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1987）

结论

　　任何行动都有目的。社会行动可以大致分为保【393】全现有秩序的和改变现有秩序的两种。我在本书开始时就说明，此书的目的是批判性的一旨在找出最有用的方法来理解社会和政治世界，以求改变世界。我采用的办法是找出现存秩序中的矛盾，因为它们是造成任何变化的原因。这里包含的假设是，即使是表面上最稳定的秩序也有冲突和不可靠的地方。
　　为了批判的目的而注意到变化的可能性，这不能与空想式的计划混为一谈，后者是为变化最终将达成的社会进行设计规划。批判性的理解集中注意的是变化的过程，不是它的结果；是发动社会运动的可能性，不是这样的运动可能实现的成果。乌托邦式的幻想可能会激励人们起来行动，但实际上，这样的幻想几乎从未实现过。求变行动的后果是无法预测的。历史运动一旦开始，它就不仅受到支持者们（必定是各种各样）的目标的影响，而且同样也受制于它所在社会中的实际条件和它所遇到的抵抗。
　　人们之所以选择改变，而不是维持现状，主要是因为对现有秩序感到不满，希望改善，而不是因为心中打算好了另一种社会的蓝图。人们选择改变，可能是怀疑现有的政治和经济机制无法在不影响个人和整个社会结构的情况下满足人的需求。求变的动力很可能是感到现在的状况不公正，希望在生活【394】必需品和社会权力的分配方面实现更大的公平。希望改变的人们认为，解决办法不是颁布具体的政策方案，而在于通过对社会和政治形态取得新的理解之后，建立采取集体行动的新的手段。是这些而不是政策规划成了行动的首要目标。
　　本书中对有利于维持或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条件的研究分三个层面进行：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它们三者中没有一方能单方面地决定其他两个层面上的发展。改变是通过所有三个层面上的相互支持的事态发展所实现的。研究发现，有利于改变的条件包括：（1）全球霸权的削弱造成世界秩序的涣散，使得一个或几个主导性强国难以强迫别国遵守它们的规范；（2）国家的形式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对世界秩序的稳定也有着不同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国家和新商业主义发展主义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都支持同样的世界秩序）；（3）社会力量得到动员，起来组成新的反霸权历史集团。如果这种情形同时发生在好几个国家，包括一些强国，而它们彼此之间又有着跨越国界的相互谅解和支持，那么影响力就更大。这三个条件造成了权力的分散。
　　19世纪的头几十年，自由主义时代开始的时候，这些条件普遍存在，使得一个新的生产制度一竞争性资本主义下的制造业一一成为新的世界秩序和新型国家的物质基础。19世纪晚期，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解体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条件重新出现，从中最终产生了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这个新的霸权时代的基础。目前，我们又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问题是这些趋势是否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就建立新型的社会【395】和政治组织进行实验，还是说现存的秩序哪怕力量已不如前，但仍然足以消灭由反霸权趋势的巩固所造成的政治威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通过政治行动才能得到。尼加拉瓜、莫桑比克和波兰的人民就以政治行动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本书中对于社会、政治和世界秩序的改变所采取的探讨方法在理论上有如下的影响：首先，放弃在社会科学中称雄一时的作用者一相互作用的范例，采用以历史结构为基础的范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辨认出确定了行动的框架，并形成了作用者的结构。历史结构表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国家、阶级和宗教都不是真正的物体，然而它们真正表现了人的状况。它们是作为真正的物体而存在的无数个人所共有的主观思想。这些思想存在于这些个人的头脑之中，构成了他们的社会世界。它们的客观表现就是规范着人的行动的结构。这些结构是人们的物质存在的一部分，正如他们吃的食物和穿的衣服一样。
　　在一定意义上，结构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个人在世界上出生的时候，结构已经存在了。人们先是学会在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框架中进行活动，然后才学会批评、反对或试图改变这些结构。但是，结构不是像一些结构主义理论所说的，在更深的意义上先于人的活动本身。结构不是“给予的”（数据），而是“造成的”（事实），它们是由人的集体行动所造成的，也可以由人的集体行动来改变。结构在历史中可以改变，这一特点是历史结构的方法与结构主义的不同之处。我采用的方法不是研究单独的行动和事件，而是考虑在限制着思想和行动的框架内所出现的变化的证据。
　　在生产的社会关系方式、国家的形式和世界秩序的结构这三个研究层面上，我都发现了这样的框架或结构。此外还有结构的结构，把这三个层面联系成为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体系。然而，我研究的重点不【396】是在同一个时期内加强稳定的各种条件，而是历史过程中的事态发展，这样的发展为结构变化提供了解释。
