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续）（1977）

第七章 战后年代



　　托洛茨基的预言没有成为事实。法西斯德国发动了一场对苏战争，但是尽管德国得到了几乎整个欧洲经济实力的支持，尽管得到了意大利、匈牙利、芬兰、罗马尼亚和西班牙的直接军事援助，以及日本和土耳其的间接军事支持，德国还是无可挽回地战败了。尽管苏联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在战争初期又遭到挫折，然而斯大林的统治也并没有垮台。相反，虽然为取得胜利，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斯大林的威望在国内外却大为提高。战争的胜利，还加强了他插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地位。尽管解散了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几乎在每个地方都有较大的增长。而第四国际的各党派，却仍然处于弱小的、孤立的政治团体的地位。在苏联和红军的支持下，共产党人在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中执掌了政权。战争年代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但苏联在战争的废墟中勇敢地站立起来，并作为一个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而出现于世界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美国的地位，美国成了一个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借助于它庞大的军事机器和对核武器的垄断，美国放弃了从前的孤立主义，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前“列强”国家的经济、政治影响急剧下降的时候，美国转而变成了另一个超级大国。欧洲国家所建立的庞大的殖民帝国，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了。前殖民地则纷纷独立。在这一过程中，独立印度的出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印度之后，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取得了政权。
　　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地位，要求斯大林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然而，斯大林适应战后现实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常常以其不明智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列举了斯大林在同欧洲国家,“第三世界”和美国的关系上，以及同他的最坚定的盟友，许多西方共产党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中所犯的错误。在这里，我还想提出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是他们在战后年代里发展起来的。
　　索尔仁尼琴在他那封著名的“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声称：斯大林自己要为养育了一个死敌——毛泽东的中国——而负责。他说：“我们喂养了毛泽东，我们用毛泽东取代了象蒋介石这样和平的邻居。”然而，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苏联学者和批评家列夫·科别列夫[1]逐条驳斥了这一说法：

　　“毛泽东是由斯大林养大的”这一论断，不但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看法，而且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毛的得势并非因为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而恰恰是因为他没有理会这一政策。从1926年和1927年起，还在斯大林同布哈林联盟的时代，斯大林就曾指示中国共产党（C・C・P・）听命于蒋介石。稍后不久，少数中国斯大林分子指责毛和毛的支持者为“冒险主义”、“游击战术”、“农民民族主义的异端邪说”，并冠以其他异端的罪名。直到1947年至1948年，当国民党的失败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斯大林仍然不信任毛分子。他一贯企图阻止他们的胜利，指责他们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民族主义异端。
　　毛和朱德无视共产国际的指示，于1931年至1933年[2]领导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毛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3]从而取代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当时斯大林正试图通过王明劝说中国共产党人，加入蒋介石大元帅领导下的“抗日联合阵线”。事实上，从日本于1931年强占满洲到1945年，苏联一直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其“和平的邻居”——蒋介石。苏联向他提供了战略设施和武器，派给他军事顾问和战斗机驾驶员。与此同时，对共产党军队（新四军和八路军）和共产党人控制区的帮助，仅限于一般的问候，派少数几个医生和名为“政治”顾问，实则侦察中共领导人活动的情报特务。1945年，苏军占领满洲之后，不允许中共军队进入这一地区。1946年，斯大林在英、美的坚持下，命令苏军迅速撤离满洲，在蒋介石的部分师团已被美国飞机空运到满洲各城市之后，毛才得知这一情况。因此，虽然毛的军队比国民党军队更接近满洲，他们却仅仅抓到了几个苏联老大哥“慷慨”丢下的日本老军械库。为了补偿这一慷慨的“珍贵礼物”，苏军拆除了包括靠近他们“兄弟”党占领区的整个铁路线。1946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用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日美武器初步地装备了他们的军队。而从投降的蒋介石的将军们手里，则得到了大量的苏制大炮和机关枪。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根本就没使斯大林高兴——事实上他反而十分惊恐。那几年恰逢南斯拉夫和苏联发生了麻烦，作为在远东的政治对手，倔强和不可思议的毛，比起铁托和潜在的铁托的仿效者要强大的多和更加危险。因此，在毛分子取得最终的、完全不可逆转的胜利之后，斯大林在大量宣传词藻的掩盖下，在同中国的条约中，塞进了大量对苏联有利的特权，并强化了他对中国东部铁路、[4]新疆，和设在旅顺和大连港口的海军基地的控制……。同时采取措施，在中国军队的所有重要军事基地和部队中，设置了军事顾问。斯大林挑起了朝鲜战争，想让中国卷入一场同美国相抗衡的地区性战争之中，借此削弱中国的力量并加强其对苏联的依赖。而这正是中苏关系史的真相……。”[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去莫斯科就两国之间的未来关系问题进行会谈，而斯大林却尽其所能来拖延这次会谈。斯大林不止一次使毛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虽然他还没有用对待季米特洛夫那样的态度来侮辱毛。斯大林同意给中国人三亿卢布的借款，而不是如他们所要求的三十亿卢布贷款。毛在莫斯科一直住到1949年底。在庆祝斯大林七十岁寿辰的盛大宴会上，毛还发表了演说。然而，人民共和国在最初几年中，从苏联那里得到的仅仅只是些价值不大的帮助。
　　战后的年代里，铁托成了斯大林最为憎恨的人。早在1944年和1945年，斯大林就已感到，铁托所表现出来的过分的独立性正在露头。他从未能迫使铁托从属于他和对他屈服，这就导致了斯大林同南斯拉夫断绝了一切关系。铁托被宣布为“头号敌人”。在斯大林的观念中，“铁托主义”的概念莫名其妙地取代了“托洛茨基主义”。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文件中，以及苏联的宣传中，铁托同时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的仆从”。
　　斯大林曾认真的考虑过从苏联亚美尼亚入侵南斯拉夫的计划，但最后还是没让自己莽撞从事，而是决定在南斯拉夫建立秘密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策划谋害铁托。然而，铁托受到的保护比起1939年和1940年的托洛茨基要严密的多，几乎所有送到南斯拉夫的恐怖分子都被保安部队抓住了。斯大林对自己的内务部和保安部如此无能大为不满，他一再问起贝利亚：“在哪方面受到了阻碍？”——斯大林所问的即是暗杀铁托一事。
　　斯大林死后，在他的书桌里，同威吓斯大林要同他断绝一切关系的列宁的信，以及某些来自党的档案室的其他文件（如第一届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1917年3月至4月召开——的记录稿）一起，还发现了铁托写的一张便条：

