考虑的是全国的经济利【368】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作为个人，要比其他制度中的当权者更为无私、更为廉洁。）
　　他们通过一些多国公司和一些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工业合作这类方式，同跨国管理阶级的一些成员建立了对等的关系。他们还与跨国管理阶级联手合作，包括扩大东西方之间的贸易、通过欧洲货币市场进行融资和（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管理的主导群体对于同跨国管理阶级之间这种对等关系仍然随时可以喊停。他们尚未使国家管理无法自拔地陷入由跨国公司管理人所领导的世界经济。

附属群体


　　从主导性社会群体的层面上向下看，可以看出附属群体之间形成阶级的趋势。总而言之，这些趋势可以归纳为：（1）在企业组合主义的生产关系内出现了由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新中间阶层，他们与工业管理的职能密不可分；（2）仍然留在两方制和三方制生产关系范围内的稳固工人日益落于下风；（3）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非稳固工作相对于稳固工作来说不断扩大，伴之以工人利益的分裂和所有工人群体中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流行，这两种趋势都不利于工人阶级实现整体的团结；（4）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新的工业劳动力动员起来，他们或者被驯服，被纳入国家组合主义的保护伞下，或者会成为革命性动乱的起源；（5）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改组、边缘化人口的增加、所谓非正式部门就业的扩大，这些都造成了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后果。【369】

新的中间阶层


　　工业中技术最先进部门的科技和管理人员被称为“新中间阶级”，又叫做“新工人阶级"。这两个名称反映出对于这个群体将要发挥的历史作用的不同的估计。“新中间阶级”的名称表示，在工业内部，它是夹在控制着积累过程的顶层和底层的工人群众之间的一层缓冲——它的职能是维持现状[17]。“新工人阶级”则包含着期望这个群体成为改变的先锋，带领整个工人阶级走向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意思[18]。
　　工业集中化的长期趋势造成了管理职能的扩大和加深。过去，企业家在几个职员的协助下，经过自己的斟酌思考后做出管理方面的决定。现在，管理要靠集体进行，制度也越来越复杂，分为金融、销售、研究与发展、生产规划等等各种专门职能。这些职能由高层协调一致，归总起来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的管理进程。新的科技和管理干部位于这一管理结构的基层，直接接触听从管理结构的命令进行劳动的工人。自动化造成了一些新的专业，这些新专业的基础是全面的理论知识，而不是具体的行业技能——它们需要系统的思考能力和理解信息及熟练操纵象征的能力。这样的能力经常会变为具体的企业和生产过程中密不可分的部分。获得了这种技能的人可能同时也培养起了与企业的认同感和对企业的忠诚。整个管理结构依靠骨干人员的连续性。双方都希望把（由短期市场走向所决定的）购买劳动力的合同变为一种与公司融为一体的雇佣关系，也就是说，工作人员领取薪金，有事业发展的机会，退休后还有养老金。用马克思的用语来说，原来被认为是可变的资本融入了固定资本。为达到这一变化所采用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是企业组合主义[19]。
　　克劳斯·奥费对骨干人员与公司融为一体这一现象所产生的意识形物【370】态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在现代社会中，成绩和能力是个人得到奖赏的主要根据和标准。然而，“技术结构”的运作本质上是合作性的、相互依靠的，故此很难客观地衡量个人的贡献，因为成果是大家集体努力达成的。在实践中，工作中的提拔和晋升所根据的标准与工作的内容和职能只有大约的联系，更主要的是看有关的人是否与管理方的社会目标保持一致。这种情况，再加上企业通常不是从基层提拔，而是从外面招募干部，使干部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隔离愈加深刻。奥费得出结论说，通过为雇员提供事业发展的机会来使他们融入企业“意味着雇员积极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动力与权力和收入分配的现状联系了起来”[20]。
　　当然，融合并不能消除冲突。干部们也集体争取使最高管理层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们一方面与企业认同，但很可能同时认为企业的生产过程少不得他们，感到自己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自决权。他们与资方的冲突，无论是争取得到企业收入中更大的份额，还是要求在决策过程中更大的自主权，仍然是企业家庭内部的问题，同一般性的工人阶级行动或政治工会活动基本上没有关系。“新工人阶级”的理论承认，科技人员经常会脱离阶级阵线，提出一些意在靠拢企业的要求。然而，这种理论认为，与企业认同并不等于和最高管理层站在一起，既然干部们感到自己是生产的真正的知识基础，他们就最有可能希望有机会进行自我管理，换言之，希望建立一个以技术能力，而不是财产的拥有为基础的管理制度。
　　然而，新工人阶级理论最经不住推敲的部分是假设企业的干部会在企业内部创立并领导一场新型的劳工运动，争取社会主义的自我管理。这一论题没有任何实践基础；科技人员从未领导过罢工和劳工骚动。发【371】动劳工反抗行动的一般都是半熟练工人[21]。确实，科技人员通常在企业内部的磋商机制中有着超出比例的影响力，但这样的磋商机制不过是又一个例子，表明了较大规模、更为一体化的企业中的稳固工人和工作朝不保夕的非稳固工人之间社会差距的加大——是企业组合主义的又一个例证。
　　“新工人阶级”理论中仍然可信的部分是干部可能会支持国家把企业收归国有的行动。确实，将来工业的状况若有任何改变，其成因恐怕更有可能是政权更替后国家采取的行动，而不是由干部领导的企业的自动改革。企业在财政上依赖银行，而银行最终又依靠国家动员资本的能力，这种情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可信性。银行家可能会自然而然地与工业的技术干部结为联盟，因为归根到底，企业能否偿还债务要靠他们的工作，不是靠企业的正式老板。当然，如果是社会主义政府在控制着银行的话，这种联盟关系就更为明显。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提倡“新工人阶级”的理论最为积极，他们考虑的可能就是这一点[22]。不过，这样的变化是否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关系也会发生改变，这仍然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它很可能会导致企业组合主义在国家管理下的进一步巩固。
　　融合入企业的还有更低的一级人员，可以把他们归为“专业工人”的类别。他们的水平比半熟练工人高，但缺乏干部的技术知识。他们之所以能享有现有的地位，是因为他们负责监督半熟练工人的操作。因此，他们的权力是和他们所在的企业特有的生产组织方法紧密相连的，【372】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确保手下的工人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
　　这种“专业”工作常常存在于适应了技术领先企业带来的竞争的老工业或老技术行业中。新老技术的共存是促进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利益分裂的又一个因素[23]。像印刷、家具制造和精密仪器这种传统上技术工人集中的老工业发生了劳动力组成的变化，技术工人的比例下降，较为廉价的半熟练工人增加。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技术工人被提拔到制定工艺流程和监督的岗位上，其他的技术工人则被降级，去和主要由妇女和移民组成的新工人一道从事技术要求较低的劳动[24]。20世纪60年代期间，经济蓬勃发展，个人晋升的机会较多，可能压倒了原来的技术工人因为被降级而感到的不满，并阻碍了他们组织集体抗议的行动。197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晋升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工人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这些因素确定了企业组合主义意识的界限。

