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续）（1977）

第六章 战争年代的斯大林，1939—1945年



　　在这一章里，我将触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活动的某些方面，并尽可能地避免重述苏联国内外已经发表过的材料。
　　众所周知，德国人于1941年6月22日清晨对苏联发动的突然袭击，是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的。当时他正在莫斯科郊外戒备森严的别墅里高枕无忧地睡大觉，而对德国入侵苏联却毫无防范。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早已十分露骨地写道：“德国……只在这样的意义上看待法兰西的毁灭，即我们的人民终于能在另一个方向进行扩张了……，当我在西方达到目的之后，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进攻俄国。”[1]
　　对这些野心勃勃的词句，斯大林肯定是熟知的。那么为什么当时他同意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呢？他的这一行动是有许多原因的。1939年苏联尚未准备好同德国进行战争，并且斯大林也非常惧怕一场大战。当时几乎所有最优秀的陆海军指挥员都被处决了，而接替他们的人则缺乏足够的训练和经验。军事生产的能力还没有发展到完备的程度，同时装备部队的工作也才开始。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企图利用欧洲的军事形势，将苏联边界进一步向西推移。无论人们从道义上或政治上如何看待，这些计划都具有潜在的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但这不是最主要的。事后我们去谴责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签订是容易的，因为从这项条约中得益最多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希特勒。然而，于1939年，西方民主国家玩弄的是双重游戏，因此斯大林有实实在在的理由，担心德国在击败波兰之后，越过苏联边界，同时与英国和法国结缔某种反苏联盟的危险。斯大林希望先发制人地建立苏德之间的联盟，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并且图谋挑起西欧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一次斯大林很容易地就成功了，因为希特勒也抱有同样的目的。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德国在西方的敌人于1940年夏季，就如此迅速地被击溃了。在那一年的春天，法国、英国、比利时和荷兰都拥有装备精良的，数量上优于德国武装力量的军队。大多数军事专家曾预言：西线的战争会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然而，由于德国采用了闪电战术，西方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这种情况向斯大林提出了使他一时拿不出解决办法的困难问题。
　　当然为可能爆发的苏德战争所做的紧急准备工作已经着手进行，补充兵源，改善装备，扩大军事工业等项工作都在迅速开展。对冬季芬兰战役的失败教训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然而,整个这一计划的效果是有赖于时间的，它所需要的时间比起历史所准备给与的要长得多。至于斯大林同希特勒之间的所谓“友谊”的真诚与否，毋需存有什么疑问。斯大林正在同德国、英国和法国玩着一场游戏，一场危险、复杂、照他自己的话说是狡猾的游戏，他确信在这场游戏中自己能赢得胜利。然而他失算了，在1941年输掉了这一局，虽然人们可以说：那时西方的许多政治家也同样是失败者。
　　战争的开局是灾难性的。德国军队一鼓作气摧毁了红军的主力，突进到顿河的罗斯托夫，攻占了基辅、敖德萨、白俄罗斯全境和波罗的海地区，一直推进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郊区。1941年，法西斯军队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伤亡一百多万人（与此相比，德国人在西线只损失三十万人）。然而与此同时，红军却至少损失了五百万人（死、伤，特别是被俘）。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几千万人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生活在法西斯的占领之下。这次毁灭性的失败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曾参加过这些战斗的I·A·萨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战争的头几个月表明：对上至将军，下至连排级指挥员的大量减员所做的补员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同样，对军事学院教师和各学校及专科学校教师的补缺，也是微乎其微的。没有哪一次战争能象毫无道理的镇压年代那样，消灭掉了如此众多的军官。如果没有那次大清洗，德国人根本就不会长驱直入，一口气攻到伏尔加河，而且恐怕连第聂伯河都到不了。我手头现在没有有关那时军事人员和装备情况的精确材料，但我相信当时的形势对德国人并不那么有利。德国人在摩托化方面装备得比较好，然而在这方面赶上他们并不困难，特别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德国人还没有的卡秋莎大炮。炮兵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则从来没有赶上过苏联。起初，我们的空军力量是落后的，其原因仍然是因为在航空工业部门中的镇压阻碍了新型飞机的发展。德国的T—4重型坦克的机动性不如我们的T—34中型坦克，而且火力也不占优势。在苏联西部地区，苏联所拥有的师团的数量，几乎同德国师团一样多。但是如果计算一下部队在人口中的比例，我们在数量上则不占优势。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不得不在它的后方——远东和沿苏联整个领土的几万英里的边界线上保持更多的人员（军事人员和非军事运输人员），而德国战线的内部联系渠道，则要比苏联的短得多。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里，我们失去了大量技术上和物质上的储备，这使得敌人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些损失与我们暂时的军事劣势的基本原因有关——这就是军队干部在战前年代里所遭受的打击。德国人主要的优势在于他们出色的管理和联络，在于他们的战争机器各部分之间出色的协作，也在于他们的中下级指挥员乃至军士长的良好的基本地形学知识。苏联人民在前线和后方为此付出了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并被迫丧失了大片领土。”[2]