　　“斯大林同志，我请您不要再向南斯拉夫派遣意在杀害我的恐怖分子，我们已经抓住了七个人，有一个带着手枪，另一个带着手榴弹，第三个带着炸弹，等等。如果这样的事情还不停止的话，我也将向莫斯科派去一个人，而且可能用不着再派第二个。”

　　1945年，“古拉格”的人数大减，其主要原因是战争期间囚徒的死亡率极高。当然这也是事实，即有一些人在战后立即被释放，那时这些人已经服满了他们五年或八年的刑期，然而却一直继续关在狱中，等待着“战争结束”或“另行通知”。但是很快一列列装运新囚徒的火车又来到了集中营，他们之中有在占领时期和德军合作过的人、弗拉索夫分子，还有先被送到专门“甄别营”的普通犯人，这些普通犯人后来大多数被判了各种徒刑。成千上百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占领国中工作过的苏联公民，在武装押送下被遣送回国并送进了集中营。除那些真正从事武装反对苏军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和立陶宛游击队员外，所有以任何方式同那些民族主义者“合作”过的人们，也被送进了集中营。波罗的海地区、西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地区的迅速的集体化运动，使这些地方的几万个富裕农民家庭被逐出家园，并被送往了东部。1948年至1949年，成千名党的官员，由于同被称为“列宁格勒事件”[6]案件有关而遭逮捕，从而又一次被关进集中營。上千名“世界主义者”也被逮捕，或简言之，犹太人、犹太人文化团体的成员，突然受到指控后便失踪了。许多科学家也遭到镇压，生物学家则首当其冲。在囚徒的案卷中，除人们所熟悉的那类罪名——诸如“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之外，又出现了新的罪名：“宣扬美国的技术”、“宣扬美国的民主”、“崇拜西方”等。那些在1945年到1946年刚被释放的人们，又重新被捕，作为“重犯”再次出现在集中营。战后初期，在国外俄侨居住地的俄国人（内战以后，白俄在国外建立的居民点）发动了一场鼓励人们回到祖国去的特别运动。上千人——多数为白俄的子女和亲属——晌应了这一号召。一些原俄国军官也回来了。可是，他们的新式“苏维埃”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其中大多数人于1949年至1950年以“谍报活动”或“在国外进行反苏活动”等老一套罪名遭到了逮捕。遭到这一命运的人中，有老布尔什维克G·米亚斯尼科夫[7]，他于二十年代初离开了苏联，后来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在法国一家工厂里工作。另外一个人是I·A·克里沃谢因[8]，他曾是法国抵抗运动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获得了苏联公民权，然而两年之后便遭逮捕，并由专门委员会判了十年徒刑。
　　在第二版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曾提到过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战后抓人的浪潮中，被捕的囚徒中间包括了确有自己政治目标的学生小集团的一些成员。从前曾属于这类集团的亚历山大·沃罗涅尔[9]说，早在莫斯科，他就听说过他们有几十个人，而且还亲自认识九名属于不同的反斯大林小组的成员。他们的纲领全部都是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偶然几次，他们还出过打印的公告和草拟过宣言。沃罗涅尔自己由于牵涉到某一个这样的集团，而在那一时期最先遭到逮捕。[10]
　　由于苏联转而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全世界突然开始关注在苏联所发生的事件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对斯大林的专制行为起了一定的抑制性影响。这当然不是说，斯大林对可能成为其对手的人，或对那些不管为了何种理由被他认为是应该反对的人，变得更宽厚了（这些人包括一些名人、各个阶层的人和某些民族主义者）。较之过去，他被迫更经常地求助于秘密的暗杀和伪装的欺骗手段，如杰出的知名演员所罗门·米霍埃尔斯[11]被悄悄的谋杀了。在1949年至1950年，对著名的犹太文化界人士进行的大规模逮捕，大部分就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而从未见诸于报刊。在国外的苏联官方通讯社接到指示，要驳斥有关逮捕犹太作家和演员的“谣言”。那几年，有几位苏联公民访问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完全避开各种官方的或非正式的旅行、会议及记者招待会是不可能的。鲍里斯·波列伏依[12]、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3]、伊里亚·爱伦堡[14]和其余一些人去国外旅行的时候，接到指示，要他们坚决否认任何去苏联进行逮捕的说法。一般来说，他们都以最让人信服的，然而又是最不真诚的方式照办了。他们说：“上帝啊！他是我的邻居。我们每天在一起下国际象棋！”或“几天前我还见过他！”很多人相信了他们，原因很简单：人们很难设想，会有这样深思熟虑的和露骨的谎言存在。事实上也不是每个人都被骗了，如美国歌唱家伟大的保罗·罗伯逊[15]，同犹太共产党员作家伊兹克·费弗[16]是在战争年代里，当费弗作为犹太个人团体的一员访问美国时成为朋友的。罗伯逊一直为费弗和其他犹太作家已遭逮捕的谣传所困扰，并准备为表示抗议而辞去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工作。于是便有人来诱劝他前往莫斯科，并答应安排他与费弗会面。这次会面由于需要作的各种准备工作和将被捕的费弗喂胖，而被推迟了多次。期待已久的晚餐终于在大都市饭店的餐厅里举行了。桌旁在座的有：保罗·罗伯逊、伊兹克·费弗、作为费弗的朋友而岀席晚餐的一位“译员"，以及亚历山大·法捷耶夫[17]。费弗穿戴整洁并出色的扮演了他的角色。罗伯逊对这一骗局毫无所察。晚宴之后，罗伯逊回到了他的旅馆房间，法捷耶夫回了家，而费弗在“译员”的护送下回到了他的囚室。不久，他就和其他的犹太作家和诗人一起被枪决了。那么为什么他会和他的刽子手一起演这出戏呢？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答应改善他和他同事们的条件——正如在通常情况下做的那样，虽然从来没人打算履行过这些诺言。
　　甚至在战前，在许多犹太文化中心受到排挤，大量犹太组织受到压制的时候，斯大林的“反犹太主义”迹象就已很明显了。希特勒则十分满意地注视着这种折磨犹太人的行径。战后，迫害和镇压犹太人的措施，以更为激烈的和严酷的方式重新恢复起来。后来，斯大林提出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试图将全苏联的犹太人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地区。[18]
　　然而需要补充一点：战后斯大林的许多更为兽性的政策，开始受到政治局的某种抵制。某些政治局委员曾非常谨慎地暗示说；如果加强这类镇压措施，则在国际上会产生不利后果。他们知道，当李森科[19]成功地将传统的遗传学在苏联宣布为非法之后，许多杰出的外国科学家已经辞去了他们在科学院的名誉职务。他们也已听说，对犹太人的迫害引起了更广泛的抗议，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这一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甚至那些通常只知道执行斯大林的种种指示的、负责经济工作的部长们，也失去了从前的奴性和热情。某些部长，如I·捷沃西安[20]、A·茨维列夫等人，偶尔还敢于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很清楚：斯大林的许多命令表明了他对国家、各种工业部门、特别是农业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茨维列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向我们提供了几个实例，这些实例说明了斯大林当时是何等惊人地与世隔绝。虽然在战后——在三十年代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农村处于赤贫的状况下，集体农庄庄员和其他农村居民，被毁灭性的苛税的重担所窒息，然而斯大林却认定农民是相当富有的。茨维列夫写道：“有一次，“当斯大林提议增收更多的农业税时：