稳固工人的守势


　　技术工人一直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工会运动的核心力量。稳固工人强有力的工会被承认为合法的力量，代表工人参加谈判，来确定工业中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另外，这样的工会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通过与以民众为基础，经常是倡导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的紧密联系，影响着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在构成新自由主义国家社会契约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联盟中，稳固劳工成为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这一总的格式分三个类别。在第一类中，工会只包括占非农业劳动力总数较少的一部分工人（不超过25%），能有效地决定关键工业部门【373】中大型企业的就业条件，但在国家政策领域中的影响力较小。美国和加拿大属于这类情况。在第二类中，工会代表的劳工人数较多，在确定国策方面特别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通过至少在战后的一部分时期，一直掌握着政权的社会民主党施加的。这一类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德和荷兰。在第三类中，工会的成员较少，但成了偶尔发生的群众抗议的工具。这样的抗议以阶级的形式出现（从某个意义上说，工会跟上了基础深厚的群众运动步伐）。实质上由非工人阶级分子所控制的国家不得不对这样的抗议行动做出政治反应。1968年5月法国发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和1969年意大利的“炎热的秋天”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的战略和解决冲突的办法基本上都可以用这三种类别来解释。美国和加拿大的罢工活动保持稳定（第一类）；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的罢工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第二类）；比利时、西德和英国的罢工有所下降（部分地属于第二类）；法国和意大利在社会政治危机时期罢工活动特别密集（第三类）[25]。它们代表着在经济增长时期，稳固工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总框架内对工业和国家施加影响的各种方法。需求管理维持了福利国家和较高的就业水平。在国家内部，国家一级的经济磋商机制和经济计划委员会都邀请稳固工人的组织加入，成为合作伙伴（这方面的例外有像法国总工会和意大利总工会这样的组织，它们由于同共产党的联系，被排斥在协商一致的范围以外）。工人在工业内得到了一定的磋商地位，【374】这方面制度发展得最完善的是德国煤矿和钢铁工业的工人参与（mitbestimmung）机制。战后时期，在这些国家中，稳固工人成为了掌管着这些国家的历史集团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低级的伙伴。这就是那些年里“社会伙伴关系”的思想在西欧以及“企业联合主义”的思想在北美之所以流行的原因[26]。
　　现在看来，1973—1974年间是一道分水岭。自那以后，稳固工人开始处于守势，开始与国家疏离。公共开支升至国民产值的50%以上，长期的经济停滞和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财政危机的恶化，这一切触发了中产阶级对工会和福利国家的强烈反弹。这种政治环境的变化并不一定造成政权的改变。在英国，1974—1976年丹尼斯·希利的工党政府施行的财政政策已经有了后来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更为教条主义的立场的影子。在西德，威利·勃兰特政府和之后赫尔穆特·施密特政府虽然同属社会民主党，但实行的政策却截然不同。瑞典工人的力量曾十分雄厚，对国家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可以说具有主要的影响力，但作为这种权力结构的保证者的社会民主党却在竞选中落败。
　　这场把稳固工人排挤出政治权力结构的运动的背景已经讲过，那就是工业中技术工人比例的收缩和半熟练工人所占比例的增加。技术工人的减少侵蚀了两方制和三方制社会关系方式的基础，削弱了稳固工人独立的政治影响力。传统工业中技术工人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国营部门工人组织工会的进步而得到补偿。由于组织了工会，国营部门中像医院工人和内勤邮政工人这样原来的非稳固工人获得了稳固的地位（也就是说，就业有了保障）。国营部门工人地位的提高主要是在60年代期间实现的。后来，由于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削减预算的压力，他们也被迫退居守势。雇主加强了对工会提出的要求的抵制，加紧了对劳动【375】的组织的控制，以降低技术性工作相对半技术性工作的比例。
　　稳固工人的组织被迫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反对派，这种防守的态势有几种表现方式。技术的改变开始成为劳资争端中的新重点——这是技术工人自然的反应，企图夺回他们对于劳动过程的日益减少的控制权[27]。工会也努力通过坚持工人利益的阶级基础，来抵抗把工人的利益与企业结合起来的趋势（因为这将削弱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28]。一些国家的稳固工人的运动认识到，不利于技术工人的潮流不可能在工会一管理方关系的层面上得到解决，于是要求得到在投资决策中的发言权，希望以此来推动工业的再转变，使之不致造成技术性工作的大量流失[29]。然而，这一要求要想实现，就必须扭转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73年后出现的稳固工人与权力集团疏离的趋势。无论是在企业一级，还是在国家一级，稳固工人的工会都面临着它们自己的政治力量薄弱的问题。对政治现状子以默许，有时采取罢工行动，这种做法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扩张的时期行之有效，带来了物质的好处，但在1973年后的形势中已经没用了。
　　在稳固工人内部，1973年后的形势造成了工人对工会领导层的怀疑和反抗。工人们认为，工会领导只习惯于在过去的权力制度内操作，但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再能产生任何结果。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使激进派有机会成为工会的领导[30]。稳固工人内部的激进派推翻了保守的工会领导，摒弃了稳固工人运动过去所奉行的组合主义：激进派不指望国家磋商机构中劳方的代表能为工人争得任何利益，拒绝收入政策（自从经济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反正也不赞同这一政策），并拒绝由工人代表参加企业一级机构的事务，因为那不过是对工人的拉拢。激进派认为，任何形式的参与，无论是在企业一级，还是在国家一级，都是进行权力斗争的机会，应用来争取对工业和工业政策的控制权。激进派【376】的参与绝对是对抗性的参与。只有当稳固工人组织获得了权力之后，才能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参与。
　　然而，稳固工人内部的激进倾向只是对劳工权力的减弱所感到的挫折感的一种发泄。他们所代表的不过是一种忿懑，因为他们意识到，自从经济危机开始以来，工会与资方和国家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在日益加深。工会在同资方打交道的时候，不得不含屈忍辱，向资方做出让步，以求在大后退中不致溃不成军，保存组织实力，以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除了一些例外的情形，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会成员人数一般都有所下降[31]。劳方的经济力量大为消退。
　　在政治的层面上，情况也同样不令人乐观。右翼政治和右倾的意识形态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法国是一个主要的例外。1981年，社会党执掌了法国政府。上台第一年，它执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和国有化措施。后来，在世界经济的压力下，它又恢复了“紧缩”政策，把它的社会主义实验归入世界经济的普遍格式。法国工会的力量也有所衰退，突出表明左翼政治传统的支持基础已大不如前[32]。除了选民支持的下降以外，左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也遭到了削弱。为建立联盟曾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就是提不出另一套连贯性的政策，来对抗国家和资方的行动，反击非工业化和非稳固劳动力的扩大。
　　有一些关键的问题在于投资和收入政策领域。如果工人无法有效地参加权力集团，参与对整个经济政策，尤其包括投资政策，做出决定的过程，工会就反对收入政策。所以，工会对投资的影响力如有增加，在收入政策方面就有可能取得进展，导致一种后凯恩斯类型的国家经济政【377】策，这种政策在国际上可能表现为新商业主义[33]。这清楚地意味着劳方力量的重起，稳固工人再次进入历史集团。然而，除非实现了这一点，否则，稳固工人会认为工会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国家的信誓旦旦、花言巧语都不可信，因为正是国家造成了工人利益如此明显的损失。当然，如果工会无法通过经济手段达到目标，它们也可以诉诸政治联盟。（美国的劳联一产联在1984年总统大选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蒙代尔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自从70年代中期以来，在大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政治和工会组织一样，都没有取得多少成果。