　　德国进攻苏联，以及战争第一天在边境地区击败红军时，斯大林虚弱地发了一通脾气，随之便深陷于颓唐之中。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宣称：战争的第二天，斯大林将自己关在别墅里，拒绝会见任何人或发布任何指示，这样他便在事实上擅离职守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发表的大量回忆录，对赫鲁晓夫说法的真实性曾表示过怀疑。比如N·G·库兹涅佐夫[3]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41年6月22日和23日斯大林在“精力充沛地工作着”，而且在6月24日晚上，他自己曾亲眼见到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里主持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4]朱可夫[5]元帅在回忆录中回顾了 6月26日和29日同斯大林的多次接触。[6]其他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一些人同斯大林的电话谈话。但是，许多这一类的证词，是六十年代后半期重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运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谢苗·铁木辛哥[7]的回忆录证实了斯大林在这段时间内“失踪”的传说。[8]作为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在战争的初期负责红军的工作，所有主要的命令都是由他签署的，其中有些命令意图不清、措辞混乱和对战术情况无知。虽然如此，但由于红军初期的失败而责怪铁木辛哥是不公正的，因为甚至早在战争之前，军事上所有根本问题都是由斯大林个人来决定的。国防人民委员无权指挥海军、边防部队或内务部的师团；他不负责运输系统，也不能对军事工业部门下达命令；他无权进行国民动员，也无权将民用企业转产以满足国防的需要；地方苏维埃和党的机构也不从属于他。所以，他无法组织起一个更有效力的防卫体系。自然，铁木辛哥愿意在他的回忆录中直截了当地叙述真实的情况。
　　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问世前几年，他先将回忆录录在了录音磁带上，这些录音就是他第一稿的基础，其打字稿长达四百页。在这些最初的叙述中——毋需说也是更为忠实的——朱可夫也肯定了斯大林在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擅离了他的岗位。1966年，国防部长格列奇科[9]元帅写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斯大林在当时最高统帅部做出的决定中起过任何作用。”[10]基于绝对可靠的证据，美国新闻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11]就战争初期写道：“此刻，纳粹的进攻使斯大林处于一种濒于精神失常、身心崩溃的状态之中。他把自己禁关在他的房间里，不能够也不愿意参与国事……。在好几天的时间里，这个伟大的苏维埃国家根本就无人领导，苏联面对着致命的危险，象一个没有舵手的无畏战舰一样，茫然地漂泊着[12]。”无论斯大林的仰慕者（其中有许多是苏联的指挥员）多么痛苦，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和战争紧要关头的表现，在他作为“杰出军事领导人”的荣誉上留下了难以洗清的污点。
　　斯大林于7月初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上。7月3日他发表了他的首次无线电广播演说，用对他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开场白向全体人民呼吁：“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13]据一个在那些年代里，曾在党的机关中工作的消息灵通人士说，这个演说稿是斯大林亲自在叶莲娜·斯塔索娃的公寓里写成的，斯塔索娃的意见斯大林尚能尊重。斯大林当时非常神经质，手在发抖。他向斯塔索娃念了演说的初稿，斯塔索娃的观点是倾向于教条主义的，她发怒了，她说：“这叫什么？难道你打算将整个国家拱手送给德国人吗？你光说撤退和毁灭。难道我们的国家和党真的就是这样束手无策了吗？神秘主义在你的身上已到了何种地步，我们怎么能打着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4]、苏沃洛夫[15]之流的旗号来保卫我们自己……”。然而斯大林回答说：“单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唤起人民来进行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正确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塔索娃。尽管在战前的年代里，对俄国东正教会进行了长期严酷的迫害，尽管事实上几乎全体牧师都被关进了监狱 —— 到了 1930年莫斯科教区只剩下四位主教尚有人身自由，然而教会却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站在了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早在6月22日谢尔盖乌斯[16]大主教便呼吁牧师和信徒们，并号召全体人民武装起来，敦促善男信女起来投入战斗。6月26日在莫斯科主显节大教堂里，谢尔盖乌斯举行了一次庄严的感恩早祷，为俄罗斯祈求胜利。教会还从它当时已枯竭的财源中为红军捐赠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
　　当然，并非所有的教士都响应了谢尔基乌斯的呼吁。在德占区（如，几乎整个白俄罗斯）有一些教士转到了敌人方面，并希望德国武装力量尽快地取得胜利。然而这类人在教士和高级牧师中为数甚少。
　　在战争年代里，斯大林逐渐开始放弃他对教会的迫害政策，在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1943年9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谢尔盖乌斯大主教、列宁格勒的亚历克西斯[17]大主教和乌克兰教区的尼古拉[18]大主教。他们得到准许召集选举最高牧首的会议。数日后，谢尔盖乌斯大主教被选为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的最高牧首。斯大林还同意重新开放那些早已被关闭但还未被拆毁的教堂，并授权教会为培养教士而开办专门的教会学校和一所神学院。有相当一批教士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斯大林当着新当选的谢尔盖乌斯最高牧首的面，亲自命令莫洛托夫起草一份关于改善教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由部长会议签发的法令。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科学与宗教》杂志编辑部的高级人员说，斯大林向谢尔盖乌斯提了许多建议之后，向谢尔盖乌斯问道：

　　“‘好，为了进行正常的活动，教会还需要什么别的吗？’
　　“谢尔盖乌斯保持沉默——他从来没有想到在苏维埃国家中能有这样的事情。
　　“‘我知道，’斯大林说，‘你需要一个杂志。革命前有一个《莫斯科东正教会》杂志——而你正是需要这样一个杂志，只是要弄到纸张和工作人员，现在可不是个好时候。……那么好吧！把这些记下来，’斯大林转向莫洛托夫说，‘要办一个莫斯科东亚教会的杂志，我们从《无神论者》杂志那里给这个刊物提供纸张和几位工作人员。”

　　很可能这不过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式的“玩笑”而已，也可能这个故事本来就是杜撰。然而于1941年战争开始后不久，《无神论者》杂志跟着其他几十家杂志一起，确实是停刊了。而斯大林同教会的关系则继续在改善，在战争和战后的年代里，教会的地位也因此而大大地巩固了。和那些顽固的教条主义者的意见相反，斯大林的新政策不仅对教会及其信徒有利，而且也是苏维埃国家的整体利益之所在，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在上述这一实例中，对斯大林的首创精神所带来的重大积极成果，应给予应有的评价，虽然并不能因此而饶恕他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的盲目和混乱的行为。
　　七十年代，有一些作者在大量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中，一再企图推翻那些证明斯大林及其最高统帅部，在1941年夏天处于混乱状态的证据。他们指出，虽然德国总参谋部在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曾估计苏联在半年以内不可能动员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然而最高统帅部从6月底到9月初的几个星期里，却成功地将大约三百五十个师送上了前线。在一些有关战争的文献中也一再强调指出：1941年有一千五百多个工厂被疏散到了东部地区。
　　无疑，动员成百的师团，疏散大量的企业是斯大林、最髙统帅部和所有军事及非军事当局异乎寻常努力的结果。然而这些事实和数据，完全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加以说明和解释。如果不存在大部分红军在1941年夏天被消灭或被俘虏的事实，那么也就毋需动员多达三百五十个师的兵力，急急忙忙把他们送上前线。这些士兵多数装备很差，缺乏必要的训练，新兵和那些重新被征召入伍的老兵都是一样的情况。一个指挥部门，如果不得不把它的全部后备力量孤注一掷地投入战斗，以挽救前线的危局，这个指挥部门便已陷入了困境，而这场战争还要进行四年。苏联军队缺乏足够的训练，因而在战争的初期便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致使他们到莫斯科城下才挡住了敌军。斯大林在对全国演说中号召成立的非常时期的民团，实际上根本就没受过任何训练，他们的情况就更为糟糕。至于向东部地区大规模疏散工业企业的工作，如果我们在战争最初几个星期内没有遭受如此毁灭性失败的话，本来根本就不必要去进行。再者，由于德国人的迅速推进，几百个对国防至关重要的工厂企业未能被抢救出来而沦于敌手。
　　长期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19]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较客观地为我们描绘了 “天才的”军事领导人斯大林的形象，他写道：