　　“他甚至指责我，说我对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状况作了错误的汇报。他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告诉我：‘只要每个庄员卖掉一只小鸡，就能使财政部满意。’”
　　“‘不幸的是，斯大林同志，’我回答说：‘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有些庄员即使卖掉一头牛，也交不起税款。’”[21]

　　斯大林感到了这种消极的抵抗情绪，以及他某些最亲近的助手们的越来越大的独立性。毋需说，他逐渐地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他将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置于更为精心的监视之下，鼓励他们相互敌视，并在上层进行了许多重要的人事调动。朱可夫元帅调离了莫斯科，维辛斯基[22]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与此同时莫洛托夫则获得了较高的然而却次要得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位。内务部被分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即克鲁格洛夫[23]为首的内务部（MBH）和阿巴库莫夫[24]为首的国家保安部（MFB）。与此同时贝利亚[25]也调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26]和阿历克谢·库兹涅佐夫[27]被逮捕，然后很快就被枪毙了。斯大林还批准逮捕了莫洛托夫的夫人、卡冈诺维奇的弟弟、米高扬的两个儿子和波斯克列贝舍夫[28]的夫人。赫鲁晓夫被暂时撤掉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仅保留了不很重要的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安德烈·日丹诺夫失宠后不久，这位无所不能的（或直至近日是无所不能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他的别墅里暴卒，年仅五十二岁。他的死给人们留下一些疑点。
　　斯大林加强了他的私人卫队。派去保护斯大林及其别墅的内务部（国家保安部）的部队，改为直属斯大林本人管辖，并被置于斯大林和弗拉西克[29]将军的指挥之下。弗拉西克从1918年起（当时他还是一名普通红军士兵），就负责斯大林的安全工作，如果斯大林命令他逮捕包括贝利亚在内的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的话，那么弗拉西克和他的那伙人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斯大林的疑心与日俱增。二十年代后期，他还喜欢在克里姆林宫花园里散散步，晚上还经常走出去，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蹓跶蹓跶。那时候，虽然街道的照明条件很差，他却并不带多少警卫人员。但是现在，他不再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别墅里了，就算他难得有一次从阿巴特乘车去克里姆林宫，也一定要有一长串官方的车队同行护驾。他害怕坐飞机，一生中只是去出席德黑兰会议时，才坐了一次飞机。他不会游泳，而且怕水，甚至在南方度假的时候，也从未洗过海水浴。当斯大林的专列驶往南方的时候，要对所有其他列车关闭铁路，而内务部的部队要沿整个铁路线每隔一百至一百五十米设岗。斯大林的火车中途从不停车，并且只在白天行驶，也成了一种惯例。
　　我不知道是斯大林本人，还是他的哪位侍从，首先想到建筑一条从莫斯科市中心到斯大林最近的别墅——孔策沃别墅的专线地下铁路。总之，从莫斯科市中心至基辅火车站有两条高度不同的、平行的地铁线路，直至今日，这仍是莫斯科地铁的一个待色。这是因为在1949年决定将现在通往孔策沃的那条高层铁路加长，并决定在较低的位置上铺设一条新的、为莫斯科人用的、带有装饰豪华车站（阿巴特站，斯摩棱斯克站和基辅站）的新线路。斯大林却没能活到可以享用这条专线的那一天。他死后，从加里宁站到基辅站[30]的那条位于高层的地铁线路，因为多余而关闭了。后来晚些时候，因为开始了几个新区（如菲里—孔策沃区）的建设，这条线路又被加长并对公众开放了。
　　可能是在战争年代里，为联络克里姆林宫和诺金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大厦，以及某些莫斯科市中心的其他建筑物（工会大楼和大戏院等），而建造了一些长长的地下铁道。这样，政府成员和上层军事领导人就可以不走上大街，而从一处来到另一处或进入克里姆林宫。当时是内务部的部队而不是斯大林的私人卫队负责这个地下线路的安全工作。这一点使斯大林感到不悦，并引起了他的怀疑。伊萨科夫[31]上将回忆说：

　　“有一次，我们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长长的地下隧道里散步。在每个拐角处，一些警卫人员根据例行的程序，目送每一个经过他们身边的人，直到他们认为这个人进入了下一个警卫哨的目力所及处为止。我本无暇去注意这些事情，但斯大林突然打断了我的思路，用一种痛恨的声调说：‘他们站在这儿看着你……但是他们也可能在任何时候往你背上开一枪’。”[32]

　　斯大林晚年很少生活在莫斯科。在那一时期，他连续几个星期呆在别墅里，并在那里召见他要见的每一个人。谢尔盖·什捷缅科[33]在《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一韦第二卷中，为我们提供了斯大林战后的生活和他周围环境的奇特细节，

　　“斯大林除了在某些正式仪式之后，出席一下专场音乐会或演出之外，一般来说是哪也不去的。在家里，他用收音机或唱机收听音乐，以此来进行自我消遣。新唱片照例要送到他那里，大部分唱片他都要亲自试听，并马上给予评价：“好”、“还行”、“不好”、“无聊”等等。每张唱片他都要亲手登记编号。在他的饭厅里，有一架1945年美国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粗大唱机，旁边放有一个碗柜和一张桌子，里面放唱片。不过这些唱片都是被评价为头两栏里的，其余的都被扔掉了。他还有一架国产的手摇唱机，每当斯大林外出的时候，它便由它的主人亲自从一处带到另一处。”[34]