稳固工人和非稳固工人之间不断变化的界线


　　第九章中讲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向福特主义的过渡带来了工会运动的新方向。随着工人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他们的组织开始集中努力通过工业和政治行动来捍卫并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在工作场所，管理权威被正式确定为至高无上，工人的抵抗只限于私下的怠工。个人行为的模式从工作群体转向衘区群体[34]，从职业的团结转向消费方面的一致。20世纪末，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动化和高科技进一步加速了这样的趋势：少数人的工作内容有所丰富，其他人的工作则内容贫乏，所需技能降低，还有一些人只能从事无法给人以任何满足感的半技术性工作。与此同时，大众传媒广泛传播消费主义、对工作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对政治体系的长期稳定的默许。
　　半技术性工作的扩大造成了稳固工人和非稳固工人之间界线的不断变化和模糊不清。当今的社会冲突主要就是围绕着这种界线的确定进行【378】的。这种界线的确定涉及三组相互作用的因素。一是第九章中讲到的劳动的实际组织和工作的内容。二是所涉及的工人的世界观，或觉悟，即他们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典型态度[35]。三是工人是否组成了工会，还有他们的就业关系的性质。
　　根据这三组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确定的一类工人是戈德索普和他的同事们在英国贝德福德郡的卢顿进行的研究中所描绘的“富裕工人”[36]。研究是在经济增长的一段时期内，在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三个企业的雇员中间进行的。可以把这些工人视为现代制造业中男性英国《即非移民）工人的代表。这些工人身处新城市之中，离开了可能会传播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家庭和社区的影响。他们也属于比较年轻的年龄组。研究表明，他们高度重视在小家庭中出现的消费价值观，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私有化”。研究还发现，这些工人对工作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换言之，工作只被视为获取收入以满足消费需要的手段。然而，研究却没有发现资产阶级化的迹象，工人们并没有表现出争取独立和个人上进这些传统的中产阶级的愿望。工人通常是工会会员，把工会看做保护和增加收入的必要的集体手段。
　　客观地说，富裕工人属于稳固工人一类，通常是支持现状的。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很可能是因为外部经济环境有利，在思想上向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摒弃新教的劳动道德，一味盲从商业广告的宣传。然而，研究报告的作者们提出，经济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富裕工人的集体觉悟还是有可能再次调动起来，以政治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工【379】人们比较明确地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相对其他社会群体来说在得到机会方面处于劣势，或当经济不景气造成他们相对收入的下降的时候，就会引发这样的变化。如果没有这类事件发生，这些工人的两方制生产社会关系则起着帮助维持现有制度的作用，而不是改变制度。
　　第二类工人离核心的工业化国家中稳固/非稳固工人之间的界线较近。他们是从事低级劳动的全职工人。许多这样的工人是新工人，或是来自乡村地区，或是属于不同民族的移民，还有妇女。他们受雇于汽车工业的大工厂、较小的电子工业类的地区性工厂和中小型的地方企业，如纺织厂或信息处理企业。近几十年来最激烈的社会冲突就是在这一类工人中爆发的。这些冲突通常集中于争取企业对工会的承认和争取工人的稳固地位这类问题。这样的努力常常由于稳固工人的敌意或漠不关心而无法成功，这又使雇主能够轻易地抵制非稳固工人的要求。然而，在有些时候，旷日持久的冲突会引发稳固工人对非稳固工人的支持，他们组建工会，或对现有的工会进行改组，把那些争取稳固地位的非稳固工人接纳进来，捍卫他们的利益[37]。在这种情况中，稳固工人和非稳固工人之间的界线最不确定，工人的觉悟也各不相同。有的人不关心社会活动，工作就是为了挣钱；也有些人对管理方和工会的权力和控制结构积极进行挑战。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的那段时期，从各种弱势社会群体（少数民族、移民、妇女）中招募全职的半熟练工人很可能已经达到顶峰，以后再也不会增加了。这样一来，已确立的工业秩序就可以避免发生激烈冲突的危险。这些工人的任务可以转交给临时工，或通过自动化和机器人操作，重新归入与企业融合得更为紧密的企业组合主义工人的劳动范畴。
　　【380】第三类是处于较不稳定，较为边缘化的就业关系中的工人。这些人做的是临时性或非全职的零活，有的是技术性工作，有的是半技术性工作。有些人喜欢这种短期或临时性的工作，这使他们可以拥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尽量减少工作对生活的约束，同时又能得到必要的收入，虽然收入可能仅敷使用。这一类还包括本来希望得到，却找不到正规工作的人。这类朝不保夕的就业的扩大在第九章中已经讨论过了。
　　根据对劳动和阶级形成的传统分析，不稳定的就业对于阶级觉悟的发展极为不利。按理说，工人们只有朝夕相处，才有机会使阶级觉悟得到充分的发展，面临时性工作、非全职工作和在家中工作的特点就是工人们彼此之间只有偶尔的联系，或者根本没有联系。劳动过程把他们分开，而不是把他们聚在一起。此外，对许多工人来说，这一类的不稳定工作意味着劳动并非生活的意义所在。劳动成了纯粹的手段，它本身不能给人带来满足，人们所图的只是工作换来的报酬。参加这种偶尔的临时性就业的人很可能会把一部分精力用于社会和政治活动。或者他们也可能盲目被动地追随消费的潮流。劳动关系本身对他们会走哪条路没有任何影响。
　　另一方面，对有些人来说，不稳定的工作地位确实涉及社会和政治意识，它代表着对确立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权威结构的拒绝，是另一种选择。一些青年尤其如此。他们感到自己处于现行经济秩序的边缘，也不认同这一秩序的价值观。可能确实如人们常说的，这种思想在中上层中产阶级的青年中较为普遍，他们对现行秩序产生了反弹，尽管他们自己的成功机会（在他们父母的思想中）应该是与现行秩序相连的。无论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这些青年为一些非正式的自主性群体形成了它们自己的觉悟，这些群体各种各样，从事使用性产品的生产，构成了另外的一种经济。这种觉悟中的政治成分不多，基本上是反政治的。它的目的不是向国家施压，要求扩大社会政策，而是要维护一个单独的社会活【381】动领域。
　　稳固和非稳固工作界线上的这三类社会关系体现着互相矛盾的趋势，有的支持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存的工业结构，有的则起着破坏的作用。富裕工人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客观上支持现存的结构，但如果情况恶化，就有可能成为反对的力量。新近入厂，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的低层工人可能会继续处于孤立无援，力量微弱的状况。他们工作就是为了挣钱，他们的愿望就是争取向上爬到稳固的地位，但这些工人可以，也确实发动过集体行动，他们的行动还产生了更广泛的效果，使整个劳工运动趋向激进。第三类关系——朝不保夕的、临时的和非全职的工作——对阶级形成的意义同样模糊不清。从客观上看，也就是说，从劳动关系角度来看，它似乎有利于维持生产的权力关系的现状，或有利于加强资方对劳方的统治。它鼓励对劳动的实用主义态度，只要注重消费的风气也同时得以流行，它就会在企业劳力市场的超级剥削的条件下，帮助维持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从主观上看，这类工作也可以包含对另一种社会的憧憬——这样的憧憬足以使西欧统治阶级感到不安，甚至忧惧。在这个经济部门中的工作可以成为脱离确立秩序的手段，这种脱离反映在与劳动无关的运动中，比如，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
　　人们本来以为，经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惨痛经历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再也不会容忍大规模失业的发生。但自从1974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劳工运动却相对来说风平浪静。这不仅是由于在高失业率面前，尚有工作的工人们人人自危，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一方面企业组合主义在日益加强，另一方面存在着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不稳定就业，这两者共同造成了工人对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不热心。【382】根据研究劳工行动和政治行动的经典理论，有一些部门最容易发生工人集体抗议行动，但这样的部门一直被不断压缩。传统的劳工意识形态被抽空了阶级的实质内容。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可能会造成抗议的原因，这些包括：富裕工人的期望没有达到、不利于新加入劳动大军的移民和妇女的歧视、被降级到半熟练工人地位的技术工人的不满、向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提出挑战的青年人对社会的疏离。一方面，一些力量造成民众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消极被动，使他们不愿动员起来采取行动——在主导群体的心目中，这样国家才“可以治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个机会，可以提出一种把目前各种分散的不满联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个建立反霸权集团的机会井未得到有效的利用。