　　我选择的出发点是生产的层面。这一选择以这样的论题为前提：生产是普遍的人类活动，决定着人类所有其他的活动。生产不仅为生活的物质需求提供满足，而且还创立制度和关系，它们规范着人的生活，管理着为维持权力和权威而进行的资源积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历史结构的产生加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的物质繁衍。
　　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论述似乎就是这个意思，虽然研究马克思的不同学者们对于他的意思提出了不同的解释。需要在此说明，我对生产方式一词的使用方法与其他用法不同。在其他的用法中，有一种把生产方式看做资本的精髓所在，因此而提出了像资本的“逻辑”或资本的“运动法则”这类概念。我的方法是从历史中可见的行为格式中推断出结构。这些结构有其连贯性，或者说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出现新的具有连贯性的格式，原来的连贯性就逐渐消失了。没有哪一个历史关头能特别清楚地显示出其内在的逻辑（比如19世纪中期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巅峰时代）。在每一个时期，都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结构改变的解释性假设。原来为理解结构改变所采取的方法和角度仍然有用，但所达成的结论几乎肯定需要修改。内在精髓永远是抓不住的，但是，思考某一个时期的主导结构如何决定行动，以及这些结构中存在的发生变化的机会，这对于帮助组织集体行动促进结构改变有着实际的意义。
　　“生产方式”一词另一个固有的困难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带来生产过程的一体化和同一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到分散的小【397】规模生产将转变为大规模生产。他接着写道：“这些变化摧毁了所有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仍掩盖着资本统治的古老的和过渡的生产形式。结果，资本的统治现在就直接而明显地表现了出来。”^[1]他认为，资本通过把劳动同一化而实行专制，对这一真相的揭露将加速革命的到来。
　　从短期来看，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逐渐同一化的预言是正确的。福特主义的胜利就是证明。（他关于革命条件渐趋成熟的预言却不够准确，因为这一预言低估了从自由主义国家向福利—民族主义国家的转变所起到的预防革命的作用。）然而，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的多样性再次增加。福特主义从来只包括全部生产活动的一小部分，未能扩大它的涵盖范围。今天，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这里用的是生产方式这个词的简单直接的意思，即物品的生产方法。资本改变了战略，从原来把生产集中于越来越大的一体化生产单位的做法转向把生产分为许多不同的生产社会关系的方式。这些生产社会关系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形成复杂的，有些是遍及全球的生产体系。结果，生产方式一词在有些作者手中就失去了它简单直接的意思，被用来代表在一个单一而复杂的积累过程中，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或协调。生产方式原来指的是物品的生产方法，后来转为指积累的方法。就是因为这种意思上的模糊不明，生产方式的概念才失去了它作为分析工具的效用。
　　我提出，这种模糊是可以澄清的，办法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把生产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和积累过程这三者区分开来。集中研究生产的社会关系，可以分辨出好几种各不相同的结构。这些结构在不同的政治【398】领导下产生于不同的时期，起源于不同的积累过程。所以，在资本主义竞争时代，生产的社会关系中企业劳力市场方式成为主要的方式。但与此同时，家庭生产、生存生产、奴隶制、农民一领主型生产和个体经营这些方式仍然从前一个时期保留了下来，重组入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成为附属方式。同样，在革命成功，建立了再分配型的积累过程之后，中央计划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关系方式，但一些其他的方式仍继续存在，或后来又重新兴起，成为中央计划的附属方式。就连企业劳力市场和两方制这两种无疑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历史渊源的关系，似乎都不能说它们具有不可磨灭的或本质上的资本主义的特性。企业劳力市场关系在中央计划下再次兴起，成为它的附属方式，甚至两方制都有可能与中央计划兼容并存（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想实现这一可能，但没有成功）。
　　如果说，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最好把生产的社会关系与再生产和积累的过程区分开来，以利于研究生产社会关系的不同方式是如何与复杂的生产体系相联系的，那么，再生产和积累的过程却无需如此。它们似乎彼此之间更加一致。