　　斯大林喜欢打台球，也喜欢看木棒球游戏。虽然他自己并不善长此道，偶然也自己玩玩。在那些日子里，他有大量的时间需要打发。当什捷缅科追述这位年老的独裁者，如何全神贯注地观看木棒球游戏的时候，恻隐之心油然而起。他写道：

　　“离房子（指离莫斯科最近的斯大林别墅，斯大林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不远的地方有几株没有树枝的空心树干，上面有鸟和松鼠筑的巢穴。这是一个文学中才有的鸟类的天堂。在这些空心树干群落的附近，有一个喂鸟用的小桌子，斯大林几乎每天来这里喂他的带翅膀的朋友……。”[35]
　　“在门口左边的阳台角上立着一把铁锹，木头把手已经用的发光。其他的园林工具则放在一个大柜内。斯大林喜欢摆弄种在池塘边的玫瑰花和苹果树。在小暖房里，他还种了几颗柠檬树……在那里甚至还种了西瓜。”[36]

　　我们知道，在那些年代里，国家是怎样被迫忍受着艰难困苦，因此今天读到这种文章的时候，会感到十分怪诞。可是几乎所有的独裁者和暴君总是有一点自己的怪癖。希特勒是个素食者，而且还特别喜欢动物。战争期间，希特勒甚至到前线去的时候，都要随身帶着他所钟爱的狗，并在每天傍晚带着它散步。这一现象激发萨姆伊尔·玛尔沙克[37]为“塔斯社的窗口”展览会的会刊写了首讽刺诗，其最后几行如下：“我不需要羊的鲜血，我需要的是人血。”虽然斯大林不是一个素食者，但这话也适用于斯大林。
　　斯大林在其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决定清肃他最亲近的仆从和助手——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贝利亚等人。他的两位“将军”——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甚至也在清洗之例，这在今天已不是秘密了。很多政治局委员不再被邀往他的别墅，当他们请求看望他的时候，他一连几个月拒绝接见他们。“医生谋杀案”；逮捕国家保安部长阿巴库莫夫；逮捕格鲁吉亚内务部头子；这一些和其他类似的事件均出于斯大林的手笔。其目的不仅是为迫害犹太人，而且还为计划消灭所有在三十年代曾帮助过斯大林摧毁党的那些人作好准备。斯大林打算掀起一个新的恐怖浪潮。象往常一样，斯大林抓紧时机行动，而突然的死亡打断了他。
　　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我已描述了斯大林之死和其葬礼的情况。在他死后几个月，一种斯大林是被谋杀的说法，在格鲁吉亚某些最虔诚的崇拜者中间开始广为流传。这些谣传部分地出自不久前还在斯大林卫队或“服务处”工作的人之口；其他的讲法则是由他的儿子，突然间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和影响的瓦西里所传播的。
　　所有这些谣传都是胡编的，甚至是离奇的。如有谣传说，贝利亚带给斯大林一瓶他所喜欢的格鲁吉亚葡萄酒——金兹马拉鲁里，在这瓶酒里贝利亚放入了特制的升血压药物。斯大林和贝利亚一起饮了几杯酒后，血压本来就低的贝利亚状态良好的回家了，然而患有高血压的斯大林则在夜里或是第二天早上患了中风，并差不多立刻就死了。另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其实死于3月1日或2日，但有二十四小时之久，无人敢进他的带钢筋混凝土大门的房间。后来据说赫鲁晓夫在花园里架了个梯子爬了上去，试图通过百叶窗窥视一下位于别墅二楼的卧室，但是什么也没看到。最后政治局委员们用撬棍撬开了房门，这才发现斯大林躺在地上，而且已经失去了知觉。毋需说，对这类言过其实的故事，用不着认真对待。
　　然而，最近有一位西方作家，收集了所有他所能找到的有关斯大林之死的文章，将它们捏合在一起，搞了一部类似犯罪惊险小说一样的东西。我指的是阿夫托尔汉诺夫的《斯大林死之谜》[38]一书。他的大多数理论和主张是如此远离大家所确认的事实，以至于在这里去反驳它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只简单地考察一下他的论断。
　　阿夫托尔汉诺夫声称，于1953年初，斯大林“尽管已年过七十三岁，但在外观上却是个完全健康的人。”[39]这当然不是事实。斯大林从前的秘书巴扎诺夫，在我们于第二章所提到过的那本回忆录中写道：“他过的完全是案牍生活，他的生活方式是极其有害的。他从不进行任何活动，抽烟斗、喝酒，尤嗜卡赫提安酒。在他进行统治的后半期，每一个晚上他都同他那一伙政治局委员们在桌旁的吃喝中度过。过着这样的生活，他能幸存到七十三岁是个奇迹。”[40]事实上斯大林从不知道，早在1933年底或1934年初，他便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他的左胸感到剧痛，呼吸也感到困难。斯大林的病症是由于其有害的生活方式，特别因为抽烟而引起的。在那几个月中，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是如此地糟糕，以至于政治局认为有必要指定一位大家都能接受的接班人（基洛夫）。最后斯大林虽然不是全部，但还算是恢复了健康。不过他仍患有高血压并一再发作心绞痛。1948年底，他同疾病进行了特别长久和严峻的搏斗。人们认为：战争期间巨大的压力，以及抽烟过度是引起这场大病的原因。他几乎病了六个月，而他的医生们则为这场疾病的前景着实担心了一番。他七十岁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病魔缠身的人。在祝贺他七十寿辰庆典上，斯大林默默地坐着，倾听着人们对他的喝采。在这之后，他都没站起来作丁个短短的发言以示感谢。人们在评论斯大林当时这一行为时，曾作过不同的、相互矛盾的解释。然而，事实是斯大林尚未从1949年12月的重病中完全恢复过来。在那段时间里，他很少发表演说。最大的可能是，斯大林的病况不允许他对贺词进行答谢。斯大林未能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冗长的总结报告，而将这一任务委托给马林科夫去做，自己仅限于作了一个短短的总结发言，其原因之一也是斯大林的健康状况不好。斯大林在其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因高血压发作而多次患病，经常性的头痛也折磨着他。虽然如此，他却顽固地拒绝系统的医疗，甚至拒绝进行全面的检查。索尔仁尼琴同阿夫托尔汉诺夫的看法大相径庭。他在《第一圈》一书中为我们描述了年逾七旬的斯大林。他写道：