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工业无产阶级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劳动是实际和潜在的社会冲突的核心。三个相互联系的进程确定了这种冲突的性质和发生的时机：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这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最为显著，但在较小的程度上，在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有发生）；由于资本主义农业的侵入所造成的乡村人口外流；与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城市边缘人口的增长和非正式部门活动的增加。
　　在此可以对边缘地区资本主义发展中阶级形成的自然历史作一个大致的概述。它并不能精确地适用于每一种情况，但它表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后各个阶段中，经济增长的模式、国家的结构和生产的社会关系方式之间的联系是有着某种逻辑的。
　　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间的最初联系是通过贸易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产品提供了【383】市场，为资本主义商人提供某些货物（原材料、奴隶）。这些联系是通过由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当局所管理的通商口岸来建立的，在当局能够控制贸易的初期，它们帮助加强了地方当局的权威[38]。
　　资本主义的扩张倾向和它的强大力量带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生产直接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建立了起来。它借助的手段是帝国主义，或者用殖民政权来取代当地的政府，或者使用炮舰来迫使当地政府就范。起初，资本主义可能是建立从事开采原材料的企业（矿山、种植园），或便于进一步深入腹地开发国内市场的设施（港口、铁路），或双管齐下。无论做什么，都需要雇佣劳动力和当地的现金需求。当地的国家政府，无论是殖民政权还是形式上独立的政权，都因此而必须采取措施推动现金市场经济，提供雇佣劳动力。这些措施包括公共贷款和税收，辅以其他公共政策的措施。
　　生产的社会关系出现了两极化的发展。生产农产品用以供应市场，无论是为当地的城市提供粮食，还是生产单一商业作物供远途出口，都促进了土地向大庄园主手中的集中，这种大庄园使用的资本（灌溉、肥料）比劳动力多。另外，它也导致了农业企业大规模占用土地。结果，只剩下贫瘠的土地用于生存型生产，原来的农民沦为雇佣农业劳动者，或者被赶到城市的贫民窟去。在另外一个极端，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就业的少数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工作稳定，薪酬丰厚，为大多数城市人口所难以企及。商业农业以及工业和政府雇员为当地经济提供了大部分现金流动。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个由各样人等组成的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好几种生产社会关系方式，它的成员从事着被称为传统的，或非正式的，或边缘的活动。这里面有属于企业劳力市场方式的使用雇佣工人的小工厂，有进行简单商品生产的手工艺人和服务的提供者（裁缝、理发师），还有小型批发商，他们都属于个体经营方式，另外还有小贩、佣人和各种各样的寄生性的和非法的活动，这些都包括在原始劳力市场方【384】式中[39]。
　　工业劳动力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同生共长，二者都是资本主义从外部侵人处于资本主义之前状态的社会的结果。开始时，工业中生产社会关系的形式有时是完全没有规则管理的企业劳力市场，有时是移植而来的企业组合主义，有时是两方制的形式，那经常是由殖民当局为效仿宗主国的劳工关系做法而引进的。这些初期的生产社会关系形式是根据当地的机会和条件，从资本主义本土移植过来的。开始时，国家在宗主国的监督下采取行动，为当地的资本主义生产创造条件。后来，它变成了当地精英手中的工具，用来加大他们对发展进程的控制，增加他们所得的回报。对于外来资本造成的各种生产社会关系的方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努力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为此目的，采取了两个办法。短期的办法是通过民粹主义动员工人在政治上支持政府的民族主义的发展目标（请看第七章）。更为持久的办法是国家组合主义：由国家设立一个单一的工会组织，强加于工业部门的大企业。通过用国家组合主义取代一些外国投资者原来实行的企业组合主义，国家获得了对外国投资者的谈判力量，使工人从依靠企业转为依靠国家。国家组合主义也为依附关系提供了框架。外国投资者可以从公共当局那里买到准许和优惠，地方的政治家则可以用工作机会来换取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国家组合主义成了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部门普遍的生产社会关系方式。
　　在少数几个实现了经济持续高度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家依靠对官方工会的控制来为经济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易于训练、驯服廉价的【385】劳动力。国家组合主义能够预防出现官方工会以外的工人领导，使生产不致发生长时间的中断，因此可以保证工业的赢利。但总的来说，它既没能获得工人的忠诚，也没能完全压制工人争取利益和表达不满的呼声。在工人曾组织过自主性工会的地方，尤为如此。工人们一般把官方工会看做国家或工业的一部分，不是工人的组织。