　　我先把简单再生产（在下一个生产周期中重建和第一个周期中产生的社会一样的社会）和扩大再生产（产生盈余，使社会在历次生产周期中得以成长变化）区分开来。只有在扩大再生产中，才谈得到发展，积累则是发展的手段。扩大再生产、发展和积累代表着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
　　发展有两种基本的方式：资本主义方式和再分配型方式。它们都为了增长而进行积累。为了生产用于积累的盈余，它们也可能采用类似的组织生产的方法，但它们推动积累过程的机制却不相同。推动资本主义【399】发展的动力是在市场上赢利的机会，生产何种物品取决于是否有赢利的机会。在再分配型发展方式中，所生产的产品由再分配者，即政治当局所决定。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的管理下，两种发展方式都可以选择各种生产社会关系方式的不同组合。
　　这些组合以及各种生产社会关系方式之间主导和附属的关系确定了积累的社会结构，也就是用一种方式中的生产对另一种方式的生产进行补贴，或把盈余转给另一种方式的方法（比如说，家庭生产在再分配型发展中补助中央计划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则补助占主导地位的三方制或企业组合主义方式）。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和再分配型发展采取的生产方法十分相近，这主要是由于这两种制度的国际竞争（最终表现为军力的竞争）所造成的，不是它们所固有的本质。
　　虽然生产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但研究的结果表明，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国家。国家为某些社会关系的方式创造了条件，使它们占据主导地位，凌驾于其他方式之上。国家还有意无意地建立了积累过程中的主导一附属关系。因此，国家决定了生产的整套复杂结构，然后，从中榨取出足够的资源，使它借以继续行使权力。当然，国家不可能在真空中运作。每一个国家都受着自己在世界秩序中所占地位和相对力量的制约。世界秩序限制了国家改变生产关系的意愿和能力。本书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国家与生产之间关系的关键意义。
　　毫无疑问，国家的行动有一定的自主权。每一个国家都通过自己的制度和惯例发展出了关于自己的利益和行为方式的某些一贯的概念，可以称之为它特有的国家利益。然而，这种自主权受到了国内和国外的因素的限制。换言之，一国对自主权的行使限于由它自己的历史所形成的【400】结构之内。这一结构的国内方面是历史集团；国外方面是世界制度对该国在军事和财政方面的限制，以及它的历史集团被国界以外或超越国界的阶级力量所渗透的程度。
　　如上所述，阶级力量和财政和军事的限制都来自生产。它们是权力的不同形式，是生产过程的结果积累起来转变而成的。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它们脱离了生产过程，成为维持或改变生产关系的力量。这些力量设定了国家的界限，它们标志着国家对生产的依赖，也表明了国家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的主导作用。
　　1973年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一道分水岭，标志着从一个世界秩序到另一个世界秩序的过渡。历史也许会证明，在重要性方面，它可以与一个世纪之前那场预告了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即将结束的危机相比。现在作出断言也许为时尚早，但应该以有可能发生重大的结构变化为前提，对目前各种趋势的含意进行思考。
　　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秩序自己造成的。这个秩序长期以来一直依靠组合主义的社会契约、由国家管理的福利和在国际金融管理下的生产和国家的国际化，并且相当成功。但是，正是这些做法造成了使它毁灭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经济滞胀、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国际债务危机。主导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对危机的反应有意或无意地加剧了国内和国际的两极分化。在国内，出现了受企业组合主义保护的工人和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各种边缘工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在国际上，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了强【401】大的压力，迫使它们采取某种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实施的结果是把国家履行国际财政义务的负担压到老百姓头上。开始时，危机加强了资方相对于劳方的力量，因此而造成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新自由主义历史集团的解体。与此同时，从外部强加的财经限制扼杀了第三世界当地的一些发展机会。