　　“虽然他害怕承认这一点，但他已注意到自己的健康情况愈下。他记忆力衰退，常常感到恶心。虽然身上哪儿也不痛，但有时一连几小时都觉得可怕的虚弱，而不得不卧床休息。然而即便是睡觉也不能解除这种虚弱感：他起床时和上床时一样地感到瘫软无力，并且觉得行动困难。
　　他感到头的左半部有一重物在往下坠。他失去了思维的连续性，目光浑浊地环视着房间，辨不出墙壁的远近。
　　他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老人。谁都不喜欢他。他自己则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需要。当他感到记忆力在减退，智力在衰朽的时候，一种无望的恐惧战胜了他。孤独感象瘫痪症一样蔓延到了他的全身，死亡已经向他伸出了双手，然而他却不相信这点。”[41]

　　无疑，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年老的独裁者的形象，比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完全健康的人”更为接近事实。
　　阿夫托尔汉诺夫试图表明：斯大林于1952年实际上已失去了权力，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则掌握了大权。阿夫托尔汉诺夫声称：自从这两位“狼狈为奸的同志”控制了党和内务部——国家保安部的机构之后，他们便无视斯大林的意见，甚至违背其意愿。据阿夫托尔汉诺夫说：由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这件事，没有征得斯大林的同意；而且是违反他的意愿的。他坚持认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根本没有同斯大林商量，便草拟了一个未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42]委员的名单。名单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髙扬。然而当时斯大林已决定将这些人踢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另外阿夫托尔汉诺夫还宣称：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党的领袖职务，而这个辞呈则被接受了。[43]
　　所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杜撰的，斯大林尽管年事已高，心力衰退，但是在1952年他仍牢牢地把握着所有主要的权力杠杆。他周围的那些人——包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每次召见他们的时候，都怀有一种恐惧感，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这种召见将以什么而告终。斯大林的行为如同过去一样粗暴。如：他轻蔑的将他们所有的人称为“瞎猫崽子”，似乎是为了检验他们的“忠诚”，斯大林还搞过不少拙劣的恶作剧。在他别墅里举行的冗长的“宴会”上，他常常故意地将他们灌得酩酊大醉。米洛万·吉拉斯[44]在《同斯大林谈话》一书中，以及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在《仅仅一年》一书中，都生动地描绘了这类“宴会”。斯大林晚间的客人们——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们，往往会发现自己坐在了事先偷偷放在椅子上的西红柿或者一块点心上，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们会被推进池塘里，而且经常受到令人难堪的对待。在克里姆林宫放映新片时——所有新电影在发行前都要由斯大林亲自过目——他会突然站起来，离开放映室。斯大林这一举动被视为是不高兴的表示，莫洛托夫便命令影片立即停放。可是，政治局委员也好，导演或剧作家（是他告诉我这一故事的）也好，却都不敢擅自离开放映厅。几分钟之后，斯大林回来了，他当众扣着裤子扣，问道：“怎么停了？继续演啊！”这是一次典型的测试其仆从忠诚与否的“斯大林式试验”。斯大林经常喜欢以粗暴的态度，甚至带有明显蔑视的态度对待其下属。他通常在半夜打电话给某位部长或地区党委书记，听到对方回答之后，便发表几句含糊不清的意见，然后不表示感谢，不说一声再见，甚至不顾已经开始的谈话，而突然挂断电话。电话线另一端的人则被留在惊恐和迷惑不解的状态中。例外是很罕见的。甚至在今天，某些原斯大林的密友们，在回忆起这种例外的时候，都毫不掩饰其洋洋自得的心情。原财政部长茨维列夫就曾记述过一次同斯大林的电话谈话，他写道;“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说了句‘再见’。这是极不寻常的。在通常情况下，他都是将电话一挂了事。”[45]
　　确实，甚至在十九大之前，斯大林的粗暴、无礼已超出了他通常的界限。有几次他说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是英国特务。他还告诉过法捷耶夫：作家爱伦堡和巴甫连科是特务。此外，紧接苏共十九大之后召开的有关组织问题的第一届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借口年事已高，突然出人意外地请求解除他的职务。然而在对这位领袖低三下四的崇拜气氛中举行的这届全会，拒绝接受斯大林的辞呈（同阿夫托尔汉诺夫的断言相反）。当斯大林宣布他希望离职“休息”的时候，中央委员们对此的反应是：在会议厅的各个角落里大吵大嚷起来。他们哭喊着“敬爱的斯大林”“我们生身的父亲”等等。坐在前排的中央委员们则跪倒在他面前哀求斯大林不要离开他的岗位。斯大林“答应”继续留任，同时对某些老政治局委员们表示了不满。然而，草拟中央主席团候选人人选的，不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而是斯大林本人。在这个名单中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前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在他批评性的讲话中刚才提过的那些人），另外还包括了不少直至当时在党内还没有什么影响的人。这个扩大的主席团显然是因为斯大林准备更换其身边的仆从们而产生的。
　　阿夫托尔汉诺夫对有关斯大林之死的问题发表过不少看法，他向他的读者们提供了斯大林是如何被贝利亚用慢性毒药谋害的说法。然而为了“客观”起见，他也曾引述过据说是由爱伦堡告诉萨特[46]的故事；于1953年3月1日，卡冈诺维奇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言，要求成立一个对“医生谋杀案”进行客观调查的专门委员会，并要求撤销将犹太人放逐到苏联边远她区的斯大林的命令。卡冈诺维奇得到除贝利亚之外所有老政治局委员们的支持。这一统一行动向斯大林表明，一个针对他的阴谋已经形成。失去自制的斯大林用粗话破口大骂起来，以严厉的惩罚相威胁。然而他们早已料到了斯大林的这种反应，并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米高扬告诉暴怒的斯大林：“如果在半小时之内，我们不能作为自由人走出这所建筑物的话，军队便会占领克里姆林宫。”作此宣布之后，贝利亚改变了立场，并加入了多数人的行列。
　　贝利亚的背叛是对斯大林的最后一击，他的情绪完全失去了平衡。更有甚者，卡冈诺维奇当着斯大林的面，撕碎了他的中央主席团委员证件，并将碎片扔到了斯大林脸上。斯大林尚未来得及将克里姆林宫卫队召来，便中风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直到3月2日上午六时，医生们才终于被准许进入这个房间。[47]
　　可是，阿夫托尔汉诺夫对上述这个故事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由贝利亚用下毒或其他方式杀害的。他在他那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如果说，所有斯大林的最后一届政治局委员们，已经死于或能指望死于正常死亡，那么他们只应该感谢他们所杀死的那个人：贝利亚。事实上，比第一次甚至更要可怕的第二次‘大恐怖’没有出现，成千上万的人从契卡分子的枪弹下，几百万人从集中营中被解救了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全国大概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贝利亚。虽然这一切并不是他的目的，这种贡献也并非出自他的本意……然而象他那样作常了解斯大林的人，象他那样熟知他前任命运的人，对斯大林是不可能抱有任何幻想的。问题很清楚：斯大林可能会要他的脑袋，而贝利亚除非成为第一个打击对象，不然他也决不会采取拯救自己的行动。因此，他策划了这个艰巨然而执行得十分出色的反斯大林的阴谋。他证明了：甚至是斯大林自认为无敌的政治谋杀艺术技巧，也是可以被超越的。”[48]