　　工人的不满通常会爆发为自发的“野猫式”罢工运动，矛头所指既有雇主和国家，也包括官方工会一—它们都是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工人实际上被完全排除在外。关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无法回答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爆炸将会产生的后果。如果能把这样的运动迅速压制下去，它们就只不过是通往依赖性的发展道路上的小小波折。但如果它们越闹越大，久拖不决，政府镇压不力或根本镇压不了，那么，它们就有可能促成新型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出现。1969年春阿根廷的科尔多瓦暴乱就是一个警告，说明积聚起来的社会压力会构成对一个经济力量虚弱的政权的威胁[40]。在1979年2月发生的推翻伊朗国王的起义中，伊朗的石油工人通过革命来表现他们的不满[41]。国家组合主义是否有可能发生性质平和一些的改变呢？西班牙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统治的后期，出现了许多与官方劳工组织并存的非法的工人委员会，这可能是一种变化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西的军人一政治统治较为放松的阶段，工人运动尤其是在圣保罗地区得到了发展，这可能就是西班牙模式的反映[42]。
　　很难把阶级的概念应用于第三世界工人身上。普遍认为，这些国家中的全职产业工人形成了劳工的贵族，他们的工会从经济出发，只顾保护他们的特殊利益[43]。这一论点有一些事实作为基础。像矿山、港口和铁路这样的大企业中的一些工人群体组成了有效的工会[44]。即使有些工会在口头上使用阶级和革命这些意识形态倾向性很强的措辞，比如在阿【386】连德上台之前，智利总工会的铜矿工人分会就是这样，但它们实际的行为还是以经济利益为重的。而且，工业化国家中稳固工人和非稳固工人之间的差距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得到了重演。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秘鲁。1969年2月，秘鲁的激进军人政权没收了私营的大型甘蔗种植园，把它们变为由工人自我管理的合作社。新的自治委员会不是招收新成员，扩大合作社，却宁肯雇用非成员作为劳动力，因此而造成了两类工人，一类工人享有特权，另一类则没有，而这就导致了非成员的罢工和威胁举行罢工的行动[45]。在资本主义工业的范畴以外，也出现了稳固和非稳固工人的差别，如前所述中国的情况。
　　至于这种趋势是否形成了工人中的一个稳定保守的上层阶层，这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有几个因素不利于形成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上层无产阶级。一个是尽管第三世界的雇佣工人在职业上各有不同，但在大城市中，他们常常与各种各样的城市贫民融为一体。即使那些收入较高，工作较稳定的工人在生活上与别人也并无不同，因为社会习俗要求他们帮助养活大家庭的许多成员。雇佣工人还可能另外兼职，兼职的工作几乎总是在所谓的“非正式部门”里，而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也会在这一部门里工作。这样一来，基于职业的阶级概念就淡化了。
　　第二个因素是第三世界中低层的城市居民通常都较为注重实际利益，所有工人恐怕也经常持同样的态度，这又和人应努力向上，争取发达这一小资产阶级的顽强神话结合在一起。人们把工作看做手段，目的是获得生存所必需的收入，除了糊口以外，还希望能够积攒足够的钱，自己开店或做生意。当这样的希望无法达成，工作的条件艰苦严苛的时候，人们的愤怒通常以具有民粹主义特点的“我们对他们”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因此而促进阶级觉悟的发展[46]。【387】
　　然而，雇佣工人发动革命的潜力也不能一笔勾销。如前所说，国家组合主义能够有效地剔除非官方的工人领导，却不能获取雇佣工人的忠诚。政治的空白仍然存在，尽管很难填补这一空白，因为无论在住区还是在工作场所，建立反对组织都困难重重。工业冲突还是有可能转变为对政治和社会权威的挑战，以下的因素会增加这方面的可能性：（1）工人过去有建立自主性组织的经验；（2）有“职业社团”的存在，使各个工人群体之间的交流得以加强[47]；（3）有关工人普遍教育水平较高；（4）工人中间有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社会危机促使工人把普遍的实用主义态度转变为阶级的团结一致。
　　当然，前两个因素可以帮助形成革命的阶级团结观念，但同样有助于形成以经济利益为重的劳工贵族意识。此外，即使一场革命运动起初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后来也有可能被吞并入全面的民粹主义意识，以民族主义或宗教的方式表达出来，如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第三世界工业发展造成的情况易于引发工人由于对工作的不满而进行的社会抗议。尽管第三世界的国家可以使用各种镇压工具，工人的阶级觉悟也比较有限，比较脆弱，但比起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第三世界国家更有可能发生直接因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反抗。当反抗发生的时候，它将表现为阶级的形式还是民粹主义的形式，就此问题尚无定论，它将取决于工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成熟程度和他们的领导的性质。