　　从较长远的观点来看，生产关系的多样化造成了几类生产者的增加，他们都没有充分参与现存的国家形式。这些人包括非稳固工人和个体经营者，他们没有组织工会，政党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动员。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新产业工人和日益增多的城市边缘人口或非正式部门的生产者没有被纳入工业或政治过程。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中普遍流行悲观怀疑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所有形式的国家中，都存在着严重的代表危机，要建立新的历史集团，就必须先解决这一危机。
　　除了代表的危机以外，关于劳动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潜伏着一场危机。这是由于技术能力大为发展，产品大为丰富所造成的。自古以来，实际的再生产——为满足人的生存和政治权力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占用了人类大量的精力。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大部分这方面的工作都可以由机器担任，不需要人投入很多努力。这样一来，人就腾出了大量的精力，可以用来进行社会再生产和发展——建立并管理各种制度和确立社会关系。当人类把精力主要用于实际再生产的时候，社会再生产似乎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从封建领主的武力强制到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市场强制，这些制度本来是通过不同形式的强迫建立起来的，但它们看起来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长期以来，人民对社会秩序一直是被动地接受，因为他们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生存这件大事上了。人民的怨气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以革命暴动的形式发泄出来，之后又继以一段社会被动的时期。最近，支持现行秩序的一些理论家们表【402】示关注说，民主国家正遭受着“无法治理”的威胁。这说明人民可能开始较为积极地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不像过去那样，对这类活动漠不关心，置身事外，而在那些理论家眼中，原来的状况才是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目前，这方面的事实可能尚不明显，但关于它的担忧却是实实在在的。
　　对于人类努力从实际再生产向着争取社会发展的机会的转移，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阻碍。其中之一是消费主义，它增加了对不必要的物品的需求，促进淘汰和浪费，因此而不断要求更多的实际生产。另一个阻碍是过分的个人主义，宁肯占有多套个人设施，也不肯使用公共或集体设施。还有一个是军备竟赛，竟赛双方为此投入了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以应付彼此心目中来自对方的威胁。
　　人类努力的重点的转移，即使只是一个模糊的前景，也会使许多人感到威胁。它首先威胁的是从现存秩序中受益最大的人或事——政府和政治的惯例做法、雇主的权威、地位确立的工会领导、公众对社会政策官僚当局表示的恭敬，等等。“无法治理”的呼声就是代表这些利益发出的。它还威胁到了一些涉及劳动道德和传统的两性责任的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起到的作用是使人民接受一个只顾实际再生产的世界，并为这个世界的社会制度戴上神圣的光环。
　　一方面存在着能够满足全世界人口的基本需求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这种能力又利用不足。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触目皆是浪费、不公正和危险——核毁灭的威胁、第三世界血腥的常规战争、环境破坏、失业。最明显的对照莫过于农业科学能够使用少数工人生产大量的粮食，【403】而与此同时，水土流失又使得几百万边缘化的生存型农民不断遭受饥馑之灾。
　　冷战和赢利的动机这两大因素决定着产品的种类、数量和分配方法。人类若努力从实际再生产转向社会再生产，很快就会与这两大因素形成对抗，向它们提出挑战。如果给人民以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参加社会，发挥创造性，就可能会加大压力，帮助制服这两大因素，以更加合理地利用全球的资源，实现更公平的分配。经济计划（它有它自己的风险，如效率低下、浪费和不平等）必须与不同群体的各种需要和要求达成调和，并允许人们自由地创造新的社会惯例。在一个人民积极参与的社会中，当人类努力从实际再生产转到了社会再生产之后，这样的调和就可以得到实现。
　　实现这样一种社会不能只靠空想。只有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把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团结起来，形成反霸权的历史集团，才能建立起这样的社会。这项任务从第三部分结束时开始：至此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生产过程造成的目前的社会分裂，弄清楚了社会不同群体的存在条件和它们的世界观，也辨别出了它们可能的发展方向。

^[1] 马克思（1957）：1：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