　　“最高统帅部没有自己的工作机构，总参谋部便承担了这一任务。总参谋部为最高统帅部提供和整理情报，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则成为最高统帅部其后所发布命令的基础。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总参谋部的工作极为不满，然而我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不是随时都能够作出最理想的决定，而且往往不能理解我们的困难……。那时候斯大林的言行决策中，常常有失算、不妥之处，有时甚至是很严重的。他过于自信、刚愎自用、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且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亲自指挥作战的学识和能力。他很少依靠总参谋部，也没有充分利用总参工作人员的专长和经验。他经常毫无道理地、轻率地更换高级军事领导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总参谋部就不能发挥其全部能力，也不能发挥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机关所应有的效率。斯大林正确地坚持军队必须抛弃过时的战略概念，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却也相当缓慢地才做到了这一点。斯大林有喜好正面交锋的倾向。当然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他还受到了前线形势的影响，当时敌人已兵临莫斯科城下，而且深入到祖国的心脏地带……。斯大林格勒战役是整个战争的重要里程碑。但是人们可以这样说，斯大林只到库尔斯克战役才真正掌握了指挥军事战斗的现代化方法。”[20]

　　换句话说，在战争的头两年时间里，我们是在没有真正能力的最高统帅部的指导下度过的。当然，把自己置于统帅地位,统领德国武装力量的希特勒，在军事事务方面也是一个半瓶子醋的外行。他在1941年也同样犯了一些纯属失算的重大军事错误，战后德国历史学家和幸存的军官，对这些错误进行过详细的探讨。由于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战事，希特勒不得不把进攻苏联的日期推迟了六个星期。在8、9两个月里，他命令停止进攻莫斯科，并将其部队中的主力部分转向南方，去完成对基辅的合围。尽管德军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由于确信不废一兵一卒，被包围的列宁格勒定会在两、三个月内投降，所以希特勒命令停止对列宁格勒发起攻势。由于陶醉于夏季的胜利，希特勒是如此地确信胜利指日可待，所以他没有为其部队的过冬装备做出什么安排。1941年的秋季，他甚至下令减少德国的军火生产。如果不是因为德国统帅部犯了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错误，那么，红军于1941年和1942年的景况可能更会复杂得多。
　　在我的档案里，保存着有关莫斯科城郊秋季战役的大量文件。德国人突破了城市附近的外围防线，并包围了保卫首都的四个军（第十九、二十、二十四和三十二军）。通向莫斯科的大道，在没有任何有效屏障的情况下向敌人打开了。根据华西列夫斯基的说法，红军这次令人震惊的失败，部分地是由于最高统帅部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做了错误的判断而造成的，其结果是，在敌人向前推进的主要方向上，红军的防卫力量却十分薄弱。
　　1941年10月15日，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21]，召开了一次莫斯科各区党委书记的紧急会议。他在那一天所下达的指示，表明局势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下达的指示是：除了担任特殊任务的人员——爆破专家以及所有做为游击队员而应继续进行战斗的人要留在城里之外，其余的人都必须撤离这个城市。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被选来用于进行疏散的公路名叫“积极分子之路”。[22]高尔基区是最近的疏散中心，那里的政府机关已经开始向古比雪夫[23]转移。自从莫斯科的失陷成为一个极其现实的危险起，苏联领导人便决定利用1812年战争[24]的经验，就是说，如果莫斯科这个城市确实保不住的话，就决定放弃它。与此同时，开始进行炸毁发电站、部分地铁和难以疏散的企业的准备工作。然而这一切是难以向群众保密的。上述会议的第二天（10月16日），不安情绪开始在城市中到处蔓延。成千上万的人们自作主张地离开了莫斯科，而他们这种溃逃行为不仅助长了已有的混乱，而且导致了真正的恐慌。一些当事人曾作证说，斯大林本人于10月16日夜里也离开了莫斯科，然而这种说法一直未能得以完全证实，因为那些先前声称斯大林肯定已逃离莫斯科的人们，后来却又含糊其辞起来。我们确实知道，当时为斯大林准备了一列随时可以开往东部地区的专列，然而，10月16日和17日，在高尔基和古比雪夫，却没有人见过斯大林。最大的可能性是：习惯夜间工作的斯大林，实际上于10月16日至17日的夜里离开了莫斯科，十至十五个小时之后，他收到了德国人的攻势受阻的消息，其后他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又静下心来作他的日常工作。
　　航空工业部部长A·沙库林[25]在他的回忆录中，恰好为我们提供了 10月16日这一天的详细情况：那天早晨，他正在一个将要撤退到后方的飞机制造厂里，接到了要他立即前往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公寓的通知。他写道：