农民和边缘群体


　　【388】从1950年到1975年之间，世界上的暴力发生地从工业中心转到了第三世界的农民社会[48]。继以欧洲为中心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农民革命取得了成功，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和南部非洲的农民战争打败了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武器和技术。印度尼西亚的农民遭到屠杀或镇压，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农民斗争连绵不断。
　　这一切造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好像农民——世界上受苦的人[49]——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然而，到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农民社会中似乎不太可能再爆发新的革命。在农民革命取得了成功的国家中，革命政权掌管了村子，重新把农民置于城市精英阶层的领导之下。农村的革命动力被平息下去。在第三世界中那些没有发生革命的地区，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两种显著的趋势。一是农民反对把农民农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但这种反对行动毫无取胜的希望，最后失败的总是农民。结果，农民被挤出农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边缘人口的大量增加。另一种趋势的形成是因为世界经济的管理者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只能吸收极少数的世界乡村人口。于是，他们通过旨在使农民实现自给自足的自助方案来企图稳住留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以外的乡村人口[50]。
　　边缘人口的增加有如下几个原因：（1）人口的增加；（2）随着资本主义农业取代农民耕作，靠土地生活的人数大大减少；（3）工业就业机会增加得很少。这三个因素说明了为什么边缘化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这种现象在那些在农业和制造业中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的边缘国家中最为严重（在有些情况中高达劳动力的30%）。
　　从客观上说，边缘化的增长是社会和政治动乱的潜在原因，因为它意味着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中心附近聚集了过多的劳动力“储备大【389】军”，而且他们生活在赤贫之中。实际上，边缘化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威胁由于它的主观状况而得到了冲淡。第一代边缘人口很少采取激进的行为，在这方面，他们与大部分移民相似。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生存和适应。他们的世界观是依赖性的、实用主义的。这种世界观有助于形成依附关系，不利于群体的团结和集体行动[51]。边缘人口骤然脱离了传统的信仰体系，有时会加入相信救世主的宗教运动，而这类运动宣扬的得救观念也会使人不间政治。外部力量曾试图把边缘人口组织起来，这样的外部力量有时是国家，或与现行政治秩序相一致的教会（比如20世纪60年代期间秘鲁的军人政权）、有时是支持革命变化的政党或游击队组织（比如智利的左派革命运动和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运动，或称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镇压性的国家维持各种镇压机器的公开理由就是要防止后者造成的威胁。在所有的情况中，边缘人口聚居的棚户区、贫民窟这类地方都成为犯罪的渊薮，大部分犯罪活动的受害者是边缘人口自己，但也有一些蔓延开来，危及条件较为优裕的社区。这一无时不在的危险的成因在明显地增加，而不是减少，这在原来的城市居民中造成了一种步步为营，戒恐戒惧的心态，使慎压愈演愈烈。因此，且不说边缘化可能会引发革命（通常这种威胁是不可信的），只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促使军人—官僚国家出现的催化剂，是造成侵犯人权和镇压制度化的体系方面的原因。

总结


　　以上论述表明，阶级的形成不是事先决定的必然的历史过程，而是变幻无常的——是由生产结构的变化所创造的机会和应这些机会而发展起来的做法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前面的论述还表明，一些强有力的因素在统治阶级的支持怂恿下，阻挠着新的附属社会群体形成阶级。这些因素包括职业上的分散、对民族和宗教及其象征的利用、人民在国家和【390】统治群体的强制性镇压（既包括官方的警察和军事镇压，也包括非官方的行刑队）面前的无能为力、消费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愿望。
　　1973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对这些阻碍因素的考验。迄今为止，它们基本上都经受住了考验。然而，如果危机持续得足够长，影响得足够深，一些方面的阻碍力量就可能崩溃。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在历史上曾获得过巨大的政治和社会进步。现在，劳工力量过去的中心——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在各地都处于防守的态势。在生产过程的演变中，反对运动新的社会基础显现了出来，但至今，正式的左派组织还不愿意或不能够把它们接纳进来，组成一个团结一致的社会和政治运动。这是对工会，尤其是对左翼政治的一大挑战。建立新的反霸权历史集团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组织性知识分子接纳所有不满于确定秩序的群体，与它们不断相互作用，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属于葛兰西所谓的“现代君主"，即创建新国家的政党。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阻碍阶级形成的力量比较容易溃散，因为社会和政治结构不够坚固，尤其是在那些最近几十年来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中。如果发生债务危机，加之强行实施对平民百姓影响最大的紧缩方案的失败，反对力量就会有机会取得突破。这里的问题是，阶级的形成和它所涉及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能不能跟得上经济的飞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效果。革命意识的表现形式倒更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而不是阶级意识。第三世界的工人们可能尚未具备作为反霸权历史集团的基础所必需的高度的自觉、组织能力和思想上的成熟。
　　【391】社会动乱一旦真的发生，世界制度维持秩序的能力就开始发挥作用。阶级之间的关系如要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动，使新的历史集团得以形成，恐怕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现存的社会结构都需要打破。那样的话，最强大的国家内部也有对第三世界被压迫的社会群体的斗争的支持——这样的支持至少足以预防外部的镇压性干预[52]。



[1] 斯科克普（1977）。

[2] 布伦纳（1977）。

[3] 这方面的例子有向美国国会提出的伯克—哈特基法案、有在国内生产商的压力下对纺织品和其他美国进口的商品的“自愿”限制、还有向外国汽车制造商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在美国设厂，以避免进口限制。

[4] 克拉斯纳（1977）认为，支持自由经济的世界秩序是国家的目标——这里指的是有自主权，与美国资本的国际主义倾向没有关系的国家——而国会颁布的保护主义措施则是私人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影响。他认为，支持自由主义秩序的一致意见在1960年左右达到顶峰，以后就开始减退。他承认，20世纪60年代期间，美国的公司和银行正要开始对外扩张，那时，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克拉斯纳赞同对“在外国活动很多的如银行和公司这样的国内集团”采取“有控制的关闭政策"，但他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软弱”，即它对各种国内利益的压力极为敏感，很有可能会使美国的政策变得“缺乏一致性，使世界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奥康纳（1973：64—96页）认为，垄断资本发展出了它的“阶级”立场，这【458】种立场通过政府的执行部门，表现为国家政策，而小型资本则通过在国会、州立法机构和地方政府进行游说来表达它们的“特殊利益"。奥康纳并未在垄断资本的国家和国际趋势之间进行区分。