　　虽然阿夫托尔汉诺夫在其书的后三百页中，企图证实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然而他甚至未能成功地作出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他所讲述的爱伦堡的故事中，也存在不少令人难于相信的情节。米高扬也好，卡冈诺维奇也好，是不可能有上述那种举动的。我无法知道爱伦堡对萨特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在（1956年9月1日，阿夫托尔汉诺夫所引证的）《世界报》上到底公布过些什么。可是，在我于1965年到1966年撰写《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时候，曾几度遇见过爱伦堡，他曾详细地给我讲过所有他知道的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天的情况。据爱伦堡说：放逐犹太人的计划于1952年底至1953年初开始付诸实施。在东部某地临时性简易房屋已经建造完毕。在正式开始移民之前，原打算还公布一个由犹太知识界最知名人士所签署的“致犹太人民呼吁书”，号召所有的苏联犹太人服从苏联政府的决定。爱伦堡当时断然拒绝在真理报上（国家监察部长，中央委员列夫·梅赫利斯和杰出的历史学家萨克·明茨[49]已签了字）的“呼吁书”文本上签字。后来爱伦堡为此而十分自豪。梅赫利斯派人请来了爱伦堡，并花了许多时间劝他签字，然而当利诱与威胁都告无效以后，他便走向保险柜，从中取出了带有斯大林亲手批语的“呼吁书”草本，并问道：“你知道这是谁的笔迹吗？”可是甚至在这以后，爱伦堡仍然拒绝在呼吁书上签字。爱伦堡回家后，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报复到来，然而不久之后，他便发现在主席团内部对这一计划也存在着不少反对意见，而斯大林则未能使他的计划得到中央委员会或中央主席团的正式批准。斯大林无疑对此极为生气。但是爱伦堡从未听说过有任何由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一个亚美尼亚的犹太人）为首的，有军队参加的反斯大林阴谋。实际上，这个身患高血压的人，对中央主席团某些人“图谋不轨”的行为勃然大怒，这很可能是导致他得了脑溢血的真正原因。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首脑或党的领袖（在这方面苏联当然并非是唯一的），能指望自己不处于“有压力的情况下”——一种时髦的说法——而生活；也没有道理认为，斯大林不是由于疾病和年龄的正常原因而死亡。在一份由卫生部长A·特列季亚科夫[50]，克里姆林宫医务首脑I·库泊林和一大批重要的内科医生所签署的斯大林死亡原因报告书中写道：

　　“死后进行的生理解剖表明，在大脑的左半部出现了大面积溢血。溢血使大脑的一个重要部位完全损坏了，并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呼吸和血液循环紊乱。除脑溢血外，左心室实质性肥大，心肌、胃、肠粘膜也大面积出血。另有血管的动脉硬化病变，尤其是脑血管的硬化。这些都是慢性的高血压所致。病理解剖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斯大林的医生们所做的诊断，解剖结果说明，最初发生的脑溢血决定了斯大林所患疾病的特性。但是，所采用的所有应急措施都未能得到积极的效果，也未能避免最后的不幸结局。”[51]

　　没有理由认为这份医学报告是不真实的。
　　关于斯大林，托洛茨基于1937年写道：

　　“斯大林绝不是什么天才。如果我们所理解的天才，是一种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与相互关联中理解它的能力，那么斯大林就连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也没有理解（但是他并没有发疯。在热月的顶峰上，他开始相信自己是权力的源泉）……从人格的角度上，人们甚至无法将斯大林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进行比较。不管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如何没有价值，作为这种反动学说的两位意大利式和德国式的成功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首创性，唤起了群众，并追随了群众选择的道路。斯大林则与此毫无共同之处。他从政党机构中产生，并且一直不能脱离它。斯大林与群众毫无接触，还不如那个政党可以做到的那样……。但是这种解释绝无替斯大林开脱罪责之意……相反，他的罪行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任何一位严肃的革命者都不会想到使用恐怖手段。斯大林主义将历史地被群众革命的胜利所推翻，只有这样，才会出现现实的和道义上的圆满结果。这种结果是必然的，斯大林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人物而离开舞台。”[52]

　　但是托洛茨基错了，他的希望全是幻想。斯大林并没有完全依靠恐怖手段，他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所以根本不会有新的群众革命。由于受到有效的狡诈宣传的欺骗，人民曾给过斯大林“为人民服务”的荣誉，甚至还称他作出了其实是完全编造的“贡献”。如果法国作家埃马纽尔·德·阿斯蒂耶[53]的话是可信的，那么就连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也不同意他父亲的说法，他写道：“人们不应该为选择与朱加什维利进行斗争所需要的战术和手段而烦心。一个暴君必然要象暴君那样倒台。”[54]
　　但是，在否认存在反斯大林的阴谋的同时，我并不认为这种方法在原则上是不可取的。暴君和专制者，篡位者和政治罪犯，都应受到比历史的法庭给予的更多的处罚。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托马斯·杰斐逊[55]，于十八世纪末在一封信里写道：

　　“国家的自由得以保存，只是由于统治者们一再被警告：人民中存在着反抗情绪……。一两个世纪来的那些牺牲意味着什么呢？自由之树只能一遍遍地以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培育——这是它的天然养料。”[56]