　　“克里姆林宫显得冷冷落落。我进入了大厅，脱掉了外衣，穿过了过厅。通常会议都在餐厅里举行。当我进去之后，斯大林便从卧室里出来了。他象平时一样抽着烟斗，开始来回踱步。一张桌子正对着餐厅的入口，左面放着一个酒柜，右面摆着一排书橱，书橱里面空空如也。斯大林穿着和平时一样——上身穿一件制服，裤脚塞在靴子里（稍后他才开始穿军服）。随后政治局委员们也都来了。斯大林向他们一一问候，继续抽着烟斗，来回踱步。没有一个人坐下。斯大林站住了，然后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问道：
　　“‘莫斯科的形势如何？’
　　“他们都保持着沉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便发了言：‘今天早晨我视察了几家飞机制造厂。在一家工厂里，工人们看见我很惊奇。一位女工告诉我说，我们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开了这里。在另一家工厂里工人们因为一些人没有领到工资而怒气冲天，有人告诉他们说，国家银行行长带着大部分钞票，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银行里已经没剩多少钱了。’
　　“斯大林向莫洛托夫问道：‘茨维列夫[26]（财政人民委员）哪去了？’
　　“‘在高尔基市。’莫洛托夫回答说。
　　“‘钱必须马上用飞机送回来。’斯大林说。
　　“我告诉他电车已经停驶了，地铁已经不工作了，面包房和其他的商店也都关了门了……。
　　“斯大林转向谢尔巴科夫问道，为什么事情弄到了这步田地，然而没等对方回答，他便转过身子，又开始来回踱步了。过了一会，斯大林说：‘嗯，一切还不算坏，我原以为情况要糟得多。’然后又对谢尔巴科夫说道：‘叫电车立即恢复行驶，地铁马上恢复工作。立即让面包房、商店、饮食网点都开门营业，让诊疗所立即开始看病，把所有你能找到的医生都找来。你和波罗宁[27]今天就到广播电台，去发布一个呼吁书，要求人们遵守秩序，保持镇静，并且宣布：公共交通、饭店和其他服务行业在短期内一定会恢复正常。’
　　“这是一个简短的会议。几分钟后，斯大林说：‘好，就这样吧！’于是我们便分手，各自处理自己的事情去了。”

　　沙库林所讲述的这次会议无疑是开过的，但整个会议的基调，斯大林的言论以及他非同寻常的举动都向我们暗示：这次会议不是于10月16日，而是于两天之后召开的，即在斯大林突然离开莫斯科，后来又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召开的。否则，如何才能解释他对城里的情况如此一无所知，又如何解释他所说的“我原以为情况要糟得多”这句话呢？难道有谁可以不经过斯大林的批准而能够擅自停止公共交通和关闭商店吗？
　　我们不能肯定10月16日斯大林是否离开过莫斯科，然而这一情况可能并不十分重要，特别是因为我们已经确切知道，他于战争的第二天曾擅离职守。虽然如此，斯大林的崇拜者们在论及斯大林于10月中旬——当莫斯科处于严峻时刻——的表现时，还是感到非常难堪。例如，1977年发表的P·普罗斯库林[28]的小说《你的名字》中，有关于这段情节的如下描写：

　　“他（斯大林）正在思考着41年秋曾有过的一项决定，就是说他必须离开莫斯科前往古比雪夫，10月19日那天早晨的情景历历在目：罗戈日斯克——西莫诺夫斯基铁路支线、专列、荒凉的站台、前来为他送行而在耐心等待着他的同志们……。这是他一生中几个关键性的时刻之一，下一步决策必须绝对正确，因为形势没有给过失留下丝毫余地。在这全人类生死存亡搏斗的中心，在这世界各派势力可怕地交织在一起，大地在空前震颤的地方，他那冰冷发木的脊背，感到了这个伟大城市的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他。
　　“回首往事，不寒而慄。时间是多么沉重啊，此时和世界其余部分隔绝的他，躲开了那些前来给他送行的人们，躬着背，避开寒风，来回踱步。他毕竟还是一个人，然而不论他喜欢与否，他的名字却凝聚着千百万死于进攻，在众多的甚至超出国界的战斗中浴血奋战的人们的喜怒哀乐。在这一段严峻的日月里，他已经身心憔悴了，然而在这种心绪中，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他在一个空旷的站台上徘徊踱步达两小时之久，这是多么可怕的两小时，当时没有一个在场的人敢于接近他，他的心灵比他的理性更加痛楚地感受到责任重担的巨大压力。他绝不能把这一重担——哪怕是它最微小的部分，推给别人分担。此时此刻，他又一次感到了从这座不朽的城市中所发出的，几乎是活生生的、痛苦的哭号。没有人看见他面部的表情。他迈着他那恃有的缓慢的步子，走到月台的前沿，没有和任何人说话，然后他突然转过身来，背比平时更驼，走向他的汽车，坐了进去，径直向家里驶去。”[29]