[5] 关于“非工业化”和提倡由国家在动员资本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主张，见罗哈廷（1981）。也见1974年12月1日载于《纽约时报》财经版的罗哈廷的文章。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哈利·马格多夫和保罗·M.斯威齐（1977：63—75页）也设想可能会出现罗哈廷所倡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关于避免“英国的错误”和为新商业主义提出的理由，见吉尔平（1975）和克拉斯纳（1978）。关于资本和社区利益之间在“非工业化”的问题上的矛盾，见布勒斯通和哈里森（1982）。

[6] 斯特兰奇（1971）；也见布兰克（1977）。

[7] 杜赫斯特及他人（1961）。

[8] 最著名的例子是法国的布热德运动，它已经成为小企业民众运动的典型，见霍夫曼及他人（1956）。

[9] 普兰查斯（1974）提出，在帝国主义现行阶段，美国的垄断资本不是从外部统治其他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而是在它们内部建立统治（其形式涉及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所以，我才提出了与“国家资产阶级”有别的“内部资产阶级”的概念，来说明除美国以外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国际化的趋势。这一概念排除了各国自己发展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10] 塞尔旺一施赖伯（1967）。大约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出现了对美国公司扩张的反应。见关于加拿大工业结构的工作队报告，通称威特金斯报告，因梅尔·威特金斯而得名，他是多伦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工作队的队长。这个工作队由前财政部长沃尔特·戈登代表加拿大政府任命组成。也见莱维特（1970）。

[11] 阿拉维（1972）。

[12] 埃文斯（1979）和卡多索和法莱托（1969）。

[13] 索尔（1974）。管理资产阶级一词是理查德·L.斯克拉使用的（1979）。“国家阶级”的概念来自哈特穆特·埃尔森汉斯。

[14] 卡夫拉尔（1979）：119—137页。

[15] 格万（1976）。

[16] 这一点戈德索普（1964）也曾简略提及。也见吉登斯（1975）：223—254页。

[17] 布拉韦曼（1974：403—409页）估计，这群人占美国总就业人口的15%以上，但不到20%。米尔斯（1956）提出了美国社会中新老中产阶级的分别以及新中产阶级政治立场的暖昧不明。戴尔·L.约翰逊编辑的一份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美国情况的研究报告（1982）宣称新中产阶级将无产阶级化，也指出它可能会倾向于采取右翼行动。

[18] 马利特（1963）。罗斯（1978）回顾了法国就这一社会类型的历史作用所举行的辩论，他指出，虽然在多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学家们都认为，新出现的中等阶层倾向于保守，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但在法国，它却被视为预告了新的社会秩序即将来临。

[19] 阿塔利（1975）把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具有全球性战略的大型综合企业组成的统治体系，另一类是由受周围环境制约较大的小企业组成的被统治体系。他说，统治体系由于它对供应商和顾客的统【459】治而获取的利润要比它从自己的劳动力身上获得的利润更多，而被统治体系则主要从内部获利，即通过对自己劳动力的剥削。由于这种分别，统治体系的雇员条件较好，被统治体系的雇员遭受的剥削较大（尤其请看37—44页）。阿塔利对统治和被统治体系的区分无疑源自弗朗索瓦·佩鲁（1973）关于经济的概念，认为经济是市场交换和权力关系的综合。德林格和皮奥里（1971：第34页）指出管理方愿意保持科技骨干力量的就业稳定，因为这样才能保住它在招募、甄选和培训精英力量上作的投资。也见图雷纳及他人（1965）：第51页。

[20] 奥费（1976）。关于自动化和工人融入企业的辩论，见第9章，注释9。

[21] 亚当和雷诺（1978）：245—252页。

[22] 阿塔利（1975）设想未来会出现权力分散的自我管理体制，但他没有重提马利特（1963）的观点，即：这将通过新工人阶级领导的针对企业的劳工运动来实现。马利特认为，在管理工业的技术官僚集团与同国家有联系的银行集团共同掌握权力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像电子技术这样的先进技术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发展（197—203页）。比尔和海因里希（1980：79—81页、第105页和第176页）说阿塔利的设想是官僚一技术小资产阶级与工人为了从经济危机中挽救改良的资本主义而结成的同盟。

[23] 杜波依斯（1978）。

[24] 米克勒（1979）注意到，1950年和1974年之间，德国工业中技术工人所占比例大为下降：（印刷）排版工人从96%降到63%，家具组装工人从70%降到10%—20%，预制件建筑工人从50%降到23%—29%，精密仪器工人则从80%降到20%—30%。在所有这些工业中，企业通常都是中型企业。米克勒认为这种变化是竞争造成的，竞争促进生产的合理化，使企业争相提高生产力。他认为，无论是劳动力市场上对技术工人的供与求，还是有意识推动非技术化的管理政策，都不是重要的因素。萨贝尔（1982：89—99页）讨论了处于衰落之中的工匠和只掌握适应具体工厂的技术的工人的世界观。

[25] 小希布斯（1978）。

[26] 关于劳工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代表，见肖恩菲尔德（1969）。关于工人参与，见考克斯（1977b）。也见帕尼奇（1984）。

[27] 从大约1978年开始，位于西德劳资关系中心的问题一直是每周工作35小时、劳动的人道化和对技术变化的控制权这些问题，它们都是基层工人提出的要求。见毛尔科维奇和艾伦（1979b）。也见第9章。

[28] 图雷纳及他人（1965）讨论了工会对企业组合主义的怀疑。在以后的20年里，这种怀疑有增无减。

[29] 意大利的金属加工工人和化工厂工人最明确地提出，如果要减少工人人数，就得给工人在投资决定和工业改组政策中的发言权。见特伦廷（1962）、莫米利亚诺（1962）和阿米欧（1981）。

[30] 对工会领导的挑战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出现了。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权力向基层的转移。见雷诺（1968）。