[1] 列夫·季诺维耶维奇·科别列夫（Лев Зино́вьевич Кобелев，1912年3月27日——1997年6月18日），苏联文学评论家、持不同政见者。1929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被捕。1938年起在莫斯科哲学、历史和文化研究所工作。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参加红军。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9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6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1968年因公开反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出党。1977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80年流亡德国。1981年被吊销国籍。1990年恢复苏联国籍。1997年在科隆逝世。

[2] 原文如此，恐系作者之误，应为1934年至1935年。——中译注

[3] 原文如此，恐系作者之误。毛泽东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主席。——中译注

[4] 即中东铁路，解放后改名为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由俄国建于1905年。——中译注

[5] 列夫·科别列夫：《只有真理才能战胜谎言》未发表的手稿〔这篇文章最近发表于英文《地下出版物Register》第一期上（伦敦，梅林出版社，1977），罗伊·麦德维杰夫主编〕。——英译注

[6] 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首脑安德烈·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死后，他那些最亲近的合作者们，被各种指控和判决逐出了他们原先的岗位。——英译注

[7] 加布里埃尔·伊里奇·米亚斯尼科夫（Гавриил Ильич Мясников，1889年2月25日——1945年11月16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918—1919年任彼尔姆契卡副主席，参与处决了米哈伊尔大公。1919—1920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副主席。1920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主席。1920年起是工人反对派。1921年提出“出版自由”主张并与列宁争论。1922年2月被开除出党。1923年被派驻到苏俄驻德国贸易代表团，在此期间与德共左派领导人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联系，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取得联系，并发表了“工人团宣言”，成立了“俄国共产党工人团”，其后被召回国内并被监禁。1927年被流放到埃里温。1928年11月逃离苏联，相继流亡伊朗、土耳其和法国。1944年12月回国。1945年1月17日被捕，11月16日遇害。2001年平反。

[8] 伊戈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里沃谢因（Игорь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ривошеин，1899年2月22日——1987年8月8日），1916年入伍。二月革命后被捕，后获释，反对布尔什维克。1919年参加白军。1920年经克里米亚流亡法国。在法国期间参加流亡白军活动。二战爆发后持反法西斯立场。1941年被捕，获释后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1944年被捕并被判处终身监禁。1945年获释，并获解放勋章，随后返回苏联。1947年被捕并被遣送回法国，随即被法国政府遣送回苏联。194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4年获释。1974年回法国定居。1987年逝世。

[9]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沃罗涅尔（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оронель，1931年9月30日—— ），苏联犹太裔科学家。1946年因秘密散发反斯大林主义传单而被捕。1955年以后在大学任教。1972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监视居住。1974年移居以色列。

[10] A·沃罗涅尔：《令人心惊胆战的关切》，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11] 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Соломо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хоэлс，1890年3月4日——1948年1月12日），苏联犹太裔表演艺术家。1919年起开始在犹太剧院演出。1942年发起成立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并担任主席。1944年向斯大林要求在克里米亚实行犹太人自治。1948年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被格别乌暗杀。

[12]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列伏依（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евой，1908年3月4日——1981年7月12日），苏联作家、编剧、记者。1926年起开始担任新闻记者。卫国战争期间担任战地记者。1945—1946年期间代表《真理报》参加纽伦堡审判。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1年任欧洲文化学会副主席。1961—1981年任《青年》杂志主编。1967—198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1969—1981年任苏联和平基金会董事会主席。1981年逝世。

[13]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имонов，1915年11月15日——1979年8月28日），苏联作家、诗人、编剧、记者。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61年、1976—197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14] 伊里亚·格里哥里耶维奇·爱伦堡（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Эренбург，1891年1月14日——1967年8月31日），苏联作家。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8年流亡法国后脱离革命活动，专心从事写作。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后曾在苏维埃政府任职。1921年后以苏联报刊记者的身份长期旅居国外。1936年曾参与对西班牙革命和内战的报导。1939年在法国被捕，后获释返回苏联。1941年参与对卫国战争的报导。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斯大林死后成为“解冻文学”代表人物。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15] 保罗·勒鲁瓦·罗伯逊（Paul Leroy Robeson，1898年4月9日——1976年1月23日），美国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律师。1925—1961年期间录制并发行了约276首歌曲。1934年曾访问苏联。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共和军。抗日战争期间支持中国，并于1941年在华盛顿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二战后支持工会主义。1950年被联邦调查局（FBI）打入黑名单。1952年获国际斯大林奖。1956年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1958年解禁复出。1961年罹患躁郁症。1963年短暂参与民权运动。1968年退休。1976年逝世。

[16] 伊兹克·所罗门诺维奇·费弗（Исаак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Фефер，1900年9月10日——1952年8月12日），苏联犹太裔诗人、作家。191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17年加入崩得。1919年加入红军。1942年加入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1945—1948年任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书记。1948年被捕。1952年遇害。1955年平反。

[17]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Фаде́ев，1901年12月11日——1956年5月13日），苏联作家、战地记者。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9年参加红色游击队。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26年起担任“拉普”领导人。1934—1939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4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1939—195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1—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年出版其代表作《青年近卫军》。1946—1954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兼理事会主席。1949年参与了“反世界主义”运动。1950—1956年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1954—1956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56年反对赫鲁晓夫“解冻”，受到严厉批判，2—5月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5月13日自杀身亡。

[18] 最近十几年出版的各种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斯止林的反犹太人的详情。如：《关于俄国犹太人》第2卷（纽约，1938年）；《俄国的反犹主义与犹太人》（伦敦，1958）；《时代与我们》（特拉维夫岀版的流亡者杂志）；《苏联犹太人》（地下出版物，某些文章曾在国外发表）。——原注

[19]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1898年9月29日——1976年11月20日），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绰号“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李森科学派领导人。他主张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反对基于基因的遗传学。30年代起借用政治手段迫害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沉重打击了苏联科学界。1937—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1940—1965年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1965年被解职下台。

[20] 伊万·费多洛维奇·捷沃西安（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Тевосян，1901年12月22日——1958年3月30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9年任俄共（布）巴库地下市委书记。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6—1939年任第一副国防工业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造船业人民委员。1940—1948年任黑色冶金部长。1948—1949年、1953—1954年任冶金工业部长。1949—1953年、1953—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1953年任亚铁冶金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1958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58年逝世。