　　看来上面这段摘录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假造的，作者意在强调斯大林离去一事，发生于形势事实上已有所改观的10月19日。那么10月16日又是怎么回事呢？做为一个小说家，普罗斯库林完全可以随意虚构斯大林在那些关键性的日子里的想法和感受，然而整个这段故事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包括所谓斯大林默默地在铁路支线的月台上徘徊踱步两个小时之久的描写。此外，有谁能决定斯大林必须离开莫斯科呢？只有斯大林自己才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
　　这里我们必须提一提下述的事实，即在整个战争进行的年时间里，斯大林只去过一次前线，那是在1943年8月上旬，正值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部队，开始为斯摩棱斯克战役作准备工作的时候，8月3日他视察了西方方面军司令部，8月5日他又视察了设在尔热夫附近霍罗舍沃村里的加里宁方面军司令部。在其余的时间里，甚至于1944年当战线已远远地移到西方的时候，斯大林都一直是在莫斯科指挥战争的。这就给前线司令员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协调作战和使他们的作战计划得以批准，他们不得不经常离开前线，飞往莫斯科。
　　在西方出版物中常有这样的讲法，即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为了达到将一切力量团结在党和武装力量的周围这一目的，在国内实行了相对“温和的”和调合的政策。他们提到：在保卫俄罗斯，反对德国无休止的扩张主义的口号中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成分，还提到了斯大林同教会的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是真实的。从1943年起，对教会的迫害停止了，为了鼓励教会更为正常地行使执能，采取了前述的种种措施。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父母是前不久的大清洗中失踪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些原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随全家在1930年至1932年间被放逐到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南部地区，并在战争开始之前一直被剥夺了自由迁移权，这些人现在都重新征召入伍了。在每个“特别居民区”，内务部都建立了他们的指挥部，并通过内务部的秘密渠道同流亡者中的反法西斯组织建立了联系。有证据表明，战争期间，甚至象米留可夫[30]和邓尼金[31]这样的人，都向苏联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当然，对取得这些进展，斯大林是有他的功劳的。然而，对他另外的“业绩”，人们也不是没有议论的。
　　战争期间，“古拉格群岛”的集中营人满为患，其中很多人被送上前线，充当炮灰。他们之中有上千名指挥员和政委，这部分人对当时我们伤亡惨重的军队来说，当然是非常需要的。但是这些人却处于成千上万身强力壮的看守和内务部警察部队的监管之下，而这些警卫人员本来在前线也是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
　　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里，也由于战前的大恐怖而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航空工业、炮兵和军事技术其他领域，以及光学.无线电电子学等方面的主要专家们都被逮捕了。这类清洗无疑阻碍了军队的技术更新，而1941年苏联军队的失败，洽恰是与德国战争机器的技术优势密切相关的。奇怪的是，当时我们却着手制订一项独特的计划，即建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监狱和集中营军事技术中心。[32]那些还活着的专家们得到允许，在“科学研究集中营”里设计新式军用设备、新式飞机和其他装备。由于大规模疏散而引起的流行病的蔓延，迫使斯大林不得不释放了在1937年至1938年间被捕的细菌学和药物学专家。但是，那些从事比较一般的，用于和平领域科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处境未能有所改善，这些在大恐怖年代中被捕的人们仍然关在集中营里，而且食品定量还减少了。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得以幸存。
　　战争期间，政治镇压活动仍在继续，虽然社会秩序仅用民兵部队就足以维持，然而就在那些完全不重要的地方，以及城乡的每一个政区里，内务部都建立了自己的指挥总部。这里我们还应该提及，在战争时期，由于斯大林对苏联囚犯的态度，而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成千上万的囚徒饿死狱中，还有二、三十万人被逼无奈，参加了弗拉索夫[33]及其他同法西斯合作的军事或准军事组织。然而战争期间，斯大林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却是将一些少数民族驱逐出他们家园。他们本来也可以为共同的事业做出他们的贡献，但情况却与此相反——他们被押上了专用的列车并被送往东部无人居住的地区，在那里几十万被流放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卡尔梅克人、伏尔加地区的日耳曼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死于饥饿、寒冷和流行病。
　　1949年8月，我的一位朋友曾在离格鲁吉亚军事公路上的拉尔西城不远的，位于车臣——印古什区（那时已并入格鲁吉亚）山中的阿尔姆基疗养院度假。他在斯托洛沃亚山间偶然发现了一处完全被遗弃的，一半已变成废墟的小山庄。几天以后，他认识了一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他同住一个疗养院的民防部队上校。这位上校坦率地向他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事情，我的朋友记下了这位上校讲述的下述故事：

　　“1943年7月末，我们大家被带到了贝利亚的办公室里。一再强调必须保守秘密之后，他们告诉我们，最近将要采取的行动，并对我们说明了我们的具体任务。我们每个人都被套上了一身某一部队指挥官的军装，并且协同一支部队占据了村庄附近的指定地点。在这里我们奉命同村民们友好相处，用向他们赠送礼品、说奉承话的办法，来取得他们对我们的好感。我们还要和村里有影响的人物发展密切的关系，对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表示非常尊重。简言之，就是要我们尽快地和他们交上朋友，创造条件让他们习惯于村庄附近驻扎红军。大多数车臣人能够不费力地听懂俄语，不过我们还要学习他们的基本语言，了解他们习惯、生活方式、爱好等等。他们都是穆斯林教徒，至今仍实行一夫多妻制，因此他们的妇女处于被动的和毫无生气的地位。在我们奉命同他们一起生活的半年里，上级要求我们这些军官挨家挨户地编写名册，并要弄清离村外出村民的下落。我们奉命为庆祝即将来临的红军节做好准备，村里所有的男人将会得到参加庆祝会的邀请。我们告诉他们，到那一天，车臣人民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将受到承认，他们会收到奖品和由最高统帅部颁发的奖状，等等。我们执行了命令，在村子里一就是这里可以看到的那座——住了半年。1944年2月23日上午八时，我们组织了一个联欢会纪念红军建军节。村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参加庆祝仪式，大会选出了主席团，其中包括丝毫未起疑心的苏维埃主席、地区内务部负责人和地方知名人士，同时还选出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由整个政治局组成的名誉主席团。会议由部队的代表，即由我来主持。演讲开始了，那些在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在会上致了辞。当然，按照穆斯林的习惯，只有男人出席了大会。
　　“十点整，我站了起来，从我军上衣的旁兜里掏出了一个打着封印的信封。我撕下了蜡封，同时宣布说：我即将宣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接下去我就读了。我的听众则目瞪口呆，他们被告知说，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战争期间背叛了祖国，帮助了法西斯分子，如此等等，因此必须将他们流放。
　　“‘抵抗或是企图逃跑是没有用的，’我补充说，‘这所俱乐部已被包围。’然后转向内务部军官和他的副手，命令说：‘我以党的名义命令你们，把他们的枪放在桌子上！’
　　“大厅里爆发了不可名状的混乱，人们向门窗撞去，然而外面机枪在等着他们。在庆祝会进行之中，军队已经用几道警戒线，把这座建筑包围得水泄不通。可以想象，没有任何认真的抵抗（尽管所有在场的人都身穿礼服，佩带短剑或类似武器）。我们毫不费力就缴了他们的械，并将他们分成小组，在森严的警卫下，把他们押送到离这里最近的扎乌基考（奥尔忠尼启则市的前身）火车站，一列配有专门押运囚犯车厢的专列已等候在那里。
　　在我们对付男人的时候，其他人则包围了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把她们也带走了。在另外一个火车站上，她们也被赶进了运货车厢。一列列满载的火车，將她们送往了哈萨克斯坦。一些妇女进行了抵抗，她们不能允许任何人触碰她们。有一个女人飞刀杀死了一个士兵，此外还发生了两起士兵受伤事件。村民们被赶走之后，他们的财产和牲畜（事先就造好了清单人被集中起来运走了。在整个高加索，这些行动是由贝利亚亲自指挥的。”