【460】[31] 美国和加拿大成立工会的运动过去有着许多结构上的相似之处，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它们两国在劳动力中工会成员所占比例方面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别。那时，两国都只有不到30%的非农业雇佣工人是工会会员。然而，到1980年，加拿大的工会会员比例增加到了39%，美国却降到23%。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别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开始加大。过去，加拿大的工会会员大部分属于“国际”工会，即工会的总部设在美国；从1975年起，基于加拿大的工会会员成了多数。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这个大工会的加拿大分支切断了与美国总部的关系，成为完完全全的加拿大工会。加拿大国营部门组织工会的步伐也比美国快。见梅尔茨（1983）。尽管加拿大施行三方制的历史较长，但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的劳工领导人反而比加拿大的劳工领导人更愿意谈判达成社会契约，也就是重兴三方制，这说明了美加两国劳工组织各自的力量和弱点。然而，美国的企业家几乎是一致反对三方制，加拿大的企业家们也是一样，只不过表现得没有那么明显。马伊塔尔和梅尔茨（1984）。

[32] 雷诺（1984）。

[33] 关于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概述，见埃希纳编辑的书（1978）。

[34] 德林格和皮奥里（1971：175—177页）指出，街头群体决定着二等劳力市场的行为，工作群体决定着头等劳力市场的行为。（白人）工作群体的排斥和打击可能会迫使黑人工人回到街头群体中去。工作场所与住区间的分别的概念更为广泛，它是决定身份特征的关键因素。

[35] 萨贝尔（1982）讨论了这个问题，尤其是第3章。

[36] 戈德索普及他人（1969）。

[37] 1982年6月到7月间，法国汽车公司塔尔伯特发生罢工。这一次，法国总工会为改善基本上由移民组成的半熟练劳动力的地位的行动取得了成功。这一劳资争端的调解人提出报告，建议采取日本的做法，给半熟练工人以相当于法国中学毕业生的培训，因此而使厂方得以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见《世界报》1982年7月3日刊。关于男性工人对半熟练的女性工人的复杂态度，见罗博特姆（1973）：第94页。

[38] 这些初步的接触属于马克思所谓的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威廉斯（1980）详细描述了这个阶段。波利亚尼与别人合著的著作（1971），以及罗伯特·B.里维尔、安妮·C.查普曼和罗斯玛丽·阿诺德的文章都对通商口岸的概念进行了阐述。雷伊（1976）就外来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之前社会的影响提出了三阶段的理论：（1）初步的接触加强了资本主义之前社会的当局；（2）资本主义生产扎下根来，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式结为一体；（3）资本主义减少并吸收了所有资本主义之前的因素（雷伊认为，只有美国达到了这个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请看罗莎·卢森堡（1968）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拉铁摩尔（1960）简略地介绍了一个帝国主义没有导致建立正式殖民地的案例。这类著作中最近又加上了伍尔夫的著作（1982）。

[39] 关于国际发展的著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讨论“非正式部门"。可见国际劳工局（1972）。哈罗德（1980）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这种概念提出了批评。其他的学术著作包括波尔特和沃尔顿（1981：尤其是第3章）和桑德布鲁克（1982）。

[40] 马萨里（1975）和叶林（1976）。科尔多瓦暴动是1969年在阿根廷【461】的北部城市科尔多瓦发生的罢工运动。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那个城市就一直是汽车工业的一个中心，多国公司在那里雇用的工人普遍比较年轻，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工人中有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虽然罢工运动最终遭到了镇压，但它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冲击了政治制度，削弱了政府，最后造成了政府换人。它表明，如果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工人因屡受挫折而感到愤怒，他们一且受到激进思想的影响，就有可能爆发抗议，起来反对工会官僚机构、雇主和政府。斯特潘（1978：第102页）指出，在科尔多瓦暴动期间，阿根廷政府由于镇压不力而表现出来的软弱影响到了它吸引国际资金的能力。反之，巴西采取的较为严酷的强制措施则促进了外资流入。

[41] 阿扎德（1980）。石油工人的持续罢工是造成巴列维国王政权最终陷于瘫痪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他工业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运动，成立了工人委员会。然而，这场无产阶级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伊斯兰革命者很快解散了工人委员会，造成了信教和不信教的工人之间的对立，因而破坏了石油工人的团结。关于阶级意识在民粹主义的革命浪潮中的这场失败，阿扎德认为原因在于伊朗的工人阶级太过年轻，大多数工人原来都是农民，而且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普遍存在阶级方向和宗教一民粹主义方向之间的矛盾。麦克维伊（1965）对更早发生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1926年之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遭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42] 关于1979—1980年间巴西的自由化，见《世界报》于1980年12月9、10、11和12日连续刊登的马塞尔·尼德冈的文章。12月12日的文章谈到了反对派工会的出现，这种工会与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统治的最后几年内出现的工人非法委员会相类似。

[43] 这一论点最著名的倡导者是法农（1968）。桑德布鲁克（1977）对它进行了批评性的讨论。特纳（1966）认为，欠发达国家中有组织的工人的收入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超出了他们的人数比例，这减少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可能。因此，他指出，有组织的工人加强了自己的特权地位，却损害了农民和边缘群体的利益。

[44] 贝茨（1971）。

[45] 斯特潘（1978）：195—229页。

[46] 桑德布鲁克（1977）。

[47] “职业社会”这个概念来自科恩豪泽与别人编辑的书中（1954）所收科尔和西格尔合著的文章。也见桑德布鲁克和阿恩合著的著作（1977：第57页），他们把“职业社会”定义为“由于工作相似的工人集中在一起，与外部的影响相隔绝，以及倒班工作制的特殊时间安排，工友们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的时间都朝夕相处，因此而发展出并加强了共同的世界观”。

[48] 伍尔夫（1969）。

[49] 法农（1968）。

[50] 比如有世界银行的报告（1975）。也见费德尔（1976）。

[51] 纳尔逊（1969和1979）。斯特潘（1978：158—189页）指出，秘鲁城市中擅居空房的穷人并不特别激进或支持民粹主义，而是相当实用主义，愿意寻求主人保护。在贝拉斯科政权期间，国家和教会比较容易地把他们组织起来，置于国家之下，与国家保持一致，因此而避免了他们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横向群众组织。图雷纳（1976：【462】142—156页）认为，城市边缘人口的行为呈依赖性或受他人制约的格式，而工作场所的环境则更有助于自主的行为。

[52] 为纪念国际青年年，约克大学的研究生组织了一次由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参加的会议（多伦多，1985年8月），会议的主题是“下一代的问题"。与会者们在讨论到发展和冲突的问题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第三世界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相当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和平运动。换言之，“和平”并不等于反战主义。为了使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取得成功，必须消除占主导地位国家中的黩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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