[21] A·茨维列夫：《部长札记》（莫斯科，1973）第244页。——原注

[22] 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

[23]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Серге́й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Кругло́в，1907年9月19日——1977年7月6日），1924年起参加工作。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专员。1939—1941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1年2—7月任第一副内政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1943—1945年任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1945—1953年任内政部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6—1957年任电厂建设部副部长。1957—1958年任基洛夫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60年被开除出党。1977年因车祸身亡。

[24]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Виктор Семёнович Абакумов，1908年4月24日——1954年12月19日），生于莫斯科一个工人家庭。1922年参加红军，1923年退伍。1932年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1941年担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同年7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行动部部长，1943年担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局长。1946年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因卷入“医生案件”而被捕，1954年12月被处决。

[25] 原内务部长。——中译注

[26]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1903年11月18日——1950年10月1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和俄共（布）。1934—1939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兼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1年、1942—194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4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因“列宁格勒案件”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

[27]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5年2月7日——1950年10月1日），1925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194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9年2—12月任苏共中央远东局书记。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88年恢复党籍。

[28]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скрёбышев，1891年8月7日——1965年1月3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俄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22—1923年任斯大林的秘书。1930—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二部门主管。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书记。1953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6年退休。

[29] 尼古拉·西多洛维奇·弗拉西克（Николай Сидорович Власик，1896年5月22日——1967年6月18日），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内战期间参加了察里津战役。1919年加入契卡。1927年起成为斯大林安保负责人。1946—1952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安全总局局长。1952年12月因“医生谋杀案”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3年被判处10年徒刑，后改判5年徒刑。1956年被特赦。1967年逝世。2000年完全平反。

[30] 以上提到的阿巴特、斯摩棱斯克、基辅、加里宁等站均为莫斯科市的地铁车站。——中译注

[31]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伊萨科夫（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Иса́ков，1894年8月22日——1967年10月11日），1914年入伍，参加了一战。1918年加入红海军。1933—1935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参谋长。1935年因在演习中出现事故导致士兵身亡，被解除一切职务。1937年1—8月重新担任波罗的海舰队参谋长。1937—1938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1937—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39年任副海军人民委员兼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院长。1939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6年任第一副海军人民委员，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2年任海军主要海军参谋长。1942年4—8月任北高加索阵线副总司令。1942年8—10月任跨高加索阵线副总司令。1942年10月在图阿普谢被德军炸成重伤，经截肢后于1945年回到海军服役。1946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947—1950年任海军副总司令。1950年退休。1954—1955年任副海军部长兼国防部技术委员会主席。1955年授海军上将军衔。1958—1967年任苏联海军总督察。1967年逝世。

[32] I·S·伊萨科夫：《回忆散记》，未发表的手稿。——原注

[33]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Сергей Матвеевич Штеменко，1907年4月20日——1976年4月23日），1926年加入红军。1930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总参谋部行动局第一副局长。1948—1952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1950—1952年任苏联战争部长。1952—1953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参谋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年3—7月任总参谋部副主任。1953—1956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1958—1961年任伏尔加河军区第一副司令。1961—1962年任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1962—1964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第一副总司令。1968—1976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76年逝世。

[34] S·M·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卷（莫斯科，1974），第39—40页。——原注

[35] S·M·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卷（莫斯科，1974），第40页。——原注

[36] S·M·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卷，第389页。——原注

[37] 萨姆伊尔·雅科夫列维奇·玛尔沙克（Самуил Яковлевич Маршак，1887年10月22日——1964年7月4日），苏联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38] A·阿夫托尔汉诺夫：《斯大林死之谜》（法兰克福·美因，1976年）。——原注

[39] A·阿夫托尔汉诺夫：《斯大林死之谜》第197页。——原注

[40] 《大陆》第9期（1976年）第379页。——原注

[41]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第91、120页。——原注

[42] 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1952年10月），政治局被重新改组并更名为苏共中央主席团。——英译注

[43] A·阿夫托尔汉诺夫：《斯大林死之谜》，第161页。——原注

[44] 米洛万·吉拉斯（ Милован Ђилас，1911年6月4日——1995年4月20日），1933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7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1940年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南斯拉夫沦陷后同铁托等人一道组织地下游击队。1945年3—4月任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黑山部长。1946—1953年任南斯拉夫不管部长。1953—1954年任南斯拉夫副总理兼国民议会主席。1954年因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一党制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退党。1956年11月因支持匈牙利革命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57年出版代表作《新阶级》，并因此延长7年刑期。1961年获释。1962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66年获大赦出狱。1995年逝世。

[45] A·茨维列夫：《部长札记》（莫斯科1973）第246页。——原注

[46]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

[47] A·阿夫托尔汉诺夫：《斯大林死之谜》第226—227页。——原注

[48] 《斯大林死之谜》第1—2页。——原注

[49] 艾萨克·伊萨雷维奇·明茨（Исаак Израилевич Минц，1896年1月22日——1991年4月5日），苏联历史学家。

[50] 安德烈·费多洛维奇·特列季亚科夫（Андрей Фёдорович Третьяков，1905年8月19日——1966年5月22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1946—1948年任苏联医疗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任苏联卫生部长。1965年退休。1966年逝世。

[51] 见1953年3月7日《消息报》。——原注

[52] L·托洛茨基：《斯大林的罪行》（苏黎世1937年），第14、110、114页。——原注

[53] 埃马纽尔·德·阿斯蒂耶·德·拉·维格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1900年1月6日——1969年6月12日），法国作家、记者。1919年入伍。1924年复员，开始担任记者。1940年法国沦陷后坚持地下斗争。1941年参加“自由法国运动”。1943—1944年任“自由法国”内政专员。1944年6—9月任第四共和国临时政府内政部长。1945—1958年任议会议员。1954年反对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6年公开抨击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1957年反对法国签署《罗马条约》。1958年以后转向左翼戴高乐派。1969年逝世。

[54] 埃马纽尔·德·阿斯蒂耶：《论斯大林》（贝隆，巴黎 ，1961年）。——原注

[55]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美国独立运动领导人。1769—1773年任弗吉尼亚议会议员。1773年起公开参与反英斗争。1776年参与起草了《美国独立宣言》。1776—1779年任弗吉尼亚州代表议会议员。1779—1781年任弗吉尼亚州州长。1785—1789年任美国驻法国大使。1789—1793年任美国第一任国务卿。1796—1800年任美国副总统。1801—1809年任美国总统。

[56] 索尔·K·佩多沃：《杰斐逊》第156页（伦敦，乔纳森角，1942年）。——原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