　　这里还需要讲一讲托洛茨基及其在西方各国的追随者们对战争爆发的反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几年，托洛茨基对苏联抗击国外入侵和干涉的能力持极其悲观的看法。1935年他写道，如果法西斯在欧洲取得胜利，它也同样会征服苏联，因为苏联经不起法西斯的迎头一击。托洛茨基宣称：“没有世界革命，无人能拯救苏联。”[34]
　　战争爆发后，托洛茨基从未能把握战争的本质，他一再教条地重复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口号，坚持认为战争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因此，不仅是德園的，还有英国和法国的革命者，都只能采取反对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的立场。这一立场实质上同斯大林和第三国际领导人所奉行的路线非常相近，最初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不愿意承认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奋起保卫他们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制度，不管这种制度是如何有限，然而这个制度也是人民不懈斗争的成果。
　　1940年8月21日，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了。不过在他临死之前，第四国际非常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别宣言。托洛茨基无疑参加了起草宣言的工作。其内容如下：

　　“本宣言是在德军向巴黎和英吉利海峡挺进，已经打败了荷兰和比利时，以及以压倒优势的兵力粉碎了盟军首次抵抗的时候，由第四国际代表大会予以通过的。在柏林，人们已经急不可待地准备庆祝胜利。而在盟军阵营里，人们则惊恐万状。对我们说，这里不是对战争的下一幕进行战略性的推测的地方，而且也无此必要。
　　形势如此，难道工人阶级不是应该责无旁贷地支持民主制度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吗？只有小资产阶级的各派人物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对这些人来说无产阶级只不过是某一派资产阶级手上的辅助武器。我们为了我们的尊严拒绝这种政策。不错，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确实存在分歧，就如同火车车厢有几种不同的舒适等级一样，但是一旦火车冲向悬崖，那么车厢里的不同舒适程度便失去一切意义了。资本主义的文明目前正向悬崖滑去。腐朽的民主制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希特勒的胜利和他的暴行，引起了全世界工人的痛恨。然而，是否帮助处于弱势但是同样反动的敌人，这一难以调合的分歧分化了人们合理的愤怒。即使胜利者是英、法帝国主义，他们也绝不会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关心人类的命运。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应该去挽救的。工人们要是去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外国的法西斯分子，则促成了法西斯在本国的胜利。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支持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一方反对另一方，而是要我们将整个体系扔下悬崖……。这场战争不是我们的战争。同第二、第三国际的政策相反，第四国际将不把自己的政策立足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运气上，而立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立足于在所有国家推翻统治阶级，立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出于这种观点，战线的转移，大城市的毁灭，领土的占领，某些国家的陷落，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在重建当代社会的道路上的一段悲剧性的插曲而已。”[35]

　　很明显，这种极左的政策是绝对错误的，它不会产生任何好结果。因此毫不奇怪，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们向欧洲工人阶级发出的“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呼吁，没有得到沦陷区工人们的任何响应。与此相反，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终于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度摇摆不定之后，参加了包括为了同一目标而奋斗的资产阶级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统一战线，强烈主张对法西斯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应该说句公道话，当德国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的时候，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最后一期《反对派简讯》中发表了题为《保卫苏联》的呼吁书。呼吁书敦促全世界工人阶级：斯大林毕竟没有将十月革命的成果全部毁灭殆尽，所以工人们仍应该奋起保卫苏联。但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分子又反对与英美建立反希特勒的联盟。

　　“第四国际一次又一次地宣布，苏维埃工人阶级出自本能地懂得：应该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尽管官僚集团背叛了革命，我们应该不顾这种背叛，奋起保卫苏联。我们对苏联的支持是无条件的，不取决于斯大林官僚机构所作出的任何让步。我们将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保卫苏联。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我们的武器就是革命阶级的斗爭。克里姆林宫的帝国主义盟国不是我们的盟国，我们将在每个地方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包括同“民主阵营”的斗争。如果我们去支持英美帝国主义老板，那么这便意味着帮助希特勒去统治德国工人。我们寄希望于革命，对德国工人革命的前途来说，最有利的道路就是把革命斗争扩大到敌人的阵营……。”[36]
　　显然，这一立场是完全不现实的。如果苏联和英国将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斗争，那么这样的斗争怎么会给希恃勒以帮助呢？这个问题，呼吁书的作者们即使借助于那些极左的词藻，也是无法解释的。在当时的新形势下，仍然宣扬俄国内战时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荒谡的，很自然，他们发现在被占领的欧洲几乎没有追随者。为了打垮德国强大的，正向苏联逼进的战争机器，必须同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结成联盟，因此加入有美、英、法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同盟，绝不是犯罪行为，相反这是斯大林政府的一桩值得赞扬的功绩。尽管也不能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集团在苏联也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德国人于1941年到1942年的冬季遭到失败之后，斯大林从战争初期的失常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并变得盲目乐观，他自以为是地预言红军将会迅速取得胜利。他相信，再过几个月战争便能结束，在1942年5月1日的命令中，他要求：“全体红军，争取1942年成为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从希特勒恶棍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一年。”[37]

　　然而，仅仅几周之后，德军便开始了他们的南方攻势，突破了苏军防线并于1942年秋推进到伏尔加河畔，他们占领了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大部，再次重创红军，占领了大片新的领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斯大林才停止号召红军在数月内摧毁法西斯军队，至此才认识到，这场艰苦的战争还要打很长时间。斯大林解释说，他的军队之所以遭到了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在欧洲的第二战场。在某些演说中，他甚至说，如果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便不能继续坚持了。斯大林在1942年11月6日的演说中宣称：“我们的盟国不可能不了解，在法国失败以后，不开辟反对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场，会使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包括盟国自己在内，遭到不好的结局。”[38]
　　尽管1944年夏开辟的第二战场大大加速了最终胜利的到来，但是随着战争的进展，看来苏联似乎没有第二战场的支持，也同样能赢得这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从它开始的第一天起，就具有爱国主义解放战争的特点，人民大众在这场战争中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的得失。然而现在，战争结束了，历史学家们便面对着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为了胜利，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大代价？
　　在战争年代里，斯大林再三地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夸大德军的伤亡，隐瞒苏军的伤亡数字。战争结束数年之后，报刊上曾经公布过一个报告，宣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有两千万人丧生，其中包括军人、平民和战俘。相应的德方数字（包括各战场的），大约为七、八百万人。这样的数字已经十分庞大了。人们可以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在那场战争中俄国一共损失了一百六十六万人，其中包括军人、平民、战俘和负伤死亡人员。因此，甚至根据官方的数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比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高出十一至十二倍之多，尽管在两场战争中投入部队的规模不见得有多大的区别。1917年有一千二百多万人被征召入伍，1916年和1917年战场上军队的人数超过了五百万人。这一数字并不比朱可夫元帅在他回忆录所引证的数字少多少。如1942年末，苏联投入战场的人数为六百多万人。[39]
　　确实，苏联这次所面对的敌人，大约两倍于1914年至1917年沙皇俄国面对的军队。根据斯大林的计算，希特勒于1942年年底在苏德战场上拥有二百四十个师（包括芬兰、意大利和匈牙利师）的兵力。朱可夫提供的更为精确的数字表明：于1942年11月，德国人在苏德战场有二百六十六个师，人数总计达六百二十万。[40]因此，战斗变得更为激烈，特别又因为双方在各自的配置中，都使用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知强大多少倍的火力。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解释苏军如此之高的伤亡率，情况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大林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所犯下的拙劣的错误所致。如果指挥情况不是如此，而是比较胜任的话，那么苏联的军事人员和平民的损失可能只会是实际数字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西方出版物经常夸大死于斯大林恐怖或战争时期的人数。如索尔仁尼琴根据库尔加诺夫教授的统计数字宣布：苏联在恐怖年代里有六千六百万人丧生，其后又在战争中损失了四千四百万人。换句话说，他们宣称1918年至1953年这段时间里，苏联损失了一亿一千万人，其中大多数是男人。用最简单的人口统计学的方法都可以表明，上述的统计数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如果认为这些数字是准确的话，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自1918年至1953年，在苏联没有一个人死于正常死亡。苏联人口统计学家M·马克苏多夫指出，1932年至1949年间有四千二百万人死于各种原因，这一数字是人口死亡估计的最高数字。据马克苏多夫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七百五十万士兵和军官阵亡或因伤死亡，另有大约七百五十万平民，在同一时期战死或牺牲于敌占区的大规模镇压。如果我们再加上战时死于饥荒和流行病的人数，死亡人数可达两千万人左右——即同官方的统计数字相吻合。马克苏多夫的数据表明：约两千二百万至两千三百万牺牲者死于1918年至1953年间的饥荒或镇压活动中。他的数字表明：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里，几乎是半数的男人和四分之一的妇女未尽他们应有的自然寿命。这个数字已经如此地惊人，哪里还有必要象某些流亡国外的人们那样，两倍三倍地夸大这些数字呢？在斯大林时代，我们所失去的人口超过了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失去的人口的总数。马克苏多夫正确地指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暴君，能够用其臣民和他最痛恨的敌人的头颅堆起如此巨大的枯骨白堆。”[41]



[1] 转引自D·普罗埃克特的《侵略与灾难》（莫斯科，1972），第42页。——原注

[2] 萨茨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3]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Никола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4年7月24日——1974年12月6日），生于德维纳河流域的麦德维德卡村（今属阿尔汉格尔斯克科特拉斯区）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参加红海军北德维纳河区舰队。1925年参加联共（布）。1926年从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毕业后在“红色乌克兰”号（Червона Україна）巡洋舰上服役。1932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担任“红色高加索”号（Красный Кавказ）巡洋舰的大副，1934年担任“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舰长。1936年9月，化名“柯利亚”（Kolya），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1月回国后，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39年4月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1947年被撤职。1951年重新担任海军部长。195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12月，因“新罗西斯克”号（Новороссийск）战列舰沉没事件，被免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1956年2月被勒令退役。1974年在莫斯科去世。

[4] 《十月》杂志1968年第8期，第138页。——原注

[5]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Гео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Жуков，1896年12月1日——1974年6月18日），1915年入伍。一战期间两次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内战期间曾参与察里津战役，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1938—1939年任白俄罗斯特种军区副司令。1939—1940年任第33军团司令，参与指挥了诺门坎战役。1940—1941年任基辅军区司令，参与解放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1941年1—7月任红军总参谋长。1942—1945年任红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43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6年3—6月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兼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司令。1946年6月被解除一切职务。1946—1948年任敖德萨军区司令。1948—1953年任乌拉尔军区司令。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53—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57年6月参与镇压了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1957年10月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58年被勒令退休。

[6] 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69）。——原注

[7]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Семё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1895年2月18日——1970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7—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0—1941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9年任南乌拉尔军区司令。1949—1960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1952—197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70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8] 亚历山大·查科夫斯基的小说《在封锁中》，有一部分是根据铁木辛哥的回忆录写成。——原注

[9]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Андрей Антонович Гречко，1903年10月4日——1976年4月26日），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部阵线第12军团司令、第47军团司令、沃罗涅日部队副司令。1945—195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53—1957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东德1953年6月起义。1957—196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7—1967年任苏联第一国防部副部长。1960—1967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67—1976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68年参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在莫斯科逝世。

[10] 《军事史杂志》1966年第6期第12页。——原注

[11] 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vans Salisbury，1908年11月14日——1993年7月5日），美国记者。

[12] 哈里逊·E·索尔兹伯里：《列宁格勒之围》（塞克尔和瓦伯格，伦敦，1969），第199页。——原注

[13] 《斯大林文选》（中文版，1962年8月）第262页。——中译注

[14] 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Яросла́вич Не́вский，1221年5月13日——1263年11月14日），1249—1263年任基辅大公。1252—1263年任弗拉基米尔大公。因在涅瓦河打败瑞典人被称为涅瓦河英雄。对待蒙古征服者时采取怀柔政策，成功保持了俄罗斯的统一。1547年被东正教追封圣徒。1942年7月29日被追封为民族英雄。

[15]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уворов，1730年11月13日——1800年5月6日），俄国军事家。1799年获封为俄罗斯帝国大元帅和神圣罗马帝国陆军元帅。

[16] 谢尔盖乌斯大牧首（Патриарх Сергий，1867年1月11日——1944年5月15日），原名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斯塔戈罗德茨基（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рагоро́дский），俄国神学家。1886年进入神学院。1899年、1901年任彼得堡神学院院长。1901—1905年任扬堡区主教兼圣彼得堡教区副牧首。1905—1917年任芬兰和维堡区大牧首。1911年起担任圣公会大会成员。1913—1915年任圣公会宣教委员会主席。二月革命后，于1917—1918年任全俄地方会议议员兼立宪会议议员。1921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1922年抵制圣公会改革。1924—1934年任下诺夫哥罗德戈尔科夫斯基教区大牧首。1934—1943年任莫斯科科洛姆纳教区大牧首。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公开呼吁信徒投入战斗，并向红军捐款。1943—1944年任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1944年逝世。

[17] 亚历克西斯一世（Патриа́рх Алекси́й I ，1877年10月27日——1970年4月17日），原名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西曼斯基（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има́нский），俄国神学家。1900年进入神学院。1908—1911年任俄罗斯人民联盟图拉支部主席。1913—1921年任诺夫哥罗德季赫道教区副牧首。1921—1922年任扬堡区大牧首兼彼得格勒教区副牧首。1922年抵制圣公会改革，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卡拉干达。1926年回到列宁格勒。1926—1932年任诺夫哥罗德胡廷斯基教区大牧首。1932—1933年任诺夫哥罗德老罗刹教区大牧首。1933—1945年任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教区大牧首。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留守列宁格勒，支持红军。1945—1970年任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1970年逝世。

[18] 尼古拉大牧首（Митрополит Николай，1891年12月31日——1961年12月13日），原名鲍里斯·多罗费耶维奇·雅鲁舍维奇（Бори́с Дорофе́евич Яруше́вич），俄国神学家。1910年进入神学院。参加了一战。1923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22—1940年任彼得霍夫教区大牧首。1927—1928年任列宁格勒教区代理大牧首。1940—1941年任沃伦教区大牧首。1941—1944年任基辅和加利西亚及全乌克兰东正教大牧首。1942年参与了卡廷事件。1944—1960年任克鲁蒂斯基和科洛梅斯基教区大牧首。1946—1960年任莫斯科教区对外关系部主任。1954—1960年任芬兰教区代理大牧首。1960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61年神秘死亡。

[19]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илевский，1895年9月30日—1977年12月5日），1915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总参谋部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红军总参谋长。1942—1945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4—1945年任第3白俄罗斯阵线司令。1946—1948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49—195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0—1953年任苏联战争部长。1953—1956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6—1959年任苏联军事科学部副部长。1957年因病退役。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58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77年逝世。

[20] A·M·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献身的事业》（莫斯科，1974），第126—127页。——中译注

[21]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Щербаков，1901年9月27日——1945年5月10日），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2—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与指导部副主任。1934—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列宁主义文化和宣传部副主任。1934—1936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1935—1936年任苏联中央文化教育部主任。1936—1937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37年6—10月任联共（布）东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37—1938年任联共（布）伊尔库茨克省委第一书记。1938年4—11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顿涅茨克省委第一书记。1938—1945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41—194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书记。1945年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22] 这是三十年代部分地由共青团义务劳动者所建成的公路。——英译注

[23] 古比雪夫是工业重镇，又是伏尔加河上的重要港口，距莫斯科东南约400英里。——英译注

[24] 1812年俄法战争期间，俄军在库图佐夫元帅的统帅下，先撤岀莫斯科，将莫斯科让给拿破仑，之后经积菁力量，进行反击，终于打败了法军。——中译注

[25]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沙库林（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Шахурин，1904年2月25日——1975年7月3日），1925年加入联共（布）。1926年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1938—1939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市委第一书记。1939—1940年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40—1946年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46年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53年获释并平反。1953—1957年任航空工业部第一副部长。1957—195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退休。

[26] 阿尔森尼·格里戈里耶维奇·茨维列夫（Арсен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Зверев，1900年2月18日——1969年7月27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7—1945年、1949—195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8年、1948—1960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0年退休。

[27] 瓦西里·普罗霍洛维奇·波罗宁（Василий Прохорович Пронин，1905年12月25日——1993年10月12日），1925年加入联共（布）。1933—1935年任联共（布）图瓦省委书记。1937—193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列宁格勒区委第一书记。1938—1939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9—1940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40—1944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6—1953年任苏联劳动储备部部长。1953—1957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3—1954年任木材和造纸工业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7年任交通建设部副部长。1957年退休。

[28] 彼得·卢基奇·普罗斯库林（Пётр Лукич Проскурин，1928年1月22日——2001年10月26日），苏联作家、诗人。

[29] P·普罗斯库林：《你的名字》（莫斯科，1977）。——原注

[30]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31]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俄语：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32] 这样的集中营很多，图波列夫就是在集中营里研制出“图—104”喷气式飞机的，请参阅《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一书。——中译注

[33] A·A·弗拉索夫在卫国战争期间为陆军中将，伏尔加方面军第二突击军军长，1942年6月全军被围，向德军投降，并改编了他的部队为希特勒服务。1945年5月他的残余部队在捷克境内被苏军消灭，他本人及其他军官被俘，后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处决了他们。他的部队中有几千人逃散到世界各地，有一大部分人被加拿大收留，他们被称之为“弗拉索夫分子”。加拿大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居民区。——中译注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Власов，1900年9月14日——1946年3月10日），191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内战。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5—11月被派往中国，担任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1940—1941年任第99兵团司令。1941年1—6月任基辅军区第4机械化军团司令。卫国战争爆发后曾参加基辅战役、莫斯科保卫战、鲁班攻势等。1942年在沃尔霍夫被俘，旋即投降纳粹德国。1942—1945年组织了所谓“俄罗斯解放军”，协助纳粹进攻苏联。二战结束后被美军逮捕并被移交给红军。1946年被处决。

[34] 《反对派简讯》第42期（1935年），第5页。——原注

[35] 《反对派简讯》，第84期（1940年），第27—28页。——原注

[36] 《反对派简讯》，第87期（1941年），第3—4页。——原注

[37] 《真理报》，1942年5月1日（《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302页）。——原注

[38] 《真理报》，1942年11月7日（《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315页）。——原注

[39] G·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430页（莫斯科，1969年）。——原注

[40] G·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429页（莫斯科，1969年）。——原注

[41] M·马克苏多夫：《1918年至1958年苏联人口损失》第24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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